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传 282页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金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十九世纪后半期瑞典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被人们称为“炸药大王”的艾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AlfredBernhardNobel，生于1833年）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病逝，他以发明和制造炸药而致巨富，终身未娶，并无子阑。临死前，这位与炸药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发明家立下遗瞩，将他总数价值为三千三百万瑞典克朗的财产除少数馈赠亲友外，其余均留作基金，用每年的利息作为奖金，来奖励世界上在科学、文学和和平事业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这就是诺贝尔奖金（NobelPrizc）的由来。诺贝尔奖金由瑞典政府指定的诺贝尔基金会负责管理，共分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五项（一九六九年起增设一项经济奖），除和平奖由挪威议会评定之外，其他各项均由瑞典有关的学术机构评定。从一九○一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十月公布获奖者名单，十二月十日，即在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授奖典礼。诺贝尔文学奖金由瑞典文学院所属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负责评定，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为终身职务，自一九○一年以来，除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一九三五、一九四○至一九四三这些年份因故未颁发外，至一九八三年共颁发了七十六次，获奖作家八十人（其中有四次获奖作家均为两人）；奖金的评选原则为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提出的：文学奖必须授予“曾经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一、奖金的政治立场诺贝尔文学奖金一向被视为整个世界最重要的一项文学奖，同美国的普利策奖金、法国的龚古尔奖金和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金相比，它的地位一直是遥遥领先的。然而，由于这项奖金的评选权完全掌握在极少数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手中，往往带有某种不言而喻的偏见，因而从思想体系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先从获奖作家的分布来看。我们若将迄今为止的八十位获奖作家按国籍排列一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统计数字（表内的①②③为某一国家获奖作家数目多少的名次）：①法国12②美国9③英国8④瑞典7⑤德国（包括联邦德国）6⑥意大利5⑦西班牙4⑧苏联3挪威3爱尔兰3⑨瑞士2丹麦2希腊2波兰2 智利2⑩芬兰1冰岛1比利时1南斯拉夫1以色列1日本1印度1澳大利亚1危地马拉1哥伦比亚1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获奖作家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亚洲的只两名，非洲没有，极大多数都集中于欧美各国，除东道国瑞典以外，占前五名的是法、美、英、德、意这五个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加起来共有四十名，占获奖作家总数的50%。再从获奖作家的个人声望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中有许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没有能够获得这一荣誉，例如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哈代、挪威的易卜生、苏联的高尔基、美国的德莱塞、日本的夏目漱石等，他们并不是没有资格获得这项奖金，而是被西方资产阶级顽固的阶级偏见所扼煞了。中国作家至今一个也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金，同样是由于这种偏见所造成。相反，有一些并没有出色成就的作家，却由干某些原因，譬如政治、人事关系等等而获奖，如索尔仁尼律、圣一约翰·拜斯，更少数的是不应该获奖的却不知什么原因而给了，如琅尔·巴克（赛珍珠）。同时，奖金在对授奖作家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也表现出矛盾性和摇摆性。例如，他们在一个时期里，把奖金授给了拉克司奈斯、聂鲁达、安德里奇、阿斯图里亚斯这样一些进步的国际和平战士、第三世界的杰出作家代表（他们都是在五十年代未至七十年代初获奖的），但在这些作家获奖先后，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又把奖金给了象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津这样一些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作家。当然，从奖金的历史渊源来看，当年赛珍珠、纪德的获奖与素尔仁尼津的获奖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奖金委员会在索尔仁尼津获奖时所曾经坦率地表白过的：“我们是在一个人遇到了困难和危险时帮助了他。”由于这种明显的不公正，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曾多次遭到世界公众舆论的抨击，据说，他们在托尔斯泰生前曾几次以不符合“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一原则为理由，否定这位伟大作家获奖，之后，曾收到数以千计的抗议信。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在生前就对诺贝尔文学奖金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此外，奖金还授给了少数儿位非文学类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因为按照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解释，只要能写出“有理想倾向的作品”，即使是非文学类的著作也可以列入获奖范围。这一观点的产生显然是出于一种政治上、哲学观念上的考虑。由于早在一九○二年就开了这个先例，因而历年来有六位属于非文学类的作家获奖，最明显的恐怕莫过于英国前首相温斯顿·邱吉尔了。他之所以在一九五三年获奖，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精通历史和传说的记述，同时也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还不如说是因为他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当然，邱吉尔在二次大战中有一定 功绩，然而这是属于文学以外的事。二、奖金的艺术标准奖金的授奖标准强调的是“理想倾向”和“最优秀”这西条。所谓“最优秀”的当然是指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大多数读者所公认的作家作品，这容易理解；而“理想倾向”呢？应该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想，或者说是对理想有不同的解释，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从历年来获奖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奖金的评选者们首先突出地考虑的是那些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具有时代意义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的作家们，例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莱蒙特的《农民》、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些小说或诗集都无疑是属于不朽的作品之列，其次是那些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或是某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拥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们，诸如梅特林克、伯纳·肖、比昂逊、贝纳文特、奥尼尔、皮蓝德娄、萨特、霍普特曼、埃切加赖的戏剧，弗，米斯特拉尔、叶芝、卡尔杜齐、爱略特、加·米斯特拉尔、聂鲁特、蒙塔莱、夸西莫多的诗歌，法朗士、彭托皮丹、拉格勒芙、蒲宁、赫塞、刘易斯、福克纳、拉克斯奈斯、莫里亚克、加缪、斯坦倍克、阿斯图里亚斯、川端康成、安德里奇、伯尔、怀特、贝娄、辛格、马尔克斯的小说。仅从上述这两类作家来看，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了获奖作家总数的一半，由此可见，从艺术标准这个角度来看，奖金所体现的基本上是符合全世界广大读者的欣赏要求的。但也必须指出，在获奖作家中间，有少数人不仅从政治上来说不符合当年诺贝尔所规定的起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要求，就是从艺术上来说也是远远不够格的，法国纪德就是一例。这种悬殊的差距说明奖金的评选者们在评选过程中对作家作品要求和欣赏能力的摇摆性与片面性，当然我们可以从偶而的失误或是观点的不同来得到解释。但使人不可理解的是：奖金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面赞赏这部分公认的伟大作品，而对另一部分也许是更伟大的作品则又是抱排斥态度。在他们看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不如比昂逊的《挑战的手套》，对哈代小说中的社会意义也视而不见，他们把《玩偶之家》、《德伯家的苔丝》所体现出来的对现实的深刻揭示却认为是缺乏理想的表现。但人们并不因此而对易卜生和哈代作品的价值认识会有任何降低，也决不会因比昂逊的获奖而把他的文学地位置于易卜生之上，这不能不说是对奖金本身的一种讽刺。假如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能真正地把本世纪以来一切公认的最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都置于公允的评价之中，奖金的威信肯定会要比现在高得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而使这一崇高的荣誉受到了损失。至今，许多评论家们还在埋怨，倘若当年托尔斯泰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话，事情就会好得多；同样也有不少人对英国的乔伊斯·格林，奥地利的卡夫卡没有能获奖深感遗憾。三、奖金的历史地位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把获奖作家分成下列几种类型：Ⅰ、在本世纪世界文坛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著名作家； Ⅱ、在各国文坛上有重大贡献或是在一个时期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Ⅲ、由于某种别的原因而获奖的作家；Ⅳ、勉强获奖、影响不大的作家；Ⅴ、不知什么原因获奖或是根本没有理由获奖的作家；Ⅵ、不属于文学家而获奖的非文学类作家。当然，从数量上来说上述Ⅰ、Ⅱ两类作家占全部获奖作家的大部分，这正是我们所要肯定奖金的基本出发点。自从奖金开始颁发以来，由于多年来所形成的传统、严格的科学性和强烈的竞争，诺贝尔文学奖金也和其他各项诺贝尔奖金一样，作为一项世界性的荣誉，始终保持着它崇高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权威性。由于奖金的存在，它推动了世界文学创作的发展；也由于奖金的存在，成为全世界作家们为之奋斗与努力的目标：这种历史性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由于奖金的评定者们对授奖标准的解释往往带有某种不言而喻的偏见，因此，我们又不能对这项奖金盲目崇拜。对我国读者来说，鉴于过去的历史原因，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由来、性质、获奖作家的生平经历和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等等缺乏了解，尤其是对那部分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作家。甚至有的连名字也没有听到过。因此在今天，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中，为了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接触和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是有必要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可以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他们的作品，用无产阶级的文艺观去对待它们，批判地学习，汲收其精华，以提高我们的艺术素养。这就是我们编写此书所冀求达到的目的。（信德） 一九○一年获奖作家[法国]阿尔芒·苏利-普鲁多姆RenéSully-Pruhomme，1839—1907自从诺贝尔文学奖金创建之后，僚一个获得这项荣誉的是法国诗人阿尔芒·苏利-普鲁多姆，理由是“表彰他的诗作，它们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的实证”。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一九○一年十月下旬宣布这一决定时，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因为这位诗人虽则在法国国内当时已有一定诗名，可是从世界范围来说他的名字毕竟还是比较陌生的。直至获奖之后，普鲁多姆的作品翻泽成各种文字才逐渐为各国读者所了解，但人们对这位有幸成为第一个获得这项世界性荣誉的诗人的身世经历以及获奖的内在原因终究知道得不多。阿尔芒·苏利-普鲁多姆，原名勒内·弗朗索瓦·阿尔芒·普鲁多姆，一八三九年三月十六日生于巴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系工程师。普鲁多姆小时聪颖过人，上学后成绩优异，读完高中启考入巴黎大学学自然科学，一人五九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在一家工厂办事处任民用工程师，这是他踏上社会以后的第一个职业。但不久，普鲁多姆便对研究法律产生了兴趣，一八六○年他离开工厂，丢弃了工程师职位去潜心研读法典著作，还阅读了大量的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终于成为一名精通业务的法学专家，出任法律公证人办公室的律师。然而四年之后，普鲁多姆又对律师生涯表示出厌倦和不满情绪，他的兴趣转向了文学创作。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三个转折了。所幸的是普鲁多姆终于找到了最合自己心意的劳动方式，此后便把一生精力全部奉献给缪司之神，并为法国文学在世界上争得了一份荣誉。普鲁多姆的最早创作是从一八六四年开始的。那时他还在公证人办公室工作，在业余空闲之时，作为一个追求艺术刺激的青年人，在当时法国流行诗风的感染下，写一些带有企求和感伤情绪的诗歌来抒发内心的情感。第二年，他将这些诗作收集起来自费出版，定名为《节日与诗》（又译《长短诗集》），它成为普鲁多姆的第一部作品集，也是他诗人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节日与诗》包括了“生活”、“女性”、“青年”和“其他”等几个部分，这些诗大都从法国年轻一代的思想情绪出发，细腻地描写了他们对生活、理想、未来、爱情的追求，对故乡、祖国、人民的怀念，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忧虑、不满和伤感，既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情操，也反映出初露锋芒的诗才。请看题为《眼睛》的一首抒情小诗：蓝色的或黑色的，一切都今人喜爱，一切都那么美，无数的眼睛眺望着晨曦；它们眠宿在坟墓深处而太阳还在冉冉升起。无数的眼睛喜悦地注视那比白天更为温柔的夜晚； 群星永远闪耀着光亮而眼睛却充满黑暗。噢！它们失去了方向，不，不，这不可能！它们转向了某个地方朝向人们称为不可见的方面。我们离开了，而倾斜的星座依旧悬挂在茫茫的夜空。眼睛渐渐地下垂闭上。但要说它们死亡那不真实。蓝色的或黑色的，一切都今人喜爱，一切都那么美，开启了无边无际的曙光；在坟墓的另外一边闭上的眼睛又重新看见。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普鲁多姆所受到的“巴那斯派”的深刻影响。“巴那斯派”，又译“高蹈派”，是十九世纪中期流行于法国诗坛的一个唯美主义流派，这个诗派的诗人标榜在诗歌中要写出“真实的美”，他们既反对古典主义的保守、呆板，又反对浪漫主义的热烈、激动，宣称浪漫主义诗人所写出来的都是“泡在眼泪里的诗”。“巴那斯派”在理论上的先驱者是著名诗人兼理论家泰奥菲尔·戈蒂叶（1811—1872），早期代表诗人有勒冈特·德·李勒（1818—1894）等，戈蒂叶原是雨果的热烈拥护者，三十年代之后转为浪漫主义的反对派、“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这本身便说明了“巴那斯派”的艺术本质所在。在普鲁多姆一生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隐晦、昔涩之作，这是“巴那斯脓”脱离生活、一味强调艺术上精雕细琢的结果，但在《节日与诗》中，却还明显地透露出诗人身上所蕴藏着的那股朝气和热情。《节日与诗》使普鲁多姆一举成名，诗集出版后，引起热烈的反响，被评论界誉为“当代诗歌中的杰作”，于是他就辞去律师职务；步入诗坛，成为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间法国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巴那斯派”后期的骨干人物。此后，他的重要作品有抒情诗《破碎的花瓶》（1868）、诗集《孤独》（1869）和《枉然的柔情》（1875）等，在这些作品中，普鲁多姆仍然保持着感伤的、雅致的和讲究艺术形式的独特风格，但在诗句的措词和格式上表现出更加含蓄、成熟的色彩，尤其是在以大自然或动物为咏吟题材的作品里这一倾向特别明显。诗集《孤独》中有一首著名的咏物诗《天鹅》，诗人先以四行淡淡的、朴素的白描开端：在深沉、宁静如镜的湖而下，悄寂无声，天鹅用宽大的足蹼追逐着波浪，滑行，它的两侧绒毛仿佛象阳光下崩塌的四月春雪； 接着是带有象征住的描绘：牢固的白色的桅杆，在微风下颤动，那巨大的翅膀带着它向前有如缓行的船只，在芦苇上耸起它的美丽的颈项，时而潜水，时而飘浮在水面上，⋯⋯而后诗人又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天鹅翱翔的动人画面，令人联想到作曲家圣·桑的名曲《天鹅》所给予人们的美丽印象：它那黑色的喙深藏在鲜艳的胸脯之中，它沿着松树飞翔，栖息在黑暗和宁静之中。它蜿蜒飞行，留下了稠密的水草，在它后面呈现出天空的一颗彗尾，⋯⋯普鲁多姆在文学上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除写诗之外，他还是一个散文名家和理论家，并进行翻译，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美术》（1883）、《诗句艺术断想》（1883）和《巴斯卡尔主张的真正宗教》（1905）等。一八六九年出版了古罗马诗人留克希利阿斯（前99—55）的著作，这是普鲁多姆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在此书的序言中，普鲁多姆表示了他对写作哲理诗和科学诗所产生的兴趣，这一观点对他后期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诗人曾把他所写的诗看成是人类通向幸福、美德和兄弟般友爱的途径，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大量的还是关于正义、幸福或道德一类带有共性的题材。普鲁多姆也写过一些关于人类生死观的半抒情半哲理性的长诗，如《两个世界的评论》（1876），这是以三名气球驾驶者的回忆而写成的诗，描写了他们在遇到死亡威胁时的心情以及通过努力来达到科学领域最新发现的决心。当然，这些作品的思想基础尢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观念，常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从七十年代起，普鲁多姆就把精力集中到哲理诗的写作上，这一期间的主要作品有《正义》（1878）、《幸福》（1888）等，在这些诗作中，诗人所竭力探索的是人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他企图寻找正义，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世界却处处充满着斗争、仇恨和饥饿，最后他感觉到：只有在人的自我意识中才能找到正义，而那个同样渺茫的“幸福”也是使诗人经历了难受的痛苦，“幸福”在何处？如何能得到？在曲折的磨难之后诗人认识到：只有具有唯一的和绝对的牺牲精神的人才能带来“幸福”。上述两首哲理长诗的创作与普鲁多姆的哲学思想直接有关，在这之前，他一边写诗一边研究哲学，目的是为了把哲学与诗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这种做法使他的诗歌创作在后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具有比较清晰的思想观念，在一种准确的阐述中来表达诗人思考的严密性，但同时也带来这样的弊病：语言上的生硬、形式上的呆板和充满说教味。然而，作品中对于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追求、科学进化论的宣传等内容，则应该看成是诗人科学精神的反映，因而当时普鲁多姆是以“哲学、科学和实证主义诗人”而著称的。 普鲁多姆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在法国是早就得到公认的，一八八一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国家研究院院士，当他荣获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消息传来之后，诗人激动万分，但他深知自己的一切成就应归功于人民，因为人民才是不朽的，他以诚挚的心情写信给瑞典皇家科学院：“⋯⋯这项奖金是作家们所力争的最高荣誉，但她应归于我的祖国——我的作品之所以赢得这项荣誉，都是来之于她的。”普鲁多姆晚年多病，自身体瘫痪后作品就写得更少了，一九○七年九月七日终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巴黎。（文烜） 一九○二年获奖作家[德国]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按照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出的获奖条件，认为这一奖金的获得者并不一定限于纯文学家，即使以哲学家、历史学家身份出现于社会上的学者，只要他的著作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可属于获奖者范围之内。这一先例早在建立奖金的第二年即一九○二年就开创了，这一年的文学奖金获得者是十九世纪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世界闻名的博学多才的大学者特奥多尔·蒙森。蒙森于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德国最北部，位于日德兰半岛南面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戈登镇，他的父亲是一位基督教乡村牧师，母亲则是一位教师，家中具有良好的教育风气，这对蒙森从小养成好钻肯学、勤奋努力的学风当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蒙森的少年时代是在这个州的奥德斯罗度过的，中学毕业后进入了属于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的阿尔多纳基督教大学预科学校，从此时起他便立下了研究法学的志向。一八三八年，蒙森考入位于州首府基尔城的基尔大学法学系，在那里攻读了四年，于一八四二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蒙森起先是以研究德国的法学为主要课题的，后来渐渐对古代罗马的法律发生了兴趣，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一八四三年，就是以古罗乌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题为《占罗马社团的起源》，文章以清晰的风格和透彻的论述而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赞赏，这是年方二十六岁的蒙森在德国学坛上的第一次显露头角。为了获得这方面更多的研究素材，在丹麦国王的资助下并得到他的双亲的同意之后，蒙森于一八四四年离开祖国先后赴法国和意大利进行深造。他这一定就是三年，在这些日子里，蒙森的足迹遍及意大利各个古迹遗址，他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古代罗马法律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它的真实面目，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他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刻在石碑上或是浇铸在铁器铜器上的古代拉丁文的铭文，于是蒙森贪婪地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作为他今后新的研究项目中的原始材料。蒙森把意大利当作自己的第二家乡，他在罗马考古协会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写一部以古罗马历史为素材的庞大的史书和把所有能收集起来的拉丁文铭文编纂成一部规模宏大的工具书，这两个设想开始在他头脑里酝酿起来。他与年轻的基尔大学教授奥托·约翰一起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他们根据语言学方法论的原理将所有搜集到的铭文资料分类整理、研究和注释，没有过多少日子，蒙森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这项工作在当时圣马力诺的政治家B·蓬菲斯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一八四七年，蒙森离开意大利返回祖国，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德意志，当他踏上家乡石勒苏益格的土地，他真想到丹麦去当一个异国的臣民，但爱国心战胜了这种痛苦，他留下来了，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改变国家的现状。不久，他彼莱比锡大学聘请为法学教授，但他仍关心政局，还兼任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评论》的编辑，他的政治活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法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一八四八年三月德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 命，人们要求取消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在革命形势最高涨的时期建立了临时政府，蒙森以极大的热情参于这一革命行动，成为当时临时政府的新闻报道员。但由于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次革命被帝国军队镇压了，反动政客俾斯麦窃取了政权。一八四九年五月，蒙森因为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运动而被解除莱比锡大学教授的职务，这是俾斯麦授意校方干的，目的是为了迫使蒙森放弃激进的民主革命立场，投靠到帝国政府一边来。然而，蒙森没有这样做，他继续愤怒地抨击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所推行的穷兵赎武的反动政策，和绝大多数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帝国政府采取了绝对不合作的方针。蒙森嘲笑俾斯麦只是一个暴饮暴食的酒徒，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反动政策的危害性：“俾斯麦得逞之日，就是老百姓倒霉之时。”蒙森与俾斯麦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直持续到这个“铁血宰相”死了为止。一八五二年，饱受压制的蒙森愤而去国，同年他应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聘请去该校担任罗马法学教授，一八五四年又迁至布雷斯劳大学任教，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撰写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著作《罗马史》的。在布雷斯劳大学任教期间，蒙森与出版商的女儿玛丽·里麦小姐结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他们过着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蒙森后来成了拥有十六个孩子的父亲。从五十年代初到一八五八年，蒙森完成了《罗马史》的第一、二、三卷，一八五八年他中断了侨居生活回国担任柏林大学古代史教授，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最后去世为止·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蒙森在继续写作《罗马史》的同时。应普鲁士科学院的邀请又着手开始了主持规模巨大的《拉了铭文大全》的编纂出版工作。这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开始于一八六一年，历经数十年方才完成，作为主编的蒙森，他把自己杰出的才干和无限的活力奉献给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收集、校勘、诠释、研究，这一系列工作都需要蒙森亲自过问，他把后半生的大部分精力都化费在这项工作上。《拉丁铭文大全》被公认为在重建古代罗马文化历史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蒙森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也成了近代最有文采、最有感情的拉丁文散文名作。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二年间，蒙森担任了德意志国会议员，并以议会中自由派的领袖人物身份经常发表演说反对俾斯麦的警察统治、抨击国家的关税政策，成为举国闻名的俾斯麦路线最厉害的反对派。为此，后来还因所谓“诽谤罪”而受到俾斯麦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审讯，而蒙森的回答则是提出严重抗议并愤而辞职。然而，俾斯麦要想对这位正直的、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进一步下毒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八八五年，《罗马史》第五卷出版（第四卷因故未完成），蒙森已年届六十八岁，以他的讴心沥血之作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尊敬。《罗马史》史料精湛、文笔优美，作品以现代语言精辟地记载了古罗马的历史发展进程，为这个两千年前的古代共和国带来了新的生命，同时有系统的全面论述使这部专著在涉及这一古代时期的各个方面知识都已经达到了百科全韦的广度。作者重点描写的是古罗马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凯撒的一生，通过对凯撤统治下古罗马的民主政体、科学治国、文化艺术这一系列史实的考证和论述，指出他才是使古罗马兴旺发达的真正英雄。显然，这样写是带有强烈的影射和对照的成分，蒙森拿凯撒来与俾斯麦进行比较，以古人之剑刺时政之弊，起到了有效地揭露当时暴政的作用。面对蒙森的倔强和正直，连这位以手段狠毒而著称的“铁血宰相”也只能暂时收敛一下，《罗马史》的宏大气魄和作者的精湛学识甚至使俾斯麦也不由得公开地表示 佩服。据说一次国会开会，当蒙森发表了痛斥俾斯麦的反动政策之后，这位宰相居然走到历史学家跟前讨好他说：“尊著《罗马史》我拜读再三，你看，连封皮都快要磨破了。”历经三十几年的含辛茹苦，《罗马史》终于使蒙森赢得了崇高的荣誉，正如在一九○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奖词中所指出的，蒙森是“现存的最伟大的历史写作艺术大师，特别是他写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罗马史》”。蒙森在晚年还写了《罗马共和法》（1871—1876）、《罗马帝国行政法》（1885）和《罗马刑法》（1899）等著作。一九○三年十一月一日，即在他八十六岁生日的前四个星期，这位为十九世纪德国史学界和哲学界立下丰功伟绩的第一流古典主义学者，病逝在柏林的寓所里。在他去世前的若干年里，蒙森几乎被人们奉为当代神话式的人物，他具有惊人的学识和精力，他为自己制订了超人的研究标准，而这一切都圆满地完成了，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科学与民主，当他离开为之奋斗八十余年的世界之际，蒙森可以为自己一生的成就感到欣慰。（信德） 一九○三年获奖作家[挪威]比昂斯腾·马丁纽斯·比昂逊BjfrnstjerneMartiniusBjfrson1832—1910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居住着古老的挪威民族，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在幅员广阔，靠山临海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建立了历史悠久的挪威王国，如今那里的人民还在高唱赞美祖国的颂歌：“是呵，我们永远热爱这块土地⋯⋯”。这首歌在十九世纪末被定为挪威的国歌，歌词的作者就是十九世纪后期挪威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一九○三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比昂斯腾·马丁纽斯·比昂逊。比昂逊于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八日出生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里。父亲为人诚实寡言而显得有点忱郁，而母亲则是一位善良乐观和具有艺术才能的女子。比昂逊从小生长在罗马斯特伦（Romsdalen）的乡村公社中，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他那著名的一组乡村小说的故事背景。年轻的比昂逊在家乡绚丽多彩的山水风光熏陶下，培养起一种热爱祖国的大地、怀念民族历史的深厚感情，他与那些勤劳忠厚的农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也受到了他们美好品格的感染，这一切对这一位未来的伟大作家来说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早在中学求学期间，比昂逊就显示出他对文学的酷爱。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促使他怀着坚韧的信念到挪威的悠久历史中去寻找民族骄傲的素材和文化上的优秀传统，他痛心于祖国长期受到丹麦、瑞典统治者的欺压，他为民族文化的窒息而愤然不平，因此，当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爆发时，十六岁的中学生比昂逊便勇敢地投入了民族独立运动，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在不久之后加入了资产阶级左翼政党——自由党，以一位著名的政治演说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在挪威的政坛上。一八五○年，比昂逊进入首都克里斯蒂遏尼亚（今名奥斯陆）的基督教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挪威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亨利克·易卜生和约拿士·李等人，文学创作立刻又象春天中万紫千红的花园吸引了比昂逊的全部精力，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也拒绝了父亲原本希望他大学毕业之后继承传教士职业的计划，要把自己的一生投身到文学事业中去。比昂逊的第一部作品是在他十五岁那一年发表的，当时就曾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也就是说在他进入大学之前早已显示出了创作的才华，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比昂逊才最终下了决心，他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为民族、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的作家，这是他认定的一条唤起民族意识，捍卫国家独立的战斗道路。一八五三年，比昂逊离开了基督教大学，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改革家的生涯。当时的比昂逊是从挪威悠久的中世纪传说和现代挪威乡村丰富多采的生活中汲取养料来进行创作的。他在创作中开拓了两个方面的领域：一是以挪威中世纪传说为素材而写成的历史剧，一是以现代生活为索材而写成的小说。前者包括《战斗之间》（1857）、《基格尔特恶王》（1862），这些都是以挪威古代英雄为歌颂对象的历史剧，后者包括《孙诺威·苏巴尔根》（1857）、《阿尔内》（1858）、《幸福的孩子》（1860）、《渔家姑娘》（1868）等，它们组成了比昂逊在小说创作方面最负盛誉的作品——以《乡村故事》命名的一组中篇小说。作 者把这两方面的创作交替进行，他自己形容这样做法叫作“轮流收获”。显然，这是为了强调今天的挪威与古老的挪威之间所存在的紧密的联系和它们所共有的不可脱离的传统，目的都是为了唤起民族的信念。比昂逊创作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戏剧，自五十年代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和导演以来，他以卓越的成绩赢得了欧洲社会现实主义戏剧创始人之一的巨大声誉。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间，比昂逊接替了易卜生担任卑尔根剧院的艺术指导，不久后又担任了该剧院的经理；一八五八年他与当时著名的女演员克罗琳·莱默斯结婚，在他领导下卑尔根剧院从一个将临破产的旧戏院整顿革新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剧院；同时，比昂逊还担任了《卑尔根时报》的兼职编辑，部分地因为他在这张报纸上活跃的原因，使得当地的自由党在一八五九年彻底地击败了敌对的保守党，使这个党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这一切都显示出比昂逊杰出的艺术才华和组织能力。此后，比昂逊出国三年，游历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著名的历史剧《基格尔特恶王》就是在罗马逗留期间写成的。一八六六年应奥斯陆剧院的聘请，比昂逊回国担任了该剧院的经理。在任职期间，比昂逊领导演员们排演了他自己编写的《诗和歌》、《新婚的一对》等剧目，也上演了易卜生的《青年人的联合》。比昂逊再次以出色的才干使奥斯陆剧院成为当时进步文艺的堡垒和现实主义戏剧的大本营。但是他的锋芒毕露终究引起了风波，他渐渐成为那些政敌们攻击的目标。为了躲开这一类无谓的嚎叫，一八七一年比昂逊决定辞职，再次出国，并以更加尖锐和现实主义化的戏剧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回击那些对手。一八六四年，比昂逊在罗马创作了两部为他带来国际声誉和重大影响的剧本：《破产》、《报纸主编》。前者是文学史家们公认的比昂逊一生戏剧创作中的珍品、最有份量的代表作。《破产》以当时挪威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为背景，通过对商界投机分子铁尔德骗取钱财，追逐巨刊，投机倒把这一系列活动的描写，具体地揭露了存在于资产阶级内部利欲熏心、贪婪狡诈的本性。铁尔德以不择手段的投机买卖起家，但后来又以破产而告终，作者对他的嘲弄和鞭挞是辛辣的，然而，在此同时，比昂逊又对象铁尔德这样一类人给予了某些过分的同情。剧本第四幕中，这个可恶的投机商居然一变而成为一位正人君子，在破产的面前，他一家人团结起来，同舟共济，渡过难关，重振家业，赢得了人们的敬重。这说明作者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把道德的完善当成了消除一切社会罪恶的万灵妙药，使作品在具有强烈战斗力的同时又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比昂逊在居住国外的十年中，还写了《国王》（1877）、《曼沙船长》（1879）等讽刺性剧本，对于揭露统治者的昏庸无能，鼓动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整个欧洲都具有广泛的影响。一八八二年，比昂逊五十岁，他从国外回来，受到挪威民众的欢迎。归国之后，他连续写了又一个著名的剧本《挑战的手套》（1883）、长诗《国旗飘扬在挪威城乡海港》（1884），应国王赫空七世的要求而写成的国歌歌词《是啊，我们永远热爱这块土地》和剧本《超出我们的力量》（1883）以及它的续篇（1895）、小说《在通向上帝的道路》（1889）、《保罗·朗格与陶拉·勃尔斯帕格》（1898）等。《挑战的手套》具有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1879）同样的主题，它以深切的同情来描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从属的，被侮辱和被压迫地位的 妇女们的可悲命运。剧中的女主人公思代法在发现未婚夫有不正当的恋爱行为时，愤怒地向他投去了挑战的手套，对这种玩世不恭的欺骗行为予以斥责和揭露。但与《玩偶之家》相比，《挑战的手套》具有明显的局限，在剧本的末尾，作者笔锋一转，又表示出思伐法对未婚夫悔改之意所抱的希望与等待。如同比昂逊在《破产》等作品中所写的那样，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之后往往是和解、妥协和光明。尽管如此，比昂逊仍然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挪威文学史上，他与易卜生、约那士·李和基兰德并称为“四杰”。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伟大贡献，使恩格斯在一八九○年禁不住赞叹说：“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比昂逊与易卜生在共同政治立场和创作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自大学读书时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这是挪威文学史上传为美谈的一段佳话。一九○三年，比昂逊由于“他的高贵、宏伟和才华横溢的作品，它们往往以新颖的灵感和少有的纯洁而著称”的原因，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七十八岁的比昂逊在巴黎病逝。直到病危之前，这位著名作家还在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世界和平运动。（信德） 一九○四年获奖作家之一[法国]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Mistral，1830—1914法国南部濒临地中海以罗纳河口三角洲为中心的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在古时名为“普罗旺斯”。在那里曾经有过发达的文化和语言，中世纪曾产生过一批用当地方言创作的著名诗人，但到十九世纪，这一古老的地方文化和语言已临近消亡的境地了。为了不使普罗旺斯的古老文化最后灭亡，并使之恢复它的青春和活力，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出生于普罗旺斯地区的作家和学者发起了一场复兴普罗旺斯语言的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就是一九○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之一、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米斯特拉尔于一八三○年九月八日出生在法国南部罗纳河口省首府阿尔城东北梅莱尼镇附近的乡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位当地富有的农场主，他又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因而米斯特拉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度过的。一八四四年前后，他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进入邻近的沃克吕滋省首府阿维尼翁的罗耶尔学校接受中等教育，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终生知己的语言教师丁·卢玛尼尔（1818—1891）。卢玛尼尔是一位致力于研究古代普罗旺斯奥克语的专家，在这位导师的直接影响下，引起了年轻的米斯特拉尔对研究普罗旺斯文化、风俗、语言的强烈兴趣，这一兴趣后来就成了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一八五一年，米斯特拉尔从罗耶尔学校毕业后，进入了法国第六大学法律系。尽管具有学习法律的聪明才智，尽管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都唾手可得，但米斯特拉尔还是毅然放弃了成为律师的机会，中断了大学学业，他决心要为恢复古老普罗旺斯的生活、文化，尤其是语言而贡献出自己的一生。对米斯特拉尔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以普罗旺斯语言写成的杰出诗作而成为害名的诗人，影响更大的是他为恢复和纯洁这一古老语言所作出的贡献。他在这方面所作的早期努力主要有两项：一是建立“菲利伯立格”协会，二是与卢玛尼尔合编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普罗旺斯年鉴》。“非利伯立格”协会（Félibrige）是在一八五四年由米斯特拉尔和卢玛尼尔、A·马瑟等七个普罗旺斯的热心研究者发起成立的，作为专门推进、宣传、研究普罗旺斯语言、风俗、文化等内容的民间组织，后来他们又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法国南方，即过去所称的“奥克语区域”。为了使人们重视恢复普罗旺斯古老文化，米斯特拉尔和他的同仁大力推广和宣传这个古老地区的光荣历史，他们把十一至十三世纪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行吟诗人所采用的方言发掘出来，以文学创作方式来复活这种语言。米斯特拉尔的活动基础是广大的农村，在那里他边宣传边调查，在推广普罗旺斯文化运动的同时掌握了大量当地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风土人情、语言历史等资料，并在一些村镇里成功地建立了复兴普罗旺斯的语言中心。在搜集大量具体资料的基础上，米斯特拉尔化费了八年时间编篡成了普罗旺斯奥克语百科大辞典《菲利伯立格宝藏》（1878—1886），这项工作的完成是他对保存这一古老语言的又一杰出贡献。 米斯特拉尔在早年就立志于写诗，由于家境富有，因此他不必为生计问题操心，也不必为寻找职业而奔波。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沉缅于诗歌创作，他把诗歌创作看作为推进普罗旺斯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企图用诗去恢复古老的奥克语传统。虽然在这一点上井未取得很大成功，但是他的这些诗作却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卓越的诗人的才华，不少诗歌成了这一时期法国文学中的不朽名作。米斯特拉尔最早的一首诗写于一八四八年，题为《船帆》.但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直到一九二七年方在《法兰西的回顾》杂志上刊登出来；他生前首次发表诗作是在一八五二年，而他的诗名则是在一八五九年出版叙事长诗《米瑞伊》之后才取得的。这首诗以诗人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为背景，描述了一对青年人的爱情悲剧。富裕的农场主的女儿米瑞伊爱上了贫苦的蔑匠之于维森特，这场恋爱遭到了农场主夫妇的坚决反对，一对热恋中的情人被迫分手，诗的结局是米瑞伊死在教堂里，维森特在悲痛中出走远去。在诗中，米斯特拉尔倾注了他对自己家乡的村民们真挚的热爱感情。一八六三年。著名法国作曲家C·F·古诺将《米瑞伊》改编成歌剧搬上舞台，著名诗人A·拉马丁称赞长诗是一部庄严、朴素、富有激情的杰作，诗被译成多种文字，很快在欧美各国流行开来。此后，米斯特拉尔又创作了具有昔罗旺斯中世纪传奇风格的叙事诗《卡朗达》（1867）、行情短诗集《黄金的岛屿》（1876）、以诗人在阿维尼翁中学时代的生活为题材的浪漫诗《奈尔达》（1884）、悲剧性诗剧《约娜皇后》（1890）和著名的抒情长诗《罗纳河之歌》（1897）。诗人后期所写的短诗都收集在《金黄色的百合花》（1876，两卷集、最后编定本出版于1889年）和《浪漫诗》（三卷集，出版于诗人去世后的1926至1929年）之中。在所有诗作中，诗人自认为最成功的是《米瑞伊》和《罗纳河之歌》。和《米瑞伊》相同的是《罗纳河之歌》也是以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为题材的，所不同的则是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正好相反。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蒸汽机应用之前的一八三○年，在罗纳河中，一艘从里昂顺流而下开往勃尔卡的游艇上，先上来一位浪漫蒂克的荷兰王子，接着又上来一个贫苦的渡船工人的女儿，随着船的下行，在这对身份悬殊但却都属于满怀激情年龄的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一场“罗曼史”。可是这场恋爱十分短促，一阵突然而来的风暴刮沉了游艇，虽经船员抢救，但这对恋人还是葬身河底。《罗纳河之歌》后被改编成舞剧上演，从风格上来说更胜《米瑞伊》一等，具有鲜明的生活色彩。这首诗容易使人联想到诗人的内心感情，好象是他对自己一生奋斗目的失败的忏悔，象是诗人笔下的许多英雄过早地夭亡一样。米斯特拉尔最后的一项伟大工程是在阿尔城寓所里对普罗旺斯地区人民的生活、居住、艺术、宗教、传统节日等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一八九九年在他的倡导下在阿尔城建立了一座普罗旺斯的人种学博物馆，他把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资料整理以及著作全部献给了博物馆，一九○四年他抉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诗作的新颖的独创性和真正的灵感，忠实地反映了自然景色和其人民的乡土感情，还由于他作为普罗旺斯语言学家的重大成就”，米斯特拉尔将奖金的全部捐赠给这座博物馆用以扩大对普罗旺斯文化的推动和研究。一九○六年，出版了诗人的《回忆录》，总结了他一生的奋斗经历和对人类命运的体验，内中许多格言式的自述对后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一九一○年，他完成了将《圣经》翻译成普罗旺斯语的任务，这是米斯特拉尔早在中学时代就立下的意愿。 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米斯特拉尔在家乡病故，走完了作为一个普罗旺斯语言复兴运动先驱者和卓越诗人的一生旅程，在他的头脑里固然有着浓厚的宗教观念，而且他的个人政治立场始终没有超越贵族资产阶级的界限，但他能以坚定的毅力和巨大的热忱为保存和发扬祖国古老的民族文化而奋斗终生，并在作品中天才地、纯朴地反映了普罗旺斯人民的美好感情和祖国的大好江山，这种精神应该说是十分可贵的。（信德） 一九○四年获奖作家之二[西班牙]何塞·埃切加赖JoséSchegarayYSizaguirre1832—1916一九○四年的另一位获奖作家是西班牙的埃切加赖。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是从医生、教师或是别的职业改行而成的，但是象埃切加赖那样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位出色学者，尔后又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最后毅然抛弃一切投身到文学艺术中去的例子却甚为罕见；他以后半生的努力为西班牙人民创作了上百部各种类型的戏剧，为十九世纪末期复兴自十六世纪伟大戏剧家洛卜·德·维迦、倍卡·卡尔德隆以来西班牙的戏剧艺术传统作出了贡献，而成为这时期西班牙戏剧文学唯一的真正代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授予他的奖金证书中所指出的，授奖乃是为了“表彰他大量出色的剧作，它们以其独特的新颖风格，复兴了西班牙戏剧的伟大传统”。何塞·埃切加赖·依·埃萨吉雷，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九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正规的贵族资产阶级教育，一八五四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数学工程学系，此后在母校和马德里工程学院担任了十四年数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出版过许多有关工程技术的论著，著名的有《大众科学》、《现代物理理论》等。一八六八年，西班牙爆发了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之后，埃切加枫以著名学者和自由派代表的身份被推选为新成立的西班牙国民议会议员，自此他离开教席进入政界，先后担任过西班牙内务大臣，公共工程大臣、经济大臣、财政大臣和国家银行总裁等要职，成为当时西班牙国内最有名的经济权威和国家权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一八七四年正当埃切加赖权大任重之时，他突然辞去一切公众职务，宣布将成为一名致力于舞台艺术创作的戏剧家。这一戏剧性的举动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惊讶和猜疑。但不久，当人们在著名的马德里阿波罗剧院里观看了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支票薄》的演出之后，这种惊讶和猜疑就为鼓掌和兴奋所替代了，在这出充满浪漫主义气氛的喜剧里，埃切加赖针贬时弊、抨击邪恶，把当时西班牙经济界的黑暗内幕揭露得体无完肤。在一个国家里，能够当大臣、部长的人选也许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可是有艺术才华的戏剧家则是风毛麟角，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戏剧家的埃切加赖比之国家大臣的埃切加赖有价值得多。西班牙人民正是以这样的认识来欢迎埃切加赖的改弦换辙；埃切加赖则以空前高涨的创作热忱和精雕细描的艺术技巧来报答他的同胞对他的极大鼓舞。一八七四年的埃切加赖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对一般作家来说也许这意味着具有丰富想象能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埃切加赖却犹如鼓满风帆的船只在艺术的航道上破浪前进，他几乎以每年三四部的平均创作速度，在三十年之内先后写出了一百部以上的剧本，他的著名剧作，如《疯子与圣人》（1876）、《伟大的加莱奥特》（1881）、《疯狂的上帝》（1900）、《唐璜的儿子》（1895）等都表现出作者在作品主题上的着意表达和艺术手法上的广泛探索。自一八六八年西班牙革命之后，伊莎贝尔二世的黑暗统治被推翻了，随之上台的国王阿方索七世在开放言论、保障民主方面向人民作了一些让步，但当时社会仍然混乱，人民渴望安定和个性解放，各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 想从欧洲大陆的中心向这个地处比里牛斯半岛的古老王国传来，文艺上的浪漫主义风潮继十九世纪上半期一度兴起之后再度卷土重来。这就是七十年代西班牙的时代背景，也是埃切加赖开始创作戏剧的生活环境。因而，他在作品中力求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反对专制统治、争取平等自由的情绪，他笔下的舞台人物大都具有反抗性格而为追求真理、爱情或者自由作出牺牲，埃切加赖力图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通过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描写，例如家庭、学校、商业、政府等，来达到把当时西班牙社会真实地搬上舞台的目的。从他的全部创作来看，有属于新表现主义手法而写成的感情夸张的情节剧，有受到法国现代主义派影响的梦幻剧，有浪漫主义理想剧，有自然主义的历史传奇剧，也有切中时代弊端的社会问题剧，他曾经在创作中努力地学习前辈和同时代剧作家的艺术风格，其中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莎士比亚、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埃切加赖早期的作品——不是从年龄上来说而是从他创作的历史来说——完全是仿效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浪漫主义戏剧作品的，大多是表现上流社会年轻一代争取爱情和自由的主题的。例如《在剑柄上》（1875）以西班牙传说中唐璜和他的儿子费南多之间为了费南多与年轻女子劳拉的爱情发生的冲突为题村，表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精神。剧中父子矛盾最后发展到持剑械斗的地步，直至劳拉和她母亲比奥兰赶来方才平息，以喜剧而告结束。在这一类剧作中，人们似乎可以察觉到席勒、雨果或者大仲马的痕迹。后来，到了八十年代，挪威杰山的戏剧家、“社会问题剧”的首创者H·易卜生的作品给了埃切加赖以极大的启发，他开始针对社会现实，采用讽刺的手法来揭示重大的社会性主题，试图把自己的创作也归纳到“让会问题剧”的范畴，在《疯狂的上帝》、《唐璜的儿子》等作品中，作者都以夸张的感情方式来达到抨击社会、痛斥时弊、唤起民众的目的。西方某些学者把埃切加赖的戏剧创作划分为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类型，但实际上这样的分类并不能够把他作品的思想核心——现代社会精神——体现出来，从他后期一些成熟的剧作来看，不能以某一种简单的创作风格或流派来进行判断，因为埃切加赖往往是集名家之大成，把各种流派的长处吸收到创作中来，在这里面我们能见到莎士比亚在《汉姆莱脱》、《奥赛罗》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的人物塑造手法，又可以体验到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所提出的重大社会主题，还有斯特林堡在《鬼魂奏鸣曲》中所渲染的忧郁、荒诞的环境气氛。埃切加赖善于通过自然主义的戏剧冲突方式来反映浪漫主义的典型环境，在他后期作品中这种手法无疑用得更为娴熟与巧妙些，如《唐璜的儿子》、《玛丽亚娜》等，后者是一部包含有神秘感的浪漫主义剧，在女主人公玛丽亚娜的身上一直笼罩着虚幻莫测的气息，她的性格直到最后遭到不幸才明朗化。埃切加赖在西班牙对年轻一代的剧作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为舞台的戏剧化而创作”的观点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自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他在国内外的声誉更高，他的剧本也更加国际化和大众化了，他在作品中以结构的和谐、音乐的美感、语言的精炼、内容的完美而见长，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埃切加赖的数学头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质素构成的，实际上他写的就是普通人类的生存、逻辑上的原理和明确的思想立场。埃切加赖的艺术才华使西班牙振兴了戏剧事业，并造就了J·贝纳文特·马丁内斯这样一代新的戏剧家，当年他发表《支票簿》时正是 西班牙戏剧萧条的年代，经过他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两个世纪之交的戏剧黄金时代。当然埃切加赖并不是每一部剧本都是成功的，在他的作品中也存在着人物形象干瘪、对话冗长的缺陷，个别剧本甚至人为夸张得近乎不合情理或荒诞不经。埃切加赖也写过诗歌和短篇小说，不过没有他的剧本有名，他的其他剧作还有《报复者的妻子》（1874）、《伟大的牵线人》（1881）、《初出茅庐的批评家》（1891）、《并非为你自己》（1891）等。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六日埃切加赖病逝于马德里。一九一七年出版了他的《自传》。（信德） 一九○五年获奖作家[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HernrykSienkiewicz，1846—1916对波兰民族来说，十九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他们一直在受到来自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的侵略。面对外族的欺侮和凌辱，一批有思想有作为的波兰文学家奋起反抗，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达民族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著名的诗剧《先人祭》的作者A·密茨凯维奇（1798—1855）就是这类作家前期的代表人物，而后期的代表人物则是亨利克·显克微支。显克微支以他充满着旺盛生命力和鲜艳民族色彩的小说创作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尤其是他在一九○五年“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显著功绩”和“对史诗般叙事艺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后，更成了波兰民族骄傲的象征。他的同胞把他看作为政治上非官方的权威发言人，英、法、美等国读者也争相阅读他的作品，甚至掀起了一个“显克微支热”，他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全世界⋯⋯。显克微支，一八四六年五月五日出生于波兰东部的伏拉·奥克惹斯卡雅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旧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当过军官，他的一位哥哥在法国军队服役时阵亡于一八七○年的普法战争，爱国、信教和军人风格成了这一家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伏拉·奥克惹斯卡雅在十九世纪初被沙皇俄国占领，家乡美好的田园景色和受到外族侵略的哀痛激起了显克微支的爱国主义情感，加上家庭的传统影响，形成了作家最初的创作思想基础。十二岁那一年，显克微支在家乡读完了小学之后随家庭的迁居来到首都华沙，进入了一所中学读书，从那时起他就爱上了司各特和大仲马的浪漫主义小说，还大量阅读了波兰作家的作品和历史书籍。一八六六年显克微支中学毕业，考人了华沙大学。在那里他先后学过法律、医学、文学、历史和语言学。最后他抱定宗旨役身文学事业，用手中的笔为祖国的独立解放作贡献。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悍然下令将华沙大学改名为华沙帝国大学。为了反抗这一侮辱性的命令，显克微支毅然放弃即将可以获得的学位，拒绝参加毕业考试而愤然离校。显克微支最早的写作活动开始于大学时代，一八六九年发表的《论实证主义》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著作，这是一篇系统地论述当时波兰流行的大众哲学思想体系的论文，作者强调的是十九世纪后期科学上的成就对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影响。禽校之后，显克微支与当时代表资产阶级左翼进步势力的“青年派”发生了联系，在这个流派的《土地》、《每周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开始了职业写稿者的生涯。一八七二年，显克微支发表了反映当时大学生失望和苦闷心情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徒然》。接着又出版了包括《谁也不是预言家》和《两条道路》两个中篇在内的《伏尔希沃皮包里的幽默故事》.一八七五年又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老仆》，成为波兰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手。一八七六年，显克微支作为《波兰报》的特派记者赴美国去进行旅行采访。当时在许多波兰人心日中，美国该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国家，在那里到处是黄金和鲜花，显克微支抱着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踏上了这个陌生而又向往 已久的国度。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把家安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洛杉矶附近的阿纳海姆城，同时又广泛地活动，几乎走遍了美国东西南北的每个角落。显克微支赞赏美国发达的科学和经济，但也对那里大量存在的腐败的社会现象，例如失业，种族歧视、艺术的堕落、妓女的泛滥等等提出了指责。他也见到了不少波兰移民在美国备受歧视和思念祖国的痛苦。显克微支把自己一切的所见所闻所观所感写在不断地寄往祖国发表的《美国书简》中，向他的同胞们作了详尽的介绍。一八七八年，显克微支离开美国，取道意大利和法国回到波兰。在他的旅行箱里；除了在美国临走前写的《美国书简》的一部分稿子以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手稿和素村，它们包括后来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音乐迷扬科》、《灯塔看守人》、《为了面包》以及《天使》、《酋长》、《炭笔素描》、《家庭教师的回忆》、《穿过草原》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深沉、诚挚的感情，表达了对苦难的波兰民众、在美国的波兰侨民、印第安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村，人物描写细腻、情节丰富感人、主题高尚深刻、语言流畅生动，无论在他个人的创作成就中还是在整个波兰文学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文学作品的典型性和时代性来说，甚至可以认为比他的那些长篇历史小说还要显得突出。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七年，显克微支在华沙《斯多瓦》杂志任编辑，但这时期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历史小说的创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波兰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沙皇俄国推行反动的俄罗斯化政策，宣布禁止波兰人使用波兰语，企图以此来达到种族绝灭的目的。面对异族统治者的暴行，显克微支愤怒悲痛，他希望从宣扬波兰历史上反抗外族侵略的光荣业绩来唤起人们的爱国信念，来寻求抵制沙俄统治、克服现实痛苦的力量。以十六世纪波兰人民与哥萨克、瑞典、土耳其等外族侵略者进行顽强战斗的历史为题村的《三部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三部曲》的第一部《火与剑》出版于一八八四年，小说精采地描绘了一六四八至一六五四年问维护波兰贵族共和国统一和完整的俄罗斯省总督维西尼约维叶茨基公爵和他的骑兵统领史克薛图斯基在粉碎以赫米尔尼茨基为首的哥萨克暴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献身精神，作品站在尊重国家统一的立场上，谴责了贪婪、残暴、蛊惑人心的赫米尔尼茨基，对公爵的高瞻远瞩和深明大义推崇备至，对史克薛图斯基的多谋善战大加赞颂。小说最后以暴动被粉碎、共和国的统一获得了保证、史克薛图斯基与美丽的海伦娜结为良缘而结束，表达了作者的爱国赤诚之心和良好愿望。第二部《洪流》出版于一八八六年，小说以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波兰人民在国王领导下击退瑞典军队的侵略经过为主要线索，突出地反映了波兰民族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作者所重点刻画的骑士克密奇茨的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波兰人民勇敢、顽强、纯朴的作风。他由于抢走贵族之女奥琳卡触犯了刑法而外逃，但在瑞典人发动侵略、大批贵族投降、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决心立功赎罪痛改前非，多次潜入敌营并在叛变的贵族中间探取重要情报。最后协助流亡在外的国王打回波兰，在收复华沙的战斗中立了大功，国王恢复了克密奇茨的名誉，表彰他的功勋，江为他与奥琳卡的成婚举行了宗教仪式。第三部《渥洛杜也夫斯基先生》出版于一八八八年，描绘了十六世纪波兰人反对土耳其和鞑靼人侵略的斗争经历。由于作品对主人公的浪漫化的个人遭遇作了过于冗长的描写，使 小说的结构显得松散，与前两部相比无论在主题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要逊色得多。在九十年代初期，显克微支出版了两部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毫无规则》（1891）和《波瓦理茨基一家》（1895），前者通过一个贵族青年由于放荡苦闷、空虚无聊的生活最后导致自杀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波兰贵族阶级精神上的堕落；后者描写了波瓦理茨基依靠投机经商而发家致富的经历，从而宣扬了资产阶级必将战胜没落的贵族阶级的观点。此后，显克微支又创作了一部大型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1895—1896）。小说以古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历史为题材，着重揭露了这位暴君荒淫骄奢、残酷野蛮的面目，抨击了古罗马贵族上流社会的专横，对于广大基督徒下层民众则予以极大的同情。小说出版后风行欧美，甚受欢迎，也有人认为是显克微支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同时彼许多国家改编成戏剧、歌剧上演。一八九七年，显克微支又出版了以十五世纪波兰人民抵抗日耳曼军队侵略为题村的大型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这是一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小说，正当波兰处于沙俄、普鲁上和奥匈帝国爪分的危难时刻，作者再一次用十五世纪这一段值得波兰人骄做的历史，尤其是一四一○年在格隆瓦尔德一战，波兰与立陶宛联军彻底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条顿十字军骑士团的猖狂进攻，未激发波兰人民抗击外族侵略、复兴国家统一的信心。《十字军骑士》的出版无疑是十九世纪末叶波兰文学最光辉的成就。一九○○年，显克微支在他居住的波兰东南部凯尔采城附近的奥勃勒戈克乡间寓舍，由当地民众发起举行了庆祝他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大战期间，显克微支流亡瑞士。与当时也在瑞士的罗曼·罗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发起组织了“波兰牺牲者救济委员会”来救护在大战中受害的波兰士兵和平民，继续为波兰民族作自己最后的贡献。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七十周岁的显克微支在瑞士佛维病逝，在他的书桌上还放着未完成的小说《军团》的手稿。八年后，他的灵枢迁回华沙安葬在圣约翰大教堂，这位为了祖国和民族奋斗了一生的伟大作家终于安息在他出生的上地上。（信德） 一九○六年获奖作家[意大利]乔苏埃·卡尔杜齐GiosueCarducci，1835—1907十九世纪后期的意大利产生了一位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就是意大利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乔苏埃·卡尔杜齐。卡尔杜齐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多斯加尼地区卢卡附近的乡村里，父亲是当地有名气的医生，曾秘密参加过当时意大利的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活动，在乔苏埃出生不久即被人告发而入狱。诗人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意大利最黑暗的封建割据和藩属统治的社会现实中度过的。当时整个意大利被王爷们各霸一方，国家破碎、河山晦黯，民族正处于危急关头。意大利资产阶级民族复兴运动在其杰出的领袖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领导下，曾举行过多次的武装起义，在全国播下了国家统一、民主共和的革命种子。这对年轻的卡尔杜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许正由于家庭的传统立场和父亲的不幸遭遇之故，诗人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以诗歌来抒发自己渴望祖国统一、民族自由、平等共和的思想感情，成为马志尼、加里波第的忠实拥护者。卡尔杜齐在十五岁那一年到佛罗伦萨的中学读书，后又进入比萨师范学院文学系学习，一八五六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获得中学意大利文学教师的怔书，他的毕业论文《论十八世纪意大利抒情诗中普罗旺斯文化的影响》曾在当时引起文学界广泛的注意。但是，当他开始踏上人生旅途之际，一连串的不幸落到卡尔杜齐头上，先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不久的父亲因病去世，接着哥哥自杀，同时由于父亲的原因，卡尔杜齐本人也被当局视作“危险分子”，教育部门奉命不得对他任用。家庭的变故，经济的重担，迫使卡尔杜齐一面当家庭教师，一面当书籍编辑，来养活父兄弃世之后的一家人。后来虽也在圣密纳托和皮斯托亚担任过一阵子中学教员，但终究飘泊不定，直至一八六○年卡尔杜齐被教育部正式聘请为波伦尼亚大学意大利文学讲座教授，他的生活才得到基本保证。在那里，诗人边教学、边创作、边研究，整整工作了四十余年，至一九○四年退休离开讲坛。卡尔杜齐从小就显示出卓越的诗才，他早年熟读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对古希腊、古罗马诗人的作品尤为喜爱，他反对当时浪漫主义流行诗歌中的宗教、感伤情绪，赞赏古代诗作中那种朴素、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的风格。这种从小表现出来的艺术倾向，对卡尔杜齐以后的创作道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他一生反对的一是宗教，二是浪漫主义，认为这两样东西就是使意大利削弱的原因，他被人们奉为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源盖出于此。卡尔杜齐最早的诗作是《青春》，首次发表于一八五七年，当时他刚从比萨师范学院毕业不久，此诗深受古典主义风格的感染，既反映出诗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又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焦虑心情，后来被收录在诗集《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出版于一八六八年。在同一时期中，卡尔杜齐以大量的篇幅赞颂民族复兴事业，汇歌勇敢的革命志士，在《悼念马志尼》一诗中他歌颂马志尼为“照耀整个意大利的太阳”，在《致加里波第》一诗中他赞美加里波第为“前无古人的祟高英雄”，在《西西里和革命》一诗中，他高唱激动人 心的战歌：奋起战斗吧，各个被奴役的民族，我们将在战斗中携手前进！接着在一八六五年卡尔杜齐发表了著名长诗《撒旦颂》，作者把撒旦象征为人类科学和进步的力量，是反对一切封建、宗教、愚昧、野蛮的伟大叛逆者，长诗借撒旦的反抗精神来抨击天主教会虚伪、卑鄙的本质，揭穿他们用基督耶稣为幌子以达到愚弄民众、欺压百姓的罪恶目的。诗人以豪迈的气魄把向来被人视作魔鬼的撤旦作为英雄来进行歌颂，向反动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宗教势力猛烈开火。他曾经说过：“我不是反对宗教，而是反对利用宗教作幌子，来愚弄别人、控制别人、要挟别人。”在卡尔杜齐的前期诗作中，绝大多数都充满着这种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进步思想。一八七○年，意大利统一了，以君主立宪制代替了原先的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在此后所作的诗歌中，卡尔杜齐继续赞颂那些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而英勇斗争的战士；同时对人民在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大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联合政权统治下生活依然贫困的景象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一类作品主要有《新诗选》（1871）、《野蛮颂》（1877—1889）等。一八七二年，卡尔杜齐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意大利支部，并对上一年三月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表示了同情和声援。但由于意大利国内革命形势的低落，也由于卡尔杜齐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他渐渐地脱离了原先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八十年代便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拥护者，一八九○年，他被委任为参议员，最后成为意大利王国政府的官方诗人。他的后期诗作有《诗与韵律》（1889）、《再次赞美》（1899）等，从内容上来看，已经脱离了早期那种火热的斗争激情，大多是对大自然风光的描绘或是对人生道路的回忆与探索：在艺术上则趋向于刻意追求的完美和细腻。卡尔杜齐晚年中风半身瘫痪，一九○四年退休离开波伦尼亚大学讲坛，同时也退出了政界活动，一九○六年十二月他以“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更主要的是颂扬他诗歌杰作中所具有的特色、创作的气势、清新的风格和抒情的魅力”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两个月后的一九○七年二月十六日，卡尔杜齐在波伦尼亚病逝。作为一个诗人，卡尔杜齐对意大利民族文学的贡献主要就在于他以福斯科洛、蒙蒂等古典诗人为师，高举起新古典主义的旗帜，在诗歌创作领域里，打击了宗教、封建势力的影响，以崭新的民族诗歌形式反映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的伟大潮流。他的诗被称为十九世纪意大利诗歌的顶峰，这不仅由于在艺术上所具有的可贵的探索，而更重要的则是它们出色的政治内容，因为诗人是在祖国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中成为站立在时代前列的一个强者。卡尔杜齐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原因是他丰富的思想、早年的艰辛经历和对民族诗歌传统的创造性发展，他把自己形象地比喻成“站在世纪的山顶上”，他的诗就是这种居高临下、登高望远的产物，具有豪迈的气魄和感人的力量，他的诗写出了一代人的斗争风云，写出了意大利民族的悲欢。国外学者评论他的诗作具有一种“永久性的美的价值”， 认为卡尔杜齐在意大利十九世纪后半期文学上的崇高地位是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这种声誉的基础就在于他对祖国诗歌创作上的杰出贡献。尽管诗人后期趋向于保守和缓和，但综观他一生所走过的路，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文学创作这两方面的功绩都是不能否定的。此外，卡尔杜齐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对意大利文学的深湛研究是当时的权威，他的专著《意大利民族文学发展史》是四十年心血的结晶，至今还作为学习意大利文学史的必读书籍，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信德） 一九○七年获奖作家[英国]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RudyardKjplingl865—1936吉卜林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于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诞生在印度的孟买。他的父亲约翰·吉卜林是孟买英国艺术学校雕塑学教授。后来又担任过拉哈尔博物馆馆长。母亲艾丽丝·吉卜林是监理会牧师的女儿。吉卜林的亲戚中，有不少是画家，也有后来当上英国总理大臣的。他的家庭环境，对他绘画的爱好以及艺术素质的培养，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一八七一年，吉卜林六岁那年，他的父亲按照在印度工作的英国人的习惯，把他送到英国接受教育。由于离开了父母，再加上他的监护人是一个行为粗暴的退休军官，使得吉卜林在英国的几年生活，过得很不愉快。一八七七年，吉卜林进入“联合服务学院”，这是一所专门为英国培训海外军事人员的学校。他在这里除学习军事知识外，还喜欢读丁尼生和斯温明的诗，也就在这时他开始了诗歌创作。一八八一年，他的父母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他这时期的习作，题名为《学生抒情诗》。一八八二年，吉卜林回到印度，先在拉哈尔的《民政与军事报》编辑部工作。因为他工作出色，得到总编辑的赞赏，并鼓励他写一些关于自己生活经历的诗歌和随笔。一八八六年，他的诗集《歌曲类纂》问世，吸引了不少读者。一八八七年，他转到阿哈巴德《先锋报》工作，担任助理编辑。这时他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一八八八年，他出版了《山中的平凡故事》、《三个士兵》、《加兹比一家的故事》、《在喜马拉雅杉树下》等七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常以印度迷人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以英国在印度的平民、士兵、官僚及其他侨居者的生活为题村，描写不平凡的事件，表现强有力的人物。由于作者深受殖民主义教育的影响，因此有不少作品难免渗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精神。但作者毕竟是个艺术家，他并不完全按殖民当局的意志行事，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生活，所以有不少作品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欺压人民的罪行和他们想升官发财的丑恶灵魂。还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印度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以及印度人民对殖民主义者的憎恨。吉卜林曾从白拉脱·哈塔（1836—1902）和莫泊桑（1850—1893）等作家的短信小说中学习过技巧，所以他的短篇小说具有构恩精巧、叙述生动、文字简洁等特点。一八八九年，吉卜林又回到《民政与军事报》工作，并作为该报特派记者去英国。他乘船出发，取道中国、日本、美国，经历了一次“征服世界”的旅行，在途中写了许多札记，后来将这些札记收集在《从大海到大海》等集子里。吉卜林在国外受到推崇，但一到英国，他发现英国的文学团体对他十分冷淡。一八九○年的一天，他寄了一袋诗稿到《民族观察家》编辑部，主编威廉·欧内斯特·亨雷，立刻从这些皇家士兵的小曲中发现了那些充满活力的声音。他竭尽全力促成了吉卜林的《营房的短篇故事诗》等诗集出版。从 此吉卜林在英国的文名大振。一八九○年，吉卜林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但远远不及他的短篇小说成功，结构也比较松散，在读者中没有多大影响。一八九一年，吉卜林去南非旅行，他与殖民主义者——金刚石大王塞西尔·罗德斯成了好朋友，就在他那里住了两年。一八九二年，吉卜林到美国，与美国作家查尔士·贝勒斯梯尔合作写了一部长篇传奇小说《劳拉长》。同年与查尔士的妹妹卡洛琳·斯塔尔·贝勒斯梯尔结婚，直到一八九六年，吉卜林同他的妻舅彼第·贝勒斯梯尔发生剧烈的争吵之后，才回到英国萨塞克斯定居。在英国期间，他写了诗集《七海》（1896年）、《林莽之书》（1894年）和《林莽之书续篇》（1895年），特别是后两部书，成了吉卜林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林莽之书》和《林莽之书续篇》，写的是有关印度原始森林中的野兽故事，其中叙述了一只勇敢的母狼从虎口救出婴儿莫格列并抚养了他。从此，小莫格列就在莽林中与野兽一起生活，长大后杀死了凶暴的老虎莎亨。在林莽中的动物，都有不同的个性，都会说话，但它们的话没有超出动物所能了解的生活经验的范围。在动物世界里，有敢于救护婴孩的母狼，也有想吃人的老虎，有喜欢空谈的猴子，也有乞食的豺狼。在原始林莽中，既有友爱，也有剧烈的竞争。作者还塑造了森林传统的保护者和立法者熊。作者写的是动物的故事，但充满了人类生活的寓意。作者旨在揭示原始动物世界生存斗争的规律。他歌颂友爱、勇气和大胆行动，反对凶暴、贪婪和没有行动的空谈。作者希望建立法律、秩序，使生活合理化。由于作者是从民间流传的动物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因此，不能说这两部作品纯粹是宣传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观点的，虽然在寓意中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但也反映了民间反对强暴、贪婪和混乱的合理愿望。《林莽之书》，想象丰富，语言幽默，动物形象鲜明，再加上迷人的原始森林的环境，富有艺术的魅力，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作者也因这几部书名声大振。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吉卜林的创作题村有了扩大，从描写印度殖民地风土人物转向世界其他地区。在思想内容上，吉卜林一方面暴露了机器化了的西方社会人格的堕落，同时又宣传自己的生活理想，试图激发青年们斗争意志和勇敢精神，如中篇小说《勇敢的船长们》（1897），写一个美国财主的男孩，在轮船上失足落水，被渔夫所救。他在艰苦的捕鱼工作中受到了锻炼，培养了在生活中能克服困难，进行艰昔斗争的勇气和信念。在短篇小说隼《日常的工作》（1898）和自传体中篇小说《斯托凯公司》（1899）中，作家在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宣扬了人们必须遵守纪律的思想。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下，强调纪伴和秩序，这只能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足，使他们不能起来进行斗争，有利于维护现存制度，这是必须指出的。一九○○年，吉卜林又一次去南非，在那里担任过布娄姆冯坦《友人报》的主编。一九○二年，他回到英国，定居乡村，专心写作。二十世纪初，吉卜林写了许多作品，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基姆》（1901）、儿童读物《原来如此的故事》（1902）、中篇小说《交通与发现》（1904）和诗集《五国》（1903）及《普克山的帕克》（1906）等。《基姆》是吉卜林长篇小说的杰作。主人公凯姆巴·奥哈拉，绰号基姆，是驻扎在印度的爱尔兰兵士的孤儿。在印度流浪时遇到西藏来的喇嘛太虚，深受太虚的宗教思想影响。后来他被父亲的老同事英国上校克来顿所收养， 并叫他做情报工作。基姆在印度的环境中成长，皮肤已同印度人一样黑，性格上也融合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征。他又聪明又刚毅。一方面对“上师”（喇嘛）非常顺从，另一方面又去完成英国人交给的侦察任务。吉卜林通过基姆的形象，试图表现自己对东方人的理想。这种人一方面保持着东方古老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另一方面又能顺从西方人的意志。实际上作者企图调和民族矛盾，流露了浓厚的殖民主义的思想意识。但小说在客观上暴露了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进行间谍活动的罪恶。小说叙事生动，庄描绘印度习俗和宗教心理时，富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无怪乎T·S·艾略特说，在这部小说中，能真正闻到“印度气息”。这时期吉卜林写的《原来如此的故事》，是一部优秀的知识性的儿童读物。作者以提问的形式写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如大象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骆驼为什么背上长上峰等故事。它不仅为儿童所喜爱，也是吉卜林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一部好作品。一九○七年，由于他具有“观察的能力、想象的新颖，思想的雄浑和叙事的杰出才能”，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八年，他又接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尽管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他仍坚持在乡下过隐居生活，他认为他的唯一的欢乐是在“无伦之乐”之中。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吉卜林发表了不少诗歌和特写。但由于他是从大英帝国的利益出发，没能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所以他的不少作品鼓励青年参战，宣扬为大英帝国献身的错误思想。但到一九一五年，他的唯一的十八岁的儿子在比利时的罗斯战斗身亡，他的所谓“天伦之乐”也被粉碎了，从此他的思想被悲哀与痛苦的阴影所笼罩。这也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吉卜林后期的诗歌，如《暴风雨来了》，在艺术上音韵和谐，但不如早期《营房的短篇故事》那样吸引人。早期的诗。民歌风味浓厚，使人喜爱。在内容上，后期的诗，虽然不少诗深沉地表达了对世界性灾难的悲哀，但带有超自然的神秘感。不如早期的诗明朗，因此也很难读懂。吉卜林后期的小说如《各式各样的人》（1917）、《借方与贷方》（1926）和《极限与更新》（1932）等，都表现了对生活的绝望心理，也带有神秘色彩。因此他后期的作品，都没有早期的作品那样流行。此外，他还有不少著名的散文作品，如《我的经历》等。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吉卜林在伦敦去世。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但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意晓） 一九○八年获奖作家[德国]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RudolfChristophEucken1846—1926一九○八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这项奖金第二位非文学家的获得者。奥肯于一八四六年一月五日出生在德国北部位于北海之滨的东弗里西亚群岛的首府奥里希城，父亲是当地的邮局局长，但在奥肯五岁时即去世，他便与寡母相依为命，以领取国家的抚恤金维持生计。奥肯幼时屡患重病，敏度难关。家庭的苦难和个人的不幸使他格外早熟。奥肯从小喜欢读书，更爱思考，在幼小的心灵中常对人间的各种社会现象提出一系列问题，说明这位哲学家从幼年时代起就已经具有一种超人的哲学头脑，然而，他又往往把一些一时不可理解的问题，诸如“人为什么要死”、“什么是主宰人类所有行动的力量”等等归属到玄秘的宗教哲学上去解释，认为超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伟大化身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由此可见，奥肯唯心主义哲学立场的最后形成是有着深远的思想基础的。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年轻的奥肯发愤读书，成绩优异，中学时曾不止一次的跳级，受到教师们的好评和钟爱，尤其是高中阶段的班主任、神学家兼哲学家罗伊特成了他早年最有影响的导师。一八六二年，奥肯中学毕业后考入哥廷很大学哲学系。位于德国东部莱纳河畔的哥廷很大学创建于一七三七年，是当时欧洲唯心主义哲学中心之一，校内充满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奥肯在著名思想家R·N·罗采（1817—1881）教授指导下学习，在该校获得了上古史和古典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接着，他又进入柏林大学深造，直接受业于唯心主义目的论者、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学派的继承人、哲学家F·A·屈莱特伦纳伯特教授（1802—1872），后者历来所发表的哲学上的论著以及在伦理学上的观点，对奥肯后来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大学期间，奥肯还专修了“亚历士多德逻辑学”这门课程，使他以后成为解释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思想体系的著名学者。大学毕业后，奥肯曾先在中学里短期任教，一八七一年，即在他二十五岁时受聘至瑞士西北部巴塞尔城的巴塞尔大学任哲学教授。一八七四年，转教于德国南部的耶拿大学，任哲学和伦理学教授，一九一二年他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作为美德两国文化交流的学者之一前往美国那鲁大学讲学，一九一四年又到日本东京大学任客席教授。据说，奥肯曾打算从日本转道来中国访问，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成，后来在一九二○年当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至耶拿登门拜访奥肯，并表示要将他的主要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可见这位哲学家与中国也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一九二○年，他从耶拿大学退休，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八十高龄的奥肯在耶拿寓所逝世，结束了他作为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的一生。奥肖在西方最著名的成就是：一、宗教伦理学，二、亚历士多德学说，三、古典哲学。他的早期代表著作有：《亚历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现代基本概念的历史和批判》（1878）、《哲学术语史》（1879）；中期代表著作有：《近代哲学史论文集》（1886）、《精神生活在人类意识和行 为中的统一》（1888）、《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后期代表著作有：《宗教与生活》（1911）、《社会主义分析》（1920）、《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08）、《个人与社会》（1923）。奥肯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他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人类现实的精神经历方面，他否定抽象的唯理智论，但同时又把人的精神力量本为高于一切的主宰，他认为人类所遇到的力量不外乎自然的和情神的两种，人类的责任和权利就在于一旦掌握了精神力量之后，通过不停顿的努力奋斗去战胜自然力量。这是一种对内在世界的追求，也被称之为伦理学的能动主义，所谓“能动主义”（Activism）它否定物质的第一性，宣扬精神有“自发”的能动作用，因而是一种明显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它包含了人类的所有本能，但主要是指那些来自于直观的努力。奥肯也对自然主义哲学提出过强烈批评，他认为人类的灵魂与静止的自然世界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自然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是无法用精神去证明的，但人类的意志可以去改变自然，在这中间作为永恒精神力量存在的则是基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分析》一书中，奥肯则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否定和攻击，认为这个制度是对人类精神力量束缚和否定，表现出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的顽固的保守立场。此外，他还把社会的发展与存在归功于少数“精神上的英雄”。将奥肯的所有哲学思想归纳到一点，即他所宣扬的是充满着基督教精神的“唯灵主义”，他之所以得出入的精神可以战胜一切的结论，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演绎出来的，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在这样一个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活，人类精神上的生活，只有求得基督教义上的民主、自由和国家间的和平之后方能真正的存在。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奥肯是一位典型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立场是对“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断的反动，他把人的意志和精神看成是万能的、最有力量的精华所在，同时又羼杂了不少宗教的成分，因而具有更大的蒙蔽性。他对社会主义所抱有的明显的敌意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反动政府的“大日耳曼主义”的默认态度，都说明了奥肯头脑中顽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立场。当然，把奥肯明确地定为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家并不是说他的所有哲学观点都是错误的，指出他在政治上的反动性也不等于全盘否定他在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应有功绩。例如：他把人的精神生活划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认为所有人的生活本质都是通过演变由低级阶段上升为高级阶段的，在低级阶段人无法驾驭自然界，只有到了高级阶段才可以进入自由的境界，成为主宰自然的主人。这一观点包含了进步的进化论和唯物主义成分，不无可取之处。此外，奥肯在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常常成为人们钦佩的原因，他一生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到了三十六岁那一年才与叶林纳·巴索夫结婚，幸喜妻子也是个心地开朗有艺术气质的女人，婚后对奥肯的学术研究有过很大帮助；即使到了晚年声誉卓著的时候，奥肯也仍未放下他的笔和书，一九二○年退休之后还写出了《个人与社会》等名著，进一步宣传他的老师罗采的学说，提倡人类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生活，这个观点对当时弱肉强食、烽火四起的世界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早在十九世纪末期，他曾坚决地声援受到俄国压迫的芬兰人民，向沙皇政府的强盗行径提出强烈抗议，因而受到芬兰人民的尊敬。奥肯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国外院士。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颁发给奥肯的奖词中强调指出“在他的众多的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以及他为生活中的唯心主 义哲学的发展和维护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确表示之所以授奖给这位哲学家是为了“表彰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对于这项荣誉，奥肯在他的《生平回忆录》中曾表示了由衷的喜悦，他认为这是全世界对他一生研究工作的肯定，也是瑞典的朋友们对他极为友好的结果。（信德） 一九○九年获奖作家[瑞典]塞尔玛·拉格勒芙SelmaLagerlof.1858—1940一九○二年，瑞典国家教师联盟委托一位作家为孩子们编写一本以故事的形式来介绍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和民俗学等知识的教科书。四年后，这部以童话形式写成的书出版了，立即获得了教师们的好评和孩子们的欢迎。不仅是学生们争着看，连大人们也争着看，这部书很快风靡瑞典全国，又立即流传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大陆各国，彼人们赞誉为“二十世纪的安徒生童话”。这部书的题目叫做《尼尔斯奇妙历险记》，它的作者就是著名的瑞典女小说家塞尔玛·拉格勒芙。拉格勒芙全名塞尔玛·奥特莱纳·罗维萨·拉格勒芙，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瑞典西部代姆兰省玛巴卡·曼奥村一个世袭贵族地主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当时正在瑞典军队中服役，授陆军中尉军衔，母亲是一个出身于艺术家和牧师家庭的贵族妇女，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家乡美丽的庄园和家庭教师的陪伴下度过的。一八八五年，拉格勒芙从斯德哥尔摩罗威尔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受聘到伦茨克罗纳斯女子中学教了十年书。她就是在那里开始创作第一部文学作品《戈斯泰·贝林的故事》。早在孩堤时代，拉格勒芙就大量的接触了家乡的民间传说、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故事和安徒生童话，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还常跟随大人们去看戏，因此从小就建立了对文学的强烈爱好，她在小学时就开始写诗作文，进入大学后文学水平是公认的“尖子”，这种创作欲望时时刻刻在激励着她的心。一八九一年，《戈斯泰·贝林的故事》这部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年轻牧师的遭遇为主要情节的抒情小说终于出版了，受到了文学界的赞扬，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个故事是拉格勒芙早在幼年时就听父亲说过的，一八九○年她写成了中篇小说在《伊顿》杂志征文比赛中获奖，第二年她又扩写成长篇小说出版。戈斯泰·贝林是一个生长在伐姆兰地区的牧师，他因触犯圣规而被革职，在流浪中为埃克布田庄女主人、少校夫人玛格丽特收留，成了她家中的第十二个食客。玛格丽特原是个温柔美丽的少女，曾与穷青年阿尔特林基尔相爱过，但后迫于父命嫁给了又丑又坏的萨姆齐留斯少校，几年后阿尔特林基尔发财回来，与玛格丽特重温旧情，死后又将埃克布等七处田庄馈赠于她。玛格丽特自从成为少校夫人之后，就变得粗鲁冷酷了，由于有人当众取笑她与阿尔特林基尔的私情，一向装糊涂的少校发火要撵走她，于是玛格丽特就离开了家庭。少校等妻子走后就将田庄交给食客们让他们挥霍享受，但是戈斯泰并不同流合污，他离开了少校的家，在一次舞会上与伯爵夫人伊丽莎白邂逅相遇。经过曲折的变故之后，伯爵夫人终于与戈斯泰相爱，她遭到了伯爵的虐待，不久生下一男孩，为了使孩子不至于没有父亲就毅然决定嫁给戈斯泰。在此同时，少校被狗熊咬死，一些作恶的食客也先后遭到了报应，其他人则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离开一年多的少校夫人也回来了，她又恢复了年轻时温柔、可亲的模样。少校夫人要把埃克布田庄送给戈斯泰被他谢绝了，他对她说，他要努力工作，永远做一个穷人，生活在农民中间，帮助他们。少校夫人去世了，她安详、美丽地躺在那里，食客们从铁工厂回 来，听说她临死前还在听他们劳动的锤子声，感到自豪。玛格雨特原打算把田庄送给他们，但遗嘱没有来得及写好，食客们却认为这是他们的光荣。没有人为失去获得财产的机会而悲伤。在小说中作者以挽歌式的笔调对已经逝去的贵族地主的庄园生活进行了充满感情的描写，同时也表达了她对善良、正义、爱情和自食其力劳动的赞美。小说具有浪漫风格，文笔优雅、生动，显示出拉格勒芙出色的艺术才华。《戈斯泰·贝林的故事》创作的成功使拉格勒芙一跃成为瑞典著名的小说家，接着在一八九四年她又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有形的锁环》，这是一组以广大乡村中的农民、渔夫、儿童和动植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作者形象地把他（它）们比喻为人类各个连接起来的锁环。在出版了这两部作品之后，声誉卓著的拉格勒芙辞去了教职，她决心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神圣的文学事业。除了写作之外，在此后的十年里，拉格勒芙先后到意大利、希腊、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作过多次广泛的旅行，这一时期她的作品主要有歌颂基督、赞扬宗教慈善事业的小说《假基督的故事》（1897）、以北欧神话为题村的故事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集》（1899）和以移居于巴勒斯坦的瑞典农民生活为题材的史诗小说《耶路撒冷》（1901—1902），后一部作品以它宏大的气魄和细腻的描写被认为是拉格勒芙艺术寸华发展到了完美的表现。一九○六至一九○七年，拉格勒芙出版了最受人推崇的作品，即上述的童话小说《尼尔斯奇妙历险记》。小说写一个名叫尼尔斯的小淘气，被变成了一个拇指大的小精灵之后，骑在一只金色的大鹅背上游历了瑞典命国。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事物。通过尼尔斯的所见所闻，作者以风趣的、奇妙的，幻想式的笔法，描绘了瑞典人民从占到今的生活情景和美丽秀瑰的大自然风光。小说一开始就以它朴素的艺术魅力给人一种强烈的吸引和联想：从前有一个少年，他大约十四岁，长得高大强壮，头发金黄。他一味贪吃贪睡，没有多大用处，并且非常喜欢捣乱。⋯⋯现在少年绕着镜子跑了两三次，想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个小人儿躲在镜子的背后，但是他在那后面找不到人。他这时候因恐怖而全身发抖起来。现在他相信：小精灵把他本人也施过魔法了，他自己就是那个小人儿，他在镜子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接着，尼尔斯又遇到了一群野鹅，他被带上了天空，于是这场奇妙的历险就开始了。作品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来进行描写，从中又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各科知识，这正是瑞典全国教师联盟当初所提出的要求。鉴于拉格勒芙在创作上的杰出贡献，瑞典官方给了她崇高的荣誉：一九○四年，她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金质奖章，一九○九年，她由于作品中“崇高的理想主义、生动的想象能力和心灵上的敏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瑞典第一位得到这一荣誉的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奖金的女性，一九一四年，她被推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因为拉格勒芙对家乡的庄园生活充满着一种痴情的依恋，儿时的美好回忆更引起她无限的情趣，一九○九年，她将诺贝尔奖金所得来的钱重新买回了自从她父亲去世之后变卖了的玛卡巴庄园。她辞别了斯德哥尔摩豪华的都 市生活，回到了家乡，重新开始她早年曾经度过的乡村田园生活。她一生没有结过婚，当然也没有孩子，但她有许许多多瑞典和其他各国儿童做她的孩子，几乎每天都有《尼尔斯奇妙历险记》的忠实小读者到玛卡巴来探望拉格勒芙，她还经常收到孩子们的来信，在她的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瑞典地图，上面画的正是尼尔斯骑坐金色的大鹅遨游在祖国的天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扰乱了拉格勒芙平静的生活，这位女作家虽则深居简出，但也对世界事物和周围环境的动荡抱着关切的心情。当然，她平日也仍然坚持写作，只是在战争最激烈的这几年她忧心如焚，写不出什么东西来。自从获奖以来到她去世为止，又出版了好多部小说，它们中间主要的有；反映一个家族充满神秘色彩命运的《李来克洛那的家庭》（1911）、描写农村经济萧条和道德败坏现象的《葡萄牙国王》（19l4）、谴责战争罪恶的《被逐》（1918）、以社会慈善组织的活动为背景的《御者》（1921）和《罗文舍尔德三部曲》——《罗文舍尔德的戒指》（1925）、《查罗特·罗文舍尔德》（1925）、《爱娜·斯瓦德》（1928）。“三部曲”是这位女作家晚年的精心之作，它再度以伐姆兰地区的乡村社会生活环境为描写对象，着重刻划了一个沉缅于幻想之中的无所作为的牧师和一个与他绝然不同的奋发上进的青年农民形象；“三部曲”再现了作者对往日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追念，这表明她自从发表《戈斯泰·贝林的故事》以来一直没有丢弃过希皇荒芜的乡村家园重新繁荣起来成为英雄创业的时代这一幻想。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圣诞节的故事》出版于一九三八年，表明了作者对穷苦人们的同情。拉格勒芙的晚年还写了回忆录《玛卡巴》（1925）、《我的童年时代的回忆》（1930），一九三二年又出版了她的日记，在这些作品中，她更详细更具体地追述了自己的一生经历，包含了对那些年代的留恋的情感。一九四○年三月十六日，年逾八十的拉格勒芙在她所最热爱的玛卡巴庄园病逝。在去世前不久，这位一生热爱正义、笃信慈爱、憎恨战争、谴责邪恶的女作家还以她个人的影响，通过瑞典皇室，向德国希特勒政权进行交涉，从集中营里救出受迫害的犹太女作家、后来于一九六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N·萨克斯女士以及她的母亲，这可以说是拉格勒芙对人类所做的最后一件有益的事。（信德） 一九一○年获奖作家[德国]保尔·海塞PaulJ.L.Heyse，1830—1914保尔·海塞全名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塞，是语言学家K·W·L·海塞的儿子，一八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生在德国首都柏林。由于海塞生活在一个崇尚文化艺术的、有悠久历史的贵族后裔家庭里，因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他十七岁从文科中学毕业，随即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攻读古典文学和哲学。一八四八年，也就是海塞进入大学的第二年，由当时在柏林的著名诗人伊梅纽·盖勃尔的介绍，加入了以库格勒为领导人的柏林文学团体“斯普累河上的隧道”，从此开始了海塞正式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期。从柏林大学毕业后，海塞又转入波恩大学学习罗马语言文学和艺术史，一八五二年回到柏林大学，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九月去意大利留学，先后到过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和蒙德那等地，在意大利居住的一年时间里，海塞对罗马的古典文学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当他回国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了。一年后，海塞应当时巴伐利亚大公国的大公马克西米连二世的召请，来到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在那里，他与盖勃尔一起成为名为“慕尼黑诗社”的作家集团的首领人物，他们崇尚古典主义，竭力提倡维护传统的艺术价值，反对来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干扰”或“侵蚀”。在盖勃尔和海塞的倡导下，“慕尼黑诗社”成了复兴古典浪漫主义文化，排斥已经成为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的大本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属于保守的、复旧的贵族文艺的忠实捍卫者。似乎与法国自然主义领袖作家左拉有相似之处，海塞在理论上的复旧主张在创作实践上却并不一定行得通。在最初学习创作时，他是从自己所崇尚的古典——浪漫主义那儿去汲取艺术养料和描写手法的：然而，一旦进入创作，却使他认识到只有依靠生活，联系社会才能写出有分量的、受到人们喜爱的作品。发表于一八五三年的短篇小说《倔强的女性》是海塞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它就是作者对生活和社会观察之后才写成的。小说的主人公是穷人的女儿劳列拉，她生性倔强，年少时曾经看到父亲对母亲的虐待和折磨，致使母亲患病卧床不起。但母亲对父亲却毫无怨言，直到父亲死后，母亲还在怀念着他。劳列拉对母亲十分同情，尚未成年就去做工用挣来的钱赡养有病的母亲，但她对母亲的忍受哲学表示异议，她为了不愿遭到母亲那种痛苦的命运，一直不愿意与男青年交朋友，强压心中的热情而将爱情拒之于门外。由于劳列拉的脾气古怪，被四周的人称之为“犟女子”，村子里的男青年视她为带刺的玫瑰，碰都不敢碰。但在这些小伙子中间也有一个却一直在深深地爱着劳列拉，他就是渔夫安东尼奥。长久以来，安东尼奥找不到向劳列拉表示自己爱慕之心的机心，这大劳列拉搭他的船去卡布里岛，在回家的时候，安东尼奥终于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去拥抱劳列拉，结果彼劳列拉狠狠地咬了一口。事情过后，安东尼奥感到十分伤心，爱的热情衰退了，谁知劳列捡却来了，她扑在安东尼奥的怀里，哭着说：“你打我吧.用脚踏我吧，诅咒我吧⋯⋯可就是别赶我走！”因为“我爱你，我很久以来 都在为你担心，也一直在抗拒你的爱情！”从发表《倔强的女性》开始，海塞以勤奋的笔力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一百二十多个中短篇小说，二十部剧本和大量的诗歌，成为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海塞往往通过作品中主人公在爱情上种种遭遇的描写，来反映人物处于矛盾状态的心理活动。作家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作为社会生活中主要内容之一的爱情，而是心理上的一种演绎。