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12页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3年第3期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王艳萍收稿日期：2013-01-12作者简介：王艳萍（1966-），女，河南开封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河南郑州450002）摘要：回顾1969年以来的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大致领略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系统梳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能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同时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现代宏观经济学面临诸多挑战。这需要我们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与完善，推进不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观点的相互融合，逐渐形成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的新的理论成果。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3-0009-08一、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覆盖的宏观经济学领域自1969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有43年的历史，获奖贡献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新的）经济分析方法三大领域。仅从宏观经济学领域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涵盖了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消费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周期和波动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金融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等各方面成就。（见表1）（一）国民收入核算理论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托宾（1981）本文中，所有经济学家姓名之后括号内的年份均代表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份。认为，四个不同而又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它们分别是：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经济计量学的建立、数学的发展及其在经济学上的运用。[1]除凯恩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已经去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外，其他三项成果分别于1984、1969、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准确度量就成为宏观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以美国库兹涅茨（1971）为代表的“经验统计学派” 开创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年度例行统计，而以英国理查德·约翰·斯通（1984）为代表的“主流学派”则成功推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SNA），更是为宏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数据基础。[2]以斯通为代表的“主流学派”，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采用复试记账方法设计的一整套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经联合国推荐，为世界各国广泛使用，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共同遵守的准则。表1诺贝尔经济学奖覆盖的主要宏观经济学领域宏观经济学领域主要获奖者获奖年份国民收入核算理查德·约翰·斯通（RichardStone）1984消费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弗兰科·莫迪利安尼1985货币理论冯·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纲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1974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76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罗伯特·索洛（RobertM.Solow）1987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Kuznets）1971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1979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1998就业（失业）和通货膨胀埃德蒙德·费尔普斯(EdmundPhelps)2006彼得·戴蒙德(PeterA.Diamond)戴尔·莫特森(DaleT.Mortensen)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A.Pissarides)2010国际经济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Ohlin）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E.Meade）1977保罗·克鲁格曼(PaulR.Krugman)2008金融经济学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1981默顿·米勒（MertonH.Miller）哈里·马科维茨（HarryM.Markowitz）威廉·夏普（WilliamF.Sharpe）1990罗伯特·默顿（RobertC.Merton）迈伦·斯科尔斯（MyronS.Scholes）1997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冯·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纲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1974芬恩·基德兰德(FinnE.Kydland)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2004宏观经济政策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E.LucasJr.）1995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99托马斯·萨金特（ThomasJ.Sargent）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A.Sims）2011（二）消费理论 消费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国民收入与消费量之间的关系。自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绝对收入假说以后，消费理论得以不断充实与发展。弗兰克·莫迪利安尼（1985）于1954年与美国经济学家布伦伯格和艾伯特·安多共同提出了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这一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195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如果政府出于应付经济萧条的需要，采取临时性的减税措施，以便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刺激消费，那么按照持久收入假说，这一临时性的减税措施是无效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受理性预期革命的影响，霍尔于1978年将理性预期因素引入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罗素·戴维森等则提出了误差修正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目前在国际上广为应用的随机游走假说和误差修正机制消费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霍尔假说受到弗莱文发现的过度敏感性现象、坎贝尔和迪顿发现的过度平滑性现象的挑战，大量新假说如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损失厌恶假说、近似理性假说等使消费理论研究步入新的阶段。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各种消费理论都是局部均衡分析，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和经济计量学的高深技巧密不可分。[3]（三）货币理论 货币在经济发展中尤为重要，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的实施对经济稳定及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哈耶克（1974）与缪尔达尔（1974）因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而共享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1974）的货币均衡理论认为，在讨论货币均衡时，应区分时点（静态）与时期（动态）的概念。