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咏屈原诗研究 74页

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研究生签名：垄盔涩日期：论文使用和授权说明≯以上．／本人完全了解云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和论文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循此规定)研究生签名：壅望坦导师签名：幽至孚丕日期：鲨堕竺!多本人及导师同意将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进行电子和网络出版，并编入CNKI系列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同意按《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出版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研究生签名：奎塞翌导师签名：弛鲤侮日期：竺』至!￡。≤ 摘要在中国诗歌史上，屈原一直是诗人们的宠儿，他那高远卓荦的人格魅力，那弘博丽雅的文学造诣，使得历代的诗人们都为之感动与振奋。唐代是咏屈原诗的高峰时期，翻检《全唐诗》，唐代咏屈原诗呈现出卷帙浩繁、异彩纷呈的局面，显示出唐代诗人们深沉的屈子情结。鉴于唐代咏屈原诗的繁盛，文中试图运用纵横比较法、中国文学批评等方法解读唐代咏屈原诗。唐前咏屈原诗大多关注屈原的文学禀赋，对于屈原的悲剧命运则关注较少。而唐代咏屈原诗不仅着重对屈原文学才华的钦赞，而且重于屈原忠君爱国、高洁执着的人格赞美，对屈原在民间传说中的重视以及对屈贾模式、屈杜模式的塑造。究其原因，除了分析唐代特有的时代文化背景，唐代文人特有的心态之外，文中还强调了那些贬谪荆湘之臣的创作推动，以及作为南支的楚文化对唐代文人的影响。文中结合唐代咏屈原诗共性与个性的分析、规律性与个案性的研究发见唐人独特的吟咏视角与心态特征，从而见出唐人对屈原的关注亦是对社会的关注及自身命运的关注，从中不仅能发现唐代诗歌的发展规律，而且能透视唐人的共性及个性心态特征。关键词：唐代；咏屈原诗；源流发展；具体表现；原因寻究 AbstractIntheChinesepoetryhistory,QuYuanhasalwaysbeenthefavoriteofallpoets．Thepoetsfromeverydynastywereinspiredbyhischarmingpersonalityandliteratureachievements．TangdynastyisthepeakoftheodesforQuYuan．Whenwelookthough“ThePoetryofTangDynasty”，wemaynoticethattherearevariousdifferentkindsofodeforQuYuan，whichindicatesthatQuYuanisdeeplyrespectedbythepoetsofTangdynasty．BeforetheTangDynasty,poemseulogizingQuYuanmostlyfocusedonQuYuan’Sliterarytalent，whilelessofaconcernforthefateoftheTragic．InTangDynastyhowever,poetrysingingthepraisesofQuYuannotonlypayedmoreattentiontoadmiringtheliterarytalentofQuYuan，butalsotorespectinghisloyaltytotheemperorandpatriotism，nobleandpersistentpersonality．Atthesametime，theyattachedimportancetoQuYuaninfolklore，aswellastoshapingofQuJiamodeandQuDumode．Lastly,inordertofindoutthereasonsforthewritingofallthoseodes，besidestheanalyzationofthespecialbackgroundofTangdynastyandthecharacteristicsofpoetsinTangdynasty,authoralsoemphasizedtheinfluencesofthecultureofChuinsouthernpartofChina．ThisarticlecombinestheanalysisofcommonnessandindividualityofthepoetryeulogizingQuYuaninTangDynasty,andtheregularityandcasestudy,inordertoseepeople’Suniquechantperspectiveandthementalfeatures，todiscoverthattheirinterestinQuYuanisalsoontheattentionofthesocietyandtheirowndestiny,fromwhichwecannotonlyfindoutthelawofthedevelopmentoftheTangDynastypoetry,butalsoperceivepeople’Sgeneraland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ofmentalityofTangDynasty．KeyWords：TangDynasty；TheOdeforQuYuan；development；Reflection；Exploration．II 目录第一章绪论⋯．．．⋯⋯⋯．．⋯⋯．⋯．⋯⋯⋯⋯．．．⋯⋯．⋯⋯．．1第二章唐代咏屈原诗的源流与发展⋯⋯⋯⋯⋯⋯⋯⋯⋯⋯⋯⋯．．4第一节唐以前咏屈原诗概况⋯⋯⋯⋯⋯⋯⋯⋯⋯⋯⋯⋯⋯．4一、孕育与萌芽期——两汉屈原形象的初步形成⋯⋯⋯⋯⋯⋯．．