海塞一方面不能下从时代生活中去挖掘创作的素材，另一方面又企图用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来解释他的唯心主义史观，这就是他崇尚复旧、缅怀过去所带来的影响。海塞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愿意去描写生活中的阴暗面，常常以乐观精神来表现存在于他个人头脑中的美好理想，他的作品经常以回忆追述的手法来开头结尾，给人们带来一种留恋过去，缅怀往事的感觉。海塞的这一创作特点曾得到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好评，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动荡、分裂的普鲁土帝国的一种美化和粉饰，因而在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中除了在艺术上可以享受到精巧的构思，侍一般的意境和精雕细琢的语言风格之外，就很难在思想上、社会意义上得到更大的收益了，这也许就是海塞的声誉日益下降的主要原因吧。德意志是歌德的祖国，一个世纪以前，这位大诗人曾经在魏玛公国、在故乡法兰克福和异国意大利等地写下了举世闻名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青年时代的海塞就从这位前辈作家的作品和思想中受到了巨大的艺术感受。由于海塞熟读歌德的著作，并且有精辟的理解能力，因而被后人称之为“歌德的总督”。可是这位“歌德的总督”在尚未成名时却受到过出版商的讥笑。据说，海塞青年时代曾经将歌德小说摘录下来交给出版商海尔兹，用以检验这个书商的识别能力。海尔兹果然将稿子退了回来，还对海塞说，“有谁会读这些东西呢？这里边实在扯得太远了，太罗嗦了。⋯⋯不行啊，年轻人，这些东西要想找到一个具有耐心的读者，可没那么容易！”当海塞告诉他这些是从歌德的作品《情投意合》中抄摘来时，海尔兹傻了眼了。海塞的主要作品除《倔强的女性》之外，还有《愤怒》（1855）、《脱雷比的姑娘》（1858）、《安德里亚·德尔芬》（1862）、《特雷维索的绣花女》（1868）、《世界上的孩子们》（1873）和《天地之爱》（1885）等。他的重要理论著作《鹰论》是一篇阐述中篇小说创作理论的文章，作为海塞与海尔曼·库尔兹合编的《德国中篇小说精华》一书的序言发表于一八七一年。海塞推崇意大利文学，连这一标题也是模仿卜迦丘的作品《鹰的故事》而来的。此外，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十九世纪前期诗的人吉康蒙·利奥巴底的诗作。一九一○年，海塞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用以“赞扬他作为抒情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和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家，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所显示出来的，渗透着理想的，非凡的艺术才能”，当时正是他的影响降低到几乎要彼人们所遗忘的程度。一九一四年四月二日，海塞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病逝于慕尼黑，他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极大部分时光，他的文学创作差不多全是在那里完成的。（信德） 一九一一年获奖作家[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Maeterlinck，1862—1949一九○八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大厅里，灯火辉煌，座无虚席，紫红色的大幕拉开之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富有幻想色彩的童话世界：那穿着浅蓝短上衣和朱红色短裤的蒂蒂尔与穿着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的女主角甘泪卿同样服装的米蒂尔兄妹俩，在一个头戴红帽的老太婆、仙女贝丽吕娜的引导下，去寻找象征着人类幸福的青鸟；那密密的树林，兔子、马、公牛、狼、山羊等动物，还有代表着各种各样幸福类型的。“众胖子幸福”啦、“有钱幸福”啦、“健康幸福”啦⋯⋯简直使人眼花瞭乱。蒂蒂尔和米蒂尔几次找到了青鸟，可是又几次让它给飞了，他们找啊找啊⋯⋯醒来了，原来是一场梦，太阳已经照在村枝上面了。蒂蒂尔抚摸着他的一只斑鸠鸟，对，这就是他和米蒂尔在梦中寻找的青鸟，只不过颜色更青些。趁蒂蒂尔和邻居一个小姑娘在争夺之中，斑鸠飞走了，小姑娘哭了，蒂蒂尔说：“没有关系⋯⋯别哭⋯⋯我会抓回来的⋯⋯”接着他又走到前台，对观众们说：“如果有谁抓到了，愿意还给我们吗？⋯⋯我们为了将来的幸福非要它不可⋯⋯”幕落了，台下掌声雷动，剧中奇妙的情节和美好的主题深深地打动了观众，并引导人们去进行思索⋯⋯。这就是著名的比利时象征主义戏剧家梅特林克当年创作的六幕十二场的童话剧《青鸟》在莫斯科的首场演出。《青鸟》创作的成功使梅特林克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欧洲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剧作家，也使他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和最巨大影响的比利时作家。三年后，即一九一一年梅特林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赞赏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的形式显示出一种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这使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达到了顶点。莫里斯·梅特林克，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比利时根特城的一个公证人家庭里，少年时代在圣巴尔贝的耶稣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按照父母的旨意进入法律专科学校学习，一八八六年在专科学校学习期满，随即去巴黎作短期进修。梅特林克在巴黎虽只逗留了半年，但对他的一生道路却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在那里结识了一批象征主义文学家，并从法国当时兴起的象征主义运动中受到了鼓舞，使他下决心要成为一名象征主义作家，他参加了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的团体，发表了有关象征主义的论文。自巴黎回国，梅特林克在根特市当了一阵子律师，但他对这项职业实在不感兴趣，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他常常为杂志撰写诗歌、评论、小说和特写，以一名勤奋的新秀出现在比利时的文坛上。梅特林克的早期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代表作是发表于一八八六年的短篇小说《屠杀婴儿》。这一取材于十六七世纪比利时人民反抗西班牙占领军侵略罪行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尽管小说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 色彩，但主题的鲜明、人物形象的深刻，使它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激励人民的好小说。梅特林克在欧洲首先是以象征派诗人而出名的。在象征主义流派的深刻影响下，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未开始，他就潜心于象征派的诗歌创作，一八八九年诗集《暖房的花朵》的出版，标志着梅特林克作为象征派诗人的成熟。在这部诗集里，作者从推崇“纯粹的艺术”出发，通过人物（有时就是作者自己）在梦幻和瞬间中的感觉，来反映内心世界的演变。温室中苍白的花朵，象征着精神的室息，也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沉闷忧郁的空气的苦闷心理。一八九六年，梅特林克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诗集《十二首歌》。此后，他就集中精力创作戏剧。梅特林克的戏剧创作最旱开始于八十年代未，在《暖房的花朵》出版的同年，他自费出版了第一部剧本《玛兰纳公主》，作者把象征主义的手法首次运用到戏剧中去，以充满着恐怖的死亡来揭示人类中残存的丑恶心灵，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之为象征派“死亡戏剧”的代表。《玛兰纳公主》总共也只印了几十本，出版后默默无闻，一年后由于法国评论界的推崇居然一跃成为名著，也被公认为梅特林克戏剧创作的奠基作。九十年代是梅特林克创作的第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是发表于一八九二年的《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这是作者侨居巴黎时创作的大型悲剧，是在法国象征主义思潮直接感受下写成的，一九○二年，由法国著名的象征主义音乐大师德彪西（1862—1918）作曲改编成歌剧后，更流行于欧洲，被公认为象征主义戏剧无可争辩的杰出代表、十九世纪最有造诣的一部戏剧作品。剧本描写了美丽的少女梅丽桑德在一次林中迷路时与国王高罗相遇，被国王娶为妻子，但她并不爱老国王，而是爱上了国王的弟弟普菜玛斯。私情终于为国王所知，最后普莱玛斯跳崖，梅丽桑德也彼国王刺死。这部具有感伤情调的爱情悲剧，象征着命运的黯淡，如同整个象征主义流派一样，不可知的宿命论成为贯穿整个作品情节发展的主导思想，同时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梅丽桑德彼认为是一个“无缘无故而生，无缘无故而死”的人。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剧本《阿拉丁和帕洛密德》（1804）、《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1896）等。一八九八年，梅特林克定居于法国巴黎，世纪末斗争的激化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使他开阔了眼界，把视线从象征主义的狭隘圈子中解脱出来，开始面向社会实际，注重于现实生活，使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两三年与二十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梅特林克写了著名的三幕剧《莫娜·凡娜》（1902）、《乔赛儿》（1903）和《青鸟》。《莫娜·凡娜》是一部历史剧，以十五世纪时意大利佛罗伦萨和比萨两城相斗的故事为素材，塑造了一位勇敢、忠诚的女性形象。莫娜·凡娜是比萨军队指挥官吉都的妻子，比萨在战斗中被佛罗伦萨击败，佛罗伦萨军队指挥官提出，只要莫娜·凡娜到他的营房里过一夜，就可以赦免全城人的生命财产。在这危急关头，莫挪不顾丈夫反对只身来到佛罗伦萨的兵营，原来他们的指挥官就是她早年的友人琦亚尼罗，他只想见到莫娜互诉衷情。琦亚尼罗决定离开佛罗伦娜军队，为了逃避追捕，莫娜将他带回到比萨城，不料她的丈夫嫉火上升，百般设计要杀害琦亚尼罗。被丈夫卑鄙行动所激怒的莫娜，这下可真的爱上了琦亚尼罗。她决心救他一齐出走。显然，《莫娜·凡娜》是一部以人类的爱情和道德为主题的作品，作者谴责了吉都的自私，狭隘，嫉妒，而对莫娜 的光明磊落和对祖国，对爱情的忠贞表示了极大的赞许。在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中，梅特林克大量地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艺术，把它与象征主义的戏剧色彩进行了调和，产生出一批有一定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的作品，《青鸟》的创作可以被看成是梅特林克戏剧艺术到达了炉火纯青高度的标志。剧本的主题强调了幸福不在远处，它就在人们的身旁，只是慷慨地把幸福赐给别人的人寸可以得到幸福。《青鸟》既表明了作者对探索人类真理所作的努力，也反映出在他创作中仍然存在着虚幻的，脱离社会的倾向。除戏剧创作外，梅特林克也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在《理智与命运》（1898）、《蜜蜂的生活》（1901）和《花的智慧》（1907）等散文集中他部把哲学上的探讨和对自然世界的关心结合起来，从自然界的变化来研究人类的社会发展，同时表达出作者对人类和如何能进入一个更好的生活状况的愿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梅特林克的创作趋向低潮，虽然也写了十几个剧本，但大部影响下大，重要的仅有《圣安东尼显灵记》（1919）和散文集《白蚁的生活》（1921）、《蚂蚁的秘密》（1930）等。一九三二年，梅特林克彼比利时国王封为伯爵。二次大战期间，他流亡到美国，一九四七年返回欧洲，定居法国，一九四八年发表了回忆录《蓝色的气泡》，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在法国尼斯病逝。（信德） 一九一二年获奖作家[德国]盖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1862—1946继莫里斯·梅特林克之后获得一九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又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的名字叫盖哈特·霍普特曼。假如说，梅特林克那部精湛的象征主义童话剧《青鸟》颇能引起观众神奇的联想的话，那未霍普特曼以一八四四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斗争的历史事迹为题村的五幕时事正剧《织工们》则应是成为无产阶级早期革命的伟大写照。一个作家的作品并不在于多，只要有一个或几个能产生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那未他就将永远受到尊敬。对于霍普特曼来说，这一点正是使他难以忘怀的。盖哈特·霍普特曼，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在德国东部西里西亚1的奥贝尔萨尔茨布隆，父亲是一个小旅馆的老板，家景并不富裕。一八七四年，霍普特曼在家乡断断续续地上完了小学之后进入中学，但不久便因家庭经济恶化而辍学，十五岁那一年他只得违背心愿来到乡村农场当上一名农工以谋生计。然而，霍什特曼从小热爱艺术，又好写诗，怀有出人头地的宏大理想，岂能如此荒废呢？一八八○年，一位偶而相识的画家十分赏识他的才①气，介绍他进了布列斯劳艺术学校学习雕塑，接着他又到那拿大学艺术系去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一八八三年春天，霍普特曼和他的大哥一起，从汉堡出发通过地中海旅行到意大利，南欧美好瑰丽的景色使这位年轻人流连忘返，但是对比之下，城市中贫民窟悲惨、腐败的景象也扰乱了这颗稚嫩的心。不久，霍普特曼在罗马建立了一个雕塑工作室，他企图在造型艺术上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然而他的心思又犹豫不定，做一个雕塑家还是做一个文学家？试着看吧，反正在这两者之间他必定得选择一项并且做出出色的成绩来。一八八四年，霍普特曼回到德国，他决定中止雕塑生涯而投身到文学创作中去。有一种说法是，由于一尊雕塑作品的突然倒塌使霍普特曼放弃了这项艺术，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未婚妻玛丽·西涅曼劝说的缘故。其实，霍普特曼这一改变的决心来自于他对艺术的理解，他认为雕塑只能反映人的精神，而文学却可以写出入的内心。霍普特曼先在柏林大学学习科学和文化发展史，在那里他与德国自然主义派建立了联系，并因此使他的早期创作成为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八八五年春，他与富商的女儿玛丽·西涅曼结婚，在柏林的郊区埃克纳定居，并积极参予了柏林和幕尼黑的自然主义派活动，先后在他们的刊物《社会》上发表了他最早的两个小说《斋戒日》和《巡路工提尔》。一八八八年，他来到瑞士苏黎世，开始酝酿并在第二年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的创作。剧本描写了乌托邦主义者阿·洛特和酒徒之女海伦娜之间的爱情悲剧，并把造成悲剧的原因归咎于家庭、父母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堕落。1①现属波兰什青切省。①今波兰弗罗茨瓦夫省首府弗罗茨瓦夫市。 显然，这是自然主义血统遗传论对作者影响的结果，剧本最后以洛特的出走和海伦娜的自杀了结，恰恰说明作者无法找到解决矛盾的苦闷。《日出之前》最先在德国慕尼黑“自由舞台”剧院上演，为发展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从思想上来说，《日出之前》是一部有严重缺陷的作品，但对霍普特曼的一生来说，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作品的本身价值，而是它的诞生标志了这位杰出的剧作家戏剧生涯的正式开始。在十九世纪末叶德国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下，霍普特曼很快地放弃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立场，他的目光转向了社会现实，并以深这的观察能力去剖析当时各个阶层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他从一八九○年写了第二个剧本《和平节》之后就正式转向现实主义，翌年创作的《寂寞的人们》（1891）就成了这条新路的开端。剧本通过在德国反动政权压抑下一群企图革新、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苦闷、沉沦心情的描写，真实地揭露了黑暗、保守、落后的德国社会面目和隐藏在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是霍普特曼戏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他以巨大的热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各种艺术形式去描绘和表达他的同胞们的过去和现在，反映出德意志民族的真实面目，写出了一系列杰出的剧作：《织工们》（1892）、《獭皮》（1893）、《汉娜的升天》（1893）、《弗罗里安·盖耶尔》（1893）、《沉钟》（1896）、《马车夫汉色尔》（1898）、《罗斯·柏恩特》（1903）、《彼拉在跳舞》（1906））和《大老鼠》（1911）等，这中间最有影响的无疑是《织工们》。《织工们》是公认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以磅礴的气势、豪迈的激情再现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一八四四年起义斗争的历史，这是一首在舞台上表演的无产阶级颂歌。原来霍普特曼的祖父当年就是西里西亚的一个织工，面黄饥瘦的织工在低矮的屋子里整天织着织着，为资本家赚来大批金钱，但自己劳动所得却难以维持生计。面对这种悲惨的生活、非人的待遇，工人们忍无可忍了，终于团结起来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祖父经常将这些旧事讲给霍普特曼听，所以他从小就对这场发生于几十年前的斗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同情，并且唤起他用戏剧形式把它描绘出来的愿望。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霍普特曼走访了许多年老的织工，听取他们对当时斗争情景的回忆，还在一八九一年四月专门到起义爆发的地点进行考察，又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沃尔夫写的关于织工起义的报告。正因为霍普特曼具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充分的史料，所以才能写出这样有血肉、有气魄的力作来。剧本以织布厂老板德莱西格一再压榨、剥削工人，引起了以青年工人白克为首的织工们强烈不满，以致从评理、冲突到后来冲击厂房、捣毁机器，与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发生拼死搏斗为主要情节，写出了工人们英勇顽强斗争的伟大精神，谴责了资本家和反动当局的罪恶。为了突出工人们只有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是出路这一主题，作者有意识的按排了这样的插曲：一个名叫希尔色的老工人，由于没有觉悟，拒绝参加罢工斗争，结果被警察的一颗流弹打死在他坐着的织布机前。剧本革新了创作的传统写法，打破时间、地点的限制，将广大的工人以群像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取代了通常戏剧中个人英雄形象。这是一群有生气的、多样化的、真正的英雄，正是他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构成了人类最优秀的品格。《织工们》的上演理所当然的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也必然遭到政府当局的压制，卑斯麦下 令禁演这出戏，德皇威廉二世还取消了原定要奖给霍普特曼的“席勒奖金”。在上述这些作品里，成就较大的，还有讽刺反动政府官僚机构的妄自尊大与愚昧无知，赞美劳动妇女聪明机智的喜剧《獭皮》和充满新浪漫主义色彩的童话剧《沉钟》；但由于时代和世界观的限制，霍普特曼自创作《织工们》之后并没有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有时还由于认识上的矛盾写出虚幻、失真的作品来，《弗罗里安·盖耶尔》的演出失败就是一个例子。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霍普特曼的思想还在徘徊动摇之中，一九○四年他抛弃了妻子儿女，与一个年轻的女提琴手玛格丽特·马斯切克结了婚，这场婚事也颇遭到舆论的非议。此后，由于接踵而来的各种荣誉，先是牛津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1905），接着是奥地利先后三次投给他格立巴策奖金，再是莱比锡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哥伦巴亚大学仿效牛津，分别于一九○九、一九二一和一九三二年授予他博士学位，一九一二年他又以“在戏剧艺术领域中富有成果的、多彩而杰出的创作”的原因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他还被人们称为魏玛共和时期（1919—1933）的桂冠诗人。这些使霍普特曼日渐脱离现实，沉醉于幻想、浪漫甚至是神秘主义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也仅只有以基督传说为题材的《基督在愚人之中》（1910）等两部宗教剧。一九三二年，在霍普特曼七十岁生日之际，他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邀请，前往美国参加歌德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仪式，并发表演说。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还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荣誉院士的称号。相比之下，他在自己国内所得到的却是怀疑和冷遇，这是使霍普特曼十分难受的。为了改善处境，早在一次大战前霍普特曼就在政治上与当局保持了某种妥协，这也是他在艺术上日趋保守的必然结果。当大战爆发时，他拒绝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表示谴责，为此还与反战的罗曼·罗兰进行了辩论。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希特勒上台之后，面临日益疯狂的纳粹主义，霍普特曼才对它的本质有所认识，但仍缺乏实际行动，一九三二年创作的《日落之前》反映了作者这种矛盾的心情。二次大战爆发后，八十高龄的霍普特曼只能蛰居家中，以痛苦的目光望着弥漫的战火，望着他最喜爱的城市德累斯顿的毁灭，来忍受这场人类空前浩劫对他的刺激。希特勒政权垮台后，霍普特曼一度被遣送到苏联，以贝歇尔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拜望，希望他能为复兴德国的建设出力。然而，对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来说，世界已经不属于他了，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他因患肺炎在德国去世。尽管霍普特曼在后半生犯过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借，但他这些为数多达四十二部的戏剧创作，以及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毕竟在二十世纪的德意志文学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复兴和发展德国戏剧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信德） 一九一三年获奖作家[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泰戈尔是印度近代伟大诗人和作家。他是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活动中，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三十种以上散文著作，十二部长、中篇小说，近一百篇短篇小说和三十多个剧本。此外，他还创作了二千多首歌曲和二千多幅美术作品，出版了有关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历史、宗教和化学等方面的论著。泰戈尔的创作，为印度近代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的创作，也为印度近代文学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乍出了榜样。他不仅使印度民族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世界近代文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泰戈尔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诞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他的祖父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1794—1846）是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姆·莫汗·罗易的密友。他的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泰戈尔的家庭是当时加尔各答知识界的中心。不少著名的作家、学者、戏剧家经常在他们家里讨论政治问题，诵读新的文艺创作，举办音乐会，演出戏剧。泰戈尔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从小就爱好文艺和关心社会问题。他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写诗、写剧本。一八七五年在《甘露市场报》上第一次发表了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徒庙会》，一八七七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女乞丐》，一八七八年发表长诗《诗人的故事》。虽然这些作品并不成熟，但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一八七八年，泰戈尔按照父兄的意愿到英国学习法律。但他对法律不感兴趣，便在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井研究西洋音乐。不久。英国社会使他失望，他没等大学毕业，就于一八八○年回到加尔各答，专心从事文艺创作。从一八八○到一八九○年，是泰戈尔创作的探索阶段，出版了诗集《晚歌》（1882）、《晨歌》（1883）、《画与歌》（1884）、《刚与柔》（1886）和《心灵的渴望》（1890），长篇历史小说《少夫人市场》（1881）和《贤哲王》（1885），剧本《大自然的报复》（1884）、《国王与王后》（1889）和《牺牲》（1890）等。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反对暴君，歌颂贤王，反对封建习俗，歌颂爱情，赞美生活，表达了诗人：“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从一八九○年开始，直到一九○一年，泰戈尔大部分时间住在谢里达父亲的庄园里。他广泛接触农民，对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时期，他的创作，有了新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故事诗》和短篇小说。《故事诗》出版于一九○○年，大多取村于民间故事和宗教、历史传记，经过艺术加工，借古喻今，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与殖民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表达了印度人民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故事诗》为印度人民所喜爱，被称为“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教科书”。泰戈尔是印度近代短篇小说的开创者。他这时期的短篇小说，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不少作品是以反对殖民生义统治为主题的。在《太阳与乌云》 （1894）中，作者愤怒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的罪行。在《加冕》（1898）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拿彭杜·塞卡尔的形象，批判了洋奴思想，提出了民族自尊的问题。但多数短篇小说是以反对封建主义为主题的。加《河边的台阶》（1884）、《还债》（1891）、《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弃绝》（1892）、《素芭》（1893）和《摩诃摩耶》（1892）等，作者着力批判封建的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特别对那些在封建制度下受苦受难的妇女，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泰戈尔的这些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吸收了孟加拉民间艺人的某些技巧，结构单纯、自然，人物各有个性，语言精炼，具有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清新朴素的艺术风格。一九○一年，泰戈尔为了进行民族传统教育，离开谢里达庄园，到圣地尼克坦办了一所自然学园。这是一所不分信仰，不分种姓，不分男女的在露大、树荫下上课的学校。泰戈尔亲自用民族语言授课，教导年轻的一代，要珍视和了解印度的民族文化。这所学校后来在一九二一年发展成为印度著名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在创办自然学园期间，除了写诗、写剧中外，还创作了长箱小说《小沙子》（1903）和《沉船》（1906）。《沉船》是泰戈尔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青年大学生罗梅西曲折复杂的恋爱和婚姻故事，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作者批判了包办婚姻及青年男女婚前不允许见面的社会习俗，同时，作者通过罗梅西的形象，揭示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提出青年男女如果不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是得不到真正的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的。《沉船》标志着孟加拉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熟，它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名著。一九○五年，印度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泰戈尔来到加尔各答，积极参加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唱着自己写的歌曲参加示威游行。他还公开发表演说，支持民族自治运动。泰戈尔这时期写的诗，一般称为“爱国诗”。这些爱国诗，表现了对祖国的深沉的爱；对爱国者以热切的鼓励；对民族解放的前景，充满着必胜的信念。这些诗，语言朴实，富有音乐性，在印度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有的爱国者甚至上断头台的时候，江唱着泰戈尔的诗篇：“兄弟，不要灰心，因为上帝并不曾在睡，绳结愈紧，你的受束缚的时期也将愈短。咆哮之声愈高，你也得愈快地从酣睡中醒来。压迫的打击愈厉，他们的旗帜也将愈快地与地接吻，不要灰心，兄弟，因为上帝不曾在睡。”一九○七年，泰戈尔因与领导运动的国大党领袖们在农村问题、宗教教派、以及斗争方式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他就退出运动，回到圣地尼克但从事民族教育和文艺创作。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一九年，是泰戈尔对民族解放道路的探索时期，也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这时期他写有长篇小说《戈拉》（1910）和《家庭与世界》（1916），中篇小说《四个人》（1916）；剧本《暗室之王》（1909），《顽固堡垒》（1911）和《邮局》（1911）！诗集《歌之花环》（1914）、《白鹤》（1916）、《逃避》（1918）：英文诗集《吉檀迦利》（1912）、 《园丁集》（1913）、《新月集》（1915）和《飞鸟集》（1916）等。《戈拉》，是泰戈尔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孟加拉社会生活为背景，以印度教徒安南达摩依和梵教徒帕勒席的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的恋爱到葛为情节线索，着力塑造了爱国知识分子戈拉的形象。戈拉是印度教青年的领袖，他有炽热的爱国心，但也有明显的宗教偏见，当他与帕勒席一家接触，特别是深入农村以后，看到教派纠纷的危害，思想有了变化，最后，他知道自己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便彻底抛弃了宗教偏见，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站在一片广大的真实之中”！“现在我真的有权利”为印度效劳了。作者就是通过戈拉等形象的塑造，提出了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偏见问题，这是当时印度社会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这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他因这部诗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吉檀迦利》是诗人在一九一二年旅居英国期间，把孟加拉文本《吉檀迦利》、《渡船》、《奉献集》等选译成英语的一部诗集。“吉檀迦利”（GITAJALI）在印度语中是“献歌”的意思。它形式上是颂神诗，实际上是一部行情哲理诗，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诗集中所歌颂的神，不是供人崇拜的“一神教”的神，不是超自然的神，而是与万物化成一体的泛神。诗人歌颂泛神论色彩的神，主要为了表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因为诗中的神不是奔走于王公贵族之间，而是“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泰戈尔的这位神，实际上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和真理的象征。诗集充满着深刻的哲理和浓郁的行情味，它的诗句的华丽和散文诗的优美的韵律，也为人们所赞美。这部侍集在英国出版后，曾轰动过西方。一九一三年，瑞典科学院授予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金，表彰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自己的英语辞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同时，加尔各答大学也授予他博士学位。但泰戈尔对这种荣誉不以为然，他说他不愿用“这个盛了洋海的镀金杯把自己灌醉”。一九一九年，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旁遮普的阿姆里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时，泰戈尔愤怒地写信给英国总督。声明放弃一九一五年英王授予他的男爵的爵位，以示抗议。从此以后，泰戈尔就一直关心国内外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泰戈尔为了寻求祖国独立、自由的道路，曾十一次出国访问。他在国外作过不少重要演讲，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奴役政策。一九二四年，他曾来我国访问，对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他又几次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严词谴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于印度工人阶级力量日益壮大，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高涨，特别是诗人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以后，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认讽到自己不少观点的错误。在一九三二年写的“问”一诗中，批判自己“饶恕一切人，爱所有人”的思想，他说：“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那些扑灭了你的光明的， 你能饶恕他们？你能爱他们？”同时他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因此，这时期的创作，思想倾向更为明确，作品的战斗性也越来越强，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发展和创造。这时期泰戈尔著作十分丰富，在这些丰富的作品中，最能代表他思想倾向的是政治抒情诗。泰戈尔后期的政治抒情诗，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与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诗歌的思想境界更为开闹，格调更为崇高。如《非洲》（1937）一诗，诗人谴责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野蛮掠夺，表现了对非洲人民的同情；在《敬礼佛陀的人》（1937）中，诗人辛辣地讽刺了日本侵略军到寺庙中去祈祷侵华战争的胜利，在《仟悔》（1938）中，对爪分世界的“慕尼黑条约”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号召》（1939）中，诗人又热情地鼓励加拿大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正义斗争。这些诗都采用了自由体的形式，以长短不同的诗句，表达诗人激荡的感情。在这些诗里，已没有“爱的吃语”和神秘主义色彩，而代之于昂扬的激情和战斗的号召。泰戈尔逝世前夕，正是法西斯主义最猖獗的时候，他在去世前半小时还关心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情况，并坚信世界人民必将取得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胜利！泰戈尔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在加尔各答逝世。可是他的追求真理的进取精神，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在被人曲解和诽谤时的自信精神，勇于剖析自己的谦虚精神，以及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人们仍将在他的丰富的精神宝库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得到可贵的教益。（意晓） 一九一五年获奖作家[法国]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866—1944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法国中部尼埃弗省的克拉术两镇上，公证人爱弥尔·罗兰的妻子生下了一个面容消痉、双目有神的男孩，夫妻俩高兴地皇着他们家的第一个孩子，就将他取名为罗曼·罗兰。克拉木西是一个偏僻的内地小城镇，罗曼·罗兰在这个闭塞的地方度过了童年时代。家乡给他的印象是十分暗淡的，幸亏他有一个酷爱音乐、性格内向的母亲，罗曼·罗兰从她那里学到了弹钢琴的技巧和音乐修养，这一点对他往后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外省的中产阶级纷纷向大城市迁移，克拉木西公证人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了，为了考虑一家人的生计，也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前途，爱弥尔·罗兰决定带领全家去巴黎生活。一八八○年十月，罗曼·罗兰告别了故乡，跟随着父母来到巴黎，先进了圣路易中学理科班，后又考入路易大帝中学的文科班，他所向往的目标是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做一个有出息的人。经过三次考试，罗曼·罗兰终于在一八八六年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史学系，这一关键性的胜利决定了年轻的罗曼·罗兰一生的道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法国人文主义的堡垒，各科教师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毕业后经过国家考试可以获得一个令人羡慕的中学教师的职位。但是罗曼·罗兰的想法却下一样，他想当一名历史小说家，他的理想是写一部规模巨大的《宗教战争史》，他打算毕业后，一边教书一边积累资料，到三十岁时放弃教师职务，同时写成这部著作，“如果我作不到，那么我就是废物，我的生命也就完结了。”罗曼·罗兰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作到了，那么⋯⋯那么我活到三十五岁，应当可以死而瞑目了，因为我已经施展出我的能力。”经过三年的深造，罗曼·罗兰于一八八九年夏天毕业，不久通过校长的推荐来到意大利首都罗马，成为设在那里的法国考古学校研究生。罗曼·罗兰在罗马生活了两年，这两年时间对他来说是人生道路上十分重要的阶段，他出入于罗马的交际场，并以自己高超的音乐天赋与一位德国大诗人欧德的后裔，名叫玛尔维达·封·梅森堡的贵夫人绪成了浑厚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梅森堡去世为止，罗曼·罗兰怀着深深的怀念把这位老妇人称为“我的第二母亲”。从罗马回来，他与法兰西学院教授弥昔尔·勃莱亚的女儿克洛蒂尔特·勃莱亚结婚，并按照岳父的要求写出了《现代歌剧的起源》的博士论文，先后在高等师范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但是他的兴趣不在于成为一个法兰西学院院士，罗曼·罗兰念念不忘的是写作，他要写剧本、写小说，写出他心中的爱和恨。从一八九八年开始，他先后发表了四部剧本：《群狼》（1898）、《理智的胜利》（1899）、《丹东》（1900）和《七月十四日》（1901），它们都是以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作者把它总称为“革命戏剧”。由于理想、情趣和人生观的不同.一九○一年五月，罗曼·罗兰与妻子离婚， 他决心脱离上流社会，到文学艺术中间去寻找自己的归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文主义。罗曼·罗兰这一思想的形成还直接受到了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早在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七日，还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罗曼·罗兰就写情给托尔斯泰，表达了他对这位大文豪的敬仰。托尔斯泰于同年九月给他回了信，称他为“我的兄弟”，这给罗曼·罗兰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此后他就怀着深深地感激的心情把托尔斯泰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勿抗恶思想作为自己的信条，并给老人又写了六封信，还寄去了自己的一些著作，虽则以后再也没有得到回信，但他对托尔斯泰坚定的信仰却一直没有动摇过。罗曼·罗兰从托尔斯泰那里获得了艺术应当为人类服务的思想，他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向往艺术，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切同情而写了“革命戏剧”，目的是为了向人民群众提供精神养料。但是，即使象他这样人道主义的有限革命行动也遭到了上层资产阶级会会的指责，克洛蒂尔特·勃莱亚终于和他分道扬镳了，许多资产阶级学者指责他的“革命戏剧”是不务正业的玩意儿。罗曼·罗兰感到痛心和窒息，他大声疾呼：“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因而，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连续写了三部他心目中“英雄”的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盖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并在此同时从一九○四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间创作了标志着他艺术和思想发展里程碑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据罗曼·罗兰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由于一八九○年三月的一天在大罗马郊外的霞尼古勒丘陵上受到一道“灵光”的启示而产生“灵感”的。他写道：我正在做着梦。夕阳的红光笼罩着罗马城，四乡象大海一般，浮托着它。天上的眼睛吸引着我的灵魂。我觉得自己荡漾起来，超出时间的界限。忽然间，我的眼睛睁大了.远远地，我望见了祖国⋯⋯平生第一遭，我意识到我的自由的、赤裸裸的存在，那是一道“灵光”。当然，他尚未成形，可是他的生命核心已经在孕育中，那么，他是怎样的呢？——目光纯洁、自由⋯⋯一个独创者，他用贝多芬的眼睛观看、并且批判当今的欧洲。在霞尼古勒的一瞬间，我就是一个创造者。从那时起，我用了二十年光阴，来表现他。创作有没有灵感？当然是有的。那未《约翰·克刊斯朵夫》这部作品是否真象罗曼·罗兰自己说的是在罗马这种“灵光”的启发下才骤然地产生于他脑海中的呢？对这一点，后人是无法下判断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罗兰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心目中的这位“英雄”，“他”的形象在作者心中酝酿的时间也确实不只是一年半载了，贝多芬是他所碰到的第一位，用人文主义的眼光去分析这位音乐大师的人生道路，使罗兰觉得这正是他所需要表现的主题，那一瞬间的光芒就是他多年来所追求的理想的闪耀。正如罗曼·罗兰自己所说，他化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来表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年酝酿，十年写作。他从一九○三年开始，利用教书的空余时间，主要是假期，以一年一卷的速度，在十年之内写完了这部长达一百几十万言的巨著。罗曼·罗兰在首页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行“献词”——“献给各国 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小说从克利斯朵夫呱呱堕地开始写起，直到他在心中高唱着“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且休息吧”的歌声中离开人间为止，写下了这个贝多芬式的“英雄”、人道主义战士的一生。罗曼·罗兰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经历分为“少年”、“反抗”、“悲歌”和“复旦”四个阶段，象征着他人生道路上的四座高峰，“相当于交响曲的四个乐章”。小说是罗曼·罗兰在二十世纪初期对社会的呐喊和呼吁，对主人公反抗的、战斗的、追求自由的人道主义的赞美，就是对那种邪恶的、残酷的、没落的势力的反抗和抨击，作者企图为人们树立一个自我奋斗的榜样，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说的“只有具有伟大的心的才配称为英雄”。克利斯朵夫是贝多芬式的英雄，而罗曼·罗兰则又是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一九一四年七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罗曼，罗兰已经辞去了教师职务，正在瑞士度假，七月三十一日他在日年瓦莱蒙湖畔一个小镇的火车站上看到战争爆发的布告，他回到旅馆里写下了“战时日记”的第一页：这是一年中最晴朗的一天⋯⋯在这样温柔的良辰美景中，欧洲各国人民开始互相残杀。同年十月，他的母亲一起定居在日内瓦，参加了设在瑞士国际红十字会的“战俘通讯处”的工作，在那里义务工作了九个月。罗曼·罗兰打定主意，不等战争结束决不回国，他利用瑞士中立国地位的好环境，写出了一篇篇反战的文章，最著名的是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刊登在《日内瓦日报》上的《超乎混陇之上》，指出这场流血的混战必须立即结束，建议成立“最高道德法庭”来制止战争，罗曼·罗兰的反战立场受到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威胁，也受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等人的指责。但他没有屈服，同年十二月又写了《打倒偶像，解放灵魂》一文，更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反对战争的主张。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瑞典女作家爱伦·凯写信告诉罗兰，他将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你是唯一的超乎混战之上的人”，但这一决定却遭到法国政府的反对，结果拖到第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瑞典文学院和外交部才正式打电报给他宣布这一决定。以“赞扬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主义和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这一决定在客观上是对罗曼·罗兰反战态度的表彰和奖励。罗曼·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在答复朋友的祝贺时，他表示这个荣誉不仅是给他个人而是给整个法国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这个荣誉有助于传播使法国在全世界受到热爱的各种思想，我将感到幸福。”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爆发了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消息传到瑞士，罗曼·罗兰极为兴奋。这年五一节他在《明日》杂志上发表短文《给自由的和使世界获得自由的俄国》。把俄国这场革命看成是“古老西方解放的起点”。接着，在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爆发，虽然罗曼·罗兰对苏维埃政权抱有某种保留态度，但他对这场革命仍然是拥护和同情的，他与法朗士、巴比塞等进步作家一起坚决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公开宣布：“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于宏伟的社会实验。”一九一八年十月，苏联科学院聘请他为科学院院士，在这一年列宁遇刺时，罗兰表达了对革命领袖诚挚的关心， 这一切显示了这位资产阶级进步作家、人道主义的杰出战士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亲密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六年里，罗曼·罗兰基本上“隐居”在瑞士日年瓦湖畔的一个小镇上，但他没有停止过于中的笔，也没有停止过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在国际和平事业中的活动。他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领导和参加了一系列国际上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活动，他是一九三二年阿姆斯达丹国际和平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从一丸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余年间，罗兰创作了长达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毋与于》（又译《欣慰的灵魂》）。《母与子》是罗兰继《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后又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小说共分十卷，它通过主人公安乃德和她的私生儿子玛克的一生经历，深刻地反映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社会面貌。安乃德从一个富有的建筑工程师的女儿沦为一个破产的贫苦女子，由于婚姻上的不幸，几十年来，一直带着私生子玛克含辛茹苦地在人生战场上搏斗。玛克长大后，选择了为正义而奋斗的道路，玛克与俄国革命派的姑娘结婚后，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最后终于遭到反动势力的暗杀。安乃德在重大打击面前没有倒下，而是接过儿子的大旗，继续战斗。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着重刻划了安乃德母子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成长过程。可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历程，特别是经过大战的考验，他已不是一个纯粹的书斋中的作家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在宗教音乐中寻求归宿，而安乃德则在实际斗争中去争取幸福，从这一点上来说，《母与子》的主题显然比《约翰·克利斯朵夫》要深刻得多，这也是时代在作者身上所烙下的痕迹。一九三五年，罗兰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向过去告别》。文章的本身很难说有多少巨大的意义，但对罗兰来说，这是他思想和世界观转变的一个标志。在这之前，他曾经狂热地信仰印度的甘地主义，使自己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和甘地主义之间徘徊，脱离不了人道主义对他的束缚。但是他现在敢于公开宣布自己是“站在苏联一边了，敢于宣布“我属于无产阶级的进步大军”了。同年六月，罗兰访问了苏联，下塌于高尔基的家中，并受到斯大林两次接见，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罗曼·罗兰七十诞辰，法国劳动人民在人民阵线和法国共产党的组织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开了庆祝大会，向罗兰发了贺电，还上演他的剧本，组织罗兰作品的报告会，罗兰本人尚在瑞士，祖国与同胞们对他表示出如此巨大的热情和关怀，使他激动万分，他尝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温暖，于是他决心回国定居。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罗兰告别了第二祖国瑞士回到了故乡克拉木西镇，他在那里购置了一幢小楼作为永久住的住所。回到故乡之后，罗兰以“游子归家”的喜悦心情继续写作他的《回忆录》，还创作了《革命戏剧》的最后一部《罗伯斯庇尔》。但是这种宁静的气氛被德国法西斯捍然发动的二次大战的炮火给破坏了。对此，罗兰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法国参战后，罗兰写信给当时的达拉第政府表达了自己支持和赞成反法西斯战斗的信念，他又一次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发表反战文章，用实际行动投入战斗。一九四○年六月，德国侵略军侵入法国，十四日占领巴黎，这个国家又 一次进入了痛苦的时代。蛰居在克拉木西小镇上的罗曼·罗兰面对敌寇的烧杀抢掠和同胞们的四处逃奔，感到无限的悲伤和痛心，但他已年迈体弱，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他焚烧了不必保留的文件档案，打点好必要的用品，泰然处之以应付最坏的可能。纳粹党最恨这个倔强的罗兰老头，法国伪政府下令烧毁他的书籍和纸型，全国所有学校一规禁止采用罗兰的著作为教材，罗兰本人则一直在法西斯的严密监视下卧在病床上度过他的最后一段时光。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纳粹败退，巴黎解放，罗兰又见到了光明，这一年十一日七日，他抱病来到巴黎，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罗曼·罗兰在故乡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十一个月，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朋友和杰出作家的光辉一生，他的正直的灵魂，至死不变的对光明的人类解放的向往，威为一切热爱社会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进步作家的榜样。（信德） 一九一六年获奖作家[瑞典]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海顿斯坦CarlGustafVernervonHeiden-stam，1859—1940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地处北欧的瑞典王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潮流，它既反对现实主义对社会的真实描写，又反对自然主义对生活的纯客观叙述，它以唯美主义为主导思想，强调纯粹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大多以诗歌、历史小说的形式来抒发情感、赞美大自然、缅怀祖先的历史，从而反映出这些作家鄙视现实社会、崇尚复古精神的意识观念和艺术情趣。这个被当时和后代人称之为“新浪漫主义派、“颓废渺”或是“唯美主义派”的新文学潮流的最重要代表作家就是一九一六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C·G·魏尔纳·冯。海顿斯坦。海顿斯坦于一八五九年七月六日出生在瑞典南部奈尔盖省靠近维纳恩猢的奥斯哈默尔庄园里。他的父亲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当时瑞典航海灯培方面著名的工程师。海顿斯坦是这个富裕的贵族家庭的独生子，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到严格而呆板的贵族教育，然而他从小喜爱读诗，还热衷于看历史小说，尤其是那些描写大自然和瑞典历史的作品。也许这正是他日后为此而创作一生的先兆。一八七六年，海顿斯坦十六岁，不幸得了肺病，父母就把他送往国外疗养，在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国外游历中，海顿斯坦先后到过中欧的法国、瑞士，南欧的意大利、希腊，中东和北非的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其中在罗马学习了两年绘画，但不久便放弃了这项爱好，后来在瑞士逗留的三年期间（1884—1887），由于结识瑞典著名的表现主义戏剧大师J·A·斯特林堡而激起了年轻的海顿斯坦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的信心，于是，从一八八七年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了全力以赴地从事创作的历史。海顿斯坦很遗憾自己未能受到高等教育，因而他设法在文学上进行钻研，以便通过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也曾打算以一个探索者的身分去开创自己的艺术世界，他相信自己的色彩观念、对生活的观察能力以及那双艺术家的眼睛，能够在诗歌上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天才。海顿斯坦天才的头一次表现是出版于一八八八年的诗集《朝圣和漫游的年代》。诗人以十几年的邀游生活为基础，在诗中首次采用了虚幻、神奇、夸张的手法，以与自然主义完全相反的艺术姿态，通过对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地区各国风光、人情、历史、传说的抒情性叙述，描绘出一个令人向往的神话世界，几乎成了“一千零一夜”的再现。这部诗集开创了瑞典八十年代的新侍风，为海顿斯坦赢得了唯美主义诗人的声誉，诗的本身也公认为这一流派的开山之作。唯心主义的享乐主义和对美的激情使这位年轻的贵族后代产生了对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的巨大热忱。一八八九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文艺复兴》的小册子，这是一篇系统地反映海顿斯坦艺术观的论著，他反对自然主义，抨击传统的美学观念，主张以新颖的诗歌形式来创造生活中的美感，同时江强调了从民族主义和历史渊源中去寻找奋斗的勇气。《文艺复兴》一文不啻是海顿斯坦哲学思想的表白，而且对当时瑜典的文艺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成 为“新浪漫主义派”的宣言，瑞典文学新时代的发展纲领。从那时起，自斯特林堡为首的自然主义流派失去了对瑞典文坛的控制权，一批新崛起的作家诗人，如勒伐门、法劳登和拉格勒芙都纷纷起来，冲破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束缚，发展各自的创作独立个性，形成了瑞典文学界一个新的生动局面。海顿斯但的艺术纲领在他创作的小说《汉斯·阿里诺斯》（1892）中得到了应用。这是一部以诗的形式写成的作品，作者显然从歌德的《浮士德》中受到了启发和鼓舞，描写了汉斯·阿里诺斯这位瑞典民间传说中传奇式人物的生涯，其中某些篇幅实际上是海顿斯坦本身回忆的扩展。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诗集》表明了这位诗人彻底冲破了旧的艺术界限，在创作上完全走向成熟，这部诗集也成为作者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此后出版的诗集还有《风景和人》（1901）、《新诗集》（1915）等。一九一九年英译本《瑞典桂冠诗人海顿斯坦诗选》的出版，使他成了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瑞典诗人。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来说，海顿斯坦的风格是深沉的、怀旧的，但又是欢乐的、开朗的，他崇尚东方的古老文明，厌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他往往陶醉在对中世纪的历史的回忆中，以对自然、大地、山河的赞颂来杆发民族主义的情绪。例如在《新诗集》中有一首题为《天堂般的时刻》的短诗，典型地反映了诗人逃遁社会，走向自然的心情：夏天明亮的夜晚，人都酣睡了。田野里葱茏繁茂的青枝绿叶。轻轻发出喜悦的呢喃。浆果的紫色茎秆，让苍茫的暮色给它抹上金色。在纷纷忧忧的人世间，朦胧隐现出了一座天堂。你啊，绿油油的芳草地，且让石砾在河边的沙滩上闪亮，你啊，天堂般的时刻，你的露珠涓涓滴滴，都滴在我们的心上。作为一个小说家，海顿斯坦以深切的民族主义和包含有唯心主义成分的历史观念作为刻划人物性格指导思想的创作，还体现在他的这几部历史小说中：《查理和人》（Ⅰ—Ⅱ1897—1898）、《伯里奇塔的朝圣者》（1901）、《圣比尔奇塔朝圣记》（1905）、《福尔根世家》（1905—1907）和《瑞典人和他们的首领》（1915）。这些历史小说，大都以瑞典的古代传说为依据，写出了作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其中以《福尔根世家》最为著名。《福尔根世家》又名《福尔根家里的树》，这是一部以福尔根家族的发家史为素材而写成的作品，它从十一世纪末这个家族的诅宗福尔彻·菲尔比特发家写起。一直到两百年后他的后代当上瑞典国王为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当作为瑞典王国的历史书来读。故事是这样的：早在公元一千零几十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福尔彻·菲尔比特的海盗，在航行中抢来了一袋金银财宝， 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芬兰巫师约伊里默家来投宿。第二天临走时，巫师将他的口袋划了道口子，袋里的金银就随着福尔彻的脚步一路上洒过去。福尔彻发现后，就发誓要在他的金银播下的土地上取得收成，于是他就造了房子走居下来。福尔彻利用剩下的金银买了土地和奴仆，家景十分兴旺，只是没有后代。一天，他手下的人救了巫师约伊里默的女儿.后来就成了他的夫人，替他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大儿子成人后就出海远航去了，福尔彻身边剩下小儿子英格瓦尔德。英格瓦尔德长大后结了婚又生下个儿子，老福尔彻十分喜爱孙子，但英格瓦尔德不愿孩子在做过海盗的爷爷身边长大，就将儿子交给一个修上带走了。多年来，老福尔彻与暴君英格狼狈为好，不久人民爆发起义推翻了英格的统治，老福尔彻的两个大儿子也航海归来，他们与英格瓦尔德的儿子一起投奔了新国王，福尔彻在孤独痛苦中自杀。两百年后，瑞典国王病逝，福尔彻的后代比尔格·福尔根伯爵的大儿子瓦尔代马尔继承了王位。可是这是个不问朝政、耽缅于美酒女色的糊涂虫，由于他的无能，国家陷入混乱，而他还时时饮酒作乐，与情人私会，还爱上了皇后索菲娅的妹妹尤塔。瓦尔代马尔的弟弟马格努斯大胆、能干，当初人们就说应该让他当国王才好，在国家危乱之际，他就起兵推翻哥哥的王位，瓦尔代马尔节节败退，剩下孤家寡人向弟弟投降。马格努斯当上了新国王，瓦尔代马尔被关进了牢房，然而一生从未享受过快乐的马格努斯当看到无能的瓦尔代马尔在年房里仍能过着平静满足的生活，心中反而产生了一竺羡慕的心情。一九一二年，海顿斯坦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一九一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作为瑞典文学新时代的首要代表人物的重要性”，成为继拉格勒芙之后第二位获奖的瑞典作家。从那以后，海顿斯坦就几乎没有写出过什么重要的作品，他晚年思想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影响愈来愈小。一九四○年五月二十日.八十一高龄的海顿斯坦在奥斯特哥特兰特病逝。（信德） 一九一七年获奖作家之一[丹麦]卡尔·阿尔道夫·耶勒鲁普KarlAdolphGjellerup，1857—1919一九一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为两位丹麦作家，其中之一的卡尔·阿尔道夫，那勒鲁普，“是由于他那为高尚理想所激发的丰富而多采的诗歌”而得到这项荣誉的。其实，那勒鲁普的主要成就倒下在诗歌方面，而是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上，此外，他的闻名还由于思想观念的曲折多变和对基督教义从笃信到决裂到再笃信这一演变过程。耶勒鲁普于一八五七年六月二日出生在丹麦东部西兰岛上的罗霍尔特，父亲是牧师，因而在家庭传统信仰的影响下，他从小所受到的也是基督教的神学教育。一八七四年，耶勒鲁普进入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深造，目的是为了继承父业。然而，就在他学习神学的同时，由于大量阅读了达尔文和英国哲学家H·斯宾塞的著作，健他逐渐对宗教信义和观念产生了怀疑；此时，耶勒鲁普的兴趣已不在神学上而是热衷于研究席勒和海涅的作品，并从中吸收他们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一八七八年，耶勒鲁普大学毕业，同时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以“爱泼戈纳斯”的笔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一个理想主义者》，第二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青年丹麦》。这两部作品明显地受到了当时已经成名的丹麦作家H·德拉克曼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G·勃兰兑斯的影响，尤其是勃兰克斯关于丹麦现实主义发展的理论和他对于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发展的权威性论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可以说是这位年轻的神学院毕业生走向文学上自由之路的指甫。正因为如此，那勒鲁普在这些年里成了勃兰克斯的忠实信徒和拥护者，他称勃兰克斯为“我们圣灵的勇士”，他把一八八一年出版的、表明他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诗集《红山楂》献给了这位使他深怀敬意的老师。《红山楂》是耶勒鲁普在诗歌创作上的珍品，是他在海涅、雪莱、拜伦这些浪漫主义大诗人的启发下写成的。一八八一年，耶勒鲁普发表了拥护达尔文主义的论文《遗传与道德》，结果受到了丹麦教会的指责。这使年轻的作者大为气愤，第二年他以出版第三部长篇小说《日耳曼人的门徒》来加以回击。如果说，三、四年前在《一个理想主义者》与《青年丹麦》中，他还仅仅是反映了在一部分青年基督徒中间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正统性的教义之间的矛盾的话，那末现在耶勒鲁普是正式宣告与基督教决裂的时侯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居住在丹麦南部冯斯贝克城的青年牧师尼斯·约特从信奉宗教到彻底背叛，成为政治上的激进派这一过程的描写，反映年轻一代的丹麦人扬弃教义、崇尚奋斗的精神面貌。在约特身上显然包含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甚至连主人公婚事上遭遇也带有相当大的自传成分。约特原先与一位虔诚的教徒、庄园主的女儿克里斯钦娜订了婚，但一旦改变信仰，退出神学院的毕业考试之后，他便决定解除这个婚约而与另一位志同道合的德国女子结了婚。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到《日耳曼人的门徒》，这是耶勒鲁普思想演变的第一个阶段，即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一个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家，他的 举动曾在哥本哈根引起过一阵批评和诽谤的浪潮。经过这一反神论阶段之后，一八八三年，耶勒鲁普出国去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他先后到了德国、瑞士、希腊和俄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学和艺术作了大量的采访和考察。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旅行却导致了耶勒鲁普抛弃勃兰兑斯的理论体系，转向了古典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漫游的岁月》（1885）就是这一观点转变的代表作。他离开了丹麦同时代人的自然主义观念而去崇拜歌德和席勒的人文主义，此后他就试图按照席勒的浪漫主义风格去创作悲剧，这中间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是《勃吕希尔德》（1884）。剧本取材于古代关于西古德和勃吕希尔德之间的爱情传说，他们在一次偶然相遇中相互爱上了，双方情笃，而且立下誓言，但后来一经揭穿才发现双方都有妻子和丈夫，勃吕希尔德设计报复，指使小叔把西古德杀死，尔后又自杀于西古德身旁。这是一部宣扬爱情高于一切的悲剧，作者从席勒的名作《阴谋与爱情》中受到启发而写，但由于这种爱情是与道德背道而驰的，因而问世之后也颇遭非议。一八八九年，耶勒鲁普创作了他的小说代表作《明娜》，它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题材，通过一个名叫明娜的德国姑娘的经历来颂赞顽强、勇敢的日耳曼精神。这是那勒鲁普逐步趋向于“日耳曼化”的一个标志，据说，作品的诞生与他那位出生于德国的夫人不无关系，甚至这位年轻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材于夫人的本身。一八九二年，耶勒鲁普迁居到德国的德累斯顿，正式完成了他“日耳曼化”的全部过程，在那里他一直生活到最后离开人间。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侨居期间，耶勒鲁普最重要的作品是出版于一八九六年的长篇小说《磨坊》。一般公认，这是作者在艺术上最成熟的一部作品，从小说的格调和形式来讲，显然受到左拉的名作《萌芽》的影响。它所描绘的是一个在爱情上出于本能的自卫心理而造成的悲剧，磨坊主人发现妻子正与情人在磨坊中私会，于是一气之下开动磨轮将他们活活辗死，过后又因受到良心的责备而自尽。小说以充满神秘、深沉的浪漫主义情调而受到好评，作者从人物的犯罪到赎罪的思想变化过程去安排情节，也可以说是在俄国小说家陀斯妥也夫斯基同类作品的启发下而构思的。自九十年代开始，耶勒鲁普又从过去的利己主义转向对佛教出世思想的崇拜，他从事印度佛教哲学的研究，又同时吸收德国哲学家A·叔本华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的后期作品，如《卡玛尼特朝圣记》（1896）、《牺牲之火》（1904）和《漫游世界》（1910）等小说就是这种出世思想的产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又逐渐地回到了对基督教的信奉上，那勒鲁普的最①后一部小说《黄金的树叶》写于一九一七年，作品以古罗马皇帝台比胃执政时期为背景，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基督教的同情和信赖，便是他思想上最后归宿的结果。那勒鲁普的一生是与德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娶了德国女子为妻，他后半生一直居住在德国，他长期受到德国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熏陶，到晚年又成为日耳曼精神的热烈拥护者，所以，与其说他是一位丹麦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德国作家合适，至少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日耳曼人的情操超过他的同胞丹麦人的气质。尽管如此，耶勒鲁普在丹麦还是享有较高的威望，他被认为是丹麦最重要的评论家，他一生思想的激烈动荡引起了人们对①公元14—37年在位。 他的格外注意。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一日，耶勒鲁普逝世于德累斯顿近郊的卡罗兹茸，终年六十二岁。（信德） 一九一七年获奖作家之二[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HenrikPontoppidan，1857—1943一八七九年的春天，位于瑞士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麓来了一位年轻的旅行者，壮丽多姿的景色使他流连忘返，他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那森林、高山、温泉、湖泊仿佛都在向他招手，他好象在突然之中得到了灵感的启召，顷刻间文思如潮，在一阵激动之中他立即写了一部以歌颂阿尔卑斯山的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诗体歌剧，并把这一即兴之作作为这次旅行的主要成果返回了哥本哈根。他，就是丹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九一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亨利克·彭托皮丹。当时的彭托皮丹年仅二十二岁，还是一个哥本哈根理工学院的高年级学生，他那时当然无法设想自己在若干年之后会成为丹麦全国著名的作家，更不可能估计到三十八年后会赢得文学上的世界性荣誉；然而这一次旅行却给他带来了人生道路上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他决定放弃即将举行的大学毕业考试机会，放弃马上可以获得的工程师职位，毅然地投身到文学创作中去。这已是他对自己命运的第二次搏斗了，在这之前他曾经进行过一次，并为此不惜与自己的父母兄长发生感情上的决裂。彭托皮丹于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在丹麦日德兰半岛菲德列西亚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是牧师，彭托皮丹生性放任，酷爱自由，从小就对家庭中那股令人窒息的浓厚的宗教气氛十分反感，高中毕业后，他不顾父母兄长的阻止和劝说，单身来到首都哥本哈根，进了理工学院读书，他决心要冲破宗教迷信的束缚，作一名工程师，为国家的富强兴旺出力。但是就在上面提到的一次旅行之后，他的志愿突然变了，他决心要使自己成为一名作家。于是他离开了哥本哈根，来到西兰岛北部一个偏僻的村庄当一名小学教员，不久后又与一名当地庄园主的女儿结了婚，一面教书，一面写作。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的处女作《残翅难展》终于在一八八一年出版了，这部充满着大自然和乡土气息的作品集使彭托皮丹在丹麦文学界初露锋芒。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丹麦还处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一八六四年与普鲁士、奥地利发生战争失败之后的惨痛气氛还残留在丹麦人民的心中。一方面是丹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掀起了日益广泛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保守党依靠国王的支持，仍然把持着政府的权力，实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垄断统治。直到一九○一年，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保守党才被迫放弃政权，由国王从议会多数党中遴选内阁。在这种激烈动荡的政治形势中，彭托皮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进步力量的一边，他不仅直接参加了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斗争，而且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达这种观点，从而反映出最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云》（1890）和《第一个宪兵》（1887）就是这一类的代表作，作者对反动的保守党政权进行揭露、讽刺和抨击，塑造了那些对腐败的社会表示义愤的人物形象，同时对寡头政权的自鸣得意进行了嘲笑。彭托皮丹第一部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三部曲《希望的土地》《1891—1895）。 这是一部以乡村生活为背景，以人的命运变迁为主线的长情巨著，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埃曼纽尔·汉斯代的青年牧师，他出身于哥本哈根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但厌恶都市生活，决心摆脱资产阶级家庭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大自然中去。汉斯代来到西兰岛一个远方的乡村担任牧师教职，并同一个名叫韩希娜的农民女儿结了婚，汉斯代企图用自己的行动来取得农民对他的信任，他也希望能把这个村庄变成美丽的乡上，开始，人们对他十分欢迎，象自己人一样的对待他，村民们在他的带领下赶走了欺压百姓，横行霸道的教区主教，取得了胜利。后来，汉斯代升任为教区主教，他搬进了主教的公馆，渐渐地脱离了村民，过起孤独的生活来。为了表明自己不是为了享受来到这个地方，汉斯代拒绝主教的俸禄，想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但他下去种田，不懂耕耘，又好空想，与讲究实际的妻子经常发生冲突，村民们对他的热情逐渐冷淡，他也觉得这些乡下佬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完美纯朴。在这种种矛盾的冲击下，汉斯代逃离了村子、丢下妻儿，又回到了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他的宗传热情受到了周围人的敌视，与一个漂亮女人的意外相识使他堕入了情爱与宗教的激烈冲突之中。他越来越陷入于狂热的宗教意识里，甚至妄称自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是人类的基督。于是，他彼送进了疯人院，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接着，彭托皮丹又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替的年代里完成了八卷集《幸运的彼尔》（1898—1904）。这是一部带有明显的自传性的长篇巨著，小说的主人公彼尔有着彭托皮丹几乎一样的生活经历，他出身牧师家庭，却一心跑到哥本哈根去学工程学，与一个犹太富商的女儿结了婚，在开发水利工程中又取得了成就，他被称为“幸运的彼尔”。但幸运过后，却使他消沉下来，妄自尊大和养尊处优又使他失去了原来的雄心壮志，父母的连续去世使他变得心灰意懒，他离开了首都又回到日德兰半岛乡村中的老家，同一个牧师的女儿结婚重新建立了家庭。在宁静的田园生活中彼尔似乎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但他心灵上的创伤终究无法医治。在生活中他丧失信心，陷入困境，最后又与第二个妻子离了婚，到西海岸的边缘地区去当一名筑路工人了此残生。《幸运的彼尔》有着与《希望的土地》相类似的主题，它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巨大压力，也提出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谴责，具有理想主义的民族倾向。彭托皮丹在汉斯代和彼尔身上确实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他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曾经有抱负。有作为的人，但在环境和精神的压迫下，都垮了。最后，一个是以发疯为了结，另一个到远方的大地中去孤独生存，只有这样寸使他感到真正的“自由自在”。在这里作者的悲观主义色彩已经有了明显的表露。这种压抑低沉的思想倾向在彭托皮丹的第三部代表性作品《死人的王国》中有了更强烈的发展。小说写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它包含了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丹麦社会现实的生活内容，反映出作者对一九○一年自由党胜利后政治形势发展的某些忧虑和不满，经济没有好转，利己主义泛滥，追求享受成风，使彭托皮丹更加产生失望情绪。书中的主人公庄园主托本·迪茅就是一个对一切都厌倦，对一切都失望的人，他宁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来磨去爱情上不幸的伤痕。他死了，他的情人耶特·阿比尔高说：“他从一个可怕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凡是还存在希望的地方，都是欺骗。”一九一七年，彭托皮丹由于“他对当代丹麦社会的真实的描述”而与另一位丹麦作家卡尔·耶勒罗普共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从一八八一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彭托皮丹一生共写了四十多部作品，其中主要是上述的二部长篇小说，还有一大批短篇小说，以及神话，散文和诗歌等。他的晚年作品重要的有长篇小说《男人的天国》（1927）、和四卷本回忆录《走向自我》（1933—1940）。前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人民的经历为题村，表达了作者对战争所带来的对人的精神破坏的担忧。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彭托皮丹基本上过着乡村的隐居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寇入侵丹麦，使年近九十岁的作家感到愤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在忧郁中病逝于丹麦奥杜帕。彭托皮丹以其气势宏伟的史诗般的作品记录了丹麦人民在半个世纪来的生活现实，为丰富丹麦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信德） 一九一九年获奖作家[瑞士]卡尔·斯毕特勒CarlSpitteler，1845—1924卡尔·斯毕特勒，全名卡尔·弗里德里希·乔治·斯毕特勒，笔名菲利克斯·坦德姆（FelixTandem），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瑞士用德语写作的唯心主义宗教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一九一九年由于“对其史诗式的作品《奥林匹斯山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斯毕特勒于一八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在瑞士北部大城市巴塞尔附近利斯塔尔的一个官吏家庭。利斯塔尔是座位于埃尔哥尔兹河畔仅有一万人口的小城，但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一三○五年就成为巴塞尔主教的驻地，此后又作为巴塞尔兰半州的首府，城内有中世纪的教堂和各种名胜古迹。这种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宗教建筑和丰富的历史遗迹对年轻的斯毕特勒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他一生以《圣经》为主要创作题材，从宗教的唯心主义想象出发去描绘人类的过去，也许是源出于此。斯毕特勒在幽静的家庭庄园中度过了他的幼年和童年生活，后去巴塞尔上中学，在那里同未来的作家J·V·魏德曼结为知己。一八六五年，斯毕特勒考入巴塞尔大学学习法律，尔后又进入苏黎世大学和德国的海德尔贝格大学学神学，从神学院毕业后由于他不愿意当神父而转为中学教员。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九年间，斯毕特勒游历了中欧各国，并在俄国的班得堡和芬兰的赫尔辛基当过几年家庭教师，回国后，应魏德曼的邀请，在他当校长的伯尔尼市女子中学任历史教员，因为对魏德曼继女求爱的失败，斯毕特勒不久就离开了这所中学，文志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文学创作。一八八一年，斯毕特勒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普罗米修所和厄庇米修斯》。这是一首以古代希腊神话中关于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兄弟俩的传说为题村的长篇叙事诗，诗人以有节奏的对句押韵形式，通过有创造力的想象塑造了这两个性格、思想、经历、品行绝然不同的人物形象。长诗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反抗宇宙之王宙斯的叛逆者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弟弟厄庇米修斯离开了人类社会，过着孤独而自由的生活，上帝的使者来找他们，说如果他们愿意服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得到统治全人类的王位。普罗米修斯严正拒绝，结果被上帝的使者流放到遥远的异国他乡，而厄庇米修斯则答应了，当上了人类之王。然而，厄庇米修斯一登王位之后，就整天沉缅于美酒女色之中，昏庸无能、忠邪不辨，他拒绝了上帝女儿潘拉多的劝告，同恶魔贝赫陌特结为同盟，还把上帝的三十孩子作为人质押在贝赫陌特那里，结果中了贝赫伯特及其帮凶维阿坦的诡计，使上帝的孩子陷于险恶之中。与此同时，身处逆境的普罗米修斯仍然保持着坚定的斗志和纯洁的灵魂，在上帝使者的央求下，他赶来与恶魔贝赫陌特交战，最后战胜了他，救出了上帝的孩子，也使厄庇米修斯如恶梦猛醒，兄弟俩又和好如初。《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的内容来源于《圣经》，包含有严肃的哲学上的寓意，也带有散文体的风格，显示出叔本华主义和尼采主义对作者的影响。长侍的构思是斯毕特勒早在国外期间就开始进行的，经过一年多含辛茹苦的努力完成了它，但在当时文坛上却反响不大，这使诗人十分失望。此 时，斯毕特勒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重执教鞭，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他在比尔城的一所中学里任希腊文教员，一八八五年起又先后在《巴塞尔新闻报》和《新苏黎世报》任文艺编辑，直至一八九二年。在此期间，斯毕特勒利用业余时间也写过短诗、小说、歌剧和文艺评论等作品，其中主要的有：诗集《特殊的世界》（1883）和《蝴蝶》（1889）、中篇小说《少尉康拉德》（1891）。一八九二年，斯毕特勒从刚去世的岳父那里获得了一大笔遗产，从此经济上得到了解脱，他随即辞去编辑职务，带领全家迁居到瑞士中部古老的卢塞恩城，开始他正式的职业作家的生涯。卢塞恩是一座文化名城，那里的居民主要讲德语，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在市内希尔斯广场上还保留着当年大诗人歌德的故居，解除了多年经济上压力的斯毕特勒在先辈文学家艺术家养料的哺育下，开始以空前旺盛的创造人为他神圣的文学事业而奋斗，并在这座城市里终其一生，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为止。从一九○○至一九○五年，斯毕特勒集中精力创作了他一生最杰出的代表作、两卷集叙事史诗《奥林匹斯山的春天》（1905年初版，1910年出版修订本），这首气魄宏大、情绪激昂的长叙事诗使他赢得了整个欧洲优秀诗人的声誉，甚至有人把他看成是自歌德以来最伟大的德语诗人，斯毕特勒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奥林匹斯山的春天》所描述的是传说中的古代希腊神话世界的故事：在奥林匹斯山上，由于世界统治者阿南克的命令，收获之神克罗诺斯的土位被罢免了，继承者是他的女儿赫拉，赫拉成了至高无上的女神，谁要是能成为她的丈夫谁就能获得王位。山上的众神为争夺王位各显神通，竭力想得到赫拉的青睐，争夺的结果，多才多艺又勇敢出众的阿波罗却由于敌不过宙斯的诡计而失败了，宙斯成了赫拉的丈夫并成为奥林匹斯山之王，争夺结束后，奥林匹斯山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好景不长，宙斯在那个爱神兼美神的风流女神阿美罗狄娜的勾引下，渐渐过起放荡的生活来，他与妻子赫拉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奥林匹斯山上又酝酿起一场新的斗争⋯⋯。这是一部卓越的史诗般的作品，诗人沿着《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的创作思想发展而来，通过这个神话故事来阐明生活以及它的含义。根据斯毕特勒自己的解释，在邢恶与愚笨统治的世界上，人必须与命运和兽性的力量去进行搏斗，这大概就是作者企图用以表达的思想吧。长诗由于艺术精湛、含义深邃而成为人们喜爱的作品，也受到罗曼·罗兰等国外作家的好评。作者对作品的态度是精益求精，出版后斯毕特勒又化了五年时间对这首诗进行修改，修订后的新版本于一九一○年问世。此外，斯毕特勒的中期作品还有：描写七个宇宙神话的《叙事诗》（1896）、文艺评论集《文学上的比喻》（1892）、从诗歌创作中派生出来的散文随笔集《可笑的真理》（1898）。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具有强烈反战情绪的斯毕特勒应新瑞士协会的邀请，在苏黎世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们瑞士人的立场》，对战争的挑起者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主张瑞士严守中立，事后即印成传单在全国散发，在当时影响极大。斯毕特勒在晚年，一是致力于《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的重写工作，重写后改名《受难者普罗米修斯》，出版于诗人逝世后的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二是撰写回忆录及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诗集《草地上的钟声》（1906）、小说《伊玛葛》（1906）、喜剧《两个反对女人的小男人》（1907）和回忆录《我早年的经历》（1914）；《伊玛葛》是 一部充满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明显地反映了作者在梦幻的创造才能和中产阶级受影响的精神分析学说之间的内心斗争，《我早年的经历》则是斯毕特勒对童年时代值得留恋的生活的回顾，具有激情和魅力。斯毕特勒才华横溢，有人誉他为没有国土的国王，他在某一时期中也表现出对政治的关切，但综观其一生，毕竟还是一位被自己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束缚了的资产阶级诗人。（信德） 一九二○年获奖作家[挪威]克努特·哈姆生KnutHamsun，1859—1952一九四五年初，正当挪威人民热烈欢庆祖国从纳粹德国侵略军的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遭到拘捕的敌人队伍中有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就是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学的克努特·哈姆生，一位曾经多年受到挪威人民和欧洲人民尊敬的杰出的文学家，如今却由于他在大战期间拥护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在祖国受到沦陷的不幸时刻竟与占领军进行合作，将以叛国的罪名受到审判！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它使挪威人民欢乐的心灵中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克努特·哈姆生原名克努特·彼得逊，一八五九年八月四日出生于挪威中部偏南的古德布兰斯达尔谷地上的洛姆地区，祖上世代务农。在他三岁那一年，全家迁居到挪威北部位于挪威海中间的偏僻的罗佛敦群岛居住，他童年时代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那几度过的。罗佛敦群岛拥有茂密的森林，巍峨的高山和众多的沼泽，在那里夏天的太阳是不落的，四周广阔的海域中盛产鳕雪和鲱鱼，这些绚丽多姿的大自然风光，给年少的哈姆生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往后创作中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化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哈姆生家境贫寒，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他从小喜爱看书，对文学抱有一种天生的爱好。他是在十九岁那一年开始尝试写作的，当时他正在挪成北方港口城市博德坑的一家制鞋铺里当学徒。当然，哈姆生早年的作品并不成功，大都是模仿他的前辈名作家比昂逊的笔调，写一些农村中的小故事。在此后的十年里，哈姆生流浪各地，当过小贩，店员，修路工，他还两度去美国，在芝加哥做过电车售票员，在北达科他州做过农业工人。这些生活经历，使他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一八九○年，哈姆生三十一岁，他以发表一举成名的长篇小说《饥饿》而步入文坛。这部作品原是以小品文体裁写成的，最初在丹麦期刊《新土地》上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它描写了一个年轻的挪成作家如何在生活中经受饥饿挨冻的故事。主人公是穷困潦倒的青年文人，因为卖文不成而常常饥肠辘辘，整天行街头公园，以冷水充饥，偶而投稿得中，也只能维持几天的生活。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乞丐向他求乞，他竟典当衣服救济这个乞丐。哈姆生企图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既贫困低贱，又高傲可贵的形象。由于作品中的主人公具有奇妙的想象力，感情又细腻真实，加上那些非理性主义的行为，使他成为当时社会环境中的英雄。《饥饿》引起了国内外读者和作家们的广泛注意，从社会现实出发进行创作，使它成为代表这一时代挪威生活典型的作品，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注意，它的新颖的社会观点和抒情的风格博得了欧洲作家们的赞赏，但也受到一些文学大师，例如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饥饿》脱离社会实际，只不过是作者头脑里虚构的产物。此后，哈姆生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又连续地写成了《神秘的事物》（1892）、《潘神》（1894）和《维克多利亚》（1896）等作品。其中《维克多利亚》是一部杰出的爱情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约翰内斯与维克多利亚诚挚的爱情的描写，塑造了一对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在上述这些作品 中，哈姆生所描写的都是一些所谓“不合群的英雄”，他们或者是对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或者是成为一个无视社会约束的叛逆者。标志着哈姆生创作成熟的是发表于一九一七年的《大地的果实》三部曲。小说表达了哈姆生返回自然的强烈哲学观念，显然这是作者受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和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影响而写成的。作者所着力刻划的伊萨克，是一个反对现代西方文明、竭力追求自给自足农耕生活、渴望回到自然界中去生活的农民。这是哈姆生笔下又一个英雄，他反抗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反抗地主的压迫，但他却屈服于大自然，在他看来，人类惟有回到原始的自然生活中去才能保持精神上的纯洁和真诚，相反，那种现代文明只能毁灭人的本性。哈姆生把农村的原始生活与当时已经十分发达了的挪威城市工业社会对立起来，通过伊萨克的言论和行动来宣扬离群索居，返回自然的田园生活，这是一种逆时代潮流的反动历史观的再现，是“尼采主义”在艺术上的翻版。但哈姆生在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理由恰恰是“为了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大地的果实》”，这就使得哈姆生以及他的这部代表作成为人们争执的目标，毁誉不一，评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反抗世纪末流派的新浪漫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挽救了文学创作中过分自然主义化的倾向，并且形成了新颖的艺术格调，他的深恩熟虑的非理性主义和那种倔强、自发的印象主义风格影响了整个欧洲。某些作家，象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就认为哈姆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大师。哈姆生一生的作品是丰富的，除上面提到过的以外，尚有小说《最后的欢乐》、《梦》、《流浪者》、《活活在继续》和《赛格福斯村》等；此外还有剧本《凡特僧侣》以及几部诗集。他晚年的作品，失去了早期的热情和幻想色彩，大都情绪低沉，反映出哈姆生世界观陷入苦闷沮丧的境地。西方某些评论家认为由于哈姆生一贯反对现代西方文明。才造成他在二次大战中去支持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其实他之所以走上歧路，关键还是在于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尼采反动的超人哲学的毒害，因为这一点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正是一拍即合的。哈姆生于一九四六年以卖国贼的罪名受到审判，考虑到当时他已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后来就获得了释放。哈姆生虽然没有判刑入狱，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成为他一生无法遮盖的羞耻。事后他写了《在树荫的小径上》一书为他投降纳粹进行辩解，但这是无济干事的，人们决不会去同情他的这一严重失节行为。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哈姆生在格林斯迪特附近病逝。他死后，西方评论界对他作品的兴趣有了明显的增强，他的许多作品被重新翻译和介绍给各国读者，据说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进一步去理解这位作家的思想和生活。尽管那段过去的历史严重地损害了哈姆生的声誉，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而受到人们的研究和评论。（信德） 一九二一年获奖作家[法国]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France，1844—1924对于阿纳托尔·法朗士来说，一九二一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上半年他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加入了成立不久的法国共产党，以表明他拥护马克思主义、赞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下半年又因“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它的特色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高卢人的气质”而获得被世界文坛视为殊荣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显然，这是对这位杰出的法国民主战士兼大文学家一生所走过的历程的崇高评价，也是共产主义信仰和获得社会一致公认的文学成就在他身上的和谐统一。法朗士是第一个获得这项奖金的共产党员作家，从这一点上来说，也许更具有一种深刻的含义。法朗士原名雅克·阿纳托尔·弗朗索瓦·蒂博，一八四四年四月十六日出生在巴黎，父亲是一个书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是在书海中度过的。从上小学起他就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他在课堂上虽然成绩平平，但从博览群书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在校里瞧不起那些自命不凡的贵族少爷小姐，而愿意与出身贫贱的同学相处，课后常与他们结伴踯哪躅于巴黎街头，从中寻找生活乐趣。他热爱文学，崇尚古典文化，信奉人丈主义，同情被压迫的人们，然而又对社会充满着痛苦的怀疑，这些思想的产主对法朗士以后人生道路的确立带来了极为明显的影响。法朗士所受的正规教育并不多，至一八六二年高中毕业后他即离开了学校，进入新闻界工作，成为几家报纸的撰稿人，以后又相继被巴黎莱曼尔出版社聘请为编辑和《时代报》的“文学生活”专栏作者。一八六八年，法朗士加入了“巴那斯派”的诗歌团体“当代巴那斯”，并成为该诗派的骨干之一。一八七三年出版了处女作《金色诗集》，由此开始正式步入文坛。法朗士从诗歌创作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但此后他仅只发表过一部以古希腊社会中宗族信仰与爱情之间的冲突为题材的三幕诗剧《科林斯人的婚礼》（1876），从七十年代后半期起就逐渐脱离“巴那斯派”而致力于小说创作，出版于一八八一年的长篇小说《希尔维斯特·波纳尔》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名作。小说的主人公波纳尔是一位酷爱书籍、博学多才的藏书家，因为同情一个书商寡妻的困难处境，竭尽全力的资助她和她的女儿，后来这位遗孀成了贵族夫人，就帮助波纳尔找到了一部他梦寐以求的珍贵手稿，接着波纳尔又把一个备受折磨的孤女从寄宿学校的苦难中搭救出来，却因此而犯了“拐骗罪”。把孤女扶养成人后，波纳尔以自己藏书作她的嫁妆替她完婚，但又为了从养女的嫁妆中抽回几本珍贵的书而被控犯了“盗窃罪”。小说以一种带有怀疑论悲观色彩的人道主义写出了一个善良而迂拙的老学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幸遭遇，在波纳尔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法朗士自己的影子。表现出他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愤慨之情。接着，法朗士又写了两部分别以古代埃及和十八世纪的法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苔伊丝》（1890）和《佩克多女王烤肉店》（1893），在作品中，作者一面赞美爱情、知识和友谊，一面又宣扬怀疑主义，公开宣称自己是怀疑主义者，井认为这个主义是“值得赞美”的。这一时期正是法朗士思想混 乱、生活动荡的年份，他正在经受着一场思维和情感的磨难。从认识上来说，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毕竟已不是莎士比亚和拉伯雷的时代了，他的观念与社会现象经常发生矛盾和磨擦，因而使他痛苦、怀疑、忧虑，他反对战争，憎恶强权，却又远离人民，因而只能成为一个口头上的和平主义者，一个失望的人文主义信徒，从生活上来说，他自一八七○年与玛丽一凡勒·德·沙维尔结婚后，虽然经历过一段和谐的夫妻生活，但从一八人三年结识了德·卡耶尔夫人起，法朗士便陷入了迷恋、痴情和不安宁之中，在这位凤韵迷人的贵妇人面前，法朗士为之倾倒、情意款款。这种不正常的爱情也竟然会结出果实来，那就是怯朗士在卡那尔夫人情感的冲击下而写成的纯粹爱情小说：《红百合花》（1894），小说描写了一个法国青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与一个意外相遇的意大利姑娘之间相爱的故事。法朗士固然在创作上有所收获，但家庭毕竟破裂了，一八九三年他与妻子离了婚，当然这只能使他与卡那尔夫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一九○八年这位贵妇人去世为止。当时，摆在法朗士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是成为统治阶级的俘虏，二是成为被压迫阶级的朋友。正当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徘徊之时，一个席卷整个法国社会的政治事件爆发了，它使法朗士的灵魂觉醒，它使年过中年的法朗士终于最后地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光明的道路，这个政治事件就是“德雷福斯案件”。法国军官德雷福斯是个犹大人，任职于国防部，一八九四年，由于少数居心叵恻的大人物的诬陷而以叛国罪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件事激起了法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抗议，到一八九七年已形成了以统治阶级为一方，以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为一方的尖锐对立，一八九八年著名作家左拉以《我控诉》为题发表声明，对反动政府的胡作非为表示强烈抗议，却因此而受到法院的审讯。在这一事件中，法朗士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明朗的，他积极投入到反抗的行列中，他放弃了原先与左拉在文艺观点上的个人偏见，参加了以左拉为首的要求重新审查“德雷福斯案件”的运动，虽然他不久前刚获得国家荣誉勋章，还彼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但法朗士不受统治者的拉拢，慷慨陈词，痛斥时弊，在法庭上为左拉的正义行动进行辩护。一九○六年德雷福斯获得无罪释放，证明了人民的正确。我们应该把“德雷福斯案件”看成是法朗士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假如在这之前，他还仅仅是一个具有朦胧意识的民主主义者，那未正是这场规模空前的反迫害反诬陷的民主运动使他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引导他不断接近人民，接受社会主义立场，以至成为一个坚定民主战士。“是德雷福斯事件把我引向了社会主义”，法朗士的这句话正是他从内心发出来的肺腑之言，这一丰硕的收获不仅体现在他思想上的进步和成熟，而且还体现在他创作上的可贵成就。就在围绕德雷福斯一案斗争的十来年中，法朗士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出色的作品：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四部曲（1897—1901）和中篇小说《克兰比尔》（1901）。《当代史话》四部曲包括《林荫道上的榆树》（1897）、《奥希埃的模特儿》（1897）、《水晶耳环》（1899）和《贝热瑞先生在巴黎》（1901），小说以一个有见识爱议论的拉丁文教授贝热瑞为贯穿整个作品的主角，前三都主要描写法国外省一个小城中两派教会势力为争夺主教职位而进行的勾心斗角的阴谋活动，尖锐地抨击了教权的黑暗本质，从第三部末尾开始情节转移到巴黎，第四部全是围绕德雷福斯案件而写的，作者把自己在这场斗争过 程中的体验在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通过对这场政治斗争的记述，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当时法国社会反动势力的核心、迫害德雷福斯的刽子手们——教权主义者、贵族和军事独裁分子。法朗士在写这部作品时，既痛恨反动社会制度，但又沉缅于人道主义的愿望，他幻想有一个能让人们自由地生活的社会制度，这一思想通过第四都中贝热瑞先生的一段自白明显表现出来：“我认为⋯⋯长期以来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不是公正地分享生活中的必需品，而是狂热地你争我夺。⋯⋯我们等待，我们称之为一种更为出色的交换，希望有一天会最后到来。到那时，老板们的道德应该有一种升华，应该使他们也能生活在获得自由的工人们中间，到那时，工资不再有了，而是相互交换物资⋯⋯”从法朗士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门不免有某些乌托邦的成分，象他所希望的老板变为工人，以物资交换代替工资，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在《克兰比尔》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小说历来被认为是法朗土中短篇的代表作，它描写了善良、勤劳的卖菜小贩克兰比尔，仅仅因为在六十四号警察命令他将菜车推走时，由于交通阻塞一时难以移步而说了一句自言自语、含糊不清的活，便被警察断定是在骂他为“该死的母牛”，结果被法院判处十五天监禁和罚款五十法朗。出狱后，克兰比尔遭受社会的摒弃，生活无着落，他甚至羡慕起狱中的日子，就故意走到一个警察面前骂他“该死的母牛”指望能再次进监狱，但这个警察却偏偏不理睬他，断绝了他的一线生路。作品是对德雷福斯一案的直接反响，有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强权即真理”的本质和比牢狱更为可怕的残酷现实。在法国，克兰比尔这个艺术形象已成为公认的贫苦不幸者的典型。小说后被改编为三幕悲喜剧演出，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法朗士晚年表现出更为激进的思想倾向，他对一九○五年的俄国工人武装起义表示赞扬，他对德雷福斯一案平反后法国政府日趋反动的政治路线表示失望，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的空前浩劫表示愤慨。自一九○八年后，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内外社会斗争和工人运动，担任了法俄人民友好协会主席的职务；在文学上他是巴比塞发起建立的进步文学团体《光明社》的骨干成员，还先后创作了以法国第三共和国为背景的寓言小说《企鹅岛》（1908）、歌颂法同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雅各宾专政的《诸神渴了》（1912）和描写一群天使造反战胜上帝的童话作品《天使的反叛》（1914）。这三部作品代表了他后期的艺术思想，体现出作者对于革命精神的赞美。法朗十的进步观念在当时曾受到一批传统主义者和“先锋派”的攻击，但这并不能动摇他的意志，毅然地加入法国共产党这一行动就是对那些反对者的最好回答。法朗士晚年还写了充满眷恋感情的回忆录《小皮埃尔》（1918）和《花的岁月》（1922），它们同《友人的书》（1885）构成了作者最优美的、回忆早年生活的散文作品。此外，法朗士还出版过文艺评论集《文学生活》四册、历史著作《贞德传》二卷和杂文集《走向更美好的生活》等。法朗士的创作风格是清晰和朴实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一种好的风格就象是我正在进行写作时从我的窗子中射进来的一束光线，这束光线应该是清澈的、由七色光谱构成的，简单的风格似乎就是一种白色的光亮，它既是复杂的又好象是不复杂的。”法朗士的一生创作与他为人一样，那么简单、那么明白，就象一泓清水。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这位杰出的作家病逝于卢瓦尔河畔圣卡莱萨他 的别墅中，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信德） 一九二二年获奖作家[西班]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JacintoBeneventeYMartnez1866—1954有人说，欧洲是戏剧家的摇篮，这话不假。试想即使从莎士比亚算起，该有多少个杰出的戏剧家为后人留下如此丰富的剧作！法国的莫里哀、意大利的哥尔多尼、德国的席勒、俄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些仅仅是他们中间的一小部分名字，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在莎士比亚的祖国又涌现出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乔治·伯纳·肖，而在比里牛斯半岛上的西班牙，也随即诞生了一位被称为“西班牙怕纳·肖”的戏剧家，他就是一九二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贝纳文特于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出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父亲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儿科大夫，他在受完中等教育之后，也象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后代那样被推向一条律师的道路。一八八五年，贝纳文特奉父命考入马德里大学法律系读书，但未待毕业他就逃之夭夭，原因很简单：他对成为一个律师的“光辉前途”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演戏上。