在分析动态均衡过程时，缪尔达尔还把收入、消费、储蓄、投资等变量区分为事前数值和事后数值。事前数值是指分析期开始时的预期数值，事后数值是指分析期结束时已实现的数值。缪尔达尔利用事前数值、事后数值两个概念来说明货币均衡条件（经济均衡条件），即社会的储蓄与投资等式的事前观察如何经过供给和需求的调整而达到事后的均衡。其最后结论是：维持货币均衡所必需的一般价格水平是变动的，其变动幅度是由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消除或减轻商业波动应当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资本主义经济仅仅靠自由竞争是难以实现货币均衡或经济均衡的，因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通过一定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均衡的目标。哈耶克（1974）的货币理论研究的是货币对各种商品之间不同交换比例的影响，包括货币中性理论和货币非国有化思想。货币中性是指货币的数量对商品的相对价格没有影响，不会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会对生产方向产生误导。哈耶克曾断言，因为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因此可以任意利用财政、货币手段来干预经济，结果必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发生使得市场机制发生紊乱，资源配置失调，挫伤私人投资积极性，进而带来经济萧条和失业增加。而失业的增加又迫使政府对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刺激，最终产生经济滞胀。哈耶克的货币非国有化思想就是主张取消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废除国家货币制度，而用私营银行的竞争性货币作为国家货币的替代物。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任何形式的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包括财政调节、货币调节和行政干预）都是不必要的。（参见：刘辉：《哈耶克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及比较分析》，《中国外资》2010年第22期）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则建立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模型，强调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提出利用“单一规制”的货币政策来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弗里德曼（1976）将货币看作资产的一种形式，用消费者的需求和选择理论来分析人们的货币需求。弗里德曼将货币视同各种资产中的一种，通过对影响货币需求的各种因素的分析，弗里德曼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第一类因素是预算约束，也就是说，个人所能持有的货币以其总财富量为限。总财富中有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人力财富是指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非人力财富即物质财富。弗里德曼将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率作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影响货币需求的第二类因素是货币及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包括货币、债券和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及预期物价变动率。影响货币需求的第三类因素是财富持有者的偏好。提出了货币需求函数公式，指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货币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货币的供应方面。为了防止货币成为经济混乱的原因，最优的货币政策应当按“单一的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且货币增长速度应当等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四）经济周期和波动理论现实中，把握经济周期对经济预测及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积极意义。哈耶克（1974）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在此基础上，哈耶克提出了货币投资过度理论。哈耶克认为，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刺激了投资，而一旦银行停止信贷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危机。哈耶克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着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把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滞胀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凡恩·基德兰德（2004）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04）对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解释了经济政策和技术的变化是如何驱动商业循环的。他们认为，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但其结果很可能于经济发展不利，因此，面对经济波动，政府无须对其进行干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争论，它蕴含的政策无效思想更使一些在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20世纪80～9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有所修正和完善。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争论和质疑并未影响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推动意义。（五）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 库兹涅茨（1971）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心则应放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罗伯特·莫顿·索罗（1987）进一步假定劳动力和资本可以互换，并且考虑了技术进步的贡献，得出结论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重要。西奥多·威廉·舒尔茨（1979）和威廉·阿瑟·刘易斯（1979）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舒尔茨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本即对劳动力的投资。刘易斯较早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部门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中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对发展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1998）。多年来，阿马蒂亚·森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发展路径等问题的研究。马克·布劳格曾指出：“发展经济学是阿马蒂亚·森（除了福利经济学以外）的另一个具有持久兴趣的领域。”阿马蒂亚·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与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是同等重要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比其福利经济学理论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综合了阿马蒂亚·森的各种经济发展思想。如，以能力、权利概念的提出为标志，他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能力发展观，并阐释了自由与发展、文化与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阿马蒂亚·森参与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编写以及人类发展指数的设计，其提出的“能力方法”对报告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六）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根据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进一步扩充了这一理论，将更多因素引入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中。