4二、形成与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咏屈原诗⋯⋯⋯⋯⋯⋯⋯⋯5三、转折期——隋朝咏屈原诗⋯⋯⋯⋯⋯⋯⋯⋯⋯⋯⋯⋯8第二节唐代咏屈原诗的特点⋯⋯⋯⋯⋯⋯⋯⋯⋯⋯⋯⋯⋯．8一、诗人众多，诗作繁盛⋯⋯⋯⋯⋯⋯⋯⋯⋯⋯⋯⋯⋯．9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10第三章唐代咏屈原诗的表现形式⋯⋯⋯⋯⋯⋯⋯⋯⋯⋯⋯⋯⋯11第一节对屈原的生命关注⋯⋯⋯⋯⋯⋯⋯⋯⋯⋯⋯⋯⋯．．11一、“行客谩陈三酎酒，大夫原是独醒人”——赞其人格⋯⋯⋯．．11二、“一闻怀沙事，千载尽悲凉”——悯其志没⋯⋯⋯⋯⋯⋯．13三、“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探其沉渊原因⋯．．．．15(一)、“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谗佞当道⋯⋯．16(二)、“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君王昏庸．⋯⋯⋯⋯．．17(三)、“长笑灵均不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不知时命⋯⋯．17第二节对屈原的文才关注⋯⋯⋯⋯⋯⋯⋯⋯⋯⋯⋯⋯⋯．．20一、“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誉其才学．⋯⋯⋯．21二、“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诮余持杯以淹留”——援引屈骚．．．．．⋯．22(一)、化用楚骚诗句⋯．．．⋯⋯⋯．．．．．．．⋯⋯．．⋯⋯⋯．．23(二)、用楚辞体追悼屈原⋯⋯⋯⋯⋯⋯⋯．．．．．⋯⋯⋯．．24第三节民俗视角．．⋯．．．．．．．⋯⋯⋯⋯．．⋯⋯⋯．．．．．⋯．．⋯．24一、“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端午节的传说⋯⋯⋯⋯⋯25二、“泪罗有翻浪，恐是嫌屈原”——水仙传说⋯⋯⋯⋯⋯⋯．27第四节合咏屈原及其他才子悲士的模式⋯⋯⋯⋯⋯⋯⋯⋯⋯．．28一、屈贾模式⋯⋯⋯⋯⋯⋯⋯⋯⋯⋯⋯⋯⋯⋯⋯⋯．29III 二、与唐代诗人合咏⋯⋯⋯⋯⋯⋯⋯⋯⋯⋯⋯⋯⋯⋯．32第四章唐代咏屈原诗繁盛的原因⋯⋯⋯⋯⋯⋯⋯⋯⋯⋯⋯⋯⋯34第一节政治因素⋯．⋯⋯．．⋯⋯⋯⋯⋯⋯⋯⋯⋯．．⋯⋯．．34一、崇史、重史之风．⋯．．．⋯⋯．．⋯．．⋯．⋯⋯⋯．⋯．⋯．．34二、贬谪现象的普遍⋯⋯⋯⋯⋯⋯⋯⋯⋯⋯⋯⋯⋯⋯．35(一)、统观唐代贬谪现象⋯⋯⋯⋯⋯⋯⋯⋯⋯⋯⋯⋯．36(二)、贬谪荆湘的文人群体⋯⋯⋯⋯⋯⋯⋯⋯⋯⋯⋯．．36第二节文化因素⋯⋯⋯⋯⋯⋯⋯⋯⋯⋯⋯．．⋯．．．．．．．⋯．40一、楚文化的影响和感召⋯⋯⋯⋯⋯⋯⋯⋯⋯⋯⋯．⋯．．40(一)、《楚辞》的影响．⋯⋯⋯⋯．．⋯⋯⋯⋯⋯⋯⋯⋯40(二)、大批楚湘诗人的传播⋯⋯⋯⋯⋯⋯⋯⋯⋯⋯⋯．．44二、骚怨文学传统⋯⋯．⋯⋯⋯⋯．．．．．．．．．．．⋯．．．．⋯．．⋯46第三节诗人自身的原因．．．．．⋯⋯⋯⋯⋯⋯⋯⋯．．．．⋯．．．⋯．47一、积极张扬的进取精神⋯⋯⋯⋯⋯⋯⋯⋯⋯⋯⋯⋯⋯48二、异常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49三、挥之不去的恋国、念君、思亲之愁⋯⋯⋯⋯⋯⋯⋯⋯⋯50四、生命困顿的孤独感⋯⋯⋯⋯⋯⋯⋯⋯⋯⋯⋯⋯⋯．．51第五章结语．⋯⋯．．．．⋯⋯．．．⋯⋯．．．．⋯⋯．．．⋯⋯．．⋯．⋯⋯53附表l：专咏屈原诗⋯．⋯．．．．．⋯⋯⋯．⋯．．⋯⋯⋯．．⋯．．．．．⋯．58附表2：与屈原有关的诗⋯⋯⋯⋯⋯⋯⋯⋯⋯⋯⋯⋯⋯⋯⋯．59参考书目⋯⋯⋯⋯⋯⋯⋯⋯⋯⋯⋯⋯⋯⋯⋯⋯⋯⋯．⋯．．63致谢⋯⋯⋯⋯⋯⋯⋯⋯⋯⋯⋯⋯⋯⋯⋯⋯⋯⋯⋯⋯．68IV 第一章绪论屈原——忠贞见嫉的悲士，与日月争辉的诗祖、人民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学长廊里，屈原的光辉映照到每一代的文人才子身上。他“博闻强识’’，其文“弘博丽雅"；他忠心为主、忧国忧民，却落得个遭贬放逐的命运，惹得泪罗江水夜夜生波，惹得后世文人扼腕叹息，惹得无数百姓哀嚎悲咽。屈原的才德使后人伸“高山仰止”之叹，屈原的命运引士人发“异代同悲”之感。翻开中国古代文学画卷，无论是诗、词、赋、小说、戏曲，还是民间传说等文学形式中都有屈原的身影漫步其间，这其中又以诗歌数量居多，且成绩斐然。吟咏屈原的诗歌在汉代就已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了唐代可谓宏观灿烂，其后宋、元、明、清也进一步承其衣钵、创其题材，将咏屈原诗永远定格在中国文学画卷上。关于咏屈原诗，笔者认为在正文开始之前应该对此有一明确界定。咏屈原诗应从广义与狭义来看，狭义的咏屈原诗指专咏屈原的诗篇，即以屈原(三闾、屈大夫、灵均、泪罗)为诗名，如黄滔《灵均》、刘威《三闾大夫》、齐己《吊汨罗》、周昙《春秋战国门·屈原》等；或题目中没有标明屈原字样，但整首诗篇是围绕屈原来写的，如戴叔伦《湘川野望》、李绅《涉沅潇》、文秀《端午》等。而广义的咏屈原诗不仅指与屈原有关的诗篇，也包括咏屈原的诗句，如刘长卿“独馀湘水上，千载闻离骚”(《南楚怀古》卷149)，杜牧“郑袖妖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题武关》卷523)，徐铉“同是多情怀古客，不妨为赋吊灵均"(《送杨郎中唐员外奉使湖南》卷753)，甚至是指那些全诗内容与屈原无关，但由于行文需要提及屈原的诗句，如李贺“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诚为愚”(《相和歌辞·箜篌引》卷19)，王初“年来若有乘槎客，为吊波灵是楚臣”(《银河》卷491)，均可算作广义的咏屈原诗。此篇论文所研究的亦是广义的咏屈原诗。唐代是咏屈原诗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的咏屈之作不仅数量多、质量上乘，而且题材多样、角度新颖。从宽泛的屈原研究来说，关于屈原及其作品，以及屈原对后世文学影响的研究较多，对咏屈原诗歌的研究较少；关于唐人对屈原接受与继承，屈原对唐人影响研究的多，对唐代咏屈原诗研究的甚少。