离开大学之后，贝纳文特似乎是模仿了莫里哀的生活经历，他先后进入马戏团和地方剧团到各地去跑江湖，后来就成为一名正式演员。贝纳文特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演出中，结识了社会上各种人物，听到或见到各种希奇古怪的新闻，这些对他以后的创作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虽然没有读完马德里大学的课程，却在这所庞大的社会大学中学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知识。贝纳文特有志于文学创作之心已久，一八九三年他出了本《诗集》，在这前后他写过些散文、速写等文章投给杂志，但他真正的创作则是开始于一八九四年，这一年，他的处女作《别人的窝》问世并在马德里首次公演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这是一部具有沙龙气氛的绅士喜剧，它通过表面上文雅的对话和暗地里偷鸡摸狗的私通勾当维妙维肖地句划出马德里绅士阶级的丑恶本质。《别人的窝》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和令人捧腹的情节设计预示了这位杰出戏剧家的创作风格。紧接着，贝纳文特又在一八九六年创作了社会喜剧《你所了解的人》，一八九八年创作了矛头指向马德里上流阶级社会的讽刺喜剧《野兽们的盛宴》。至此。他已成为西班牙风行一时的剧作家，在剧坛上建立了声誉，继埃切加赖之后又一位崛起的戏剧明星。说来也巧，正是他们两位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两位西班牙作家，他们的获奖年份甚至比伯纳·肖还要早上几年、十几年，可见在当时名声之大。作为一个戏剧家，贝纳文特的创作无疑受了莎士比亚、莫里哀的巨大影响，但他并丁停留于对先辈作家单纯的仿效上。在成名前后，他曾多次随剧团游历欧洲各国，也去过美国，他从易卜生、梅特林克、伯纳·肖、斯特林堡这些当时著名戏剧家的作品中间推敲出写好剧本的要害应该是：如何使舞合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从贝纳文特投身到戏剧艺术时刻起，到一九五四年为止，他一共写了各种类型的剧本近一百七十部，他的所有作品的特点是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进行绝妙的讽刺，这种倾向在他中期和后期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有些文艺评论家和社会道德家们企图对他作品的情节线索的安排找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漏洞，以便进一步达到否定的目的，然而 历史已经证明了贝纳文特的戏剧价值是永存的，人民欢迎他。贝纳文特创作中最受人推崇的剧本是《利害关系》（1907）。这是一部社会讽刺喜剧，描写了两个骗子到西班牙某城市后所出现的一系列令人发笑又出入意外的事件。骗子列昂德与克利斯平，分别扮装政府要员和随从仆人一起来到这个城市行骗。在一次宴会上，仪表堂堂的列昂德结识了当地富商夫妇，而且受到了他们的独生女儿西尔维亚的青睐。富商老姿一见列昂德的显贵身分，巴不得结上这门亲，但富商心里不踏实，认为要对列昂德主仆作一番调查方可定论。正在此时，这两个骗子在外地行骗的劣迹暴露，法庭的差役前来抓他们，债主们也纷纷赶来逼债。聪明老练的克利斯平让列昂德先躲避一下，由他单枪匹马的与众人周旋。他向所有债主分析了利弊得失，认为如果把他们抓起来坐牢，那未这些债永远也无法偿还，倘使债主他能力列昂德出力，促成这门亲事，那未列昂德一旦成了富商的女婿，这些债务何愁还下了呢？一席话说得债主们个个点头同意，连法庭的差人也落得做个人情。于是，这伙人去向富商为列昂德竭力作证，千方百计撮合婚事。终于说动了官商的心，列昂德与西尔维亚订了婚，富商向女婿赠送了一大笔陪嫁。订婚之后，两位新人之间真的产生了爱情，列昂德向未婚妻但白了过去的一切犯罪行为，得到了她的宽恕，他们最后结成了美满的婚姻。乍一看，我们简直以为是在读莫里哀或是哥尔多尼的杰作。不错，在《利害关系》中，作者确实吸收了前辈作家许多创作上的优点，但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比起《伪君子》、《一仆二主》来又提高了一步，在观众面前展示出来的是一幅十九世纪末叶西班牙城市中资产阶级、小市民们唯利是图、金钱第一的群丑图；同时作者还企图以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转化来证明在人的内心所存在的善和恶的两重性，它们的本身是可以转换的，关键是以什么为动力。在剧本结束之前，克利斯平与西尔维亚进行一场辩论。这位聪明伶俐的假仆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动力，而那位官商小姐则以为爱情才是使人从恶转换为善的强大力量。显然，作者是赞成前一观点的，因为这剧名本身含义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贝纳文特是一个有才华的讽刺大师，他对当时社会世态弊端的揭露和挖苦真是到了家了，虽则作品还没有触及到这些矛盾的根源，但他对资产阶级的心理刻划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却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属于这类社会讽刺喜剧的还有《主妇》（1901）、《星期六的夜晚》（1903）、《秋天的玫瑰》（1905）、《快乐而自信的城市》（1916）等。贝纳文特另一类①作品是以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农村为背景而写成的。写于一九○八年的《大大的女佣人》是这类作品的第一个，重点是研究一个没有子女的孤独女人的心理，作品中人物讲的多是卡斯蒂利亚农民的方言，富有地方色彩。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是《热情之花》（1913）。这是一部表现所谓乱伦的爱情的剧作。农民埃斯特万爱上了自己的继女阿卡西亚，他不让她出嫁，甚至派人去暗杀她的未婚夫。事情败露以后，在村子里引起了极大反响，埃斯特万的妻子要把女儿送进修道院，就在阿卡西亚离开家乡前夕他才感到自己也确实是爱继父的。他们暗中商定一起逃走，但被埃斯特万妻子发觉；她大声呼喊，招来了村子里许多人，埃斯特万在盛①西班牙历史地理区，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部，十一至十六世纪曾建立过卡斯蒂利亚工国。 怒与绝望之中开枪打死了妻子，但他也不可能再得到阿卡西亚了。作品表现了人与社会、人的理智与爱憎之间的矛盾冲突，它着重反映了人物在遇到内心的追求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的痛苦。剧本上演时曾受到一些持正统观念的评论家们的非议，但在社会上却反映甚为热烈，人们认为正是此剧写出了人的普遍的感情。剧本于一九二○年首次在美国纽约百老汇戏剧中心翻译成英语演出，受到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热情之花》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贝纳文特居住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一度曾遭到右派政权的拘捕。一九四一年起，他企图重建戏剧家的声誉，晚年的作品主要有《女贵族》（1945）等。但由于思想上消极因素的增长，贝纳文特已失去了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在右派势力统治下的西班牙度过了最后一段平静而消沉的生活，他一生没有结婚过，绝大多数时间居住在马德里，旅行是他晚年的主要消遣之一。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四日在马德里寓所病逝。尽管贝纳文特在晚年失去了以往的锐气，尽管在他作品中还缺乏一种对社会实质揭示的深度，但他以对人物的细致观察和具有个性化的语言而显示出杰出的艺术才能。贝纳文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戏剧事业，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就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承认。他的本国同胞们认为贝纳文特剧作上非凡的多产专人联想起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西班牙伟大戏剧家洛卜·德·维伽戏剧创作的“黄金时代”，正如一九二二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奖词中所指出的，他的获奖就是“由于继承了西班牙戏剧卓越传统所运用的得体的风格”。早在一九一三年，贝纳文特就被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从一九二○年起他长时期担任西班牙剧院经理职务，从中兴西班牙戏剧创作，取代已经没落了的浪漫主义戏剧潮流来说，他确实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信德） 一九二三年获奖作家[爱尔兰]威康·勃特勒·叶芝WillaamButleYeats，1865—1939叶芝是现代爱尔兰著名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二十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诗作对当代英国诗歌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T·s·艾略特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叶芝于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三日出生在都柏林，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担任过爱尔兰教堂的教区长，但他的父亲却叛离宗教，靠绘画谋生。叶芝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爱尔兰西部的港口城镇斯立戈度过的。那里住着他的母亲的许多亲戚，叶芝非常喜欢那里的景色，后来成了他许多诗歌的背景。叶芝也喜欢与那里的渔民谈天，爱听农民讲故事，后来成了他创作民间故事的源泉。一八七四年，叶芝全家移居伦敦，可是他们一直思念着爱尔兰，于是在一八八○年，他们又回到都柏林。叶芝曾在高陀尔芬、哈姆摩史密士学校和却柏林的高等学校受过教育。一八八四年，他在父亲影响下，想成为一个画家，进入郁柏林的艺术学校学习，但是到一八八六年，他不想从绘日上发展自己，便离开学校，专门从事诗歌创作，并立志要成为一个诗人。一八八九年，对叶芝来说，这是不平凡的二年。这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奥辛的漫游及其他》。这部诗集的题材和语言都带有爱尔兰的地方色彩，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兴趣。这一年开始直到一八九九年，叶艺就住在伦敦，结交了不少著名的诗人，其中包括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和诗人摩利斯，他们对叶芝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过影响。这一年，叶芝帮助一批年青的诗人亚瑟·塞墨斯（1865—1945）、里昂纳尔·约翰逊（1867—1902）和艾尼斯特·道逊（1867—1900）等建立“诗人俱乐部”。这个组织，后来成了英国最重要的世纪末文学社团。叶芝赞成他们的唯美主义观点，但他并没被他们的观点所束缚。叶芝的兴趣主要在于关于人格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待人布盲克的研究，他编过《布雷克诗选》（1893）.从布雷克那里吸取过以幻景表达诗思的艺术手法。这一年，叶芝还认识了爱尔兰的爱国主义者毛特·戈妮（1866—1953），并爱上了她。以后叶芝还帮助过她的革命活动，虽然最后他们未能结合，但叶芝把她当作理想的化身。写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在伦敦期间，叶芝还几次去过巴黎，接触到当时法国的诗派，特别是象征派诗歌，对他的创作有明显的影响。叶芝在一九○○年以前的诗，受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较深，但由于叶芝的诗，大多在爱尔兰民族中选取题材，从布雷克、雪莱和斯宾塞的诗作中汲取过表现方法，所以他早期的诗，常常把浪漫主义的幻想与理智的思索融为一体，把抽象的观念与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语言富有青乐美和爱尔兰的地方色彩。时芝早期的诗除了《奥辛的漫游及其他》外，还有诗集《诗选》（1895）和《卢丛之风》（1899）等。《茵纳斯弗刊岛》（1890）是叶芝早期著名的抒情诗，它具有叶芝早期 诗歌的特色。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独个儿住着，荫阴下蜂群嗡唱。我就会得到宁静，它徐徐下降，从早晨的百纱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拍打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在这里，诗人把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茵纳斯弗利岛，象征为诗人理想中的隐居乐上，表达了诗人要离开烦恼的社会而去过隐居生活。全诗内容上具有躲避现实，美化退隐生活的消极倾向，在艺术上，把退隐的幻想与小岛上的具体形象相结合，具有吸引人的艺术力量。这一时期，叶芝还写了不少思想上比较积极，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如为毛特·戈妮写的抒情诗《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恩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往日的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房，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于，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这首诗，以丰富的想象，缓慢的音律节奏，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对毛特真挚、健康的爱情。二十世纪初，爱尔兰在新芬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民族自治运动。叶芝从伦敦回到了都柏林，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个运动，并热心地参加了爱尔兰的戏剧改革运动，在一九○四年与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约翰·沁等一起 创办了“艾比剧院”，上演受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叶芝在一九○二年写的剧本《奥立汉的凯瑟林》，已表达了爱尔兰要求独立的意愿。此外，如《国王的门及其他》（1904）、《特尔突里》（1907）、《金盔》（1908）等剧中，也都表现了爱尔兰的民族精神。他的戏剧多取村于爱尔兰古老的传说和神话，语言优美，背景美丽，具有诗的“美”。叶芝在戏剧方面的成就，虽然比不上他的诗歌，但他的戏剧，对“爱尔兰的文艺复兴”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叶芝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的诗歌，因受到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影响，他的诗风也有了变化，已摆脱了唯美主义的倾向，他把象征手法用以表达现实内容，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增强，他的诗已没有早期的虚幻和朦胧，而是充满着他自己早期所排斥的战斗性和现实感。这时期他写了不少好诗，如诗巢《责任》（1914）中的《灰岩》和《1916年的复活节》（1916。9.25）等。《1916年的复活节》是诗人为纪念一九一六年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起义而写的。这次起义，反对英国统治，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但很快彼镇压，领导人彼处决或判刑，其中有不少是叶芝当年的友人。叶芝被这一事件所感动，他以诗来纪念这些为民族独立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诗人写道：我用诗把它写出来——麦克多纳和康诺利、皮尔斯和麦克布莱，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绿色在表层，是变了，彻底地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在诗中，诗人歌颂了烈士们的高贵品质，认为正是由于烈士们的壮烈牺牲，才住爱尔兰获得民族的尊严，才改变了任人统治的死气沉沉的局面，才产生了悲壮的美。但因诗人不很理解这次起义，因此诗中也流露出诗人对起义的迷惘心情。在爱尔兰经过斗争获得自治领地位以后，叶芝于一九二二年当上了参议员，并担任货币委员会主席，直到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三年，叶芝内于他的“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井以精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未，是叶芝生活和创作的后期。由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有维护贵族文化的一面。因此叶芝在后期的政治和文化思想上，贵族主义倾向表现得比较明显，他认为贵族拥有财富、懂得礼仪，只能在他们之中产生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只有他们才能保护艺术，使艺术家有时间创造艺术。在后期，他化了很多时间研究东方哲学，还翻译了印度古代哲学经典《奥义书》，因此他在后期的哲学思想上强调善恶、生死、美丑的矛盾统一，并追求圆满和永恒。这一切郊反映在他后期的创作上。如著名诗篇《驶向拜占廷》（1928）和《拜占廷》（1929）中，歌颂古代贵族文明，把拜占廷象征为永恒，是一个脱去了人间生死哀乐的乐园。在那里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都达到高度和谐与统一，是诗人所追求的圆满境界。 叶芝后期的诗在艺术上已完全成熟，加在《钟楼》（1928）、《盘旋的楼梯》（1929）、《新诗集》（1938）和《最后的诗》（1939）中，他创造性地把象征主义与写实手法自然地结合起来，把生活的哲理与个人的感情融为一体。在诗中，形象包含了多层次意义，并且从整体上表现了一个完整的主题思想。叶艺后期诗歌的语言更为简洁明了，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赏。叶芝与他的好友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一样，愈到晚年，愈富有创造的活力。他在最后两年中，着力反对文艺创作从观念出发，主张从“心智的洞穴”中出来，到现实生活中，特别从原始的、粗扩的事物中吸取艺术素材进行创作。所以他最后两年的诗风，又有新的发展，摆脱了后期象征派玄奥莫恻、意象繁复的弊病，使诗篇直接歌颂人生，表现情欲，艺术上具有歌谣体的特色。叶芝除了诗与戏剧外，还写有小说《约翰肖曼与杜那》（1891）.论文集《克里底微光》（1893）和《神密的玫瑰》（1891），此外还编过《布雷克诗集》（1893）和《斯宾多诗集》（1906）。叶芝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法国南部的凯拍玛汀去世，他的遗骨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被护送到爱尔兰，埋葬在斯立戈的“鼓崖”之下，那里是他童年时代最喜欢的地方。（意晓） 一九二四年获奖作家[波兰]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WladyslawReymont，1868—1925一九二四年十月间，瑞典文学院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以匝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将这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波兰小说家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的决议，理由是“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莱蒙特成为继显克微支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波兰作家，而且他的在奖就是因为《农民》的创作成功，这意味着这部经过作者十年辛勤劳动，倾往了大量心血的作品终于得到了世界性的承认。其实，《农民》一书岂止是十年心血！莱蒙特已经把他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力量统统都融化到小说之中，它是作者多年来生活的结晶，作品中男女老少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无不与他的脉搏跳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莱蒙特是一个农家的子弟，他于一八六八年五月六日出生在波兰中部罗兹省罗兹城郊区的大科别拉村，父亲是一位贫穷的乡村教堂的风琴师。莱蒙特生长在一个具有民族反抗精神的家庭里，他的母亲和几位舅舅都曾经参加过一八六三年反对沙俄统治的民族起义，他从小受到这一思想的感染，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早在念中学时，就因为坚持讲波兰话，不讲官方规定的俄语而受到学校开除的处分。离开学校之后，莱蒙特出外谋生，他当过小贩，学过裁缝，在走江湖的戏班子里扮过跑龙套的演员，也在铁路上干过一阵小职员的工作，而且还在钦斯特霍瓦的一个修道院里充当过修道士。这些颠沛流离然而又丰富多采的流浪生涯，使莱蒙特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也使他对当时在沙皇俄国占领者的强行统治下的波兰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人民的苦难，民族的仇恨，加上尖锐的阶级矛盾，对莱蒙特来说正是接受教育的好课堂。广大农村中农民的怦重灾难，莱蒙特感受尤评，围绕土地问题所出现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十九世纪末期波兰社会矛盾的症结，这一生活的积累使莱蒙特获得了任如学校所不能获得的知识，力他以后的创作，特别是为《农民》的创作提供了真实的、深厚的生活基础。莱蒙特的创作开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写一些诗和短篇小说，如《母狗》（1892）、《汤美克·巴朗》（1893）等，一八九五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女喜剧演员》，第二年又写成它的续篇《酵母》。这两部小说均以流浪艺人的生活为题材，反映了有才华的民间艺术家由于找不到生活出路，在精神堕落，生活沉沦之中遭到了幻灭的痛苦。显然作者在这里把矛头是针对扼杀人才、毁灭人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是西部控诉性的作品。接着，他又写了以城市中资本家之间相互倾轧，相互争夺，相互吞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黑暗内幕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福地》（1899）。《福地》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莱蒙特所熟悉的波兰中部工业城市罗兹，波兰资本家博罗维那茨基和犹太资本家莫雷茨合伙开办印染厂，博罗维那茨基善于玩弄手段，欺骗工人，对工人表面上装作十分同情，施展小恩小惠，实则不断加紧剥削。他的这一系列伪善做法，使工厂比别的企业兴旺发达，在与别的资本家竞争中也往往占到上风。另一个犹太资本家谢亚为了铲除博罗维那茨基这一巨大威胁，在犹太根行家格罗斯吕克的支持下，拉拢了莫雷茨，企图搞垮他。实际上，莫雷茨 也是一个阴险的家伙，甚至比博罗维那茨基更为狡猾，他在博罗维那茨基不知道的情况下，施展了种种诡计，终于使这个波兰资本家濒临了破产的边缘。两个合伙人成了仇人，他们分道扬镰，莫雷茨与谢亚等人去合伙开厂了，博罗维那茨基在德国资本家缪列尔的帮助下总算度过了难关，重新开了厂，还成了缪列尔的女婿。博罗维那茨基虽然重新得到了工厂这块福地，但他却感到苦问和烦恼，金钱和利益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从一八九九年起，莱蒙特便着手创作伟大的史诗作品《农民》（包括《春》、《夏》、《秋》、《冬》四部）。在这之前，他已经写过不关有关农村题材的小说，前面提到过的《母狗》、《汤美克·巴郎》以及《正义》、《死》等都属于这类题材。从作者创作思想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些小说正是他写《农民》之前的练笔，是他构思这一宏伟巨著的前奏。《农民》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波兰农村，《农民》的中心主题是土地问题，《农民》所描写的人物都是作者在多年生活中最熟悉的，他们包括富裕的自耕农、贫农、雇农、寡妇、少女、鳏夫、乞丐、铁匠、神父、地主、村长、贵族、审判官、区长、警察⋯⋯等等，这是一首以上百个各色各样人物，围绕土地的种种斗争而交结成的庞大雄伟感人的农村交响曲。故事发生在波兰一个普通的农村——列普卡村——里，这是一个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小村子，除了一座教堂，一个磨坊和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酒店之外，其余几乎全都是农舍和农田了。村子里人们的日常活动就是劳动，做礼拜，走亲戚，恋爱，跳舞，闲谈，喝酒和打架。当然偶而也到镇上去赶市集，参加官方召开的村民大会，或是去听听法官开庭打官司。就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安安静静的小村子，在作家的笔下却写出了如此狂暴的风波、如此激烈的斗争，它的中心是村民们最最关心的，与每个人生命攸关的土地！老鳏夫波利那是列普卡村一个拥有三十亩土地的富农，在人心动荡的时局冲击下他深感孤独和悲哀：儿子安蒂克与媳妇汉卡只知道顾自己，铁匠女婿和女儿一天到晚在打他那些土地的主意，身边没有一个可以托咐的人。在一气之下，老头儿决心续弦，他娶了村里寡妇多米尼柯娃美貌年轻的女儿雅格娜为妻。其实雅格娜正是安蒂克的情人，多米尼柯娃将女儿嫁给老头于也就是为了那些土地。不久，安蒂克与雅格娜之间的私情被波利那知道了，他放火烧了这对男女幽会的草堆，并把雅格娜贬为丫头，把家产的管理权逐渐交给了媳妇汉卡。正在这时，村里的人为了夺回被地主所霸占的森林，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波利那被地主手下的森林看守人打成重伤，安蒂克杀死看守人为父报了仇，父子俩在这次保卫村民们利益的斗争中重新和好。接着，安蒂克被捕，波利那临终之前嘱咐媳妇设法将儿子赎回来继承家业。巍巍颤颤的波利那老头，在神志昏迷中来到自己的田里，抓起一把泥土，终于倒下死了。小说的结局是安蒂克从监狱里回来了，汉卡当了家，雅格娜被逐出家门⋯⋯。小说除了波刊那一家生活变迁这条主线之外，还纵横交错地写了西蒙，多米尼柯娃，别列察这些人物和他们家庭的命运。作者以对农民们的心理的深刻理解，运用自己杰出的艺术才华，将那些形形色色人物的小私有者的思想观念和由于土地而引起的种种矛盾作了十分精采的描写。《农民》因为它的伟大气势和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以及对农村中风土人情，四季景色的丰富多采的描述，而被称力“波兰农村的百科全书”。莱蒙特晚年还写了《在普鲁士的学校里》（1909）、《幻想家》（1909）、 《吸血鬼》（1911）、和长篇历史小说《一七九四年》三部曲（1914—1920），由于思想趋向保守，这些作品的价值都无法与《农民》相比拟。莱蒙特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已在华沙病逝，终年五十六岁。（信德） 一九二五年获奖作家[英国]肖伯纳GeorgeBernardShaw，1856—1950肖伯纳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又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几乎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创作活动达七十一年之久，共写了五十一个剧本，五部小说和几百篇论文。一九二五年，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精神，其令人激动的讽刺往往浸润着独特的诗意之美”而芒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肖伯纳于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父亲是个小公务员，母亲是个有才能的音乐家。肖伯纳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父亲因经商失败不能养家，母亲于一八七二年前往伦敦，靠唱歌和教音乐为生。肖伯纳中学毕业后因经济困难无法上大学，十五岁就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缮写员，后升为出纳员。二十岁那年离开都柏林到伦敦同母亲一起生活。这段时间，他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报刊书籍，参加各种文学会议，还参加过许多社会团体的辩论。这些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都有深刻影响。一八七九年，肖伯纳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未成熟》，但遭到出版商的拒绝，未能出版。后来经威廉·阿契尔的介绍。从事新闻工作，为报刊杂志撰写文艺评论文章。一八八二年是肖怕纳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年九月，他听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有关土地问题的讲演，深受启发，从此开始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并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他谈到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时说：“马克思使我对于历史和文化的事件，张开了眼睛，给我一种完全新鲜的宇宙观，使我在生活中有了一个目的和一种使命⋯⋯从那时候起，我才成为这个世界上有事可做的人了”。但是，肖伯纳对马克思的学说，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也没有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八八四年，他参加了英国改良主义的“费边社”，并成为该社的领导人之一。“费边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渐变的方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肖怕纳比一般的费边主义者要激进一些。正如列宁指出，肖伯纳是“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问的一个好人，他比一切周围的人左得多。”一八八四年到一八八八年，他们从事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发表了《业余社会主义者》（1884）、《凯雪尔·拜伦的职业》（1886）、《不合理的姻缘》（1837）和《艺术家的爱情》（1888）。在这几部小说中，肖伯纳对社会、宗教、婚姻和艺术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在《业余社会主义者》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肖伯纳从小说创作转向戏剧创作是受到易卜生的影响开始的。一八八八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邀他参加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业余演出。接着又听了剧评家威廉·阿契尔朗诵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他感到“一刹那间，这位伟大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于是，他认真研究易卜生的剧本，写了《易卜生主义精华》（1891）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了近代欧洲戏剧史上的重要论著。 肖伯纳的戏剧创作，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舞台应该是演出和讨论人类问题的场所。所以他把现实社会中的迫切问题，作为戏剧的主要内容。肖伯纳二十世纪之前，共写了三个戏剧集。第一个戏剧集叫《不愉快的戏剧》，包括《鳏夫的房产》（1892）、《荡子》（1893）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第二个戏剧集叫《愉快的戏剧》，收有四个剧本：《武器与人》（1894）、《康蒂旭》（1894）、《风云人物》（1895）和《难以预料》（1896）。《华伦夫人的职业》，是肖伯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华伦夫人出身贫寒，眼见两个异父同母的姐姐靠劳动生活，得到的只是贫困和死亡，她就选择了出卖自己色相和别人色相的道路，在布鲁尔、维也纳、布达佩斯等城市经营娼妓旅馆，过着“体面”的生活。她的女儿薇薇，就是靠她母亲的肮脏钱读完了大学。薇薇原先不知道母亲的经历，当她发现母亲的职业是在欧洲各大城市开窑子以后，感到母亲的经济来源是可耻的，于是愤然走出家庭，到伦敦独自谋生，靠自己独立工作的正当收入来养活自己。剧本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体面”生活，都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和肮脏的交易上的。由于剧本击中了资本主义制直的要害，资产阶级统治者感到剧本对他们的讽刺太强烈了，因此禁演了这个剧本前后达三十年。二十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肖伯纳当上了伦敦市参议员，他的思想矛盾更为明显。在这时期他写的《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娜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3—1919）等戏剧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有所减弱。特别任著名的剧本《人与超人》中·虽然对资产阶级的罪恶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不是剥削制度，而是压抑了人类“性的本能”。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们身上潜在着的“生命力”，这是超人的，不可抗拒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是作者改良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肖伯纳的影响很大，他的费边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冲击，认识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并欢迎十月革命，他说“俄国人的一边就是我们的一边”。但由于阶级局限，他对革命的流血斗争，还是害怕的。一九三一年，肖伯纳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度过他的七十五寿辰。高尔基给他的祝寿信上写道：“你活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三，对于人们的保守倾向和庸俗见解用你尖刻的悄皮话给以致命的打击，不知几多次了。我国对于你是极为珍视的，我国人民正在跟你所讥笑的世界进行最伟大的斗争，并正在顺利地进行这一斗争，就要取得胜利！⋯⋯⋯”肖伯纳亲眼看到了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社会，增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在欢迎宴会上说：“列宁创始的这个尝试如果成功了，世界将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纪：如果失败了，我死的时候一定是满腹悲哀的。如果未来正像列宁所预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毫无惧色，满面笑容地面向未来了。”十月革命以后，由于肖伯纳的思想有了变化，对社会的认识有了提高，因此他的戏剧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题名为“政治幻想剧”，这是一种以政治时享为题村，同奇妙的幻想相融合的戏剧形式。这类剧本中比较典型的是《苹果车》（1929年）和《真相毕露》（1932年）。 《苹果车》写首相卡罗塔斯和内阁大臣们与国王马格纳期争夺统治权，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要他放弃“否决权”，放弃向民众演说，停止“暗中操纵报纸”。而国王不厄在最后通牒上签字，表示要退位，井作为一个平民竟选下院议员，一旦他彼选进国会，他“自然要组织一个政党”，他的刚接位的儿子罗伯特王，将“会委托一个为下议院所支持的政党领袖组织内阁”，也许会叫他组阁。还说，他作为一个国王不能随便批评一个政党，但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也可以批评首相的政党了。首相意识到即将出现的“新形势”，感到未来也将败在国王手下，于是宣布：“不要什么退位，不要什么大选，也不要什么最后通牒，一切照旧”。剧本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讽刺了英国统治集团不管英国将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热衷于争权夺利的丑恶面貌，揭露了无论是国王还是大臣，都只不过是“被一群财闷控制的傀儡”而已。肖伯纳的戏剧创作，继承了易卜生的戏剧传统，但肖伯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比易卜生更尖锐，更无情，也更深刻。鲁迅曾经指出，易卜生的作品，虽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作了揭露，但不做结论，只是从容他说：“你想一想吧，这到底是些什么呢？”这还给那些绅士淑女们一个摇摇摆摆回家的寺裕，保存了他们的面子。而肖伯纳呢？他总是一下子就揭穿了他们的假面具，撕掉他们的阔衣裳，拉住他们的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啊，这是蛆虫！”他使绅士淑女们没有从容掩饰的余地。肖伯纳的社会问题剧，也像易卜生的那样，把社会问题的辩论搬上了舞台。剧本中充满“讨论”。但他与易卜生不同，易卜生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逐步展开“讨论，而肖伯纳常以幻想的情节和富有战斗性的机智的对话来吸引观众。易卜生的戏剧是严肃的，多半带有悲剧的性质；而肖伯纳的戏剧，则倾向于幽默与讽刺，多半具有喜剧的性质。他是卓越的讽刺喜剧家，有二十世纪莫里哀之称。他喜欢用颠倒场面和似非而是或似是而非的语言来加强讽刺效果。肖伯纳曾说：“我开玩笑，就在于我讲真理”，“如果不将真理和玩笑混合起来，你能希望有什么人来听你呢？”肖伯纳戏剧的不足之处，一是他在剧本中，都没有能够指出拯救社会的正确道路，这是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所决定的。二是他在有些剧本中，议论过多，流于冗长枯燥。三是有些剧本说笑过多，流于俏皮打晖，缺乏积极意义。列夫·托尔斯泰看了他的《人与超人》后，写信给他说：“生活是伟大而庄严的事业”，“你的作品的首要缺点在于您不够严肃。不应该开玩笑似的来谈论像人类生活的使命这样的题目⋯⋯您往往吸引读者，离开论题本质，拿新奇的议论来引逗他。”肖怕纳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的新兴文化，都寄托了殷切的期望。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除访问苏联外，还访问过中国和美国。一九三三年，肖怕纳曾来中国访问。以宋庆龄、鲁迅为首的中国进步文化界人士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肖伯纳告别时《给中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一旦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还有谁能够抵挡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肖伯纳积极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始终站在世界人民这一边。肖伯纳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日逝世。他逝世的消息，当晚就被报道。全世界的戏院为了悼念这位卓越的戏剧家，曾一度停止演出为他默哀！ （意晓） 一九二六年获奖作家[意大利]格拉齐亚·黛莱这GraziaDeleda，1875—1936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的发展虽然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但妇女受歧视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当年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在其名作《玩偶之家》中所提出的对妇女地位问题的忧虑还仍旧严重存在。然而，广大的欧洲妇女，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知识和向上精神的妇女中的先进分子，她们并不等待于社会的怜悯和男人们的施舍而是把自身的出路寄托在努力奋斗之中。杰出的核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金两次获得者屠里夫人是妇女在肉然科学上奋斗成才的榜样，而言社会科学方面，在位于商欧洲的意大利同时候也产生了一位以自学成功的杰出的女小说家，她就是继一九○九年瑞典的塞尔玛·拉格勒芙之后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女性作家的格拉齐亚·黛莱达。黛莱达，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意大利撤了岛中部努奥罗城一个很有声望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当时正担任着努奥罗市市长的职务。然而正如前页所提到的，由于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这位市长的女儿竟然得不到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上下了学校并不能抑制住黛菜达聪敏的天资和内心邓股好强的精神。于是，家中的藏书成了她自学的好老师，美丽秀瑰的撒丁岛风光成了陶冶她心情和思想的环境。黛莱达对自己的家乡是十分热爱的，她从小聆听了大人们在夏夜星空下讲述有关拉丁岛的古老传说，她还经常到乡村里，海滩边去游历，对村民和渔夫们产生了一种感情上的共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促使下，十五岁的黛莱达便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她以见到的、听到的家乡传说和现实生活为索材，以撒丁岛美好的自然风光为背景，背着家里的大人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然后又偷偷地投寄到罗马或岛上的首府卡利阿里的杂志去，这一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世家》出版了，时间是在黛莱达十五岁与十八岁之间。一个年轻的姑娘居然出版了一部小说，摆在书店的柜台里出售，这件事不仅在黛莱达的家庭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整个拉丁岛上也成了一桩表动的新闻。从此，黛莱达便确立了女小说家的地位，当然，写小说再也用不到偷偷摸摸了。某些西方的学者在今天评论黛莱达的作品时，还在津津乐道地赞美这位女作家在创作中所具有的朴实的、动人的、戏剧般的撒丁岛风格。无疑，这是她从孩提时代起就努力培养对家乡感情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古老的海岛对自己儿女的特殊恩宠。经过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黛莱达最后成为公认的意大利最出色的小说家，她的基础正是来源于此。黛莱达早期的作品主要有《撒丁岛的传说》（1894）、《正直的灵魂》（1895）、《恶之路》（1896）、《在蔚蓝色的天上》（1898）和《山上的老人》（1900）。这些作品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真实主义。所谓“真实主义”（Veri-sm）是一个起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于两个世纪之交的文学流派，在意大利由于产生了真实主义理论家吉奥弗纳·维尔加而使它的影响更为广泛。真实主义以“写真实”为思想核心，主张对社会现实作细微的、不加修饰的描写，它有亲切、细腻、真实的长处，也不可避免地带 来过分强调“写实”而造成的“自然化”倾向，实际上这是一个介于批判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中间色彩流派，当然它的基本思想是进步的。真实主义在意大利的盛行为当时文学艺术的繁荣起到了狼大的作用，黛莱这和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戏剧家皮蓝德娄都可以说是在这个文学流派的直接熏瞩下走上创作道路的。在维尔加真实主义理论影响下，黛莱达从改编民间传说起步，而后发展到有意识的去描写社会与周围的事物以及人类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山上的老人》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者在小说中把人们的思路带回到人类的原始时期，在那时，正直的良乙与意识中存在的诱惑已经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的私心和欲望是造成悲惨结果的原因。作者企图通过对人类童年时代的生活描述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人应该如何克服自私的天性？一八九七年（一说1900年）黛莱达嫁给了一位来自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此后，她虽然离开了撤丁岛随丈夫迁居外地，但她的灵魂仿佛一直停留在家乡，她几乎在以后的所有作品中仍然以撤丁岛作为背景，把这些年来家乡生活所赋予她的灵感作为创作的主要来源。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到海岛上去看看，似乎在为她的创作源泉增添新的血液。假如以黛来达的结婚作为她创作的分界线，那未二十世纪的到来意味着她早期纯洁、天真的风格的结束：从一九○○年开始，黛莱达进入了创作的中期。这一阶段她以惊人的多产和作品的深刻而闻名于世。作品思想的深沉和心理描绘的细腻标志着她的艺术技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著名长篇小说《艾丽阿斯·波鲁托尔》（1902）、《灰烬》（1904）、《常青藤》（1906）和《风中芦苇》（1913）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艾丽阿斯·波鲁托尔》是一部描写一个神秘的创造者由于爱上了兄弟的新婚妻子而在精神上遭到谴责的故事；《灰烬》反映了一名妇女由于受到男子的玩弄而最后自杀的悲剧命运，《常青藤》则是以一个仆人为主人免一遭财产毁灭而作出自我牺牲为内容，歌颂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和依靠。《风中芦苇》以它的深刻主题、复杂的人物心理描写和对拉丁岛风土人情、社会景状的出色叙述而成为黛莱达一生的代表作。小说以撤丁岛某个偏远地区的庄日主堂·扎姆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为主线，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思想冲突以及他们与外界的矛盾联系，反映了两个世纪交谷时期生活在这个海岛上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堂·扎姆是一个保守的、生活严肃的庄园主，妻子死后他恪守旧的传统，严格管教匹卜女儿，企图维护大家庭的名誉和地位，但是三女儿丽娅竟然在一天晚上私奔外逃，扎姆发誉要严惩女儿，以正家凤。不久，扎姆又意外地被人打死在村外的木桥旁。接二连三的变故使这个家庭濒于破灭的边缘，只有在扎姆的大女儿露丝的支撑下总算把这个家庭保持了下来。二十年后，丽娅与丈夫在外面相继病故，他们的儿子贾钦托回到外祖父的领土上。与三个姨妈共同生活。可是她们对他的态度都很冷淡，只有在扎姆家里干了一辈子的老长工埃菲克斯时贾钦托的归来表现出热情的欢迎。用来埃菲克斯早年曾热恋过丽娅，正是他帮助了丽娅外逃，这时又是他在丽娅被父亲抓获回家的危急关头杀死了堂。扎姆，让丽娅重得自由，因此他对这位丽娅的直系后代抱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也理所当然。小说最后以凄修的场面作为结束，大姨露丝忧郁去世，四姨诺爱米被迫与凯觎扎姆家财产多年的镇长普列杜结婚，贾钦托经过一度流浪生活之后与平民女儿格莉赛达结了婚，依旧过着贫困的日子，为扎姆干了一生活几的埃菲克斯在普列仕与诺爱米结婚的这一天黯然去世，临死前他对 扎姆的二女儿、善良文静的哀思苔尔说出了他内心的自白：“我们都是风中芦苇，我的女主人！我们只是芦苇，命运是风！”小说艺术地再现了撒丁岛乡村的世俗社会画面，但作者过分强调了宿命论的魔力，使它的现实主义意义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一九二○年，年属中年的黛莱达与丈夫定居在罗马，她的创作也进入了艺术技巧上更加成熟，人物描写上理性主义更为突出的后期。在长篇小说《母亲》（1920，又译《女性与牧师》）、《孤独者的秘密》（1921）》、《飞向埃及》（1925）与《阿纳莱娜·比尔希尼》（1927）这些乍品中，作者吏注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也更具有深思熟虑、凄婉黯然的抒情笔调。撤丁岛的风土描写不再像从前那样强调了，但那种宗教、感情上的成分，以及戏剧性的情节发展为黛莱达的后期作品中蒙上了神秘的、感伤的色彩。以《母亲》为例，它描写了一个母亲在梦中梦见她的儿子由于受到情欲的诱惑而迫使他去做一个牧师，梦后醒来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此。与《风中芦苇》相比。前者的真实主义成分与作品的社会意义显然有了相当程度的减弱。一九二六年，黛莱达“由于她那些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其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又同信的姿态处理了人类的共同问题”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至此，她的创作一中不仅为意大利评论界所肯定，也得到了国际文坛的公认。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黛莱达逝世于罗乌寓所。（信德） 一九二七年获奖作家[法国]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法国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战之前的那些年份里，在思想领域内蓬勃地兴起一场变革运动。那时在哲文、文学、思想和政治等意识形态领域内都在进行探索和讨论，有人把这场变革运动称之为“精神革命”。当时许多哲学家，政治家，演说家均以他们的才华纷纷表明各自的观点。在这场变革中，有一位哲学家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位哲学家便是亨利·柏格森。他以心理唯灵论学说支配控制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哲学界，他的这种唯心主义学说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那时思想界有三大潮流：第一种是强有力的唯灵论学说；第二种是实证主义；第三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柏格森所主张的就是唯灵论学说，他用唯灵论思想来反对、批判实证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亨利·柏格森的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柏格森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学说来反对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通过作品来发展一种持续的实验哲学，而这种哲学思想由于柏格森的写作才能而不断增其光辉。亨利·柏格森，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八日出生于巴黎，其父母为犹大人。早在大学预科学校求学时他就对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考入高等师范学校后，在同届学生中间，他显示出文学与数学上的独创性和卓越的才能。一八八八年他的《直觉意识的研究》的论文，就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思想。一八八九年他以文学博士学位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一九○○年起被委征为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柏格森于一九一三年赴英、美讲学，并任英国精神学会主席。一九一九年他返回法国进入法兰西语言科学院。此后从事于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研究。晚年皈依于罗马天主教。柏格森早年深受英国哲学家J·5·米尔（1806—1873）和H·斯宾塞（1820—1903）的影响，他的系统理论就是在继承业们学说的基础上，通过对哲学的科学分析而形成的。他在学校教书时，他的学说吸引了一大批学生、社交界人士和知识界人士的注意。他的著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柏格森反对过度的理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他认为，直接掌握意识现象和生命现象的是人的直觉，他揭示出皙学的错误是在于认为智慧是全部认识的最重要的和独一的工具。根据柏格森的观点，只有直觉才能在运动现实中直接掌握生命现象和意识现象。直觉排除了分析，能本能地、直接地把握精神并进入到精神意识的深处。柏格森认为，作家在小说中所刻划的人物性格是不可能与在一刹那间与这个人物打成一片时所得到的感受相比，小说所描述的这一人物的特点，其目的是同其它人作比较，而比较出来的东西乃是共有的并非专属的东西，因而我们便无法感觉到它内在的东西，因此认为，描述只能让人停留在相对事物之中，而得不到绝对的东西，要想得到绝对，只能依靠直觉，直觉能使我们进入到对象的内部。同时他证揭示出在严密的计算时期和持续时期之间有一种模糊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人的生命年部分解出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便是流畅的创造力，这种物质能在人的心理上恢复自由的观念和引导到能伺财产生生命和物质的上帝那里。帕格森的这种观点对后人的影响很大， 橡作家夏尔勒·佩基，帕音特等都把柏格森当成自己的师长。柏格森认为艺术是持续创作力更丰富的证据之一。他以画家画画为例，他说，一幅完成了的肖像是由模特几，画家的性格和各种颜色来解释的，但是要想预见到这幅画要画成什么样子，就连画家本人也做不到，在画成之前能预见到，这是荒唐的。这有点类似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瞬间，每一瞬间都是一种创造，而作家则是创造这些瞬间的，因此，我们的行为取决于我们的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在不断地创造自己。柏格森强调说：生命同意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某种东西。柏格森此处还十分重视对喜剧问题的研究。“我们在一般性和象征性之间运动，就像在一个有篱笆的曰子里，我们的力量和其它的力量进行有效的较量，在行动所选择的土地上，被行动所连结，被行动所吸引。我们生活在事物和我们之间的分界线中，生活在事物的表面上，但是这两者相隔甚远，通过分离，使得灵魂更加远离生命，我不说这种分离是有意识的，经过推理的，有系统的。由思考所致的分离是天生的，是结构意义的天生分离和有意识的天生分离，而这种分肉通过看到的，听到的或想到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分离是完整的，如果由于任何一种知觉使灵魂不再依附于行动，那未这个灵魂是一个在世界上还未被看到的艺术的灵魂，这个艺术灵魂在所有方面都是出类拔萃⋯⋯”这就是柏格森的艺术观，美好的艺术是由脱离生命的灵魂导致的，如果这个灵魂不是完整的，如果灵魂仍然依附于行动，那未它就不能产生美好的艺术。当然，他的这种观怠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他的唯灵论的主要内容。不过柏格森自己也承认这种所谓的灵魂至今也未被看到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亨利·柏格森的主要作品有《直觉意识的研究》（1880），《智力与记忆》（1896），《创造的演变》（1907）。《精神的力量》（1919），《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源泉》（1932）。值得单独提出来的是他的一篇题为《笑的研究》的重要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了喜剧的源泉。艺术在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中占有相当优先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是一种持续创造力的最为丰富的证据之一。在他看千，艺术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但他在继续对这特殊的艺术进行研究时，他又钻到神秘主义的思想中去了。一九二七年瑞典皇家学会表彰他的作品具有“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及表达的卓越技巧”而颁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年迈的柏格森反对纳碎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拒绝与侵法德军合作。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柏格森因病逝世于巴黎，时年八十三岁。（文恒） 一九二八年获奖作家[挪威]西格里德·温塞特SigridUndest，1882—1949“继意大利的格拉齐亚·黛莱达之后成为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女作家的是挪威的西格里德·温塞特。温塞特于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出生在丹麦开伦特堡，她的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挪威考古学家英格华尔德·马丁·温塞特，母亲是一位丹麦贵族的后裔。据说，温塞特的家庭生活在挪威近代史上是以严格过分和令人难以忍受而出名的。这也许是形成这位未来作家性格上孤僻、倔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吧。温塞特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当时叫克里斯蒂尼遏）祖父家中度过的，这段时期的生活在她的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因此后来她特地写了一部自传体的小说《逝去的岁月》（1934，又译《七年》）来表示纪念。一八九三年，即在温塞特十一岁的那一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这对于她的生活和思想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她仍然保持了求学和生活必需品的享受，可是家道毕竟中落了，年轻的姑娘温塞特开始考虑人生的未来、自己的前途，她显得成熟乡了。好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温塞特进入奥斯陆的一家法律事务所担任了律师助手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起她开始在心中酝酿创作小说的计划，这是在一九○五年前后的事。温塞特的第一部作品题为《玛特·欧莉太太》（1907），这是一部以现代挪威中产阶级的妇女生活为题村的日记体长篇小说，作者把她在奥斯陆生活的若干年里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东西部具体地体现在其中了，它描叙了当时挪威社会的风尚，也记述了妇女在生活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表现了那些谋求精神独立的资产阶级女性在爱情问题上与社会、家庭以及日常生活所引起的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倾向。小说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但它的意义在于，一是使温塞特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她决心沿着这条创作的路子走下去，二是明确地奠定了她今后的创作方向，始终把妇女问题作为描写的题材，以求塑造出各种时代的挪威妇女形象。温塞特的第二部小说《珍妮》（1911）是她所写的以现代坏市生活为内容，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要人物以心理描写见长的一部著名作品，它描写了一位女艺术家珍妮在去罗马研究古代建筑绘画艺术过程中与一对父于同时产生爱情的复杂遭遇。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所探求的是关于当时欧洲社会中男女之间性爱问题的实质。《珍妮》与《玛特·欧莉太太》一样，是温塞特以保守的、对妇女表示尊重的观点来对现代城市生活进行描写的，作者认为妇女应该把维护家庭的幸福作为自己的职责，这些反映了她早期创作的指导思想。一九一二年，温塞特与一位名叫恩特斯·C·斯弗司迪特的艺术家绪了婚。关于这对夫妇婚后的生活详情少为人知，在温塞特的后期作品中也极少提到，也许是由于个性的矛盾，也许是由于精神的冲突，结婚十四年后他们便分离了，此后，这位女作家就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整个二十年代是温塞特创作和思想观念演变的最重要时期，她一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克里斯汀·拉夫兰斯达德》三部曲（1920—1922）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部长篇系列小说的成功表明了作者对挪威历史上 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她把创作的注意力从现代生活转向了中世纪，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复杂的，曲折的十五、六世纪挪威社会的生活情景。这虽然是一部关于中世纪风土人情的小说，它以一个引人注目然而又是古老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描写来引起人们的重视。全书包括《新娘的花环》（1920）、《汉莎堡的女主人》（1921）和《十字架》（1922）三部分，它以一个名叫克里斯汀·拉夫兰斯达德的挪威中世纪妇女的一生经历为主线，通过对她在家庭、爱情，婚姻、儿女等种种变故的描叙，来表达作者对当时那些受到社会偏见、门阀观念和爱情上朝三暮四的男子摧残的贵族妇女的同情。克里斯汀出身于名门望族，童年生活幸福，十五岁时父亲将她许配于邻近的一个庄园主的儿子西蒙。订婚后第二天的晚上，克里斯汀在回家的路上受坏人本泰恩的调戏，为躲避本泰恩，她决定去奥斯陆修道院住上一年。在奥斯陆，克里斯汀一次上街买东西，与同伴失散迷了路，为一名叫艾伦的骑士所救，两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谁知第二天却听说艾伦曾与有夫之妇私通，并旦生过孩子。但是在艾伦身上依然存在着对克里斯汀巨大的吸引力，以后又几度相遇，两人已成为实际上的夫妻。为了与艾伦结婚，克里斯汀解除了与西蒙的婚约，但受到父母的责难，艾伦前来求婚也为她的父母拒绝。第二年，艾伦再度来求婚，因为二女儿的夭亡和克里斯汀的郁郁寡次，拉夫兰斯达德夫妇只得同意这门亲事，在婚礼上这对老夫妻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儿早已委身于艾伦，有了身孕了。婚后，克里斯汀随丈夫来到胡萨比庄园，她亲自操劳、管理庄园，在十五年内共生了七个儿子。但艾伦生性懒情，无心理家，镇日浪荡，结果由于参预了一项企图推翻国王的阴谋活动而被捕，家产也全部充公。克里斯汀拖儿带女回到她外祖父遗下来的产业约伦戈尔德庄园度日，艾伦被释放后依然故我，夫妻分裂，艾伦出走。以后，克里斯汀又饱经沧桑；家业衰败，丈夫虽然回来却农村里的一场混战中死去，自己的名誉受人污蔑，小儿子又暴病夭亡，她决定将余下来的家产交给第三个儿媳，自己进了修道院，以求在宗教的安慰中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几年后，一场蔓延全城的瘟疫夺走了克里斯汀的生命。作者笔下这位坚强但又自卑的妇女就这样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小说出版后，以其细腻的心理刻划和浓郁的中世纪情调而受到普遍的赞扬，它的描写是辉煌和有独创性的，它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流传于欧洲各国，使作者一下子成为以描写中世纪生活见长的有名望的小说家。一九二四年，温塞特正式信泰罗马天主教，这是她在二十年代中又一个重大的变故，原来挪威人绝大多数信路德教派的基督教，并尊为国教，基督教属于新教，天主教属于旧教，温塞特这样做显然是一种反叛行为，恐怕是由于她对挪威社会风气的日益腐败而产生的反感和思想上保守成分不断增长所致。温塞特宗教信仰的改变也直接影响到她以后的创作，在写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的四卷集长篇小说《赫斯迪弗汀船长》和《在荒野》（1929）、《燃烧的荆棘》（1930）等作品中，都着重反映了宗教问题，也表现出作者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强烈偏见。在评论温塞特一生的创作中，有人认为她对妇女的婚姻、家庭和生活的描绘是出色的，特别是对于挪威中世纪时代生活的叙述中所具有的学识更是无懈可击；也有学者则强调了她对于人物心理刻划中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和主题，她对人类生活价值的肯定和永恒力量的追求，认为这才是温塞特创作的精髓。无可非议，温塞特是一位保守的、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小说家，与十九世纪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她虽然有自己的长处，但更多的则是守旧 的、维护正统观念的思想意识。当然，在对中世纪时代生活的描写中，她具有特殊的魅力和成就，这是她的主要贡献，正如一九二八年在授予她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时所指出的，评奖是“主要为了她对中世纪北欧生活的强有力的描绘”。三十年代后，温塞特又重新以现代生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伊达·伊丽莎白》（1932）、《忠诚的妻子》（1937）等作品，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将英、法、美等国的名著翻译成挪威语。一九四○年，纳粹德国进攻挪威，温塞特以一个正直的、爱国的作家身分积极地参预了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后来她穿过边境来到瑞典，然后又撤离至美国，在那里侨居了五年，于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胜利后返回祖国。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记载在她写于一九四二年的《重返未来》一书中。此外，在侨居期间温塞特还写了《挪威的幸福生活》（1942）、《席格特和他勇敢的伙伴》（1943）等小说。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温塞特在挪威中南部的城镇利勒哈默尔病逝。（信德） 一九二九年获奖作家[德国]保尔·托马斯·曼PaulThomasMann，1875—1955在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德国文坛上产生了两位杰出的兄弟小说家，哥哥叫卢兹·亨利希·曼（1871—195O），以发表长篇小说《臣卜》而著名、弟弟名叫保尔·托马斯·曼，主要代表作是《市登勃洛克一家》。“由于这部作品日益被公认为当代文学中经典作品之一”而获得一九二九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托马斯·曼于一八七五年六月六日出生在德国北部靠近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城。这个城市当年正是属于德国北方汉萨城市同盟中的一员。曼的家庭属于当地富裕的上层阶级，父亲是一名著名的粮食批发商和国会参议员，母亲则是一位具有德国和拉丁美洲混合血统的贵族后裔；父亲那种严格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与母亲身上所具有的艺术气质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一自传性的素材到后来常常成为托马斯·曼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题。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但在他十六岁那年，即一八九一年，父亲不幸病故，从此家道中落。第二年全家迁居到南方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曼在慕尼黑读完了高中之后，于一八九四年进入当地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当了一名没有薪水的学徒工，与此同时他在慕尼黑大学参加了历史、美学、文学等课程的帝听并在业余时间开始练习写作。曼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堕落的女人》于一八九四年发表在慕尼黑的一家杂志上，受到社会上的好评，后来它被作者收集在短篇小说集《曼的朋友小个子菲利》中，于一八九八年出版，这是曼正式问世的第一部作品集。托乌斯·曼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经院式的教育，相反地他在以后的生活里主要是通过自学的途径去达到进入“知识海洋”的自的。自从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之后，他就离开了保险公司，过起一种职业作家的生活来。他结识了慕尼黑的一些文人，参预了《二十世纪》、《西木卜利其斯木斯》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尽量阅读了叔本华、尼采和华格纳的著作，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成了曼最崇拜的理论，他醉心于海涅、冯①达诺和施笃姆这些本国作家的作品，他还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法国的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由此可见，青年时代的托马斯·曼正是在这些没有见过面的前辈作家的指引下开始步入庄严宏伟的文学殿堂的。一八九六年，托马斯·曼和他哥哥亨利希·曼一起去意大利游历。在这个充满文物古迹和旖旎风光的南欧国家，曼兄弟住了两年时间，托马斯就是在那里开始写作他那部杰出的长篇编年史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一九○一年，《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德国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在这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作品中，作者通过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的兴败衰亡过程的描绘，典型地、形象地勾勒出德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中期所遭遏到的命运。小说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德国北部的卢卑克城。①台奥多尔·冯达诺（1819—1898）、台奥多尔·施笃姆（1817—1888年），均为德国著名小说家。 它的副标题已经令人注目的点明了作品的中心内容：“一个家庭的没落”，这个家庭便是卢卑克城赫赫有名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个望族的上一代约翰·布登勃洛克是在普鲁士军队抵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靠做粮食生意起家的，到他发达之后，就办起了规模可观的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此外，他还拥有地产、轮船和粮栈等，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豪富。小说开场时，这一家人正处于兴旺发达的时候，老约翰的儿子小约翰不久前获得了荣誉参议的头衔，全家又搬进了新购置的一座大宅邸，布置得既堂皇又典雅，人来客往的镇日热闹非常，好不气魄！老约翰为人精明，但性格开朗，小约翰生性持重，但也工于心计。老约翰的媳妇又是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过门以后生了两个孙子托马斯、克利斯蒂安，还有两个孙女安冬妮、克拉拉。这四个孩子除克拉拉出生得迟之外，其余三个都已在成长过程中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个性：老大托马斯为人聪明端庄，被公认为是一块商人的好材料；老二克利斯蒂安生性放荡，喜怒无常；大女儿安东妮是个爱虚荣的小姐。在老约翰夫妇相继过世之后，小约翰成了一家之主。但在这个年头里他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许多投机商人不顾商业道德，致使布登勃洛克公司连年受挫，特别是那个新近暴发起家的哈根施特罗姆更成了公司的最大威胁。同时，小约翰在家中也常遇到不顺心的事，他逼安冬妮嫁给商人格仑利希，没想到女婿破了产，安冬妮第二个丈夫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最后她带着女儿伊瑞卡回了娘家；虽然托马斯结了门好亲事，媳妇盖尔达是尼德兰富家之女，可是那个克利斯蒂安却不务正业，镇日与女戏子鬼混，成为十足的败家子。总之，此时布登勃洛克家族已经露出了衰败的迹象，小约翰就在内外交困中去世。几年后，小约翰的妻子也病逝，为了争夺家产，兄弟姐妹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托马斯与克利斯蒂安隔桌对骂，安冬妮也要为自己和女儿多留一份财产。同时，公司的生意也每况愈下，托马斯铤而走险去参加投机买卖又受重大损失。托马斯的儿子小汉诺的出生曾经给了这个家族带来一丝希望，然而他又是个“不成器”的人，整天泡在音乐之中，来解脱心中的苦闷。儿子的精神反叛，经营上的一再失败，使托马斯的希望破灭了，他企图从叔本华的厌世哲学中求得慰藉，最后死于一次牙科手术中。接着，克利斯蒂安进了精神病院，托马斯的妻子回了娘家，小汉诺不幸夭折，小妹妹克拉拉在婚后不久就病故，安东妮的女婿被捕入狱，孟街那幢大房子也被哈根施特罗姆买去了，一家人树倒猢狲散，终于结束了曾经煊赫一时的光荣历史。《布登勃洛克一家》几予以编年史方式艺术地再现了这四十余年来德国老一代资产阶级从兴到衰的经历，同时，作者在描写这个家族衰亡时，突出地表现了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平时温情紫语，和睦相处，一旦遇到利益冲突的关头便翻脸不认人，全无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手足之情可言。这就是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有力揭示，也是作品所具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托马斯·曼以自己家庭的经历为素材来进行创作，使《布登勃洛克一家》写得生动、深刻、真实。当然作者对这个家族的最后衰亡是感到惋惜的，作品的基调是挽歌式的，但由于它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画面和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必然灭亡的本质，使小说仍具有不朽的“经典式”的思想主题。一九○五年，享有青年小说家声誊的托马斯·曼与慕尼黑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凯茜·普林肖姆结婚，婚后曼就定居在慕尼黑，度过了二十几年幸福安定的生活，他们共有六个孩子。在这期间，曼的作品主要有描写艺术家精神颓废的 中篇小说《伤心的人》（1903）、反映他自身家庭生活的《高贵的王室》（1909）和宣扬尼采超人哲学与叔本华悲观主义的长篇小说《死在威尼斯》（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曼所谓不过问政治的知识分子生活。他从大日耳曼主义立场出发，错认为这是一场保卫祖国荣誉和安全的爱国主义战争，并因此而与他哥哥以及罗曼·罗兰等反战作家进行了笔战。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一个不参预政治的人的反省》一文中，他以悔悟的心情叙述了自己的错误立场和造成的原因。这场战争使曼清醒了，他终于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魏玛共和国建立时期成为一个著名的民主战士。一九二九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表明他的立场和成就已得到了整个欧洲的承认。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曼多次撰文和发表演说告诫他的同胞们要警惕法西斯主义的蔓延。然而他的这种担心不幸而言中，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德国被推上了法西斯罪恶的战车。当时，曼正带领全家在瑞士度假，在妻子和孩子们的劝告下，他决定不返回德国，暂时居住在瑞士的苏黎世，从此以后他就永远离开了祖国，直到去世。曼在二十年代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魔山》（1924）。这是一部含有深刻寓意的作品，它以一所肺病疗养院为背景，通过对那里形形色色病人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大资产阶级腐朽性和寄生性的本质。一九三○年，曼发表了以反法西斯主义为主题的中篇小说《马利奥与魔术师》。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出版了以《圣经》中约瑟夫的传说为题材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的第一部《雅阔布的故事》和第二部《年轻的约瑟夫》。上述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一次大战之后作者思想的演变，它们的核心是，反战、民主和人道主义。曼在瑞士住了五年，四部曲的第三部《约瑟夫在埃及》于一九三六年在那里出版。由于他反对纳粹主义的严正立场，他的书在德国被焚毁，家产被没收，公民权被取消，一九一九年由波恩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也被褫夺（1949年恢复），但这一切更坚定了这位进步作家的民主信念。一九三八年，他应邀去美国旅行；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此后，他就在美国安了家，在不久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曼利用广播对他的德国同胞发表了总题为《德国听众们！》的演讲五十余次，号召他们起来推翻希特勒的罪恶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民主的德国。一九四二年，他受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一九四四年取得美国国籍。四十年代，曼在美国出版了四部曲的第四部《赡养者约琴夫》（1943），完成了这部以犹太人为描写对象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巨著。此外，他还创作了一部以歌德的早年爱情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1940）和描写帝国时代德国艺术家精神悲剧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莱弗金的一生》（1947），从中表现了作者与尼采、叔本华哲学思想和大日耳曼主义的决裂。他还写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一文来表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赞美心情。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曼曾回国访问了东德和西德，一九四九年他分别在魏玛和法兰克福参加了纪念歌德诞辰两百周年的大会。并发表演说，也接受了东西德政府各自颁发的“歌德奖金”；一九五五年他又分别参加了斯周加特和魏玛举行的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发表了《论席勒》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皇强调了作家在道德上和社会上的责任感。曼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伟大作家而受到本国同胞们的热烈欢迎，他一生的功绩毫无疑 问受到了他的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肯定，东西德政府也分别邀请他回国定居，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一九五二年，由于对美国政治空气的反感，曼又迁回了离开十几年的瑞士苏黎世居住，他觉得生活在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和平的欧洲”之中是自己一生的最大意愿。曼的晚年小说作品主要是中篇小说《黑天鹅》（1954）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1955）。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曼在苏黎世病逝。在此前不久，他接受了西德政府授予他的德国最高励章。回顾托马斯·曼八十年的漫长生涯，可以看出他从一个幼稚的大日耳曼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鼓吹者，经过历史事实的教育和精神上的痛苦磨炼之后，终于成为具有坚定民主信念的进步作家，这正是所有正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历过的道路。他对艺术的刻意追求，他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严谨结构和精细描写，证明他无愧于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第一流作家的地位。（信德） 一九三○年获奖作家[美国]亨利·辛克莱·刘易斯HarrySinclalrLcwis,1885—1951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里，金壁辉煌，华灯高照，在瑞典国王将诺贝尔奖金的奖章和证书交给一个面容清瘦的美国中年男子的时候，周围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个激动万分的领奖者注视着灿烂辉煌的大厅，情绪高涨的与会者，闪门发光的奖章和证书上所写的赞扬他在创作上“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这句话，几乎要流下感动的泪水，因为他今天不仅是以一名作家的身分来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一荣誉，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祖国和新兴的美利坚文学赢得了世界公认的崇高地位，使美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的名册上。他，就是亨利·辛克莱·刘易斯。刘易斯于一八八五年一月七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苏克萨特镇，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母亲也是医生的女儿。他早年求学于苏克萨特镇的高级中学，一九○二年，既在刘易斯十七岁那一年他离开家乡，到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读大学顶科，翌年进康狄涅克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文学院学习。三年后，未待毕业便离开母校到新泽西州英格莱华特参加了以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为首的名为“赫利孔山村落”的劳动公社，这是辛克莱发起创办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试验，大约共有四十位作家连同他们的家属住在这个劳动公社里。年刚二十岁的大学生刘易斯作为公社成员之一，在“赫利孔山村落”里呆了一年时间，在那里担任看门人。一九○七年秋他又回到耶鲁大学，念完了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第二年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刘易斯早年就对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进入大学之后，他担任过《耶鲁大学杂志》编辑，还在课余兼任过纽约《大西洋记事》杂志的助理编辑，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一六年成为职业作家为止，刘易斯先后在衣阿华州《滑铁卢报》、旧金山联合出版社、华盛顿《沃尔特评论》、纽约《历险》杂志和乔治·多伦出版公司担任过助理编辑和编辑。他的第一部小说《我们的雷恩先生》出版于一九一四年，但在当时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同年，他与格雷斯·利文斯通赫格女士结婚，他们有一个儿子。此后，刘易斯也为一些大众化的杂志如《星期六晚邮》和《世界主义者》写点作品，然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有价值的小说家的抱负。在这一愿望的督促下，他开始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大街》，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时，刘易斯不敢肯定这部小说能否受到读者和文学界的赏识，但即使如此他也决不放弃这一努力。使刘易斯感到惊喜的是，小说在一九二○年出版之后，竟成了人们争相购阅的畅销书，这一成功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大街》的主人公是一个聪明、伶俐但并没有特殊才能的姑娘卡罗尔·米尔福德，她在大学毕业之后遇到了威尔·肯尼考特，并成了他的妻子。肯尼考特是一个朴实的，待人体贴的然而缺乏想象力的医生，他带着妻子来到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上定居。卡罗尔跟随丈夫到了这个小镇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十分狭隘枯燥的地方，那里沉闷闭塞的空气简直使她吃惊，卡罗尔希望组织一个艺术团体来丰富人们的生活，但她的见解和行动都碰了壁，镇上的 那些乡巴佬们保持着顽固的势力百拒绝接受她的任何努力。卡罗尔感到十分伤心，渐渐地对只关心病人而不关心她的丈夫也疏远了。她爱上了一个具有同样思想观念的年轻小裁缝埃里克·瓦尔博格，但在镇上却成了攻击、中伤的目标，在伤心之余终于离开了丈夫到华盛顿去过独立自由的生活。此后，肯尼考特忍受不了妻子的出走，前来找她，经过两年的变迁，卡罗尔又回到了丈夫身边。虽然她已经感到与他之间没有爱情了，但还是尊重他，她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当然更不可能再把希望寄托在那不愉快的、狭隘的明尼苏达州的小镇上了，但卡罗尔放眼于二十一世纪的未来，把新生活的热忱倾注在刚出生的女儿身上，认为等女儿长大之后“说不定会看到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人类的飞船正在驶向火星”。小说的成功归功于刘易斯在地方语言，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细致描写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大街》虽然还不能说是一部无懈可击的小说，但也成了美国文学中描述地方风情的最出色的教科书。一九二二年，刘易斯出版了《巴比特》，这是一部探讨那些自鸣得意的美国人心理特征的长篇小说。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是一个有事业心，有道德和幸运的美国中西部齐尼斯市的房地产经纪人，他四十六七岁年纪，具有训练有素的气质和规范化的家庭生活道德，他是著名的国际商人组织“扶轮社”①的成员，无论是买卖经营还是社交活动都十分得心应手，是齐尼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在一次交易成功之后，得意的巴比特邀请朋友保罗·里斯林外出度假，回来后又投入了为实业家、保守征领袖人物普劳特竞选市长的紧张活动，他在集会上发表了精采的演说，还被选为在当地有威望的“促进俱乐部”的副主席。正当巴比特一帆风顺的时候，保罗·里斯林由于家庭不和另有外遇而开枪打伤妻子，结果被判罪入狱，这使巴比特的精禅受到极大刺激，他的生活信念彻底地变了，他抛弃了过去的正人君子的面目，也去寻花问柳，投身到过去敌对的自由主义派阵营里，与一帮寻欢作乐，玩世不恭的人混在一起⋯⋯。不久后，自由主义分子的名气使他失去社会上有地位人士的支持，眼看他的企业和买卖即将垮台，在妻子的规劝下他不得不重新回到传统的势力范围中来，恢复了保守派的政治立场，参加了“良好公民同盟”，再次成为“促进俱乐部”的骨干，虽则在暗底里他怂恿自己儿子与情人去私奔，但在公开场合他是决计不敢违背社会舆论的了。《巴比特》是刘易斯揭露美国资本主义所谓“精神文明”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中产阶级商人巴比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情操的演变，描写了美国社会中资产阶级圈子里的庸俗生活，形象地塑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市侩形象。《巴比特》出版后受到了公众的极度欢迎，按照当时许多评论家的看法，它是刘易斯最好的小说。接着，刘易斯又出版了《阿罗斯密司》（1952）和《艾尔麦·甘特利》（1927）两部长篇小说，前者是以一个医学科学家在科学实验遭到艰难曲折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毅力为题材的，后者则是一部抨击美国基督教会中那些愚味的、粗野的，掠夺成性的首领的小说。刘易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动荡的年代中开始进行写作的，由于他对美国中西部那些感情上肤浅、精神上空虚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作了出色的描绘，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并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有人认为他在作品中所作的抨击实际上表达了他对美国的热烈的信仰，包含着充分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分。刘易斯以他出色的小说创作赢得了荣誉，一九二六年他被授予普利策小 说奖（但被他拒绝了），一九三○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奖得使他的成功到达了顶点，接着在一九三六年又获得了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三八年成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然而，从刘易斯整个创作来看，往往是良莠并存，而且他在以后所写的一些作品都没有能超过他在一九二○年的创作水平，因而也引起了国内评论界的非议，这一点与他晚年出国侨居欧洲也不无关系。刘易斯的创作勤奋是一贯的，三十年代之后他还写了十几部作品，其中主要的有长篇小说《不会在这里发生》（1935）、《教堂里欢乐的一天》（1940）、《卡斯·蒂姆白兰》（1945）、《王孙梦》（1947）和他自编的《短篇小说选》（1935），描写意大利生活期间情景的散文隼《世界如此广阔》（1951）等；此外还改编了电影剧本《这里不会发生》（1936）和《杰伊霍华克》（1934）。在所有这些作品里，以揭露美国法西斯势力猖獗活动的《这里不会发生》和以反抗美国种族歧视为题材的《王孙梦》具有比较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的创作也表明了作者所坚持的进步倾向和斗争勇气。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刘易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病逝。（信德） 一九三一年获奖作家[瑞典]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ErikAxelKarlfeldt，1864—1931按照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规定，获奖者必须是还活在世上的作家。然而，从一九○一年开始颁发奖金以来，在所有获奖者中间有一个例外，他就是瑞典著名的抒情诗人，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的终身秘书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卡尔费尔德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生在瑞典东部福尔卡纳的一个律师家庭里，家道小康，父母都是有修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部在农村度过，这不仅使他从幼年时期起就能领略瑞典优美的乡村风光和陶冶个性的大自然景色，而且使诗人从懂事开始就受到流传于瑞典民间的历史传说和故事的启发，卡尔费尔德那股热爱家乡、讴歌自然的狂热激情想来大都是来源于这段难忘生活对他的深刻影响。卡尔费尔德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韦斯特罗斯市完成了中等教育，一八八五年他考入瑞典文化古城乌普萨拉市的乌普萨拉大学文学系深造，一八九二年获得该校的文学士学位，一八九八年又获得瑞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两科的硕士学位，一九○四年被推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一九○七年成为该院所属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委员，一九一二年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终身秘书，一九一七年被他母校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一八年（一说1920年）彼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只是由于本人的谢绝才予以撤消，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在斯德哥尔摩病逝，同年十月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宣布该年度的奖金追授予为委员会工作多年而刚刚去世的卡尔费尔德院士，以表彰他一生杰出的抒情诗作和对瑞典文学事业、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的贡献。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这位诗人的一生经历并没有什么坎坷曲折或是咤叱风云的记录，自从童年时代在大自然怀抱中长大以后，通过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受教育阶段，尔后就进入社会一边教中学一边写诗，接着又先后在瑞典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和瑞典皇家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直到一九一二年进入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工作为止。一旦进入这个誉满全球的机构之后，犹如生活在象牙宝塔之中，卡尔费尔德作为专职秘书，一年到头就忙于接待、应酬、阅读世界各地推荐来的作家的作品，而每年十月在决定这一年获奖者名单时工作就更忙碌些，不过，他所作的一切是崇高的、神圣的事业，即使就世界范围而论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卡尔费尔德十分珍惜自己的地位和权利，他认为选择哪一些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这不仅涉及到这些作家的思想观念、艺术技巧和他们作品的真实价值，而且直接关系到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一崇高荣誉的地位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声誉。所以，当他的同事们竭力推荐并确定他作为一九一八年度奖金的获得者时，卡尔费尔德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在他看来假如他要了这份荣誉，很可能会给整个荣誉和机构带来损失。当然，这位诗人洁身自好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是值得人们赞颂的，可是他也只能有权决定自己的选择，面对于整个诺贝尔文学奖金委 员会在推荐和决定获奖者人选时就勉为其难了。在他成为奖金委员会成员和担任终身秘书期间，就产生过由于他们拒绝授奖给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哈代和美国的德莱塞这样一些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而遭到人们指责的不愉快事件。“文如其人”，由于卡尔费尔德这样的人生经历和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因而他的抒情诗大都是属于纯自然性的作品，讴歌田园风光、赞美乡村生活，充满宗教幻想和对中世纪神秘时代的向往、几乎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卡尔费尔德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于一八九五年，题为《荒原和爱情之歌》，作者声称这部诗集是他奉献给“我的祖先们”的礼物，对古老生活的赞美，强烈的传奇色彩和充满浪漫主义的联想构成了诗人这部处女作的基本风俗。第二部诗集《费里道林之歌》（1898）和第三部诗集《费里道林的乐园和达拉克林绘画韵文》（1901）是以费里道林这个瑞典民间传说中的著名人物为描述对象，通过当时流行的诗体格式，来反映诗人恬淡、冷静、超脱的人生观。这两部叙事诗被认为是卡尔费尔德杰作中的一部分，诗人自此成为瑞典诗坛上的第一流人物。尔后，诗人又出版了抒情诗集《花神和果树女神》（1906），显示出作者在用词风格上的更加成熟和诗意的深化。在《我的激情》、《小旅馆》、《秋天海神的颂歌》这些诗中，以精心的修辞、独特的音调和典雅的韵律表现出典型的“罗可可式”（Rococo）风格，它证明了诗人怀旧、清高、自我追求的思想境界是与这种十八世纪的艺术潮流一脉相承的。出现在《花神和女风神》（1918）这部诗集中的则又是另一种明朗的欢快和对生活中美丽的祟拜情绪，它反映了诗人在灵魂深处的意识，这是包含了宗教信仰和理智上的逻辑结合后所达到的艺术上的顶峰。诸如在《秋天的赞美诗》，《姐妹们在快乐的花园里》、《清醒的恃人》等几首诗中都表现了卡尔费尔德的这种创作感情。诗人生前最后的一部诗集《秋天的号角》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在他死后的一九三一年又出版了具有清新的散文风格和演说家才能的无韵诗集《传说与酒》；一九三八年，由C·w·斯多克编译的英文版《阿卡狄亚·波利爱丽斯，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诗选》的出版为诗人在欧美各国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毫无疑问，卡尔费尔德的抒情诗是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创作理论对他影响的结果。长期以来，他为强烈的农民文化意识所束缚，家乡的田园成为他对生活怀念的主要内容，他从自身生长的土壤中丢发现其中的美，对季节的颂扬和一年中各个乡村节日的描述使他的作品在瑞典广大农民中间几乎像一个优秀的风笛师和民歌手那样受欢迎，这是诗人作品中大众化、人民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完美无缺的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的姿态，以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对感情的强烈探索、雄浑的气魄、幽默和哀婉这些艺术元素的并进齐用来保持对瑞典传统抒情诗歌的继承。他的作品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感情上的直接呼吁和感官上色彩鲜明的艺术感染力。许多学者认为卡尔费尔德对古代语言魔法般的运用近乎是一种出色的创举，此外，还有对古希腊多样化戏剧结构的模仿、韵脚、旋律、措词、隐喻等手法的使用，很能使人回忆起莎士比亚，而他作品中轻快的节奏，甜蜜的细腻则又令人联想到英国十九世纪诗人斯文本恩（1837—1909）。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由于这位诗人的阶级地位和思想意识的严重局限，他的绝大部分诗作具有比较浓厚的 宗教、幻想、神秘、复古的感情色彩，与当时的社会斗争是远远脱节的，因而缺乏时代意义；此外，后期刻意追求诗歌形式上的完美，还造成了晦涩难懂的弊病。（信德） 一九三二年获奖作家[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IohnGalsworthy，1867—1933高尔斯华绥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戏剧家。他一生共写有长篇小说近二十部：剧本二十六个，短篇小说、散文、书信和诗歌共十二卷。他不仅以作品丰富著称，而且也以独具一格的艺术表现而闻名于西方各国。高尔斯华绥于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出生在英格兰南部的萨利郡。父亲是个著名的律师和好几家公司的董事。他在哈罗中学受过教育，后来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律。一八九○年获得律师许可证，但他没有去充任律师职务，而是花了两年时间去周游世界各地。这次漫游的收获之一，就是在一艘商船上结识了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此后他们不仅成了好朋友，而且康拉德又成了高尔斯华绥创作的指导者和作品的鉴赏者。一八九五年高尔斯华绥与艾达相爱，十年以后结婚。在艾达的鼓励下，高尔斯华绥决心要成为一个作家。一八九七到一九○一年间，是高尔斯华绥学习创作的阶段。他从屠格涅夫，福楼拜，莫泊桑等作家的小说中，学习他们“观牢人生的方法及构勒故事的手段”。这时他用约翰·辛约翰的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二卷，长篇小说二部，但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四年，高尔斯华绥发表长篇小说《岛国的法利赛人》。这是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谢尔顿是英国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由于同一个观察深刻、敏锐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怀疑的青年费朗德的结识，谢尔顿开始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愚蠢和自私。最后他同出身“名门望族”的未婚妻安东妮亚也断绝了关系，因为他和她在生活的基本问题上分歧太大了。小说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道德风气进行了揭露和评击。这部小说发表后，高尔斯华绥才引起读者的注意。他也从这部小说开始用本名发表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高尔斯华绥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了。小说除了《岛国的法利赛人》外，还写有《有产业的人》（1906）、《庄园》（1907）、《友爱》（1909）、《有教养的人》（1911）和《深色的花》（1913）等。其中《有产业的人》是高尔斯华绥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小说写的是福尔赛家族的第四代索米斯和伊琳之间的婚姻纠葛。索米斯贪图美色，娶了穷教授的女儿伊琳为妻。但伊琳并不爱索米斯，而索米斯要像占有私有财产那样占有她。使伊琳非常厌恶。后来伊琳另外爱上了建筑师波辛尼，索米斯得悉后竟对伊琳施加暴力以行使夫权。最后波辛尼不明不白地突然死去，伊琳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只好出走。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索米斯的形象。从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福尔赛世家特有的精神特征，那就是“财产意识”和对财产的“占有欲”。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物是图的本质。作者因这部小说的出版，在英国文坛上赢得了巨大的声誉。高尔斯华绥这时期在戏剧上的成功也是惊人的，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名望已超过了小说家的名气。他不仅写了很多剧本，而且还有戏剧论著。他在 《关于戏剧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规定了一些戏剧创作原则，认为剧作家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如实地描写生活，反映社会问题。他的剧本正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创作的。如著名剧本《银匣》（19D6）和《法网》（1910）是针对英国法庭的黑暗，正义无法申张的情况而写的。《群众》（1914）是为了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进行创作的。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剧本是《斗争》（1909）。《斗争》描写了伦敦一家铝板公司的工人罢工运动，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作者对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表示了愤怒，对工人阶级的贫困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当然作者还只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表现工人运动的。这出戏对一九一一年的英国工人大罢工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英国著名评论家R·H·马塔拉姆说，“它不是工业历史的记录，而是历史的预言。”高尔斯华绥的戏剧结构完整，矛盾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精练，常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府当局要他去检查身体，准备送上前线。后来因他年近半百，眼睛近视，就于一九一五年被安排在一所法国、美国合办的医院里工作，每天为病员进行按摩，同时他的妻子艾达也被安排在该院参加护理工作。尽管这些工作是为战争服务的，可是高尔斯华绥对帝国主义战争表示了极端的厌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又集中精力从事创作。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哈姆斯特的园林小屋中写成的，有一部分作品是他旅游美国时，住在里维拉、梯罗尔的一些旅馆中创作的。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别渴求女人的生活，这毫无意思，重要的是你的写作”。战后，他又写了不少戏剧，如《皮肤游戏》（1920）、《忠诚》（1922）和《逃跑》（1926）等。但除《逃跑》外，这时期的戏剧都不如战前的影响大。这时在小说方面又有新的成就，写了一系列连续性的长篇小说，完成了三个三部曲。第一个三部曲《福尔赛世家》（1922），包括战前写的《有产业的人》和战后写的《骑虎》（1920）及《出租》（1921）。《骑虎》写索米斯和伊琳离婚后，索米斯为得到一个财产继承人的地位，娶了一个年轻的法国女子安耐特为妻，并生了女儿芙蕾。而伊琳独居十二年以后和索米斯的堂兄弟小乔里恩结为夫妻，生了个儿子叫乔恩。作者还描写了维多利亚女王逝世这一重大事件，旨在象征资产阶级的繁荣时代已经过去。《出租》写的是索米斯的女儿芙蕾和伊琳的儿子乔恩的恋爱纠葛。芙蕾也像她父亲那样具有强烈“占有欲”，她执意要得到乔恩。由于伊琳坚决不答应，最后乔恩和母亲一起离开英国，迁居到加拿大。芙蕾也只好随意嫁给了贵族青年马吉尔。小说的绪尾是洛宾山的房子上挂起了牌子，宣告“出租”，这象征着资产阶级的福尔赛时代的生活方式将同洛宾山的老宅一样，最终要被淘汰。第二个三部曲叫《现代喜剧》（1928），由《白猿》（1924），《银匙》（1927）和《天鹅之歌》（1928）组成。《白猿》写颓废派诗人威弗烈爱上了芙蕾，并亲口告诉芙蕾的丈夫马吉尔，而马吉尔让芙蕾自由选择，最后芙 蕾还是决定与丈夫在一起。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资产阶级新一代已没有信念，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甚至比老一代资产阶级还不如。《银匙》写芙蕾与马乔里·范拉夫人的争执，双方组织“党派”、争吵不休，一直闹到法院。同时还写了马吉尔的政治活动。在这里作者暴露了英国党派之争的内幕，讽刺了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运动。《天鹅之歌》写芙蕾遇到乔恩，旧情复萌，设法引诱乔恩，并达到了目的，使她的强烈的占有欲得到了满足。但乔恩是有妻室的人，心里感到内疚，最后与芙蕾断绝关系。芙蕾打算自杀，但被索米斯所救。索米斯为保护女儿，自己却丧失了生命。小说还从侧面描写了一九二六年的工人罢工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害怕革命和镇压工人运动的状况。以上两个三部曲，都以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为背景，通过福尔赛世家几代人的生活描写，几乎用编年史的方式，真实地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由盛而衰的历史。作者对“福尔赛精神”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但作者对老一代资产阶级索米斯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产业的人》中持批判态度，在《白猿》中开始转变，到《天鹅之歌》中则采取赞扬态度。在这里，作者一方面想改变“福尔赛精神”，消除“财产意识”，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想从工人阶级那里找到彻底摧毁“福尔赛精神”的力量，他把希望寄托在福尔赛家族内部，希望年青的一代从老一代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出现“健康”的因素，以改变这个家族的命运。这正说明，作者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因此也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作者的思想局限，在他所写的最启一个三部曲《尾声》（1934）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尾声》包括《女恃》（1931）《开花的荒野》（1932）和《河那边》（1933）三部小说。作者既揭示了资产阶级贵族社会已日薄西山，但又认为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没落仅仅是“一章的结尾”，它会有新的一章接下去，那就是相信资产阶级内部会出现新的“健康”的因素，来改良这个社会。所以最后的三部曲，在思想内容上大大不如以前的作品深刻。高尔斯华绥小说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强调小说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他说：“小说并不是说教。它只是提供生活的图画和实例，”让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他强调反映生活时要创造典型性格，不是照抄生活原型。因此他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福尔赛家族的群像。他的小说，风格简朴，因为他常常把“所见的事物简洁明了地表达出来，将个人强烈的感受明白易晓地写出来”。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创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作出了范例。高尔斯华绥曾经拒绝接受爵士荣誉，但在一九二九年他接受了玛丽特勋章。一九三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是因为“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伦敦附近的哈姆斯特的园林小屋中逝世，享年六十五岁。（意晓） 一九三三年获奖作家[法国]伊凡·亚历克赛维奇·蒲宁иваиAЛекcｅｅвиHБуHиH1870—1953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当苏联红军向黑海的重要港口城市敖德塞挺进之际，一个五十来岁小个儿的俄国人挤上了从这里开住法国的最后一艘邮轮。他在惊恐混乱的人群中向自己的祖国自下了难忘的一瞥。他对这里的土地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但顽固的旧贵族立场又促使他对红军的即将到来怀着莫名的恐惧情绪，他只好走了，在惆怅的心情中踏上了流亡的道路⋯⋯。这是伊凡·亚历克赛维奇·蒲宁出走异国的最后一幕。后来他在短篇小说《最后的撤退》中曾对当时自己的复杂心情作过真实的描叙。这位已经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建立了卓越声誉的诗人兼小说家，由于政治观念的错误终于成了一名流亡者。从此以后他虽然日思夜念俄罗斯大地，但一直未能再有见到它的机会。蒲宁于一八七○年俄历十月二十二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沃罗涅什镇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祖上曾是显赫的贵族，但到他父亲手里已十分败落。