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彼得·戴蒙德（2010）、戴尔·莫滕森（2010）以及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2010）因解释了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以及对“存在搜寻摩擦的市场”的分析，这些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建立的模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政府监管及经济政策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及工资变动。三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搜寻和匹配”理论表明，只是在理论上研究能够达成交易的买家与卖家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买家与卖家还要必须找到对方，并决定达成一项交易，而不是继续寻找以发现更好的匹配对象。在某些背景下—— 如公共金融交易平台，买家与卖家可能会即刻达成交易。但在其他许多市场，只有经历一番耗时又代价高昂的搜寻后，交易才会发生，这就可能导致供求之间出现无效率匹配或者根本无法匹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可能会提高市场的效率。（七）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凯恩斯研究的是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而开放经济理论则是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国民收入的决定以及对外贸易、汇率、资本流动等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和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戈特哈德·贝蒂·俄林（1977）和詹姆斯·爱德华·米德（1977）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作了开创性研究。俄林师从于赫克歇尔，与赫克歇尔一起最早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称H-O理论）。H-O理论以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及不同商品的生产函数对贸易的决定性作用。米德的主要贡献在于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一个开放经济社会如何制定政策以稳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米德提出了一国双重的政策目标，即国内平衡和国外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阐述了为实现两大平衡而实施的政策手段为什么经常发生冲突以及如何协调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保罗·克鲁格曼（2008）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则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与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支撑，但是当代国际贸易实践并不能充分支持这一论断。对此，克鲁格曼在上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利用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八）金融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学科，金融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经济学家不断运用经济学理论探索和研究金融学中的均衡与套利、单时期风险配置及多时期风险配置、最优投资组合、均值方差分析、最优消费与投资、证券估值与定价等等问题，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一门崭新的经济学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在该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有詹姆斯· 托宾（1981）、米勒（1990）、马科维茨（1990）、夏普（1990）、默顿（1997）以及斯科尔斯（1997）等。托宾（1981）的贡献涵盖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诸如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尤其是在家庭和企业行为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纯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方面独辟蹊径。托宾的最主要贡献建立在以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一理论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托宾是该理论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米勒（1990）通过解释资本资产结构和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对公司财务研究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现代资产选择理论的发展者，马科维茨（1990）提出了有关预期收益和风险之间相互关系的资产选择理论。该理论不仅成为资本市场理论的核心，而且为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夏普（1990）的主要成就是在马科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GAPM）。迈伦·斯科尔斯（1997）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OPT）已成为金融机构设计金融新产品的重要方法。默顿（1997）对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使该公式在许多领域得到了推广应用。他们创立和发展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商品在内的新兴衍生金融市场的各种以市场价格变动定价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九）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1970）、劳伦斯·克莱因（1980）、詹姆斯·托宾（1981）、罗伯特·索洛（1987）主张政府应当积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及货币政策，对经济萧条和经济膨胀进行有效治理。萨缪尔森（1970）和索洛（1987）将菲利普斯曲线演变为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进一步将其发展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将预期通货膨胀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其中。约翰·理查德·希克斯（1972）发展了IS-LM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凯恩斯理论，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来呈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效果。罗伯特·亚历山大·蒙代尔（1999）进一步发展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其中，阐明了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而变化。蒙代尔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效，而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1980）也依据凯恩斯理论建立了大量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型。詹姆斯·托宾（1981）认为，托宾q值和利率同样决定着货币对于投资、生产和就业影响的大小。詹姆斯·爱德华·米德（1977）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通过各国政策的相互协调，以实现各国经济的双平衡。相反，弗里德曼（1976）、哈耶克（1974）、卢卡斯（1995）、基德兰德（2004）和普雷斯科特（2004）、萨金特（2011）等人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认为，货币的发行量对短期经济以及物价水平有着重要影响，而政府的财政政策很难实现其原始的目标；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当局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冯· 哈耶克（1974）在自由经济上的主张与弗里德曼相同。哈耶克认为，对消费品的过度需求导致投资减少，并最终导致失业，而滞胀现象是实行国家干预和充分就业政策的必然后果。卢卡斯（1995）发展了理性预期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从而加深了人们对于经济政策的理解。基德兰德（2004）和普雷斯科特（2004）研究了经济政策的时间连续性，认为政策的不连续性往往导致最初制定的政策无效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托马斯·萨金特（2011）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2011）建立了基于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动态模型，通过对宏观经济中各种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精确地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研究也都考虑了预期因素，从而使他们的政策模型更具指导意义。