目前学界对于唐代咏屈原诗的关注主要有：谢模楷的《唐诗中的屈原形象》1一篇，作者将屈原1谢模楷：‘唐诗中的屈原形象》[N]．《中华读书报》，2009—06—17。 分为生命、人格、文学三种形象，所塑造的屈原形象都带有悲、怨、愤、恨、愁的色彩，并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色调是与时代因素紧密相关的。李毅《唐诗元曲中屈原人物形象分析》1，文中分别梳理了唐前文学作品对屈原的抒写，以赋作为主对屈原的解读，唐代诗歌中对屈原抒写主要是把屈原看作逐臣与忠臣、辞赋巨臂的形象，元曲中就只讲屈原形象塑造为逐臣与忠臣两类形象。这两篇文章与唐代咏屈原诗研究关系最为密切，但文章关注角度狭窄、篇幅短小，不能诠尽唐人对屈原的解读，因为唐代诗人除了把屈原定义为忠臣、文学巨臂形象之外，还将他作为神人以及怀才不遇悲士的典型形象，两篇文章对唐代咏屈原诗的透视稍显单薄与片面，内容局限性大。此外，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盛唐荆湘逐臣研究》2详述唐代贬谪荆湘一带的诗人创作大量咏屈原诗，借景抒情，旧楚地缘的文化认同，在屈原与贾谊的冲击下，贬谪荆湘的盛唐诗人热情讴歌屈贾，充分肯定唐人的屈贾情节。此篇文章揭示了盛唐荆湘诗人咏屈悲贾的现象，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荆湘诗人怀才不遇的主旋律，但是文章只涉及盛唐时期贬谪荆湘之人对屈原的讴歌，于初、中、晚唐的咏屈原诗并未关注。兰州大学龙祖胜的硕士论文《唐代屈原接受史研究》3分为初、盛、中、晚概述了唐人对屈原接受的背景、形式，其中大多是唐人对屈原的评论，包括文、赋、诗，虽然涉及一部分的咏屈原诗，但都着重论述唐人受屈原影响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并未单就诗歌给予屈原关注。陈建华《唐代诗人的屈子情节》4则从唐代影响较大的诗人诗作入手探讨唐代诗人对屈原的解读，这样的研究更着重于探讨屈原对唐代诗人的影响，没有反映唐人吟咏屈原的心态特征。再者，目前对于咏屈原诗的收录结集主要有温广义辑注的《历代诗人咏屈原》5，该书主要收录唐至清咏屈原的诗歌，拿唐代这部分来说，作者勾选了33位诗人的37首诗歌，虽说只是勾选狭义的咏屈原诗，但其收录并不全：李兴、蒋兴流主1李毅：‘唐诗元曲中屈原人物形象分析》[J]．《现代语文》，2011年第2期，29-31页。2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第三编《盛唐荆湘逐臣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175-250页。3龙祖胜：‘唐代屈原接受史研究》[D]．兰州大学，2005年。‘陈建华：《唐代诗人的屈子情节》[J]．《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卜26页。5温广义：《历代诗人咏屈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lO月。2 编《屈原颂》1，江南编注《屈原赞古今诗词选》2，刘济民主编《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3这些都是诗词合集，拿唐代这部分来说，还是着重于勾选狭义的咏屈原诗。综上所述，关于唐代咏屈原诗的研究，大多零星与分散，而且大多学者都只关注于咏屈原诗某一方面的研究，如对其人格特征的研究，对其辞赋影响的研究，或对某一时期唐人对屈原接受的研究，并没有完整的透视唐代咏屈原诗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些文章均没有反映出唐人吟咏屈原的心态特征以及选择吟咏屈原的原因，无法透视时代面貌，对屈原诗歌的收集与整理也大多不全，这对唐诗与屈原关系的研究来说无疑是种缺憾。唐代咏屈原诗作众多，但学界对其研究却如此寂寥，在翻阅《全唐诗》并关注到这一现象时，促发了笔者写作本文的动机。笔者着力收集《全唐诗》中关于吟咏屈原的诗歌，在往前代追溯的过程中，发见唐人咏屈原诗的特色，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笔者欲在文中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唐代咏屈原诗的表现形式，这些诗歌是如何反应唐人共性与个性心态的?其二，为什么咏屈原诗在唐代如此繁盛?为什么唐人会选择屈原?笔者认为在以诗歌闻名的唐代，咏屈原诗在《全唐诗》中比重又极大，用诗歌研究屈原更能代表唐人的时代风貌与特色，而且用诗歌这一文体研究屈原，更略胜于其他的文学体裁，使得屈原能够在精炼、简洁的语言中呈现出时代面貌、文人心态，这不仅对屈原的研究具有价值，而且对唐诗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对唐代咏屈原诗的收集与整理，笔者主要依据《全唐诗》，辅以《全唐诗补编》。在行文的过程中，由于唐代咏屈原诗作甚多，因此在唐代咏屈诗句出处的处理上，笔者采取标明诗名与卷号的方式注于诗句之后。‘李兴、蒋兴流：《屈原颂》，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2江南：《屈原赞古今诗词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3刘济民：《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11月。 第二章唐代咏屈原诗的源流与发展屈原，名平，字原，大约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39)，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前后离世。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担任左徒一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受到怀王的重用。