由于家道中落，蒲宁读完中学便独自谋生，他先后当过图书馆的小职员、本地报社的杂工、政府部门的统计员，还摆过书摊。后来虽然也曾上过大学预料，还进莫斯科大学念了一年书，但终究未能完成高等教育。蒲宁从小酷爱文学，崇拜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国古典诗人，尽管命运不济但这并不能妨碍他在创作中显示出出色的才华。蒲宁的大哥曾是民意党成员，家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年轻的蒲宁最早就是在大哥指导下开始诗歌创作的。他从十七岁起开始发表诗作，在《献在曼德逊的墓前》（1887）等早期待歌中，充分反映了作者对童年时代家乡田园生活环境的热烈感情，一八九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在露天下》，同时蒲宁还致力于翻译欧美名诗人拜伦、朗费罗等人的作品，一九○一年由于诗集《落叶》而获得俄国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金。从诗歌创作上来说，蒲宁深受法国十九世纪末叶高蹈派的影响，但他同时又反对先锋派创作倾向而热烈信奉普希金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在他的诗歌中，大都是以描绘自然风光来抒发心中的感受和联想，表现出对在昔贵族地位的留恋和家业衰败的惋惜。从十九世纪最末几年开始，蒲宁转入小说创作。他以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作为自己的榜样，严格按照俄罗斯正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去描写和刻划社会与人。从那时起到十月革命前为止，蒲宁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以抒情的笔调来表达旧俄时代即将衰落的贵族命运的《安东诸夫卡苹果》（1900，又译《冬苹果》）、描写贵族死守凋零的庄园过着苟延残喘日子的《末日》（1903）、反映似国农民悲惨境地的《塔尼卡》（1892）、涉及到俄国农村应该走向工业化还是保持旧日闭塞状况的《新路》和以一位阔绰的来自美国旧金山的旅行者由于生活的放纵而死在归国的船上为主要情节的《从旧金山来的绅士》（1915）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乡村》（1910）和《干旱的溪谷》（1911—1912）也都是以当时俄国乡村的现实生活为题村而写成的，前者通过农民库兹玛的破产和四处流浪的不幸遭遇的描写，突出地反映了一九○五年他国革命失败后，农民失去土地、自由和希望破灭的痛苦命运；后者则揭露了俄 国贵族精神腐败和经济衰落的社会面目。此外，还有《梦》（1908）、《欢乐的庭院》（1911）、《弟兄们》（1914）等小说。蒲宁以纤细灵巧的作品形式、形象鲜明的比喻手法，抒情性的笔调、强烈的色彩和其他使人易于感觉的艺术因素而使他的作品受到当时包括契诃夫、高尔基在内的国内外读者的好评，并因此而成为圣彼得堡作家集团中著名的一员。一九○九年蒲宁被推举为俄国科学院院士。显然，蒲宁在当时继承和发展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遵循果戈理、屠格涅夫开创的、列夫·托尔斯泰推向高峰的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原则中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所以一九一四年曾被《真理报》誉为与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相并列的重要作家。西方评论家把蒲宁看成是俄国文学中最后一位具有特色的文体作家，并认为他对俄罗斯乡村社会传统的敏感分析和对那里环境气氛的卓越描写足以产生一种萦绕于人们心头的、真挚而强烈的感情。虽然蒲宁在作品中那些出色的景物描写和广阔的生活画面的叙述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但实际上他的感情色彩主要是倾向于对旧贵族衰败命运的悼念和对沙皇政权即将灭亡之前所谓俄罗斯传统消亡的追怀。正是这种没落的、怀旧的情绪直接造成了蒲宁对十月革命的抵制，他没有能像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那样去迎接苏维埃政权的新生，而是抱着咒诅态度，并且逃离了祖国。到了法国之后，蒲宁定居在巴黎，成了当时逃亡到法国的白俄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十月革命前，蒲宁曾经游历过西欧，还到达印度、斯里兰卡等东方国家，但那时他的心情是径松的、悠闲的，现在可是离井背乡的流亡者了。在蒲宁身上逐渐出现了一种由于想象中的俄国理想贵族社会的失败而产生的忧郁症和随之而来的怀乡病，他已失去了对社会研究和观察的兴趣，他沉缅在唯心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中，文恩枯竭，只能依靠对往日的回忆来进行写作。这种思想苦闷、精神幻灭的情绪具体地表现在短篇小说《完了》（1923）之中。这搐作品揭开了蒲宁“流亡文学”的第一页。后来，蒲宁曾再次游历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创作了《米佳的爱情》（1924）、《阿萨涅夫的生活》（1927）、《莉卡》（1933）、《幽暗的乡间小径》（1938）等近两百个中短篇小说和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27—1933）、回忆录《不幸的日子》（1926）。这一时期蒲宁的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不能与他过去的作品相比，消极和失望情绪笼罩着他作品的全部，例如《米佳的爱情》写的是大学生米佳生恋的悲剧性故事，小说所标榜的是地主少爷的高尚品格和优雅风度，而作者笔下的那些农民则都是愚笨的蠢货，农家的姑娘也个个是爱钱贪财的市侩；《莉卡》是一部以作品中的“我”、一个自暴自弃的消沉的贵族青年与那位美貌而短命的姑娘莉卡之间的短暂爱情为题村的言情小说，作品弥漫着一种消沉、优郁的气氛；而《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则是以对俄罗斯风光的描绘和对乡村社会丰富多采的生活的回顾来寄托作者对祖国的怀念心情。这些作品要说有某种特定的意义的活，那只能是思乡罢了。这种恩乡的情绪在时时刻刻地牵动着蒲宁对俄罗斯大地向往的感情，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一年他曾两次写信给阿·托尔斯泰和捷列晓夫，表示了要求回归祖国的意愿，后因苏德战争爆发，此愿未遂。在德国军队占领法国期间，蒲宁停止了写作，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在营救苏军俘虏和抗击法西斯地下斗争中作出过一些努力。他的最后作品是出版于一九五○年的《回忆与描写》，文中对高尔基等人进行了攻击，表明了他立场的顽固性和摇摆性。 他还写过对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评论专著《托尔斯泰的解放》（1937）、《啊，屠格涅夫》，后者在他死前未能完成，残稿出版于蒲宁死后的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蒲宁在巴黎病逝。蒲宁是在一九三三年以法国作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投奖的理由是为了表彰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其实，蒲宁的“艺术才能”应该说从逃亡到法国之后就几乎丧失殆尽了，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获奖恐怕是政治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当然，从全面来衡量蒲宁一生的创作成就，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对俄罗斯社会和环境具有清澈而准确的富有特色的描写，以人物心理的特征为主要目标的现实主义叙述乃是对列夫·托尔斯泰风格传统的直接继承，也是对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一份贡献。蒲宁死后，苏联文学界曾一度沉默，从六十年代开始对他的创作和思想逐渐进行了评论，并出版了蒲宁的文集。苏联当代著名诗人阿·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蒲宁文集》第九卷的“代序”中曾对蒲宁作了这样的评价：“蒲宁在时间上是最后一位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如果不想有意降低对创作技巧的要求，有意培植淡而无味、语言贫乏，没有个性的散文和诗歌，我们就没有权利将他的经验置诸脑后。在一个艺术家以严持戒律的昔修态度来精雕细刻方面，在俄罗斯文学创作的洗炼方面，蒲宁的文笔一反那种为形式而形式的人所玩弄的小花样，显得鲜明、质朴，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最为接近我们的典范。”（信德） 一九三四年获奖作家[意大利]路易吉·皮蓝德娄LuigiPirandello，1867—1936皮蓝德娄是意大利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作品，尤其是那几部充满着奇异色彩的戏剧作品，被称为“戏剧中的戏剧”，使他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现代化戏剧方面的革新家。皮蓝德娄，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凯琴铁城（现在的阿格里琴托城），他是一个当地富有的硫磺商人的儿子，而且被父亲指定为商务上的继承者。然而皮蓝德娄对做生意是一点也没有兴趣，他的志向是搞研究，搞艺术，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的这项伟大事业。在这一意志的驱使下，皮蓝德娄从家乡的中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西西里岛上的首府帕勒莫市的帕勒莫大学学习语言文学，一八八七年又转学来到罗马大学继续求读。后来因为与学校里一位古典文学教授发生了争执，他一气之下跑到了德国波恩，进了波恩大学的语言系。一八九一年，他在波恩大学毕业，并以《论凯琴铁的方言》一文获得了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一八九二年皮蓝德娄回国，进入新闻界，为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文章，同时在罗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文学教师。一八九四年，在他父亲的安排下，皮蓝德娄与一位也是富有的硫磺商人的女儿阿纳托涅特·波杜莱娜小姐结了婚。这次婚姻，给皮蓝德娄带来了经济上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有了这些财产上的保证，他就可以正式定居在罗马并关起门来专心写他的作品了。皮蓝德娄的文学创作早在大学术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一八八九年他出版了诗集《玛勒戈康杜》，后来也写过别的诗作。不过那时这些作品井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使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是第一部长篇小说《被抛弃的女人》（1901）的出版和许多短篇小说的相继发表。在小说创作方面，皮蓝德娄真可谓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他一生共写了七部长篇小说和三百多篇短篇小说，长篇中最著名的还有《已故的马蒂亚·帕斯卡尔》（1903）、《老人与青年》（1913）、《一个电影摄影师的日记》（1915）和《一个没有或者十万个》（1925—1926）；三百多个短篇小说被作者定名为《一年的故事》，共编成皮蓝德娄早年的小说创作十五卷出版。这些小说很受当时意大利真实主义理论家维尔加、卡普安娜的影响，在这些作品中，皮蓝德娄大都以故乡西西里岛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岛上的风土人情、社会面貌，把在那里生活的广大的农民、小知识分子、下层妇女和政府小职员们种种不丰遭遇和困苦生活表现得十分细致深刻，从而控诉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宗教势力和封建旧道德观念的罪恶，揭露了意大利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黑暗。作者在作品中强调了人物内心的思想感受，感情真实，描写朴素，风格行情，很能引起读者在心灵上的共鸣。例如短篇小说《西西里柠椽》，它是《一年的故事》中的优秀作品之一，小说叙述了乡村长笛手密乔库去那不勒斯城探望已经成名了的未婚妻苔莱季娜而遭到冷落的故事，不仅反映出随着人的地位变化而造成这对情人离间的生活现实，更重要的是表达出女主人公感情的截然变化正是社会对她毒害的结果这一主题。小说情节紧凑，心理刻划细腻，除了这 对未婚的情人之外，连傲慢、势刊的仆人，忧伤、惶恐的马尔塔大婶都是写得十分生动的。这篇作品可以代表皮蓝德娄早期的创作风格。一九○三年，皮蓝德娄在个人生活和经济上遭到了重大的挫折，这一年，由他父亲和妻子投资的硫磺矿发生了坍崩事故，一家人破产了，生活立即陷入贫困状态，紧接着，妻子由于受到刺激而精神严重失常。他不得不中断宽格的生活方式，到罗马大学去教书来维持生计。不久后，病重的妻子被送到疗养院去治疗了，靠教书和卖文也基本可以将生活对付过去，皮蓝德娄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的精神状态渐渐得到了恢复，可是这一切却使他不得不对人类的命运产生了怀疑，他逐渐确认了自己的愿望是要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这一纷乱的世界探索出一条哲学的规律来。皮蓝德娄把这一想法全部倾注到他的创作之中，这就使他的后期作品在风格和思想倾向上都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从朴素的真实主义走向变幻奠测的怪诞之中，认为现实世界是不可捉摸的，每个人的“自我”也同样是不可认识的；因而得出一个结论：艺术对生活的现实是无法真实地描摹的。由于这种观点，使他以后写的作品几乎都以荒唐怪诞的情节为基础，写出生活中离奇迷乱的现实。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长篇小说《已故的马帝亚·帕斯卡尔》写的就是一个怪诞的故事：乡村图书员马蒂亚气帕斯加尔与妻子争吵后离家出走，他在赌场上赢了一大笔钱，但当他正准备回家时，报上却报导说他已经在河里淹死。帕斯加尔被迫流浪，化名梅司混饨度日。当他决心恢复原来的“自我”面貌，赶回家乡时，所得到的结果却是已经改嫁了的妻子的一阵惊恐和尖叫。通过这一离奇荒诞的情节的描写，作者企图证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里到处都是充斥着荒唐、迷乱和古怪，对这些人是无法去摆脱的，即使暂时戴上一个“自我”的假面具，也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平静的安身之处。皮蓝德娄这种艺术观念在他的戏剧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最著名的西部剧本《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和《亨利四世》（1922）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们是在《已故的马蒂亚·帕斯卡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充满了紊乱的生活内容和怪诞的情节发展的作品，也是作者对社会现实，人生观念这些哲理上的概念的集中反映。《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是一部别出心裁的“戏中戏”内容是：某个剧团正在排练一出新戏，忽然来了六个外人，他们自称是六个被作者抛弃了的戏中的角色。现在要找到作者把他们的戏编排出来。于是，他们不管别人排练不排练，拖住导演，一个劲儿他讲述各人的遭遇。原来他们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小男孩、小女孩，因为妈妈跟爸爸的秘书私通，被爸爸逐出家门，后来就生了女儿、小男孩和小女孩三个。十几年之后，姘夫病死，妈妈回到城里，迫于生活，让女儿去当妓女，来的嫖客恰恰是孤独无聊的爸爸。再后来，小女孩玩耍时落水而死，小男孩悲伤妹妹的夭折也开枪打死了自己。此时，舞台上真的响起了枪声⋯⋯。作者把舞台与生活融化在一起了，艺术与生活现实，现实与艺术，本是一回事。一年后写的《亨利四世》讲的也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一位青年在化装游行中扮演了罗马皇帝亨利第四，在暗中被情敌刺伤摔下了马，昏死过去。等他活过来之后，别人发现他已经疯了，处处以亨利第四自居，亲友们顺水推舟弄假成真。十二年后，他终于醒了过来，才知心爱的姑娘已被情敌夺去，在气愤之中他挥剑将情敌刺死，而且自己也就继续装疯下去。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是皮蓝德娄最负声誉的作品，它以生活与艺术的强烈对照来反映作者的意识观念，在他看来，艺术是不变的，而生活则是反复无常、变化无穷的，作者将这些通过舞台的表演予以具体化，他要告诉人们是：只有艺术才有真正的生命力，而生活只是一系列的“自我”幻影而已。一九二○年，皮蓝德娄对自己的艺术观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认为生活是一种滑稽可笑的令人悲衷的片断，由于我们在“自我”之中，因此没有可能了解到这是为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产生的现象面前去欺骗自己⋯⋯我的艺术则是充满着对所有这些自我欺骗的人们的同情，然而，这种同情不应该跟随在命运对人的朝弄后面，成为对人类另一种欺骗。显然，这是他本人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而造成认识上混乱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这也是所有消极倾向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的通病。皮蓝德娄这种艺术理论对当时和后来的欧洲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戏剧上的创作，实际上已成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欧洲风行一时的荒诞派戏剧的先声。一九三四年，皮篮德娄被推定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时，奖词上指出，授奖是“由于他果敢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由此可见他的戏剧创作的影响和地位。皮蓝德娄在他的晚年一直致力于戏剧艺术的创作，包括他对自己的小说的改编剧本在年，一生共写了五十几部剧本。当然，后来的一些剧作如《诚实的快乐》（1917）、《各行其事》（1924）等都没有超过《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和《亨利第四》的水平。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三四年这段时间里，他带领剧团巡回演出在欧美各国，对当时的剧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后来的怪诞派戏剧奠定了基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皮蓝德娄在罗马病逝。（信德） 一九三六年获奖作家[美国]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1888—1953一八八年十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百老汇大街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一个名叫埃拉·奥尼尔的妇女生下了一个男孩。埃拉·奥尼尔的丈夫詹姆斯·奥尼尔是一位著名的演员，康涅狄克人，他以扮演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作《基度山伯爵》改编的同名戏剧中基度山伯爵这一角色而闻名于欧美舞台，当时他正随同剧团在百老汇剧院巡回演出。当他赶回旅馆，望着襁褓中的儿子，心中泛起了一种欣慰和忧虑交织的心情，他希望这个儿子能成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但又怕飘忽不定的生活会使这棵幼苗同他前一个儿子一样遭到夭折。老奥尼尔这种希望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担忧也并不是没有理由，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儿子居然在二、三十年后会征服离他出生地点不远的美国戏剧中心——百老汇大街的舞台，会在美国戏剧史上作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剧作家而名载史册！尤金·奥尼尔，作为梨园世家的子弟，在旅馆、排练场和戏院的后台中度过了他的童年。这种动荡的、杂乱无章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并不愉快的记忆，但却使他在血液中注射进大量的戏剧色素。后来他被父亲送进老家康涅狄克州斯但福的一家天主教会寄宿学校读书，之后他又进入斯但福中等专科学校求学；一九○六年，考入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但只读了一年。至今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尤金·奥尼尔很快地离开这所大学，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奥尼尔认为只有社会而不是学校寸是他真正的受教育的地方。他把这种教育称之为“生活历程”（lifeexperience）。这种观念导致他脱离学校六年后投身到社会戏剧运动中去，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一二年这段时期，奥尼尔先后在纽约信托公司当过职员，去洪都拉斯开过金矿，在他父亲的剧团里卖票打杂，在挪成货轮上当过水手，在最后一年里又担任过康涅狄克州《伦敦新电讯报》的记者。一八一二年底由于得了结核病，被送进疗养院，就在那里他开始了最早的戏剧创作。一九一四年，奥尼尔成为一名职业的剧作家，为了深造，同年加入哈佛大学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所主办的戏剧训练班进修；一九一六年，奥尼尔成为麻塞诸萨州普罗温斯剧团的编刚，这是他的剧本在舞台上第一次正式演出，也是他艺术生涯的开端。普罗温斯剧团是一个艺人们组合起来的同人剧团，反对当时戏剧商业化的倾向，主张以艺术为第一生命，成为当时兴起的“艺术剧院”运动中的一个著名团体。奥尼尔第一个成功的剧本《东航卡迪夫》就是这一年由该剧团演出的。从那以后，奥尼尔一生的精力几乎全部化费在他所醉心的戏剧艺术上。他先后担任过纽约戈登剧院编剧，纽约肯尼思·麦克戈雅、罗伯特·爱得蒙特·詹尼斯和格林韦治·维拉吉剧团的经理，一九三四年主编《美国观众》杂志。但就在此时，奥尼尔得了震颤性麻痹症，长期卧床不起，这对他的创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九三六年，奥尼尔“由于他那种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剧作所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激情”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这之前，奥尼尔已经 三次获得过普利策戏剧奖，但这一次是世界性的荣誉，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而从四十年代之后他又振作起来，在身体残弱的情况下坚持创作，写出了被称为他一生艺术结晶的剧本《送冰人来了》（1948）。奥尼尔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波士顿逝世。奥尼尔一生共写有剧本四十五个，其中最著名的有：《东航卡迪夫》，它是奥尼尔第一个上舞台演出的独幕剧，描写一个水手在操作中受伤后，孤独地在船舱里等待死亡的过程，充满悲剧气氛，体现了奥尼尔表现主义艺术手法的早期风格；《天边外》（1920），三幕剧，以罗伯特与安迪兄弟俩争夺情人，双方都在一时气愤中错误地选择人生道路所造成的悲剧，揭示了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痛苦情绪，仿佛这一切的答案全都在“天边外”；《琼斯皇帝》（1920）是一部以心理描写见长的多幕剧，叙述了一个叫琼斯的黑人，从狱中逃至太平洋的小岛上，自封“琼斯皇帝”，用狡猾的手法欺骗土人，最后诡计被识破，在潜逃的路上被土人打死；《毛猿》（1922），则是一部描写水手们的悲惨生清的多幕剧，作品以邮船司炉工杨基为中心人物，叙述他们如何在非人的条件下为老板干活，而自己还被老爷太太们视为“人猿”，气愤至极的杨基最后跑到动物园去和大猩猩交朋友，却被大猩猩拥抱而死；《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1924），通过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通婚，描述了双方所存在的巨大心理隔阂，作者着重指出由于长期的种族歧视，无论是对白人还是黑人都造成了畸形心理，这一社会后果直接影响了生活，使得那些相爱的白人黑人男女们最后无法共同生活；《送冰人来了》是一部多幕社会剧，它以一群纽约的无政、府主义者为描写对象，叙述了他们在生活的打击下堕落和消沉的悲剧，从中反映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的空虚。哈里·霍普和那些经常麋集在他那幢破旧别墅里的同伙，他们对环境和未来有着一种虚幻的梦想，只有当爱说笑话的售货员希科送冰给他们时，才会得到现实的快乐，但到后来这群人都作鸟兽散，希科也死了，哈里剩下了孤独的一个人，现实给他带来的只有绝望。奥尼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舞台上最出色的剧作家，由于他的努力，使美国的戏剧能与文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同时有高度文学价值和演出价值的剧本，使它的地位可以与小说、绘画和音乐相比美。一九二○年《天边外》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以来，直至一九三四年奥尼尔脱离纽约戏剧界为止，他一直成为百老汇最有影响和权威的剧作家，他的剧本在那里上演可以经久不衰，一直保持最高的卖座纪录。奥尼尔是一个复杂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有相当浓厚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因素，然而它们的主题却又是严肃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现实性。以《毛猿》为例，这是一出包含有典型表现主义手法的戏，它不分幕，全部由八场组成；情节简单，多采用人物的大段独自。作者以一艘前进中的轮船为背景，写出了存在于那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巨大的鸿沟和矛盾冲突。显然，奥尼尔在这里实际上是把这艘船象征为整个社会，而以杨基为首的一群司炉工则是被压抑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当然，杨基还不是一个有充分觉悟的无产者，他要斗争却不知道如何斗争，他对贵族资产阶级老爷们怀有一种由衷的藐视，在戏中就表现在对那个轮船公司大老板的女儿道格拉斯小姐的报复心理上。这位小姐把杨基看成为“毛猿”，杨基骂 她是“小婊子”，还发誓要报仇，后来为此专门到教堂门口去等道格拉斯小姐，结果以妨害社会治安罪名被关进了监狱。出狱之后，杨基企图依靠“世界产联”的力量，希望用炸药把道格拉斯家族所拥有的企业夷为平地，这下又把这些工会里的伪君子们吓坏了，最后杨基只有到动物园里去向黑猩猩诉说痛苦，却被猩猩折断肋骨而死。临死前，杨基发出了绝望的、愤怒的呼喊：上帝，我该从哪里开始哟？又到哪里才合适哟？（突然克制自己）噢，见鬼！不能抱怨，懂吧！不能退却，明白我的意思吧！死也要在战斗中死去！⋯⋯太太们，先生们，向前走一步，瞧瞧这个独一无二的——（他的声音逐渐虚弱）——一个唯一地道的——野毛猿⋯⋯杨基的死是作者对社会的抨击，他象征着不断要求进步的原始人类，象征着必须通过艰难的斗争才能取得生存权利的民族和国家，然而，奥尼尔指出，即使如此，他们也必然最后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死去。奥尼尔从古希腊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养料，把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戏剧提高到严肃的、有感情的高度，使之产生了被文学史家们称为“戏剧黄金时代”的历史性成就，这正是他对美国和世界戏剧发展的主要贡献。（信德） 一九三七年获奖作家[法国]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MartinduGard，1881—1958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兼剧作家，他的代表作、长达二百数十万言的长篇系列小说《蒂波父子》在法国被公认为是继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于勒·罗曼的《善良的人们》之后又一部深受欢迎的社会小说，并因此而获得一九三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马丁·杜·加尔，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巴黎西郊讷伊镇一个职业性的中产阶级家庭。少时聪颖、爱好文学。十五岁上高中时，受到法文教师路易·梅勒利奥的器重。这位教师着重提高马丁的文学修养和美学观念，并教育他说，要作一个作家，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建筑师，在作品中应显示出建筑学上的美学特点。在老师的启发下，马丁对俄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这对日后引导他进入文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从事文学研究的抱负，马丁于一八九九年考入巴黎国立文献学院求学。该校以对学生要求严格而闻名，年轻的马丁在六年学习期间，不仅对古文字学和档案学作了认真的钻研，而且养成了一种对事物进行严密分析的良好习惯，这使他今后在作品中无论是人物塑造、或是构思设想等都能按照严格尊重史实的科学方法去进行处理，从而形成了严谨的创作风格。一九○五年，马丁从文献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合格的档案工作者和古文字学家，任职于巴黎国家古文学文库。在此后的四、五年间，马丁利用工作之便阅读了更多数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并在社会上纺识了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等小说家，成为好朋友，在他们的感受下，马丁决定提起笔来尝试小说的创作，这一决心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出版于一九○八年的长篇小说《成功》。《成功》是马丁的处女作。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已能运用比较熟练的艺术手段，通过两个年轻作家一个天资敏捷却一味强调灵感而终于失败，另一个刻苦钻研最后一举成名的不同道路的描写，表现了马丁对求实精神的赞美之情。五年后，马丁·杜·加尔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让·巴洛瓦》（1913）。这是一部反映作者社会观念的重要作品，也是“德雷福斯案件”对这位作家直接影响的产物，反映了两个世纪衔按时期法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所出现的混乱思想状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让，巴洛瓦的新闻记者，他幼时曾信奉天主教，成年后拥护唯物主义，具有为理想而奋斗的情神，崇尚科学，追求进步，但却在生活现实中不得不为遇到的矛盾和困惑而感到痛苦，晚年终因思想空虚和身体多病重新皈依于宗教，企图从那里寻找精神的解脱。小说在艺术上采用了别致的处理方法，将与主人公有关的叙述、对话、书信和社会资料通过剪辑编排在一起，仿佛像一块色彩丰富的七巧板，而这七巧板的图案本身便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丁·杜·加尔应征入伍，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海上运输队服役。在大战的前后，他曾与安德烈·纪德、演员兼戏剧评论家雅克·柯波一起聚集在老康姆勃剧院里热衷于戏剧创作，写过两部笑剧：《勒路神父的遗嘱》（1914）和《如此大胆》（1928），此后还有《沉默的 人》（1931）、《非洲秘闻》（1931）和《乡村邮递员》（1933）等剧本，这些作品大部良莠并存，有的则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是有分寸和大胆的，从中显示出作者创作乡村闹剧的才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丁·杜·加尔辞去公职，离开巴黎隐居于诺曼第的乡间别墅中，潜心于他构恩多时的长篇巨著《蒂波一家》的创作。这是一部以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最初一二十年中法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的、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心事件、通过作品中各种不同人物互相间的冲突来探索那个时代中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情人之间及和平与战争之间这一系列矛盾的实质。作品以鸟瞰式的气魄来描述当时欧洲社会所发生的一切，这不仅表现在小说中庞大的、全景式的环境，而且也包含在作者一再要告诉人们的意味深长的哲理性的含义，因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正如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在奖词中所指出的，马丁·杜·加尔之所以获奖，其原因正是“由于在他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和真实性，这是对人类生活面貌的基本反映”。马丁·杜·加尔自一九二○年开始动手写《蒂波一家》的第一卷，直至一九四○年才完成小说的最后一卷，长达二十年，全书共分八卷，它们是：1.《灰色的本子》（1922）、2.《神甫》（1922）、3.《美好的季节》（1923）、4.《诊断》（1928）、5.《奈尔利那》（1928）、6.《父亲的死亡》（1929）、7.《1914年的夏天》（1936）、8.《尾声》（1940）。整部作品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奥斯卡·蒂波是一个富有的天主教徒、前议员、虚伪而顽固的卫道士，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安多尼，为人沉着坚定，有求实精神，正在医学院攻读；小的叫雅克，个性倔强，追求自由，有反抗精神。奥斯卡对待儿子十分专横，为了中止雅克与信仰新教的同学达尼埃尔·德·封达南之间的友情，竟将雅克关在屋中软禁，这就激起了小儿子的强烈反抗，他从家中逃出来与达尼埃尔一起流浪到马赛，后被当地警方发现由安多尼来马赛领回，其父就将雅克关入克鲁伊教养院。由于在教养院中受尽折磨，雅克身心受到摧残，在安多尼的请求下，奥斯卡才允许雅克回家。数年后，雅克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达尼埃尔此时也成了一个稍有名气的画家，在一年夏天的度假中，蒂波兄弟拜访封达南家，雅克与达尼埃尔的妹妹惹娜邂逅相遇，倾心相爱。暑假过后，开学在即，雅克突然失踪，三年之内音讯全无。此时，奥斯卡卧床病危，思子心切，安多尼从一封别人寄来的信和一篇题为《小妹妹》的小说中分析出这是弟弟的手笔，经过多方查访终于在瑞士洛桑找到了雅克，原来这些年来雅克一直在瑞士与一批流亡的青年激进分子一起参加工人共产国际的活动。安多尼带着雅克赶回巴黎，奥斯卡在临终前见到小儿子甚为激动，最后在痛苦中去世。父亲死后，雅克不要遗产，又返回瑞士参预革命活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皇储在彼希尼亚被刺，战争爆发迫在眉睫，雅克奉命回国探听动向，与哥哥见面，他向安多尼讲述形势的危急，但一心行医、不问政治的安多尼不为理解。此时，惹娜因父自杀生命垂危来请安多尼前去抢救，一对情人猝然重逢，雅克对当年不辞而别作了解释，两人重归于好。不久，形势更为恶化，雅克活跃于民众之中，发表反战演说，反对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在个人安全遭到威胁的情况下，雅克决定重返瑞士，惹娜因老母所阻未能同行，同时安多尼也应征入伍，兄弟、情人挥泪而别。回到日内瓦后，雅克起草传单，准备向德法两国士兵散发，希望 他们放下武器，不要替统治者当炮灰。在散发传单的过程中，雅克乘坐的飞机失事坠毁，他身受重伤，被德军当作间谍逮捕，在随军南撤时，遭到枪杀。四年后，安多尼因毒气致残退伍回家，此时，雅克的遗腹子若望一保罗早已山世，他与惹娜、达尼埃尔一起决心养好他们两家的第三代独苗。直到临终前，安多尼一直在日记中回顾过去，检讨自己走过的路，他将希望寄托于雅克儿子的身上，“这个孩子的诞生，正值两个家庭——封达南和蒂波——行将混灭而未曾做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之际”，他是“一条新的枝丫”，将沿着父亲走过的道路，投身到“巨大的变革和重建之中”。《蒂波一家》集中地体现了马丁的创作特色，他曾经说过要使自己的小说能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并肩媲美，他要使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法国人民生活中诚挚的朋友。在整部小说的布局、构思、情节设计和人物语言等方面，都能看出作者所受到的诸如福楼拜、左拉、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这些文学大师的启发的痕迹，他既不追求浮华词藻的堆砌，也不企图故弄玄虚的一鸣惊人，而是通过人物的鲜明个性、语言的明白简练来达到艺术上的效果。马丁·杜·加尔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的地位固然不能与罗曼。罗兰相比，但他的创作风格对后辈作家，如阿尔贝特·加缪等就有过很大的影响，加缪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罗杰·马丁·杜·加尔文集》的“序言”中就十分推崇马丁作品中的艺术力量，并把他奉为自己创作道路上的良师。马丁后期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德·莫特上校的日记》，动笔于一九四一年，但因他晚年多病未能完成。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马丁在贝尔姆病逝。（信德） 一九三八年获奖作家[美国]珀尔·S·巴克PearlSBuck，1892—1973在美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行列里，其中有一位女作家与中国曾有过密切的关系，她就是琅尔·巴克，中文笔名赛珍珠。巴克的娘家姓赛登斯特力克（Sydenstrlcker），她于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希尔斯保罗一个长老去传教士的家庭里，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在镇江度过童年时代，并受到过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一九○七年，即在她十五岁的那一年被父母送入上海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读书，两年后回美国进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仑道夫-麦康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一九一四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留在母校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心理学教师，后又来到中国，她先在镇江一所教会学校教英语，一九一七年与传教士兼农学家约翰·路里·巴克结婚，接着就随丈大来到安徽宿县生活，当时约翰·巴克参加了当地的农业改造工作，珀尔·巴克还是在学校里教英语。五年后，他们离开宿县迁居南京，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一年这十年里，珀尔·巴克先后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金陵大学教英语和英美文学，这期间她曾在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两年去美国进康奈尔大学深造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珀尔·巴克的文学创作是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的，那时她已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传统和文化艺术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她就以中国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东风与西风》发表在一九二五年的美国《大西洋月刊》上，从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重新回到中国之后，她就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以中国农民的命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后来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并获得一九三二年度的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它就是巴克最著名的《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的第一部《大地》，小说以一个名叫王龙的中国农民为主人公，描写了他如何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的命根子——土地而努力奋斗一生的故事。王龙出身贫困，为人勤劳，他从地主黄家娶了一个丫头当老婆，节衣缩食、起早摸黑地过日子，一心想积钱买田地。地生黄家家道中落，王龙便一块一块地将他们的地买进来，渐渐成为一个富农。但后来遇到旱灾荒年，王龙的家遭到饥民的抢劫，在无奈之中王龙只得率领家小背井离乡逃亡到南方城市里以拉黄包车度日。王龙是个思想保守的旧式农民，在南方城市里发生武装暴动的时候，他不是夫投入这场革命而是趁机捞了一笔横财，回到老家买地造屋，俨然做起一个财主来了。在生活上他也学起过去东家的样子来，先后娶了两个姨太太，三个儿子老大读大学后当了官，老二开米行做生意，老三去当兵。此时，王龙想的是如何守住这份家业，他再三告诫儿子们：土地是命根子，绝对不能卖出去。从上面的介绍中的情节来看，《大地》所宣扬的是一条旧中国保守、落后的致富道路，王龙是一个自私的小生产者，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只有一股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遗传下来的霉气。当然，如果一概否定《大地》也是不公正的，小说之所以能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一是作品题材所引起的广泛兴趣，二是它的主题所包含的某些普遍意义，三是作者在描写人物命运时在充满感情的情节安排和内心刻划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一九七九年出 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大地》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一个中国农民和他奴隶身份的妻子，如何通过斗争为自己赢得了土地和生存的权利。”而在一九八○年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大地》所表现出来的文字上恰如其分的和谐，细节的真实性，史诗般的结构和带有普遍意义的主题，达到了完美的境地。”这两段评论似为过誉，然也不无道理。珀尔·巴克作为一个传统教士家庭出身的美国知识分子，她虽则在中国居住多年，也公开把中国称为她的“第二祖国”，但归根结底说，她的主观立场还是站在旧中国的统治者一边的，在她的作品里，固然也有对劳动者表示同情的成份，但更多的却是那些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旧意识，她自认为是“中国通”，但恰恰没有“通”在最根本的方面。也就是说她始终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身份来看待中国的一切（例如她对一九二七年北代军胜利攻入南京一事就采取了敌对的立场），那就难免会大失偏颇，诚如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与姚克书》一文中对她所评论的：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不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一九三三年，珀尔·巴克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译成英语出版，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件事也引起了鲁迅的批评，认为她这一改歪曲了原著的主题。在此同时，珀尔·巴克完成了《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的第二部《儿子们》和第三部《分家》。它在内容上是《大地》的继续，在风格上也基本类似。一九三六年，她又写了两部关于她的父母亲阿拔斯朗·赛登斯特力克以及她母亲卡罗琳的传记作品：《战斗的安琪尔》与《流放》。一九三八年，她被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理由是“她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般气概的描述，以及她的自传性的杰作”。珀尔·巴克最后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是在一九三五年，这一年她与约翰·巴克离了婚，不久即与她工作的纽约约翰·戴公司的老板、《亚细亚》杂志的主编理查德·丁·沃尔什结婚。沃尔什于一九六○年去世，他与巴克没有生过孩子，巴克除有一个约翰生的女儿之外，她还领了八个孩子收养在自己身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就在《亚细亚》杂志担任编辑；一九四一年创办了“东西方协会”；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专门收养美国军人在海外与亚洲妇女生的私生子的慈善机构——“欢迎回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她曾经在纽约大部会艺术剧院主持过演出中国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仪式；一九六四年建立了珀尔·S·巴克基金会，将她私人财产的绝大部分转入基金会用于公益事业，总数至少在七百万美元以上。巴克一生作品甚多，仅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就有五十部之众，后期写的主要有《龙的种子》（1942）、《帝国的妇女》（1956）、《北京来信》（1957）、《德行以及有关五洲的其他故事》（1969）、《梁太太的三个女儿》和《帝国的妇女》，大都是以陈旧、敌视的情绪来进行描写的，从中也反映出这位巴克女士顽固而落后的阶级立场。 珀尔·巴克曾于一九三三、一九四○、一九四二、一九五三、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分别获得过文学博士、法学博士、人类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学位，并在一九五一年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学院院士。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在美国佛蒙特州但贝城病故。（信德） 一九三九年获奖作家[芬兰]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FransEemilSillanpāā，1888—1964西兰帕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芬兰小说家，他的作品由于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因而多年来一直深受芬兰人民以至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民的欢迎。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予一八八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生在芬兰南部海曼居莱地区的乡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忠厚诚实的佃农。西兰帕家境虽然贫寒，但他父母还是设法让儿子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甚至还让他上大学。一九○八年，二十岁的西兰帕从坦佩雷市一所中学里毕业后，考入了赫尔辛基大学。在大学里，西兰帕学的是生物学，这个专业的选择也许与他长年生活在农村与庄稼、牲畜常打交道有关。西兰帕在大学里一共念了四年书，可是念来念去却念不出个名堂，结果毕业时连个学位也没有捞到。原来，生物学已不是他所感兴趣的了，他的心被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度繁荣起来的芬兰文学艺术所吸引，于是他放弃了对生物学科学的钻研，而转向作家的生涯。一九一三年，西兰帕从首都回到家乡，接着结了婚，并留在家中开始写小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一九一五年在一家定期刊物上发表的，而作为一个稍有影响的小说家，西兰帕在社会上的初次露面则是在一九一六年，这一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处女作《人生和太阳》。这是一部以乡村为背景的爱情小说，描写了一个暑假中从学校里返回家乡的青年大学生与一个乡村少女从相遇到相爱的经历，以及在他们周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似乎带有相当明显的自传性质。小说以明朗的格调和抒情性的叙述而获得好评，为西兰帕在文坛上初步建立了声誉。①一九一九年，西兰帕出版了一部获得显著成功的小说《神圣的贫困》。小说以一九一八年在芬兰发生的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偏僻的乡村在这场全国性的混战中被卷入到赤卫军一方，但由于这些农民们不明白他们斗争的真正含义，因而未能有效地建立革命队伍和政权。作品的主人公尤哈是一个生活赤贫的佃农，他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参加了赤卫军，但最后包括他在年的全村农民都遭到了白卫军的枪杀。作品反映了由于年战而对个人所带来的悲剧性的痛苦命运，主人公的惨淡人生和他毫无价值地被白军打死的情节安排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气氛。《神圣的贫困》标志着作者对于祖国与人民命运的忧虑心情和在艺术上的成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文学界已有一定声誉的西兰帕应聘担任了坡尔弗出版社（Porvoo）的编辑，在这之前他发表了中篇小说《哈尔都与拉格纳》（1923），小说从内容上来讲可以看作为《神圣的贫困》的继续，写的是城市青年拉格纳与乡村来的女仆、尤哈的女儿哈尔都之间的爱情悲剧。哈尔都后因不堪忍受拉格纳感情上的玩弄投水自尽。此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我亲爱的祖国》（1919）。①原名标题为HurskasKuruus，根据美国考勒斯百科全书解释，此题含义艰涩，英文有译成SacredMisery，也有译成MeekHeritage，中丈的译名因随英译，放也有译成《赤贫》，也有译成《谦让的遗产》。 一个新的有创造力的阶段开始于三十年代初期，在这几年里西兰帕创作了公认为他最出色的小说《女仆席丽亚》（1931）。这是一个关于在古老的农民家庭中所发生的故事，小说仍然以一九一八年的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女仆姑娘的遭遇。席丽亚为生活所迫从乡村来到城市帮佣，她历尽屈辱艰难的生活，但顽强坚定，仍然保持自己纯洁的品格。接着，西兰帕又写了《一个人的道路》（又译《一代人的命运》，1932）和《夏夜的人们》（1934）两部长篇小说。前者通过一个青年农民的成长过程和两个农民之间关系的描写，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新一辈芬兰人民的觉醒，具有现实主义和抒情性相结合的完美风格，后者则以文体的优美和描写的诗化而著称。西兰帕在短篇小说方面的成就也十分卓著，二十年代之后出版的短篇集就有《靠近土地》（1924）、《小丘上的窝棚》（1925）和《忏悔》（1928）等。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人生美好和悲惨的生活》出版于一九四五年。西兰帕在晚年先后于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出版了两部回忆录，表现了作为一个与人民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进步作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所获得的真理的启示。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西兰帕在赫尔辛基病逝，终年七十六岁。在西兰帕的所有作品中，往往偏重于对生活本身的描写，作者认为生活具有对人的支配能力，人类只能成为自然界的基本成分，人是出于本能，而通过生活来表现对自己隐蔽的面目的。这是一种包含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成份的准现实主义创作观念，从这里可以看山，这位曾经学过多年生物学的作家，把科学上的一些概念也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去了。然而，由于西兰帕一生长期扎根于民众之中，也由于他出身微寒，从小熟悉乡村社会，对穷苦的人们怀有深刻的同情，因而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都是地位低贱的老百姓，他是抱着满腔热情去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赞美他们的高尚品质的；因此，尽管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缺陷，他的大多数小说依然不失为描叙芬兰农民近百年来生活经历的优秀作品，正如在一九三九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奖词中所指出的，他之所以获奖是“由于他对本国农民的深刻了解和他在刻划农村生活、农民和大自然的关系时所运用的精湛技巧”。从一九一六年发表《人生与太阳》到一九三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经过二十三年的努力，由于出版了大量的长短篇小说，终于使西兰帕的作家生涯到达了光辉的顶点。西兰帕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家。他已被推崇为芬兰第一个有杰出成就的社会小说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对普通人的生活和环境进行熟练描写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显示出了人类的经历和现状以及蕴藏在他们心中的巨大的能量。他对人物心理和环境的融洽描写，他对大自然景色的出色叙述，也都是十分动人的。西兰帕的小说已被译成十八种以上的文字，包括希伯来文、日文和中文，这证明这位作家的作品已越来越被全世界读者所接受。他曾于一九三六年获得了赫尔辛基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称号。想当年西兰帕没有能在母校得到生物学学士学位。二十几年之后，却赢得了这一最高的学位称号，这也是西兰帕一生奋斗的结果。（信德） 一九四四年获奖作家[丹麦]约翰内斯·威廉·杨森JohannesVilnelmJensen，1873—1950在世界上有好些著名的作家都曾经学过医学，最有名气的譬如俄国的契诃夫、中国的鲁迅，等等。他们一旦进入文学的领域之后，就善于以医生犀利深刻的眼光去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或是从人类学、遗传学的角度去描绘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一般来说，这些作家较其他作家更具有穿透人物思想内心的特殊能力，因而他们的作品也显得格外深这些。契诃夫生活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鲁迅生活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在位于欧洲日德兰半岛古老的丹麦王国里，产生了一位也是出身于医生的著名作家。由于他在文学上的不懈努力，为丹麦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成为继安徒生之后又一个获得丹麦人民热爱的作家。他就是一九四四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杨森。约翰内斯·威廉·杨森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日诞生在丹麦中部佛斯奥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一八九五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但他未能正式去履行他的医生职责便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决心从事文学活动，进行创作。杨森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丹麦人》，写成于一八九六年。当时正是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这些世纪末流派在欧洲盛行的时候，杨森也不例外地受到它们的影响，在这部以丹麦王国的古老传说为主要素材而创作的处女作中充分反映出来。两年后，杨森拜当时国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乔治·诺里斯·布朗德斯（1842—1927）为师，进入了布朗德斯所主持的文科学校担任一名人类学教师。布朗德斯崇尚现实主义，主张文学应该以高度综合性的概括来反映社会，因而在沿袭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难免复杂了一些抽象主义的成分。在布朗德斯理论的启发下，杨森抛弃了原来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倾向，开始创作现实主义的作品，这就是以当时丹麦农民的生活为题村的《希默兰的故事》三部曲。小说的第一部完成于一八九八年，第二、三两部分别完成于一九○四年与一九一○年。这是一部使杨森首次获得优秀小说家声望的作品。它通过以农民希默兰一家的几十年生活经历为主要线索的描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两个世纪之交的丹圭农村的社会景象，小说风格粗犷而壮阔。在创作《希默兰故事》的同时，杨森又致力于历史小说《国王的垮台》的写作。这是一部悲剧性的传奇小说。作品是以十六世纪丹麦国王克里斯钦二世的经历为主要依据而写成的。克里斯钦二世由于主张革新而遭受到封建贵族势力的围攻和迫害，最后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然，克里斯钦王朝并没有因此而灭亡，它成为丹麦人民统一和团结的象征，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斯钦十世（1912—1947在位）就是在遭受到德寇侵略的危急情况下，与丹麦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紧接着，杨森的思路又从十六世纪返回到十九世纪，一九○四年，他去美国访问，回来后根据访问所受到的启发，又写了西部当代题材的小说《玛德姆德·奥莱》（1904）和《车轮》（1905）。一九○六年，他又出版了以 冰岛的中世纪传奇为题材的一卷本叙事诗集。杨森一生创作十分丰富，他不仅写小说，写诗，写神话，还写人类学的论文。一般公认的代表作是他花了十四年时间精心创作出来的长篇系列小说《漫长的旅行》。小说从一九○八年开始动笔，直到一九二二年方全部完成。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人类发展史。作者以人类学家的目光，通过小说的形式，从人类原始社会开始写起，直到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为止。按照杨森的观点，原始社会是人类的襁褓时期，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步人人们生活的时候，那就是成为最后的成熟。《漫长的旅行》共分六卷，它们是：①《冰川》，②《失去的世纪》，③《肯勃兰斯人的进军》，④《诺娜女神》，⑤《船》，⑥《基督的哥伦布》。杨森把他小时候听到的家乡中流传的关于勇敢的肯勃兰斯人的古老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写入作品里，作为人类一个发展时期的标志。显然，杨森是站在资产阶级进化论的立场上来颂扬哥伦布的伟大发现的，他把这位殖民主义先驱的航海家奉为基督的化身，通过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过程的充分渲染和描写，企图阐明这样一种观点：在即将来到的新时代里，资本主义的进展是不可阻挡的。《漫长的旅行》突出地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能力和艺术上的高度技巧以及他作为业余人类学家所拥有的知识。这是一部艺术化了的历史教科书。构成杨森创作财富的除了上述这几部作品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分，那就是以神话作为主要题材的、数量多达一百几十篇的短篇小说，作者将它们编成九卷本《神话集》，在一九○七至一九四四这三十七年间陆续出版。这是一批唤起人们对人类童年时代回忆的作品，它好似幻想在虚无之中，又如旅行于神奇的世界里。杨森以他这些丰富的、成熟的创作来反映他头脑中某些复杂的意识，它是自然界前进力量的表现，又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与东方宗教教义相结合的产物。因而这些作品既具有欧洲神话的基本模式，又包含了浓郁的东方色彩，这与同时期著名的英国新浪漫主义小说家，一九○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J.R.吉卜林的风格很有相似之处，所以杨森也获得了“丹麦的吉卜林”的称号，同《神话集》性质相同的作品，还有三卷集《外国的故事》（1907—1917），这是作者中年时期前往亚洲远东地区旅行后的产物。除了文学创作之外，杨森还同时以一个颇有成就的人类学家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他一生写过许多关于人类学的论文，他早年曾错误地接受过人类优劣论的观点，甚至把他的祖国在物质上和技术上的进步归因于那些英裔丹麦人种的存在。后来他明白到人类是按照客观的发展规律而进行活动的，他把兴趣转向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坚信人类必须在了解生活的基础上去进行社会试验。杨森的人类学观点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试验和不断增加的生活积累基础上获得的，他的人类学论文集代表作是出版于一九二八年的《精神发展的历程》。杨森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经过三年的间断之后，当一九四四年开始恢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时候，由于人们还没有从大战的深重劫难中清醒过来，由于法西斯反动力量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因而瑞典文学院需要物色一位在欧洲有影响的，同时拥有充分人道主义创作色彩的作家作为战后的首次受奖者，于是这一荣誉落到了杨森身上，以表彰“他那雄浑而丰富的诗意想象力，他运用这种想象力使渊博的智慧探求和大胆、新奇的独创风格结合起来”的卓越成就。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七十七岁的杨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逝世。（信德） 一九四五年获奖作家[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Mistral，1889—1957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是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由于她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文学家，加上她早年的曲折遭遇和完全依靠自学而成为一个杰出人物的经历，以及她在国家外文事务和国际活动中所发挥的显著作用，使这位女性获奖者成为人们格外发生兴趣的对象。米斯特拉尔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LucilaGodoyAlcayaga），一八八九年四月七日出生于智利北部科金博省弗考尼亚乡镇上，祖上曾是从西班牙迁居来的移民，在她身上包含有西班牙、巴斯克和印第安等血统成分。卢西拉家境贫寒，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员，在她生下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诗人从小在艰难中度过，母亲为富家帮佣，她则协助母亲洗衣作饭、料理家务，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挣扎。卢西拉天资聪颖，但因贫困终未能上学读书。每当别家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时，她就心中难受。幸喜她并不因此而气馁，相反却以艰强的毅力进行自学。卢西拉利用父亲生前留下来的旧课本，或是由粗识文字的母亲教，或是上门找高年级学生，到后来她求知欲望日益强烈，就常步行多里奔走各处去向有文化的人求教。卢西拉爱读文学作品，尤爱诗歌，每当借到一本好诗时竟会废寝忘食地诵读不停，然后以稚嫩的字体将它们一一抄下来，反复欣赏。经过这样七、八年的艰苦努力，卢西拉已是通晓文字、广有知识的姑娘了，她从十四岁开始练习写诗，并大胆地向省城的报刊投稿，有几首居然被刊登了出来，还得到了编辑的夸奖，于是年轻的卢西拉在小镇上已成了一名有相当名气的女才子。十六岁上，由于当地的小学教师缺乏，卢西拉受聘前去执教，这是她正式踏上社会的开端。当时有谁能料到，这个纤弱的女孩子，竟会从这个地方起飞，犹如鸟翔天空，后来成为智利人民精神的象征、整个拉丁美洲的骄傲！在卢西拉当上小学教员的第二年，与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恋爱上了，正当她展开想象的翅膀准备到理想的天国中去采摘幸福的果子时，她这位心情忧郁、性格懦弱的未婚夫却因生活不得志而举枪自戕。这对卢西拉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伤心得连眼泪也流不出来了，忧伤、怀念、悲哀、痛苦，成了萦绕于她心中的全部感情。她一边教学，一边以诗歌抒怀，一九一四年用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笔名发表的《死的十四行诗》就是这些怀念之作中的精华。卢西拉从小最喜爱的是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和意大利诗人加夫列拉·阿米诺的作品，米斯特拉尔在一九一三年去世，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卢西拉就分别取了两位诗人的姓和名成为自己的笔名。《死的十四行诗》共有三首，诗人以真切、诚挚的情感表达了对死去的情人的哀悼，读来催人泪下。此诗问世后，受到智利诗坛的一致好评，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的反响，米斯特拉尔在《死的十四行诗》的第一首中这样写道： 人们把你搁进阴冷的壁龛，我把你挪到阳光和煦的地面。人们不知道我要躺在泥土里，也不知道我们将共枕同眠。像母亲对熟睡的孩子一样深情。我把你安放在日光照耀的地上，土地接纳你这个苦孩子的躯体准会变得摇篮那般温存。我要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月亮的薄雾飘渺碧蓝将把轻灵的骸骨禁锢。带着美妙的报复心情，我歌唱着离去，没有哪个女人能插手这隐秘的角落同我争夺你的骸骨！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以绝对的优势成了这一年圣地亚哥花神节诗歌比赛第一名的获得者。从此，她就成了在智利最有声望的诗人之一。一九一八年，米斯特拉尔离开家乡的学校，担任了阿雷纳斯角女子中学校长，一九二一年又升任首都圣地亚哥女子中学校长，一九二二年她受智利政府的派遣前去墨西哥参加该国的教育改革试验，同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西班牙学院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孤独》。这部诗集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完全是《死的十四行诗》的继续，不过诗人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发掘上比六年前的那三首诗又前进了一步。诗人以忠于爱情的女性的笔触，细致地描写了她与未婚夫的恋爱经过和双方忠诚矢志的爱情，以及在未婚夫死后她的极度痛苦和孤独的情绪，深沉的感情、真切的意境和细腻的语言使诗集成为当时拉丁美洲抒情诗中的佼佼者。此外，诗集还包含了作者蕴藏于心中的对爱情的追求、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和时刻萦绕于脑际的沉思，这与当时流行的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诗歌相比，多少使人能产生一种亲切的感受。一九二四年，米斯特拉尔又出版了诗集《深情》（1945年出版增订本），同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从此时起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受智利政府派遣前往欧洲、美国，先后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葡萄牙的里斯本、意大利的热那亚、法国的尼斯和美国的洛杉矶等地担任领事，并参与了三十年代初期国际联盟的创建工作。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米斯特拉尔仍没有忘记自己作为诗人的职责，一九三八年，她的第三部诗集《有刺的树》出版。此时，诗人已经从早年个人痛苦中摆脱出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同情广大受压迫的母亲和儿童们的不幸，描述犹太民族和印第安人的苦难生活，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同时，从艺术上来说，米斯特拉尔也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古典主义形式的美转变为从民歌中汲取新鲜的成分，使作品具有更多的民间色彩。米斯特拉尔一生所获得的荣誉甚多，既有她为国家外交事务和社会活动 方面的功绩，也有在她的诗歌创作上的贡献，一九四五年，诗人“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使得她在这方面的荣誉达到了世界性的高度。米斯特拉尔晚年长期担任智利驻联合国的特使，并在波多黎谷大学、蒙得维的亚大学等校任客席教授，讲授西班牙历史。她的最后一部诗集《葡萄压榨机》出版于1955年，表达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之情。此外，诗人在理论上也有一定成就，早期的代表作《艺术十条原则》发表于一九三○年，强调了美就是上帝在人类中的影子，带有明显的有神论倾向；后期写过不少政论文，呼吁国际和平，表示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心情。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米斯特拉尔在美国纽约州的赫姆泼斯迪特病逝。为了怀念早年死去的爱人，米斯特拉尔终生未嫁。米斯特拉尔从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成长为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从一个幼稚的农村姑娘变成大学教授、外交家，这表明了她的一生都是在奋斗、自强和拼搏中度过的。作为一个诗人来说，她的作品的主要感情是以一种女性的本能感觉和永存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来表达的，她也以一股对死亡的痛苦的沉思和西班牙诗歌传统来进行创作，这些非凡的充满激情的诗句正是使她赢得卓越成就的原因；她的诗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并以独特的风格而著称。她的作品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广为流传，使米斯特拉尔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拉丁美洲拥有最广大读者的诗人。（信德） 一九四六年获奖作家[瑞士]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一九一四年七月，正当欧洲人民纷纷外出欢度暑假的时候，人类空前浩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两个帝国主义列强集团之间爆发了。顷刻间，美丽的欧洲大陆成了血肉横飞，枪林弹雨的战场，人们到处逃奔，双方的兵士们在相互残杀⋯⋯。当时居住在瑞士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因为反对这场战争回不了国。说来也巧，在瑞士，就在离开罗曼·罗兰居住的日内瓦莱蒙湖不远的乡间，还有一位作家也由于反对这场战争而回不了祖国。他就是罗曼·罗兰于一九一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的第三十一年获得同样荣誉的赫尔曼·黑塞。所不同的是，他是德国人，在这场大战中，他的祖国与罗曼·罗兰的祖国成了敌对的双方，但是这两位作家却同时站在一个立场，人民的立场、正义的立场上。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赫尔曼·黑塞，笔名艾弥儿·辛克菜，二十世纪上半期德国著名的小说家，一八七七年七月二日出生在德国南部卡尔夫镇，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新教的收师，自认为世界上惟有像他那样的圣职人员才是最高尚和纯洁的人，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确定了赫尔曼长大之后也必须成为一个牧师。一八九一年，十五岁的赫尔曼，在父亲的命令之下，被迫进入了玛尔布隆神学院去当一名上帝的追随者，接受教会对他的熏陶。可是赫尔曼的兴趣全不在那儿，他的家乡就在著名的黑森林附近，从小生长在高山流水之间，他有丰富的感情，他幻想长大了当一个诗人，用自己的笔写出那古老的、美丽的、有关黑森林的传说⋯⋯。心中的思念与眼前阴森严厉的神学院和缰化枯燥的宗教学相差实在太远了，赫尔曼决心逃离出去，无论如何得离开这个该诅咒的精神监狱！就在他入学半年之后的一个夜晚，他一个人偷偷地爬过围墙，消失在黑暗之中。可是赫尔曼往哪儿去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少年在外面能流落多少时候？他终于被警察抓住了，他被送回到狂怒的父亲面前。赫尔曼本来就对父亲的改变主意不抱任何希望，在反抗父亲再次命令他返回神学院时，赫尔曼使用了唯一的、也是他认为最有效的武装——自杀。要么将失去儿子，要么让他自由，老黑塞考虑之后，只好同意赫尔曼的要求，让他脱离神学院，进别的学校。这一段经历，对这位未来作家的印象太深刻了。十五年之后，赫尔曼·黑塞创作了一部以揭露精神枷锁的教会学校如何摧残青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天真感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轮下》——来发泄他早年的愤怒。离开玛尔布隆神学院之后，黑塞进了康施塔特文科中学，未待毕业，他又因为受到校方的歧视而辍学回家。这个家对黑塞来说已很少有温暖之情，一八九四年，十七岁的黑塞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只身来到科隆一家钟表厂里当学徒，不久后又转移到德国西南部内卡河畔的蒂宾根城一家书店里当学徒，从此他踏上社会，开始了独立谋生的道路。从书店当学徒开始，直到一九○四年成为自由职业作家为止，正好是十年时间。这十年是黑塞创作的酝酿时期，一旦脱离了经院世界之后，他仿佛象笼子里的鸟儿进入广阔的天空，贪婪地吸收着新鲜的空气，他如饥似渴地 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镇日沉醉在书的海洋之中。莱辛、歌德、席勒、海涅，这些伟大而光辉的名字伴随着那些令人激励的作品，不断地涌向这位年轻的书店伙计。这中间，德国人引为骄傲的大文豪歌德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一九○四年，黑塞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特》。这是一部描写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彼得·卡门青特，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家，由于忍受不了社会的虚伪和冷酷，他只能离开城市，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到家乡，在乡民们纯洁的情感和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找安慰。这是黑塞发自内心之作，实际上卡门青特的经历和观念都是作者亲身体验的。在这之前，黑塞虽然也出版过两本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和《午夜后一小时》（1899），但那还仅仅是孤芳自赏的唯美主义的产物，《彼得·卡门青特》的创作，使黑塞走上了一条坚实的现实主义道路，虽则在黑塞晚年的作品中，也时有玄妙、空幻色彩的掺杂，但作为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小说家，一九○四年正是他的新的起点。在《彼得·卡门青特》出版之前，黑塞已经自己在经营着一家书店，此书出版后，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他就将书店转让给别人，移居到偏静的盖恩豪夫乡间一心一意搞起创作来了。黑墓在下列作品中继续了他对艺术的内在和外表之间联系的探索长篇小说《盖尔特鲁特》（1910）、《罗斯哈尔德》（1914）和短篇小说集《克尔帕》（1915）。这些作品都是以小城镇的日常生活为背景而写成的，富有生气，真实而深刻，这表明黑塞已经完全把握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自己的作品成为社会生活的出色反映。一九一二年，黑塞离开德国去印度旅行，目的是为了“寻求东方的智慧”。为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后来在《席德哈尔他》（1922）一书中得到表现。这是一部抒情性的小说，作者以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早年生活为基础而写成的，叙述了出身于婆罗门的青年席德哈尔他因为厌恶社会环境离家出走，最后在佛教中找到解脱的过程。黑塞将此书献给了他在一次大战期间结成深厚友情的罗曼·罗兰，这部作品也在印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译成多种印度文字广为流传。黑塞由于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肮脏的战争，他成了好战分子和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攻击对象。有家难归，有国难回。于是他选择了瑞士的蒙他格罗拉作为永久性的居住地，并在一九二三年获得了瑞士国籍。这一段时间，对黑塞来说是十分痛苦和忧伤的日子。在一次大战的冲击下，黑塞尚在德国的患病的第一个妻子和小儿子无法进行医治，接着他的父亲又病死了，这些刺激造成他精神上的紧张和纷乱，他被送进了济桑附近的疗养院休养，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治疗专家卡尔·c·容（1875—1961），他们成了挚友，黑塞从容那里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观点，并把这些写进小说中。在《德米安》（1919）这部长篇小说中，黑塞就是这样写的，那个自信的德米安，他想通过自我努力来改变忧虑的现状，但他的精神却只能部分地存在于梦中。小说影射了当时充满着动乱的德国，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使作者在欧洲大大地出了名。“心灵的自我经历”，这是黑塞用以发掘人们在感情上的细微差别和对容在心理学上的内倾与外倾之间矛盾的研究结果，他强调了人类自然属性的两重性，并把这一见解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草原狼》（1927）是黑塞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小说，它通过一个名叫哈勒尔的作家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经历，反映了中产阶级在忍受现实的压抑和本能的反抗这两者之间的 情感上的冲突。此后他又创作了《死亡和爱好》（1930）和《东方的旅行》（1932），前者是一部描写有智力的苦行者的作品，它包含了信念的建立，这是肉欲主义的艺术家拯救自己的最有效的形式；后者是一部关于朝圣者的神话式故事，宣扬了基督教中高贵的主题。一九四三年，黑塞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也是最长的一部小说《玻璃球游戏》。小说自一九三一年开始执笔，历时十三年。可见作者在写它的时候是如何苦心琢磨、斟酌再三。小说以虚构的假托、描写了几个世纪以后的未来世界，实际上作者所写的就是十九、二十世纪的德国社会。主人公克乃希特原是一个象牙之塔培养出来的精神贵族，在现实和有智力的学者启发教育下，回到社会中来，用教育来拯救人类的堕落，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玻璃球游戏》主题玄妙复杂，作者在创作中也是把传统的欧洲的古老文化与古代东方的文明（尤其是中国的庄子、老子的哲学思想）掺杂在一起，在艺术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使用，使这部作品成为色彩繁复、令人费猜的玄妙之作，至今在欧洲还有不少学者专门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克乃希特在黑塞的笔下是一个敢于冒险的，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前进的人物，这也是作者所信仰的人的两重性的再次探索。一九四六年，黑塞以“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了一个范例”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八十五岁高龄的黑塞在他的第二故乡瑞士蒙他格罗拉病逝。黑塞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他被称为“德国最后一个浪漫派的骑士”，他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各国广为传播，我们在充分理解黑塞作品中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彷徨、探索、苦闷、追求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他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刻划是常有明显的阶级局限的，黑塞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对法西斯势力的时候却无法使自己不断靠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运动，从这一点来说他毕竟比罗曼·罗兰要逊色得多。（信德） 一九四七年获奖作家[法国]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1869—1951获得一九四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安德烈·纪德，曾被称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统治欧洲文坛”的作家，他是一个思想复杂、经历多变、甚至在生活上带有极大病态的人物，在文学上又是一个具有写作小说、戏剧、散文、评论等多种体裁的“全才”，因而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中占据着一席特殊的地位。纪德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巴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保尔·纪德是南方普罗旺斯地区人，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派信徒，其时任巴黎大学法律学教授，母亲朱丽叶·朗迪克斯是诺曼底半岛上鲁昂城附近一个富裕的地主的女儿，也笃信加尔文教派。幼小的纪德就在古老的诺曼底文化和普罗旺斯文化的双重影响中生活。然而，到十一岁时情况就起了变化。这一年，父亲去世了，纪德跟随母亲离开巴黎来到外祖父家，在那个充满着浓厚的加尔文教派气氛的环境里接受严厉而固执的母亲的约束和教养。这种封闭式的教育使纪德的早年长期处于紧张而忧郁的神经状态之中，成为他日后所产生的病态的性格、病态的生活和病态的思想的根源。那时，对纪德来说，主要的消遣是躲在外祖父的书房里读书，他阅读了大量有关文学、宗教、哲学、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这对纪德至少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使他越来越喜爱文学，并萌发了创作的欲望；二是爱情的早熟。他在十四五岁时就偷偷地爱上了比他大三岁的表姐玛特兰娜·隆多，尽管母亲反对，但纪德一往情深，甚至达到了私订终身的程度。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在幻想中企求未来，也为了叩响文学创作的神秘之门，他于一八九一年写成了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尔德的记事本》。这是一部散文日记体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既相信上帝又渴望爱情的少年安德烈·瓦尔特，由于自己心中所爱的表姐的出嫁而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和感情上的折磨，最后只有在写作中寻求安慰。显然，安德烈·瓦尔特就是安德烈·纪德，小说的创作纯粹是为了表达作者，属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心理活动。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纪德结识了皮埃尔·路易、保尔·瓦莱利等象征主义诗人，特别是与斯特凡·马拉美的往来，使纪德一时醉心于这个流派的一切，这位象征主义诗派的领袖人物也成了纪德崇拜的偶像。在象征主义艺术理论的影响下，纪德在这一期间写了不少属于这一流派风格的作品，并在象征主义刊物《海神的号角》、《桑陀儿》上发表，它们中间主要的有：宣扬象征主义理论概念的论著《纳尔西斯的论文》（1891）、献给玛特兰娜的诗集《安德烈·瓦尔特的诗歌》（1892）和幻想小说《乌里安旅行记》（1893）。然而，纪德对象征主义的依恋并未长久，至九十年代后半期他便放弃了对它的信仰而开始进入他自己的思想王国——以鼓吹个人自由、尽情享受、极端利己为主要内容的非道德观念，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之为“非道德主义”，亦即“纪德主义”。这个转折的产生起因于纪德的两次北非之行。一八九三年十月至翌年七月，纪德为了治疗结核病而由他的朋友、画家阿·洛朗斯陪同前往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疗养，使他身心发生很大 变化，决心摆脱家庭和宗教的束缚去追求新的生活。接着在一八九四年底至翌年夏天，他再次前往北非，结识了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受到后者生活哲学的感染，公开抛弃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观念，追求对人的本能的享受。与此同时，纪德仍不能抛却与玛特兰娜之间的感情渴望，侍他母亲死后的一八九五年十月，他们就结了婚，但不久即感情破裂，至一九一八年离婚。纪德的这段经历使他多变的一生更添上一层荒诞不经的色彩。为了向人们证实他所认为的生活中必然的逻辑规律，纪德还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念，动笔于第二次北非之行、出版于一八九七年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果实》（又译《人间食粮》）便是纪德在文学上的一部宣言书，也是他弟一部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这部充满激情但又结构松散的散文体小说，全书共分八卷，外加“颂歌”、“寄语”两部分，主要内容取材于《圣经》故事、古老传说或尼采等人的哲学论著，通过一个虚构的哲圣梅纳尔克对他的弟子纳唐耶埃尔进行教诲的形式，描述出各种富有诗意的断想，从中宣扬作者要求人们丢弃一切的道德规范和精神束缚去享受生活、追求“自我”的主张。在作品中，有一段梅纳尔克对纳唐耶埃尔告诫的话，他说：“纳唐耶埃尔，我教给你的虔诚，这是一种动人心弦的存在，纳唐耶埃尔，你必须去烧毁你所有的书籍⋯⋯纳唐耶埃尔，我再也不相信罪恶了⋯⋯纳唐耶埃尔，我教给你所有的事物都是很完美的⋯⋯纳唐耶埃尔，不要去辨别你那幸运的上帝⋯⋯”纪德就是通过这种描述方式要纳唐耶埃尔（实际上就是要所有读者）不再理会那些世俗道德和习惯思想，不要相信那些片西的说教，而应让自己自由自在地去认识“自我”和周围的世界。这里包含有后来为萨特所确立的存在主义的成分，也带有明显的虚无主义因素。纪德对“自我”的强调的实质乃是以一种消极的意志观念去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手段。书中有一句警言：“重要的是你看，而不是所看到的东西。”即为此种叛逆者立场的明显披露。纪德在一九二七年为再版的《大地的果实》所写的“前言”中声称这是一部“为接受生命中某些差点失去的东西而康复”的作品，并说：“当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文学界有一股非常强烈的造作和封闭的气息；我觉得迫切需要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赤着脚随便踩在地上。”再次表明了他的动机和观念。此后，纪德又创作了三部有影响的小说：《非道德主义者》（1902）、《狭窄之门》（1909）和《梵蒂冈的地窖》（1914）。从纪德的全部作品来看，《非道德主义者》也许是最能反映他本人思想的一部作品了，它带有明显的自传成分。小说的主人公米歇尔和纪德一样曾因身体有病而去非洲休养，但到了那里以后，药品并未治好他的疾病，后来他的思想起了变化，不再象从前那样“虚弱和勤勉用功”，也不去观看那些古代遗物，却为那里的生活乐趣所吸引，他在大街上高喊：“一种新的生命！一种新的生命！”从此他的病就好了，因为他在北非荒漠的大地上尝到了人生的“绝对自由”的乐趣。后来他多次重游北非，还收养了一个阿拉伯男孩，但对他妻子由于不适应那里的气候水土而得病一事却全然不顾，以致她病重而死。从小说的故事概述中不难看出米歇尔就是作者自己，尽管纪德一再否认这一点，但从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来分析，他这种否认便显得软弱无力了。《非道德主义者》的核心是蔑视道德观念，也就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把“自我”置于一切之上，这正是纪德所宣扬的人生哲学，是一种腐朽的、没落的、极端利己主义的观念，这证明了纪德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非道德主义”一词也由 此而来。与《非道德主义者》相反，《狭窄之门》所反映的则是作者思想意识的另一个极端，前者所表现的是放荡不羁，一味强调自由、放纵，而在后者宣扬的都是克制、约束、对天主教义的绝对忠诚。少女阿丽萨为了忠于上帝而忍痛割弃自己所爱的青年瑞洛姆，因为她相信通向天国之门非常狭窄，是容不得两个人同时通过的，最后由于精神悲郁而死。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反映了纪德思想的矛盾性，在他描述自我约束的同时总是带有浓厚的消极悲观成分，同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宗教小说《梵蒂冈的地窖》以塑造一个“无动机行为”英雄拉弗卡狄奥而著名，此人无动机地救人又无动机地杀人，这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典型，小说围绕一伙歹徒企图抢劫梵蒂冈教皇的财富而展开，具有一定的讽刺性和虚幻性。纪德在上述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创作思想是与他深受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影响分不开的。纪德崇拜这位俄国神秘主义大师，还专门对他的代表作《卡拉玛佐夫兄弟》作过研究，并写成长篇论著《陀斯妥也夫斯基》。此外，纪德对尼采的“超人哲学”也很感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纪德一面参加战地救护难民的工作，一面却皈依宗教，潜心研究《福音全书》，企图在那儿找出“戒条、津己”等条文以自慰。一九二五年夏，纪德又一次前往非洲，对黑人劳动人民在白人资本家剥削压榨下的悲惨境遇表示愤慨，归国后创作了小说《伪币制造者》（1926）和续篇《伪币制造者的日记》。与纪德的其他作品相比，《伪币制造者》可以看作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尽管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交代具体内容的结果，人物也是来无踪去无影，但几个故事的平行发展脉络还是清楚的，人物形象也生动完整，比较广阔地反映了本世纪初期法国社会几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小说中的那位也在写一部名叫《伪币制造者》的小说，小说家爱德华实质上就是纪德思想的化身。自一九三○年之后，纪德的立场急剧地向主转，表示拥护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一九三六年访苏归来后却又在《苏联归来》一书中抓住了苏联社会生活中某些缺陷进行了攻击。纪德这种思想意识上的严重摇摆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时而赞扬以戴高乐为首的抵抗力量，时而又拥护卖国的贝当政府。这些证明了由于纪德长期来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使他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小资产阶级软弱的和矛盾的立场。二次大战后，他隐居于突尼斯，只有在重温年轻时代的梦境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但始终没有摆脱他那落后于时代的、孤寂的内心世界。一九四七年，纪德由于创作了“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而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四十年代末，纪德在病中回到巴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病逝。（文烜） 一九四八年获奖作家[英国]托·斯·艾略特ThomasStearnsEliot，1888——1965艾略特是原籍美国的英国现代诗人和批评家。他的诗歌创作，为欧美现代派诗歌开创了一代诗风；他的文艺理论，为欧美新批评派奠定了基础。他是西方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一九四八年，“因为他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艾略特于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办者，父亲是砖瓦商，母亲夏洛蒂·斯特恩斯是个诗人。一九○六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受新人文主义者欧文·巴比特的反浪漫主义观点影响很深。一九一○年，艾略特去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听过柏格森的哲学课，接触到波德莱尔、拉弗格和马拉美等作家的象征派诗歌。一九一一年，艾略特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一九一四年去德国求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辍。一九一五年开攒定居英国伦敦，在牛津大学学习希腊哲学，并在海格特学校教拉丁文和法文。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五年，艾略特在劳埃德银行供职其间，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还担任杂志《自我中心者》的助理编辑。一九二二年创办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任主编，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一九二七年，艾略特放弃美国国籍，加入英国国籍，并参加英国国教会。艾略特还从二十年代开始，曾长期担任费柏出版公司董事，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逝世为止。从一九○九年艾略特发表诗歌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这时期的诗大多收集在《一九○九——一九二五诗集》（1925）中。其中包括他的第一个诗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观察》（1917）、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年出版的两个短诗集和长诗《荒原》（1922）等诗作。艾略特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和十七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打破了欧美诗歌的传统手法，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和直抒胸臆的写法，他强调要通过“客观对应物”，用象征和暗示的方法来反映情绪。他的诗意象清晰、准确，语言口语化，富有韵味。艾略特这时期的诗作，通过新的艺术表现方法，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上流社会人物的精神空虚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中，诗人表现一个青年男于普鲁弗洛克在求爱中的矛盾心理，他想去求爱，但又不敢向女人吐露心曲。他不仅缺乏勇气，而且根本怀疑人世爱情的价值。诗篇用自嘲的写法，引用大量典故，新奇的比喻和多种对照，反映了上流社会中一个庸碌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一位夫人的写照》（1915）中，诗人表现上流社会妇女生活的空虚。《小老头》（1919）中，表现了一个老头对生活的空幻的感受。这时期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是《荒原》。《荒原》发表于一九二二年，最初刊载在《标准》的头两期，十一月又在美国《骤风》杂志上发表，最后出书。 《荒原》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现代诗歌的里程碑，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作者在《荒原》中，揭示了西方现实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已干涸得象一片“荒原”。全诗共五章。第一章《死者葬仪》，作者以荒原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那里，人们追逐私利变得十分虚伪，他们活着等于死去，而又不想死去。第二章《对弈》，作者把上流社会的生活与伦敦酒吧间下层市民生活作了对比，都一样的毫无意义。一样的不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明天该作些什么？”第三章《火诫》，写人们在情欲中不能自拔，使生活变得卑微和庸俗。第四章《水里的死亡》，通过一个腓尼基人的死暗示死是不可避免的。指出现代人只有向天主投降才能求得解救。第五章《雷霆的话》，作者揭示“荒原”需要活命的水，但又惧怕革命的春雨，只祈求上帝的雷霆，使人们摆脱精神上的苦境。《荒原》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揭露意义，但也暴露了艾略特对十月革命的恐惧和宣扬基督救世的错误观点。《荒原》集艾略特这时期艺术技巧的大成。作者以鲜明的形象，通过暗示、象征和自由联想，构成了一部思想和情调一致的完整诗篇，成功地表达了主题。全诗很少用韵，大多数是有节奏的自由体诗，语言变化万千，除英语外还直接援引了德、法、西、希腊、拉丁和梵文六种文字，把名家大作，里巷歌谣，历史掌故融合一体，不仅使诗篇五彩缤纷，页且还带上异国情调和盎然的生活情趣。《荒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诗歌技巧，而且还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一九二九年以后，艾略特的诗歌创作进入第二时期。这时期的诗歌，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作者无法摆脱社会矛盾，企图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如在《玛丽娜》（1930）中，诗人借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斯》中女儿玛丽娜的丢失，后来又奇迹般地回到父亲身边的故事，象征他自己在宗教中找到生活的意义，也是一种失而复得。在《灰星期三》（1930）中，诗人宣扬了基督教服从上帝的意志和悔罪的教义。艾略特这时期的诗，在内容上大多是消极的，但在艺术上又有新的特点：诗歌结构严密，暗喻虽复杂，但不故意惊人，具有冥幻、自然、和谐的诗歌风格。这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四个四重奏》，作者也因这部诗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四个四重奏》写于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一年间。作者借用英国一座乡间住宅玫瑰园遗址“诺顿”，艾略特祖先在英国居住过的村庄“东科克”，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这一组礁石“萨尔维奇斯”和十七世纪英国一座教堂“小吉丁”为题，组成一组哲学宗教性长诗，表现了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绕着天主的意志循环不已的思想，并宣扬基督教的服从精神。长诗在艺术技巧上比《荒原》有进一步发展，文字更自然流畅，语言节奏性更强，被认为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及《荒原》广泛。艾略特在二十年代开始写剧本。他的剧作差不多与宗教主题有关。一九三四年上演的《磐石》，宣扬教会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困难以及它最后必然取得胜利。一九三五年发表的《大教堂凶杀案》，是文略特最著名的一部诗剧。与十二世纪英国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与国王亨利二世的矛盾。作者着力宣扬为教义而献身，认为“受苦即是行动”，“行动和受苦都是天主意志”。三十年代写的《全家重聚》（1939），讲的是一个上层英国家庭的罪告和灵 魂拯救的故事。作者强调人物的赎罪心理。艾略特五十年代写的剧本，在艺术上有新的发展。如《鸡尾酒会》（1950）、《机要秘书》（1954）和《政界元老》（1959），将“宗教主题变成一种高超的现代社会滑稽剧，取得广泛的成功。艾略特彼誉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师”。他早在一九一五年就开始写文学评论。一九二○年出版第一本文学论文集《圣林》，以后又编了《论文选集》（1932年，1951年修订）和《古今论文集》（1936）等。他的最重要的批评著作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玄学派诗人》（1921）、《批评的功能》（1923）和《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2—1933）等。艾略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实践中的诗人的批评。他的文艺理论是很丰富的，最突出的是“非人格化”（也译“非个人化”）的理论。艾略特认为诗歌不能生观的自我表现，他说：“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避却情感，诗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因为在他看来，作品与作家无关，作品只是客观的象征物。他认为诗人的感情要想进入作品，必须要经历一翻转化，转化为非人格的东西，也就是要脱离自己的人格转化为普遍性的艺术性情绪。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更接近于科学。要做到这种“转化”，艾略特认为这需要有高度的艺术表现技巧。为此他提出了一条“客观对应物”表现情绪的创作方法，也就是把客观事物，如各种事件、情景、掌故和引语，把它们搭配成一幅图案来间接暗示或象征某种情绪，造成某种艺术效果。他说：“我们的文明包容了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一种高雅的情感时，就一定会产生纷繁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越来越能领悟万物，借用引喻，表达简接，以便使意到言随，必要时使言意分离。”艾略特的“非人格化”理论，为英美“新批评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也被欧美许多现代作家所接受和运用。它对丰富西方的文艺理论和诗歌的表现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但它偏重技巧，因而形式主义倾向也比较明显。交略特自称：“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个英国天主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他毕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都是保守和落后的，有的还带有反动的色彩。他在三十年代以后，鼓吹教会来管理国家，建立秩序，企图以“宗教复兴”来挽救资本主义文明。他的文艺思想，带有新古典主义色彩，反对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提出了新的审美标准，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但他推崇十七世纪的玄学派，否定从弥尔顿以来到雪莱的进步传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的创作实践，早期有较多的反映现实的成分，后期则宣扬宗教迷信，有更多的改良主义因素。尽管目前世界上对艾略特的诗歌有不同的评价，尽管西方“新批评派”正在衰落，但他作为英国诗歌语言的伟大改革者，作为英美“新批评派”的开拓者，他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意晓） 一九四九年获奖作家[美国]威廉·福克纳WilliomFaulkner，1897—196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产生了一股以描写南方的历史、风俗、人情为主要题材的文学流派，被称为“南方文学”派，它的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就是一九四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威廉·福克纳。福克纳于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新奥尔巴尼，他的祖上曾是当地有权势的望族和庄园主，原姓法克纳，曾祖威廉·克拉克·法克纳（WilliomCenkFalkner，1825—1889）还是个小说家，出版过小说《孟菲斯苍白的玫瑰花》（1880）等作品，但到威廉诞生之时家道已经中落，他的父亲威廉·卡恩伯特·法克纳只是一个小业主，以一家规模不大的店铺来维持生计。威廉五岁时，父亲将家移居到密西西比州牛津城，他就是在那里开始接受小学和中学的教育的。大约在福克纳十七岁那一年，读完高中二年级时就离开了学校，按照《福克纳传记》的作者约瑟夫·布洛特纳的记载，主要是因为这位未来的大小说家不愿意读书的缘故，据说小时候的福克纳是以经常逃学而出名的。接着，福克纳在两年多的失学期间里，以写诗画画混日子，也在银行里当过半年多的小职员。一九一八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福克纳被征入伍，送往加拿大的皇家空军学校接受训练，但到年底他就退伍回到牛津城，不久大战也就结束了。生性散慢的福克纳享受了半年的旅行自由之后，重新勾起了入学的欲望，一九一九年九月，他作为一个大大超龄的特殊学生进了密西西比大学读书，但一年后又退学高校。此后，在他确立自己的创作生涯之前，曾干过各式各样的职业，包括在纽伊莉莎白·泼拉尔书店当了半年店员和密西西比大学邮政所担任了三年所长，还在当地兼任过一阵子童子军教练。福克纳最早的作品是诗集《大理石的农牧神》，这是他从空军学校回来之后在旅行期间写的一首浪漫主义长诗，开始发表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的《新共和》杂志上，一九二四年通过友人菲尔·斯东的介绍由四海出版公司出单行本。假如没有后来的这件事的影响，也许福克纳只能成为一个平庸的诗人。一九二四年秋天，刚刚辞去邮政所长职务的福克纳到新奥尔良去拜访他昔日的雇主伊莉莎白·泼拉尔，结识了她的丈夫——在当时已十分出名的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通过交谈和接触，认识到在这位比自己年轻二十九岁的青年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敏锐、深邃和宏大的气魄，他鼓励福克纳写小说，并且是以他最最熟悉的南方社会的历史和生活作为题材去进行写作。在安德森的鼓励下，福克纳很快在一九二五年旅行欧洲期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说来也巧，这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重返故里的士兵在遭到战争折磨和家庭变故之后的痛苦心情为题材的小说，无论从作品的主题，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创作的地点都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太阳也升起了》相似，连出版的时间也同在一九二六年。小说情绪低沉，从中也充满了“迷惘的一代”的悲观情绪对作者所带来的感染。但是，福克纳很快就转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从讽刺小说《群蚊》（1927）出版之后，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写完了他第三部长篇小说《沙斯多利》（出版于1929 年）时，在他的头脑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创作体系，这个体系就以几年前安德森曾经给他建议过的美国南方社会的历史和生活为题材，通过对英国名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年）的意识流创作技巧的模仿，以若干部相互关联的长篇小说组成一个庞大的系列小说，这个小说群的核心是几个南方家族的兴衰历史，它所反映的实质就是南方社会将近一个世纪来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冲突。在这些为数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福克纳以家乡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为依据，虚构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南方的县份——约克纳帕塔法县和它的县城杰斐逊镇，他将多达十五部小说所发生的故事地点安排在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方，形成了后来为文学评论家所定名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Yoknapataw-PhaCycle）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约克纳帕塔法世家小说”。所谓“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系指通过以约克纳帕塔法县作为地理背景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的描绘，反映出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南方社会的广阔生活场景，由此来表达福克纳对历史、人类、生活、环境等重大问题的观点，这大概就是它的实质所在吧。假如我们把福克纳这个庞大的系列小说群按主要人物的家族姓氏来分一分的话，基本上可以划为四组：以沙乡里斯家族为描写对象的《沙多里斯》（1929）《不被征服的人们》（1948）；以康普生家族为描写对象的《声响与愤怒》（1929）；以塞德潘和麦卡斯林家族为描写对象的《押沙龙，押沙龙！》（1936）、《去吧，摩西》（1942）和《坟墓闯入者》（1948）；以斯诺潘斯家族为描写对象的三部曲：《村庄》（1940）、《小镇》（1957）和《大宅》（1959）。在这些小说中间，无疑《声响与愤怒》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以律师康普生一家三代人的经历为主线，写出了存在于他们中间的混乱的思想、沉沦的道德。康普生早年曾有过煊赫的历史，但在内战中家道中落，一家人以变卖土地度日。康普生夫妇共有四个孩子：昆丁、凯蒂。杰生和班吉。凯蒂美丽、热情、开朗，但却为一偶而相识的纨绔公子所玩弄，有了身孕的凯蒂被迫匆促嫁给银行老板的儿子黑德，但又为黑德所遗弃。女儿的不幸使康普生郁抑而死，昆丁也因无法为妹妹报仇和分担家庭责任，同时还由于他与妹妹之间变态的乱伦的爱情而自杀了。班吉是一个白痴，从小受姐姐的保护，自从凯蒂沦为妓女之后，他也就失去了爱他的人。小说中的强者，便是那个代表了“新南方”思想观念的杰生。他从小懂得做生意，在他眼中金钱比什么都重要，为了挣钱买股票，他可以从中克扣凯蒂当妓女所挣来的扶养女儿的卖身钱，连凯蒂要想看一看女儿也得付给他一百元钱，还只有让他坐在马车里往外面张望一眼而已。杰生冷酷成性，他对白痴弟弟班吉百般虐待，甚至后来以班吉侮辱女学生为借口对他施以阉割的酷刑。凯蒂回来参加父亲葬礼，杰生却认为是来争遗产，为了摆脱班吉，时刻想把他送进疯人院里去。因而他们家的黑人老仆迪尔西最后气愤地骂他说：“如果你还算是人的话，你也只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杰生！”《声响与愤怒》全书共分四部分、一、二、三部分别是班吉、昆丁和杰生的思想意识流，第四部是按照传统的现实手法来进行总结性的描绘。作品以引人注目的艺术手段，大幅度地发挥了现代派的特色，用流畅明快、深刻 尖利的笔触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具体地体现了福克纳的艺术风格。