二、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视角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第一部系统的宏观经济理论著作。而罗斯福新政取得的成功使人们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显著发展。（一）宏观经济理论向纵深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贡献大多表现在对前人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方面。以货币理论为例，弗里德曼（1976）的贡献表现在对凯恩斯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实现了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方面的创新。弗里德曼在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发展和补充，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货币发行量对经济的影响。此外，弗里德曼强调的政策的长期效果也是对凯恩斯理论的重要补充。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成为新的主流观点，货币政策所具有的重要性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倡导执行稳定化政策的一些国家也都将货币政策作为其重要政策工具。再如通货膨胀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的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其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解释乏力。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则进一步研究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把预期通货膨胀引入分析之中，费尔普斯认为，将来的政策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定，而今天的低通胀率也会导致未来的低通胀预期。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包括滞胀在内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增进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日益完善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来看，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数学方法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1970）最主要的成就即是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在博士学位论文《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为萨缪尔森赢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计量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计量经济学是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在一起，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1958年，萨缪尔森（1970）与罗伯特·索洛（1987）、罗伯特·多夫曼合著的《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拉格纳·弗瑞希（1969）和简· 丁伯根（1969）对计量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佳林·库普曼斯（1975）将数理统计学应用于计量经济学，促进了计量经济学新的发展。劳伦斯·克莱因（1980）通过其所发表的论著和对各国研究团体的大量指导，促进了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以及利用这些模型对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的可行性研究。特里夫·哈维莫（1989）创立了计量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法，这对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影响，对经济预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三，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范围应用。国民经济统计在20世纪得到广泛应用，并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库兹涅茨（1971）创立了国民收入核算账户体系。斯通（1984）开创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和具体应用方法，极大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由库兹涅茨和斯通建立的国民账户体系，使得经济分析及预测有了重要的数据基础。第四，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发展。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2004）的动态经济学研究方法加入了时间连续性的考察，从而使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具连续性，并由此获得更高的可行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建模方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的演进。经济系统内的许多变量，如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储蓄和投资等的任何分析都涉及时空问题。显然，仅从静态角度研究这些变量是不够的。动态分析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得变量分析更加符合实际。动态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范式。（三）两大理论学派的交替发展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可以领略凯恩斯主义学派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之间的权衡与较量。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之后，真正继承凯恩斯思想的美国新古典综合学派全面、创造性地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并将其运用于美国实践，为战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1970年代美国的经济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主流地位逐渐被取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萨缪尔森（1970）、克莱因（1980）、托宾（1981）、莫迪利安尼（1985）、索洛（1987）都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重要成员，1980年代后渐成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也已在2001年获奖。而相对应的，在1974至1975年以及1980至1982年，欧美各国经济陷入衰退阶段，石油危机、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等问题严重。由于凯恩斯主义对于这些问题解释乏力，结果导致主张自由放任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其代表人物如弗里德曼（1976）、卢卡斯（1995）、普雷斯科特（2004）、萨金特（2011）等也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总体上看，凯恩斯主义的获奖者大都是在经济学方法方面有着突出贡献，而新自由主义的获奖者大都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三、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实用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人所关注，最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希望了解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具有何种现实意义。一方面，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回顾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欧美各国不同程度地应用凯恩斯理论，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从而实现经济的复苏。