后遭小人谗佞，“信而见疑，忠而被谤”1，改任三闾大夫，身遭放逐，郁郁不得志，自沉泪罗而死，留下楚辞体诗歌二十五篇。后世之人无不慕其人格，羡其才情，悲其自沉。无数的文人骚客或为其作赋，或为其吟诗，或为其作传，将屈原演绎成不同的形象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诠释，屈原的魅力都是永恒的。第一节唐以前咏屈原诗概况唐以前吟咏屈原诗歌的作品数量较少，而且由于时代、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对屈原诠释的深度和广度都显单薄。一、孕育与萌芽期——两汉屈原形象的初步形成有关屈原的史学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将屈原与贾谊合传。而检阅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两汉并没有吟咏屈原的诗作，在时代赋予的主流文学趋势下，两汉评论屈原之作大多以楚辞体的形式呈现，因为汉代时屈原形象初步形成的时期，所以笔者在此对一概述。如贾谊《吊屈原赋》、《惜誓》，杨雄的《反离骚》、张衡的《思玄赋》、东方朔《七谏》、刘安《招隐士》、庄忌《哀时命》等，皆以此形式表达作者对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同情。对于屈原的文学禀赋，两汉世人皆予以充分肯定。淮南王刘安奉武帝之命为《离骚》作“传”，他在《离骚序》中赞屈赋“与日月争光可也”2，对《离骚》给予极高的评价，司马迁亦承其说，从其作品中见出屈原的高洁人格。刘安的《招隐士》更是完全继承了屈原的比兴手法，在诗中，他用“桂树、蟪蛄、熊罴，虎豹"等一系列意象表达心中的怨闷，以及对屈原的哀悯。’[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33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叙》，中华书局，1983年3月，49页。4 杨雄更是极赞《离骚》，他在《反离骚》中道，“赋莫高深于离骚”，并且自己要“反而广之”。1班固在《离骚赞序》中道“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更是高度赞誉道：“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3对屈原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辞宗地位，但由于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两汉也出现了驳斥屈原之词，如班固就说道：“今若屈原，露才扬己，⋯⋯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4两汉时期品评屈原的作品不在少数，基本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两汉时期文学多以赋作著称，他们视屈原为忠臣、悲士，抑或狂狷之士。文人才士在对屈原解读的过程中，亦继承了其骚赋的艺术传统。汉代拟骚作品多如针毡，如贾谊的《早云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婕妤的《自悼赋》，班固的《幽通赋》等，还有模仿屈原作品、以托己之情怀的作品，如杨雄《反离骚》，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不管是吟咏屈原的赋，还是模仿屈原的赋作，都反映了汉代文人对屈原的接受，这些作品大多围绕“悲’’的情调来写，虽然角度单一，但是也为后世对屈原的解读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唐人在歌咏屈原时，多取汉人对屈原形象的界定。这一时期是咏屈原诗歌的萌芽期。二、形成与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咏屈原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咏屈之作较汉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从时代背景来说，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处在混乱、冲突、战争频发的时代：从思想层面上来说，这一时期儒学衰落，玄学兴起，老庄哲学一时风靡士林，他们谈玄说理，互相唱和；从文士自身的角度来说，他们大多生不逢时，所以更加倾向于对怀才不遇、忠正阿直悲士的同情。据笔者统计，最早的咏屈原诗当是阮籍的《咏怀诗十三首》其一：天地氤氲，元精代序。清阳曜灵，和风容与。明日映天，甘露被字。蓊郁高松，猗那长楚。草虫哀鸣，鸽鹧振羽。感时兴思，企首延伫。于赫帝朝，伊衡作1[汉]班固：《汉书·杨雄传赞》，中华书局，1965年，3583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叙》，中华书局，1983年3月，50页。3[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3月，49页。4同上。5 辅。才非允文，器非经武。适彼沅湘，托分渔父。优哉游哉，爰居爰处。1此诗作于魏少帝髦甘露三年(公元258)，从天地自然规律入诗，引出司马昭为相国，自己“才非允文，器非经武’’，只能追随屈原，寄语于渔父。表现了诗人忠于魏氏，不愿转仕他君的态度。“适彼沅湘，托分渔父’’表达了诗人对屈原的追慕，继承了屈原“托物以讽”的文学手法。他作《咏怀诗八十二首》抒写自身的悲怨、不遇，与屈原的《离骚》如出一辙。何焯《义门读书记》称阮嗣宗：‘‘‘微风吹罗袂’二句，犹屈子之言独清、独醒也”；“‘晨鸡闻高树’二句，言己之居乱世不该其度。”其《咏怀诗》，“源本诸《离骚》”2他的《大人先生歌》亦是对楚辞体的模仿。魏晋南北朝时人大多悲悯屈原的不遇、自沉，如费昶《巫山高》，萧诠《巫山高》，庾阐《登楚山诗》等诗皆悲屈原，并直指统治者的恶行。赋作中也出现了这一主题。