总起来说，这是一部揭露性的小说，它反映了旧贵族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沉沦所带来的厄运。小说的结尾是凯蒂的私生女儿小昆丁长大后对舅舅杰生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报复，她席卷了杰生的全部存款与一个相爱的过路艺人私奔了。这也是资本主义金钱世界的一首哀歌，在那里金钱取代了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使家庭这个原本应是充满幸福、体现温暖的场所变成了一片“荒原”。在“约克纳帕塔法世家小说”之外，福克纳所写的小说最成功的是《寓言》（1954），它以二次大战中法国战场上一次兵变为题材，渗杂了《圣经》中基督遇难的情节，带有明显的影射，反映了作者反战的和平主义观点。这部作品在一九五五年分别获得了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福克纳唯一的剧本《修女安魂曲》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在纽约百老汇首次演出，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出版在他去世前一个月的一九六二年六月。福克纳是一位思想复杂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揭露了美国南方深刻的社会矛盾，谴责了奴隶制度的残余势力，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但也往往充满着对生活失望后的变态心理和精神恐怖症的描写。他无意忠实地再现生活，大量羼入了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因素，以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依据，采用“意识流”的创作方法，企图通过时序的颠倒，叙述角度的变动和对人物潜在意识活动的推测等手法来加强作品的艺术效果。这些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后来的美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福克纳的创作，使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南方文学”派。与海明威不一样，他所代表的不是“一代人”而是“一个区域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福克纳生前声誉卓著，曾多次接受美国国内的各种文学奖金和多所大学教授职位，当然这其中以他荣获一九四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为最高顶点，获奖的理由是“他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了强有力的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因为得知消息迟了，福克纳是到第二年的十二月十日才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奖的，在那里他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指出这一次获奖不是授予他的个人，而是授予他的劳动——“一辈子处于人类精神的痛苦和烦恼中的劳动。这劳动并非为了荣誉，更非为了金钱，而是想从人类精神原料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某种东西。”一九六二年一月和六月，福克纳两度从马背堕下受伤，七月六日在医院里心脏病突发逝世，翌日安葬在牛津城圣彼德公墓。（信德） 一九五○年获奖作家[英国]柏特兰·亚瑟·威廉·罗素BertrandArthurWilliamRussel1872—1970罗素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是本世纪最多产的著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一九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是为“表彰他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样而意义重大的作品。”罗素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出生在威尔斯的屈尔莱克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安伯勒子爵是约翰·罗素伯爵的长子。约翰·罗素是一个著名的自由党思想家，曾于一八四六年到一八五二年和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六六年两度担任首相。罗素的母亲也出身于辉格党贵族，是阿尔德勒的斯坦利爵士的女儿。一八七四年，罗素还不满三岁，他的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去世，他的父亲因过于悲伤，一年以后也离开了人世。罗素和他的一个哥哥就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住在里奇蒙的彭布罗克官邸。罗素的童年是孤独的，他并不感到快乐，他不象他哥哥那样被送进学校读书，而只是在家里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师的教育。罗素十一岁时开始学习几何，很快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理。从此，他对数学一直发生兴趣。罗素十八岁那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起先学习数学，后来又学习哲学。由于他受到他的老师，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的专门照料，他感到“我的任何事情都很顺利”。同时他还结交了当时剑桥大学的不少学者，如哲学家麦克泰戈和穆尔等，这对他以后学术上的发展也很有帮助。罗素于一八九五年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罗素并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一个积极从事政治的社会活动家。他与英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组织《费边社》的领导人关系密切，也受到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头几年中，他曾为自由贸易而斗争。当一九○六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而使自由贸易政策胜利以后，他就考虑妇女的权利问题，并曾发动过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罗素反对英国参战，撰写反战文章，在和平会议上发表演说，并积极参加民主管理联盟和不应征联谊会等活动。一九一六年四月，不应征联谊会发出了一张传单，抗议对拒绝服兵役者处以两年的苦役。当一些人因为散发传单也被判处苦役时，罗素挺身而出，写信给《泰晤士报》，说他是那张传单的作者，不能审讯发传单的人。实际上那张传革中的重要段落并不是罗素写的，但他被判有罪，被处于一百十镑罚款或代之以服六十一天监禁。后来由于他的朋友凑集了钱，交了罚款才算了事。可是，一九一八年五月，罗素又因写反战文章，被送进监狱达六个月之久。这时期，罗素是从和平主义出发来反对战争的。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放弃了和平主义立场，认为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纳粹主义成为文明的威胁。一九二○年，罗素想了解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了一次访问，但他对苏联的认识是有严重错误的。他一方面承认“此刻俄国有公正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又说苏联是“一个封闭的暴虐的官僚制度，它有一个比沙皇时代更严密更可怕的特务体制。”一九二一年他曾来中国讲学，对旧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二十年代，罗素把注意力转到教育和社会道德问题上。他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了《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并在一九二七年创办了一所“烽火山学校”，这是一所实践他幼儿教育思想的学校，他反对传统教育，鼓励学生自由思想，大胆行动。但这所学校因为没有解决自由与权威的问题，再加上吸收了大多的有问题的儿童，所以办得不很成功。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年，罗素出版了两本有关社会道德问题的书，即《婚姻与道德》和《快乐的取得》，这两本书在当时被认为具有冲击性的作用。因为在这些书内，罗素鼓吹某种程度的性的自由，他认为清教徒式的态度对待性的问题是人类不幸的一大原因。罗素的这些观点，引起了虔诚的欧洲人的强烈反对，说罗素是不讲性道德的人。一九三八年秋天，罗素全家去美国，先后任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一九四○年，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又邀请他担任市立学院教授，但当他接受了这一邀请时，就遇到圣公会主教为首的一批人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说罗素信仰不可知论，并说他鼓吹和实行没有性的道德。有人还说他的著作是“好色的，贪欲的，纵欲的，色情狂的，不虔诚的，思想狭隘的，虚假的，使人失去道德感觉的”。有的人还害怕他的讲课会使自己的女儿受到损害。尽管学术界的人士为罗素辩护。但他在美国简直无法谋生。幸而哈佛大学曾老早就邀请他去作詹姆斯的讲演，这时仍坚持他们的邀请。罗素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后，又到费城的巴恩斯私人基金会工作了几年，然后回英国。一九四四年十月到一九四九年，罗素在三一学院担任研究员，一九四九年以后担任该学院的终身研究员之职。罗素虽然三次参加国会竞选，但都没有当选，他也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他的政治观点，实际上是主张“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者”。他曾经说过：“我不喜欢共产主义，因为它不民主；我也不喜欢资本主义，因为它赞成剥削。”正因为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所以他得到英国官方的好感，在一九四九年还授于他荣誉勋章。同年，他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荣誉研究员。罗素的主要成就是在哲学和数学方面。他是“逻辑斯提”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和“逻辑原子论”学说的首创者。早在一九○○年，罗素开始确信逻辑规律应该用符号来表示，而数学其实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他在一九○○年出版的《数学基础》一书中，初步阐明了“数学与逻辑是同一的”这一观点。罗素为了完善这一论题，他认为需要更新逻辑，就与他的老师怀特海合作，着手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体系。经过十年的努力，他们写出了一部巨著《数学原理》（共三卷，1910～1913）。在这部著作里，他们进一步阐明了数学力逻辑的一个分支，认为数学概念可用逻辑概念来下定义，数学的规律可以根据逻辑学的一些前提来推断，数学定理可被证明为逻辑定理。他们又从这种逻辑主义出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符号公式体系。这部著作，对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用新的观点来看待数学知识的地位，推动了数理逻辑学的发展。罗素早期的哲学观是属于新实在论的范畴。他也主张“中立一元论”，他认为人所感觉到的是“事实”或“事实”的集合体，它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意识的，而是“中立”的。这种表面上超乎唯物和唯心的哲学观，实际上仍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在二十世纪初罗素转向逻辑原子论的研究。一九一八年他在伦敦所作的 “逻辑原子论哲学”的一系列演讲中，和一九二四年为出版《现代英国哲学》第一卷写的说明他的哲学的论文中，提出了逻辑原子论哲学的基本观点，那就是要求从相当于逻辑上原始命题的原始事实出发，以这种事实作基本元素，由此构造出整个世界，罗素认为这种原始事实是主观的感觉经验，而且这些元素之间彼此毫无联系，因此他的这种学说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产物，实际上承继了马赫主义的理论。逻辑原子论虽与逻辑实证论哲学有分歧之处，但它都是逻辑实证论的理论来源之一，而罗素也常被逻辑实证论哲学家引为同道。罗素的哲学著作除上面提到过的以外，还有《哲学问题》（1912）、《心的分析》（1921）、《物的分析》（1927）、《西方哲学史》（1946）和《人的知识，它的范围和限制》（1948）等。罗素在文学上只出版过两本短篇小说集，书名叫《近郊的撒旦》和《显要人物的恶梦》。这些小说是用寓言的形式写成的，没有多大影响。五十年代开始，罗素在政治上表现特别积极，他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作了不少工作。一九五五年，他曾动员爱因斯坦等许多著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个为争取和平而合作的宣官，并为此开了一系列的年会。一九五八年，他当了核裁军运动的主席。两年以后，辞去了这个职务，担任了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的主席。一九六一年，即他八十九岁那年，因为他主持了群众反对核武器的静坐示威，在伦敦被捕，拘禁了七天。罗素还强烈反对美国侵略越南，一九六七年出版了《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一书，书中确信美国在越南实行暴政。这时，他还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战争罪恶特别法庭”。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庭，传讯当时美国的约翰逊总统。当然这个法庭不会被美国统治集团所接受，但约翰逊犯罪的事实却是确实的。一九六七年，罗素还出版了他的《自传》，这是他自己一生的总结，对后人了解他一生生活和思想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罗素于一九七0年二月二日在威尔斯北部梦立角斯多的家里逝世，终年九十八岁。（意晓） 一九五一年获奖作家[瑞典]帕尔·费比安·拉格克维斯特ParFabianLagerkvist，1891—1974帕尔·费比安·拉格克维斯特是继拉格勒芙、海顿斯坦和卡尔费尔德之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瑞典作家，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瑞典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被称为“现代古典主义的巨人”，他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上是继承瑞典表现主义戏剧大师A·斯特林堡传统艺术的代表人物，而궭*=在诗歌上所取得的创造性的成就则又可以与著名诗人T·S·爱略特在英国的地位相提并论。拉格克维斯特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出生在瑞典斯莫兰省维克舍镇一个劳动者的家庭里，他的祖父母是农民，父亲是一名铁路线路工人。维克舍是一个保守、偏僻的小镇，拉格克维斯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清贫和闭塞的生活中度过的。然而，这位未来的大作家从小就显示出对文学的酷爱，还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了兴趣，他曾贪婪地阅读了文学、政治、历史等各种书籍。一九一一年，他在中学毕业后幸运地进入了乌普萨拉大学文学系深造，但一年后又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辍学。在大学求学的一年时间里，拉格克维斯特就开始进行创作，他曾尝试着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还在当地一家有影响的左翼报纸上发表过诗作，一九一三年出版了《文学和形象化的艺术》一书，提出了采用朴素的艺术手法和简单的人物性格来表现生活的文学主张，使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在瑞典文坛上开始显露头角。就在这一年，拉格克维斯特只身来到巴黎，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来看待那里的一切，他第一次接触了法国的“先锋派”运动，开始在艺术观点上受到西欧现代派的影响。他认为人类最重要的思想是对死亡的认识，这种悲观低沉的情绪反映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诗集《苦闷》之中，作品以痛苦的反省来探索人生存在的意义，反映了拉格克维斯特当时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情。《苦闷》是拉格克维斯特第一部有影响的文学创作，他全盘地吸收了西欧表现主义的手法，把当代艺术运动所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和创作中的活力在这部诗集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有人甚至把它的诞生看成是表现主义在瑞典出现高潮的标志。《苦闷》给瑞典文坛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也使作者在瑞典建立了第一流诗人的声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格克维斯特开始写作戏剧，作品有《天堂的秘密》（1919）和《一次也看不见》（1923）等。这时他已逐渐摆脱悲观主义的思想，学习和模仿斯特林堡的象征主义手法，并在精神上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信仰，“善是必将最后取得胜利的，因为它具有世界上最伟大和最强壮的力量，这是恐怖和邪恶所无论如何敌不过的。”这是明显地包含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成分的乐观信念，在此后所写的作品来看，无论是短篇小说集《永恒的微笑》（1920）、诗集《人们为什么快乐》（1921），还是以他的童年经历为素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真实的客人》（1925）都反映出这类明朗的、给人以力量的主题。到了三十年代，拉格克维斯特成了一名博爱主义理想的拥护者，这种新的信念在激烈地鼓励着他，他顶把对博爱的拥护和对邪恶的抨击作为创作的 根本目的，在他的作品中仿佛发出了一股反对政治暴虐和专横势力的强大声音，写于一九三三年的《绞刑吏》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绞刑吏》最初发表时是短篇小说，尔后作者又将它改编成两幕剧上演，作品中那个专门以绞死人为职业的刽子手是邪恶和暴行的代表，一群饮酒的工人对这个罪恶深重的家伙怀着惶惑的恐惧，既不可理解又十分害怕；接着出现的那伙衣着华贵的男女以及夹杂在他们中间的军人，则对绞刑吏百般颂扬，认为他是他们政治力量的象征。《绞刑吏》是高言式的作品，作者借批判中世纪暴力势力为名，来影射当时正在日益嚣张的国际法西斯主义。在嗣后创作的《一个没有灵魂的人》（1936）一剧中，作者继续发展了对法西斯主义暴力表示愤慨的主题。一个杀人犯，由于偶然的机会爱上了抚养被害者孩子的女人，使他良心发现，变冷酷的暴行者为博爱主义的信徒，他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亲爱和抱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能使生活达到崇高的境界。显然，作者在作品中把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与提倡基督教的博爱主义混杂在一起了。十几年后，拉格克维斯特又写了一部舞台清唱剧《让人生活》（1949），作者以历史判断的名义宣告了世界上一切暴行和邪恶的死亡，这表明他的观念是牢固的，连续的。对广大的欧洲读者来说，拉格克维斯特最著名的作品还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侏儒》（1944）和《巴拉巴》（1950）。《侏儒》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宫廷为背景，描写了一个侏儒成为国王的宠臣之后，如何仇视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生性专横奸刁、残暴狠毒，强迫王子与妖女结婚，用尽恐怖手段监视宫中所有人的行动，这个侏儒儿乎成了罪孽和恶行的代表，小说很有一点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味道，作者通过这部寓言式的故事来谴责和抨击世界上的所有暴力，这是一场毁灭人的悲剧。《巴拉巴》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描述了耶稣宁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感人情节。这两部小说分别以历史传说为题材，表现了人道主义与兽性之间根本斗争的共同主题，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瑞典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在《巴拉巴》出版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一年，作者彼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通过作品中深刻的艺术能力和独立的论证手段来寻找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永恒回答”的功绩，这正是拉格克维斯特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他在这部小说中所要告诉人们的真谛。在后来的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又创作了若干部小说，这中间包括《女巫》（1956）、《阿歇阿斯之死》（1962）和《哈罗德与迈菜斯》（1968）等。七十年代后，拉格克维斯特年老体弱，已无力握笔，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日在斯德哥尔摩去世。早在一九四○年，拉格克维斯特就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成了“十八个不朽者”之一，自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后，他的影响就超越了瑞典国境，在欧洲和西方国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他的最优秀的一部分作品于一九五四年以《永恒的微笑及其他故事》为题在纽约出版，接着他的两个主要剧作《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和《让人生活》被分别刊登在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所出版的《二十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剧作选》的第一辑和第三辑。这位作家曾经形容他自己是“一个严谨的无神论者”，他所创作的小说都是以人类善与恶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基础的，这一人道主义指导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拉格克维斯特的大学时代，他在那时候就对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回顾作家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一度消沉过， 但在世界形势和欧洲人民团结斗争的精神鼓励下，在现代科学概念的启发下，他抛弃了陈旧的宗教观念，坚定了正义的人道的立场，他确信善的力量必将最后取得胜利，直到病逝为止，拉格克维斯特没有改变自己牢固的信念。（信德） 一九五二年获奖作家[法国]弗朗索瓦·莫利亚克FrancoisMauriac，1885—1970弗朗索瓦·莫利亚克，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一日生于波尔多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岁丧父，由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长大，早年在当地的教会学校念书，受到浓厚的宗教感情的熏陶，因此他在童年时就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九○六年，莫利亚克离开故乡进入巴黎文献典籍专科学校学习，次年即辍学，此后一直专心从事文学创作。莫利亚克是以一部忧郁诗集《握手》（1909）开始文学生涯的。但是以后他转而从事小说创作。他最后发表的小说是《长袍法官》（1913）、《戴着锁链的孩子》（1922）和《给麻疯病人的吻》（1922）。一般说来他写的这些小说都是以故乡波尔多为背景的，小说集中分析了人们在生的欲望和信仰的激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痛苦的心理状态。莫利亚克专心致志地研究不信仰上帝的人的悲惨遭遇，如一九二六年写的《爱情的沙漠》就是一部反映这一主题的小说。而在一九二六年他写的另一部小说《黛莱丝·德克罗》则着重描写了一个处心积虑地想谋害丈夫的年轻妻子。小说中女主人公黛莱丝对家庭生活，对丈夫不满，她响往外面的自由生活，而丈夫却不十分关心，不重视她，不允许她随便外出，把她关在家里，这就引起黛莱丝强烈的不满，而使她产生谋害丈夫的思想，后来丈夫发觉到这一点，就把她放出去巴黎生活⋯⋯这部小说的发表在当时社会上，尤其对妇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后，在一九三二年发表了《蝰蛇结》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老律师，为人自私又贪婪，莫利亚克在这部小说中描述了有钱人的吝啬和残忍，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内在深刻矛盾，主人公路易从贫穷变成一个富翁，但对妻子和子女他都不喜欢，在这个家庭中没有爱，没有温暖，有的是相互猜忌，相互仇恨、憎恨，儿子希望能得到父亲的财产，父亲不喜欢儿子，仇恨他们，这个家庭就象一个可怕的“蝰蛇窟”，在这个蛇窟中，父亲总是想对家里人进行算计，他怀着这种念头一直到他临死前夕，才从“上帝”那里受到鼓舞，觉悟到自己的一生是错的。这部小说在莫利亚克的小说中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在发表《蝰蛇结》的同年，莫利亚克被推举为法国作家同人公会主席，一九三二年他被法兰西学院接受为院士。从莫利亚克的思想看来，他一直是倾向于进步的，在西班牙佛朗哥反动派向民主共和发起进攻时，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派一边反抗佛朗哥，并发表不少文章抨击佛朗哥。在二次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支持戴高乐将军的“抵抗运动”，因而于一九五八年获得了“荣誉团大十字勋章”。戴高乐对他备加赞扬，在莫利亚克过世时，戴高乐称他为“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莫利亚克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几乎涉及所有的体裁。他的写作风格和纪德在本质上十分相似。他也擅长描写有关肉欲的作品，在写作上他试图描写和利用无意识的矛盾的力刃，在他的作品中几乎都是以快感享乐为主的，在听觉上的快感或是想象上的快感，而所选择的题材几乎都是以肉欲为主的。对于这样的题材，读者是可以感到高兴的，但基督教徒对此却感到不满，他们对于这样偏重描写肉欲作品感到不安，担心，认为这样做对于纯洁社会风 气是不利的，这使得莫利亚克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他的不安主要是他看到在他的文学需要和实际思想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隔往往冲淡了人物的情节。而这种情节一般总是涉及到反对大人物，反对基督教信仰，更确切的是他指出在人的情欲中盲目寻找那种更高尚，更纯洁的爱情。莫利亚克可能满足于使不安在情欲中在放荡中，同时在罪行中出现，而这种不安是任什么也不能驱开的，为了回答这一点，他的那些悲剧英雄常常隐没在丑行深处，宜至被逼到他们自己厌恶向己的境地。莫利亚克的其他小说作品还有：《火流》（1923）、《爱的沙漠》（1925）、《命运》（1928）、《黑夜的终止》（1935）、《伪善的女人》（1941）、《脏猴儿》（1951）、《羔羊》（1954）等。在他的作品中，突出表现人物内心深处戏剧性的矛盾斗争，波澜起伏，情节紧凑，文字简洁，表现出作者高度的艺术修养。在二次大战后的年份里，在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专写“回忆录”的作家。这首先是由戴高乐将军开始的，他连续发表了好几部这样的作品，《战争回忆》（1940—1946）、《希望》（1970）、《讲演》，（1970年）、在这些回忆录作品中具有浓厚的文学气味，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戴高乐将军之外，还有两位擅长写这种体裁的作家，这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忠于戴高乐将军的马尔罗，另一位便是莫利亚克。在这两位作家写的作品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许多历史事实，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是某种历史现象的见证。莫利亚克在晚年曾发表了不少“日记”形式的作品，其中有一些写得十分优美。通过这些“日记”作品对于了解他的政治观点，文艺观点是很有帮助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反映他自己生活的《内心的回忆》（1959），和《新内心的回忆》（1965）。莫利亚克晚年创作力并未枯竭。一九六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作家的晚年，或确切他说我的晚年（因为人们只能说他自己），是创造力和贫乏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一当我觉得处于空白前面，那任何虚构的创造物都不能激发起我，都不能今我惊奇，都不能把它的历史强加给我。因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历史和所有的罪行已堕入到梦的深渊中去了⋯⋯我完成并交付的最后的一部小说⋯⋯不，这不是年龄所能禁得住我的⋯⋯从我的年龄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动弹的年龄，这是一个接近某种时刻的年龄⋯⋯但我从未象今天这样到达沸点⋯⋯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莫利亚克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并没有因年迈而有所衰退，他仍然继续坚持创作。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往日的青春》发表于一九六九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莫利亚克还写了一些反映灵与肉斗争为主匹的剧本，如《错爱的人们》（1945）和《地上的火焰》（1951）等。莫利亚克于一九五二年因在小说中“深入刻划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七○年九月一日莫利亚克因病逝世于巴黎。（文烜） 一九五三年获奖作家[美国]温斯顿·丘吉尔SirWinstonLeonardSpencerChurchill，1874—1965丘吉尔是一个富有个性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940—1945，1951—1955）。无论在战争环境里或在政治论战中，他都是一个勇敢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他好冒险，但又有谋略，他专横，使人无法忍受，但又善于团结有才能的人。他是镇压英国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又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定地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提出了“联俄”的口号，为他的国家和他自己赢得了荣誉。丘吉尔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善于用历史观点描写当代英国和世界的历史事件，他的历史著作，成了研究当代世界不可缺少的文献。丘吉尔也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富有想象和情感，他画过许多画，还写过小说，他有雄辩的口才，他的演说词，充满热情和幽默感。丘吉尔于一九五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是“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叙述，同时也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的演说”。丘吉尔于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生在牛津附近的布伦海姆官。他的祖父是个公爵，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个急功近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曾担任过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母亲詹妮是美国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善于弹琴和绘画。一八八八年，丘吉尔的父母把他送到哈罗工学上学。一八九三年八月，丘吉尔进入桑赫斯特军事学校。这是一所为期十几个月的骑兵学校。丘吉尔在此阅读了许多军事书籍，并幻想通过打仗，成为一个军事统帅。一八九五年，他以军事观察员和《每日写真报》的记者身份参加西班牙军队镇压古巴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在战地采访工作中表现“英勇”，被授予西班牙十字勋章。一八九六年秋，他参加英国第四骠骑团，被派往印度的班加罗尔，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吉本、麦考利、柏拉图、达尔文、叔本华等人的著作。丘吉尔的历史和哲学知识完全靠自学得来的。一八九七年，印度东北边境马拉坎德山口附近的帕坦人部落造反，丘吉尔得知宾登·布莱德将军将率远征军镇压，请求参加远征。他与印度阿拉哈巴德出版的《拓荒者》报商妥，担任该报的随军记者。一八九八年三月，丘吉尔完成了第一部著作：《一八九七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边境之战插曲》。作者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反映了远征军镇压印度部落的情况；同时还对英国的国防制度和英国驻扎在印度的高级将领提出批评，这引起了驻印英军司令部和伦敦军事部门的不满。同年，他又完成了一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这是一部传记体小说，写的是地中海上一个劳拉尼亚国中的人民与独裁统治者的斗争，以反动政权覆灭为结局，而人民斗争的成果又受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小说中的劳拉尼亚国是虚构的，但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某些特点。小说主人公萨伏罗拉是一个反对独裁统治的领袖人物，但憎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的写照。这部小说对了解当时英 国的政治特点和丘吉尔青年时期的思想状况是有价值的。一八九八年九月，丘吉尔被编入赴苏丹作战的部队，他在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苏丹战争后，丘吉尔决定退伍从事文学创作。一八九九年，丘吉尔写的《河上的战争》一书（二卷）出版。这部书不仅叙述了作者亲自参加过的苏丹战争，而且写出了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这段历史。在书中，作者从殖民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谴责了英国军队及其统帅基奇纳将军在苏丹的野蛮行为，认为他们侮辱苏丹起义领袖马赫迪的陵墓和遗体，随意责难马赫迪是极其卑劣的。同时，作者也批评了英国人虚伪的宣传。这部著作在客观上起了揭露殖民主义的作用。一八九九年十月，英布战争爆发，丘吉尔作为《晨邮报》的随军记者奔赴南非。他随部队参加侦察活动，受到布尔人的狙击，成了俘虏，但丘吉尔却巧妙地逃回英国。丘吉尔的这次冒险经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他到处发表演说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英国保守党也为此大肆宣传。同年，他写了两本报道英布战争的书（1900年出版），其中花了很多笔墨叙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把自己打扮成“反对布尔人的战斗英雄”。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五年，可说是丘吉尔政治上的发展时期。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丘吉尔作为保守党的侯选人被选为下院议员。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常常采用“民主的方法”，伪装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以蛊惑人心。他为了保守党重用他，有时公开采取反对的态度，但当保守党的领袖们不让他达到目的时，他就于一九○四年离开保守党，投奔自由党。一九○六年，丘吉尔担任了殖民地事务部次官的职务。同年，他的《伦道夫·丘吉尔爵士》传记两册出版。这部传记为他父亲树碑立传，艺术上也比较成熟。一九○八年四月，阿斯奎斯组织新政府，丘吉尔当上了贸易大臣。一九一○年，改任内政大臣。担任内政大臣期间，他用暴力镇压工人运动，从而使英国劳动人民透过他的“左倾”言论认清了他的反动本质。一九一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日益临近，海军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英国统治集团挑中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但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丘吉尔的轻敌，英国海军被德园的新式装备的潜水艇打得狼狈不堪。而丘吉尔井没有吸取教训，在一九一五年竟想用英国海军的力量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丘吉尔为此被赶出海军部和战时内阁。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三九年，是丘吉尔政治上的波折时期。丘吉尔离开海军部后，以绘画自慰。到一九一七年，丘吉尔任军需大臣。他为制造坦克等新式武器做了大量的工作，被称为“坦克之父”。他在军火生产中，对工人的压迫也是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被任命为陆军大臣。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上，千方百计想把“布尔什维主义掐死在摇篮里”。当时列宁指出：“几年来，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从英国法律角度来看，合法的乃至非法的手段，支持所有的反对俄国的自卫军分子，向他们提供军事装备，他是苏俄的最大仇敌”。一九二一年一月，丘吉尔被调往殖民地事务部任职，开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了东方各国，他在建立阿拉伯殖民政权中起过主导作用。一九二二年，丘吉尔在竟选中彻底失败。保守党人上台以后根本不想用丘吉尔。他只得再次回到绘画和写作生活中来。一九二三年出版了他的《世界危机》（共五卷）。作品描绘了当时最重要的世界性事件，并把自己刻画 成历史的创造者，表现了他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自由党和保守党是英国轮流执政的两个党派，二十年代·自由党走向分裂，它在英国两党制中的位置被工党所取代。面对这种变化，丘吉尔明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保守党才能掌权。于是，一九二四年，丘吉尔又回到保守党。十月，保守党正式提名丘吉尔为埃平选区侯选人，他重新被选为议员。在史怛莱·鲍尔温组织保守党政府时，丘吉尔成了财政大臣。但到一九二九年工党组织政府时，丘吉尔丧失了大臣职位。丘吉尔从一九二九年丧失职位到一九三九年，一直没有当政。他住在恰特韦尔庄园为报社、杂志写文章，并从事著书和绘画。写下了《我的少年时代的生活》（1930）、《随想和奇遇》（1932）、《伟大的同时代人》（1937）和《巴尔巴罗传》（1933—1938）等著作。《巴尔巴罗传》《共六卷）是这时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写的是他的祖先第一代巴尔巴罗公爵约翰·丘吉尔的传记。约翰是英国公认的英雄，但历史学家说他曾受过贿和有背叛的行为。丘吉尔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历史学家加给约翰的罪名。作品头两卷反驳了历史学家麦考利对约翰的责难，丘吉尔认为麦考利指责约翰有变节行为完全是说谎。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作者颂扬了约翰的丰功伟绩，展现历史事件的各种场面，反映了英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这对于读者认识当时英国帝王宫廷内争权夺利的斗争具有一定的意义。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是丘吉尔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丘吉尔已清楚地看到了希特勒不仅是俄国，而且也是英、法两国的最大威胁。他反对慕尼黑协定，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他认为慕尼黑协定是英国和法国的失败。他说：“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丘吉尔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抛开了强烈的反苏成见，提出了“必须联合俄国”的正确主张，他断言：“没有俄国的帮助，就无法维持反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丘吉尔的这种远见卓识深得民心。一九四○年五月，丘吉尔在英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当上了首相。他在就职时的演说中，表达了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对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他说：“我无所奉献，除了热血、劳苦、眼泪和汗水⋯⋯你们会间，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从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你们会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丘吉尔掌权后，不仅表现出与英国人民一致战斗的决心，而且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在国内把经济和整个生活引向战时轨道，在国际上则与苏联和美国结成联盟。这些符合了英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得到了英国人民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丘吉尔拖迟开辟第二战场，背弃对苏联的诺言，但他所立下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战后，丘吉尔的活动远远地脱离了人民，未能把握人民的情绪，采取了敌视共产主义和敌视苏联的态度，因而引起了人民的反感，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选举中，他被选民所抛弃。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一年间，丘吉尔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共六卷1948—1953）。在书中，他把自己作为历史事 件的中心人物，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所有错误归结为希特勒的狡诈或英美法政治家的愚蠢；同时还强烈地表露了作者的反苏情绪，对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大贡献保持缄默，而竭力鼓吹英美合作。这部著作有不少重要场面是歪曲事实真相的，但书中所引证的丰富资料，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九五一年十月，七十七岁的丘吉尔再度当上英国首相，到一九五五年八十岁时，由于体力不足自动退职。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出版了他的《英语民族史》（四卷本），这实际上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用一年另三个月的时间写成的。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丘吉尔在伦敦逝世，终年九十一岁。他在临死前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公民。一月三十日英国为他举行了英雄的葬礼，他被安葬在他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一个小教堂的院子里。（意晓） 一九五四年获奖作家[美国]厄纳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1899—1961在美国北部的伊利诺斯州，有个叫橡园镇的小城镇，它紧靠着面积辽阔的密执安湖，四周气候宜人、景色秀丽。在这个镇上的医院里，有个叫克拉伦斯·海明威的外科医生，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他的妻子生下了头一个孩子，他就是后来成为全世界著名作家的厄纳斯特·海明威。海明威从小喜欢跟随父亲去打猎和钓鱼，上学以后又成为一名足球、游泳、拳击等项运动的狂热爱好者，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这位作家的晚年，并对他一生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海明威六岁上小学，十四岁进橡园镇的高级中学，从那时开始他就喜欢写文章，经常模仿当时流行的幽默作家的笔调写一些小品和通讯，并在十七岁那一年担任了学校校刊的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朗威也和当时许多受资产阶级政府欺骗的青年一样，要求到欧洲去打仗，但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一九一七年十月，他中学毕业，经叔父介绍去堪萨斯城担任《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当了记者之后，海朋成仍向往着到战场上去当一个英雄，一九一八年五月他终于加入了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服务队，开赴意大利前线，但到了那里一次战斗都还没有参加便受了重伤。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伤愈后又投入了意大利步兵队伍前去作战。战后，由于他的勇敢和顽强，彼意大利政府授于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各一枚。一九一九年初，带着浑身伤疤的海明威从欧洲回国，他的胸前虽有闪闪发亮的奖章，但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恐怖给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惊吓，他变得忧虑和沉默了。他想以写作来忘却内心的苦恼，但所写的十余篇小说却一一退了回来，在无可奈何之中，海明威在一九一九年冬进入《多伦多明星报》，重操记者旧业。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偕同新婚的妻子哈德利·理查逊赴巴黎任该报驻欧洲的特派记者。在担任驻欧记者的同时，海明威仍勤奋写作，但在一次旅行中大部分手稿被窃，一九二三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集《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但仅只印了三百册，社会上几无反映。海明威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虽则初战不利仍不认输，到一九二四年他干脆辞了记者职务专心写作，当时，他经济上没有固定收入，生活艰难，只能在巴黎拉丁区租一间小阁楼，每天以小量的食品充饥。就在这样情况下，他又出版了第二本作品集《在我们的时代》，初版效果又不理想，一九二五年在美国印行了增订第二版方取得了成功，它为海明威奠定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声誉。自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定居在巴黎，他成为当时这群来自美国的青年流亡者的一员，他们由于迷失前进方向而造成的空虚、苦恼和优郁，他们被称为“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在他的两部最早作品集中，由于表达了那些被战争伤害的人们的共同思想感情，于是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他在作品中表示了对战争和武器的强烈反对情绪，他对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赤裸裸的罪恶行为，进行了谴责和批判。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也升起来了》，他引用了当时侨居在巴黎的美国老一辈的女作家革特露德·斯坦因的一句话 作为小说的题辞：“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因而，海明威更加确定了这个被称作“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领袖人物的地位。《太阳也升起来了》所描写的就是一群移居在法国巴黎的英、美青年由于遭受到战争的创伤而形成精神上的崩溃，他们只能转向消极的生活来企图逃避心灵上的压抑。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一名美国青年，在大战中受了重伤侨居法国当名记者，他精神空虚，只能去追逐一个死了情人的英国女子勃莱特·艾施利来刺激自己，他们来到比利牛斯山区以钓鱼、狩猎来消磨生命。后在观看一次疯狂的斗牛中，巴恩斯醒悟到：只有不怕死的精神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的表现，寸是永恒的人生，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显然，巴恩斯的形象包含着海明威很大成分的自传性。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不仅写出了这群“迷惘的一代”青年的精神世界，而且是海明威本人性格特征和世界观形成的真实反映。一九二七年，由于感情上的原因，海明威与第一个妻子离婚，后与波琳·柏菲夫结婚，第二年从欧洲回国定居在佛罗里达州，接着，出版了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在这部作品中，海明威再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小说创作技巧，特别是对一个时代的人物心理刻划达到了极其成功的程度。小说还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名叫亨利·腓特力的美同青年在战争期间与英国女护士巴克莱·卡萨琳相爱的故事。腓特力在前线指挥着一个汽车救护队，一次被炮弹击中而受重伤，在医院中与早已相识的卡萨琳重遇，他们就热恋起来。出院后诽特力在战斗中离了队，他就化装外逃与卡萨琳共度蜜月。第二年春天，卡萨琳难产死亡，腓特力成了孤苦零丁的一个人。小说主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这对青年人的生活悲剧直接控诉了战争的罪恶，书中对战争的残醋，人民的苦难作了很大篇幅的描述，同时利用许多士兵的口，喊出了“打倒军官”、“秘平万岁”、“回家去”的口号，反映了“人人都憎恨这个战争”的主题。但在此同时，作者仅仅是为写战争而写战争，带有较大的消极悲观情绪，而且用爱情来作为主人公的精神麻醉剂，把主人公的最后悲剧也归咎于爱人之死上。这反映了海明威创作思想和世界观的局限。他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战争，他未能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因而不可能超越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这一局限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在三十年代前半期，海明威把时间大半消耗在渔猎与观看斗牛上，仅写了《下午之死》（1932）和《非洲青山》（1935），前者是一部关于斗牛士的特写，后者是关于他与妻子去非洲狩猎狮子的惊险生活的记录。一九三七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描写了渔夫出身的哈利·摩根迫于生活而沦为一个走私犯和人口贩子的故事。作者明确指出摩根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以至最后在同伙的械斗中被杀完全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海明威在作品中首次提出了通过人们共同行动起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在这一时期里，海明威还创作了最著名的两个短篇小说：《法兰西斯·玛康贝短暂的幸福》和《乞科马扎罗山之雪》（1936）。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在西班牙共和国面临危急的关头，海明威挺身而出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这年冬天，他为支援西班牙共和国展开了广泛的募捐活动，第二年初，又担任了西班牙共和国美国友人组织医疗部救护车队委员会主席个人捐献四万美元购买救护车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海明威四次去西班牙，开始以战地记者身份进行采访，后来就直接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土地上为捍 卫共和国的生存而战斗，直至这场斗争最后失败回国。在西班牙大地上所进行的这场斗争，使海明威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把这场斗争看成是丰富自己思想、改革精神世界的极好机会。他在西班牙的炮火中获得了新的创作源泉，先后写出了以西班牙共和政府反间谍工作为题材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新闻记录电影解说词《西班牙大地》（1938）和描写这场战争的长篇小说《钟为谁鸣》（又译《战地钟声》）（1940）。在《忡为谁鸣》这部作品中，海明威第一次以明确的概念塑造了一位在西班牙内战中英勇战斗的美国爆破手罗伯特·乔丹的形象，作者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对于为保卫共和国政府而下屈战斗的战士给予热烈的歌颂，而对法西斯叛军的反动行径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小说基调悲壮，充满着浓厚的战斗气息，在海明威的一生创作中是一部最具有斗争性的作品。从西班牙回来之后，海明威定居在古巴哈瓦那的郊区，希望过宁静的庄园生活。但是国际形势的不断恶化，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使他无法安居。一九四一年他赴亚洲采访，并到了中国，对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斗争精神给予高度的赞扬。珍珠港事件以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逻艇，在美国海岸线上进行了两年多巡逻，为美国海军当局提供了不少情报。一九四四年春天，海明威随同美国军队赴欧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头部受伤。由于他深入敌军后，采访有功，在战争结束后被授予铜星奖章。一九四五年三月，在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海明威离开欧洲战场返回哈瓦那郊区的住所。自一九四五年回到古巴之后，海明威一直坚持他的创作生活，但在他生前发表的仅有中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和《老人与海》（1952）以及一些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一部以描写人与自然界之间搏斗为主要内容的、寓言式的、感情强烈的作品，小说以老渔夫桑提亚哥历尽千辛万苦捕到了一条大青鱼却在回来的路上被一群鲨鱼吃光为主要情节，歌颂了人类的精神力量的伟大。作者在肯定抽象的人类精神力量的同时，也流露出自然界所制定的人的命运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悲观情绪。《老人与海》所获得的成功使海明威重新受到了评论界的赞扬，在此之前他几乎已经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创作上的悲观的失败主义者。一九五四年，悔明威“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由于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使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声誉到达了最高的顶点。在海明威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由于疾病的严重影响，没有能写出什么作品来，已经写成初稿的长篇小说《海流的岛屿》也未能修改出版。一九六一年，海明威病情恶化，已经丧失工作能力，这年的七月二日他用猎枪自杀。（信德） 一九五五年获奖作家[冰岛]哈尔多尔·奇里扬·拉克司奈斯HalldorKiljanLaxness，1902—在欧洲北端接近北极圈的大西洋上，有一个面积为十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它就是冰岛。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年羟的国家，在她于一九一八年独立之前，一直受外族统治，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更没有独立的文化。但从二十年代以后，一名杰出的作家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岛国中崛起，成为本世纪欧洲最享有盛誉的作家之一，他就是一九五五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哈尔多尔·奇里扬·拉克司奈斯。拉克司奈斯原名哈尔多尔·库兹松，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的乡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农场主，开办了拉克司奈斯农场，作家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农场里度过的，并成为他后来笔名的由来。由于以后家道的衰落，拉克司奈斯仅只在拉丁学校和雷克雅未克中学受了几年正规教育便失学从事劳动了。尽管如此，拉克司奈斯却在年轻时代就显示出在文学上超人的聪颖和才华。他在自己贫穷然而富有北国海岛特色的祖国中成长，在那里获得了对冰岛劳动阶级男人和女人们生活与传统的深刻了解，这些内容后来就成为他创作中的核心题材。他在十七岁那一年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大自然之子》（1919），这是一部以冰岛大自然风光为背景，同时充满着新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反映了年轻的拉克司奈斯对祖国、人民、大自然火一般的激情。此后不久，大约在他二十岁时，拉克司奈斯就离开冰岛到欧洲大陆去游历，他凭着自己刚学会的一手镶嵌手艺技术，先后到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德国、奥地利和法国。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战败国德国和奥地利，到处都显示出衰败、颓丧的景象。拉克司奈斯亲眼见到了混乱、腐败、罪恶的社会现象，使他感到忧伤，产生了对人间前途的失望情绪，他在接受德国表现主义和法国超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同时，仿效了当时丹麦诗人和散文作家J·琼尼生（1866—1956）的行动，于一九二三年在卢森堡一所修道院里归皈了罗马天主教，并在那里逗留了一年多时间。此时，他的创作也从原先描写家乡田园生活而转向写作以宗教思想为题材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二四年的叙事诗《在神圣的山峰下》是一部反映作者在这一时期信仰转变过程的作品，它是一种内心的自我剖析；一九二七年出版的《高尚的开士米编织工》是拉克司奈斯表达道德崇高境界的第一部重要小说创作，它通过一个青年织工从开始时精神上的纷乱到最后走上归皈宗教的道路，表明了作者的思想立场，带有很大的自传性，也是拉克司奈斯把自己的精神寄托依附于天主教的标志。虽然后来还怀着极大的虔诚赶到伦敦和罗马去研究天主教的历史和理论概念，写了一些文章，但这种对宗教的狂热崇拜就象一阵风似地很快在拉克司奈斯头脑里成为过去，它的消失的迅速也如同它产生的突然。拉克司奈斯是在美洲之行过程中否定了自己的信念的。一九二九年，他从欧洲前往加拿大、美国，到过蒙特利尔、纽约、洛杉矶、圣法兰西斯科等地，与美国进步小说家、著名的“黑幕揭发者”代表人物U·辛克莱（1878—1968）结为好 友。在辛克莱的影响下，更重要的是接触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对他的教育，使拉克司奈斯醒悟到宗教是不能拯救世界和人类的，“只有人在斗争，天堂之中没有上帝”。这句话出自这位曾经一度匍伏在基督圣像底下的作家之口，表明了他与天主教的决裂，他在认识上的一个跃进。在美国，拉克司奈斯写了不少政论文章来抨击帝国主义社会的罪恶和文化的堕落，曾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文章收集在《人民之书》中出版于一九二九年。拉克司奈斯在美国住了三年，到他的访问结束时，由于对社会不公正而引起的愤怒使他的观点转向了社会主义，并形成了他此后长久的生活信念。一九三○年回国后，从维护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拉克司奈斯的政治观点明显地向左转，这一立场上的根本改变具体地体现在下列三部作品中：以渔家姑娘沙尔卡·瓦尔卡的命运遭遇为主要情节的《沙尔卡·瓦尔卡》（1931—32），描绘一群乡村中的佃户为了获得土地和生活的独立而进行斗争事迹的《独立的人们》（1934—35），和叙述一个长期蒙受苦难的人民诗人的故事的《世界之光》（四卷集，1937—40）。假如把《高尚的开士米编织工》看成是拉克司奈斯第一时期创作的代表，那末上述三部小说显然是他第二时期的代表作了。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显示出一种新的倾向，一种对社会拥有深邃洞察和分析能力的描写，追求真实的拉克司奈斯把社会中各种事物象一个个小东西放在显微镜底下来进行观察，从中找出那些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们共同的性质，以便形象地、具体地对他们的生活、思想、斗争、信念进行叙述，把当代的冰岛以精炼的艺术手法呈现在读者面前。《沙尔卡·瓦尔卡》描写了早期的冰岛工人运动，《独立的人们》则涉及到农村中最重要的土地问题，《世界之光》则以一个诗人的死来进行对社会腐败堕落的控诉，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作者与人民、祖国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感情。尽管在三部小说出版之后作者受到了冰岛社会上保守派的攻击，他们指责他在作品中对冰岛的社会和人民作了诽谤性的描写，然而拉克司奈斯却得到了多数人的欢呼，人们广泛称赞他的作品是冰岛现实的镜子，称赞作者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尤其是《沙尔卡·瓦尔卡》以她崇高的主题和深刻的描绘而成为冰岛文学中无可争辩的最有权威的作品。拉克司奈斯那样朴素的、通俗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散文风格成了年轻一代冰岛作家的学习榜样，他在冰岛现代文学中的崇高地位也得到了确认，并获得了冰岛政府颁发给著名作家的年金。四十年代，拉克司奈所以顽强的毅力、和对祖国热爱的强烈感情，创作了以十七世纪冰岛人民反抗丹麦人侵略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冰岛的警钟》三部曲：《冰岛的警钟》（1943）、《欢乐的少女》（1944）和《哥本哈根的火光》（1946）。贯穿全节的主人公奥尼尔·马格努松是冰岛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杰出战士，他虽然是丹麦国王的朋友，但以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为重、坚持复兴冰岛的计划。马格努松的努力最后遭到了失败，人们在异族统治下产生精神上颓唐、消沉的情绪，但作者相信冰岛最后彻底独立的一天必将到来。小说写得浑厚感人、气魄宏大，实际上是一部冰岛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四十年代后期，拉克司奈斯出版了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原子站》，作者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通过冰岛年轻一代由于受到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而造成精神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揭露，指出了冰岛政府出卖国家主权，让美国在 冰岛建立空军基地的错误行为和严重后果；一九五二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快乐的勇士》，以古代北欧海盗冒险生涯为题材，讽刺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普遍存在的好战情绪。位克司奈斯后期的小说有：《能唱歌的鱼》（1957），描写一个雅克雷未克歌手回国以后成长的故事；《被开垦的乐园》（1959），描写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批冰岛摩门教徒去海外寻找他们幻想中的“乐园”的故事；《城堡下的快乐》（1968），描写一个牧师为了解救人民苦难而自愿去乡村工作的故事。进入五十年代以后，拉克司奈斯小说的斗争锋芒有所削弱，上述几部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停留在对于社会的一般性批判和对被压迫者的笼统同情上，从作家的创作思想发展来看，正是进入了第三时期。同时，他的政论文观点同早年相比也显得温和、平缓多了。拉克司奈斯是个有才华的多产作家，除了写小说之外，他还写诗和剧本。当然，由于他的小说的极大成功而使那些诗和剧本失去了光采，相对来说不怎么为人们所重视了。他的剧本代表作有《银月》（1964）、《鸽子宴》（1966）等。他还翻译了海明威、泰戈尔等作家的作品多部。到目前为止，拉克司奈斯已出版了三十多卷作品集，包括十七卷长篇小说、九卷论文和随笔、三卷短篇小说和一卷剧本。拉克司奈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为冰岛人民引为骄傲的杰出作家，他所获得的荣誉也很多，一九五三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九五五年“因为他写了恢复冰岛古代史诗的伟大艺术的华丽辉煌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六九年又获得“森宁奖金”（SonningPrize）。拉克司奈斯一生热爱自己的祖国，他长久地居住在冰岛，把一切献给人民，现在他已八十高龄而仍为人民而工作着，冰岛人民把他看成精神上的榜样和典范。（信德） 一九五六年获奖作家[西班牙]胡安·拉蒙·希门内斯JuanRamónJiménez，1881—1958一九○○年，一部题为《紫罗兰的灵魂》的诗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版。诗集以清新的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文学界的注意，它的作者就是若干年后成为西班牙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一九五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胡安·拉蒙·希门内斯，而在当时他还仅仅是个十九岁初出茅庐的乡下青年。希门内斯于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在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地区的莫格尔小镇，父亲是一位稍有资财的商人。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后被送入海港城市加的斯附近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圣玛利亚学校读书。一八九六年，十六岁的希门内斯考进塞维利亚大学法律系，但两年后未待毕业他就离开了这所学校，据说是由于一门世界历史考试不及格的缘故。实际上学法律只是遵从父命而已，并非年轻的希门内斯的心愿，他的兴趣爱好是绘画艺术，在大学期间，受到周围师友和环境的影响，又爱上了写诗，因而这次退学与其说是为了历史课，还不如说是希门内斯对个人生活道路一次新的抉择。希门内斯抛弃了大学生的资格之后，就以写诗在报上发表维持生计，就在此时他的父亲突然病故，对他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刺激，使他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为此他曾到法国去疗养了一年左右时间，在养病的同时，他一边写诗一边阅读了大量法国十九世纪末期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这对他以后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九○○年，希门内斯结识了一批当时活跃在西班牙诗坛上的现代派诗人，他们中间有鲁本·达里奥（1867—1916）、密古尔·德·安纳蒙（1864—1936）和奥特伽·克斯特（1883—1955），就在这一年，他应达里奥的邀请第一次来到首都，并立即加入了他们的活动。从一九○二年起，希门内斯参与了现代派的喉舌《氦气》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因为健康的原因他一度又进了疗养院。一九○六年回到家乡专心创作，直到一九一二年返回马德里为止，在这六年时间里，希门内斯写了大量有名气的诗作，他一生中最著名的如《挽歌》（1908）、《春天的歌谣》（1910）和《普拉特罗和我》（1914）都是在这一时期里写的。一九一二年，希门内斯回到马德里，担任了一家教育杂志的编辑，同时与他的未婚妻、一个有西班牙和美国混合血统的姑娘塞纳比亚·凯姆珀特·安娜一起翻译印度诗人泰戈尔和爱尔兰诗人J·M·辛格的诗。四年后，即在一九一六年，他跟随先期离开西班牙的塞纳比亚一起到了美国，并在那儿举行了婚礼。新婚后的诗人，在美国只逗留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写了著名的长诗《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1917），然后就回国了。回到国内以后，希门内斯勤奋地进行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永恒》（1918）、《宝石与天空》（1919）、散文集《三十世界的西班牙人》等。还与雷那斯等人创办了《目录》杂志。诗人是一位具有强烈情绪的爱国者，他生活在祖国和人民中间，那里是他生命和创作的源泉，他多么愿意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永远地生存下去！然而，一九三六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打断了 斯门内斯的人生历程，由于他坚决地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在革命遭到佛朗哥右派军队的镇压之后被迫流亡国外，在古巴、美国等地作过短期的停留，最后定居在波多黎各。希门内斯出国之后，应邀在波多黎各大学和美国马里兰州大学讲学，并专门从事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工作，著名长诗《空间》就是在四十年代中写成的。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到处发表演说，先后到过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等国，呼吁人民起来反对战争，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维护世界和平，在当时的拉丁美洲很有影响。一九五六年，希门内斯由于一生的卓越创作成就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的那些抒情诗在西班牙语言中已成为唤起艺术和精神的纯洁的典范”的功绩。诗人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圣胡安城病逝，未能实现返回故乡的宿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终生的遗憾。从一个年轻的外省无名诗人，到脐身于二十世纪上半期西班牙语系中最杰出的诗人行列之中，希门内斯的一生的确经历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创作里程，内中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开始努力时期（1898—1904）；2、现代派诗歌影响时期（1905—1915），3、成熟时期（1915年之后）。第一时期的主要作品除《紫罗兰的灵魂》外，还有《诗韵》（1902）、《悲伤的小调》（1903）和《远方的花园》（1904）等，内容大都以歌颂自然、田园和家乡为主题。他从模仿西班牙民歌形式入手，显示出法国象征主义诗派已经对这些作品产主了敏感的影响。同时由于诗人情绪的波动，也使作品包含了相当多的感伤主义成分，悲观、颓唐、忧郁，构成了希门内斯早期诗作感情色彩的一个方面，因而也有人称他为颓废诗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父亲亡故的打击和生活的坎坷遭遇，另一方面也是与法国的波特莱尔、兰坡、马拉维这些诗人作品中的消极情绪的感染分不开的。希门内斯第二时期的作品充满了现代派的强烈影响，主要的作品有《挽歌》（1908）、《有声的孤独》（1911）、《春天的歌谣》（1910）、《忧郁》（1912）、《普拉特罗和我》（1914）。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多采用“挽歌体”的形式，以十二音节抑扬格式为主体的“亚历山大式”（Alexandrine）的格律来抒写，他不仅以此来描写周围的事物和环境，还力图呈现出隐藏在他生活内部的自我感觉和自我体验。他在诗中突出了音乐感，以明显的色彩和诗的语言来支配忧郁的、孤独的思想感情，在这中间希门内斯的宗师和挚友达里奥对他起了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五年之后是希门年斯诗歌创作成熟的开始，《一个新婚诗人的日记》的发表开创了诗人的第三时期。这首长诗以诗与散文相结合的形式，抛弃了以往十二音节和八音节的亚历山大格式，采取短音节的诗句，用一种坦率、纯洁、明朗的韵律来进行描写。它表明希门内斯独立的诗歌风格已经形成，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包括《精神的十四行诗》（1916）、《宝石与天空》、《我所唱出的歌》（1945）、《一个诗人与海的日记》（1948）等都是以同一种格调写成的。希门内斯在西班牙语系诗人中，以语言隽美，技巧精致而著称，例如他在那首著名的《永恒》一诗中是这样开头的。酒，首先要纯净，无比的纯净；我喜爱它， 宛如一个孩童。在另一些作品中，他又强调让诗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眼前，所谓“裸体诗”（NakedPoetry）就是指剥去诗歌外部的一切物质形式，用光、声、色等感官物体元素让读者去自我领会诗中所要表现的意境。在他的诗中，风景画、音乐声、花园中的鲜花几乎都融化在一起了。希门内斯把密度和裸露作为他作品的特色，他往往避开直接的故事式的陈述，而以曲折的立体色彩来显示：智力确切地、无疑地给我以物体，因而我能将我的诗献还给它自己。这种艺术上的探索，可以与同时期杰出的爱尔兰诗人、一九二三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w·B·叶芝的卓越创作相媲美。希门内斯的作品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普拉特罗和我》英译本就曾印行达一百万册以上，在他死后出版的《诗三百首，1903—1953》（1962）则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他对稍晚一点的西班牙诗人P·赛林斯（1891—1951）等人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评价他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恐怕也不算过分。（信德） 一九五七年获奖作家[法国]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阿尔贝·加缪，法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与让一保罗·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大师，也是“荒诞派戏剧”在理论上的创始人，一九五七年“因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我们时代的意识问题”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加缪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康士坦丁省蒙托维城郊区一个农业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原籍法国阿尔萨斯省，早年为谋生而来到当时属于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但在加缪一岁时即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斗中受伤而去世；加缪从小就由西班牙血统的母亲抚养长大，与他的哥哥一起一家三口移居到阿尔及尔的贫民区过着贫苦的生活。加缪起先在市内私人小学读书，后又转入能享受助学金的公办学校，他的学业成绩相当优异，一九三○年，在得到大学预科毕业考试学位之后，他的老师让·格列尼埃发现他有哲学上的天赋，就向他指出希望他能在以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就在这时候，加缪由于生活穷困，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结核病。这样一来不要说无法去投考大学的哲学系，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为此，加缪不得不中途休学而寻找工作养活自己，这时他的母亲也早已病故。两年后，奋力自强的加缪依靠半工半读的办法终于考上了阿尔及尔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不仅是一个哲学上的热情钻研者也是文学艺术、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一九三三年，他参加了著名进步作家巴比塞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一九三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支部，一九三五年发起组织业余的戏剧团体“劳动剧社”；大学毕业后，加缪终于放弃了成为一个哲学家的打算，成为阿尔及利亚的一名新闻工作者。由于加缪出身贫寒，自幼生活在劳动阶级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和理解人民的疾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具有比较进步的民主倾向，这一倾向导致他在青年时代能拥护共产党的路线，在“劳动剧社”期间深入工人之中编写并亲自扮演角色演出描写矿工罢工的剧目。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加缪并没有沿着这条进步的革命道路走下去，他在小资产阶级激进民族民主主义者这个界线之前就停步不前了，于是在一九三七年脱离共产党，投身到以戴高乐为首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政派之中这一系列的行动就随之产生了。一九三九年，在二次大战乌云密布之时，加缪离开了阿尔及利亚来到巴黎，一边从事新闻工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法国沦陷后，他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成为戴高乐派的主要舆论工具——《战斗报》的骨干；一九四四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发表过许多著名的社论，这些文章均收入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题为《当代》一书中，一九四七年脱离该报成为职业作家。战后，加缪与让一保罗·萨特交往甚密，这时萨特已是一位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了，虽然加缪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也属于“存在主义”这个流派，但事实上他的哲学思想、他对世界环境事物的观点都是来源于“存在主义” 这个总的哲学范畴，以后他与萨特反目，在理论上分道扬镳，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一九五一年，加缪发表了小说《反抗者》，从根本上否定了包括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行动，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从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又蜕化到消极的保守主义。由于这篇内容反动的文章，他与萨特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并最后从观点上、感情上发生决裂。比较加缪与萨特之间在哲学观点的分歧，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一点：萨特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肮脏的世界”，他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而加缪则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所谓“荒诞派”文学就是由此而来的，他在四十年代说过，“一个能够用理性解释的世界，不管有着什么毛病，仍然是人们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他的境遇就象一种无可挽回的终身流放，因为他忘却了所有关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也没有乐园即将到来的那种希望。这样一种人与生活的分离，演员和环境的分离，真实地构成了荒诞的感觉。”加缪的这一段话后来就被“荒诞派”戏剧家们引为他们创作的理论核心。所谓“荒诞”精神即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是自由的，是一种“没有呐喊”的生存的自由。作为一个“荒诞派”文学的倡导者，加缪在他的创作中竭力把人间世界、社会的一切描写成冷漠的、荒唐的真实，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具有那种“荒诞”感情的人，这些人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总觉得自己活在世界上是一种偶然的错误，因而把自身当作与世无关的一个“局外人”，认为人在“荒谬的世界”面前无能为力。显然这是一种消极的观点，这种“局外人”的典型形象就是由加缪最早在他的第一部著名小说《局外人》中创造出来的。中篇小说《局外人》写于一九四○年，出版于一九四二年，这是加缪的成名作。小说共分两部，集中地塑造了一个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毫不关心的人，他对母亲的去世、情人的求爱，甚至自己因为莫名其妙地杀了人被判处死刑都无动于衷，他糊里糊涂地降生到世界上来，又糊里糊涂地离开世界而去，这个可怜可悲可笑的小职员莫尔索，就是一个“局外人”的典型。莫尔索是在阿尔及尔的一家法国公司的小职员，因为无力赡养老母，三年前把她送进养老院。有一天他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说他母亲死了，要他前去送葬。来到老母的灵堂前，他不但拒绝瞻仰老人的遗容，还打瞌睡，抽烟和喝咖啡，对那些前来吊唁的老人们甚至产生“一种可笑的感觉”。送葬时，他心里也并不悲痛，只想早点赶回城里去睡觉。总之，他对母亲之死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他既不想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死的，也不想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连有人问他母亲多少年纪都回答不上来。第二天，在海滨浴场上莫尔索遇到了他过去办公室里的女打字员玛丽·卡多娜，两人十分亲热，一同游泳后又看电影，晚上就同居了。但对玛丽的爱情莫尔索却感到无所谓，她问他爱不爱她，他说这个问题毫无意思，她问他愿不愿意跟她结婚，他说结也行不结也行，在一次分手时玛丽说：“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么？”莫尔索却没有想到要问她。莫尔索有个邻居叫雷蒙，因为同姘妇打架来找莫尔索帮忙，莫尔索先是代写了一封辱骂信，尔后又去警察局作证，证明是那个女人骗了雷蒙，直到在一个星期天为了帮助雷蒙与两个阿拉伯人打架，莫尔索开枪打死了其中一个而遭到逮捕。在审讯中，检察官大量查证了莫尔索在杀人的的作为，认为他对母亲之死漠不关心，母亲葬后第二天就去游泳作乐，还带情妇回来 同居，肯定是个“没有灵魂，没有一点人性”的人，“证明这个人杀人是完全神志清醒的”，是属于预谋杀人，于是被判死刑。莫尔索面临死亡也并不恐惧，他赶走神父，拒绝忏悔，一个人在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脑子里只是在想：在他受刑的那一天一定有许多人来看，会对他发出咒骂的呼声。想到这些，他又感到满足了。《局外人》正是发表在法国沦陷，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猖狂的时刻，加缪迎合了某些知识分子对胜利丧失信心，企图在精神麻醉中来寻求解脱的心理状态，描写出象莫尔索这样一类“局外人”的形象，使作品畅销一时，反响甚大，某些评论家甚至称赞小说“深刻而严肃地阐明了人类良心上今天所遇到的问题”，这说明加缪的“荒诞哲学”和《局外人》所阐述的观点对生活在连年战争和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人们来说，具有一种麻醉和镇静的作用。如果说《局外人》的发表标志着加缪创作的起点，那末出版于一九四七年的长篇小说《鼠疫》就成了他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峰了。这是一部寓言体的小说，描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奥兰城，由于老鼠成灾带来了鼠疫蔓延，全城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当局宣布封闭城市断绝交通，市民们一片惊慌，顿时陷入了绝望、惧恐之中。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要在这突如其来的非常事件中表现出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生死观。在这中间，主要有四种人：第一种是忘我工作的人道主义者，以里厄医生为代表，在灾难面前他毫不惊慌，镇静沉着地指导人们抗病灭菌，整天抢救垂危的病人，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迎来了战胜鼠疫的胜利；第二种是宗教宿命论者，以神甫帕纳卢为代表，他把这场灾难看成是上帝对市民们的惩罚，宣扬以祈祷和忏悔来求主保佑，但后来他在不断死亡的病人面前动摇了信仰，开始向里厄医生靠拢，并加入了救护队工作，最后他自己也得病，在矛盾的痛苦中怀抱十字架离开人间；第三种是从逃跑主义转变过来的人，以记者朗贝尔为代表，他从巴黎来奥兰市采访而被困在那里，他企图以“外来人”的身份要求放他出城，后来他了解到里厄医生也是夫妇分隔两地却仍在忘我治病，他受到了感召而醒悟过来，认识到：“要是只顾到自己一个人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于是，放弃出城的机会和里厄医生一起积极投入救护工作，最后在胜利中迎来了乘坐第一列火车前来奥兰市的情人，在站台中紧紧拥抱，享受斗争后的幸福；第四种是趁火打劫的坏人，以小偷科塔尔为代表，在灾前他已作过案，封城以后他又与其他坏人结帮成伙进行投机走私活动，大发横财，对他来说鼠疫成了发财的保证，一旦灾情解除他就怀着仇恨的心理向欢庆的人们开枪，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处。显然，加缪在这部作品中采用了象征手法，以鼠疫来代表法西斯发动的罪恶战争，以遭受鼠疫灾难的奥兰城市民来代表受到德国军队侵略的法国人民，以战胜鼠疫的斗争来代表反击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它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当然，作者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是要说明人类总是逃避不开灾难，逃避不脱象战斗、瘟疫所带来的祸害，这是一种典型的存在主义观点。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思想上的两重性，一方面对于降临在人类头上的厄运，他赞成起来斗争、反抗，但另方面他又认为这种厄运是无法避免和消除的。里厄医生是加缪竭力塑造的正面人物，他代表了人类在拯救自身抗击邪恶斗争中的正义力量，这是加缪人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然而，加缪在表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时又充分反映出陀斯妥也夫斯 基心理悲观主义对他的严重影响，他经常使自己沉缅于个人的痛苦之中。他读了不少哲学著作，并研究人类的矛盾性质，但由于受到外界斗争的影响，他的人生观渐渐地趋向阴暗与反动，《反抗者》就是这种蜕变的集中表现，也是加缪思想的最后归宿。加缪在这部小说中攻击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沾满鲜血”的暴行，诬蔑俄国十月革命“野蛮”，这种露骨的反动观点使得象萨特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感到无法忍受，所以他对《反抗者》一书的批判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激烈辩论实际上代表了资产阶级内部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这也是进步与消极的斗争。加缪从一个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进步青年、法国共产党员发展到民族民主主义者到最后沦为大资产阶级的喉舌，典型地反映了法国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起先，法国存在主义者大都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总的倾向是进步的，但战后，他们逐渐分化成左右两翼，对垄断资产阶级、人民革命斗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前者以萨特为首，后者则以加缪为代表。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的两年另一个月，即一九六○年一月四日，乘车出游时遇车祸而丧生，时年四十七岁。（文烜） 一九五八年获奖作家[苏联]鲍利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леонидсвичпастернак1890—1960除伊凡·蒲宁以外，帕斯捷尔纳克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苏联作家，在一九五八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所颁发的奖词上虽然指出，授奖给这位诗人是“因为他在当代抒情诗和在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多数人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获奖主要是由于他在西方秘密出版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因而他的获奖不仅没有引起苏联官方的欢迎，反而把他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写信给赫鲁晓夫，表示“自愿”拒绝受奖，这场风波方才平息。鲍利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一八九○年二月十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列昂尼德·奥斯坡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当时一位有声望的犹太画家、莫斯科美术学院教授，母亲罗萨·考夫曼·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有德国贵族血统的钢琴家。他们的家庭是莫斯科当时一个有名的艺术中心，小说家列宾·托莱斯托、诗人拉纳·玛丽亚·赖克和作曲家塞吉·雷切曼诺夫等人都是经常来往的客人。由于明显的家庭熏陶和影响，帕斯捷尔纳克从小喜爱音乐，并表现出这方面早熟的才华，他在母亲的直接传授下学习钢琴和研究音乐理论，从六岁开始就练习作曲。但是这条通往音乐家的道路却被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突然地改变了。一九○八年，帕斯捷尔纳克高中毕业，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并没有去报考柴可夫斯基一手创建的莫斯科音乐学院却进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四年后毕业，又去德国马尔堡大学，在那里，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流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和俄国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流派的影响，并师从于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赫尔曼·科恩。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饿国宣布参战，帕斯捷尔纳克离开德国回国，因为身体不合格的原因，他被免予服兵役，战争期间，他进了一家化学工厂工作。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爆发，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受到了冲击，他父亲曾一度遭到流放，他本人则在内战结束后被分配到苏维埃全国执行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担任馆员职务。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是从大学求学时代开始的，一九一三年他去意大利旅行，随身带去了不少诗稿，在那里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孪生的云》（1914），十月革命前夕又出版了《在堡垒之上》（1917），五年后出版他的第三部诗集《我的姐妹的生活》（1922），后一部作品与相继出版的《主题与演变》（1923）给作者带来了十月革命后苏联诗坛上的显著名声。帕斯捷尔纳克这一时期的诗作主要是受到法国象征主义派和俄国未来主义派的影响，诗人在作品中强调的是自己内心对于生、死、美、艺术、爱情等各个方面观念的感受，充满着主观臆想和唯美主义色彩，这一倾向显然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格格不入的。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工作期间，帕斯捷尔纳克结识了马雅可夫斯基和s·伊萨宁，他们共同结成了未来主义诗派“先锋派”，等到那两位诗人先后于一九二五和一九三○年自杀之后，帕斯捷尔 纳克就成了苏联最著名的未来主义诗人，“先锋派”的旗手。二十年代后期，由于未来主义运动受到来自苏联官方的彻底否定，作为未来主义主要代表的帕斯捷尔纳克自然是首当其冲地遭到文艺界的批判，他所一贯标榜的非政治主义的创作立场和他与三十年代中期得到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之间的对立情绪，形成了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上的危机。还在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前，他曾号召同辈的苏联诗人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由于受到这一思想的感受，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一度企图改革自己的创作方向，用抑制创作中的个人主义倾向，竭力歌颂革命的手法来克服这一危机，这种努力具体地体现在他所写的《施密特中尉》（1926）和《一九○五》（1927）这两部诗集中。这是两首以革命斗争中的正面人物为主角，通过主人公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经历来着重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叙事诗，作者所接触到的是一九○五年彼得堡工人武装起义，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这样一些重大的题材，在《一九○五年》中还具体地描写了革命领袖列宁的形象。帕斯捷尔纳克还采用了抒情诗的形式，强调了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命运，所有这一切其目的是希望唤起人民投身于斗争的热情和提高作者面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勇气。此外，还有塑造列宁形象的长诗《崇高的疾病》（1924）。可惜的是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这一努力只是短暂的瞬间而已，当他已经被证明自己的作品并未达到社会预期中的充分肯定，也就是说他的努力没有得到社会的全部承认，尤其是他的家庭和本人遭到了肃反运动的冲击时，他又陷入了抽象的唯心主义之中，并用这一观点去分析和理解当时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对当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抱怀疑和否定观点，他甚至又转向大自然和宗教中去寻求精神安慰，用来证明他的纯艺术观点。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行动遭到了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在三十年代由斯大林领导的全国规模的人清洗运动中，帕斯捷尔纳克曾受到了关押和审讯，但后来却不知什么原因又被释放了，据某些西方学者的猜测，说这是因为他拥有将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语的诗歌翻译成俄语的一手好本领的缘故。一九三○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主要诗作是悼念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诗人之死》（1930）和抒情诗集《第二次诞生》（1932）。同时江出版了一部带有自传性的短篇小说集《良好的品行》（1931）。此后，他主要以翻译为生，重点翻译了法国、德国、波兰、英国和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莎士比亚、歌德、P·魏伦和R·M·利尔克。他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彼许多人认为是最优秀的俄语译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帕斯捷尔纳克并未由于炮声轰轰的战争而根本改变立场，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五年分别出版的两部诗集《在早班的列车上》和《地球的空间》中，所突出吟咏的还是个人的、内心的、自我的感受，而对整个社会则发生了忧愤的叫喊：“这个世界——忘记它！”战后不久，他与奥尔加·伊文斯卡雅结婚，继续供职于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同时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四九年，他的英译本《作品选》在英国出版。一九五五年，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了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小说在国内只印了其中部分章节，据说作者曾将稿子寄给《新世界》杂志而被退了回来，此后就从未在苏联正式出版过作品的全部。一九五七年有一个意大利的出版商通过第三者的媒介得到了小说的全部稿子，并将它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当时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为理由要求 收回但遭到了拒绝，接着一九五八年在英国出版了英译本。同年十月中旬，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宣布小说的作者为该年度的获奖者，起初帕斯捷尔纳克是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宣布接受这项奖金的。但此后事情却急转直下，在一个星期之内苏联作家协会和苏联翻译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员资格，苏联报刊上登载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谴责《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是苏联的叛徒，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决定是一种“冷战的挑衅”。此后不久，帕斯捷尔纳克打电报给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拒绝接受奖金，认为“这项荣誉应该归于整个社会。”当时在苏联曾举行过公众集会，要求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在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再三表示自己“热爱祖国之心至死不变”，后被允许留在国内。与此同时，西方评论界则竭力称赞小说是作者天才的充分表现，是“当代苏联文学中最优秀最有价值的作品”，“显示出诗人精神上的洞察能力”等等。小说被译成了十八种文字，成为当时西方最畅销的作品。《日瓦戈医生》写的是原沙皇军医日瓦戈医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小说的开头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年，结尾一直延伸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九一八年，刚离开沙皇军队的日瓦戈携家离开了“阴沉、饥饿”的莫斯科，前往乌位尔避难，但在路上却遭到了红军游击队的绑架，被迫替红军伤员看病，后来他找机会逃了出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莫斯科，但已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最后在贫寒交迫中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街上。显然，作者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立场上以揭露性的笔法描写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所蒙受的苦难经历和革命所造成的毁灭，作家把自身对革命的不满情绪融化到作品中去了，他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去评论革命，包含有明显的攻击倾向，因而小说所具有的反动性是不言而喻的，西方评论界之所以对它赞叹不已其原因恐也于此。从一九五八年以后，帕斯捷尔纳克退休回到莫斯科郊区帕特莱肯的寓所里，以领取养老金度日。一九五九年莫斯科首次上演了他翻译的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悲剧《玛利·斯图亚特》。由于癌症和精神郁抑，一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帕斯捷尔纳克在家中去世。（信德） 一九五九年获奖作家[意大利]萨瓦多尔·夸西莫多SalvatoreQuasimodo，1901—1968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意大利，出现了一个被称作“隐逸派”的诗歌流派。它崇尚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象征主义的诗歌风格，以主观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诗人应该从纯艺术的立场出发来抒发大自然的美景、心灵中瞬间的感受和精神世界的内在情绪。由于“隐逸派”的诗歌创作具有细腻的感情色彩，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混乱的年代里，可以起到安抚人心、激发情操的作用，因而受到社会欢迎，到了三十年代已成为在意大利和西欧盛极一时的文学潮流。“隐逸派”产生了许多著名诗人，他们中包括埃乌杰尼奥·蒙塔莱（1896—），夸西莫多、吉斯帕·翁加雷蒂（1888—1970）、阿姆倍特·萨巴（1883—1957）和马利奥·卢齐（1914—）等人，其中一九七五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蒙塔莱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夸西莫多则是三十年代“隐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萨瓦多尔·夸西莫多于一九○一年八月二十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锡拉库萨附近的蒙迪克镇，父亲是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家境贫寒。早年他在锡拉库萨和墨西拿城受初等和中等教育，中学毕业后进入西西里岛西北岸港口城市巴勒莫大学学习工程和数学，不久又来到意大利半岛，考取罗马工学院。也许地中海西西里岛上秀丽的景色和旖旎的风光是培育诗人作家最肥沃的土壤，夸西莫多从他前辈和同辈的西西里岛同乡、杰出的意大利作家格弗尼·维尔加（1840—1922）、路易吉·皮蓝德麦（1867—1936）和伊利奥·弗托奈（1908—1966）身上汲取了艺术创作的养料，早在孩提时代便开始悄悄地在尝试着写诗了。他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意大利古典文学作品。意大利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作、中世纪诗人兼文艺复兴先驱但丁的《神曲》、文艺复兴伟大的小说家薄迦丘的《十日谈》简直使他心驰神荡，夸西莫多陶醉在文学艺术的海洋中，成了一个痴情的、狂热的爱好者。这种情趣上的强烈诱惑，竟使夸西莫多在进入罗马工学院两年之后毅然放弃原来的学业，而改学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这件事发生在他二十岁的那一年，即一九二一年。但由于经济上的重大压力，使夸西莫多忍痛半途辍学，为稻粱谋而离校寻找职业。当时正是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时期，意大利上空彤云密布，地中海滨黯然失色，他飘泊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许多城市、乡村、山区，平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最后还是以一个非正式的工程师身分在政府所属的建筑公司里寻到一份职业，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写诗的爱好，诗歌成了他业余时间最主要的消遣。一九二九年，夸西莫多在佛多伦萨结识了“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和翁加雷蒂，并成为当时进步刊物《索拉里亚》的撰稿人，他的第一首诗作就是在那里发表的。一九三○年，夸西莫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水与土》，受到各方面的热烈赞扬，诗集以清新的格调、丰富的感情和用象征性的词句排列起来的给人以朦胧神秘色彩的艺术特色而震动诗坛。从此，夸西莫多成了举国闻名的抒情诗人，“隐逸派”的领袖人物。一九三五年，夸西莫多放弃了工程师职位，来到米兰的威尔第音乐学院教授意大利文学。 夸西莫多在他以后出版的诗集——《消失的琴声》（1932）、《桉树油的芳香》（1933）和《阿波多与厄拉托》（1936）——中，逐渐改变了“隐逸派”深奥难懂的诗风，也脱离了过去在创作上的个人偏见，而与当代的潮流吻合在一起。在《消失的琴声》中，夸西莫多改变了隐逸主义诗歌创作内向的主张，在诗中广泛涉及到了人民的生活和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对人民带来的灾难。在他写完《诗钞》（1938）和《夜晚即将来临》（1942）之后，他的“隐选派”诗歌创作宣布结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与时代的斗争脉搏联系在一起的创作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熏陶下，夸西莫多最终认识到“诗歌创作内容的来源在于生活”，也认识到“诗也和每一个生活中的人一样，它的一切包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这些理论上观点的确立具体地反映在诗集《日复一日》（1947）之中，战争期间许多令人注目的诗歌都收集在这部诗集里，例如《在柳树枝头上》，它使人们回想起战争的恐怖，也对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以及它对人类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提出了公正的看法。夸西莫多以后的诗歌创作也始终保持了同一风格，朴素的语言显示出一种具体的和最直接的形象，诗人以炽热的感情来歌颂自然、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同时善于把内心的短时间的感触同自然界的景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溶化成浓郁的、深情的诗句，著名的抒情诗《大地》和《海涛》便是这方面的杰作。在《大地》中诗人写道——夜，谧静的暗影下，万物在你的摇篮里安息。驾乘轻柔的晓风，我在你的怀抱中翱翔。迎着幽微的和风大海吮吸你的芬芳。天边刚出现奈微的晨光，亲人们走向海滩，肩背渔篓，挂起满帆，唱着凄清的离别之歌。荒夷的山岗，吐出嫩草的平原听任牲畜践踏、吞噬。啊，大地 你的苦痛怎不叫我碎了心肠！这是一首何等凄婉情深的爱歌，诗人以象征、比兴的手法，唱出了对西西里岛美丽富饶的大地的赞美，内中也包含了他对祖国大地受到法西斯统治者践踏的憎恨。感情、赞美、苦闷、热爱组成了这支歌的主旋律。夸西莫多的后期创作有诗集《虚伪与真实》（1956）、无与伦比的大地》（1958）《得失之间及其他》（1967）、诗歌论文集《关于诗、诗人及其他》（1960）等。此外，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先后翻译了在希腊悲剧家哀斯库罗斯等人的剧本《希腊悲剧》（1963）、莎士比亚的戏剧、莫里哀的《答尔丢夫》和《美国二十世纪诗选》、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一九五九年，夸西莫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的诗歌“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中的悲剧性的经历”。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夸西莫多病逝于那不勒斯。（信德） 一九六○年获奖作家[法国]圣-琼·拜斯Saint—JohnPerse，1887—1975圣一琼·拜斯，原名阿历克西·圣一雷瑞·雷瑞，法国当代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兼外交家，一九六○年由于“在他的诗歌中翱翔凌空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描绘，并以幻想形式表现出当代社会的生活环境”而在奖诺贝尔文学奖金。拜斯于一八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生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上，这个岛于一九四六年成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但在拜斯出生的当时还是几十年前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来的殖民地。拜斯的父亲是个律师，在当地拥有一座种植园，诗人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座种植园里度过的。