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滞胀后，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崭露头角，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导致经济滞胀的动因，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卢卡斯（1995）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理性预期假说纳入货币主义理论之中，形成了新货币主义，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或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实行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主义一样，都在试图解释滞胀形成的原因，试图通过引入理性预期假说，加深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使经济政策更为精准。而当今世界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理性预期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宏观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局限性。如，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便发端于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而且他们对于危机的解决也束手无策。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罗•鲁比亚（1984）曾调侃道：“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算是科学奖”，“经济学家把这个世界搞乱了，经济学家在拯救世界经济中没起什么作用。”（参见：张鑫：《诺贝尔经济学奖拒绝实用主义》，http：//business.sohu.com/20111017/n322365225.shtml）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2001）也指出：对于经济运行来说，需要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并且在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如果制定了错误的规则，经济运转就会失效；我们对宏观经济学、银行、金融等领域涉猎已久，但我们必须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宏观经济学模型；经济学家同意过去20年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是错误的，它们将全球经济带入了深渊，因此需要新的经济学思维。（参见：斯蒂格利茨：《宏观经济学在美国的失败》，http：//www.caijing.com.cn/2011-03-21/110671130.html）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而未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更多考虑对政策实践的指导作用，要求经济学的很多假设更加贴近现实。唯有如此，抽象的模型才能更好地与复杂的现实形成良好的映射。[4]四、未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覆盖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可以认为，未来的宏观经济学一方面需要继续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将呈现不同理论以及不同政策观点的融合趋势。（一）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要求有新的经济理论加以适应。如，以国民收入核算为例，斯通（1984）建立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曾对各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经济增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加剧、自然资源大量损耗、城市交通拥挤、贫富差别扩大等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内无法得以体现。因此，现实世界需要建立新的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核算体系，以便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及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充实的依据。[5] 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宏观经济理论形成了新挑战。本轮危机证明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还存在巨大缺陷，而且以有效市场假说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更存在重大问题。[6]如何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如何制约“国家道德风险”、价格稳定目标是否应当包括资产价格的稳定、央行如何有效监控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边界如何界定、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是否应该纳入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等等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7]（二）不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观点的融合趋势一是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融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在争论中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有利之处，使二者具备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两大流派的一致观点是：应当立足于微观个人行为分析宏观经济问题，认为个人行为是理性的，理性预期是理解宏观经济活动的关键；在构建宏观经济理论时广泛采用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并将宏观经济理论纳入均衡分析框架之中。二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政策的融合。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实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是指对人们的经验认识进行理论解释，进而指导人们的经济实践，另一方面是指经济理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从克莱因（1980）、托宾（1981）、卢卡斯（1995）、蒙代尔（1999）、基德兰德（2004）和普雷斯科特（2004）的贡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试图运用各种方法提高经济政策的精确性，或是试图在不同条件下研究各种政策的可能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这是因为主张绝对的自由主义和绝对的干预主义都是片面的，二者的互补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的融合。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的融合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宏观经济总量实际是微观个体数量之和，而微观数量又是经济个体行为的后果。宏观经济理论正确与否关键就在于对微观经济个体行为的研究是否准确，而微观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宏观经济学必须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经济学家们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将宏观经济学进行微观化研究，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对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及与其观点相对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都在强调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参考文献：[1]梁小民.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J].经济文献信息，1989（2）：41-43.[2]刘军，孙中震.国民经济核算三大流派论[J].山东经济，2003（3）：7-8.[3]何智奇，邓小军，韩惠丽.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后继创新与发展[J].商业时代，2008（2）：21-22.[4]张晓晶.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与未来[J].经济学动态，2009（12）：34-41.[5]P.Bartelmus.BeyondGDP-NewApproachestoAppliedStatistics.ReviewofIncomeandWealth.1998（3）：108-110. [6]任若恩.金融危机证明宏观经济学存在巨大缺陷[EB/OL].http：//business.sohu.com/20111215/n329160412.shtml.[7]于永臻.全球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新挑战[J].经济研究参考，2012（22）：55-58.（责任编辑：杜磊）原载于《经济纵横》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