如西晋郭璞《江赋》云：“悲灵均之任石兮，叹渔父之榷歌。’’谢万曾赞屈原：“皎皎屈原，玉莹冰鲜，舒采翡林，搞光虬川。”3傅玄在《橘赋序》说：“诗人睹玉睢，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4曹摅言：“悲伍员之沈悴，痛屈平之无辜，嘉沮溺之隐约，羡接舆之狂歌。”5而且，魏晋时人对楚辞尤为钟爱。王敦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6阮籍陶渊明作《感士不遇赋》，姜亮夫说：“感士不遇’题名，得之董子，文旨取自《离骚》。皆拟骚之作也。”7王粲作《登楼赋》，刘熙载云：“王仲宣《登楼》出于《哀郢》。’’8江淹有《山中楚辞六首》皆是承袭骚韵之作。殷光熹先生对魏晋人继承楚辞的艺术手法曾说：“在屈骚的影响下，许多文人纷纷效仿，如曹植的《九愁》、《九咏》，陶渊明追踪遗响而作的《感士不遇赋》，陆云模拟屈原《九歌》的《九愍》等。”9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人对楚骚的挚爱。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十《咏怀诗十三首》其一，中华书局，1988年9月，494页。2[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6月，900—901页。3[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七，中华书局，1962年1月，412页。4[清]严可均校辑：《傅玄<傅子>校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190页。5[晋]曹摅：《述志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1月，473页。6[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见《诸子集成》第八卷，中华书局，1954年12月，198页。7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425页。8[清]刘熙载：《艺概·赋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90页。9殷光熹：《楚辞论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巴蜀书社，2008年3月，371页。6 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白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开创以来，汉代不乏其承接者，到了魏晋南北朝，文人们更是倾向于吟“兰蕙”，咏“美人”来抒一己之情。曹植尤为垂青于“兰蕙”意象，据统计，其诗歌中吟咏兰蕙达22次，仅次于屈原。1阮籍云“濯缨醴泉，被服蕙兰。思从儿女，适彼湘沅。"2“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3“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4嵇康作《猗猗兰蔼》借兰表明自己不与当朝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鲍照有《幽兰五首》借兰抒怀。王融《芳树》云：“後此佳丽人，含情结芳树。绮罗已自怜，萱风多有趣。去来徘徊者，佳人不可遇。"5借芳树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梁简文帝萧纲有《伤美人诗》，沈约作《梦见美人诗》等等。而刘宋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在作《祭屈原文》时，将屈原品格与兰蕙相称，伤悼、同情、赞美屈子之情，一泻无余。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屈原传说故事已有了初步的发展。晋王嘉《拾遗记》，宗懔《荆楚岁时记》等都记载了有关屈原的传说故事，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也可窥见这一时期屈原形象的丰富。这些传说故事在诗歌中也呈现出来，《泪罗土人为屈原歌》引：“隋书日：‘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泪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日云云。因而鼓榷争归，竟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何由得渡湖"。6吴迈远《楚朝曲》：“白云萦蔼荆山阿，洞庭纵横日生波。幽芳远客悲如何，绣被掩口越人歌。壮年流瞻襄成和，清贞空情感电过。初同末异忧愁多，穷巷侧怆沉泪罗。延思万里挂长河，翻惊汉阴动湘娥。”7等诗歌中，已初步阐释了有关屈原的传说。无论从题材的开拓，还是艺术情感的丰富面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咏屈原诗较汉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对屈原比兴手法的继承与发展，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咏屈原诗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加之端午节习俗在这一时期初步与屈原联系到了一起，所以这一时期的咏屈原诗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为唐代咏屈原诗高1吴厚炎：《幽芳自赏亦缢人——三国魏晋南北朝诗文中的兰(蕙)》[J]．《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32-36页。