他幼年时曾受到一个印度奶妈的抚育，这使他从小对于如何有意识地去热爱世界上各种肤色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十一岁那年，拜斯被父亲送往法国本土，先后在比利牛斯省首府波城和法国西南部的港口城市波尔多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一九一三年，即在拜斯二十六岁那一年，他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并取得了法学学位，然后又去投考当时正在招收外交人员的法国外交部，经审查并由诗人兼外交家P·克劳代尔的推荐于一九一四年五月被批准进入外交部任职，正式开始了他职业外文官的生涯。从一九一六年起，拜斯以高级外交官身分被委派到中国工作，先后任法国驻上海领事和北京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一九二一年调任美国首都华盛顿担任当时去美国参加裁军会议的法国外交部长的亚洲事务顾问；第二年回国后担任政治家A·勃朗特的私人秘书，不久后又任总理外交办公室秘书（1925—1932），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长。一九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拜斯强烈谴责希特勒的绥靖主义，反对法国维希政府的卖国政策而被当局免除职务，并被剥夺了公民权。同年六月拜斯离国赴英，一九四一年移居美国，之后由美国图书馆学专家A·麦克留斯的介绍担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法文顾问。在整个二次大战中他还一度担任过在职总统F·D·罗斯福的战时政治顾问。大战结束后，拜斯仍留在美国从事创作活动，并进行哲学、历史学、地质学、考古学和音乐等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他还对欧美各国作过多次游历和讲学活动，直至一九五七年方返回法国，翌年结婚，定居于南部的日昂半岛，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吉尼斯病逝。拜斯的诗歌创作活动是在他大学时代开始的，一九一一年旨次以“圣一琼·拜斯”的笔名在法国出版的抒情诗集《颂扬集》，这是他的处女作。是一部明显受到象征主义诗派强烈影响的作品，也是他在担任职业外交官之前的早期代表作，此后，学法律的大学生阿历克西·圣一雷瑞·雷瑜就以诗人拜斯著称于法国诗坛，成为同时代最年轻、最有才华的诗人。拜斯的第二部诗集是一九二四年出版的《阿那巴斯》，这是一首歌唱胜利、颂扬英雄的长篇抒情叙事诗，体现了诗人从象征主义转向传统的描叙手法，具有深沉、细腻的风格。阿那巴斯是古代的一位英雄，最后在与敌人搏斗中牺牲，他人死了但精神上的胜利却是永存的。长诗在一九三○年由英国稽的美国著名诗人、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T·s·艾略特翻译成英语，拜斯的作 品也是从此时开始广泛地流传到英美，并受到那里的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拜斯被迫出国流亡期间，他写了《流亡集》（1942年出版），诗集包括了《雨》、《雪》西部分，通过自然现象的描绘。诗人形象地比拟了当代人类所遭遇到的各种灾难，这是对人类历史一种痛苦的评述，深沉、含蓄，表达了诗人炽热的感情，被誉为二次大战中所产生的最杰出的诗作之一。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诗集《风》和一九五七年发表的抒情长诗《大海》继续了这一风格，这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它是诗人对于胜利者在内心所爆发出来的歌唱。《大海》由诗人自己用英语和法语同时写成，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诗，然而它又不单单是描写大海的本身，相反地这是一首关于人应该如何服从于大海、与大海相结合的象征诗。诗人在诗中向大海表示敬意，因为只有大海才具有伟大的更新力量，这种力量是对所有人类历史和艺术广阔前景的一种鼓舞，也是大海深情地奉献给频繁地遭受磨难的人类的礼物。拜斯的后期诗作主要有《编年史》（1960）、《鸟》（1962）和《慰告但丁》（1966），他的诗作汇编《作品集》出版于一九七五年，关于他的生活和作品的评论集《圣-琼·拜斯的荣誉》出版于一九六五年。拜斯以“诗人的诗人”（“Poet′sPoet”）而著称，他的诗歌语言是令人钦佩的，尤其是诗人在用词选择上的精确性、形象性和纯洁性，还有那种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些成为他最受人们欢迎的特色。在他的恩师、大诗人P·克劳代尔的影响下，拜斯在作品中展开了大量有节奏的韵律风格和广泛的象征性词汇，显示出一种史诗般的抱负。他的迷人的想象能力是在汲取传统的诗歌创作手法和创造性地借用外来词的基础上取得的。他的诗可以与十九世纪后期象征主义大师兰坡相提并论，他的杰出的诗作和个人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甚至被国外读者看作为法国民族精神的化身：理智的然而又是激昂的，对于生后中悲剧的深刻认识和作为一个诗人对于世界事态发展的完美的和精湛的艺术家的良知。作为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个时期中精神、思想和艺术的诗人，在拜斯的作品中显示出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现存社会发展的忧虑，它们揭示出那种通晓自然界事物的人诸如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或地质学家对待生物一样，来证明诗人所具有的对整个人类观察的杰出能力，这是拜斯的现实主义和他与天地万物一致的产物。正因为拜斯的作品具有这样一些普遍的意义，所以在欧洲受到广泛的传颂。（信德） 一九六一年获奖作家[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IvoAndrié，1892—1975伊沃·安德里奇，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小说家、诗人，著名的民族革命战士、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一九六一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南斯拉夫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奖金获得者。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奖词上强调指出安德里奇的获奖是由于他的“以史诗般的气魄从他祖国的历史中摄取题材来描绘这个国家和人们的命运”。安德里奇于一八九二年十月十日出生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坦维纳克附近的农村里，父亲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穷苦农民，在他两岁时就去世，安德里奇是由他母亲一手扶养成人的。当时，整个波斯尼亚都在奥匈帝国统治之下，安德里奇从小就尝到了异族奴役的痛苦滋味，并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这对他后来一生革命道路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约在十三岁那一年，安德里奇在家乡小学毕业后来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念中学，六年后中学毕业，他先后又到扎格拉布、克拉科夫、维也纳等的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二十世纪初期的波斯尼亚，在人民中间，尤其是在一批激进的爱国青年中间，孕育着一股强烈的反抗奥匈帝国统治者的革命情绪，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名叫“青年波斯尼亚”的地下抵抗组织，专门从事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活动。年轻的大学生安德里奇也成了这个组织中的一员。一九一四年六月，“青年波斯尼亚”成员、青年革命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前来访问的奥匈帝国皇太子非迪南大公，从而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组织遭到当局的镇压，安德里奇也受到牵连而被拘禁，直至战后由于奥匈帝国的失败他才获得自由。出狱后，安德里奇进入奥地利第二大城格拉茨的格拉茨大学学习法律，并于一九二三年毕业，获得该校的法学博士学位，完成了他的高等教育。回国后不久，安德里奇进入南斯拉夫新政权外交部工作，并先后被委任为驻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士和德国的大使。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间曾任《塞尔维亚文学通报》编委。一九四一年，德国希特勒军队向南欧巴尔干半岛各国发动进攻，当时身任南斯拉夫驻德国大使的安德里奇在群魔乱舞的柏林执行着艰巨而复杂的外交使命，他一直坚持到德国军队开始向贝尔格莱德发动攻势之前的几个小时才撤离回国。南斯拉夫沦陷之后，安德里奇被德国侵略军软禁在贝尔格莱德寓所里，行动失去自由，他唯一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写小说。经过四年时间的艰苦努力，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和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安德里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波斯尼亚三部曲”也圆满地完成了，一九四五年这三部小说同时在光复后的贝尔格莱德出版。作为一个文学家，安德里奇是在一次大战被监禁的狱中开始他的最早创作的。在狱中，他大量阅读了英、法、俄、德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并着手创作诗歌。出版于一九一八年的诗集《越过浮桥》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它和一九一九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动乱》构成了安德里奇第一阶段的创作风格，即以抒情性的诗歌形式来表达作者对奥匈帝国统治下波斯尼亚人民命运的忧 虑。安德里奇把他在参与民族独立政治斗争时的感想通过诗歌形式抒发出来，反映了作者坚定的斗争信念。一次大战之后，安德里奇的创作转入了叙事体散文，确切地说他放弃了诗歌而去改写小说。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许多以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地区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后来被编成三个集子出版：《故事集之一》（1924）、《故事集之二》（1931）、《故事集之三》（1936）。此外，在一九四五年还出版了安德里奇战前写的又一部短篇集《波斯尼亚的故事》。这些短篇作品大都是作者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写出来的，涉及到波斯尼亚的历史、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作者从故乡的传说和风七人情中汲取创作养料，并从中提炼出作品的素材和主题。在他的作品中，有注重于对人物心理上的研究，也反映出宿命论哲学的影响，还包含有对广大民众的同情和对社会事物客观和清醒的描写以及优美、纯洁的乡土语言风味，从这些内容上充分显示出安德里奇卓越的叙事才华。“波斯尼亚三部曲”的出版使安德里奇作为一个卓越的小说家的地位得到了整个欧洲的公认。在这组作者最著名的作品中，第一部《德里纳河上的桥》通过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几代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希望和苦难的遭遇反映了若干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命运，第二部《波斯尼亚纪事》是一部描写拿破仑时代作者的故乡波斯尼亚坦维纳克城所发生的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冲突，它由许多个小故事组成一幅庞大多彩的图案，显示出当时的历史面貌；第三部《来自萨拉热窝的女人》描述了在一次大战期间一个女人所遭受到的不公正的虐待。“三部曲”中公认最出色的当然是《德里纳河上的桥》，所谓安德里奇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史诗般的气魄”也就是指这部作品。小说以往里纳河上的一座桥作为见证人，描述了波斯尼亚几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十六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宰相穆罕默德·苏格利为了扩展领土，巩固帝国的霸业，下令在德里纳河渡口建造一座桥梁。苏格利原系波斯尼亚人，他是在孩提时代被作为“血贡”征集到土耳其禁卫军中去的，在那里被培养成穆斯林，后在军中累建战功而摆升为海军大将和宰相，还被皇室招为驸马，成为土耳其苏丹统治人民的忠实爪牙。苏格利造桥一来是为了侵略的需要，二来也带有怀乡的成分，这一举动受到当时已经归顺于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贵族阶级的拥护，他们在土耳其人占领巴尔干半岛之后都纷纷投降，改变宗教信仰，当上了帝国的大官。但是广大信基督教的贱民阶层，被土耳其人称之力“赖雅”（意为“牲畜”）的穷人，他们反对在德里纳河上建桥，更反对统治者横敛暴征和无恶不作的行为。他们暗中组织起来对造桥工程进行破坏，遭到土耳其军队的残酷镇压，许多“赖雅”在斗争中英勇献身，其中最杰出的英雄人物是一个名叫拉底斯拉夫的农民领袖。几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土耳其人杀人如麻，“赖雅”们并没有被吓倒，德里纳河桥上经常挂着被处死的“赖雅”的头颅，也不断有反抗者的队伍从它身上通过，它是历史变动最忠实的见证人。奥斯曼帝国终于被推翻了，然而在波斯尼亚随之而来的是奥匈帝国的军队，他们办银行、造铁路，行似文明繁荣，实则更为阴险的掠夺，波斯尼亚人又陷入了贫困的境地，经济破产、精神瘫痪。但希望是有的，那里的青年们随着二十世纪初期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浪潮的到来，热烈地讨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在他们身上，见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轰地一声，德里纳河上的桥被炸毁了，它象征着古老波斯尼亚被占领历史的结束和新生的到来。 二次大战后，安德里奇致力于文学和社会公务活动，他长时期担任过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职务，他多次获得联邦政府所颁发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同时兼任塞尔维亚科学院、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和斯洛文民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在晚年公务繁忙之余，安德里奇仍坚持创作，作品主要有：《新故事集》（1948）、《宰相的像》（1948）、《泽科》（1950）、《在枥树下》（1952）、《魔鬼的院子》（1954）和《面客》（1960）等。安德里奇一生廉洁，长期独身，直到一九五九年六十七岁时才与一位名叫曼莱克·倍勃奇的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舞台美术设计师结婚。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安德里奇在贝尔格莱德病逝。（信德） 一九六二年获奖作家[美国]约翰·斯坦倍克JohnSteinbeck，1902—1968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虽然经济上遭到严重危机的打击，可是在文学上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作家活跃在文坛上，这中间除了一九○三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菜·路易斯，一九三六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九六二年获奖的斯坦倍克。约翰·斯坦倍克于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父亲是一个稍有资产的农场主，由于早年一直在乡村、牧场中度过，养成他对大自然、田野和农民们的深厚感情。一九一八年，斯坦倍克在当地的高级中学毕业，第二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文学系读书。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斯坦倍克两度中断学业，以做小工谋生，直到一九二五年才大学毕业，然而却没有得到学位。在大学毕业以后的十年里，斯坦倍克始终在艰难的自我奋斗中度过，他于过各种职业，包括泥水小工、漆匠、药剂师、庄园看守、测量员和水果采摘工。一九三○年，他与卡罗尔·赫明结婚，不久后又从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迁居到纽约，大概从这时候开始，斯坦倍克在生活中好象露出点希望的苗头，他当过一阵纽约《美国人》杂志的记者，但终因社会的压抑，使他未能如愿，直到一九三五年受人欢迎的长篇小说《煎饼坪》的出版，方便斯坦倍克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斯坦倍克的小说创作是早在二十年代末便开始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题为《黄金杯》，出版于一九二九年，这是以著名的海盗亨利·摩根的生活经历为基础而写成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接着，斯坦倍克又出版了以描写加利福尼亚农村乡社中人们的生活情景为主要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天堂牧场》（1932）和歌颂一名为解救干旱造成的灾难而自愿献身的宗教徒的长篇小说《献给无名神》（1933）。但是这些作品都没有能引起社会的注意，因而作者也只能继续他不安定的、拮据的生活。《煎饼坪》所获得的成功是斯坦倍克具有顽强的创作毅力和成熟的艺术造诣的有力表现，作者怀着深切的感情，同时又以幽默的笔调，生动地向人们描绘出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地区墨西哥血统的乡里佬的感人形象。在小说的主人翁坦尼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既吊儿郎当、玩世不恭，但又保持着质朴、善良的天性的本质，被作者看成是人类纯真的标本，只有在这些人身上才可以看到不被资本主义金钱文明沾污的本来面目。此后，斯坦倍克成为职业作家，一九三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未定的战局》，一九三七年创作了中篇小说《鼠和人》。前者以农业工人罢工斗争为题村，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作者以极大的同情来描写这些生活在层层剥削和压迫之中的劳动者的苦难境遇，小说以主要篇幅来塑造罢工领导人、共产党员吉姆的形象，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后者以流动的农业季节工人的生活为描写对象，反映出斯坦倍克在作品中一再强调的关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估价的观点，与那些热爱土地又被迫远离家乡去谋生的劳动者相对比，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化的本质就显得更为丑恶了。《鼠和人》在一九三八年 改编为戏剧和电影，并获得了这一年的“纽约戏剧评论奖”。斯坦倍克出身于农村，长期的共同相处使他不仅熟悉那里的贫苦农民、农业工人、水果采摘工和小土地所有者的风俗习惯，生活处境，更主要的是他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内心世界，这一点无疑对斯坦倍克的创作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他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三十年代是其中最有成绩、最主要的阶段，虽则在这一阶段开头几年所创作的作品并没有能造成大的影响，但从《煎饼坪》发表之后，斯坦倍克优秀的现实主义已经被社会和广大读者所承认，而到了这一阶段末尾的一九三九年，则由于杰出的《愤怒的葡萄》的发表迸而把这位作家的成就推向了顶点。《愤怒的葡萄》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来说，都属于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它是作者的现实主义创作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产物。作品以三十年代俄克拉何马州破产农民为描写对象，以深沉的笔触叙述了他们如何怀着悲苦的心情远离家乡，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但是等待着他们的依然是失业和饥饿。小说以约德一家的遭遇为主线，写出了在大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之下穷苦农民的愤怒呼声。约德变卖家产、率领全家挤在一辆吱吱作响的破汽车里，从家乡来到西部，他们跟许许多多逃往那里去谋生的人们一样，一路上受尽折磨与痛苦，有的死，有的逃，然后剩下来的又和别的家庭结合在一起，象海洋生物学中所说的群体动物一样，为了求得生存，涌向他们梦想中的“黄金世界”。然而，劳动力的过剩使得资本家可以任意地压低工资，地痞流氓和曾察还要来欺侮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约德和伙计们团结起来，组成了劳动公社式的团体与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开展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斗争虽然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屡遭挫折，但这只能使这批卑贱者不断提高信心和觉悟，约德通过这一系列的磨炼，明确地认识到只有斗争才是工人们的唯一出路，他决心到各个地方去宣传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因为它是大家争取生活权利的唯一的“福音”。约德在向母亲告别的时候所说的一番话表明了他已经成为这个不平等社会的自觉反抗者，把小说中这个人物的形象发展到了顶点：到处都有我的存在——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我。凡是有饥饿的人们为了吃饭而进行斗争的地方，就有我在场。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就有我在场。⋯⋯当人们愤怒地叫喊的时候，这叫声里就有我，当饿着肚子的孩子们高兴地有丰盛晚餐吃的时候，当我们老百姓能吃到自己种的粮食、住进自己造的房子的时候——都会有我在场。虽然作者未能写出约德反抗道路的结果，但小说显示出来的人物特征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愤怒的葡萄》重申了斯但倍克在前面几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它强调了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这一严重的斗争，这一正统的悲剧所产生的不可避免性。这正是作品意义的所在。小说于一九四○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被改编为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斯坦倍克一度作为美国空军的特派记者去前线采访，一九四三年又成为纽约《信使论坛报》驻欧洲记者。在这一时期，他写了几部有关战争的作品，其中有《月亮下去了》（1942），是一部描写挪威人民抵抗纳粹侵略军的中儒小说，后被改编成电影上映，《一个轰炸机 分队的故事》（1942），一部关于空军战斗的特写报告集；以及战后出版的《俄国人的日记》、《仅有的战争》等。大战一结束，斯坦倍克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罐头工厂街》（1945）、中篇小说《珍珠》（1947）、中篇小说《倔强的公共汽车》（1947）、中篇小说形式的象征性道德剧《炽热的光辉》（1950）等；从艺术成就上来看，无疑《珍珠》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它叙述了一个墨西哥渔民由于得到了一颗罕见的大珍珠反而遭到家庭厄运的故事，这虽是一个虚构的民间传说，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一九四七年，斯但倍克曾去苏联访问。这一期间，他在个人生活上也变故甚多，一九四三年与原配夫人离婚，同年与格温姆·康格结婚，一九四九年离婚，一九五○年又与艾利娜·斯谷特结婚。一九五二年出版的《伊甸园的东方》是自《愤怒的葡萄》创作以来斯坦倍克最重要的一部长篇世家小说，它描写了美国盐湖各地区在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家庭的历史演变，作者运用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交替的手法，如同《圣经》中所讲的该隐与亚泊的故事一样，力图在作品的主题上体现出入类善良与邪恶之间的斗争。从这以后直到斯坦倍克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纽约病逝为止，他还写了长篇小说《令人烦恼的冬天》（1961）、旅行杂记《探索中的美国》（1962）等，但大部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响。斯坦借克晚年的作品在水平上下如过去，大有“江郎才尽”之感，因而受到美国社会和文学界的讥讽，但他在欧洲的声誉却仍不减当年，所以就在他带着长毛狗在美国的四十个州里作了长途旅行归来的一九六二年冬天，成为美国第七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以表彰“他那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力的创作，把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结合起来”的功绩。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斯坦倍克因患心脏病在纽约去世。（信德） 一九六三年获奖作家[希腊]乔治·塞费里斯GhcórghiosSeferis，1900—1971乔治·塞费里斯，原名乔治·塞费里亚季斯，希腊诗人、外交家，一九六三年由于“他的卓越的行情诗，这些诗篇是对希腊文化的深刻感受的产物”而成为该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塞费里斯于一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出生在上耳其西部濒临爱琴海的士麦那城（即今伊兹密尔），他的父母都是侨居在那里的希腊人。风光秀丽的爱琴海滨和丰富多采的历史古迹，成了塞费里斯诗歌创作最早灵感的来源，诗人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座上耳其的古城中度过的，据说他在十二三岁时就开始练习写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民族矛盾的恶化，塞费里斯一家随同许多侨居土耳其的希腊人撤回了本国，诗人也来到了首都雅典继续他的中等教育。一九一七年，塞费里斯毕业干希腊第一古典预科学校，一九一八年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律系和文学系学习，一九二四年毕业，获得法学学位。在巴黎大学期间，塞费里斯结识了不少当时著名的法国诗人，并参加了象征主义文学团体的活动，他的正式的诗歌创作就是在那时开始的，这些早期作品后来都收集在他的第一部诗集《转折点》（1931）内。回国后，塞费里斯通过了外交人员的招收考试，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奉派去伦敦进修英语，然后成为希腊外交部正式工作人员，从此开始了他职业外交官的生涯，直至一九六二年退休为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塞费里斯分别在伦敦、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使馆任低级外交官，大战爆发后不久希腊陷落，塞费里斯流亡国外参加了“自由希腊政府”的工作，直接投入了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二次大战结束后，塞费里斯又先后到希腊政府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使馆任参赞、代办等高级外交职务，还任过驻开罗、约翰内斯堡、普勒多利亚、安克拉等地的外交官，他的最后职务是希腊驻联合国大使（1956—1957）和驻英国大使（1957—1962）。五十年代中，塞费里斯代表希腊政府出席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伦敦会议，与英国举行谈判，由于他的努力和才智终于在一九五九年达成了使这个岛国独立的正式协议。塞费里斯于一九四一年与梅丽亚·赞恩诺结婚，当时正逢战火纷飞、流亡异国；战后多年的外交生涯使他也少有机会能回国与家人团聚，到1962年退休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塞费里斯与妻子定居在雅典，和孩子们共同生活，用安温宁静的晚年来弥补大半生的动荡和繁忙。他那时的日子基本上是在写诗、社交活动与疗养之中度过的，尤其是在他于一九六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后，几乎成了希腊民族文学光荣的象征和广大人民崇拜的偶像，人们称他为希腊现代诗歌之父，赞扬他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多年来在外交岗位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正当他誉极殊荣之时，塞费里斯病逝于雅典寓所。塞费里斯早期的创作曾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很大影响，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转折点》当时引起了希腊文学界的热烈反响，诗人以希腊文字中最朴素的民族形式来表现当代丰富的生活内容，被评论界公认为自荷马史诗间 世以来希腊优秀的诗歌传统的出色回声。一切，我所要说的言语都为了达到宽恕的请求让我们在暮色的乐声中先唱起歌吧那美妙多变的歌然后进入沉默⋯⋯现在我们要说用很少几个词汇来说因为明天我们的心灵将趁上风帆远航这是诗人短歌中的一段，深沉含蓄的诗句和具有象征意味的抒情仿佛使人步人了古代希腊的诗歌境界。接着，塞费里斯又连续出版了五部诗集，它们是：《池塘》（1932）、《历史的神话》（1935）、《诗集》（1940）、《航海日记I》（1940）和《航海日记Ⅱ》（1944），这些诗作都是诗人在外交工作之余写成的，它们虽然在艺术上还不能说完美无缺，但却保持了精巧的抒情手法与传统诗歌影响相结合的独特风格，成为年轻一代希腊诗人仿效的榜样。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希腊民族曾几次遭到外族入侵的灾难。一次大战中，侨居的希腊人被赶出土耳其，接着在一九二二年又发生侨居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希腊人遭到上耳其人的暴力袭击，在二次大战中，德国侵略军占领希腊，家园被焚毁，人民大批死于战火之中。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忱的诗人，塞费里斯不能眼看国家和人民的痛苦而无动于衷，因而毁灭，动乱和离散就成了他的诗歌创作主题中的一方重要方面。在这些诗作中，主人公往往是怀念家乡的飘泊者，他们想念家乡又回不了家乡，流露出诗人深沉的感叹。二次大战中所创作的两部诗集《航海日记Ⅲ》（1945）和《阿西恩之王》（1947），显示出诗人高度概括希腊人民命运的艺术才华和对当代人类普遍的谅解与同情。他的精练的抒情风格和新颖的措词技巧为希腊诗歌的生命带来了新的气息，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对现代希腊民族悲剧的深刻感情，他是希腊“三十年代诗派”最杰出的代表，并被视为在现代希腊文学中引入象征主义的先驱。他的诗歌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欧洲各国。一九四六年，他获得过雅典学院考斯特斯·帕勒姆斯诗歌奖。塞费里斯也是一个有一定声誉的评论家与翻译家，他把英国诗人T·s·爱略特（1888—1966，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和美国诗人E·庞德（1885—1973）的作品翻译成希腊文介绍给希腊人民。他还对一些西方主要作家写过有见地的评论。塞费里斯晚年的作品有诗隼《三首神秘的诗》（1966）等，他死后出版了生前写的传记散文《一个诗人的日记》（1974）。（信德）①信德译。 一九六四年获奖作家[法国]让-保尔·萨特Jean-PaulSaftre，1905—1980保尔·萨特是法国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剧作家，记者。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予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当过海军军官。萨特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就在海外病故了。其时萨特年仅二岁。他从小就跟随母亲，外祖父一起生活。萨特于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八年求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九年他以优异成绩通过哲学学位考试。此后便一直在中学教书，先后在哈佛尔。拉奥、巴黎任教。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他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钻研胡塞尔的“现象学”学说。萨特对胡塞尔学说的研究，对于他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不久，他发表了哲学著作《想象》（1936），和它的续篇《想象力》（1940）。一九三九年发表了《情感理论的提纲》，但萨特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应该是《存在与虚无》（1943）和《辩证理性的批判》（1960）。它们被人们视为存在主义的理论纲领。在文学上，萨特于一九三八年发表的《恶心》给小说领域带来了重大的改革，为萨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他在小说中认为对于对象，人和他自己是一种“恶心”，一种强烈的恐惧，因为在他看来，全部存在都是毫无意义的和没有必要的：“存在突然被揭去面纱⋯⋯我们就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处在十分不舒服的境地，我们没有一点理由在那儿，不论是这些人，还是那一些人⋯⋯我们能够和这些树，这些栅栏，这些小石子建立起来的关系是我们唯一的关系，而我⋯⋯我自己也是多余的。”从萨特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他把人生着成是虚无与荒谬。小说的主人公罗康丹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典型人物。一九三九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墙》，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三名共和党人被佛朗哥法西斯分子逮捕，遭到严刑拷打，要他们招出另一名共和党成员的藏身处，他们三人都没有说，结果三人都被判处死刑。翌日清晨，敌人把其中的二人拉出去枪决。只留下了一名叫巴勃洛·伊皮叶达的共和党员，独自一人留在牢房，过了一会儿，佛朗哥分子又继续审问他，伊皮叶达随口说出了那名共和党员藏在基地里。其实他是信口说的，他并不知道他藏的地方。当敌人走后，他还暗自高兴认为捉弄了敌人。过后不久，他被敌人从宽处理免于死刑，他感到纳闷，后来他从另一名难友那里知道，那名共和党人具的躲在墓地里而被抓走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不知究竟是何滋味，不禁放声大笑，泪流满面。萨特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些读者表示愤慨，认为小说反映不够真实，是为叛徒开脱，而另外一些读者则认为小说中发生的事情是可能的，伊皮叶达是应该谅解的。不过小说保留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勇气和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应征入伍，一九四○年被俘，后被释放。获释后，他组织了一个名为“革命民主联盟”的抵抗组织，这个组织中的成员是一些中共产党员的左翼分子。与此同时，他创办了一份名叫《现代》的杂志。一九四五年他发表了《自由之路》的前两卷，第三卷 于一九五一年发表。萨特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他于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和一九六○年发表的《辩证理性的批判》西部书，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作品。存在主义思想主要是把自我看成中心，看成是存在的核心，把外界万物看成是“自我”的表现。存在主义认为个人是宇宙和人生的中心，若离开了它，宇宙和人生便没有意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关系的压力之下，他们发现“自我”与外部世界处于敌对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是无法沟通的，是对立的。萨特曾说过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从这句话中可充分看出，存在主义对别人是完全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猜忌，相互怀疑，相互对立的。人经历的是痛苦无边的生活，经受着生的痛苦，死的恐惧，而人面对这种情况却感到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在这里，存在主义实质上是否定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可能性，他们只强调个人，个人的价值。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存在主义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是自私的，是不为别人考虑的。而这种哲学思想在文学上反映出来的现象又是很可怕的。丈夫早上看到妻子说，“祝你早安”，而心里却在想“愿你早死”。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就是强调所谓个人绝对自由，把个人同社会完全分割开来，这种思想带有极大的消极成分。萨特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是他个人情绪的一种反映，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一种反映。因为当时德国法西斯行将灭亡，欧洲的解放在望，大批的知识分子迫切地希望获得自由，而存在主义哲学提出来的抽象自内正迎合了他们这种要求。萨特所表达的思想也常常是前后矛盾的，他常常以一种思想补充另一种思想，使人感到前后思想不一致。萨特自己曾说，他是放荡不羁的，他在解释这种“放荡不羁”时说，“放荡不羁”即是意味着持怀疑态度或者是好奇心理。他强调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怀疑精神则一钱不值，他紧接着又补充说道，知识分子既应忠实于某个政治和社会整体，又应不断地对这个社会和政治进行怀疑。萨特说，有时候这种忠诚与怀疑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不过这种矛盾是好事情，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矛盾。他认为单有忠诚，没有怀疑是不行的，反之，只有怀疑没有忠诚也是不行的。萨特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说，我喜欢他们，这是因为有怀疑精神的青年人本身蕴藏着某种新的东西，是新社会的一种希望，因此他认为学校就要培养有怀疑精神的忠诚的人。从萨特的上述观点中不难看出是矛盾的，因为一般说来，怀疑和忠诚是对立的，是不能溶合在一起的。萨特在对待资产阶级政治这一问题上，也同样是不一致的，他说，在原则上，我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机构和资产阶级的政治，但是他又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管你搞或不搞政治，你一生下来就已经被政治化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私人生活，不可能不受政治约束，社会的约束，人是离不开政治的。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萨特在对待政治这个观点上，也是前后矛盾的。在对待其它问题上，譬如对自由这个概念，萨特一方面认为人不管做什么都是自由的，然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强调说，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自由和蒙蔽压迫常常是连在一起的，而人的自由经常被人所利用。从整体来说，从大的社会角度来看，我们的自由是被操纵的，而我们所采取的每个行动既是自由的同时又是被别人利用的。不仅如此，萨特在谈到自由和国家关系时，他强调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过自由。自由，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产生就已经被引入歧途。总之，在萨特看来，真正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相对的。 萨特的这些前后矛盾的观点也正反映了他世界观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这种矛盾和复杂性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他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剧本《禁止旁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剧上演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是萨特戏剧作品中上演最多的一个。它的剧情是这样的：在一个肮脏的大楼客厅里，一个侍者带进来一个男人和两个妇女，他们是地狱中将要受到折磨的死者，他们各自决定要剥去他们的面具，揭露他们的罪行，他们想通过各自的招供来减轻自己的罪过⋯⋯地狱，既不是木桩，也不是木架，“地狱，这就是别人，这个别人是不可缓和地阐明我们可耻的秘密的别人⋯⋯”这是一个哲理剧，在这个剧中作者发出了”别人即地狱”的感叹。发表于一九四六年的《死无藏身之地》，表现了被德军逮捕的游击队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一次战斗中有五个游击队员不幸为德军所俘。他们遭到残酷审讯，但他们都表现得很好，没有屈服、招供，唯一感到难受的是觉得为了执行一个错误的命令而被捕去死没有什么价值。其中一个名叫索尔比埃的游击队员因不堪痛苦而自杀，女游击队员吕丝也遭到敌人的侮辱，她痛骂了法西斯士兵⋯⋯最后他们都英勇地牺牲了。剧本表现了游击队员的英勇顽强，也反映了法西斯的残暴成性。一九四八年上演的《肮脏的手》，描写了一九四三年一个在德国占领下的中欧国家头头，知道俄同军队在前进，德国人即将逃跑，他去同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贺德尔会晤，并缔结了协议，以便在德国人逃跑后一起建立政权。然而贺却遭到了党的其它领导同志的谴责，并决定派雨果去处死贺德尔。后来当雨果从监狱中出来时，他得知现在党所采用的方针正是被他杀死的贺德尔生前的政策。他感到震惊，而这时党却要处死他。剧本按照萨特意图是想表明在政治上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萨特想表明，在共产党内，谁的手都不是干净的，都是肮脏的，这反映了萨特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偏见和诬蔑。萨特在多数情况下是站在进步劳动人民一边的，剧本《可敬的妓女》（1947）就表现了作者对美国种族主义迫害的愤怒心情。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对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所持态度是积极的，他谴责美国侵朝战争，抨击尼克松派飞机轰炸河内，也反对法国侵略阿尔及利亚战争，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他晚年时，他仍然同情被侵略的人民，当苏联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时，萨特声称，当前肮脏的手是苏联，这是肯定无疑的。他曾于一九五五年访问过中国。一九六四年瑞典皇家协会“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但萨特随即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其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萨特因病逝世于巴黎。（文恒） 一九六五年获奖作家[苏联]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寄·肖洛霍夫Михá??АлексанпровичШолохов1905—1984苏联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米哈依尔·亚历山大多维奇·肖洛霍夫从事文学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他对苏联文学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不过，综观其一生，他的道路又是相当复杂的。肖洛霍夫于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生在顿聂茨地区维兴斯卡雅镇边的克鲁齐林村。他父亲是一个普通平民。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变换工作，做过牲口贩子，当过农民，也做过店员和商店经理。肖洛霍夫的母亲是个不大识字的哥萨克女子。十月革命前肖洛霍大曾先后在家乡的小学和莫斯科、波古察尔等地的学校念书。一九一八年由于德国侵略军挑趄的故争而使他不得不停学回家。一九二○年他开始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当过粮食征发员，加人部队后当过机枪手和叛匪作过战。后又回到莫斯科做过工人，泥瓦匠和会计、出纳。肖洛霍夫青年时代的这些经历，为他日后从事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肖洛霍夫创作活动是从一九二三年开始的。最初在共青团杂志上发表文章、小品文和短篇小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于一九二五年出版，在这部小说集中，他写了自己生活中最熟悉的事情：故乡顿河流域哥萨克的生活，国内战争期间哥萨克人内部复杂的阶级斗争。肖洛霍夫热情地表现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无比活力和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肖洛霍夫以生动的笔触，优美的风格描绘了顿河草原大自然的美好景色，哥萨克人的习俗风尚。小说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肖洛霍夫早期的小说可以说是他创作生涯最初的一次艺术练笔。这些作品显示了肖洛霍夫在诸如刻划人物内心活动，情节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当然，他早期的作品也暴露了某些不足之处，例如过分地注重人的所谓心理描写，强调所谓共同的人性，一个双手沾满革命群众鲜血的白匪军最唇会感到良心悔恬，而举枪自杀。有时在小说中也对革命道路的曲折，困难，残酷表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都是肖洛霍夫思想上的矛盾和两重性在创作中的反映，而这一矛盾在其后的作品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些。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苏联当代文学中占有很显著的地位。肖洛霍夫写这部长篇共化了十四年时间。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第二卷于一九二九年出版，第三卷于一九三三年出版，第四卷于一九四○年出版。小说的画面极其广阔，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一九二二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这一段历史为小说的背景，描写了顿河地区哥萨克的动荡变化，革命前后哥萨克人的政治态度，革命导致哥萨克人的阶级对立，红军与白匪在顿河草原上的殊死搏斗以及哥萨克人的生活，这一切宏大的场面把读者引向到那个暴风雨般的革命年代中去。《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人物，性格丰富而复杂。他出生在一个哥萨克中农家庭，年轻时被草原上一场巨大的风暴卷进事变的 洪流中。他参加过帝国主义列强的肮脏战争，十月革命爆发时他一度加入过革命队伍的行列，但很快又背弃革命队伍而投身到白匪队伍中去，他既为革命效过劳，又屠杀过革命军民，站在与人民力敌的立场上。最后葛利高里终因思想堕落深深地陷进反动营垒而不能自拔。葛利高里这个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一个脱离了人民的人必将走上自我灭亡的悲剧道路。葛利高里原是一个意志坚强但也常动摇不定的人物，他有一定的才干，他热爱生活，想干一番事业，然而他在那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动摇了，时而在革命队伍里，时而又投奔白匪军，而且他不论在那一边都不能耽长，正如葛利高里自己说的那样：“我徘徊着，象草原上的吹雪一样。”肖洛霍夫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简单地从一个概念出发，而是把他放到复杂的生活环境中去描写，肖洛霍夫是把这个人物作为一个“人”去刻划的，作者对他基本上是同情的，即使在对他的动摇所待的批评态度中，也含有同情态度。肖洛霍夫经常提醒读者，他的这个葛利高里是有一定的人的本性的，是一个由于不能认识清楚形势而犯错误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肖洛霍夫表现出了他的思想局限，他这样描写容易混淆两种不同的阶级阵线。其次作者在分析葛利高里这个人物为什么会由一个出身中农家庭的人而投入到敌人阵营中的原因时说，是因为红军对葛利高里不信任所致。肖洛霍夫这样写就歪曲了红军形象，也不符合历史真实性。肖洛霍夫的第二部重要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反映革命后哥萨克的变化。如果说《静静的顿河》是哥萨克史诗的第一部，那末，《被开垦的处女地》则是第二部。小说描绘了苏联农村集体化的过程，反映了富农如何处心积虑地破坏集体化运动。小说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吸引力强，语言丰富，生活气息浓郁。但小说过多地渲染鲁什卡的爱情。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被开垦的处女地》刻划了共产党员达维多夫这一形象，他原先是产业工人，是由党抽出来去农村支持槁集体化运动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共产党员的那种崇高责任感，那种顽强。谦逊的工作作风，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当受敌人蒙蔽的妇女们殴打他，要他支出钥匙时，他坚决不交，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决心。肖洛霍夫创作上的成就，受到苏联党与人民的重视，他分别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科学院院士。在斯大林领导的卫国战争中他以记者身分上前线写了不少歌颂红军故士的文章。肖洛霍夫思想与生活是在起变化豹，尤其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对他进行拉拢，以致他在创作上，思想上都发生了变化。写了些符合赫鲁晓夫所需要的东西。例如，被赫鲁晓夫极力宣扬的《一个人的遭遇》，一反过去写战争题材的正确观点，他在这部小说中着力渲染战争给个人、家庭带来的苦难，小说通过战前战后索科洛夫家庭生活的对照，反映出战争使他家破人亡，成了孤苦伶仃的人。这种写法是错误的。当然作品在艺术上，在对索科洛夫爱国主义精神的描写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对这部小说的评价目前尚有争议。肖洛霍夫在所谓非斯大林化的运动中，也充当了赫鲁晓夫的喉舌，在小说中他曾批评了斯大林的所谓“个人迷信”。肖洛霍夫不仅在创作活动中很活跃，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十分活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他曾多次受到奖励。一九六五年在六十寿辰时，被授予列宁勋章，还彼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作协书记。 一九六五年，肖洛霍夫由于“在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中，以艺术力和正直的创造性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肖洛霍夫晚年注重于广泛的国内外社会活动，作品仅有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未完成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73）。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在肖洛霍夫七十岁生日前夕（1975年4月24日）举行首映仪式。为肖洛霍夫的七十寿辰，苏联政府还举行了庆祝大会并再一次授予他列宁勋章。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肖洛霍夫在维兴斯卡雅镇病逝，终年七十九岁。（文恒） 一九六六年获奖作家之一[以色列]希莫尔·忧素福，阿格农shmuelYosefAgnon，1888—1970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很早以前犹太民族便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世界各地分散居住，过着流浪的生活。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来说，他们并没有放弃顽固的犹太教信仰、传统风俗和民族文字希伯莱文。多年来，曾经在犹太人中间产生过不少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社会学家，也产，生过不少文学家。这些犹大文学家用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字来描写和记叙本民族的历史与生活，使得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在这些犹大作家中间，希莫尔·优素福·阿格农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个，由于“他的深刻而具特色的叙事艺术，能从犹太人民的生活中汲取主题”而于一九六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取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犹太作家。阿格农，原名希莫尔·优素福·查兹克斯，一八八八年七月十七日出生①在欧洲中部西加利西亚地区的布兹克斯，其父系一个犹太商人，一九○七年随全家迁居到巴勒斯坦，除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这十年间阿格农侨居德国之外，他就一直在那里生活和写作，直到一九七○年二月十七日在特拉维夫附近的雷霍沃特去世。阿格农从小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接受希伯莱文化的教育，他没有进过大学，基本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文学知识的。从他开始懂事起，就阅读了大量欧洲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然后仿效它们进行创作，当他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文静的二十岁的青年。那是在一九○八年，阿格农第一部重要的小说集《被抛弃的妻子》在耶路撒冷出版，这是他在文坛上的首次露面，作品所描写的是一个关于爱情遭到波折的带有悲剧味的抒情故事，是属于阿格农创作中第一个“巴勒斯坦故事”。它反映了早期犹大人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和在他们中间所出现的悲欢离台。作者十分珍惜他的处女作的成就，他的笔名“阿格农”就是从这篇小说的希伯莱文原名“Agounot”演变而来的。也许可以说，阿格农最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正是对那些位于西欧的犹太人小镇中长期存在的封闭式的宗教传统观念在现代化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遭到崩溃结果的描写。他的综合性的风格是在长期学习希怕莱语和其他语种作家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基础上形成的，包括了圣经的叙事体、宗教的演绎和神话式的故事。但从发表了《被抛弃的妻子》之后，阿格农就按照他特有的生活基础，连续创作了《作家的故事》（1919）、《新娘的华盖》（1922）和《一个简明的故事》（1939）等作品，这类“痛苦＋甜蜜”，混杂在一起的故事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犹太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经历，其中以奥匈帝国时期犹太游牧入漂流四乡为题材的《新娘的华盖》最获好评。他的第三部重要作品《夜间来客》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小说以一个犹太人重游欧洲老家的小镇为题村而进行创作的。这个犹太人出生的小慎从前是宗教传统的中心，但如今不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社会上都遭到了外来势力的侵①加利西亚地区在一次世界大战前曾被奥匈帝国占领，后归于波兰，现分属于波兰和苏联的乌克兰。 蚀，这位重归故里的“客人”如今倒是成了提供历史材料对古老的房子进行研究的“钥匙”，但这些古老的村落都已经消失了，过去的不能再复活了，而在这个小镇上一代新的年轻人他们正在过的显然是另一种类型的生活。作品并没有一味地留恋过去，作者把这些年轻人也写成了以自己的努力而成为新生活的开拓者，并以最大的力量来建设一个现代的以色列，最终连那位“客人”也与这些移居巴勒斯坦的年轻人打成了一片。小说着重表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的犹太人心理上的严重衰退和变化，强调了作者早年生活过的波兰犹太后裔的精神惶恐和思想贫乏的情景，然而作品最后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反映了阿格农的这一观点，犹太民族的希望应该寄托在年轻①一代的以色列人身上。《夜间来客》在一九五○年获得了“比厄立克奖金”。尔后，阿格农引人注目的作品是发表于一九四五年的小说《就在昨天之前》，评论界认为这是他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小说所触及到的是犹太人如何对待欧化的问题，它以引人入胜的情节、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和对犹太社会道德风俗的剖析，指出以色列除了在陆地上建立永久的家园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小说既不属于阿格农早期所写的那些现实主义的社会故事，也不是仅仅反映作者本人见解和他的现实经历、精神观念的自传，阿格农是从探讨犹太民族的前途这一重大前提出发主进行思考和提出问题的，当然带有明显的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如果要说这是“自传”的话，那末也是阿格农含有象征性的自传，一部思想高于形象的作品。阿格农其他的作品还包括《订婚者》（1943）、《两个故事》（1966）、《耶路撒冷故事集》（1941—1953）等，后者是一部由二十个属于超现实主义艺术范畴的短篇小说组成，所描写的都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异化的”和“衰败的”犹太人。这些作者笔下的“英雄”，他们在现代生活的侵蚀下也开始产生了对宗教虔诚的动摇，这里面既包含有作者对犹太民族古老传统的富恋，也反映了他对以色列新的生活的向往。阿格农的作品具有他所独有的、神秘的、戏剧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和内省的风格。他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题材不外乎他的出生地加利西亚和后来生活的以色列，他的许多作品所描写的对象都是那些欧化的犹太人，他们如何在西欧社会激烈变化的冲击下引起对古老的正统的民族信念的怀疑。作者企图指出这种趋势的必然性，同时又强调必须恢复犹太传统的重要性，无论是叙述以色列特拉维夫城历史的传记作品《往昔》，还是描绘二次大战中遭到纳粹德国绝灭政策迫害的犹太人的命运，都包含了这种怀旧的成分。阿格农的贡献正在于此，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作记录了一代犹太人的思想和行为。他的作品对当时和以后的犹大作家们都带来了影响，一九七六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索尔·贝娄和一九七八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艾·辛格这两位当代第一流的犹太小说家就可以说是属于继承和发扬阿格农的创作思想的杰出代表。阿格农生前曾是一名著名的犹太法学博士，被称为“多才多艺的犹太人”，他的作品在全世界犹太人中间影响甚广，在他生前就出版过十一卷本《阿格农文集》（1—6，柏林，1931—1935；7—11，耶路撤冷和特拉维夫，1939—1952），另有八卷本《文集》一丸五三至一丸六二年在以色列出版，他的《自传》出版于一九五八年，《新娘的华盖》、《夜间来客》和《就在①H·N·Bialik（1873—1934），犹太作家，此奖金为纪念他而设。专门奖给犹太作家的优秀作品。 昨天之前》等他的主要作品均有英译本流传各国。（信德） 一九六六年获奖作家之二[瑞典]奈莉·L·萨克斯NellyLeonieSachs，1891—1970与J·S·阿格农同时获得一九六六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也是一位犹太作家，她就是瑞典籍的著名女诗人兼剧作家奈莉·L·萨克斯。萨克斯原来是德国人，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日出生在柏林，父亲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工厂主兼发明家。萨克斯的早年生活十分优越，她是在柏林动物园区受到金钱和地位保护的上流社会环境中长大的。她在开始练习写诗的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姑娘，但那是作为一种在兴趣和爱好支配下而进行的尝试性的活动，正象她同时又喜欢跳舞和玩木偶戏一样；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一些带有很多浪漫主义和因袭主义痕迹的诗作之后，对新婚不久的萨克斯女士来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也还是为了娱乐。当然，创作的成绩是有的，在萨克斯逐渐地增强了对写作的兴趣之后，她的早期作品——包括新浪漫主义诗歌、木偶剧、传奇故事和短篇小说——在德国文坛上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名声，她那种富有朝气的努力也引起了评论界对她的注意。这一时期她的代表作有诗集《传说与故事》（1921），内容多为脱离现实社会的单纯描写。从一九三三年起，萨克斯注重在她的作品中表现犹太民族的传统并对研究犹大教和基督教之间共同的思想根基发生了兴趣。写于一九三五年左右的长篇历史叙事诗《佐赫》就是以中世纪神秘的犹太教传说为题材而写成的，“佐赫”（Zohar）一词系十四世纪犹大神秘教经典的名称，萨克斯通过对十六世纪之前日尔曼民族的神秘哲学的研究探讨，发现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圣经中的《旧约全书》，所谓犹太民族的神秘主义也即开始于此。法西斯势力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萨克斯来说成了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三十年代中期，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之后，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纳粹主义的泛滥使萨克斯的思想蒙上了一层阴影，生活顷刻间变得暗淡无光，财产、自由都受到了限制，于是她只能到古代犹太作家的作品中去寻找安慰。紧接着时局迅速恶化，萨克斯一家跟其他千百万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一样被关进了集中营，当时她以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来接受这种重大变故。然而，不久后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惨遭法西斯的杀害，这对萨克斯来说不啻是失去亲人的打击，她挣扎着要作反抗，那怕是一点微弱的希望，也要在绝望中谋求生存的希望。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安排之后，在一九四○年初她和她的母亲终于摆脱了法西斯魔爪的控制，从集中营逃亡到了北欧的瑞典。萨克斯母女能从死里逃生，全靠瑞典著名女作家、一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S·拉格勒芙的帮助。原来早在年轻的时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萨克斯读到了拉格勒芙写于一八九○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斯泰·贝林》的德文译本，她就产生了对这位女作家钦佩和共鸣的心情。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她成了拉格勒芙的崇拜者，等到萨克斯稍有文名之后，这两位女作家便开始了通信联系，并发展了双方之间的友谊，这一友谊至拉格勒芙通过自己的影响和瑞典官方的努力帮助萨 克斯母女离开德国集中营到瑞典定居之后发展到了顶点。接着，拉格勒芙还向瑞典皇室要求对萨克斯的避难给予支持，使她能顺利地取得瑞典国籍。在萨克斯到达瑞典两个月后，这位年近八十、德高望重的拉格勒芙就病逝了，萨克斯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哀悼这位恩师的去世。在斯德哥尔摩，萨克斯母女租了一个带家具出租的公寓房间借以栖身，她努力学习瑞典语，将德国诗歌翻译成瑞典语发表，作为谋生的手段；同时，她继续进行创作。这一次重大的劫难，对萨克斯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她以一种深沉的、有节奏的风格来专心于追述那些殉难的犹太同胞。由于纳粹主义的迫害而被迫改变命运的萨克斯，经过二次大战这些年的磨难，她已经从一个肤浅的诗人发展成为具有强烈感情的诗人，她在作品中怀念遭到不幸的同胞，这中间也包括了她的丈夫和孩子。由于这种努力的结果，萨克斯在战后被广泛地认为是控诉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罪行的第一流强有力的发言人，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的作品是“仅仅用来证明这种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恐怖，这只是一种记实住的报告”。战后萨克斯的第一部诗歌选集《在死亡居住的地方》一九四七年出版于西柏林，同时一起出版的还有她写于一九四三年的剧本《伊拉》，它们的主题成了她以后创作诗歌的来源。此后，她又出版了诗集《星光晦暗》（1949）、《无人知道去向何处》（1957）和《逃亡与演变》（1958），最后一卷创作的、在内容上带有连续性的诗集是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热情的谜》。在诗集《星光晦暗》中，有一首题为《啊，我的母亲》的抒情诗，诗人以切身的体验写出了一个战争受难者的心情——啊，我的母亲，我们，住在一个孤儿星上面——我们发出最后的叹息被推向死亡的人的叹息——灰沙常在你脚下闪开而让你孤独——⋯⋯我的手臂托住你象木头车子载着升天者——流泪的木头，由于很多的变化而破裂——啊，我的归客，秘密被遗忘掩覆——我却听到新的消息在你的增长的爱情里！萨克斯的诗作具有神秘的、梦幻的、狂热的，有时又是温柔的、朴素的各种倾向，是一种对笃信宗教的反省。她把自己的观念看成是一个“无形的世界”，她用灰尘、沙子、星座、蝴蝶等来作为隐喻，如沙子象征过去了的时间，蝴蝶则意味着超绝性的创造，她企图以发掘古老时代的戏剧来表达对犹太民族 蒙难的悼念。在大战这些年里，萨克斯所写的许多诗作中，以《喷烟口》最有著名，诗人在这首诗中把以色列比喻成一个遭难者的躯体，在它身上飘流着从纳粹死亡集中营中喷射出来的浓烟。这首诗收集在《在死亡居住的地方》一书中，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萨克斯诗集英译本就以它的诗名作为诗集的总标题。《伊拉》是萨克斯写的最著名的一部剧本，它的全名是《伊拉：一部关于以色列经历的神秘的剧本》，作者在剧中将古老的犹大民族的传说通过名叫伊拉的一位英雄贯穿起来，目的是赞颂犹太民族的光荣传统。剧本于五十年代初首次在西德广播电台播出，然后在西德中西部鲁尔工业中心多特蒙德市的剧院里演出，获得很好的效果。积几十年创作主涯，到六十年代，萨克斯已被欧洲公认为一名杰出的作家，她具有深刻的诗歌风格，丰富的象征主义戏剧和以意象主义强有力的描写反映出犹太民族从古老时代以来所蒙受苦难的经历。一九六五年，萨克斯获得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协会的“和平奖金”，第二年十二月十日，即在她七十五岁生日的一天，与S·阿格农同时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使她在文学上的荣誉到达了顶点。萨克斯获奖的理由是“她卓越的行情诗篇和剧作以感人的力量表达了以色列的命运以及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宽恕、解脱和和平的精神”。在接受奖金时，萨克斯发表了讲话，她说：“阿格农先生所描绘的是以色列的命运，而我所描写的则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同时，她还宣布：“让一切恐怖和怨恨都成为过去，我相信你们。”获奖以后，萨克斯出版了两部在国际上获得好评的英文版自选集：《喷烟口》（1967）、《探索》（1971）。当后者成书出版时，萨克斯已于一九七○年五月十二日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信德） 一九六七年获奖作家[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AngelAsturias，1899—1974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杰出的小说家兼诗人，反独裁斗争的民主战士，他的文学作品忠实地记录了拉丁美洲人民在本世纪前五十年所经历过的矛盾和斗争的痛苦历史，他以拉丁美洲上生土长的艺术风格与现代流行的欧洲文艺流派相结合的叙事技巧而赢得西班牙语系国家人民和世界各国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现代拉丁美洲最有声望的作家之一。一九六七年，“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继米斯特拉尔之后第二位获得这项荣誉的拉美作家。阿斯图里亚斯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九日出生在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城，父亲是一位在当地有声望的法官，母亲是小学教员。在他出生前的一年，即一八九八年，危地马拉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M·E·卡夫雷拉通过阴谋手段篡夺了政权，使整个国家陷入恐怖之中。阿斯图里亚斯的父母凭着一颗正直的心拒绝效忠于独裁政权而遭到迫害，全家被迫迁居到内地山区小镇，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在那偏僻的山谷中居住着印第安人玛雅部族（Maya），阿斯图里亚斯小时候常随外祖父进山，听到了许多关于印第安人的古老传说。接触到他们的风土人情，他认识到印第安人是一个善良、热情、勇敢的民族，于是萌发了用文学形式把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写下来的念头。一九一九年，阿斯图里亚斯考人危地马拉大学社会法律系，一九二三年发表了以《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为题的毕业论文，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即在首都担任律师职务。由于政府当局发现了他在大学期间曾卷人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活动，企图加害于他，于是这一年的年底阿斯图里亚斯离开了祖国去欧洲，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人类学和印第安古代文化，并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在法国侨居期间，阿斯图里亚斯深受超现实主义创始人、法国小说家兼评论家人·勃勒东（1896—1966）的影响，一度成为超现实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他在文学上的第一个成果是出版于一九三○年的短篇小说集《印第安人的传说》，这是一部唤起人们怀念已经消失了的玛雅部族理想世界的书，内中倾注了作者早年所建立起来的对印第安人的纯朴感情。他当时写的那些诗大部零星地发表在报刊上，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由作者收集汇编以《云雀的跳动》为题出版。一九三二年，阿斯图里亚斯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当时卡夫雷拉政权虽然早已垮台，但新任总统H·乌维科所执行的依然是一条反动的军人独裁路线。阿斯图里亚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积极投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他创办和主持了《无线电》杂志，作为宣传的阵地，他还写诗，出版了诗集《十四行诗》（1936），更主要的行动是创作了一部以卡夫雷拉统治年代为背景、矛头指向一切独裁寡头政权的长篇政治小说《总统先生》。早在一九二二年，阿斯图里亚斯就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起初仅计划以卡夫雷拉独裁者为模特儿，写一个名为《政治乞丐》的短篇小说。后在巴黎 流亡期间，在与同时流亡的秘鲁作家S·巴列霍、委内瑞拉作家A·乌斯拉尔的共同交往中受到启发，认识到整个拉丁美洲都存在着独裁与反独裁的斗争，于是扩充情节、强化主题，把作品的题材扩大为代表整个拉美地区、具有普遍意义的长篇小说，取名《总统先生》。经过反复修改，小说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于巴黎，阿斯图里亚斯带着它返回危地马拉，并开始在国内进步力量中间秘密传抄。但鉴于当时严重的恐怖气氛，无法公开出版，直至乌维科政权垮台之后，小说方在墨西哥问世，这已是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四六年了。《总统先生》的时代背景是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拉美某个国家。独裁总统的爪牙、外号叫“小骡人”的何塞·松连特上校一天晚上在天主教堂的门廊上被一个神经失常的便于乞丐佩莱莱掐死了，于是总统下令暗杀了佩莱莱，又对其他乞丐加以逮捕审讯、严刑拷打，企图制造假口供来加害于政敌卡纳莱斯将军和卡瓦哈尔硕士，一时全国搞得鸡飞狗跳、民怨沸腾。人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但终因敌不过独栽政权而失败，尽管如此，革命的火焰总有一天又会燃烧起来。小说以细致，深刻的笔法对独夫民贼的独裁总统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残酷成性，又诡谲奸刁，据说他连晚上睡觉时也睁着眼睛，还一手抓住电话机，一手握着皮鞭，他对内实行血腥的特务统治，对外听命于帝国主义的指挥，他喜怒无常、阴险毒辣，为了达到长期独裁统治的目的，他强奸民意、欺骗百姓，还一次次的用阴谋手段来杀害一切反对他的人⋯⋯。这真是一幅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独放者的典型画像！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愤怒地揭发独裁者骇人听闻的暴政，还对他周围的帮凶、走狗们的丑恶嘴脸进行了维妙维肖的刻划；同时又以极大的同情来揭示人民的苦难遭遇和他们的反抗呼声。小说场景丰富、人物众多，上自总统、将军、法官，下至密探、狱卒、鸨母，形形色色，形象地把当时群魔乱舞、鬼魅魍魉的现实世界重现在作品之中。《总统先生》以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深刻主题和富有想象能力的、精练维妙的写作技巧轰动了整个拉美文坛，小说开辟了在拉美地区写作以揭露寡头政治罪恶面目为题村的文学艺术作品的高潮，在艺术手法上，它又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一九四四年乌维科下台，一九四六年起阿斯国里亚斯被委任为外交部高级官员，多次出使国外，同时担任了危地马拉和平委员会主席职务。一九五四年，在美国政府一手策划下，代表民族进步力量的阿本斯政府被反革命武装政变所推翻，阿斯图里亚斯被政变当局剥夺了国籍，他愤而去国，流亡阿根廷。这一时期，阿斯图里亚斯的主要作品有描写印第安人生活的长篇小说《玉米人》（1949），作品通过印第安人与拉丁人之间在种植玉米问题上所引起的冲突，反映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矛盾，小说中还有许多根据印第安人古典名著改编而成的典故，包含了作者对这些土著民族的深切感情，诗集《贺拉斯主题十四行诗》（1951），和以揭露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强盗式的掠夺为题材的三部曲之一《旋风》（1950）、之二《绿衣主教》（1954）。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是一个披着发展拉丁美洲经济外衣的殖民地机构，它对危地马拉投资的不断增加严重地威胁了民族经济的生存。阿斯图里亚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就采用文学形式来表达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抨 击殖民主义罪恶手段的正义立场。《旋风》以叙事方式，通过历年来一个个主要事件的排列和介绍，来揭露联合果品公司的真面目；《绿衣主教》则以作者对家乡美好风光的描绘来反映人民热爱祖国和仇恨殖民主义的强烈感情。在国外流亡的十年多时间里，阿斯图里亚斯一边从事国际和平运动，一边继续创作。他除了完成三部曲之三《死者的眼睛》（1955）之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的周末》（1956）。《死者的眼睛》沿续了前两部的情节线索，着重描写了大批的危地马拉农民由于被联合果品公司夺走了土地而沦为公司奴隶的悲惨情景。《危地马拉的周末》共包括八个短篇，作品以一九五四年危地马拉的反动政变为背景，从各个方面来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武装干涉危地马拉内政、扼杀民族民主政权的罪行。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危地马拉的周末》，构思精巧、写法别致，短短的七个章节既不按故事的情节顺序排列，也不用主要线索加以贯穿，似乎象一副形状、大小各不相同的七巧板，由它们来拼合成一幅完整的“颠覆与反颠覆”的图像，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阿斯日里亚斯晚年致力于国际和平运动，一九五六年曾来我国访问，参加鲁迅逝世纪念活动。一九六六年，由于他对唤起拉丁美洲民族意识所作出的贡献被授予列宁和平奖金。同年回到危地马拉，翌年被政府当局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的后期作品有小说《珠光宝气的人》（1961）、《混血女人》（1963）、《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马拉德尤》（1969）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等，他还写过若干剧本，收集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戏剧全集》中。一九七四年六月九日，阿斯图里亚斯在访欧途中病逝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信德） 一九六八年获奖作家[日本]川端康成1899—1972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一日，川端康成出生在日本大阪一个医生的家庭里。一岁时，父亲因患肺病而去世，翌年母亲也因此病而死去，丢下年幼的川端与他的姐姐，伴随双目失明的祖父黯然度日；十五岁前后，祖父和姐姐也相继病故，川端沦为孤儿，过着孤浊而贫苦的生活。由于从小遭到连续失去亲人的打击，加上青年时代的多次失恋，因而在川端的性格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忧郁、怪僻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他一生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川端在上小学时节，就曾幻想当个画家，读中学以后又对文学发生了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他从小爱好读书，尤其是对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如《源氏物语》、《万叶集》和《枕草子》等，更为喜爱，反复阅读以至能大段的背出来。其他包括日本近代的小说家德田秋声、志贺直哉，外国作家惠特曼、左拉、泰戈尔、乔伊斯等都成了他情神上的导师。在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熏陶下，川端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尝试写作。一九一四年祖父去世时，他写下了哀惋动人的日记，题名为《十六岁的日记》，三年后他进入东京第一高等中学读书，曾在校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千代》。一九二○年，川端高中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语系，因为他醉心于文学创作，第二年便转入国文系读书。在大学时代，川端结识了当时的名作家菊池宽，参预了《新思潮》杂志的活动，并在这个杂志的第二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招魂节小景》（1924）。川端康成是以发表半自传体的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1925）步入文坛的。这是他在一九二四年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创作的。小说以一个大学预科学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与一个年方十四岁的江湖舞亥邂逅相逢时所产生的天真、纯洁的情感，写出了那种缠绵诽恻的男女之情，心理刻划细腻深入，颇有感人之处。《伊豆的舞女》成为川端的成名之作，它和随即出版的第一部创作集《感情的装饰》（1926）奠定了川端小说家的地位。川端不仅以自己的创作来表现出特殊的艺术风格，他还热衷于投入当时的文学流派论争，成为一名活跃在文坛上的后起之秀和代表人物。大学一毕业，他就在菊池宽的支持下，联合青年作家横光利一等人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打出了“新感觉派”的旗号，与当时兴起的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和行将没落的以岛畸藤村为首的自然主义派文学相抗衡，形成了文学界三足鼎立的局面。“新感觉派”所标榜的艺术主张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文坛上出现的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和立体派，他们以纯粹的个人官能感觉作为出发点，大量使用感性的、新奇的文体和词藻，企图依靠直观来表达事物的现象本质。“新感觉派”完全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资产阶级文学体系，其实质还是“艺术至上”、“情感、感觉就是一切”这些陈旧的资产阶级文学观念。一年后，“新感觉派”瓦解。一九二九年，川端又参加过“新兴艺术派”的活动，它也是以标榜“艺术高于一切”为宗旨，与无产阶级文学唱反调的资产阶级右翼文学流派，不久后亦因内部分化而夭折。 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好战分子活动猖獗，国粹主义泛起，川端与武田麟太郎、林房雄等人创办了《文学界杂志》，坚持了自己唯美主义的创作方向。中日战争爆发后，川端一度隐居镰仓，一九四三年受军方派遣，以战地记者身分随侵华日军到过我国东北、华北地区采访。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对川端来说，遭到了心灵上的很大打击，他一面哀叹“我作为一个已经死了的人，除可怜的日本传统美之外，再不想写一行字了”，同时又进入“不相信战后的世态和风俗，不相信现实的东西”的虚无主义之中。这是川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日本处于被占领状态愤慨心情的暴露。然而，这种痛苦的心情毕竟只有维持一个短暂的阶段，四十年代后期，川端振作精神重又回到创作中来，井以积极的姿态投人国内外的文学社交活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五年，他担任了长达十九年的日本笔会会长的职务，一九五八年起又兼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由于川端几十年来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一九五三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一九六一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六三年被任命力艺术院文学部长！一九五七年还获得西德政府颁发的歇德金质奖章，一九六○年获得法国政府的艺术文化勋章；一九六八年，“由于他的高超的叙事文学以非凡的锐敏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使他成为在日本第一个、在亚洲第二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作家。进入晚年以后，川端在虚无主义的艺术桎梏中无力自拔，加上政治上的怀古保守思想在现实面前所遭到的苦闷，创作能力的枯竭，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以煤气自杀。有人说，也许是因为不久前他的朋友、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的自系引起了川端的仿效，也有人认为，川端是意识到生命的终止而去迎接自己的死亡。不管怎样，他的自杀正是几十年来政治沉沦的结果，川端艺术上的信念与政治偏见之间矛盾成为这一悲剧产生的主要因素。从创作思想来说，川端所信仰的完全是反动、唯心的资产阶级文艺观，但由于他能巧妙地将西方的“意识流”与十七世纪以来日本优秀的古典散文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川端作品中独特的“美的境界”，因而受到广泛的注意，并最终成为在日本最受欢迎的、具有自我风格的小说家。川端的写作手法是变化多端的，他的那些具有人物深沉的内心世界的小说，往往使人联想到日本古典流畅的诗歌体裁。川端一生以创作中短篇为主，共有作品一百三十余篇，自《伊豆的舞女》问世以来，主要的有《雪国》、《千羽鹤》（1951）、《山之音》（1949—1954）、《古都》（1962）和《美丽和悲哀》（又译《昏睡中的舞女》（1961—1972），其中《雪国》、《古都》和《千羽鹤》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代表作，为川端创作中的最高成就。《雪国》动笔于一九三五年，在该年一月号的《文艺春秋》和《改选》杂志上分别刊登了《晚景的镜面》和《雪中早晨的镜子》两个片断，这就是中篇小说《雪国》开头的两节。但作者此后因为结昆写不好而几次丢弃，直至十二年之后的一九四七年方才将全篇完成。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它描述一个名叫岛村的为人浅薄的中年舞蹈研究家分别与叶子，驹子两个女子之间发生恋情的故事。叶子年轻美貌，在一次护送生病的行男去雪国时在火车上与流浪的岛村相遇，岛村狂热地爱上了她，但叶子不为所动。在雪国的温泉旅馆里岛村又遇行男的未婚妻，艺妓驹子，驹子与行男虽无爱情但出于同情以当艺妓赚钱来为行男医病。驹子一见岛村便倾身相爱，这种受到了行男死后进入了白热化程度。岛村一面与驹子鬼混，一面又追求叶子，但叶子仍在眷恋死了的行男。在一场大火中，叶子被烧死，小说突然结束。作者企图塑 造两个不同类型的女性，一个是狂热追求爱情，有血有肉、形象实际的驹子，另一个是精神缥缈，感情淡泊的叶子；前者如生活中的现实，后者似睡梦中的虚无，作品同时给她们以歌颂性的赞美，至于岛村则是川端谴责的对象，在他身上反映出追求感官刺激、无为而生存者的本质。《雪国》被公认为川端最重要的作品，它的产生意味着作者创作上的成熟。川端一生崇尚虚无主义，并将这种思想与悲观和颓废结合成作品中主要因素，这一倾向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如《山之音》、《千羽鹤》）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一九六八年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说，在演说的最后有这么一段话：“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这也许就是川端真实思想的写照吧。（信德） 一九六九年获奖作家[爱尔兰]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1906—一九五三年，巴黎的一家小剧院里演出了两幕剧《等待戈多》，这出戏把一切戏剧传统彻底破坏了。幕间，在休息厅里争论之激烈，不亚于一八三○年雨果《欧那尼》的演出。它连演了三百多场，震惊了巴黎的观众。这出戏的作者就是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塞缪尔·贝克特。这出戏被认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对荒诞派戏剧作为一个流派的最后确立，具有重要意义。贝克特也因此被认为荒诞派戏剧的奠基者之一。一九六九年，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中得到振奋”，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贝克特原籍爱尔兰，一九○六年四月十二日生于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学生时代游历巴黎时与侨居巴黎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还当过他的秘书。一九二七年，贝克特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获法文和意大利文学士学位。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贝克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英文讲师，并与其他人合作把乔伊斯的一些作品译成法文。一九三一年回到都柏林，在三一学院教授法文。井研究笛卡儿的哲学思想，获硕士学位。一九三二年以后，贝克特漫游欧洲，并为先锋派杂志撰稿。后来因为对爱尔兰的“神权政体”、“书籍检查”不满，就于一九三八年去法国巴黎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侵占巴黎，他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任一个抵抗小组的秘书和情使。一九四二年当盖世太保搜捕他的时候，他被迫逃到非占领区，隐居农村，当农业工人，并进行长篇小说《瓦特》（1944）的创作。一九四五年他曾去受尔兰，在爱尔兰的红十字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巴黎，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五三年，他的剧本《等待戈多》的演出，使他成了著名的作家，但他仍过着隐居的生活。贝克特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西方世界令人绝望的一幅幅画面。这使得他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一种时髦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存在主义。这种哲学认为“存在”，包括“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世界。世界总是时时处处威胁、压迫着“自我”，人所存在的周围世界充满了“敌意”、“荒诞”、“冷酷”，所以人活着毫无意义，只是痛苦和孤独、恐惧和失望。存在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主观唯心主义和极端悲观主义的。贝克特在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下，也认为存在是荒诞的，历史毫无规律，命运是不可知的，人类无能为力，他的这种观点也明显的反映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贝克特从二十年代开始创作，写过诗歌、戏剧、小说和文学评论。瑞典研究院把他的小说和戏剧是相提并论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在表现西方世界时，小说和戏剧是相辅相成的。贝克特写过很多小说，其中有不少是用法文写的，然后他再译成英文。西方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是一种反传统的小说，称为“反小说”。 贝克特的小说，曾吸取过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和普罗斯特的有关“内心独白”等艺术特点，但主要的还是从存在主义观点出发着意描写荒诞的主观感觉，表现“人类的荒诞处境中所感到的抽象的心理苦闷”。与之相适应的，在小说艺术形式上也表现出违反传统的“荒诞”性，它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明确的地点和时间，没有传统的开端、高潮和结尾，也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莫尔非》（1938），情节荒诞而古怪，写他生活的这个世界，看上去井然有序，但有不少人却不能与它融合。第二部长篇小说《瓦特》（1942—1944），也写了世界的荒诞，并且说明了人在荒诞中的生存状态：人生是“片刻的存在，不苦不乐，不醒不睡，不死不活，没有躯体，没有灵魂”。人活着是无所作为的。全书情节变换奇特，但语言却保持着明自简洁的特色。他的长篇小说引人注意的是写于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三部曲，即《英洛伊》、《马洛纳之死》和《无名的人》。《英洛伊》，写一个身分不明的英洛伊，为了一个自己也搞不清的目的，登上旅程，在城乡的林野的艰险的道路上奔波，受尽了种种折磨，最后倒在深沟里。小说的后半部写一个警察，又似乎是英洛伊的父亲，寻找英洛伊，找了几个月也无法找到，而自己却陷入了英洛伊经历过的同样的迷途。这部小说表明，人生的路是艰辛而又虚无的，它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浪游，《马洛纳之死》，写一个垂死的人马洛纳，为了忘却自己的痛苦，忘却自己即将死去，他不断地给自己讲毫无意思的故事。作者旨在表现人生内心的浪游。《无名的人》，没有写出这人是谁，没有名字，没有故事，也没有形象的刻画，只听见一个人在说话。小说表现了人生的神秘飘忽，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悲观态度。此外，他在短篇小说集《虚无的故事》（1955，英译本1967），长篇小说《情况如何》（1961，英译本1963）、《默西尔和卡米尔》（1970，英译本1974）、短篇小说集《周而复始》（1977）等作品中，都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荒诞的存在状况，同时还流露了作者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情绪。但贝克特之所以成为西方文坛的风云人物，主要是在戏剧方面的影响。《等待戈多》是他的成名之作，一九五二年发表，一九五三年第一次演出，这是贝克特第一个荒诞派剧本，也是他的代表作。这个两幕剧，主要写两个流浪汉狄狄（弗拉季米尔）和戈戈（艾斯特拉贡）在荒凉的乡间路旁等待戈多的情景。他们烦躁不安，把靴子脱下又穿上，把帽子脱下又戴上，他们互相对骂又互相拥抱，他们说话只是为了“不想”和“不听”，他们厌恶现实，狄狄暴怒地说：“我他妈的这一辈子到处在泥地里爬！⋯⋯瞧这个垃圾堆，我这辈子从来没离开过它！”他们想离开这里，但又不能走。他们想去上吊，但又不能死，因为他们还得等待戈多，只要他来了，“咱们就得救了”。他们等待，但戈多一直不来。戈多是谁？连作者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实际上戈多代表了西方世界中人们在无望中的一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又“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在这个剧本里，贝克特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丑恶和可怕，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惶恐和人们的希望又难以实现的尴尬处境，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对现实的绝望情绪。《等待戈多》之后，克特贝还写了不少“荒延派”剧作：《最后的一局》（1957）、《哑剧Ⅱ》（1957）、《最后一盘录音带》（1958）、《尸骸》 （1959）、《哑剧》（1959）、《啊，美好的日子》（1961）、《卡斯康多》（1963）和《喜剧》（1964）等。这些剧作总的来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比《等待戈多》更加荒诞。在这些剧本中，《啊，美好的日子》和《最后的一局》是有代表性的。美国“荒涎派”剧作家阿尔比甚至认为，这两个剧本比《等待戈多》更出色。《啊，美好的日子》，是一个两幕剧。第一幕里，写的是女主人公维妮身体已经半截入土，只露出胸以上的部分，但她保持着乐观，仍做些日常生活的小动作，还说：“又一个好日子”。到了第二幕，她已经只剩下头部露在地面了，但她还是很乐观，当她的丈夫维利，一个瘫痪的老头，艰难地向她爬过去，可总是爬不上埋着她的土丘，她却说：“噢，又是美好的一天”。这个剧本表现了死的不可避免，维妮和维利都处于将死的时刻。同时，也表现了人们的精神麻木，卑贱、自我欺骗，维妮把死亡降临的时刻看成是美好的日子。全剧几乎没有情节，只有维妮一些毫无意义的动作和颠三倒四的独白。《最后的一局》是一个独幕剧。剧中共有四个人物，半身不遂的哈姆坐在轮椅里，他的没有下半身的父母各自住在垃圾桶里，他的义子克洛夫则因病只能站不能坐。这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是身体健康的人，他们处在绝望的痛苦之中，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剧本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低贱状态和可悲处境，也说明了死的不可避免，他们四人的唯一出路就是“死”。全剧没有情节，主要是哈姆同克洛夫的对话。剧中动作更少，展示的舞台形象极其荒诞、肮脏、凄凉。贝克特的戏剧，被西方评论家称为“彻底反戏剧”的创作。他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戏剧章法，开辟了“过去艺术家从未勘探过的新天地”。他的剧本，没有传统的戏剧冲突，没有情节的转折突变，也没有高潮和结局。他采用一种反复重现的手法，终点又回到起点，旨在不断刺激观众的情绪，引起思考。他的戏，人物很少，动作也不多。有的只有一个人物出场；有的戏如《喜剧》，观众看到的只有三个脑袋。因此也就无所谓戏剧动作了。贝克特自己说：“只有没有情节，没有动作的艺术才算得上是纯正的艺术”。但他却注重舞台的艺术效果，使舞台上的一切都含有象征意义，让观众去体会、联想。他的舞台上出现的荒诞性，加人物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地点模糊、时间脱离常规，气氛荒凉，昏暗，肮脏等等，正是象征着人世间的混乱、苦难和虚无。贝克特之所以采用这种荒诞的艺术形式，是由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所决定的。据美国荒诞派剧作家阿尔比说，贝克特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作品“都有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他的戏剧，“就是要用来改造人们，使人们对世界了解得更深透”。这就清楚地表明，贝克特正是要使人们透彻地了解世界的荒诞性，才采用荒诞的艺术形式的。人们可以透过他的“荒诞”的舞台场面，看到西方世界的丑恶、肮脏、荒诞。这对于人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克特仅仅使人们看到世界的荒诞、悲凉、绝望，而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荒诞的实质。特别是他在作品中流露对改变现实的悲观绝望的情绪，只能腐蚀人们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意志，他在作品中对人生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决不能引导人们对现实采取革命的变革。当然，他在艺术上的大胆革新，打破戏剧表现的程式化和旧传统，突破沿袭的公式和框框，还是有值得研究和可供借鉴的地方。 （意晓） 一九七○年获奖作家[苏联]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津AлексндрИcраевч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在一九六二年苏联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新世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大》的中篇小说，作者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津的人。由于在这个作品中第一次公开地描叙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劳动集中营的生活内幕，它以一种凝聚、集结的手法，通过劳改犯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所度过的一天来概括整个集中营残酷、野蛮的看守制度和管理人员的凶狠专横，特别是写出了形形色色劳改犯人的内心世界，当时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杂志和小说的抄写本被抢购一空。据说，小说的发表是得到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的，显然，从作品锋芒所指也可以理解到赫鲁晓夫为什么会居然去过问一个文学作品的发表。《伊几·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到了一时热烈的吹捧，作者也一跃而成为苏联的大作家，苏联作家协会未经本人申请就主动吸收他为会员，可是这个索尔仁尼津原先是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他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小说呢？原来，索尔仁尼津自己就是刚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他在那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间！索尔仁尼津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父亲是一个哥萨克知识分子出身的俄国炮兵军官，但在他出世之前已经去世。索尔仁尼津靠当中学教师的母亲扶养成人，五岁时迁居罗斯托夫，中学毕业后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系，同时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接受函授教育。一九四一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索尔仁尼津刚临大学毕业，便应召入伍，先被送到炮兵学校学习，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炮兵侦察连连长的身分赴前线作战，在战斗中立过功，两次获得勋章，投大尉军衔。在前线的这些日子里，索尔仁尼津在与好友通信中经常有对斯大林的一些议论，每次他们都用固定的代号来称呼斯大林。一九四五年初，这件事被军队中的保安机关发觉，当时索尔仁尼津正随军队在德国东部境内作战，于是他被逮捕押送回莫斯科，经过几个月的审讯，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八年徒刑。一九五三年初，虽刑满释放，但仍不许他回家，又在哈萨克斯坦度过了三年流放生活。一九五六年才获得自由；军事法庭重理案件，宣布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于是，索尔仁尼津回到家中，与离婚的妻子复了婚，又被安排在俄罗斯中部的梁赞城一所中学里担任物理教师。他的写作就是从那个时候正式开始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之后，索尔仁尼津随即辞去教师职务，回到罗斯托夫，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一九六三年，出版了《素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内中包括《马特辽娜的家》、《克列契托夫卡车站上发生的一件事》等四个短篇，这是除《伊凡·杰尼素维奇的一天》之外，他在苏联国内唯一公开出版的作品。一九六四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取得了苏共领导权，索尔仁尼 津开始遭到官方的责难和压制，次年三月，《伊凡·杰尼素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在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前夕发表公开信，抗议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认为现在的苏联文学“正处于压迫的窒息中”，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作为对这封公开信的回答是：大会通过了谴责索尔仁尼津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自一九六八年之后，索尔仁尼津的作品，包括《癌病房》（1968）和《第一个包围圈》（1968）在内，都以“地下文学”的非法印刷品在苏联秘密出版。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之后，索尔仁尼津被苏联作协开除，此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让一保罗·萨特、亚瑟·密勒、海因里希·伯尔等欧美著名作家纷纷向苏联作协提出抗议；第二年十月，索尔仁尼津“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被瑞典文学院宣布为一九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这一决定恰恰是在国内对索尔仁尼津进行否定之后公布的，因而被苏联当局看成是“冷战性的政治挑衅”，由于受到阻挠，索尔仁尼津也未能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不久，他的另一部小说《一九一四年八月》（1971）在巴黎出版。一九七二年，索尔仁尼津宣布他在国外所得的版税全部作为“援助俄国政治犯的社会基金”。自从被苏联作协开除之后，特别是成为苏联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之后，索尔仁尼津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注目对象，而且成了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领袖人物。一九七三年，他向勃列日涅夫等人写信，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在该年八月的一次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指责苏联政府对他进行恐吓和反对，并针对苏联社会严格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提出批评。几天之后，他和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由于牵涉到一件高级的叛国案，在审讯另外两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时候被当局传讯去作证。素尔仁尼津宣布他的生命已经受到威胁，为了考虑到一旦他遇到死亡或者失踪，他已经对他的作品在西方的版权问题的安排作出了决定，一九七三年九月，经过两次修订的《第一个包围圈》通过“地下文学”再次秘密印刷出版。此时，索尔仁尼津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的手稿被苏联“克格勃”查获，但它的副本已偷运国外，作品的第一部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巴黎出版。“古拉格”系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译音，意谓集中营在苏联遍及全国，象群岛那样多。全书长这一千八百余页，共分七部，作者除写出他的个人经历之外，还大量引证了别人的回忆、书信和谈话，还摘录了苏联官方的资料和西方国家的评论。小说从列宁时代开始，一直骂到勃列日涅夫为止，把早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现在苏联当局的统治全部斥之为“罪恶”，它在表面上是描写苏联劳动集中营中的残酷生活，实际上所说的“古拉格”就是指整个俄国。《古拉格群岛》在国外出版之后，索尔仁尼津再次受到苏联报刊舆论的谴责和攻击，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索尔仁尼津遭到拘捕，并以叛国罪而受到指控，第二天，他即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并被取消公民权。在瑞士政府帮助下，索尔仁尼津来到这个国家，同年十二月他去瑞典领取诺贝尔奖金；一九七五年，据说由于安全上的原因，索尔仁尼津迂居美国定居，此前，美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索尔仁尼津离国不久，就与流亡西方的苏联作家马克西莫夫、高济姆许托克等人在西柏林创办了《大陆》文学季刊，作为发表苏联流亡作家作品的阵地，创刊号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十月，索尔仁尼津并亲自写了《发刊词》。 索尔仁尼津到西方后，除完成《古拉格群岛》全书之外，还写了《一九一六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它们与《一九一四年八月》组成了“三部曲”，是作者自称“一生中追求完成的主要创作业绩”。在这部长篇作品中，索尔仁尼津全盘否定了苏联共产党（联共布）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伟大功绩，并对列宁进行了攻击。此外，他还写了一部关于苏联国内文学生活的特写集《牛犊顶橡树》。离国之后，索尔仁尼津更加仇视社会主义，在攻击苏联的同时也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在精神上标榜复兴宗教，宣扬保守的道德观念，在创作上受到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作家的明显影响。索尔仁尼津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是从反对斯大林起家的，尔后随着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他对苏联政治观点的不断对立，使他最后成为反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信德） 一九七一年获奖作家[智利]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1904—1973⋯⋯呵，欢乐我曾经是个沉静的青年，认为你的头发是可羞的。当你的瀑布在我的胸膛里奔腾起来，我才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今天，呵，在街道上，找到的欢乐，远远离开一切书本，陪伴着我吧，让我和你一起从一家到一家，从一村到一村，让我和你一起从旗帜到旗帜。⋯⋯这诗句多么象美国著名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欢乐之歌》！是的，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情感，巴勃罗·聂鲁达，这位在本世纪西班牙语系中最富有创造力和最多产的诗人，他把追求惠特曼豪放、自由、热情、乐观的诗歌风格当作平生的一个主要目标，在这首写于五十年代的《欢乐颂》里，诗人倾注了对世界、对人间、对所有一切正义的人们的深情厚意。正如他在诗的尾声中所写的：谁都不会惊奇，假如我把大地的馈赠还给人们，因为在战斗中，我懂得了：传播欢乐乃是我在人间的责任。我用我的歌完成我的命运。诗人之所以能在创作中充满着正义和战斗的精神，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聂鲁达，原名内夫塔里·利加尔多·雷耶斯（NefteliRicardoReyes），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在智利中部一个名叫帕莱尔的小镇上，他的父亲乔斯·凯尔曼·雷耶斯是个铁路工人，家境贫寒，加上他的母亲由于产后感 染，在聂鲁达满月之前就去世了，因而这位未来诗人的幼年生活可以想见是十分不幸的。在聂鲁达两岁时，他随父亲迁居到智利中南部考廷省省会特木科城，接着他的父亲再婚，为聂鲁达带来了一位善良的继母，这使幼小的孩子重新获得了母爱的温暖，“在我祖国的国度里，”诗人在后来曾经感慨地写道，“我诞生在生活，陆地，诗歌和甘霖之中。”一九一○年，聂鲁达进入特木科的一个小学读书，至一九二○年中学毕业，他从十岁开始写诗，到那时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有名气的少年诗人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一笔名就是在这一年开始用的，此后，诗人就一直沿用这个笔名发表诗作，并从一九四六年起成为他在法律上承认的正式名字。