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十《咏怀诗十三首》其二，中华书局，1988年9月，494页。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十《咏怀诗八十二首》其四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9月，505页。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十《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五十，中华书局，1988年9月，506页。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二，中华书局，1988年9月，1389页。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八《杂歌谣辞》，中华书局，1988年9月，2742页。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十，中华书局，1988年9月，1320页。7 潮的到来添风掀浪。转折期——隋朝咏屈原诗隋朝由于存在时间较短，所以其存诗并不算多。翻阅《先秦魏晋南北朝诗》，隋代诗歌中只有孙万寿《远戍江南》一诗尚与咏屈原诗关系密切。诗云：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欲飞无假翼，思鸣不值晨。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1此诗将屈原与贾谊合咏，“长沙国”、“湘水滨”均是二贤被贬之所，诗人借此陈述自己的遭遇，表达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感慨。这首诗是唐以前明确定义屈原逐臣悲士形象的诗歌，而且是与作者本身的遭遇相联系而感发的诗歌，据《隋书·孙万寿传》载：“高祖受禅，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军总管宇文述召典军书。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日(略)。”2诗作借屈原、贾谊被贬偏地而悯自己被迫从军，郁郁寡欢，希冀早日脱此藩篱，骋志效君。虽然这首诗与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基调略有偏差，但这毕竟是一首真正意义上借屈原悯己的悲愁哀歌。这首诗对唐人真正意义上形成异代同悲、怀才不遇的咏屈原诗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小觑。纵观唐以前的咏屈原诗大多零星与分散，大多有句无篇，整首诗专咏屈原的诗作几乎没有，对屈原形象的界定也只停留在忠臣与逐臣形象上。但是无论无何，前朝的咏屈诗歌发展与积淀必然对唐朝咏屈原诗歌高潮的到来打下基础，唐人在前代咏屈原诗歌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题材、开拓视野，将屈原的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第二节唐代咏屈原诗的特点经过汉代对屈原形象的塑造，魏晋南北朝时及隋咏屈原诗的发展，唐代咏屈原诗呈现出规模浩大、欣欣向荣的局面，是咏屈原诗歌的兴盛期。它上承汉魏六朝咏屈原诗的风格，并弥补其不足，发其未发，下又开启后代咏屈原诗的多角度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9月，2638页。2[唐]魏征等撰：《隋书·孙万寿传》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8月，1735页。8 视域。不仅数量增多，而且题材多样，关于屈原传说，屈贾悲士模式的探寻亦层出不穷。用唐诗这唐一代表之文学来研究屈原，更能体现出唐人对屈原的喜爱。唐代咏屈原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诗人众多，诗作繁盛翻开《全唐诗》，吟咏屈原的诗歌比比皆是。据笔者统计，整首诗专咏屈原的有42首，如窦常《谒三间庙》、戴叔伦《湘川野望》、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胡曾《咏史诗·泪罗》、周昙《春秋战国门·屈原》等1。此外，据笔者统计，诗作内容与屈原有关的约有200首，也就是广义的咏屈原诗，如张说《岳州观竞渡》、李白《行路难》、杜甫《地隅》、李商隐《楚宫》等2。与唐前咏屈原诗的零星诗句相比，唐朝多出专咏屈原的诗歌，这些诗歌均围绕屈原的一生来写，或讴歌其忠臣形象，或悲悯其不遇身殁，或感念其民间信仰，或致力于屈贾合咏，于之前的咏屈原诗相比更能集中透视屈原的人生。从时间跨度看，唐代从高祖开国(公元618年)到天祜唐亡(公元907)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政治升平、国富民强的盛世，渡过了战乱频仍、军阀割据的衰世：即由兴起到兴盛，再由动乱到中兴，最后走向灭亡的过程。其间不乏明君贤臣，亦多昏君贼佞，无论是“初唐四杰”，还是处于盛世的李、杜，或是中唐的“韩孟’’与“元白’’两派，晚唐的周昙、胡曾、李群玉等，都曾吟咏过屈原。更为令人乍舌的是，天才级的诗人如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等都对屈原推崇备至，且都是摹骚拟骚的大家。从诗人身份看，无论是一国之君，如唐太宗等；还是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如张说、张九龄、李德裕等；抑或是放荡不羁的狂士，如李白等；隐逸山林的高士，如皎然、齐己等，都曾吟咏过屈原。可见，屈原多面性的人格特征均得到了唐人的关注。统治者吟咏他来告诫臣子，以史为鉴；贤臣忠士借咏他来警世谏君、抨击现实；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者借咏他来慰己悯身、调侃无奈。这也是唐朝咏屈原诗的特色，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际遇，其选择的视角亦不一样。1详见附表1。2详见附表2。9 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唐前的咏屈原诗多集中于对屈原文学禀赋的钦赞，对于屈原命运的关注也并未结合时代特征与诗人际遇，只是单纯的哀愍。由于唐朝强盛的国力，开放的文化氛围，唐人善于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作为南宗的楚文化亦对唐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唐朝的繁盛也孕育着动乱与衰颓，唐朝时期贬谪现象较为普遍，文人骚客又多流贬于荆湘一带，使得唐代的诗人无论从地域上还是心灵上都与屈原有着更为强烈的共鸣。他们更能真切的体味到生不逢时、怀忠见斥的悲哀，更能生发出致君尧舜、心怀天下的胸襟。因此，唐代咏屈原诗歌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题材多样，角度新颖。除了对屈原悲士、忠臣形象的认同：如刘长卿《送侯中丞流康州》，韩愈《感春四首》，杜甫《地隅》，王鲁复《吊灵均》，杜牧《题武关》等：对屈原才学禀赋的钦赞：如李白《江上吟》，杜甫《戏为六绝句》，薛能《平盖观》，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等；对楚辞的钟爱：如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和《杂诗》五首，李白《代寄情，楚词体》，韩愈《琴操十首》，贯休《高山引》等以外，唐朝的咏屈原诗歌还重于对屈原悲剧原因的探寻：如戴叔伦《湘川野望》，孟郊《湘弦怨》，白居易《咏怀》等；对屈原传说故事的阐发：如张说《岳州观竞渡》，孟浩然《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刘禹锡《竞渡曲》，李绅《涉沅潇》，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等；热衷于合咏屈原与其他才子悲士：如李白《杂曲歌辞·行路难三首》，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罗隐《经耒阳杜工部墓》，戴叔伦《过三闾庙》等。10 第三章唐代咏屈原诗的表现形式检阅《全唐诗》，唐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屈原。既有对屈原人格特征的咏赞，也有对其才学禀赋的钦佩，甚有对其传说信仰的探究，从中可见出唐人咏屈原诗的多面性特征。第一节对屈原的生命关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同姓，他做了楚兰台宫的文学侍臣。据《文心雕龙·时序》篇记载：“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邹予以谈天飞誉，驺爽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1因“娴于辞令”升为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后因遭谗被诬，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川屈原才华横溢，志向高洁，不与奸佞为伍；忠悃君王，遭诬受陷仍心系国家。一、“行客谩陈三酎酒，大夫原是独醒人"——赞其人格纵观屈原一生，他都在为国、为君、为民而叹。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3，“汤禹俨而祉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4恳切地劝谏君王，甚至当自己“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肮”5时，仍秉“知死不可让，愿勿爱惜’’的人格操守，“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6的恋国之痴。汉庄忌作《哀时命》云：“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泪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7刘向作《九叹》：“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1[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183页。2[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33页。3[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中华书局，1983年3月，13页。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中华书局，1983年3月，23页。5[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章·惜诵》，中华书局，1983年3月，122页。6[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章·哀郢》，中华书局，1983年3月，136页。7[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哀时命》，中华书局，1983年3月，265页。 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1班孟坚亦道：“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2唐代诗人更是钦羡屈原的高洁人格，高扬其高尚的爱国情怀，并将其溢于诗歌中。