一九二一年夏天，聂鲁达进入首都圣地亚哥师范学院求学，同年十月，他参加了智利大学生联盟诗歌比赛，获得第一名，一九二四年他又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诗集《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震动智利诗坛，成为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我无法理解这本包含着痛苦的诗集居然为许多人民打开了通向幸福的道路，这的确是一种奇迹。”从聂鲁达自己的这句评论中可以使人更明确地感觉到这部为他赢得了极大声誉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啊。年届二十岁的聂鲁达，放弃了去法同当研究生的机会，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诗歌创作，此后他又连续写了《巨人的希望》、《钟声》、《热情的辛肖脱》等诗作。从一九二七年起，聂鲁达受政府派遣先后到亚洲的仰光、科伦坡、爪哇等地工作了五年，在那里他娶了一位缅甸姑娘作他的第一位妻子。在这期间他的生活动荡、寂寞，所写的诗大都是哀情凄婉之作，比较成功的是他在游历了亚洲南部之后所写的长诗《居住在大地上》。一九三三年，聂鲁达被委任为智利政府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里斯的领事，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正在布宜诺斯艾里斯访问的西班牙诗人斐特罗科·加尔西亚·洛尔加，他们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情，一直维持到洛尔加遭到西班牙右派军队杀害为止。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聂鲁达又被调派到西班牙巴塞罗那领事馆，接着又调往马德里。在西班牙，聂鲁这一共住了五年，对他的创作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五年。他虽然离开了本国的文坛，但成了欧洲作家们欢迎的人物，他的诗被翻译成各国文字，成为当时传颂一时的名作，西班牙的诗人们甚至专门写了一首《向巴勃罗·聂鲁达致敬》的诗来表示对他的敬意。然而这种正常的文化交流在一九三六年被西班牙突然爆发的内战所打断了，不久洛尔加又遭到右派军队枪杀，聂鲁达目睹反动派的暴行，义愤填膺，他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写下了长诗《西班牙在心中》，并立即在西班牙共和政府控制区里出版发行。在这首诗中，聂鲁达强烈谴责佛朗哥法西斯右派的暴行，宣布拥护共产主义，坚决支持西班牙共和政权，同罗曼·罗兰、海明成这些杰出的作家一样，西班牙的内战成了聂鲁达认清国际形势，坚决地靠向无产阶级一边的转折点。从这一点上来说，西班牙的五年生活不啻是他创作上的关键，也是他整个思想、精神转变的关键。由于聂鲁达左倾的立场遭到了智利政府的猜忌，一九三八年下令调他回国，接着又派他去墨西哥任职，不久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这使聂鲁达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具有强烈色彩的阶段。身在美洲的诗人，时刻关心着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动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激发了他兴奋的情绪，他在这几年里写了大量的作品用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未来、正义的胜利和法西斯势力的必定灭亡的信心。 世界在不断地交化着，我的诗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只要在我们的血管中还存在着一滴血，那么它就象征着爱的永久存在。这段富有感情的诗句，固然包含了某些抽象的人道主义信念，但也使人们从中窥视到在诗人的内心所燃烧着的炽热的火焰，它是力量、真理、正义、人道的源泉，也是统率聂鲁达一生创作的精神核心。一九四三年，聂鲁达回到祖国，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一九四五年，他当选为智利国会的参议员，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活动上，为改善国家的面貌而作出努力。一九四八年，智利右派势力掌权，二月，聂鲁达被迫流亡国外，于四月抵达巴黎，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年，他首次访问了苏联，然后，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并重访了墨西哥。一九五三年，智利政权发生更迭之后，他才回国，以创作来度过他的大部分时光。一九七○年，以阿连德为首的人民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聂鲁达被任命为驻法大使，这是他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最后一次履行国家委托的外交任务。两年后，聂鲁达因病回国，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圣地亚哥去世。纵观聂鲁达的一生，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创作总是与世界的政治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来作为创作的动力，因而具有感情和力量。聂鲁达在创作技巧上曾经承受和仿效过多种流派色彩，他既受到过西班牙民歌的传统影响，也受到过波特莱尔等法国十九世纪象征主义诗派的感染，但惠特曼的创作境界和艺术手段无疑对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他的前期创作中，仍然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很深的痕迹，但从西班牙内战时期之后，现实唤醒了他，使他抛弃了过去的一切空泛的艺术形式，把诗歌直接作为投入政治和革命斗争的武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期间所创作的抒情诗《西班牙在我心中》、长诗《伐木者醒来吧》、诗集《葡萄园和风》等作品标志着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一九七一年，在聂鲁达担任驻法大使任上，“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西班牙语系中最杰出的诗人，尽管在他的后期并未能写出十分引人注目的作品来，也尽管在对待他晚年的政治观点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以他的一生成就来衡量，是当之无愧的。“我一直想写一群巨大的组诗，当然它们是永远没有写完的时候的，因为它的结束并不由于词汇的运用而最终决定于我的生命。”也许这句自我评论可以作为聂鲁达一生创作的归绪。（信德） 一九七二年获奖作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1917—一九七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西德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以表彰他在创作中“凭借他对时代的宽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消息传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仿佛获奖的并不是伯尔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是的，自从纳粹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被彻底摧毁之后，几乎连同历史悠久的、以产生象歌德、席勒和海涅这样一些伟大作家为骄傲的德国文学也一起被埋葬了，现在，以伯尔为代表的优秀的德国新一代的作家又在战败后化为废墟的德意志土地上重新振作起来，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终于第一次为国家和民族赢得这一世界性的荣誉，怎能不使德国人民为之高兴呢？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也使伯尔—跃成为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著名作家，然而当他回顾自身五、六十年的生活经历时，不得不感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何等深重，不得不想到德意志祖国和日耳曼民族在两次重建家园、振兴国家的努力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因为伯尔就是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两次人类空前浩劫的大战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他自己差点儿也被埋葬在战火之中⋯⋯。伯尔的祖上原是英国的造船工人，十六世纪前后迁居欧洲大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是以雕刻宗教用品为主要职业的细木匠。伯尔诞生在兵荒马乱的一次大战期间，又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因此，童年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度过的。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伯尔在《关于我自己》一文中曾经有过生动深刻的记载：“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出生在科隆”，他写道，“正当我的父亲当民军守桥的时候，在世界大战中饥馑最严重的年头，他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在此之前，他的两个孩子已经夭折，我出生在正当父亲①诅咒战争，诅咒笨蛋皇帝的时候。”这是一个稍有资财的手艺人家庭，但在战争的破坏下，通货膨胀，经济萧条，使这一家人长期在艰难中挣扎，伯尔记下了在“父亲的工场”中，那些“木头的味儿，胶水，紫虫胶和媒染剂的味儿”，伯尔也记下了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母亲的叹息”以及幼小的伯尔所见到的街坊邻居们“在那里生活、唱歌、骂人、把洗涤的衣服晾在横杠上”的情景，作为当时物价惊人的标志，泊尔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一年他用了一万亿马克的钞票去买一根棒糖的事实！一九三七年，伯尔在科隆国立文科中学毕业后，便到波恩一家书店里去当学徒，二十二岁那年又回到了科隆，考入科隆大学德国语言文学系学习。这一年九月，二次大战爆发，伯尔被征入法西斯军队服役，先后在法国、苏联、罗马尼亚等地打过仗，一九四五年初被盟军俘虏，第二年获释回到了故乡。①指德皇威廉二世（1869—1945）。德国在一次大战中伐败后，威廉二世被迫于1918年11月宣布退位，然后流亡荷兰，并客死于该地。注， 这场战争再次破坏了欧洲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生活，也破坏了德国人民的生活，数以几千万计的生命在炮火中丧失，德国在战争中化为废墟，灰心、失望、痛苦、彷徨、饥饿和疾病在严重地威胁着德国人，人们只有挣扎、只有苦难。伯尔和他的同胞们经历着同样的命运，他依靠自己的双手来ﳺ口，他曾在哥哥的铺子里做过木匠，也到科隆市政府里当过小办事员，与周围的小职员、手艺人、摊贩、寡妇⋯⋯生活在一起。这几年艰难的岁月和战争期间的经历，特别是那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给怕尔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也许正是这一切才促使伯尔产生了提起笔来的勇气。早在中学期间，伯尔就曾经尝试过写小说，战后回到家里，便正式开始了文学生涯，他的第一部成熟的作品是出版于一九四九年的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小说通过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的士兵在二次大战中的遭遇，特别是他在这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的恶战中的思想活动过程，表达了作者对战争愤怒谴责的立场。作品所描写的都是在前线的士兵们残酷无情的经历，他们常常在一种绝望的心情驱使下去进行冲锋，直到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死亡为止。战后的德国文学是在废墟中开始重新建立起来的，伯尔的《列车正点到达》正是这一种文学的代表。作为新一代的作家，伯尔希望通过小说使人们从恐怖的战争中去认识过去，去清算历史，在痛苦的回忆中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之为“废墟文学”，对这一称呼，伯尔是深表同意的，他在《“废墟文学”自白》一文中，明确地阐述了“废墟文学”的含义和它的创作意图──一九四五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作家的早期作品，有人称之为“废墟文学”，试图一言以概括之。我们对这个名称不持异议，因为它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们所描写的人们都生活在废墟之中，他们刚经历了战争，男人和妇女都在同样的程度上蒙受了创伤，儿童也是如此。⋯⋯作为作者，我们感到自己同他们如此息息相通，因而彼此间神似貌合，犹如一人。⋯⋯因此，我们写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废墟，于是出现了与这种年轻文学如影随形的三个口号：战争文学、回乡文学、废墟文学。进入五十年代之后，伯尔的创作视野不断开阔，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先后有：长篇小说《亚当，你到哪儿去？》（1951）、《一声没吭》（1953）、《无主之家》（1954）、《我们早年的面包》（1955）、《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1950）等，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战后德国经济恢复时期中普通市民的生活为题村的，作者通过各种人物的遭遇来揭示当代德国人的命运。他笔下所描写的有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小职员弗雷德·包格纳（《一声没吭》）、为谋生计而卖身的寡妇布利拉赫太太（《无主之家》）、在战争中由于烧伤致残而满怀痛苦的青年姑娘安娜（短篇小说《苍白的安娜》（1953）等，他们都是小人物，他们都在为活下去而忍受着、奋斗着。《九点半钟的台球》是当时引起人们广泛注目的作品，它以建筑师费麦尔一家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这一天的经历，通过 大量的内心独自和倒叙手法，揭露了五十年来德国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作者的矛头指向这一反动的传统，同时也呼吁人们要对它的死灰复燃保持高度警惕。小说由于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被普遍认为是伯尔最有造诣的作品。此后，伯尔的重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小丑》（1963），主人公是一个马戏团的丑角演员，由于宗教的阻碍而得不到美好的爱情，长期酗酒，最后，堕落成为沿街乞讨的街头艺人。同《一声没吭》、《九点半钟的台球》一样，伯尔在这部作品中对天主教会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因为它是大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帮佣。长篇小说《和一个妇人的合影》（1971），它以一个名叫莉娜·帕菲夫的女人的许多次婚姻为线索，来介绍从二次大战以来直到当前为止的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是伯尔最后的重要作品之一。另外，他还发表过长篇小说《结束使命》（1960）以及一批短篇小说。1972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伯尔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作品通过一个聪颖、正直而且清白的青年妇女在短短的四天之内突然成为杀人犯的故事，揭示了法律部门捕风捉影的“逻辑推理”新闻部门的弄虚作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是使那些孤立无援的小人物走上极端道路的让会根源。小说运用了回忆、象征和怪诞联想的手法，语言活泼、感情强烈，作品发表后轰动西方立坛。伯尔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充分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和和平主义政治家的形象本色。（信德） 一九七三年获奖作家[澳大利亚]帕特利克·怀特PatrickWhite，1912—一九七三年十月，当瑞典文学院宣布澳大利亚小说家兼剧作家帕特利克·怀特为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时，在南太平洋这块世界上最小的大陆上引起了一阵欢呼和激动，因为怀特是第一个获得这一世界性荣誉的澳大利亚作家，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奖的大洋洲作家。怀特的祖先是英国人，父母是早年从大不列颠王国来到澳大利亚开拓新大陆的英国移民的后代。有趣的是，这个拥有完全英国血统的未来作家，恰恰就是诞生在他祖先们古老的土地上。一九一二年初，老怀特夫妇从澳洲赴英国休假探亲，这一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随着娘胎来到英国的怀特，在伦敦一家医院里出世。半年后，襁袍中的帕特刊克又跟着父母返回了澳大利亚东南部著名的大城市悉尼城，他就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读完小学。按照那些英裔澳大利亚人的传统习惯，怀特在十三岁时被送往英国去接受中等教育，他进入乔敦赫姆学校学习，四年后即在一九二九年毕业，回到了澳大利亚。这时候，怀特已经十七岁了，他决心要自力更生，去学一点劳动的本领，他选择了一项在澳大利亚最常见也是最低贱的职业——牧羊。他在家乡悉尼城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寒冷的草原上，拜当地一名年轻的牧羊人为师，过了两年手执羊鞭、夜宿营帐的游牧生活。但他的父母毕竟不会同意自己的儿子就这么干一辈子，一九三二年，怀特被叫回悉尼家中，并被立即再度送上去伦敦的邮船。这年9月，他考入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攻读现代英语，一九三五年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二十三岁的大学毕业生怀特，已经完成了人生接受教育的第一阶段，现在该开始真正的自立了。早在大学读书时，怀特就开始练习写诗，一个学习现代语言的大学生喜欢写诗这是符合常情的事，但他老是写不好，直到大学毕业时，才好不容易凑成一本诗集自费出版，题名为《农夫及其他》。怀特自感不是写诗的料子，此后他就再也不写诗了，他决心向另外的文学形式——小说和剧本——进军。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五年时间是怀特在人生道路上进行自我奋斗的五年。他先在伦敦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了美国游历，还到过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世界性的旅行使他开阔了眼界，同时也学到了作为一个作家所应该具备的观察世界、分析人类的能力。他也广泛接触了各种文学书锗，特别是乔伊斯和劳伦斯这两位有名小说家的作品。可以说怀特后来之所以能在文坛上出人头地、成为独树一帜的小说家，这五年生活是至关紧要的。自踏上社会之后，怀特就一边揣摩社会一边写作小说。开始不顺利，作品无处发表，直到一九三九年，在朋友的大力帮助下，他的小说处女作《快乐的山谷》终于得到了出版。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澳大利亚医生在内地小镇上顽固、沉闷、空虚的环境压迫下所遭受到的恋爱悲剧，这是怀特依据在当牧羊工时听来的故事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虽则在艺术上还粗糙幼稚，但气氛的描叙、环境的渲染，尤其是关于澳大利亚内陆地带风土人情的出色叙述，曾引起过英国文学界的注意。《快乐的山谷》明显地受到乔伊斯的影响，但也已开始显露出怀特自己独特的创作 风格。一九四○年，在二次大战隆隆的炮火声中，怀特抱着对法西斯仇恨的心理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情报局工作，战争期间，他受指派曾去过中东、希腊和非洲执行任务。战后，怀特于一九四八年复员回到澳大利亚，他在悉尼近郊购买了一座中等规模的农场，在那儿定居。在战争中，怀特无法从事创作，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以伦敦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生者与死者》还是在战前已经写好的稿子。作为一名作家，等怀特真正有条件安下心来进行创作，那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后的事了。在悉尼郊外的农场里，怀特常常独自漫步在辽阔的田野里，或是骑马飞奔在一望无边的澳大利亚东南部草原上，他的创作构思大抵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他是英国血统的人，受的也是纯粹的英国式教育，但他对澳大利亚却有一股无法表达的感情，一旦回到那里，灵感就象清彻的泉水从山岩中不断地流出来。他不断地写，勤奋地写，他要把为开发这块古老大陆而为之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思想、爱情、欢乐和痛苦都写出来。怀特此后的创作是十分丰富的，以长篇小说而论，《姨妈的故事》（1948）、《人树》（1955）、《沃斯》（1957）、《坐在四轮马车上的人》（1966）、《可靠的曼陀罗》（1966）、《活体解剖者》（1970）都是这二十几年里有影响的作品，特别是以生活中的乐观情绪为基调、以朴素的澳大利亚拓荒者生活为素材而写成的《人树》一书的出版，使怀特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和赞扬，遂成为一名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小说家。在六十年代，怀特还写了四个剧本：《火腿葬礼》（1961）、《沙萨帕里拉的季节》（1962）、《快活的灵魂》（1963）和《秃山之夜》（1964），一九六五年它们以《四个剧本》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这之前的广泛演出中，已经使怀特同时成为一个有声望的剧作家。此外，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被烧伤了的人》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九七三年，怀特发表了为他赢得更大荣誉的长篇小说《风暴眼》。这部小说公认为怀特最杰出的代表作，它通过一个腐朽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崩溃来表现在这个社会中人的精神的堕落和绝望情绪，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小说的主人公是富有的牧场主亨特先生的遗孀、一个年过八十的瞎婆子，亨特夫人为人冷酷、专制，到了这般年龄还死要打扮，她专门雇了一名医生、三名护士、两名佣人为她化装、梳洗、护理，她的巨大财富由早年的情人、律师威勃德管理，她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还惯于发号施令，要别人对她绝对崇拜和服从。可是。这个垂老的女人，尽管有过年轻时代风流史，现在却只能在昏睡的记忆中去寻找她的爱了。她有一个在英国演戏的儿子巴兹尔和一个在法国当贵族夫人的女儿多萝茜，可是他们都不爱她。即使在亨特先生临死前，这两个子女也以种种借口不回国来探望一下，现在怎么可能叫他们回来照顾年老的母亲呢？只有当他们得知亨特夫人快死了，为了争夺遗产才急匆匆地赶来。谁知老太婆一时死不了，姐弟俩从对立到统一，就合谋将母亲赶到乡下的养老院去，好让她早点死。此计未成，他们就以护理为名，在家中分别与女护士和律师鬼混，当亨特太太的死讯突然地传来的时候，这一对男女竟在他们父母的床上进行着乱伦的勾当。巴尔兹与多萝酋分到了遗产，就连母亲的葬礼都不愿去参加，生前最讲究排场的亨特夫人死后却如此寂寞凄凉。只有几个护士和女工跟在灵柩之后走向墓地，老太婆若灵魂有知是必定要大发雷霆的。作品中除了几个劳动工人之外，几乎都是令人厌恶的角色，冷酷、自私、堕落、贪婪成了他们固有的共性，这正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具 体表现。所谓“风暴眼”是指在风暴中心，一小块平静的地方，亨特夫人往昔曾经历过许多爱情和痛苦的风暴，可如今到哪里去寻找平静呢？只有在墓地里，那里寸是她走向最后平静的归宿。一九七三年，即在《风暴眼》发表的同一年，怀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用以表彰他的“史诗般的气魄和心理上深刻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的功绩，同时称赞怀特具有引用语言使之达到可以产生细微差别的充分能力。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使怀特的声誉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之前作为一个出色的澳大利亚作家，他已经得到过文学上的多种荣誉，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文学与社会金质奖章”（1956）、“迈尔斯·富兰克林奖金”（1962）和“国家基督协会奖金”（1963）。一九七三年以后，怀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树叶裙》（1976）和短篇小说集《白鹦鹉》（1974），在艺术和主题上又作了新的尝试。怀特以毕生的激情，通过对社会有深度的观察，写出了这个新开发的同时又是古老大陆的社会文明，对澳大利亚以至整个英语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笔下的作品犹如彩色的梦，有时深沉、有时活泼，有时晦涩、有时开朗，他大胆地改革了澳大利亚文学的传统方式，把神秘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融会贯通在他自己的风格之中。他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大都是脱离社会的孤独者，他们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性格怪僻，或为社会所抛弃，成为受到损害的“被烧伤的人”。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剖析和描写，来探索人生的意义、探索解脱这种痛苦的方法，以便准确地获得一种与自然世界结合的自我意识，这大概就是怀特创作的真实意图，实际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包含了一种对现实社会讽喻和嘲弄的因素。自获得诺贝尔奖金以来，怀特对时政的批评更为大胆、坦率；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成为澳大利亚无可争辩的领袖人物，他将这笔奖金作为基金，建立怀特文学奖金来鼓励澳大利亚的青年作家们在创作上取得更多的成就。（信德） 一九七四年获奖作家之一[瑞典]埃温德·约翰逊EyvindJohnson，1900—1976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有不少著名的进步作家出身于劳动阶级家庭，而且主要是依靠自学成才的，苏联的高尔基是理所当然的杰出代表，美国的德莱塞、日本的小林多喜二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北欧也有这样一位，他就是当代瑞典著名的小说家，一九七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埃温德·约翰逊。约翰逊于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在瑞典北端的博登，父亲是一个铁路建筑工人，家境贫寒，从小就不得不寄养在亲戚家里，在饥饿和冷眼中度过童年。十四岁那一年，约翰逊小学毕业，父亲已无力供养他继续上学，在一个木材商人的帮助下，他只身离开家乡到更为寒冷的北极圈里去做工。拉车、搬煤、伐木，少年的约翰逊就已经开始尝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滋味，这对他以后创作进步倾向的确立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经过五年做苦工和流浪的经历，约翰逊在十九岁时来到了首都斯德哥尔摩。当时的约翰逊正满腹怀着盲目企求的心情，年青、活跃、善于幻想，虽说多年来一直吃苦，但都市繁华的生活也自然在他心中燃起了一股希望的火焰。不仅是自己的国家，他的目光还拚命在欧洲广阔的大陆上、在远比瑞典发达的法、德这些中欧国家中打转。在这种冒险精神的鼓动下，约翰逊不久就来到了柏林，接着又去巴黎，在这两个地方他一共呆了两年；回国之后经过短期的耽搁，一九二三年他又再次来到巴黎，这一住就是五年，加上前一次的游历、迁动，几乎有将近十年时间约翰逊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当然，他不是一个资产者，更不可能象那些达官贵人们一样纯粹以轻闲的心情去巴黎寻欢作乐，他是到那里去奋斗、去寻找出路的，这个出路既包括生活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所幸的是约翰逊的希望没有落空，他找到了，这就是文学。在国外的这些日子里，约翰逊接触了各种流行的文学艺术流派，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他仿佛象一只井底之蛙，一旦跳出来在广阔的地干线上见到了无数美好的事物：阳光、森林、草原、田野⋯⋯。读书不多的约翰逊依靠顽强的自学精神不仅学会了法语、德悟、英语，而且对这些国家中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研读和推敲，其中有三位小说家对他带来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他们是：法国的M·普鲁斯特（1871—1922）、A·纪德（1869—1951）和英国的J·乔伊斯（1882—1941）。从这些小说家身上，约翰逊汲取了文学创作的勇气和技巧，他试图以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模仿普鲁斯特等人的风格，采用新的现代散文形式来进行创作。约翰逊的早期作品包括《铁马斯和裘斯迪》（1925）、《黑暗中的城市》（1927）、《光明中的城市》（1928）、《回忆》（1928）、《对一颗陨星的评论》（1929）和《向哈姆莱特告别》（1930）等。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都是长篇小说；其二都是以现代瑞典社会的生活场景作为题材，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多少带有点悲观主义的色彩来描写中产阶级的命运和劳动 阶级的遭遇。当然，年中不乏针对时弊的尖说讽刺，也包含了对小人物们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黑暗中的城市》里，约翰逊描写了一群生活在瑞典北部某个小城镇里的小学教员，他们整天庸庸碌碌，为几分钱和一丁点儿小事而奔忙、争吵，作者既对他们为生活而挣扎的遭遇表示同情，但也对他们的目光短浅、生活平庸包含了责备和痛惜。总之，约翰逊在他早期的长篇小说中，提出了许多敏感的时代问题，抨击了时代，表达了对社会制度不平等的愤怒，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尤其是对千千万万在下层社会生活的劳动者，作者以切身的体验用无限深情的感情去描写他那些阶级兄弟，因此获得了“瑞典的无产者”的称号。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年届中年的约翰逊回到了瑞典，此时，他的创作倾向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了，自然主义、理性主义，还有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的成分在他作品中较多地出现了，这也许是作者受到时代潮流冲击的结果吧；然而他的基本倾向还是没有变，在创作主题、人物典型这些主要问题上，约翰逊依然紧紧地把握住现实主义原则，来写出具有时代性的作品，这一点在他写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代表作《乌洛夫的故事》四部曲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部带有很大程度自传性质的长篇系列小说被公认为作者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它以出色的长篇内心独自和清新的抒情风格而闻名。小说共分四部：《1914》（1934）、《这里就是你的生活》（1935）、《不堪回首》（1936）和《最后的青春》（1937），主人公乌洛夫是一个贫苦出身的劳动者，在瑞典社会中经过多年的磨难和奋斗之后终于成了知名的作家，显然，作者把自己年轻时代的经历进行了提炼和加工，使之成为“小说化”。《大英百科全书》（1978年版）在介绍约翰逊时强调指出：“四部曲《乌洛夫的故事》是以作者自身在北极圈里当代木工人的经历为素材而写成的，约翰逊从中企图探求出他在社会上受到挫折的原因。”或许这正是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所在。《乌洛夫的故事》在艺术上采用了独特的描叙方式，整个四部曲都用长篇小说插进独立故事的方式写成，例如第二部《这里就是你的生活》中有一个独立的《约翰娜的故事》，作者以富有北欧特色的民间口头文学——长篇叙事体为形式，通过一个纯朴的农村姑娘遭到资本主义腐败势力的蹂躏和广大农民在资本家的压制下沦于贫困破产的故事的描写，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瑞典社会的面目，曾引起瑞典文坛的轰动和争议，同时也遭到了保守力量的攻击。三十年代末期，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加剧活动，也影响到了地处北欧的瑞典。素怀正义感的约翰逊立即投入这场战斗，以创作来揭露和谴责这伙反动分子的面目，以小说的形式来强烈抗议极权主义的恐怖行为，同时他也抨击了中立主义政策。《夜间训练》（1938）和《士兵归来》（1940）就是属于这方面的作品。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严格中立的瑞典固然免受纳粹铁蹄践踏的痛苦，在战火纷飞的欧洲大陆对作家依然烙下了深刻的伤痕。在这人类空前浩劫之中，约翰逊写下了又一部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克里隆》三部曲（《克里隆的同伴》，1941；《克里隆的旅行》，1942；《克里隆自己》，1943），这是一部以战争年代所发生的事端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寓言式的遭遇，反映作者对于人类生活中理想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向往，从而表达出强烈的反战观念。约翰逊创作精力极为旺盛，大战以后，他虽已闻名欧洲，并成了瑞典皇 家科学院院十，但仍终年执笔不停，直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为止。他的后期作品仍涉及到社会、道德和政治等方面问题，也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它们主要有：《重返伊色佳》（1946）、《玫瑰花与火之梦》（1949）、《殿下的时代》（1960）、《生命的永恒》（1964）和《托温特·赛伦斯的起步》（1974）等。此外，约翰逊也是一名卓越的短篇小说家，一九四四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七个生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约翰逊在逝世前两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那高瞻远瞩和为自由服务的叙事艺术”。（信德） 一九七四年获奖作家之二[瑞典]哈里·埃德蒙·马丁逊HarryEdmundMartinson1904—1978与埃温德·约翰逊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是他的同胞、小说家兼诗人哈里·埃德蒙·马丁逊。当瑞典文学院这些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老先生们，坐在古色古香的会议厅里，每年一度讨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人选的时候，也往往会一改平日温文尔雅的模样，开展一番激烈的争论，倘若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那末就来个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两个候选人同时获奖，奖金各拿一半。不过，从一九一○年建奖以来，这样的现象并不多，在一九七四年之前也仅只出现过一九一七年和一九六六年两次。说来也巧，从许多情况来看，马丁逊与约翰逊这两个同年获奖者都十分相象。论大的方面，两人都出身于劳苦的工人阶级家庭，都有过艰难的童年，都是经过刻苦自学之后成为作家的，都是以自传性的小说而成名的，等等；论小的方面，连童年时代在亲戚家中寄养长大的经历都一样。作为具有鲜明进步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马丁逊以自己成功的创作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能够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将社会的现象、矛盾，人类的思想、心灵写入到作品中去，使之成为感染人们精神的力量，这就是他一生的功绩。正如在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证书上所写的，马丁逊之所以获奖“是由于他的作品通过一滴露珠反映整个世界”，因而他与约翰逊一起被称为瑞典当代文学中无产者作家的“双璧”。马丁逊于一九○四年五月六日（一说六日为得）出生在瑞典的贾姆肖勃莱肯，六时父亲病故，接着母亲又丢弃他另行嫁人，马丁逊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后来靠亲戚胁收留扶养，在惨淡中长大成人。一九二○年，马丁逊十六岁，他即离开家乡到一艘商船当了一名小听差，以后又改任司炉工。在此后的七年里，他干过各种苦力，以流浪汉的身分在欧洲各国和印度、南美等地进行了长时期的飘泊游历。马丁逊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比约翰逊童年的遭遇还要更悲惨些，但他却有机会迸了另一个更大的学校，那就是社会。长期的流浪，苦难的经历，强烈地影响了马丁逊，他依靠自学来学习写作，决心将社会的不平和人类的痛苦用自己的笔把它表现出来。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诗集《鬼船》，出版于一九二九年，这部处女作明显地受到了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诗《七个海》的影响，以他在商船上的生活体验为依据而写成的。接着他又与另外几位青年作家合写了一部瑞典文学史《五个年轻人》，开始在文坛上出名。这一年马丁逊二十五岁，他与后来也成为瑞典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哈尔戈·玛丽皿·马丁逊结了婚，但在一九四○年他们又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而离了婚。接着，马丁逊又写了第二部诗集《流浪者》（1931），从诗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它的内容和创作素材的来源了。美国麦克米伦公司最新出版的《考勒斯百科全书》在介绍马丁逊时，强调了他在诗歌创作中的贡献，认为由于他在诗歌语言中往往使用了意想不到的词汇、联想和比喻，而成为一名公认的复兴瑞典当代诗歌艺术的杰出诗人。马丁逊的诗作固然甚有成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他的小说占有着更重要 的地位。他的早期小说主要有《无目的的旅行》（1932）和《别了，海角》（1933）两部以作者自身的流浪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马了逊在这些作品里向人们讲述了在大海上和陆地里令人辛酸而又充满了惊险和传奇色彩的流浪生活故事，宣扬了“世界流浪”的哲学。这一时期马丁逊的创作精力极为旺盛，两三年后他又写了以自己的苦难童年为描写内容，以深刻的自我分析为特色的两部小说：《荨麻花开》（1935）和《出路》（1936）。《荨麻花开》充满着动人的感情，问世后，深受社会欢迎，一年内竟达九版之多，《出路》出版之后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马丁逊的小说最早是受左拉的自然主义影响比较多，也从吉卜林的新浪漫主义中汲取了活跃、明快的风格，他力求从各种流行的文学流派中去提取自己所需要的成分，有时甚至在看来是巨大与渺小之间的悬殊格调中找出它们共同的精神联系。写于三十年代后期的小说《梦与盲蜘蛛》）（1937）和《溪谷》（1938）就是这一具有多种艺术风格成分的产物。四十年代起，国际激烈的反法西斯斗争使马丁逊强调了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现实走向死亡》（1940）和《美洲虎的失踪》（1941）是以一种热烈的抒情格调而不同于他以前写的自传性作品，尤其在《现实走向死亡》这一作品中，作者反对抽象的思想和政治说教，认为只有描写人的生活才是创作中压倒一切的内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丁逊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广大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进展，他怀着强烈的同情性写出了诗集《信风》（1945），这部作品代表了马丁逊在诗歌创作中的最高成就。三年后，长篇小说《道路》出版，这是马丁逊化了多年心血创作而成的力作，它具体地体现了作者精神上的品质和特征，通过一个名叫包尔的流浪汉生涯的描绘，继续以人道主义信念作为基础，为劳动阶级的苦难向社会发出呼吁和控诉。作者以“道路”（TheRoad）为标题，意在反映人类走向真正幸福的愿望，包尔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物。他的离家、流浪、干苦力和最后起来加入反抗资本家的斗争行列，都是顺着一条从自发到自觉，从无知到了解的道路一步步走过来的，包尔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的经历极大地代表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所在，包尔与作者之间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有着何等密切联系，人们一眼就能看得清楚。小说的语言是抒情的，自然的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当然有时也夹有一点晦涩的成分，在感情的描写上是形象化的，在风格上则将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并列地结合起来，虽然包含有明显的“卡夫卡式”的痕迹，但却不失为一部以瑞典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社会为背景的、能激励人们鼓起勇气向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去进行斗争的好作品。《道路》的成功使马丁逊一跃成为整个欧洲著名的小说家，两年后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使他在国内外的声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五十年代以后，马丁逊的创作热忱依然没有减退，这一时期出版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史诗《阿纳阿莱，对人类的时间和空间的回顾》（1956），小说《北极地区的青草》（1958）和《货车》（1960）。这首以瑞典民间传说中的女英雄为描写对象的历史性诗篇《阿纳阿莱》是以爱国主义和勇敢精神为主题的叙事诗，作者的立场是唯物主义的，出版后甚有影响，一九五九年由音乐家K·B·布卢姆德哈尔改编成歌剧上演获得了成功。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诗集《草丛》是马丁逊最后的一部作品，以后他因年老多病，就不再执笔写作了。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一日，即在比他大西岁的约翰逊去世以后的一年零六个月，马丁逊也因病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马丁逊是瑞典的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是知识与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它们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并从感情上来打动读者，因而使人们感到的是一种美的、直党的艺术享受。（信德） 一九七五年获奖作家[意大利]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Montale，1896—1981蒙塔莱，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诗人，散文作家、编辑和翻译家，一九七五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曾彼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在一九七二年称为“意大利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蒙塔莱诞生在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热那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任美丽的利古里亚海滨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酷爱艺术，曾经向往成为一名男中音歌唱家，但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他美好的理想，不久应征入伍，在这场人类空前野蛮的浩劫中度过了两年炮火的生涯。战后，他脱离部队，以一名反对在意大利日益猖獗的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战上身分开始活跃在诗坛上和新闻界。一九二二年，蒙塔莱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份名为《初速度》的文学杂志；一九二五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乌贼骨》出版，一举成为意大利全国最闻名的行情诗人；从一九二九年开始，蒙培莱应佛罗伦萨市政当局的聘请，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该市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后因蒙塔莱拒绝参加法西斯党活动而被开除公职，这位受迫害的诗人愤而离国，流亡到瑞士等地，参加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抵抗运动，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这段时间里他曾经是LaFieraLetterarla杂志的诗歌评论员。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蒙塔莱于一九四八年正式成为米兰《晚邮报》的文学编辑和音乐编辑。作为诗人的蒙塔莱，他在意大利现代文学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开创了“隐逸派”诗歌流派，从理论上、诗歌创作上为这个流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二十年代开始，蒙塔莱就有意识地以法国十九世纪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1842—1898）、兰坡（1854—1891）和华莱理（1871—1945）等人的诗歌创作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在这些诗人的影响下，他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隐逸派”诗歌理论，他认为，世界以及反映这个世界发展过程的历史是变幻莫测的，人只能在这中间孤独地生活而无法对它进行改变；诗人应该也只能表现人的本性、人的内心、人的存在、而无法去反映整个社会的现实。鉴于这一观点，“隐逸浓”主张诗歌必须在纯粹的主观意念和象征主义词汇的启发下去寻找感情，体验生活。诗人的第一部诗集《乌贼骨》就明显地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特色。蒙塔莱在诗中通过对利古里亚海滨景色和风土人情的描绘，抒发出他内心的苦闷和孤独的心情，从大海的波涛到干涸的溪流，从折断的树枝到人生的坎坷，诗人每每发出深沉的感叹，他运用隐喻的手法，把眼前的社会看成是被一批邪恶的蛀虫在侵蚀着，生命中的血和肉在慢慢地然而是无情地被吞噬着，最后世界只剩下了一副可怕的残骸，它就象是光秃秃的“乌贼骨”。幸福的短暂，青春的消逝，往日的留恋，使诗人感到人生的悲哀和空虚。蒙塔莱为什么会发出这些沉重的叹息？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还在时时折磨着他，而当前的世界又是群魔乱舞使人无法看到生活中的光明。在《乌贼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在其本质上十分类似十九世纪意大利诗人吉康蒙·利奥巴底（1798—1837）的思想观念，而它的语 言则又同采用隐喻和曲折方式来写作的英国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的诗集《荒芜的大地》相接近。然而，蒙塔莱又和利奥巴底与艾略特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他在诗中运用了象征主义的和未来主义的语言来审慎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情，但这一切都是围绕着生活中的世界进行的，诗人反映了利古里亚海滨的荒凉，为的是衬托他的忧郁的心情，那嶙峋突兀的岩石又是一种命运多蹇的象征；正如斯彭德所指出的，蒙塔莱所追求的并没有脱离他周围的世界，他是在承认这个世界反复无常的同时去探索它的含义。《乌贼骨》出版之后，引起了许许多多怀着同样苦闷心情的人的共鸣，诗人获得了“生活之恶的歌手”的称号，蒙培莱所开创的一代诗风在意大利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隐逸派”开始形成，而到三十年代之后，在夸酋莫多和翁加菜特等人的共同推动下，“隐逸派”进入了它最兴旺发达的全盛时代。此后，蒙塔莱又连续出版了诗集《海关及其他》（1932）、《机遇》（1939）和《天涯》（1943）。在这些作品中，评论家们发现了诗人在内向的和朦胧的创作风格上更向前进了一步。五十年代中，诗人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诗集《暴风雪及其他》（1956），此诗获得了马塞托奖金。与他的早期诗作相比，这部诗集无论在创作的技巧上，还是在特独的激情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诗人已经超越了早先的“隐逸派”的界线，摒弃了象征主义的手法，采用简单的然而又是明确和深刻的语言来直接表达他的思想。蒙塔菜晚年的作品有《罪犯》（1966）、《萨图拉》（1971）和《1971—1972诗抄》（1973）等，后两部诗集是诗人为怀念在一九六三年去世的妻子莫斯克而写的，情意哀婉，极为感人。蒙塔莱的诗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受到评论家和人们的推崇，无疑是由于他深刻的含义和高超的技巧写出了人类的普遍感情所致。请看，诗人是这样来描绘《幸福》的：幸福，为了你多少人在刀斧丛中走险？似黯然的幽光你在眼前瑟缩摇曳，似晶莹的薄冰，你在脚下战栗碎裂。世上的不幸人，哪个不是最爱慕你？似柔美、烦扰的晨曦，激起屋檐下燕巢的喧嚣，你刺过凄雾愁云照亮一颗忧伤的心。唉，似孩童嬉耍的气球儿高飞远逸，徒自留下那莫能慰藉的涕泣。 虚幻的幸福只能给人带来难忘的哀伤，诗人用锐利的语言揭开了世界的内幕。蒙塔莱一生创作甚丰，他的作品主要收集在三卷本《诗选》中，分别出版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和一九五七年。除自己创作之外，蒙塔莱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T·S·艾略特和G·M·霍布金斯（1844—1889）的诗，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的小说和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他自己也曾写过短篇小说与独幕剧，全剧收集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第纳尔特的蝴蝶》一书中。蒙塔莱由于文学上的卓越功勋，一九六七年六月被意大利总统授予“终身参议员”的荣誉称号。一九七五年，为了表彰他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以及他所建立的“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与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阐明了人的价值”，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蒙塔莱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一日逝世于米兰，享年八十五岁。九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在米兰大教堂为诗人举行隆重葬礼，有总统和数千名各界代表参加。意大利公众舆论对诗人的去世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并对他一生的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信德） 一九七六年获奖作家[美国]素尔·贝娄SaulBellow，1915—在一九八○年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美国二十世纪文学》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自从一九七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索尔·贝娄便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至少在他畅销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以后，贝娄就被宣布为美国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在美国最具有人道主义表现力、最能深奥微妙地打动人心的现代喜剧作家之中：甚至于威廉·福克纳曾经戴过的天才桂冠也已落到了他的头上。不论这些评价有多少夸大的戍分，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一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贝娄确实是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之一。的确，在今天美国的小说界，假如离开了索尔·贝娄和他的作品，那将是无法想象的情景。宁尔·贝娄这个名字连同他所写的发行量最高达数千万册的小说，已经早就超越了美国国境不仅在英语世界中，而且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整个地球上越来越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索尔·贝娄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十日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拉辛城，父母是两年前刚从俄国迁居来的犹太人，他的幼年时代是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度过的；一九二四年，他又随全家搬到了美国芝加哥定居，于是，这个美国中部的大城市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并于一九三三年考人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伊利诺斯州的西北大学，一九三七年毕业，获得该校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前往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写作人类学硕士论文。贝娄的家境属于一般所说的“小康之家”的中产阶级，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比较安稳的境遇下度过的，他的生活比较起他的前辈作家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来要幸运得多。大学毕业后，贝娄回到了芝加哥，在裴斯太谷西-佛勒贝尔教育学院任教：就在这一年，他与安妮塔·哥雪汀结了婚。从此时起，贝娄踏入社会，成了一名社会学的教师，他把目光对淮社会的各个阶层，他把恩想集中到如何理解人的思想和感情这个问题上。当然，那时候贝娄还仅仅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教师，他还无法想象到若干年之后自己将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至于写小说的念头么，也许有过，但尚未付诸行动，因为他还年轻，还需要对社会进行观察，特别是对人，对各色各样的人。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美国正式宣布参战，这场人类的空前浩劫也免不了对贝娄带来点影响，一丸四四年他作为预备役军官被应征入伍，分配到海上运输队工作，幸好不久后大战结束，贝娄到芝加哥百科全书编辑部任编辑，不久又重返大学教师队伍，一九四六年受聘于明尼苏达大学，担任英语系讲师，两年后升为副教授：此后，贝娄就再没有脱离过他的教书生涯。 整个四十年代是贝娄从青年进入中年时期，也是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时期，他的小说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一九四一年五、六月份出版的一期《党派评论》杂志上，刊登了一腐题为《两个早晨的独自》的短篇小说，它就是索尔·贝娄的处女作。贝娄在这篇作品中，首次以外来者的思想感情描绘了三十年代经济萧条之后的美国社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那些不幸者的困苦遭遇。从长篇小说来说，《摇来晃去的人》（1944）是贝娄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以犹太青年约瑟夫日记的形式来反映当时处于社会低层的年轻人精神压抑和苦闷的生活现实。约瑟夫已到当乓年龄，他枚弃工作等待应征，但通知却迟迟不下，他自由无聊，烦闷不安，成了一个真正“摇来晃去的人”。作品思想深邃，表达了作者四十年代中期的思想认识，它使贝娄开始在文坛上产生影响，犹太人、青年、失业、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形象的上要内容开始在贝娄笔下形成为他创作风格的特殊元素。贝娄的创作到五十年代趋于成熟。在这些年里，他一面任教于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同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建立以他特殊文学元素组成的创作体系的努力中去。《奥吉·马奇历险记》初版于一九五三年，第二年获得国家图书奖，这部作品的成功使贝多的声望骤然大增。小说通过来自芝加哥的贫苦犹太青年奥吉·马奇传奇式的流浪冒险故事，生动深刻地描绘出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面貌，具有现实与幻想，情节与观念相结合的艺术魅力。无论从形式还是从体裁上来说，这部作品都是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刊·费恩历险记》的直接继承，奥吉·马奇从他的前辈哈克身上汲取了胆魄和力量，他要象哈克那样到人世问去冒险，去游历，他与哈克具有同样胆大放肆的激情。《奥吉·马奇历险记》被公认为贝娄的代表作，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九五九年，贝娄发表了另一部有影响的小说《降雨之王汉德森》。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贝娄的创作开始向他新的高度和深度进军了。一九六一年，他与苏珊·格拉斯曼结婚，这是贝娄的第三次结婚。次年，受聘于芝加哥大学，任该校社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在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局面的影响下，贝娄逐渐从原先热衷的幻想与冒险精神的狭小圈子中摆脱出来，把热情与力量投放到对社会和人生的新的研究中去，他想的是人的价值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贝娄承认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方面他又强调了人的精神的重大作用；他把这一思想概念明确地写入到他的新作《赫尔索格》（1961）之中。小说的主人公摩西·赫尔索格是一个犹大教授，为人正派，崇高理性，有钻研学问的精神，但生活却常与他开玩笑，他已经离了一次婚，可是第二个妻子马德琳却与一个要好的朋友勾搭上了，他一气之下与马德琳离了婚，这一来，却丢了职业，房子、财产，连亲生女儿也见不着面了。赫尔索格的精神在这一“社会文明”的打击下，几乎濒于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又是一个有智力的学者，一个浪漫的、自我赞美的犹太人，他的错误在于把现代生活文明与现代思想文明的结合理解得过分简单化了，以至使他在现实中碰得焦头烂额。从整部作品来看，贝娄是把赫尔索格作为整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总代表来进行描写的，他们既高踞于社会芸芸菩众生之上，又受到来自不同阶层的意识上的冲击；他们既要对资产阶级的精神堕落表示极大的厌恶，同时却在生活享受上、物质追求上离不开这个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这就是这 批“精神贵族们”的双重个住、矛盾心理。赫尔索格终于成为一个“落难的英雄”，这是时代所造成的。在这部小说中，贝娄要告诉人们的，大概就是这一点。一九七○年，贝娄发表了他的第六部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使他第三次荣获全国图书奖。假如我们把这部小说看成是贝娄七十年代创作上的新的起点，那未五年之后《洪堡的礼物》（1975）的发表则表明作者已经完成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艺术素质的结合，并把这一阶段的创作推向了高潮。贝娄在这部作品中，以两代作家的命运为题材，以比他以前所有小说中更加厂“阔的生活画面为背景，写出了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它的主题是一种带有深刻哲理性的探索，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人应该如何处理他与时代、生活、环境的关系。《洪堡的礼物》获得了一九七六年度的普利策小说奖，并被列入当时最新的畅销书，紧接着在这一年又使贝娄获得了世界文学上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金。虽说贝娄的获奖并不单单因为是这一部小说，但无可非议的是：由于《洪堡的礼物》的发表使贝娄小说创作的意义从单纯对人或事物的描写升华到入与世界、人与时代的关系的探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金证书中所评价的，贝娄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人类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精湛的分析。”至七十年代末，贝娄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和五个剧本，此外他还出版过评论文集《我们走向何处》（1965），编过《犹大最佳短篇小说选》（1963）等。作为一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以他独特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艺术技巧写下了一整套以犹太人的恩想、生活和社会为背景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贝娄已经形成了他最有气质、最有特色的创作性格，它构成了贝娄最伟大的创造力。贝娄的近作有游记《耶路撒冷往返》（1976）等。（信德） 一九七七年获奖作家[西班牙]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Aleixandre，1898—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西班牙抒情诗人，一九七七年“因为他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诗作，这些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现代流派，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阿莱克桑德雷出身于西班牙东南部塞尔维亚城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安达路西亚度过的，十二岁那一年随全家迁居到首都马德里，并在那里定居，此后诗人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一九一八年，他进入马德里大学法律系读书，但是这位富家子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书，因为他的爱好并不在什么法律上，而是希望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诗人。阿莱克桑德雷大学毕业后虽然也在马德里当过一阵子短期的律师，但很快就不干了，此后他就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活动，在他的脑子里所想的唯有诗、诗、诗。阿莱克桑德雷就是怀着这样一股强烈的压抑不住的热情开始诗歌创作活动的。那是一九二六年，他的第一首诗作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两年后，他的第一部诗集《轮廓》出版，为年轻的诗人在诗坛上初步赢得了声誉。《轮廓》是一部具有鲜明的个人品格与气质特色的抒情性诗集，阿莱克桑德雷最早的诗作曾受到当时流行的西班牙现代主义诗派代表人物L·达里奥的影响。但从《轮廓》开始他又马上从现代主义转向了新古典主义，这种倾向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毁灭与爱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部诗集更富有抒情色彩，苦涩味也更浓。由于诗人所具有的对新古典上义的刻意追求和描写的风格，《毁灭或爱情》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获得普遍好评，并于一九三三年荣获西班牙皇家学院颁发的国家文学奖，从此确立了阿莱克桑德雷在二十世纪西班牙诗人队伍中的显著地位。在此同年，他与当时侨居在马德里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合办了《诗歌的绿马》杂志，专门刊登流派诗作，对这一时期西班牙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阿莱克桑德雷在西班牙从属于“一九二七年一代”的诗人集团，这些诗人绝大多数都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从那时候的文学创作活动演变过来的。他们作为诗坛的精革，具有高亢的诗歌格调和水准，他们在第一次大战后发起了西班牙的文学改良运动，研究诗歌格津和流撅的特色，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代诗人，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他们的导师、一九五六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J·R·希梅尼斯的指导直接有关的。与其他许多同时代的诗人比起来，阿莱克桑德雷的作品并非脍炙人口，名声似乎也小些，然而他不象别人那样一味地追求行情和娇柔造作，他比别人更注重于表现，换句话说他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感受是完整的、适当的，这也许是因为诗人对事实的描绘的深度远远地超过别人的缘故。广采博取各个诗歇流派的表现手法，使读者无法以逻辑准则来理解诗歌内容，这就是阿莱克桑德雷诗歌创作的风格，或者是这种风格属于“曲高和寡”的原因，使他的作品的传播范围受到了限制。阿莱克桑德雷主张采用自由诗体，他不愿意自己的诗受到韵律的任何约束，因而从作品的形式看来，有点散文化倾向。然而他在诗歌用词造句的选择上又非常细致，讲究音节优美、形象传神，还 注意精练，因而成为西班牙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诗人。他的诗作大多用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字宙、生命、爱情、人生、死亡的观点，感情激荡然而又包含着悲哀的成分。他把这种悲哀的最终意义用诗歌的神秘感遮盖起来，或者组成一首笼罩着绝望气氛的挽歌，而诗人并不是以绝望的牺牲品面目出现，他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接受者。这种自愿把自己扮装成对上至星光下至昆虫都怀着一种难以理解的悲悯的手法，与他本人对生活浪漫蒂克式的内在狂热，恰好起到了平衡的作用。解放与劳役、想象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阿莱克桑德雷把这些对立的双方都以浪漫的手法结合起来，融化在诗中。即使是诗人经常用的爱情和死亡这样的主题，也通过巧妙的手法溶合在他那令人费解的悲哀成分之中。阿莱克桑德雷诗作的古怪风格，赋予他的作品一种始终如一的格调，这种仕痹的格调使那些不够敏感的读者不易进入诗人所独创的丰富多采的诗歌境界。作为一个一心崇尚艺术的诗人和出身于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分子，阿莱克桑德雷竭力回避政治，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正是共和派革命者遭受到法西斯分子大屠杀的时候，正是年轻的共和国即将遭受到扼杀的时候，他在乡间别墅养病。佛朗哥篡夺政权之后，阿莱克桑德雷也并没有作出激烈的抗议行动，他依然留在国内写作。当然，在这一时期里，诗人所写的作品表现了他对暴力和压迫行为的反对态度，表现了他对受苦的人民大众的人道主义同情性，从这点上来说，无疑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因而也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好评。他于一九五0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成为“学院派”的一员主将，接着又被授子卡洛斯三世大十字勋章，在此甫后，他还在国外获得了不少荣誉，主要的有：巴黎大学拉丁社会学名誉教授、美国西班牙学院名誉教授、波多黎各科学艺术学院院士、哥伦比西波哥大大学西班牙语名誉教授等，一九七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使阿莱克桑德盲在国外的声誉达到了顶点。自从阿莱克桑德雷成名以来，综观他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发表于一九三二年的《如唇之剑》是一部包含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属于超现实主义范畴的作品，抒发了强烈的个人情绪，2.在内战以后出版于一九四四年的《天堂的影子》表现了诗人转向于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风格，咏叹乡村、大地，感情平经而带忧伤，3.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心的历史》又标志着诗人着眼于社会现实和历史演变，并带有哲理成分来对这些内容进行描写。阿莱克桑德雷的其他主要诗作有：《在一个辽阔的领域里》（1962）、《带名字的肖像》（1965）。《终极的诗》（1968）、《我最好的诗》（1978）等。此外，他还写过《西班牙现代诗人》、《从马查多到博字尼奥》（1955）等评论著作。（信德） 一九七八年获奖作家[美国]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BashevisSinger，1904—一九三五年秋天，一艘即将驶往美国纽约的邮轮从波兰的格但斯克港启航，船上挤满了一大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犹太人，他们几乎都是在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所煽动起来的反犹排犹浪潮的冲击下，被迫背井离乡去国外谋生的。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三十挂零的单身中年人，他身材高大，有一副开朗的面容，但在明亮的眼睛里面似乎隐藏着一种盲然无知伯企求的神色，他随身所带的行李十分简单，看起来好象是在仓促中离开自己祖国的。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第一流犹大小说家，并于一九七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艾·辛格原籍是波兰东部的拉德兹明，当他在一九○四年七月十四日出生时，这个地方还属于俄国沙皇政府的管辖之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里主管教区的宗教和世俗事务的法学博士，他们的正式职务叫做“拉比”。辛格四岁时，全家搬到了首都华沙。他在那几上完了教区办的小学和中学，学习了犹太民族的希伯莱语和意第绪语。一九二○年，中学毕业后，辛格被父亲送进了华沙神学院，为的是使他将来也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拉比”。然而，辛格的兴趣根本不在当一名“拉比”，他很想使自己成为一个作家，于是，还在大学期间，他就在当时担任新闻记者的哥哥伊斯雷尔·约瑟夫·辛格的影响下，悄悄地走上了创作道路。一九二三年大学毕业，辛格违抗了父亲的意志，脱下犹太人穿的有穗子的斜纹布上衣，剃云鬓脚，下去当“拉比”而是进了一家名叫《伯莱特文学》的杂志社里担任校对员和翻译。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年，在工作之余，辛格勤奋地写作，一九三五年，他终于出版了以《圣经》中魔鬼撒旦的故事为题材的《撒旦在戈莱》.这是辛格的第一部作品。也就在这一年，由于法西斯排犹浪潮的日益猖獗，辛格预感到犹太人即将遭到严重的迫害，在当时已在美国的哥哥伊·辛格的帮助下，他获得美国政府的旅游签证，只身来到纽约。到了纽约之后，辛格通过他哥哥朋友的介绍，进了一家叫《犹太进步日报》的意第绪文报纸编辑部里工作，并且以华绍夫斯基这一笔名来发表他的书评、散文和长短篇小说，辛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写的作品差不多全在这里发表和连载，包括他在以后写的那几部受到人们欢迎的长篇小说。一九四○年，辛格与一位名叫阿尔玛·哈曼的美国女子结婚，三年后，他获得了美国国籍，成为一名正式的美国公民。从四十年代开始，辛格就致力于以犹太社会的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创作，在这三十余年时间里，他共写了十六部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集，还有三个剧本以及回忆录、童话、散文集等，数量十分可观。辛格一般总是先用意第绪悟写作，然后由他本人或亲友翻译成英语出版。在他所写的长篇小说中，重要的有《莫斯特卡家族》（1950）、《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奴隶》（1962）、《庄园》（1967）、《产业》（1969）、《仇敌，一个爱情的故事》（1972）和《萨沙》（1978》。在这些作品中，一类是以犹大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在现代文明压迫下它的解体过程为题材而进行的叙述，另一类 则是以犹太人的思想、爱情、宗教信仰等生活内容作为描写对象的。相比之下，后者写得更为深刻、真实，这一类的代表作是《卢布林的魔术师》。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叶，地点是波兰东部那个闭塞的、还保持着长期以来犹大社会稳定性的卢布林省，主人公雅夏·梅什尔是一个以变魔术为职业的犹太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家庭里，由于母亲早死，仅读了几年小学就到外面谋生，凭着他的刻苦学艺，成了一个“带着一架手风琴，牵着一只猴子的街头艺人”，又经过多年的走南闯北，好不容易当上了一个著名的魔术师。可是地位一变，雅夏生性好色的本质也日益暴露，他几次抛弃家庭妻儿去与别的女人勾搭，为了达到与教授的寡妇埃米莉亚出国私奔的目的，竟去撬别人家的保险箱，结果愉窃未成反而摔坏了一条腿，接着原先的几个情人自杀的自杀、堕落的堕落，他自己也落得个走投无路的下场，最后只得回到家乡，在禁锢的小屋里忏悔自己的罪孽，以求上帝和他妻儿的宽恕。小说的结尾是雅夏在善良的妻子的感受下，终于以善战胜了恶，成了虔诚的仟悔者，他又以魔术师的身分在当地演出了。小说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雅夏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他是作者以犹太民族的浓厚感情倾注下所塑造出来的有灵魂、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物。他虽一度荒唐却始终未做恶事，不敢违抗上帝，在他身上体现出一个遭到种族歧视的、无法摆脱内心陋习却又受到宗教观念束缚的下层犹太人的形象。显然，辛格对雅夏是寄于同情的。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理解到作者这段话的含义：“事实上，肉体和痛苦是同义词。如果选择了邪恶而得不到惩罚，选择了正义而得不到酬报，那怎么可能还有什么自由选拌呢？在所有这一切苦难的后面，是上帝无限的仁慈。”从辛格整个创作来看，他的短篇小说成就明显地更高于长篇小说，到七十年代末为止，他共出版了《傻瓜吉姆佩尔及其他的故事》（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1961）、《短暂的星期五及其他的故事》（1964）、《集会》（1968）、《羽毛的王冠》（1974）和《曼富特利说书人和他的马》（1976）七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如《傻瓜吉姆佩尔》、《市场街的斯宾诺莎》、《扫烟囱的黑雅什》等都是十分知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辛格以令人感动的激情和敏锐的洞察能力向人们呈现出生活在波兰和美国社会的讲意第绪语的犹大人的“独特环境中的独特性格”。辛格努力使他的短篇小说成为反映犹太人的命运、智慧和才能的场所，在他笔下的人物有作者、学者、艺术家，也有屠夫、面包师、扫烟囱工人，大都是犹大社会中下层的劳动者，他们具有善良的心地、纯洁的灵魂、朴实的言行，但都遇到生活不公正的捉弄，多数是痛苦的经历，少数也有绝望中获得幸福的，《傻瓜吉姆佩尔》和《市场街的斯宾诺莎》这两篇名作便是这两种结局的各自代表。吉姆佩尔是个诚实勤劳的孤儿，却一辈子受人欺侮，他有六个外号，什么“低能儿”、“蠢驴”、“呆子”等等，最后一个外号“傻瓜”居然成了他终生的别名，人家把一个放荡的、专门养私生子的女人埃尔卡硬嫁给他，他从没有与她同居过，却成了埃尔卡与另外男人生的六个孩子的爸爸。后来，埃尔卡得了乳房癌死了，临死前向他作了忏悔，吉姆佩尔将所有积蓄分给六个孩子，然后伤心地离开家乡到各地去漫游⋯⋯。辛格通过吉姆佩尔的悲剧来揭露世界上到处存在的欺骗和伪装，到头来，连这个“傻瓜”也醒悟了：只有在坟墓里才是“没有任何纠纷，没有嘲弄，没有欺骗”的世界。与吉姆佩尔不同的是，《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的老鳏夫、哲学博士菲谢尔森经过一阵痛苦的磨练之后，最后在与老处女“黑多比”的结合中尝到了人生乐趣的美好享受。作者借用老 鳏夫新婚前后判若两人的喜剧性变化，来讽刺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禁欲主义的残余。此外.在辛格另外一些短篇小说中。往往采用幻想传说户的精灵、魔鬼、上帝、撒旦等作为主人公，通过对“天堂”、“地狱”、“鬼屋”的描写来表达作者对人类社会的观点。这类作品中著名的有《魔鬼的婚札》、《泰伯利和魔鬼》等。作为一个美籍波兰裔的犹太作家，辛格以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以濒临死亡的意第绪语作为创作语言，写出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细致的犹太社会画面，他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挽救了古老的犹太文化，而且把本世纪初以来在波兰境内的犹太社会那种令人怀念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艺术地表达出来。由于辛格直到三十一岁才离开故乡，因此他与同是著名犹太作家的贝娄在创作风格和题材的选择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他身上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那个古老的犹大社会所带给他的影响，他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化在一起，以朴素的白描手法来显示丰富的感情，形成了自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他所继承的是古代意第绪文学和现代美国文学的双重传统。从五十年代以来，辛格多次获得美国文学艺术方面的奖励，其中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一九七八年由于“他的洋溢着激情的叙事艺术，不仅是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滋养，而且还重视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而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这是对辛格三十几年文学创作的最高褒奖和表彰。（信德） 一九七九年获奖作家[希腊]奥季修斯·埃利蒂斯OdysseusElytis，1911—“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中国的俗话居然也在远隔重洋的希腊诗人奥季修斯·埃利蒂斯身上应验了。自从他在一九七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来，这位原先默默无闻地居住在希隋首都雅典斯库福大街23号勤奋写作的诗人，一下子成了闻名世界的文化名人。三年来，他为没完役了的接待访问、出席会议所苦恼，还要经常出国、发表演讲，对付那些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们，他几乎成了希腊外交部的一名文化巡回大使。难怪他要发牢骚说：“每当我对自己说，‘现在，我要坐下来工作’的时候，又有新的应酬出现了，我又得对自己食言。”此外，由于许多国家在翻译他的诗作，不少翻译者还不时地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光这一项工作就够他忙的了，何况还有别的许多额外差使！埃利蒂斯做梦也没有想到，得了一个世界性的荣誉之后，却连经常的生活秩序也被打乱了，三年来他没有写过一行诗，时间都彼这些纷至沓来的事务和应酬吞噬了，他对朋友说：“我的私生活被侵犯了，不能工作。我拒绝了许多邀请，但还有不少推辞不了。”埃利蒂斯已年过七十，在有生之年再写出一些有分量的诗作留传后世，这是他的愿望，也是他的祖国和同胞们的愿望，希腊人民正期待着这位继乔治·塞费里斯之后第二位获奖的诗人能写出更好更美的诗作来。奥季修斯·埃利蒂斯原名奥季修斯·阿莱普泽利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日出生在希腊哺部位于地中海东侧的克里特岛上的伊拉克利翁镇，父亲是一个在当地开肥皂厂的小工商业主。一九一四年，诗人随家庭迁居到首都雅典，中学毕业后入雅典大学法律政治系读书，尔后又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育文学和艺术学。在巴黎期间，埃利蒂斯受到当时流行的法国超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很大影响，据说他的笔名“埃利蒂斯”就是从法国超现实主义代表诗入保罗·艾吕雅（1895—1952）的姓和“游民”一词的希腊语“埃利蒂”合并而成的。所谓“超现实主义”，乃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由保罗·艾吕雅与安德烈·勃勒东、路易·阿拉贡等一批法国年轻诗人发起的一个文艺运动，他们宣扬要摆脱人类一切理性的制约，抛弃任何美学观念，提倡在“下意识状态”中进行创作，以达到一个“超乎现实”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一个以新形式出现的世纪末思潮的翻版，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批思想没有出路、精神苦闷的诗人们一种逃遁世界现实的自我安慰的产物。由于埃利蒂斯受此影响甚深，因而他在一开始创作时就成了超现实主义的积极追随者和辩护士。一九三五年，就在埃利蒂斯在巴黎大学即将修业期满之际，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哈·良兰梅特》，两年后出版第二部诗集《不知道的克莱伯赛德拉斯》，接着又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三年先后出版诗集《方向》和《初升的太阳》。后两部诗作以希腊的美丽国上为歌颂对象，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战争与灾难的忧虑心情，写得深沉、哀婉、动人，深受人们好评，从此奠定了他在希腊文坛上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及时地投入了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他曾 到阿尔巴尼亚等地参加战斗，并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当纳粹德国占领希腊期间，他始终拒绝与他们合作。他在战时仍未停止创作，其中最著名的是长诗《献给在阿尔巴尼亚阵亡的陆军中尉的颂歌和哀歌》，发表于一九四六年。战后，诗人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间曾担任过无线电台的专栏评论员，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担任过电台编辑，后又在巴黎逗留过，并先后访问了美国和苏联。回国后致力于诗歌创作，收获甚丰，先后出版的有：《神圣颂》（1948－1959，又译《俊杰》）、《六个人加上一个向老天忏悔的人》（1960）、《光明树和第十四个美人》（1972）、《国王与太阳》（1972）、《爱的颤音》（1973）、《神的再现》（1973）、《同胞》（1974）等。《神圣颂》分“序篇”、“正篇”和“尾声”三部分，历时十年方完成，是一部以圣经故事为素材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作者以此来隐喻他的祖国和同胞们在二次大战中所经历的苦难与斗争。长诗被公认为诗人最杰出的代表作，曾被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为“二十世纪的杰作之一”，在诗发表的第二年获得了希腊的国家诗歌奖（1960），数年后由作曲家M·塞奥佐拉斯基谱成乐曲成为一部大型清唱诗剧搬上舞台。作为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埃利蒂斯竭力维护艺术的尊严和创作的独立性，在他的作品中既没有对世俗的顺随，更没有对权势的奉承，他以诗人的良心来进行神圣的创作，他反对一切暴力对艺术的压制和干涉，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四年希腊军人政权统治时期，他就以拒绝发表任何作品来表示抗议，在艺术上，他以诗法新颖、技巧怪诞而著称，他往往在作品中标新立异，有时从头到尾没有标点，有时在诗句中插进各种数学或音乐符号，或者将那些无法搭配的语辞摆在一起，加上莫名其妙的修愉语，使这些诗犹如超现实主义的画，人们一时无法理解：我的而眼·噙满泪殊转向窗户凝视看外面·山谷中间的几棵积雪的树兄弟们，我说·它们总有一天也会暴虐无度上辈子的人·全蒙着面具紧紧束拢绳扣我咬了一口白昼·它居然连一滴绿血也没有流出我朝大门高喊·声音犹如屠夫充满着忧和愁在大地中部·那一粒种子似乎越来越模糊太阳的光线，甚至变成了死神的绞索！这是题为《我的两眼》诗中的头两段，选自埃利蒂斯杰出的名作《神圣颂》，诗人以对称、排比、影射的手法，加上每隔一行中间的星花符号，企图来表 达某些无法用正常语言手段显示出来的思想感情，以引起读者的艺术共鸣。从这短短的两段诗旬中，我们可以窥视到诗人创作艺术的一斑。也许有人把诗人看成是怪诞、隐晦的化身，然而，这些正是埃利蒂斯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的艺术显得特别可贵所在，西方评论家称赞他是“在这层貌似怪诞的语言外壳里面，蕴藏着诗人异常丰富的内心世界”，“纯熟地运用超现实主义和晦涩主义的创作手法，与希腊的生活现实及文学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语言”，诗人也恰恰因此而被誉为“希腊新诗派之父”是的，埃利蒂斯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那股炽热的感情是通过各种色彩的语言汇积而成的，它有时高亢、热烈，有时沉重、晦暗，犹如艾响乐中强弱高低丁同的各种音符。让我们再来读一读另一首风格宛然不同的诗：畅饮科林斯的太阳细察大理石的纹理越过海洋和葡萄园手持钢叉看鱼儿游得多欢畅我找到了太阳唱着颂歌送来的树叶热望正心满意足地打开活生生的大地的胸膛。我喝水，切开水果伸手探索风的枝丫柠檬给夏天的花粉酒水绿鸟撕碎我的梦幻我投射一瞥目光离去世界在宽阔的目光中复归美好，令人神往。此诗题为《畅饮太阳》，选自诗集《初升的太阳》，它给人们的是生活的美好、阳光的温暖和大地的鸟语花香，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到诗人心情中宽阔、热烈、乐观的另一面。一九七九年，埃利蒂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时议论纷纷，认为是爆出了一个“冷门”。但瑞典皇家科学院刚明确地宣布，授奖是由于“埃利蒂斯从源远流长的希腊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强烈的情感和敏锐的智力，展示了现代人为争取自由和从事创造性活动而进行的斗争”，同时也为了表彰诗人“一方面是清新隽永，抒情淋漓尽致和落笔曲折细腻，另一方面是严谨细致和一丝不苟”的独特艺术风格。诗人在发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时则强调指出：“我认为，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金，是想表彰整个希腊诗界，以及引起世界对一个传统——一个从荷马到当代始终贯串于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的注意。”埃利蒂斯说的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就都离不开哺育他的祖国、人民以及千百年来形成的伟大历史传统。（信德） 一九八○年获奖作家[美国]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Milosz，1911—米沃什是波兰流亡美国的著名诗人和作家。东欧文学权或约瑟夫·布罗德斯基曾高度评价十沃什，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米沃什是立陶宛裔的波兰人。一九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生于当时属波兰版图的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附近的谢泰伊涅。这是一块隐藏在树木葱翠的山谷中的土地，有森林、湖泊和河流，环境富有诗意。米沃什的父亲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曾在帆国工作。米沃什幼年跟随父亲住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故乡。他曾在维尔纽斯泰凡·巴托需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毕业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他靠奖学金去巴黎留学两年，回国后，在波兰电台文学部工作。三十年代，他根据波兰历史上几经列强侵略、并吞、瓜分的情况，预见到波兰将遭受新的侵略，他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下斗争力量，即“遭受灾难的人们”小组，向波兰统治者和新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被法西斯德国侵占，他所预见的新的灾难已经来临。他目睹华沙城在德寇的破坏下变成了废墟，二十万人在机关枪子弹的扫射下丧失了生命。面对着残酷的现实，诗人关切着遍地创伤的国上和骨肉同胞的命运，他从反纳粹战争开始就积极参加了波兰的抵抗运动，在沦陷的华沙与法西斯德国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波兰人民在苏联人民的援助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政府任命米沃什为驻华盛顿文化参赞，后来又调任驻法国主管文化的一等秘书。但是，波兰当局的一系列政策使他非常失望，特别在文艺政策上使他无法忍受，他认为，政府当局要求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为“革命”服务，这就侵犯了作家特有的职责。于是米沃什在一九五一年初要求在法国政治避难。米沃什在法国流亡了十年，一九六○年移居美国，一九七○年加入美国籍。他移居美国之后，就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至今仍在该校讲授波兰文学。米沃什在三十多年的流亡中，过的“是一种与城市大众隔离的生活”。他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还说：“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我简直坠入了深渊。”米沃什是以诗人著称于世的。他主张诗歌不能脱离现实，而现实生活只给诗人提供创作的素材，诗人应赋予它“真正的”现实性。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不仅艺术地反映现实的真实，而且常常表现出对现实发展的预言。米沃什在三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一九三三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题名为《冰冻时代之诗》。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反映了波兰人民的苦难，并预言波兰将遭受大屠杀和中欧文化的大破坏。从后来波兰被法西斯德国蹂躏的情况来看，他的“卡珊德拉”（凶事预言者）式的预言”，是不乏根据的。他的预言，实际上为他的人民敲起了警钟。 米沃什早期的诗歌，因为写于“冰冻时代”，而且预感到灾祸的来临，所以他在诗中，常常流露出纳问、彷惶的情绪。如《偶然相逢》中诗人写道：黎明我们驾车奔驶在冰封的大地上，①有如红色的鸟儿在黑暗中展翅飞翔。猛然间一只野兔在路上跑过。我们之中有人用手指点。那是很久以前。而今——那野兔和挥手的人都已不在人间。啊，我亲爱的人！他们在哪儿？他们去向何方？那挥舞的手，那风驰电掣的奔驶，还有那沙沙滚动的鹅卵石？我问你们，并非出自悲伤。而是感到纳闷、惊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米沃什在枪林弹雨中对诗歌创作有新的启示。有一次，他在一户人家的门道上爬行时，眼见那地上的鹅卵石彼机枪的子弹打得蹦了起来，就象豪猪身上的刺那样直竖，他在惊骇中突然感到，“鹅卵石的景象无疑是真实的，根据同样朴实的真实经验写出来的诗，无疑会胜过人们幻想中的审判之日，会比它生存得更为长久”，“真实事件的悲剧使臆想出来的悲剧为之黯然失色。”所以他在这时期的诗，都是从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更富有现实感。同时，他在诗中所表露的情绪，已不象早期那样仿惶、纳闷。而是强烈表现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向往。如一九四二年在华沙清明节那天写的《鲜花广场》一诗中，作者通过历史的回忆，表达了内心的愤怒和新的期望：⋯⋯直到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变成传奇，在一个新的“鲜花广场”上愤怒将燃起请人的烈火。在1944年写的《离去》一诗中，诗人控诉了法西斯的野蛮，把城市烧成了火海，但这只能促使人们“成为狂暴的新一代”，而那火海将变成“火焰的剑”，“为我们开辟了世界”。从战后一直到现在，是米沃什诗歌创作最丰富、最成熟的时期。米沃什这时期的主要诗集有《白昼之光》（1953）、《波别尔王和其他的诗》（1962）、《中了魔的古乔》（1964）、《战后波兰诗选》（1965）、《无名的城市》①“红色的鸟儿”一句是指米沃什当时组织、领导的一支地下斗争力量：即“遭受灾难的人们”小组。 （1969）、《诗选》（1973）、《日出和日落之处》（1974）、《冬日钟声》（1978）、《诗选》（新诗选，1981）等。他在这时期的诗歌，主要是揭露现实生活中的虚伪，欺骗及浮夸等现象，认为人在这种虚伪的环境中生活，等于失去了自由，成了“历史和生物本能的无形力量的俘虏”。特别引人注目的，在《冬日钟声》等诗集中，米沃什还提出了波兰的独立问题。布罗德斯基把这一点看得极其重要，他认为使米沃什“成为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的因素之一，就是“战争结束三十五年之后，诗人仍然提到波兰的独立问题”。米沃什这时期的诗，大多是在流亡中写成的，尽管祖国的现状使他忧虑，个人生活中有伤痛，但他对生活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还是赞美生活。如《冬日钟声》中的一，首诗中写道：“多美好的一天呵！花园里干活儿，晨雾己消散。蜂鸟飞上忍冬的花瓣。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我想占为己有，也没有任何人值得我深深地怨，那身受的种种不幸我早已忘却，依然故我的思想也纵使我难堪，不再考虑身上的创痛，我挺起身来，前面是蓝色的大海，点点白帆。”在这里，诗人表明，他虽有创痛和不幸，但并非出自个人的恩怨，他还是要挺起身来，面向现实，颂扬美好的生活。米沃什的诗，富有独创性，他吸收了古典的和现代派各流派的长处，形成了他独特的具有悲剧力度的质朴而自然的风格，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米沃什的写作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诗歌以外，他还写过不少散文、小说、文艺论著。比较著名的有杂文集《被禁锢的思想》（1953）；散文集《乌罗的土地》（1953）；自传《自然王国：对我的探索》（1968），小说《夺权者》（1955）和《伊萨山谷》（1981），论著《波兰文学史》（1969）等。其中杂文集《被禁锢的思想》和小说《夺权者》写得比较成功。前者写人们在极权政府的统治下的生活状况；后者描写了备受战争创伤的一群波兰的年轻的激进分子。前者被人称为“一部意义深远的历史文献，具有透彻的分析力”，后者获得了欧洲文学奖。此外，米沃什还是一位翻译家，他精通波、俄、英、拉丁、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把莎士比亚、弥尔顿、波特莱尔、T·S艾略特等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波兰文。他还把《圣经》中的《诗篇》译成波兰文。一九七三年波兰笔会为了表彰他在翻译上的成就，曾授予翻译文学奖。一九八○年十月，瑞典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授予他一九八○年度的文学奖金，理由是“他以不妥协的、锐利的笔调，把人们在一个充满严重冲突的世界中的处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他的著作多种、引人入胜，富有戏剧性”。 （意晓） 一九八一年获奖作家[英国]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Canetti，1905—卡内蒂是用德语写作的英籍保加利亚商作家。当他获得一九八一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时，世界文坛为之震惊。一是人们期待着获奖的作家一个也没有，二是卡内蒂“对当代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除了西德等国知道他的名字外，对世界大多数地区的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三是他既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几十年只写了九种作品，又不是致力于某种文学体裁的作家。在他的九种作品中却运用了七种不同的体裁：一部小说，一部包含三十剧本的戏剧集，一部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一部游记，一本研究卡大卡书信的文集，两本薄薄的笔记，以及两册自传。因此他不能完全算是一个小说家，也不能完全算是一个戏剧家或传记作家。但瑞典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认为卡内蒂的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感人的艺术魅力”，“特别表现德国古典文化的特点”，并说他的终生作品虽然不是全部文学性，但放在一起，很表明作者的“独创”的天才。卡内蒂于一九○五年出生在保加利亚多瑙河下游的港口城市鲁斯楚克（今鲁塞）。父亲是奥地利籍犹太商人，母亲是西班牙籍的犹太人。六岁那年，父母就把他带到了英国的曼彻斯特。一九一三年，他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带了卡内蒂和他的两个弟弟迁往维也纳居住。他曾先后在苏黎世、法兰克福和维也纳求学。一九二九年获维也纳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他喜欢读意大利诗人勃洛克、德国作家卡尔·克洛斯的作品。在维也纳，他还结识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他对卡夫卡十分敬仰，认为卡夫卡是“把二十世纪表现得最好的作家”。这些作家对他以后的创作都有过影响。卡内蒂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间曾在柏林从事翻译和创作。一九三八年，纳粹德国并吞了奥地利，卡内蒂一家被迫离开维也纳，先在巴黎住了一年，然后到英国伦敦定居，并取得英国国籍。卡内蒂精通多种语言，但他始终以德语写作。这原因就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卡内蒂是一个神情缄默而又善于独立思考的作家。他认为不论是小说家或戏剧家都应具有一种素质，那就是对于一切事物的好奇心，鲜明的爱憎态度；聪颖的悟力以及审读自己作品的耐心。他强调作家应与一切人做朋友，包括高尚的人，聪明的人，头脑简单，领悟力最低的人。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在复杂的人生中认识人生。为此，他又认为作家必须远离权力，不能把人按世俗的观念加以归类。为了观察人生，他认为作家应把自己的视野扩大。他曾说：“人们不能老呆在一个过于美丽的城市，那会窒息人们所有的希望。”他还认为，作家应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应该阅读一切遥远的、古老的文化。如果他们将自己囚在自己所生存的年代，那他们是无法对这个世界贡献任何新鲜的东西的。卡内蒂一九二九年开始创作，一九三○年完成了小说《迷惘》，他没有急于拿出去发表，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在维也纳出版。该书曾泽为两个英泽本，一名《火刑》，于一九四六年在英国出版，另一名《巴倍尔高塔》，于一九 四七年在美国出版。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小说，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写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前夕，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基恩，是一个居住在维也纳的汉学教授，他埋头于学业，对世事从不过问。在他和强悍的女管家苔莱泽结婚以后，他就无法再过那种平静的书斋生活了。苔莱泽为了榨取基恩的钱财，残酷地折磨他，甚至把他赶出心爱的书斋，使基恩痛苦和迷惘，以后基恩还遇到流氓舍尔勒的浩劫。多次的刺激，使基恩精神失常，后来由于他的弟弟相助，夺回了基恩的全部财产，赶走了苔莱泽和她的姘夫，使他重新回到有二万五千册藏书的书斋。这种突然的变化，更使他恐惧、迷惘。最后他在疯狂中烧毁了全部的藏书，自己也被火焰所吞没。小说结尾写道，“书桌前面的地毯，已经着火烧了起来。他走人厨房旁边的睡房，把所有的旧报纸都抬了出来。然后把它们一张张撕开来，揉成一个个的纸团，回到书房内，他把这些纸团放到四边的角落去。做妥了之后，他把梯子放回房间的中央一贯的位置上。自己跟着爬上了第六级之上，低头看着房间内的火光，等待着。当火焰终于烧到了他的时候，他大声地笑了出来。他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这样大声地笑过。”小说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表现了人生的变幻莫测，揭露了动荡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邪恶现象。《迷惘》是作者原计划八部小说组成的《狂人喜剧》的第一部。但其余七部至今尚未动笔。《迷惘》出版以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一九六三年再版后，才在西方流传，并得到托马斯·曼和赫曼·勃洛克的赞扬。瑞典研究院认为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具有果戈理和陀恩妥也夫斯基的风格。卡内蒂在三十年代开始写剧本。一九三二年发表第一个剧本《婚礼》；一九五○年发表《虚荣的喜剧》；一九五六年出版《确定死期的人们》。这些剧本虽带有荒诞性，剧中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表现某种场面和人物的心理状况，但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和生活的不安全感，揭露和讽刺了人们的自私与贪婪。卡内蒂的剧本，除了运用象征手法外，还善于运用人物的声音特色来表现社会的混乱状态和荒诞性。他曾把自己的戏剧称为“声学的面具”。一九六○年，卡内蒂发表了《群众与权力》。这是作者花了三十五年的心血写成的一部社会学性质的巨著。这是他继《迷惘》之后，最引人注意的一部作品。早在一九二五年，他计划写一部名叫《群众》的论著，为此他曾研究过各国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群众运动。然而到一九三一年，他发现单纯论述群众而不同时研究权力，作品将毫无价值。到纳粹德国疯狂侵略的年代，卡内蒂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特别注意。所以卡内蒂说，他写这部作品的“主要意图是研究法西斯的根源。我要弄明白隐藏在事实深部的根源，而不光是时代的表面现象而已”。瑞典研究院认为《群众与权力》是一部“专断有权威的作品”，它的目的是在攻击“权力的宗教”。但这部长达五百多页的著作，作者虽然反对法西斯主义，可是他并没有能够正确指出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根源，他只是从动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的角度阐明法西斯的统治和群众受愚弄的原因。同时，作者虽然分析了各种群众运动，但他并没有正确认识群众和群众运动。他把群众需要的自由，说成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他还把群众的行为，看成是盲目的，最后群众要破坏的和群众本身都将同样消失。这就表现了作家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这部著作，在写作上为西方评论家所赞赏，认为作者论说“明 晰透彻”，文字上毫不矫揉造作。一九六七年，卡年蒂完成了游记《巴利卡斯之声（旅游札记）》，在这部游记中，他描述了北非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并赞扬那里处处充满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善良。一九七九年，他写了研究卡夫卡的论文，题目叫《卡夫卡的另一次审判》。西方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研究卡夫卡的权威性的论著。卡内蒂到目前已完成了两部回忆录，第一部题名《得救的舌头》（英译本1979年出版），第二部名《我耳朵中的火把》（英译本1982年出版），前者回忆他童年时代在多瑙河畔的生活；后者回忆了他母亲对他的教育，卡尔·克鲁斯等人对他的影响，同时还反映了犹太人在中欧和英国的生活，以及二十年代柏林文学界的状况。这西部回忆录对了解卡内蒂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思想的发展有重要价值。但他这两部回忆录只写到一九三一年，卡内蒂还有半个世纪的生活可以回忆。此外，卡内蒂的《文学笔记》也于一九八二年出版。这是他写《群众与权力》时，利用余裕时间所写的文学随想录，虽不连贯，但不无真知的见，写得也比较生动。西德有位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詹姆斯·利昂，曾对卡内蒂的一生和他的创作，作过总结性的评述，他写道：“卡内蒂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一位人道主义者。他代表的是德国的整个放逐的一代。放逐的一代在希特勒步上权力的宝座时就开始形成了。这一代的作家，当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德国故园时，已是中年了，成了在夹缝中求生的一代。因此，他们写的作品多数是沉思的，探讨性的。”（意晓） 一九八二年获奖作家[哥伦比亚]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GarcíaMárouez，1928—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宣布这一年度的获奖者为哥伦比亚小说家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授奖的理由是“因为他在小说中能够运用丰富的想象能力，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匀画出一个丰富多采的想象中的世界，反映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消息传开，在世界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名具有代表性作家，马尔克斯的名字是与六十年代被称为“爆炸文学”的拉丁美洲文学高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股在地区性的民族文化解放运动直接影响下所产生出来的文学热流。它的出现使拉丁美洲文学面目一新，迅猛、强烈、宏大，成了它的主要特点，所谓“爆炸文学”之称，即为此种气势之喻。在持续一二十年之久的“爆炸文学”中曾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马尔克斯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马尔克斯现年五十四岁（1982），是现今活在世上最年轻的一位获奖作家，他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哥伦比亚北方马格达莱纳省濒临太平洋的小镇阿尔卡特卡，父为医生，从小由外祖父母抚育成人，这两位老人是他最好的启蒙老师，传奇神话、民间传说以及当地印第安人的世俗方言，等等，通过他们的口灌输到幼小的马尔克斯的头脑里，使他养成了对文学的特殊爱好。马尔克斯七岁阅读《天方夜谭》，十二岁来到首都波哥大进那稣教会学校读书，一九四五年又入波哥大大学法律系学习。在大学期间，马尔克斯加入了哥伦比亚资产阶级左翼政党自由党，开始参预政治活动。一九四八年，为争夺政权，自由党与保守党发生全国性内战，社会混乱，人心惶惶。此时，马尔克斯即辍学离校，曾担任过一阵短暂的律师，不久后任《观察家报》记者，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年代，他受报社委派先后至意大利和法国任特派记者，一九五七年回国，尔后又被派往美国、墨西哥和西班牙等国工作。早在十九岁还在大学读书时，马尔克斯即开始发表作品，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落叶及其他的故事》出版于一九五五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马孔多地区（Macondo）为背景，集中描写了勃纳特阿家族的命运。马孔多这个沿海小镇，实际上就是马尔克斯家乡阿尔卡特卡的翻版，它终年沉浸在那种戏剧性的、令人惊奇和带有传染性的特殊气氛之中，而勃纳特阿一家的经历和遭遇则又包含有神秘的、令人难解的成分。《落叶》仅仅是这个家族历史的开端，接着，马尔克斯又连续写了长篇小说《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光》（1962）和《百年孤独》（1967）来继续这部宏大的、编年史式的描述。勃纳特阿家族经过六代人的衍生繁殖，虽曾有过一时的兴旺，但所有子孙部彼证明最终将成为一个孤独的人。贯穿在整个马尔克斯著名的魔力般的现实主义技巧之中的，是谁确的细节描写与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怪僻特征的结合，这们乎是作者在文学上的一种有意识的实验。《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公认的在艺术上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它成为作者对马孔多世俗社会精采描写的最重要组成祁分。在这部作品中，马尔克斯 以最通俗、粗浅的文字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马孔多镇上的牧师企图以死后灵魂可以升上天堂为诱饵来吸引人们到教堂里去做礼拜，约瑟·阿克多·布伦特拉为了帮助牧师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个问题，还特地向教民们描述了上帝的模样。雷姆朵斯·布伦特纳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升了天，他死了之后有没有见着上帝谁也说不上，但那个麦尔奎德斯·布伦特纳却死了两次。第一次他死了后感到死的味道不好受，又见不着上帝，于是又活了转来，直到第二次才无可奈何的死去。结果引起了教民们对教会的愤怒，他们群起而攻之地扑向祭坛，认为这是由于上帝把他们遗忘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小说也以现实主义笔调描绘了三十年代哥伦比亚的工人运动和一九四八年恐怖的权力斗争。小说出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先后重版了上百次，作品由于离奇的情节和富有象征主义色彩的人、鬼、神之间的关系描写，更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美国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柯勒斯大百科全书在介绍马尔克斯时有这么一段话：“他的史诗般的《百年孤独》也许可以算得上是当代拉丁美洲小说中最重要的第一流作品。”从中可见它的突出地位。一九五九年，马尔克斯应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的聘请，担任该社驻波哥大记者，一九六○年起改任该社驻联合国记者，一九六一年后侨居墨西哥，专门从事小说、电影和新闻写作。此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长篇小说《伊莎贝尔在马孔多等候下雨》（1968）和《家长的没落》（1975）等。一九七五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被害，为了抗议这一行动，马尔克斯曾搁笔多年，至一九八一年方始出版他又一部轰动拉美和西方世界的佳作——中请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又译《死亡预言录》）。小说以三十年前在哥伦比亚发生过的一件凶杀案为主要题材，以杀人者表亲的身分将事后采访的记录整理成文的形式而写成的。富家子弟、阿拉伯人圣地亚哥·纳赛尔与屠户之女安赫拉·维卡略有私情，但安赫拉后来又由父母作主嫁给了一个外来人、将军之子巴亚多·圣·罗曼。在新婚之夜，罗曼发现新娘已非处女，即将她扭送回娘家，在母亲与丈夫毒打之下，安赫拉被迫交待了情人的名字，安赫拉的两个孪生兄弟巴布洛和彼得罗发誓要杀死纳赛尔为家庭的名誉雪耻。于是，第二天一早，兄弟俩磨好杀猪刀，在镇上的牛奶店门口等候纳赛尔。他们边走边向别人宣布这一杀人计划，许多人以为他们在说胡活，不当回事；有人怕寻惹是非.不放多嘴；也有人希望纳赛尔被杀，不肯去报信，因而，直到纳赛尔来到兄弟俩跟前还不知大祸即将临头。纳赛尔终于被杀死了，维卡略兄弟到镇长那里去自首，但由于这是一件出于复仇的凶杀案，因此他们只坐了三年牢就大赦回来，巴布洛结婚成了家，彼得罗去当兵并获得上士军衔。最苦的是安赫拉，她被丈夫遗弃后，一个人过着冷落痛苦的生活，她每星期向丈夫写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十七年之后，惟粹的巴亚多·圣·罗曼终于带着安赫拉写的近两千封没有拆过的信来找她⋯⋯。小说是一个悲剧，几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个悲剧形成的原因便是社会的、宗族的、封建的、落后的思想意识以及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作者对这些受害的小人物在宁里行问流露出不无同情之感，而对那些权贵官僚们则投以嘲讽鞭挞之笔。马尔克斯在旱年曾受西方现代派大师乔伊斯、卡夫卡和福克纳等人的影响，同时也努力去学习与模仿阿拉伯民间文学和印第安人神话传说的传统艺术，以梦幻与现实的交锗，出人意外的情节变化来揭示人物的独特性格与内在意识，因而他又被人 们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在艺术上的处理与作者以往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它以朴素的描述、严谨的结构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生活实际，着重突出各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他们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态度。它不是推理小说，也不是侦探小说，而是叙述一个生活中悲剧的社会小说。小说出版后甚受欢迎，据说仅哥伦比亚黑绵羊出版社初版的一百余万册就在两周之内抢购一空。马尔克斯的小说是西班牙语系国家中最受人欢迎的，发行量占第一位，由于他多年来卓越的文学成就，先后获得过哥伦比亚国家文学奖、委内瑞拉“罗慕洛一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意大利基安贾诺文学奖和法国最佳国外小说奖，一九七○年获得美同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还在法国获得了荣誉勋章；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使他的荣誉达到了世界性的高峰，成为在拉丁美洲中继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和聂鲁达之后第四位获得这项荣誉的作家，他被人们誉为“继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天才们之后，继巴勃罗·聂鲁达之后最伟大的天才”是受之无愧的。但他最近对记者说起，他之写小说也是偶尔中开始的，他认为从事写作是一种“苦难和折磨”。马尔克斯的政治观点一向左倾，一九七四年他创办《抉择》杂志就经常刊登代表他观点的文章，用来支持哥伦比亚左派，反对右翼政府。目前，他应法国政府邀请，担任了法国——西班牙国家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职务。（信德） 一九八三年获奖作家[英国]威廉·戈尔丁WilliamGolding，1911—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瑞典文学院宣布现年七十二岁的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由于他在所创作的小说中“具有现实主义描写艺术的明晰，神话作品的多样性和普遍性，阐明了当今世界的人类状况”而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消息传来，在英国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据说戈尔丁本人在当天获得这一讯息时也“又惊又喜”，简直不相信自己竟会赢得这一文坛上的世界性荣誉，的确，英国近二三十年来的文学界境况也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界一样不景气，自一九五三年由前首相温斯顿·邱吉尔以历史学家的身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以来，英国作家中一直无人有幸再登这个宝座，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份荣誉居然落到了戈尔丁的头上，怎不令他激动与惊喜呢？自这份奖金创建以来，戈尔丁正好是第八十位获得者，从英国来说则是第七个获奖的作家。威廉·戈尔丁，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在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一个名叫哥伦白一马爱纳的村子里，早年曾在马堡语法学校受教育，后于一九三一年考入牛津大学布拉森斯学院深造，开始两年学自然科学，接着改学英国语言文学，一九三五年毕业，获文学上学位。此后，戈尔丁来到伦敦，在一家低等剧院里充当编剧和导演，还客串演戏。一九三九年，在家庭的医力下戈尔丁离开了剧院，到索尔伯里兹华滋华斯主教学校任英语和哲学教员。同年与安妮·布鲁克菲尔特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戈尔了应征入伍，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皇家海军服役五年，在军舰上与德国海军交战过，后又指挥过一个火箭炮分队在法国作战，获少校军衔。战后复员，戈尔丁重回华滋华斯主教学校执教，至一九六一年方离开该校。早在大学求学期间，戈尔丁即表现出对写作的酷爱，他曾于一九三四年出版过一本《诗集》，只是因为这本处女作质量低劣在社会上无甚影响，才暂时打断了戈尔丁的创作兴趣。四十年代末，戈尔丁在任教期间又开始业余创作，第一个成果便是出版于一九五四年的长篇小说《蝇王》。使人意外的是，小说一问世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戈尔丁这个陌生的名字一举成为英美读者中广泛评论的著名作家，特别是在大学生中间，作品的影响尤其大。在美国，这部小说被选作大学英文教材和必读书，其反响之广可与一九五一年出版的J·D·赛林格的小说《麦田的守望者》相匹敌。《蝇王》以虚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述了一群小学生在战争中流落到一个荒凉的珊瑚岛上，由于脱离了文明社会，使得他们身上重新回复了人类原始的野蛮本能，终于成为相互残害的野蛮人。小说企图以这个纯粹虚构的故事来探讨关于人性中的善与恶的问题，戈尔丁认为“人类产生邪恶就象蜜蜂制造蜂蜜”，在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就是这一“人类可怕的疾病”。《蝇王》的作者是富有想象力的，但它的基调是悲观主义的，它企图证明人类内在的邢恶的天性是在缺乏对自由的追求、对生活含义的理解和处于孤立状态下重现的。作者显然是在爆发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下，对人类本性中存在的邪恶产生了恐惧和忧虑的心情下才导致创作这部小说的动 机，这与当时流行于西方的“存在主义”基本上是同属于一个思想体系，即把人类世界看成是混乱的、荒诞的，人类的本性是邪恶的、盲动的，这正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观念在冷酷的现实世界面前无法找到正确答案的结果。由于《蝇王》的思想迎合了二次大战后许多西方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理，同时小说所采用的象征手法和对人物内心心理刻划上的独创性，这些都是作品在短时期内赢得人们欢迎的主要原因。小说在一九六三年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在《蝇王》成功的基础上，一九五五年戈尔丁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继承者》，小说以旧石器时代中期在欧洲、西亚和北非一带活动的尼安德特人为描写对象，与现代人类相比较，表现出他们如何具有纯洁的和热爱生活的感情本质。假如在《继承者》一书中代表了戈尔丁对尼安德特人的全部观点，那末在《平彻·马丁》（1956）这部作品里就是证明了作者对整个人类的否定，小说以海军水雷部队军官马丁在一种复杂的“考验”中受折磨痛苦而死为基本情节，抨击了海军的内幕，作者认为那里“简直是一座地狱”，小说通过马丁临死前思想过程的描述展现出他对征服生活的渴望，但在那个环境里要想赢得生活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赢得自由》（1959）是戈尔丁唯一以第一人称写成的长篇小说，叙述了一个戈尔丁式的英雄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社会的腐败使他最后丧失了自身的清白。戈尔丁在六十年代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螺旋》（1964，又名《塔尖》），内中揭露了一批劳动者由于屈服于一个天主教主教企图建造一座螺旋塔的狂热念头而造成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堕落，并直接影响了整个索尔伯里兹教区的威信。此外，戈尔丁其他的作品还有刷本《铜蝴蝶》（1958），广播剧《珀尔肖恩小姐》《1960）、《破碎的心》（1962），短篇小说集《蝎子神》（1971），长篇小说《金字塔》（1967）等。新近完成的第八部小说《损人》将于一九八四年出版。综观戈尔丁三十余年的创作，可以看出他为自己的作品避免落入现代小说的因有模式所作的努力是始终如一的，他的小说近乎于寓言，多用比喻、象征、讥讽的手法，虚构的成分多于现实生活的影响；然而却能促使读者从这些关于人类原始状态的神话中去思索问题，这一点正是饱含着他多年来的道德观念，也明显地反映出他在小说中革新风格的尝试。此外，他在作品中色彩强烈的语言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戈尔丁受到古希腊文学的重大影响，特别是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经过一场人类大战之后使他更进一步地体验到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等悲剧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人类非理性梦幻观念的根源。戈尔丁认为人类最大的疑难问题是“如何去懂得生命的无畏与自然生存的混乱”，因而他在《蝇王》中一反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J·鲍伦蒂尼（1772—1833，著名小说家W·司各特的好友）在田园诗《珊瑚岛》上的抒情格调，写出了如此触目惊心、振聋发聩之作。西方评论家认为，戈尔丁最大的成就在于对人类道德的预言，并以此作为构成他的全部小说创作的主题的基础。作为一个在艺术上变化多端的艺术家，他希望人们通过他所选择的素材中塑造出来的寓言形象，从中引出应有的教训，即人类是堕落的、野蛮的、自私的，这是一种使一切生物堕落的自爱的力量所造成的后果，更确切地说，戈尔丁所写的只是对人的传统现象的重复而已。瑞典文学院指出的所谓“阐明了当今世界的人类状况”大概即指此意。戈尔丁正是因为作品中象征主义的和谐描写才成为战后英国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六十年代以后，戈尔丁往返于英美之间，致力于创作、教学和研究，取 得了不少的荣誉：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豪林斯学院任客座教授，一九六一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一九六○年任布劳斯顿学院荣誉研究员，一九七○年获英国布赖顿塞赛克斯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已于一九五五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一九八○年戈尔丁获得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戈尔丁现居于英国南部维特夏郡。（信德） 一九八四年获奖作家[捷克]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JaroslavSeifert，1901—1986自一九○五年、一九二四年先后由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传统上的东欧国家作家就一直与这一崇高的荣誉无缘。这个几十年的空白终于由捷克的侍人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在一九八四年打破了，瑞典文学院在这一年的十月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当年84岁的塞费尔特，以表彰“由于他的诗作中所具有的新颖的感觉和丰富的创造力，提供了一个不可屈服的精神和多才多艺的诗人自我解放的典型”。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于一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郊区一个工人家庭，其父为人随和乐观，后成为一家零售杂货店经理，这一家子在当地以充满欢乐与丰富多彩的情调而闻名乡邻，这也许是诗人从小就具有丰富感情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布拉格作为欧洲最闻名的古老城市之一，以其建筑音乐、文化等艺术特色不断地对年轻时代的塞费尔特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当年他在放学后穿街走巷帮助父亲为顾客送货的同时，也就在经受着这座伟大城市的熏陶，这一点在诗人晚年时仍深记不忘。虽然诗人年轻时并不是一个读书认真的学生，后来连高中也没有毕业，然而他从小却喜爱文学、音乐和外语，十几岁时就成为一家期刊的编辑、诗人和法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译者。一次大战后，捷克从奥匈帝国统治下独立，诗人在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任记者，开始了职业新闻工作者生涯，同时在捷共出版部门任职。一九二○年，对塞费尔特来说，是步入诗坛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都市之泪》（一译《泪城》），并与当时的捷克青年诗人工.沃尔凯尔（1900—1924）、Y.奈兹瓦尔（1900—1958）等人组织了同仁文学团体“旋覆花社”（Devětsil）。“旋覆花社”取名于同名杂志，这是一个受到法国诗人G.阿波里耐（1880—1918）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先锋派”诗歌组织，成员9人，皆为捷克共产党党员或激进分子，故又称“九人集团”。也许他们都是一群具有激情的青年诗人，不久该诗社即因艺术形式和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一九二二年沃尔凯尔即宣布退出，至一九三○年该社完全停止活动。这中间除了艺术上的原因之外，还包含了政治原因。“九人集团”随着国际政治势力和捷克国内的社会环境的变动，在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上日益分化，塞费尔特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于一九二九年宣布脱离捷克共产党，成为一名自由派的诗人。塞费尔特的早期作品除《泪城》之外，还有《爱》（1923）、《蜜月》（1925）、《夜莺之歌》（1926），在这些诗集中诗人改变了原先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热忱，表示了不再迷恋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演变，也就在一九二九年他声明拒绝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理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此后他的诗歌创作大多局限于非政治题材，集中精力行发对童年生活的怀恋、对女性的贷美、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友人逝世的哀悼。因而有人评论塞费尔特是一个专写陈旧题材的诗人，甚至称他为“爱情诗人”或“春天诗人”，而他似乎注定在事 先安排了对春天的钟情，他的名字雅罗斯拉夫便是证据（Jaroslav在捷克语中意谓“春天的时光”），这好像是诗人对自己热爱的诗歌题材的一种暗示。对塞费尔特来说，他的出生环境是幸运的，他生长在一个政治热忱、群星灿烂的年代。这是一个欢乐的场所，风趣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在社区中友好地竞争着，每天在大街上的酒馆里坐满了人，使布拉格这个古老可爱的城市的每个角落充满着爱情和情感。因此，诗人总是把自己看作为人们最恭顺的仆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从高山俯向城市，站着，双臂伸开。我是指路的先知，为受难者预言光辉的明天，我是劝慰绝望者的圣贤，手里拿着永不凋谢的花朵。我是革命中的第一名射手，也是第一个牺牲者，我首先跪下，为受伤者包扎，像上帝般的神奇，像上帝般的全能，我比他还伟大，而且要伟大得多，然而我又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位恭顺地听从千百万群众宽恕的诗人——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这首题为《最恭顺的诗》的诗表达了诗人甘愿匍伏下来“恭顺地听从千百万群众宽恕”的心情，他觉得在民众面前自己既是一个“先知”“圣贤”，但又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奴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爱祖国、爱民族的赤子之心。布拉格始终是塞费尔特创作中最持久的题材，表现了诗人对故乡的最持久的爱恋之情。如果说《泪城》渗透着诗人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显示了诗人年轻时代的精神面貌，那末，三十年代出版《新城》（1930）、《八天》（1937）、《浴着灯光》（1940）都以浓郁的抒情色彩表达了他的个人情感，尤其是那充满着艺术魅力的诗句似乎成了诗人掠拨心弦的纤手：当我们思念起远方，我们就默诵着：海波，海波，在瑰玫色的信封里我们把自己的爱恋来表达，随后亲吻一下那少女的柔发，我们就默诵着：发波，发波。——《大海》 我听见了他人听不见的：光着脚走在天鹅绒上的声音。邮戳下的叹息声，琴弦终止时的颤音。有时我有意避开人们，我看见了他人看不到的：那充满在微笑中的隐藏在睫毛下的爱情。——《爱情之歌》令人惊讶的是，塞费尔特的艺术魅力并没有因为青春年华的过去而消逝，反而随着技巧的成熟而更为激动人心。当他在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美国的评论家评论说：塞费尔特的思想感情一直处于两种势力影响的天平之中：一是来自于他父亲的社会觉悟，另一是来自于他母亲的充满宗教意识的艺术思维。后者这种虔诚的传统深深地表现在他的诗作之中，并且自一九二三年之后越来越深刻。不管这段议论是否完全准确，它至少反映诗人气质中两个方面影响的来源。当然，塞费尔特也决不是整天盘亘于花前月下的“春天诗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诗人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一改他过去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宣布自己的严正立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这样的重大变故。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纳粹德国对捷克的吞并以及整个二次大战中捷克斯洛代克人民所遭受的侵略和作出的强烈反抗，诗人先后以《把电灯关掉》（1938）和《泥盔》（1945）这两部诗集的创作表明自己的立场，前者描写了《慕尼黑协定》使捷克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的情景，后者是布拉格人民一九四五年武装起义的忠实纪录。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和苏军坦克占领布拉格以及由此带来的捷克斯洛代克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诗人并没有被苏联军队的坦克和大炮所吓倒，也没有因被当局撤消他所担任的捷克斯洛代克作家协会主席职务而俏沉，他公开蔑视政府当局时他作品在国外出版所发出的禁令，并成为一九七七年“七七宪章”运动中五百名签名者之一。塞费尔特的这些举动是与他的一贯立场一致的，他经常回忆起在二次大战期间如何写出一首首歌颂祖国、谴责侵略者的入侵以及赞美赋予他灵感和生命的美丽的布拉格城的动人诗篇，当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布拉格人民的石块筑起街垒与德国法西斯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之时，诗人兼记者的塞费尔特是这场起义的英勇参加者，他在枪林弹雨下写诗，把战斗胜利的捷报和起义者的颂歌送到群众手中，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气概。二次大战后，塞费尔特继续以抒情诗的形式抒发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之情，一九五○年出版的《维克多尔卡之歇》集中了诗人的这方面作品，在 诗集《莫扎特在布拉格》（1951）和《布拉格》（1958）中，诗人再次抒发了对这座哺育他成长的伟大城市的赞美之情。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上，塞费尔特成为自由派艺术家的发言人，一九六六年被授予“民族诗人”的称号，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担任了捷克斯洛代克作家协会主席，一九八三年出版了英译本诗集《铸铃》、《瘟疫纪念碑》和《波卡迪利大街的伞》，为诗人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一九八四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瑞典文学院坚持表彰塞费尔特作为一个作家，他“凭着自己的幻想为我们描绘出了与暴政与孤独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跟现在这里同样存在的世界，尽管它在我们视线所不能见到的隐蔽之中，与这个世界诞生联系在一起的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不屈不挠的灵魂。”因此，瑞典文学院宣布，“他的诗作反映了我们的正式意见。”塞费尔特因病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在布拉格去世，他在生前出版的回忆录《世界如此多娇》（1981）纪录了捷克人民的光荣传统，反映了这个民族争取自由独立和对幸福的不懈追求，也艺术地再现了这个“不屈不挠的灵魂”所经历的光荣一生。（信德） 一九八五年获奖作家[法国]克洛德·西蒙ClaudeSimon，1913—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七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法国小说家克洛德·西蒙获得。这是自一九○一年法国诗人阿尔芒·苏利一普吕多姆获奖以来的第十三位法国作家荣奖这一世界文学的桂冠，使法国在人数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克洛德·西蒙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四日出生在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塔那那利佛，父亲路易斯·阿纳托尼·西蒙是当时驻扎该地的法国占领军职业军官。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克洛德的父亲在战乱中被杀，他就随母亲苏珊娜·狄娜米尔·西蒙返回法国西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乡村定居，此后西蒙的童年生活就在该地区与西班牙接壤的边境小城佩皮尼昂度过。在那里，他受到拥有当地贵族身份的母系家族的保护。七岁至十六岁在巴黎斯坦尼斯拉斯学院求学，在此期间他成了一名勇猛机灵的橄榄球运动员和初露头角的小画家，拜当时巴黎著名画家安德烈·洛特（1885—1962）为师。十六岁后，西蒙分别在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深造，并先后赴欧洲各地和苏联旅行。一九三四年应征入伍，服役于第三十一骑乓团。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西蒙是一名共和派的强烈同情者，叁予了运送武装等援助工作，一九三八年共和派失败曾使这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军官倍感沮丧。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蒙应召重新入伍，并担任了旅指挥官职务。一九四○年五月在法国本上与德军决战的默兹战役中受重伤被俘，囚禁于德国米尔豪森集中营，后被转移至法国本土监狱，从那里越狱脱逃后在佩皮尼昂加入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战后，西蒙返回巴黎，一九五一年与伊凡娜·杜克林结婚，定居于东比利牛斯省乡村，经营葡萄园，六十年代起移居巴黎拉丁区公寓，在那里常与文艺界同仁相聚。一九七八年与希腊血统的R·卡拉法斯再婚。西蒙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二次大战之前，第一部小说《作弊者》完成于在佩皮尼昂参加抵抗运动期间，一九四五年出版。他的早期小说作品还有《绷紧的绳索》（1947）、《吉利弗》（1952）和《春之祭》（1954）等。在这些作品中，西蒙较多地受到威廉。福克纳、马塞尔、普鲁斯特、约翰·康拉德和弗道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他试图以规范的描写与颠倒的跳跃相交叉的双重手法来显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一写法支配了他的全部早期作品。同时，西蒙也设法将自己早年学习绘画的技巧融入写作之中，他承认自己的风格较明显地受到当时的画家拉奥尔·壮飞（1877—1953）的启发，在小说中大量吸收了抽象派的笔法，将视觉艺术与哲学观念结合一起以保持两者的平衡。长篇小说《风》（1957）和《草》（1958）的出版标志着西蒙正式开始了他的新小说派的艺术探索。新小说派是二次大战后在法国形成的一个小说创作流派，当时以罗伯-格里耶（1922～）、娜培丽·萨洛特（1902～）、米歇尔·布陶（1926～）和克洛德·西蒙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家，公开宣称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决裂，要以新的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去 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事物的真实面貌，因而也被人称之为“反传统小说派”。新小说派认为法国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过时，这种手法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因而必须冲破这一僵化的程式，以内心分析、时间跳跃、语言变幻等手段，引导读者进入一个身临其境的“内心世界”。五十年代后半期，新小说派开始在法国流行，至六十年代达到它的鼎盛时期。一九六○年，西蒙与其他新小说派作家一起，加入了法国知识分子联名发表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反对法国继续执行殖民政策的《121宣言》，同年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佛兰德公路》，成为新小说派中后来居上的有影响的作家。《佛兰德公路》被公认为新小说派中的杰作，小说以当年西蒙经历的默兹战役为背景，描述了一个名叫乔治的骑兵在遇到德军伏击后溃退受伤的经过。乔治在敌人攻击后突破重围企图重新组织队伍发动进攻，但是一切都是徒然，他的希望破灭，由此产生内心的极大痛苦。与西蒙的其他多数小说一样，一九四○年五月这场梦魇般的苦战恶战以及由此造成的被俘的痛苦经历，成了作家日后创作中最丰富、最感人的素材，而《佛兰德公路》所取得的成功尤为显著。美国评论家K·古尔德将此小说比喻成“细微镜式的描述”，认为“它不仅仅是作者自我个性心理特征的表现，而且揭示出整个人类行为的原型结构”。小说以乔治复杂的内心世界为剖析目标，再现了在战争环境中的人类心理机制的变幻过程；作品中的紧张气氛和人物多变的心理状态主要是通过人物动作和语词的交替出现来表现的，反映了西蒙创作中不注重情节的连贯、多用人物内心独白和潜意识动作以描绘出瞬息间的感觉的技巧已经形成。假如把《风》、《草》等作品看作西蒙摆脱传统创作手法、朝向新小说派风格的起步，那末《佛兰德公路》则显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新小说派作家已经崛起。六十年代后，西蒙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又连续出版了《宫殿》（1963）、《历史故事》（1967）、《法萨罗之战》（1969）等小说，新小说派的创作技巧运用得更为巧妙，锗综复杂的情节结构、时间空间的自由跳跃、意识与叙述的混合交错，以至整页整段没有标点符号的长句子的出现，往往给人毫无头绪的感觉，但这一切正是西蒙主张并予以实践的新小说派的艺术特征。在《历史故事》一书出版之际，西蒙重申了他的创作信条，声称他所写的小说“就橡一名画家笔下的一个世界。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线条都是其中因素的构成”。《法萨罗之战》问世后，曾被法国评论界誉为新小说派的“神话”，是对。“新小说”理论的阐述，是运用叙述符号的典范。随着西蒙创作成果的不断丰富，使他日益成为法国文坛上的有影响人物，一九七三年荣获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六十年代后多次获得法国各项文学奖金，是许多文学评论家注重研究的对象，在法国早有多部论述西蒙创作特征的专著出版，他的小说创新理论与实践几乎成为横扫法国小说界的“龙卷风”，刮跑了那些传统的人物描写方式和环境叙述手段，显示出他的作品中一种不具体存在也不连贯但又能被读者真切地感觉得到的“现实世界”。瑞典文学院在宣布西蒙获奖时强调了他的艺术上的独创性：“西蒙所探索的内涵更多地体现在对于人类生命意识之中，他把语言的、绘画的和电影的眩耀而多变的技巧应用于文学之中，以使它能艺术地占领生活。”西蒙则早在五十年代写《风》的时候就明确了自己的创作目标是：“试 图在祭坛后面重新建成巴洛克式的画屏”。他的努力确实使他的小说创作拥有“诗人和画家相结合的丰富的想象力”，“并通过对人类环境的描写，使之与时代的深刻认识融为一体”。进入七十年代后，西蒙的创作达到了高潮。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小说《三联画》再次显示了西蒙自《佛兰德公路》成功以后的飞跃。这部小说以探索性的笔触，叙述了无法分割又毫不相关的三个人的故事，内中的人物不管是生还是死都不能互相摆脱，因而成了犬牙交错的解不开、挣不断的疑团。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事物的教训》是西蒙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又一次抨击，与《三联画》相似，作品仍以二次大战中的悲剧经历为内容，采用一种反复的、连续的多种画面的新结构形式，写出了人们的内心恐惧和战栗。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农事诗》是西蒙四十年来创作生涯的总结性作品，因而也被瑞典文学院的发言人、信任秘书拉尔斯·吉伦斯顿称之为西蒙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同样以二次大战为背景，同样以三个互不相关而又缠绕在一起的人物（第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第二个是二次大战中的法国骑兵，第三个是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英国青年）的经历为情节线索，他们之间虽毫无瓜葛，甚至还相隔一个多世纪，但都处于“历史的魔掌”之下。作品的主题企图表明：人虽各有不同，但历史的年轮周而复始，循环相承，人是逃脱不了最终的命运的，就像庄稼的春种秋收一样。西蒙曾经说过，他认为他的那些经历就是他的大学。当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感到万分高兴，他觉得这是世界和人类对他的作品、创作理论的肯定。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的颁奖仪式上，他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创作观点——巴尔扎克在他那个时代，是一名勇敢的革新者（这一事实早已被以后的追随者们所遗忘，居然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把他尊为传统势力的先驱），靠着某种“写作狂”和对多产的癣好，渐渐声誉鹊起，超过了自己的愿望，之后巴尔扎克式的小说逐渐衰退，让位于那些单纯论证性质的作品。⋯⋯文学也是如此。今天看来要求长篇小说比许多归为小说然而有很大争议的作品，具备的可信度应该更高。这种可信度是由小说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所赋予的。小说的各部分将不再根据文学作品以外的因果报应设计，而是按成规展开。社会心理型的因果报应就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准则。现代小说将依照某种内在的因果报应关系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事件，不论是目前正在描写的还是未曾提到的，都将按照各自的特点，一个接一个地发生。西蒙这一观点从他自身来说，已为作品实践所证明，但文坛上对创作的看法也许还要不断地伦争下去，正如法国评论家让·里加杜对西蒙创作的一句归纳性的评论：小说己由“历险的叙述变为叙述的历险”。西蒙一生的小说创作过程就是一系列的文字叙述的探险。（信德） 一九八六年获奖作家[尼日利亚]沃尔·索因卡WoleSoyinka，1934—古老的黑非洲大陆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使他们的民族文化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非洲作家尽管创作出丰富的作品，却无法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一九八六年十月，当瑞典文学院宣布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尼日利亚的沃尔·索因卡时，非洲大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非洲人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终于有非洲作家登上了世界文学的神圣殿堂，填补了自诺贝尔文学奖创建以来八十五年中没有一位非洲人的名字载入在奖者名册的空白。成为非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沃尔·索因卡，是尼日利亚最负盛名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出生在尼日利亚西南部阿贝奥库塔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塞缪尔·索因卡六个孩子中的老二，索因卡家族是约鲁巴部落的成员，该部落在西非具有悠久传统和比较富裕的经济地位，沃尔·索因卡的童年生活深受该部落的文化意识的影响，宗教仪式、民族舞蹈、对戏曲和象征色彩的偶像图腾崇拜，这些都在这位未来的大作家心上刻下烙痕。在伊巴丹市英国圣公会所属的初级学校完成学业后，索因卡进入该市语法中学学习，他因写作上的优异成绩曾数次获得奖励。一九四六年，素因卡考入在尼日利亚处于第二著名学府的伊巴丹学院，该院具有尼日利亚民族文化与英国殖民文化双重影响的背景，在四年的学习期间，索因卡正是在这种双重影响的包围之中形成了他日后融民族文化与欧罗巴文化于一体的创作特色。一九五○年，索因卡来到首都拉各斯，进入尼日利亚广播电台工作，同时开始写作广播剧的短篇小说。一九五二年，进入拉各斯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希腊文和西方历史，并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成为首都稍有名气的青年社会活动家。一九五四年，索因卡前往英国，进入利兹大学研读英国文学，由于他的出名的创作才华，得到了该校的戏剧评论家G·W·奈特教授的赏识，井在日后的相处中日益成为索因卡的良师益友。一九五七年获利兹大学文学土学位，在奈特的指导下留校研究美国戏剧家U·奥尼尔的作品，并完成了作为索因卡最初戏剧探索的两部剧本：《沼泽地居民》（1958）和《狮子与宝石》（1059）。英国皇家戏剧协会对索因卡的剧本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便邀请他前往伦敦成为该协会的专业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员。这使索因卡更多地了解了英国戏剧的传统风格，并将它吸收到自己的艺术模式中去。一九六○年在获得伊巴丹大学戏剧研究基金后，索因卡返回祖国，任该校戏剧教授，并创建了国家剧团“1960年假面”（后改名为奥里桑剧团），为一九六○年十月一日的尼日利亚独立庆典创作了舞剧《森林之舞》。同年，他又推出剧本《杰罗兄弟的审判》，在尼日利亚建立了最著名的剧作家的声誉。一九六一年索因卡集中精力为尼日利亚电台撰写每周一次连续广播的广播剧，同时也为电视台创作电视剧。一九六二年，他被委任为伊夫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卷入了一场关于非洲传统文化的论争。索因卡的 反对固守非洲传统文化的顽固立场而著称，抨击了那种不加选择地赞美传统文化的神秘性并引为自豪的保守观点，他也反对把非洲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吸收对立起来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加区别的怀旧色彩造成的，对黑非洲过去的盲目歌颂只能造成排斥现代社会进步因素的不良行为。对索因卡来说，为非洲传统文化而自豪的观点无法解释非洲存在的各种问题。“一只老虎重要的不是它吼叫的形态，”他声称，“而在于它的本质。”在政治上，索因卡也一直保持了自己的严肃而正直的立场，一九六三年，因为反对政府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拒绝支持政府的大学管理制度，他辞去了教授职务。两年后，又因被指控未经批准擅自在电台中发表反对选举结果的行为而遭逮捕。在一批美英著名作家的抗议之后，被关押了两个月的索因卡才获自由，一九六五年，索因卡又受聘为拉各斯大学文学教授，同年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译员们》。小说的主人公是五位从欧美回国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声称不仅为自己也要为整个社会的转变而进行斗争。小说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尼日利亚的社会矛盾冲突和腐败现象。评论家们认为小说描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写出了“在表面现象下隐藏着的腐败结构”。一九六七年，尼日利亚爆发内战，依靠政变上台的P·Y·戈翁将军以企图叛国的罪名逮捕了索因卡，尽管国际舆论的呼吁，他仍被关押了二十七个月之久。在失去自由、书籍和写作工具情况下，索因卡还是秘密地创作了一部剧本、若干首诗和一部小说的提纲。一九六九年十月，索因卡在全国大赦中获释，重返伊巴丹大学创立戏剧研究所，着手导演写于一九六四的剧本《孔其的收获》——一部抨击非洲独裁统治者的音乐喜剧。一九七○年起，索因卡流亡英国，在剑桥丘吉尔学院任戏剧研究员，并创作了日后获得巨大成功的剧本《国玉的骑兵之死》。六十年代是索因卡戏剧创作的黄金时期，先后写出了《强种》（1963）、《孔其的收获》（1965）、《路》（1965）和《疯子与专家》（1970）等剧作。其中《孔其的收获》以主题明确、艺术成熟而著称，揭示了非洲和尼日利亚的社会现实；后两部作品手法隐晦，内容荒诞，以影射和抨击时政为特色，显然是索因卡受到以贝克特（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代表的五十年代荒诞派戏剧家深刻影响的结果。一九七五年七月，戈翁在政变中下台，索因卡返回祖国，仕伊夫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着手导演《国王的骑兵之死》。一九七七年推出根据德国大戏剧家B·布莱希特（1898～1956）的同名杰作《三分钱歌剧》改编的剧本，索因卡将此剧本连同若干个短剧在公共场所中为民众免费演出，使他成为尼日利亚最著名的讽刺喜剧家，也为尼日利亚的讽刺文学带来了繁荣。一九七九年，素因卡导演了全部由黑人演员演出的《审讯布开罗》，该剧以南非黑人社会活动家s·布开罗遭到甫非当局拘捕拷打致死的真实事件为素材创作而成，显示了索因卡坚持抨击南非当局种族主义的正义立场。一九七九年，P·S·沙加里当选总统，索因卡被邀请担任伊夫大学的领导并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在公众看来，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但实际上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左派人士经常批评他是个“欧洲主义者”，政府当局则又因他对社会腐败现象的直言不讳的谴责而把他视为危险人物。一九八三年底，沙加里总统下台，他的继任者M·布哈里实施了对索因卡的迫害，下令禁演他所创作的剧本，于是他辞去了一切公共职务，潜心于戏剧创作。 索因卡在西方的影响最早起源于五十年代的英国，奈特教授无疑是他的第一个引路人，由于尼日利亚原属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渊源，因此他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技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戏剧传统的极大影响。但索因卡的创作高潮是在自己祖国取得的，他始终把自己与祖国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创作题材上坚持以民族独立、进步、反种族主义为主导思想，这一切证明索因卡并不是一个“欧洲主义者”，也没有把艺术看作高于政治与真理，他一直把文学机作反映人民心声的工具。一九七九年，索因卡率领剧团抵达美国，演出由他创作并导演的《国王的骑兵之死》，使他在西方世界的声誉日益高涨。剧本通过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之间的冲突，写出了新老两代人交替中的社会和民族矛盾，作者对老一代的尼日利亚人过多地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去保全传统的做法表示了同情和批判。八十年代，是索因卡在西方国家最负盛名的时期，许多评论家赞扬他的作品，认为他的剧本“是对人类在生与死之间存在的那条，神秘的通道’的沉思”，“包含了关于人性的一切主题”。他的英文版传记作者、美国作家H·L·小盖茨评论说：“索因卡的文笔是庄严的、求实的，他的作品结合了欧洲戏剧传统与约鲁巴戏剧传统，以独特的语言魅力显示了人类道德规范的力量。”正因如此，所以当一九八六年十月传出索因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刻，西方与非洲的舆论一致认为：他是获奖的最合适的人选。瑞典文学院发言人，常任秘书拉尔斯·吉拉斯顿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强调指出了在索因卡文学创作的背后所包含的文化与个人生活的经历。认为“索因卡通过他所受到的广泛的教育，以杰出的才华将他的传统非洲原型生活与其他文学传统结合在一起，以类似于欧洲试验性的写作实践者——例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创作手法，作了文体改革的试验”。因此，当他们决定首次将这一崇高的文学奖金授予一位黑人作家，以表彰“他的文学天才——他的艺术技巧、语言魅力和独创性——的非凡成就”时，世界公众的评价是美好的，瑞典文学院似乎在以自己的行动纠正多年的偏见。他们评价“索因卡的热忱尤其表现在对非洲传统的信奉之中，并成功地综合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人类的自由而献身，”这证明了一点：无论东方与西方、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着何等大的分歧，但人类的良知是一致的，即一切凡是创造人类美好的心灵的努力都应该予以肯定和褒奖。索因卡在获奖时宣布将这一崇高荣誉贡献给当时尚被南非当局关押在狱由的南非反种族主义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八七年获奖作家[美国]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Alexandroyich）Brodsky，1940—一九八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亚历山大维奇·布罗茨基是一位十五年前移居美国的、在东西方文坛上引起过较大争议的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于一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亚历山大·布罗茨基年轻时曾在苏联海军中服役过，后来因犹太人的种族原因而遭清洗，退伍后成为一名商业摄影师，但由于收入菲薄，一家人的生计还主要依靠于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母亲玛丽雅·M·布罗茨基。幼年时的约瑟夫·布罗茨基曾经历过“卫国战争”时期的列宁格勒包围战，战后被送入社区寄宿学校与俄罗斯孩子一起接受教育，按照他成年后的回忆录所写的，这是一种“俄罗斯化的教育方式”，他必须跟他父亲一样，“随时都要忘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十五岁那一年，布罗茨基离校辍学，他企图想成为一名医生，但谋到的职业却是在一家医院的太平间里缝合尸体。在此期间，他还干过司炉、铸锻工、地质队的搬运工等，据他自己事后对朋友说，自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四年他共从事过13种职业。也就在这段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岁月里，布罗茨基选择了文学创作作为改变革调乏味的生活的一种手段。他大量阅读了外国作家、诗人的作品，还先后把当代的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1572—1631）的诗翻译成俄文，他还加入了国家文化部下属的一个职业翻译协会，希望自己能当上翻译家。从一九五五年起，他开始创作诗歌。最初一些作品大都是先产主在他的日记里，然后在当地作家、艺术家的群体中流传开来，于是他终于成了列宁格勒“街头诗人”中著名的一员。他常将自己的诗作通过当众朗诵的方法得以广泛流传，他的诗以手抄本的形式一本本地在人们中间传递，他的创作成就甚至获得了当时苏联最负盛名的女诗人安娜。阿赫美托娃（1889—1966）的赞许。布罗茨基成了苏联诗坛上一颗惹人注目的新星。事后有一位名叫伊夫宁·埃米金特的学者在回忆当时与布罗茨基相遇在列宁格勒街头的情景时说：“他出神地朗诵着⋯⋯他的言语的强烈和悦耳，形成了一种魔术般的效果”。早期的布罗茨基作品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但立场是明确的，在《普希金纪念碑》一诗中开头写道：沉默不再作声回声，也令人疲倦在他诗的尽头是鲜血它们在缓慢地滴落到大地蕴藏在内中的显然是一股倔强的反抗情绪。写于六十年代的《约翰·多恩挽 歌》也许是布罗茨基最令人难忘的一首早年诗作：听吧！约翰·多恩他倒下了，睡着了他的四周都睡着了⋯⋯他躺在棺木中，安谧而寂静这就是他生命之床身上的睡袍是生活的海洋⋯⋯在任何瞬间，在任何时刻他的光芒照耀着寒冷和冰雪永恒年代的星座你那美丽神圣的世界西方评论界大多认为布罗茨基并非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名“观念上的持异义者”，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作为一个年轻的叛逆诗人的反抗立场；因此，后来所发生的列宁格勒地方法院对布罗茨基的审讯无疑是他得罪于苏联当局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对他这样一个“狂妄自大”的青年诗人的必然惩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家列宁格勒的报纸率先抨击布罗茨基是“一个半蜕化的寄生虫”、是“一个色情化与反苏维埃的诗人”；接着，在官方的支持下开展了对他的持续性的批判和谴责，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并扣押了他的全部作品；一九六四年三月，经过一段审讯后，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布罗茨基“强制劳动五年”的刑罚。随后，他被押送俄罗斯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一个国家农场里服刑，在那里被强制从事砍木头、拉粪肥、碾石料等重活。八个月后，由于一些作家、诗人的呼吁和抗议，布罗茨基获得释放，但他的自由仍在相当时间内受到限制，他返回到列宁格勒居住受到刁难，两次被禁止出国赴英国伦敦和意大利罗马参加国际诗坛会议和世界诗歌节活动。这里除了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九七一年下半年，以色列向他发出移居的邀请，翌年五月，他获准离开苏联，但他并没有前往以色列，而是来到美国，接受了安阿伯的密执安大学的邀请，成为该校的驻校诗人，一九七七年取得美国国藉。离开苏联前，布罗茨基的一些诗集，如《诗与诗人》、《荒野中的停留》、《约翰·多恩哀歌及其他》曾分别在伦敦、巴黎、纽约出版过英文版和法文版，但他的作品在西方真正造成影响则是在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国之后。一九七三年在纽约出版由乔治·L·凯并翻译的英文版《诗歌集》，集中了布罗茨基有影响的诗作，一九七三年底出版的一期《纽约时报书评》成为评论这位诗人的专号，有的评论家认为布罗茨基的诗“显示了在沉默中生命爆裂的能量”，公认为他是“具有传统的这一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此后，他的诗作频繁地出现在《纽约客》、《纽约时报书评》、《时代》和《大西洋月刊》等美国第一流的杂志上：接着，他的影响又从美洲大陆重新流向欧洲大陆，当一九八○年诗集《部分言语》出版时，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就认定布罗茨基是当代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显著的存在是近十年来诗人在世界诗坛 上自我确立的结果”，这些舆论的建立为他后来的获奖铺平了道路。《部分言语》共收集1965至1978年间创作的诗37首，由布罗茨基本人和其他若干位翻译成英文，它的出版被认为是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件大事，一九八○年八月十四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发表署名文章，赞扬布罗茨基的诗“对读者是具有迷惑力的，并显示了巨大的进取心以及企图使人类在一个具有威胁性的世界中不断坚强起来的力量”。一九八○年起，布罗茨基移居纽约格林威治，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任教，并接受了耶鲁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八十年代后，他又先后成为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院士、国家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和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一九八一年获得约翰·D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金奖励，以表彰他“诗歌探索中显示出来的天才”。布罗茨基在西方国家是以其抒情和哀歌体诗的创作而闻名的，可是人们对他的外表的印象恰恰相反。“高高的个子和经过精心保养的浅红色的头发，加上那双锐利的灰青色的眼睛”，这就是布罗茨基给人的主要外貌形象，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小传（1950—1970）》的描写使人们对这位来自俄苏的诗人更增添了一分神秘的感觉，难怪评论家唐纳·洛查在叙述他与布罗茨基会见的情景时要大肆赞美说，布罗茨基“是一个朝气蓬勃和容易激动的男人”，他具有“低沉而浓重的嗓音，当他背诵那些铿锵有力的的情诗时，听起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的有力”。但至一九七九年，由于施行了心脏外科手术，布罗茨基说话的声音虚弱多了，为了健康，他只能掩饰自己的激情，这当然是痛苦的事。一九八七年十月，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宣布，将该年度的奖金授予约瑟夫·布罗茨基，以表彰他创作。上“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或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的功勋，此时此刻，这位四十七岁的诗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既为自己获得这项殊荣而兴奋，但更为自己作为俄罗斯之子所拥有的报国之情而思绪万千；他自离开俄罗斯以来一直坚持以俄语进行创作，当他获准去国即将启程前往西方之际，他的唯一愿望是请求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能批准他返回故乡逗留数天，正因如此，他在获奖消息传来之后，仍然重申自己的意念：“我的全部生活都在那儿，那儿的每一件事都牵动着我的心灵，我的一切都来自于俄罗斯和它的人民的恩赐。”布罗茨基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据他自己说，他在小学读书时就对到处挂着列宁、斯大林的像片感到讨厌；定居西方后，在言论上就更为激进，以至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发表的演说，因内中包含有激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而引起世界舆论的各种不同反响。定居美国后，布罗茨基皈依于基督教，热心于资助来自前苏联的流亡者，创作上则更加突出抒情化的风格。由诗人自己翻译的《田园诗第四章：冬天》，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发表后，引起美国及西方诗坛的热烈反响，全诗的主题是对如何应付当前世界竞争的沉思，抒发了诗人对冬天的沮丧与黑暗的哀痛，尤其是诗句“Mylifehasdraggedon”的反复出现最为含蓄。全诗的最后是一片沉默的凯旋：缪斯之神啊声音导向缄默， 这就是隐秘的音色于是诞生了一首田园牧歌据布罗茨基的传记作者称，诗人至令未正式结过婚，但他在俄国有一个名叫安得烈的儿子，自他离开祖国后父子俩就没有再见过面。（信德） 一九八八年获奖作家[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Mahfouz，1911—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埃及曾是人类的文明古国之一，但自中世纪直至近代以来，它似乎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一九八八年十月，这一沉默终于被瑞典文学院所打破，他们宣布，将这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现年77岁的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整个埃及沸腾了，埃及人民可以引为骄傲的是，这位素有“埃及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之称的杰出作家终于登上了世界文学最神圣的殿堂；非洲沸腾了，它为继一九八六年尼日利亚诗人索因卡获奖之后又一位非洲文坛巨星的升起而欢呼，阿拉伯世界沸腾了，马哈福兹的获奖打破了阿拉伯文学多年来的沉默，将自“旅美派”的诞生以来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消沉之后，使阿拉伯文学成就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哈福兹于一九一一年（一说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在埃及首都开罗老城杰里马耶区的一个小公务员家庭，是这个贫穷之家七个孩子中的最后一个。在他八岁那年爆发了一九一九年的埃及革命，他所经历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当时国际、国内强烈反对大不列颠帝国殖民统治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年代，这一点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次是马哈福兹对自幼熟悉的开罗城区中古老的街道。低矮的房屋、整日相处的街坊和熙熙攘攘的行人的深刻印象，这些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丰富源泉，他的所有作品均以开罗为背景，故又有“开罗作家”之称。进入少年时代后，马哈福兹成了一个侦探小说迷和电影迷，同时还爱踢英式足球、听歌星演唱，有时也与朋友一起逛街以消磨时光。这样一种浪漫而宽松的生活意识似乎为这位未来的大作家铸定了一个最初的模式，甚至在一九八八年三月他在与《文学杂志》记者谈话时还对那段日子津津乐道：“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对于分配自己的时间的周密性⋯⋯我企图表明我是如何努力、漂亮地去充实生活的。”进入高中后，马哈福兹主要学的是哲学和语言，并成了一名对中世纪和现代阿拉伯文学拥有丰富知识的学生，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现代埃及文学的泰斗塔哈·侯赛因（1889—1973）。从那些文学先辈们的身上学到了理智的思维，学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宽容的信仰”以及“艺术、民主和个人自由的价值”。马哈福兹对文学的真正醉心和迷恋是大学时代，一九三○年，他考入新创建的开罗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四年之中他广泛地阅读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他还自学了法文和德文，以便能自由地驰骋在小说的海洋里；同时，他还尝试翻译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就是在这时候，他爱上了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托马斯·曼，卡夫卡和乔伊斯的小说，也爱上了奥尼尔，伯纳·肖，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剧本。一九三四年夏天，当马哈福兹手捧哲学系毕业证书离开开罗大学之际，他最初想在大学管理部门谋取一个秘书职位，目标是两年内写出一篇哲学硕士论文，但他又想拥有哲学和文学的双重爱好，要他脱离曾经醉心过的文学委实太令人伤心了。正是后一点原因，使马哈福兹决心追随缪斯之神，他选 择了文学。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又大量地阅读了莫伯桑、契诃夫的作品，成了他们在埃及的追随者，他写散文、小说、诗歌、评论，就像一个新奇的旅行者进入一个自由的天地，对一切都充满兴趣，都想亲眼看看、亲手试试。这些努力的结果是数年内在文学、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近八十篇各类作品、文章，并于一九三八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疯狂的喃语》。虽则马哈福兹不可能一开始就自以为能成为一名世界性大作家，但在创作中力求显示出自己的风格则是他的夙愿，所以不论在他的早期作品或是后来的长篇小说中，都试图以表面的细节描写与深刻的内心刻划相结合来达到批判、剖析的目的，而内中又往往包含有辛酸与幽默。这也许就是他被西方评论界广泛地评为“埃及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原因。一九三九年，马哈福兹进入埃及国家宗教事务部任职，同年出版了他有影响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这是一部具有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风格的作品，叙述了古代埃及法老专制统治时期人民奋起驱逐外国入侵者的故事。它与不久后出版的《拉杜比斯》（1943）《塔依拜之战》（1944）构成了作家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它们都是以历史为题材，歌颂埃及民族独立的斗争精神，包含了对当时埃及专制统治者和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曾使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一度陷入矛盾和错误之由，他们曾因反抗英国殖民主义在埃及的努力而拥护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马哈福兹也多少受到了感染。因而，战后他努力以新的格调来调整自己的创作选择，着重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描绘来揭示现代埃及人（尤其是开罗人）的内心世界与人际关系，并进而显示出政治腐败的真正原因，这一努力的主要结果使是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新开罗》（1946）的出版。小说以本世纪二十年代三名开罗大学哲学系学生的经历为基本线索，描写了年轻一代的埃及知识分子与陈旧、落后的社会意识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们自身在生活的经验中所遭受的痛苦与挫折。作品的意义在于正面抨击了法鲁克王朝统治时期的腐败现象，并从哲学的高度去剖析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事实证明，马哈福兹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作家，他的当代题村的小说比之历史小说更具有深刻的内涵。《麦格达巷》（1947）和《始末记》（1951）的出版，显示了他对现代生活的洞察能力。尤其是前者，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作家对他那出生和成长的小街巷的恋迷之情，并以充满同情的笔调去描述那些街坊邻居们在二次大战中的苦难经历。这些小说的问世赢得了埃及评论界的好评，赞之为“崭露头角的现代阿拉伯小说的典范”。当然，官方的反映十分冷淡，他们并不欢喜这位敢于直面社会的小说家。在这一时期，马哈福兹也开始涉足于电影界，创作了若干部电影剧本或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提供电影导演拍摄之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爆发的革命，对每一个埃及人来说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G·A·纳赛尔（1918—1970）领导的由自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的新政权，旧的一页埃及历史翻过去了，迎来的是使不少人一时措手不及的新时代。然而，这场导致王权垮台和纳赛尔时代到来的革命却并没有使马哈福兹感到茫然和为难，他以勤奋的创作巧妙地躲避了这场重大变故，他的突破点便是长达一千五百页的三部曲《两官之间》第一卷在一九五六年的出版。这部作品立即为作者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一直保持了阿拉伯文学中最著名的地位。 《两宫之间》（一译《宫间街》）描述了一个开罗中产阶级家庭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至1944年这三十年间的变迁。这个家庭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高瓦德是一个因投机而发家的商人，他唯利是图、保守落后，在家庭内部控制着妻子和五个儿女，一心要维护这家庭的完美形象。然而，一九一九年的埃及民族大起义给予了这个家庭的首次冲击，财富与民族独立成了人们抉择的焦点；然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以至二次大战的更严重的冲击，终于使这个家庭走向不可避免的衰亡。这是整部小说的情节轮廊，在第一卷中作者着重描绘了高瓦德与妻子儿女们的关系以及在民族起义中所受到的内心矛盾与苦闷。第二卷《欲望之宫》（一译《恩宫街》，1957）则是以一九三五年后高瓦德的长子雅欣的经历为中心线索，描写了他的放荡生活方式，从而折射出整个社会政治面貌的随之造成的民族运动的失败。第三卷《糖缸》（一译《甘露街》，1957）描写了高瓦德的孙子一辈的经历，他们中间有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大学生，在这些人内心世界中显示出一种对未来复兴生活的信念和渺茫的希望——这也许包含了作家对祖国将来的祈祷和心愿。对于埃及公众和阿拉伯世界来说，《两宫之间》三部曲不仅是直接的成功，而且是持久的成功，据资料表明，光在一九八五年此书就印刷达十三次之多。早在一九五七年小说刚出版时，马哈迈德就获得了埃及国家文学奖，塔哈·侯赛因在评论《两宫之间》时曾声称：“我从不怀疑这部小说能立足于世界小说之林，无论哪国小说家都可以在本国语言译本中见到它。”作家本人在一九五七年接受采访时曾评论自己这部作品是“这一时代的英雄主义”。三部曲可以被看作是马哈福兹第二个创作高潮即现实主义高潮的最高成就，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他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下，采用了较多的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派等手法，企图以第三种创作风格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以一百一十四个短小的章节总合成一部寓言式的小说。与《古兰经》的章节数相同，描述了自亚当、夏娃以来直至现代社会的宗教发展过程。小说出版后曾受到穆斯林阿訇们的猛烈谴责，以致上街示威要求纳赛尔政府对马哈福兹予以惩处。然而这一麻烦并未使作家创作上停止新的尝试，此后出版的《小偷与狗》（1961）、《道路》（1964）、《乞丐》（1964）、《声名狼藉的家庭》（1965）都显示了作品对于人物内心世界探索与分析的特征。这一时期马哈福兹最有影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和《米尔玛尔公寓》（1967）。前者通过时纳赛尔时代的描述，反映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和对未来的忧虑，后者是一部影射式的政治寓言小说，通过对一个来自乡村的青年女子的悲剧描写，揭露了社会的虚伪和腐败。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爆发的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六日战争”之后，社会舆论把这两部作品似乎视作作家对这场战争而提出的预兆，由此可见马哈福兹对埃及民众的影响之大。一九七二年，马哈福兹从政府机构中退休，又出版了《尊敬的阁下》（1975）、《雨中的爱情》（1973）、《婚礼进行曲》（1981）等作品，尽管评论界对作家的后期作品持有较多的保留看法，但它们仍受到广大埃及读者的欢迎。一九八八年，当他由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使声誉达到顶峰的时刻，埃及人民终于欣慰地认识到：马哈福兹是属于埃及的，更是属于阿拉伯 和全世界的。正如瑞典文学院在《颁奖理由》中指出的：“他通过大量刻划入微的作品——显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以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位杰出作家的尊重和承认、表明了世界文学对那些活着的阿拉伯地区的伟大的小说家的尊重和承认，虽然这一尊重和承认从时间上来说似乎显得迟了一点。由于健康的原因，马哈福兹派遣了他的女儿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金额为三十九万美元的奖金。巨大的声誉并没有改变他一如既往的朴素简单的生活方式，他与妻子和儿女居住在开罗尼罗河街172号的普通公寓里，每天早晨人们总能遇到从家中出来散步的这位身材颀长的八旬老人，从外表来看，谁也难以相信他是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信德） 一九八九年获奖作家[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JoséCela，1916—一九四二年，正当二次大战炮声隆隆，西班牙大地内战甫停、万物萧肃之秋，一位年仅二十六岁的青年却以一部题为《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的长篇小说，一举打破当时西班牙文坛万马齐喑的局面，引起全国轰动，开创了“战后小说”的先声。这位青年就是四十七年后以小说创作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瑞典文学院向全世界宣布塞拉由于“他是西班牙内战后文学复兴的先驱者，他的作品具有丰富而炽热的散文风格”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世界舆论曾发出大相径庭的不同反响：西班牙举国上下是一片欢呼雀跃，但许多其他国家作家则表示不可理解，据说瑞典文学院内部也有甚大争论，十八位委员中有三位扬言辞职以示抗议。而塞拉本人对此却全然无知，正当在自己寓所为下一部小说进行构思时，从电话中传来他获奖的消息，他感到意外、惊喜、愕然，当然他也随即恭谦地表示：“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所有的西班牙作家都有权利获得这一殊荣，但这次轮到我，使我感到十分荣幸。”尽管对塞位获奖的资格有种种议论，但瑞典文学院挑选他总也有其一定的道理，这道理也就在“他是西班牙内战后文学复兴的先驱者”这句话中，有人认为塞拉是继塞万提斯之后为西班牙的叙事文学创作树立起第二个里程碑的伟大人物，可见他在西班牙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让我们先简单地来回顾一下塞拉的七十几年经历。塞拉于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一日出生在西班牙西北部拉科鲁尼亚省的伊利亚——弗拉维亚小镇，父亲是地道的西班牙人，一位职业海关官员兼业余小说家，母亲则是具有英国和意大利血统的混血儿。塞拉在家乡求读小学，九岁时随父母迁居首都马德里，在那里上完中学后考入马德里大学，先后学过哲学、医学、法学和文学。但一九三六年爆发的内战使塞拉未能得到任何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年刚二十岁的他被迫中断学业被征入伍，在佛朗哥军队中服役三年（1936～1939），并在战争中受了伤。战争期间，他目睹了人类残酷铃性的发泄，尸体遍地、满目疮夷，使他对人性感到悲观失望，这可以说是造成他以后创立“恐怖主义”小说风格的思想基础。内战结束后，塞拉脱离了军队，先后从事过斗牛士、新闻记者、公务员等职业，还一度当过电影演员、画家，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进行文学创作。早在一九三六年被征入伍之际，塞拉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踩着太阳犹豫的光芒》，使他在文坛上一举成名的便是六年后出版的《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小说以第一人称的笔法，描写了一个性情暴戾的农民，由于对生活的绝望而多次行凶杀人的过程。帕斯夸尔·杜阿尔特并非生来就是坏人，他有聪明和才智，也有过对幸福的憧憬，但在贫因、愚昧、落后中长大的他，所见到的都是酗酒、卖淫、斗殴，父亲是酒鬼，母亲是悍妇，他厄运缠身，累遭挫折，无任何幸福可言。在绝望之余，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性格也变得凶暴冷酷，多次行凶伤人，以至最后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帕斯夸尔·杜 阿尔特被判处死刑，可是害他的又是谁呢？小说并不注重情节和人物塑造，而是以夸张的手法突出暴力和怪诞的形象，确立了作者追求怪诞的西班牙“古老文学传统”的创作风格。小说出版后引起轰动，先后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出版，先后印行一百多版，是继《堂·吉诃德》之后发行量最广的西班牙小说。该小说于一九七九年被搬上银幕，一九八四年彼评为十部西班牙最佳小说之一，塞拉本人也就由此而确立了他在西班牙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五十年代初期，塞拉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更加显著，创作于一九五一年的长篇小说《蜂房》亦是一部被公认为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成功之作。小说以“蜂房”象征二次大战中整个马德里社会的形象，以一家咖啡馆为背景，通过三天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描绘，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了当时生活在穷困之中的劳动者的悲惨命运，突出猫叙了在这个国家内发生的奇景怪相。它虽只集中写了一家咖啡馆，但实际上矛头指向佛朗哥独裁统治，小说发表后引起当局的愤怒，塞拉被迫流亡到马约卡岛以躲避迫害。塞拉于一九五七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一九七四年被选为马德里文学协会主席，一九八四年因小说《为两个死者演奏的马祖卡舞》而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一九八七年又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塞拉以写作勤奋而著称，在他从事创作的五十余年时间里，出版的作品多达七十多部，其中长篇小说十部，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剧本。他的主要作品还包括长篇小说《小癞子新传》（1944）《圣卡米洛》（1969，这部描述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几周社会情景的小说一出版就立即引起轰动），短篇小说集《飘去的云》（1945）、《风磨》（1956）、《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1963），游记《阿尔卡里亚游记》（1948）、《犹太人、摩尔人和基督徒》（1956），他的游记以生动的描绘和敏锐的观察为特色，显示了塞拉创作上多种才华。此外，塞拉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还到过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三十余所大学讲过学。从迄今为止塞拉的文学生淮以及他在整个西班牙文学中的地位可以看出，他以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风格拓宽了西班牙文学的创作领域，极大地促进了内战后的西班牙文学的新生，使西班牙文学重新返回现实主义的道路。尽管有人对他作品风格称之为“恐怖主义”，但他的作品文笔辛辣有力，注重细节刻划，语言形象丰富，譬喻深刻突出，客观上已成为本世纪后五十年西班牙文学的典范，同时也影响了拉丁美洲文学的发展，曾有人专为他的作品编写了一部辞典：《塞拉用词的奥秘》。由此可见，塞拉之获奖并非是瑞典文学院的错误选择，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的丰碑，永远记在西班牙人民心中。尽管有的作家认为他是属于一个行将消失的文学派别，但事实上他在西班牙文坛上永远不可能消失。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五个西班牙作家（前四位均以戏剧与诗歌获奖），他理所当然地珍惜这份巨大的荣誉，他在获奖后说：“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我更往前迈进一步的转折点，也是趋使我更加努力的目标。”尽管采访的、祝贺的人络绎不绝，但这位七十三岁的作家表示，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他仍将按照原来的生活秩序，继续进行他的写作。一年后，他又声明自己“不代人写序言，不公开发表讲话，不举办讲座，不签名留念，不参加各种会议”的立场，表明他一生忠于作家职责的宗旨。（信德） 一九九○年获奖作家[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Paz，1914—当一九九○年十月十一日由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墨西哥诗人、散文家、政论家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消息传出后，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引起了一片欢腾。人们普遍认为，继一九八九年由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获此桂冠后，连续两年将此奖颁发给西班牙语作家这在八十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是空前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立即从马德里亲自打电话向帕斯及其夫人表示祝贺，正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拉丁美洲“里约集团”八国首脑会议立即决定向“这位伟大的拉丁美洲人，我们大陆的骄傲”发出贺电，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作为墨西哥人和作为墨西哥总统，我为帕斯感到欢欣鼓舞。他是一位我们所有墨西哥人都为之感到自豪的诗人和作家。”帕斯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生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米斯瓜克小区，祖父是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官员、小说家。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律师，曾在一九一○至一九一七年墨西哥革命时期担任过农民领袖E·萨帕塔（1879—1919）的外交特使。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帕斯自小与文学与民主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十几岁开始写诗，十九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丛林的月亮》，一九三四年自墨西哥大学毕业后赴南部伊斯瓦坦创办了一所中学，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帕斯改变了从教的计划前往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作家大会，并参加了共和派的斗争行动，成为他们的坚决支持者。后来他把这次经历的印象写成诗集《在法西斯的炸弹下》（1937）。一九三八年，帕斯访问巴黎，在那里结识了旅居法国的古巴作家A·卡彭铁尔（1904—1980）以及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与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十年代起，帕斯创办了多种文学与理论刊物，主要有《墨西哥山谷手册》（1933～1934）、《诗歌车间》《1936～1941）等，出版了诗集《人类的根源》（1937），二次大战后期赴美国研究拉丁美洲诗歌（1944～1945），战后被墨西哥政府委任为外交官，在二十五年中先后出使法国、日本、瑞士、印度等国，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欧美直至阿富汗、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一九六八年因抗议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去驻印度大使之职，后在美、英两国的大学学术机构从事文学研究，一九七一年起回国定居。在拉丁美洲的文坛上，帕斯以卓越的创作成就和丰富的思想意识而著称，因而被誉为“难得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翻译家，他的文艺思想对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年轻一代作家具有深刻的影响，迄今为止他共写了三十部哲学、政治著作，如《弓与琴》、《榆树上的梨》、《诗歌的创作与玄学》等，其中《孤独的迷宫》（1950）集政治、哲理、文学于一体，在前四章中对墨西哥人的性格进行了探索，后四章联系墨西哥的历史，分析了国家发展的过程，表现了作家深邃的哲学观念。帕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涉及到拉丁美洲的社会活动与政治面貌，他长期担任墨西哥电视台政治评论员职务，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社会发展的分析已经成了墨西哥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由此可见帕斯在袒国和同胞心目 中的崇高地位。因而瑞典文学院在阐述颁奖理由时，着重强调的也是为了“表彰他的具有广阔视野，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充满激情的作品”。由瑞典文学院发言人、信任秘书斯蒂勒·阿化宣读的奖状中还强调：帕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作品成功地“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美洲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当然，帕斯在其数十年的创作活动中占据首要地位的还是诗歌。他自三十年代在巴黎与超现实主义运动主将A·勃勒东（1896～1966）等人结识以来，长期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影响，他的早年诗作大多属于在困惑、孤独中进行自我探索的产物。如《街道》中写道：一片漆黑，没有出路。我从一个街角转到另一个街角，却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朦胧中所见的生活》中写道：在大海的黑夜里，穿梭的游鱼便是闪电。在森林的黑夜里，翻飞的鸟儿便是闪电。在人体的黑夜里，粼粼的白骨便是闷电。世界，你一片昏暗，而生活本身就是闪电。后来他与聂鲁达、萨特、加缨等早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大诗人切磋诗歌艺术、探讨人类命运，深入考察政治与文学、诗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他明确了自己作为诗人的立场和原则：他将“纯诗歌”与“社会诗歌”结合起来，将诗人的个性与诗人的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从创作中的“自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说：“真正的诗人是无我的。”标志着帕斯诗歌创作上重大转折的产物，就是出版于一九五一年的长诗《太阳石》。该诗共长五百八十四行，即与阿兹台克人（古代墨西哥人之一族）所创立的太阳历的纪年年份相同，它以一七九○年在墨西哥出土的重二十五吨、直径三点七米的圆形“历石”为题材，描述了世界万物的特点、人类命运的变幻，赞美阿兹台克族创立的太阳历石碑的巨大意义，颂扬古代墨西哥人的灿烂文化，并抒发自己对祖国、民族、国土的无限激情。诗人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将历史与现实、神话与梦幻、回忆与憧憬结合为一体，显示出一种激越奔放的热忱和丰富奇妙的想象力。全诗的开头和结尾都是这样写的：一棵晶莹的垂柳，一棵似水的白杨。一眼随风飘荡的高高喷泉，一棵稳健而又舞姿翩翩的树木， 一条弯弯的河流/前进、逆转、迂回/却总是达到；然而，诗人并没有回答达到的究竟是什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一个“光的胴体”，它具有“岁月的色彩”和“时间的节奏”，它像太阳、像大海、像女人，同时也像一首大写的诗或一个大写的诗人，由于它的存在，“世界才清晰可见”。进入六十年代后，帕斯的诗歌创作步入了全盛时期，他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八年任墨西哥驻印度大使期间，深深地爱上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的东方文化，他还潜心研究过古代中国哲学家孔、孟、老、庄的著作，熟谙《易经》、佛经，将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的诗歌翻译成西班牙文介绍给他的同胞。一九七一年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之后，使他对所见所闻产生愤然的忧虑，诗人眼里往日的和谐不见了，金钱主宰了一切，玛雅神庙、西班牙教堂、摩天大楼与蚁巢虫穴并存，时序打乱了，符号了解了：有人在街角那边说话/有人说话太阳手指间/阴影与光线几乎是液体/木匠的口哨卖冰棍的人/吹着口哨广场上有三棵日蜡树/生长声音的枝叶/无形地蔓延时间/躺下来擦干屋顶我在米斯瓜克信箱里/有信在烂这是题为《回》（1971）的长诗的开头一节。该诗代表了帕斯的后期创作风格，在这些断裂和分解的诗句之间，有着无声的回音、可视的空间，给人以启迪、联想与回味。帕斯至今已出版了十几部诗集，重要的还有《在世界的边缘》（1942）、《石与花之间》（1947）、《口头上的自由》（1949，1960年增订再版）、《狂暴的季节》（1958）、《东山坡》（1958）、《白色》（1967）等。《口头上的自由》收集了诗人三十年代至一九五七年的全部诗作，包括《在世界的边缘》、《石与花之间》等，是研究帕斯早期和中期创作的重要资料。帕斯数十年来笔耕不缀，至今他还是一九七六年创办的文学月刊《回归》的主编，为发展和繁荣墨西哥文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命运对他来说也是公正的，自三十岁那一年获得德国古根海姆奖以来，他获得了一个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语系国家诗人所能获得的全部文学大奖，如里西哥金鹰奖（1979）、奥林约利茨特利西语文学奖（1980）、比利时第六届国际诗歌大奖（1963）、西语文学评论奖（1977），至一九八一年又获得西班牙语国家的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奖，所以在瑞典文学院连续两年选择西班牙语作家作为获奖者时，虽事出意外，但却获朝野的一致赞扬，西班牙政府在一份官方公报中认为，这次颁奖“再次表现了西班牙语文学杰出的生命力”：《墨西哥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是瑞典文学院“最明智的选择”，文章称帕斯“无疑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和敏锐的散文家。多年来，我们一直期待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在西班牙文中为和平、宁静之意，但自获奖消息传开之后，诗 人再也不可能宁静了，当帕斯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他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一系列讲座，他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墨西哥美术作品展览时表示，获奖使他大吃一惊，并深为感动和高兴。但他仍谦虚地表示：“这项奖不仅仅是授予我的，也是授予里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的。”（信德） 一九九一年获奖作家[南非]内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1923—一九九一年十月上旬，南非女作家内丁·戈迪默正在美国纽约为她自己最新出版的小说《跳跃及其他》（1991）进行巡回演讲宣传时，从抢先前来采访她的瑞典记者口中得知，瑞典文学院在十月三日这一天正式宣布她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消息。这一盼望已久的喜讯使戈迪默既兴奋又意外，因为她早在多年前就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候选人做得太久了，使她已经放弃了这一希望，如今渺茫的希望突然变成现实，难怪这位瘦小清丽，精力充沛的女作家要惊喜欲狂。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南非的反种族主义者纷纷向戈迪默表示祝贺，一九八四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率先来电祝贺，人们都为这位数十年来一直以文学作品作为武器与白人种族主义进行不屈斗争的犹太女作家获奖而感到喜悦和欣慰，正如戈迪默自己所说：“我觉得这次荣誉，并不单单是我的，而是属于全体南非的黑人和白人作家，而我刚好是大家的代表。”内丁·戈迪默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区斯普林斯镇的一个犹太珠宝商家庭，其父为立陶宛人，其母为英国人。戈迪默年少时聪明伶俐，，酷爱古典芭蕾，曾立志要做一名芭蕾舞演员，但一场大病使她不得不放弃这一理想。此后，她从小学时代起便以写作来寄托自己的情感，九岁时开始创作诗歌和童话，十四岁时在约翰年斯堡的一家周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明天再来》，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毕业后即成为职业作家，一九四八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戈迪默的作品风格清斩、描写细腻，充分表达出一颗爱人类、爱真理的爱心，因此她在日后的创作中总是把对受压迫、受奴役的黑人的同情作为主题，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南非黑人发出呼吁和抗争，贯穿她早期作品的是一条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歌颂白人与黑人相互友爱的理想社会人道主义思想，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1958）即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小说描述了一个英国白人青年与一个南非黑人青年之间的友情，显示了作者抨击南非当局种族隔离政策的正义立场，因此遭到查禁达十二年之久。一九六○年发生的南非当局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黑人群众的沙佩维尔惨案，使戈迪默更清楚地看清了种族主义者的面目。尽管当时国内恐怖笼罩，南非的黑人领袖们纷纷遭到拘捕，但这位顽强的白人女作家并没有因此保持缄默，先后创作了多部以白人与黑人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1966）、《博格的女儿》（1979）等，也都由于类似的原因而遭到当局的查禁。假如说，戈迪默在早期创作中遵循的是一条传统的、规范的现实主义手法，那末她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则是一种不再直接逼真地去描写现实的“预言现实主义”。所谓“预言现实主义”即是指带有理想色彩和预测未来为特色的描叙风格。这是戈迪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发展，因为她要写的不仅是南非的今天，更需要写的是南非的未来。被誉为戈迪默“三 部杰作”的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博格的女儿》（1979）和《朱利的族人》（1981）就是这一风格的代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以白人巨商梅林买下四百英亩的农场作为休假别墅而在天灾人祸面前最后彻底破产为主要情节，象征地描绘了南非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变革的必然性。书名包含了寓意，梅林希望一切保持原状，但实际上他必须生活在南非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妻子不愿在南非过日子而离开了他，儿子不愿参加白人军队而拒绝回到他身边，连情人也因同情黑人而与他分道扬镳，因此，整个大地隐藏着一连串的灾难：先是苦旱，又是大火，再是暴雨，这一切正是南非社会的象征。《博格的女儿》以一个白人共产党员遭当局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为线索，着重刻划了他的女儿罗莎对黑人反种族主义斗争现实的认识，揭示了反抗种族主义斗争应该由黑人为主体、白人黑人联合起来的主题。小说中的博格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他最后死在狱中，为推翻白人独裁统治的斗争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这一人物是以当时南非共产党领导人勃朗姆·菲树为原型的，为此，戈迪默一度还彼当局指控为共产党人。《朱利的族人》是一部试图以想象中的南非全面内战为背景，探索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造成的后果的作品。小说描写了斯梅尔斯一家在南非全面内战爆发后被黑人男佣朱利带回偏僻的家乡躲避战乱的经历，从这个白人家庭在穷乡僻壤的黑人聚居村落中产生的震动中，谴责了长期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白人与黑人之间尖锐对立的社会现象。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性使然》也是一部以年轻白人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作者笔下的海丽拉天真、单纯，对事物不愿多加思考，而只按本性办事，她努力摆脱一个有钱的姨妈和另一个激进的姨妈的影响，面对南非种族主义的现实，勇敢地与泛非大会领导人之一、黑人青年惠拉结了婚。婚后不久，惠拉遭当局暗杀，她则在艰难危险的斗争中成长，到欧洲各国为南非黑人事业疾呼，成为一名出色的革命者。小说在结尾时写到，海丽拉与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罗埃尔结婚，并出席了南非黑人共和国的开国庆典，当她目睹南非新国旗缓缓升起时，心中默念着：“这就是惠拉国家的旗帜。”戈迪默在女主人公身上寄托了最大的希望，写出了作者的理想和憧憬。《天性使然》还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一九八七年美国境内出版的五部最优秀的严肃小说之一。在戈迪默的作品中，南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主人公，表现出作者对自己祖国的深刻理解和拳拳之心。她之所以在后期一改以往的写实手法，而以象征手段来表现作品的内涵，也是为了更好地显示出自己的情感；所以有的评论家认为她的作品既有宏大的气魄又有委婉的细腻，实在是令人赞叹不绝。自她在三十岁时被誉为南非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之后，一直是英语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一九七四年，她因《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而获得英国的最高文学奖布丁文学奖，八十年代起又担任了国际笔会副主席的职务，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则使她在世界文坛上的声誉达到了顶点。此外，作为一名反种族歧视的斗士，戈迪默不仅以创作的手段进行斗争，还多次公开发表演说，为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而呼吁，并努力资助南非黑人作家的创作活动。一九八九年底，她不顾冒犯当局的危险，出庭为十一名彼指控犯有“叛国罪”的黑人活动家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辩护，她本人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尚处于非法期间加入了该组织，因此，当瑞典文学院宣布戈迪默由于“她的作品在洞察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这一进程，为 反对种族歧视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而获奖时，人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她之所以获奖不仅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生前指出的，是“因其壮丽史诗般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更主要的则是在一个警察林立、对人民的生存进行迫害的国家里几十年来坚持不懈斗争的巨大勇气。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决定，被世界舆论认为诺贝尔文学已经日益在向“介入生活”、“介入政治”的方向倾斜，因而这一决定的价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本身。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戈迪默的作品累遭南非当局的查禁，而今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则将她获奖看作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成就，这也是南非的光荣”，这在不久前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戈迪默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四十年来她总共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十部短篇小说集（包含有两百余个短篇小说）和《黑人的诠释家》等评论集，平均每两年出版一部著作，她的作品主要的还有长篇小说《爱的时节》（1963）、《贵客》（1970，瑞典文学院特别指出，这部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国家民族诞生期间的复杂史实”）、《我的儿子的故事》（1990），短篇小说集《毒蛇温柔的声音》（1952，短篇小说《毒蛇温柔的声音》最先于1949年在美国杂志上发表，从而使作者一举成名）、《六英尺土地》（1956）《星期五的足迹》（1960）、《战士的拥抱》（1980）、《外面的动静》（1981）等。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在美国出版的戈迪默的新作、短篇小说集《跳跃及其他》共包括十六篇作品，除了继续作者一贯的抨击行将崩溃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主题之外，还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了生活在南非土地上的白人和黑人们的各种悲喜剧。美国评论界认为，这部小说集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社会意识与高尚的文学情操，文风简洁含蓄，似乎与当年契诃夫笔下的小说并相媲美。戈迪默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也是第七位获得该奖的女性作家，获奖之后在欣喜之余，这位将近七十岁的女作家仍一如既在地从事着她的“神圣事业”，她曾在一次记者座谈会上说：“我的人生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作家的角色，另一个是为南非自由而奋斗的角色。”她在回答美国记者采访时（刊于1991年10月14日《时代》周刊）强调指出：“我的主题一直扎根于那个国家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并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不久就会被淡忘”，“我将回到南非的家中，重新开始安静的创作”。（信德） 一九九二年获奖作家[美国]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Walcott，1980—被某些评论家称为当代荷马的诗人兼剧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印度群岛作家。一九九二年十月八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现年六十二岁的这位黑人作家，以表彰“他的诗作所具有的巨大的启发性，散发着巨大的光和热，并具有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驱策下的产物”，他的血管里流着非洲和欧洲的两种血液。这一消息似乎像体育比赛中爆出的大冷门，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议论，但在诗人的故乡圣卢西亚则是举国欢腾，人们狂欢为诗人举杯庆祝，在拉丁美洲则普遍认为这是全世界对哥伦布登上圣萨尔瓦多岛五百周年（1992年10月12日）的最好纪念。德里克·沃尔科特于一九三○年出生在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中人口仅十三万的圣卢西亚岛。其祖先系来自非洲的黑奴，父亲则是位豪放不羁的英国艺术家，但在诗人早年时即去世，他自小由当教师的母亲扶养成人。圣卢西亚岛早期一直是英国殖民地，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却流行着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当地黑人使用的方言等多种语言，因而那里充满着由多个语种汇合而成的多元文化氛围，并成为这一种特殊文化的聚合地。这一点对沃尔科特的日后创作无疑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熏陶并在受教育过程中不断吸收、不断成长的。沃尔科特自小酷爱写诗，中学时期即发表作品，十八岁那年自费出版诗集《二十五首侍》，十九岁时第一部剧作《亨利·克里斯朵夫》公开上演，当时正在牙买加的西印度大学英文系求学，毕业后曾当过中学教师、剧院导演，一九五三年移居美国，七十年代起在美国各大学任客座教授和住校诗人，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创作系教授，主讲文学和写作课。沃尔科特是一位在多种文化哺育下长大的黑人诗人，迄今为止，他共出版了二十余部诗集和二十余部剧本，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故乡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他将本上语言巧妙地融入到英语之中，使传统的英语言文学规范与乡上特色结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当然，他的这一做法也招致来自两方面的批评，英国评论家说他“语言太地方化”，而本地读者则又说他“英国味太重”。也许受到生前是画家的父亲的影响，沃尔科特也喜欢画画，并以水彩画见长，他在诗歌创作中往往将画家惯用的明暗色彩对比，环境气氛渲染的手段应用进去，以刻划出实体的逼真。作为一个在殖民地社会长大的混血儿，沃尔科特的血统与文化熏陶始终在黑人与白人、臣民与宗立国、加勒比乡土意识与西方文明之间矛盾着、徘徊着，这种对立时时成为他的诗歌的主题，他身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但却总与非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他的血管里流着黑人的血液。在那部成名作诗集《绿色之夜》（1962）中，有一首描写远在非洲的肯尼亚爆发于五十年代的茅茅起义的诗《远离非洲》，诗人就显示了这种矛盾的心情：哦，被二种血液所毒害， 将转向何方，分裂直至血脉的尽头？我，曾经诅咒醉臭熏天的英国警察，在这非洲和我喜爱的英语之间如何选择？背叛，或者全部奉还？我怎能面对这屠杀而无动于衷？我怎能背离非洲而生存？沃尔科特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每天上午从五时开始即端坐在写字台前写诗或剧本，直至中午才罢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写作中度过的。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快乐，在空气清新的加勒比海，清晨坐在书房靠窗口的桌子前，面对大海而沉思、时而疾笔，体现了诗人纯洁而崇高的情趣。诗人在回忆童年时代站在岛上观看日出的情景时，情不自禁地赞叹，“我喜欢美丽的地方，而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景色壮丽。”在沃尔科特的作品中有三个永恒的主题，即加勒比海、英语和非洲。自《绿色之夜》出版后，他一举成名，使人们对这位来自加勒比海的年轻混血儿诗人刮目相看，他此后又创作了《幸运的游客》、《仲夏》等诗歌作品。一九七三年出版的长篇叙事诗《另一种生活》则以崭新的风格引起西方文坛的瞩目。全诗长达四千余行，以诗人的自叙体为主要手段，透视出他对生活的理解，在叙事诗已沉寂多时的英语言文学中令读者耳目一新，并以它的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获得英国甘贝尔奖。此后，他又获得过英国国际作家奖、英国史密斯奖、美国《洛杉矶时报图书评论》诗歌奖、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奖，一九八八年他获得英国女王诗歌金奖，戍为英联邦中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诗人。沃尔科特承认自己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岛国诗人，他并不为自己的鲜为人知而遗憾，但他却希望全世界能了解加勒比，所以当他得知自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波士顿大学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感到荣幸的是加勒比海的居民，而不是我。”“最主要的是西印度群岛的文学终于被世界承认了，这太好了。”对于沃尔科特的获奖，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出人意外，也有人认为瑞典文学院偏重于考虑作家的地域性，似乎有意识地引导世界舆论对于区域文化的注意。但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对这位西印度群岛的诗人却作了这样的评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火山岛上成长的经历对沃尔科特的生活与写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故乡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丰富的伦理观念和文化传统给了这位西印度群岛的诗人无穷的力量和灵感。他的诗旋律优美，感情充沛，庄重壮丽，气势磅礴。”舆论认为，诗人之所以获奖主要是那部一九九○年刚问世的长诗《奥梅罗斯》，对此瑞典文学院也在评语中指出，这是“一部有六十四章的庄严的加勒比史诗”。被诗评家誉为当代《奥德赛》的《奥梅罗斯》共六十四章，长达三百二十三页，它以古代希腊荷马史诗的楷模，以真实的情感描绘了加勒比地区的灿烂文化和美丽风情，体现了诗人对自己故乡的诚挚之爱。出版这部长诗的编辑格拉西说，沃尔科特在诗中把西印度群岛的景观与古老传说的神密背景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尽管有的评论家认为长诗“诗篇平庸”、“累赘夸张”，但更多的评论是赞美和推崇，评论家罗伯特·格雷美斯说：“诗人驾驭英语自如，似有神助，只有像华滋华斯、艾略特等诗坛巨擘才能与之并驾齐驱。”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 布罗茨基认为沃尔科特是“当今最好的英语诗人”，一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帕斯认为沃尔科特是“一位用英语写作，然而充满他祖国情调的杰出诗人”，“他的诗饱含着加勒比地区的突出特点”。上述所引种种已可以明确显示出沃尔科特在世界诗坛中的地位。还需要补充的是，沃尔科特不仅是一位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的戏剧处女作《亨利·克里斯朵夫》（1950）是一部以英国中世纪的历史传说为主要情节而创作的历史剧，通过主人公克里斯朵夫这一艺术形象，表现了极端利己主义以及奴隶摆脱奴役、获得新生的主题。在五十年代创作的还有史诗剧《锣鼓与色彩》（1958）、风俗剧《多芬海域》（1959），前者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分别刻划了发现者哥伦布、征服者雷利、反抗者图圣、殉难看戈登四个不同的艺术形象，作者的意图是以此探索人们对历史的反应，后者以加勒比海的渔民阿发为主人公，塑造了一个勇敢地与大海搏斗的硬汉子形象，类似于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一九七○年出版的《猴山之梦》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是沃尔科特公认的戏剧代表作。它描写了一个以烧炭与卖炭为生的老头，在幻想中觉得自己当上了非洲的皇帝，于是他下令推翻殖民主义留下来的一切应该推翻的意识观念。与这个烧炭老汉对立的则是一个军官，后者认为应该全盘接受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文化传统。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对当地人民的奴役本质，显示了作者对于殖民地文化中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矛盾发展过程的认识，历史地再现了加勒比地区的人文环境。据沃尔科特回忆，《猴山之梦》创作于五十年代后期，曾于一九六七年在多伦多上演过，后又经作者的修改，于一九七一年搬上美国纽约外百老汇舞台，一举成功，被观众和戏剧评论家一致认为是当年外百老汇的最佳剧作。《猴山之梦》的成功使沃尔科特成为加勒比地区最有声望的剧作家。七十年代是沃尔科特戏剧创作的高潮时期，他先后完成了以揭露社会道德败坏、展示世界已走向堕落边缘为主题的《啊，巴比伦！》，以特力尼达岛的中上层社会为背景的《休战纪念日》以及《哑剧》、《沙维尔的小丑》等。一九七○年，沃尔科特曾为自己的戏剧作品撰写了长篇回忆散文《黄昏：序诗》，表明了他渴望故乡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这也是他大部分戏剧作品的创作主题。沃尔科特感到欣慰的是，一九七九年圣卢西亚岛终于脱离了英国而独立，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信德） 后记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业余编写，这本《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传》终于完成了。对此，我们是怀着欣慰和不安的矛盾心理，欣慰的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不安的是由于学识和精力的不足未能使编写质量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在近几年来的外国文学教学中，经常遇到如何准确地、全面地看待诺贝尔文学奖金和获奖作家地位的问题。学生提出这个问题，当教师的不能回避；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获奖作家作品的翻译出版，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间也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为了让广大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金和每一个获奖作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唯物史观编写一本通俗的、简明的获奖作家传记看来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就是我们做此项工作的动机和出发点。本书之所以能够问世，首先得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其次也得感谢为本书的编写在资料上提供很大方便的杭州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陆宗城同志以及蒋跃等同志；妙夫同志的装帧设计和张卫民、张华胜同志的作家画像也为本书生色不少。马山、仲南同志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过帮助。因此，本书的出版并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编写者的成绩，而是体现了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期望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编写者 再版后记本书初版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后对于普及诺贝尔文学奖知识以及介绍获奖作家的生于起到了一点积极的作用，受到读者欢迎，根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建议，现增补了自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二年的九位在奖作家的小传，予以增订再版，期望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本书在初版时曾由笔者撰写《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金》一文作为前言，该文从奖金的政治立场、奖金的艺术立场和奖金的历史地位三个方面，简述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认识，现予以保留，供读者参考。当然，自一九八四年以来，由于奖金的获得者的国籍、肤色、政治观点的变化，使人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平性和代表性有了一些斩的认识，有关这一切，还是有待历史来加以判断，当二○○○年来临之时，历史自然会对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以来的一百年功过得失作出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