首先，唐代诗人对于屈原的忠君爱国行为大多持赞赏的态度。戴叔伦《湘川野望》：“怀王独与佞人谋，闻道忠臣入乱流。今日登高望不见，楚云湘水各悠悠。”(卷274)将屈原称为忠臣；柳宗元：“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界围岩水帘(元和十年春月，自永州召还，经岩下》卷351)，刘禹锡“佳人对镜容颜改，楚客临江心事违”(《送春词》卷359)，杜牧“幽兰思楚泽，恨水啼湘渚”(《李甘诗》卷520)，活现了屈原的恋国之痴。崔涂《屈原庙》(卷679)则更具代表性：谗胜祸难防，沈冤信可伤。本图安楚国，不是怨怀王。庙古碑无字，洲晴蕙有香。独醒人尚笑，谁与奠椒浆。忠贞捐躯的志士、持清摒浊的君子、遭贬仍心系君主的忠臣形象淋漓于诗歌中，可见诗人对屈原的钦赞。清代学者王菜说：“吾观战国之世有三人焉：以举世趋利之徒，而有被服仁义，守先待后，尊王贱霸，如孟子其人者焉；举世皆朝秦暮楚之辈，而有志笃忠贞，謇直不挠、沉身不去，如屈子其人者焉⋯⋯”3屈原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集中、最热烈、最充分的具备爱国之情的志士，真可谓前无古人，后亦稀者。其次，对于屈原的高洁人格，唐代诗人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赞扬，借屈原之高显自己之洁。顾况“霜凋树吹断，土蚀剑痕深。欲作怀沙赋，明时耻自沉。”(《酬唐起居前后见寄二首》卷266)，韩愈“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铺啜糟与醣。惜哉此子巧言语，不到圣处宁非痴。”(《感春四首》卷338)，孟郊《湘铉怨》“昧者理芳草，蒿兰同一锄。狂飙怒秋林，曲直同一枯。嘉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诬。灵均入回流，靳尚为良谟。我愿分众泉，清浊各异渠。我愿分众巢，枭鸾相远居。此志谅难保，此情竟何如。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卷372)诗人在对比中见出屈原的高洁，为屈原鸣不平，将世事分辨还屈原清白。其《答卢仝》又云“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日劈高查牙，清棱含冰浆。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叹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3月，282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叙》，中华书局，1983年3月，49页。3见郝志达《屈原与传统“士”人格的建构》[J]．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90一92。12 前古后古冰，与山气势强。”(卷378)极赞屈原的高洁人格。韩愈“斑竹啼舜妇，清湘沉楚臣”(《送惠师》卷337)，白居易道：“展禽任三绌，灵均长独醒。”(《和答诗十首·和思归乐》卷425)聂石樵先生曾精确地说道：“屈原精神最感人的是他作为一个高尚廉节、坚贞不屈的艺术形象的巨大魅力。这一形象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独特的。像《诗经》中的《小雅》被誉为‘怨诽而不乱’，有反对邪恶的精神，但并没有美的政治理想；《左传》中郑子产，《晏子春秋》中的晏婴，都是政治改革家，有政治远见，但没有高尚的情操；诸子著作中的一些寓言故事，有反剥削、反压迫和赞扬智慧的内容，但却没有忧国忧民的感情。屈原作为一个文学家集中了政治、思想等各种优良品质，成为许多世纪以来影响人们的高尚情操、爱国思想和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力量。”1二、“一闻怀沙事，千载尽悲凉"——悯其志没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政治家、外交家，在楚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谋行职修，王甚珍之”2，后因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妒其能诬屈原，而遭贬放流，终不被重用。无论在盛世抑或是乱世，怀才不遇、遭贬被逐总是伴随着文人团体，这样的文人总是有着报国忠君的愿望、才显名扬的期盼，当遭贬被逐时又怀着去国念阙之忧、谪荒转蓬之怨，对前路茫茫的忧惧，对贬途艰险的哀叹常常奔涌笔下，他们往往走向历史，去寻求与自身遭遇相似的文人，借咏他人泄己之忧伤。屈原，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被逐悲士的典型，必然激起了士子文人极大的关注。文人才子在现实政治中得不到重用，自身的才华无法施展，便不自觉的对这位“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禀赋才华之士投以同情，借同命之感慰己哀悯。对于屈原忠不见用、放逐遭贬的遭遇，高洁不容于世的悲剧命运，唐人从不吝惜同情的眼泪。他们用“吊、悲、念、怜、痛、恨"等感情色彩极浓的词语悲悼屈原的不遇，惋惜中含有同情，叹恨中透着肯定。杜甫“丧乱秦公子，悲凉楚1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4月，247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3月，2页。13 大夫"(《地隅》卷228)，罗隐“只闻斥逐张公子，不觉悲同楚大夫”(《杜陵秋思》卷657)，对当年在楚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楚大夫”痛惜不己；杜牧“倪倪三闾魂，悠悠一千古”(《李甘诗》卷520)，刘威“三闾一去湘山老，烟水悠悠痛古今"(《三阊大夫》卷562)，刘沧“寒潮欲上泛萍藻，寄荐三闾情自哀”(《江行书事》卷586)。因君主听信谗言，将屈原从一个地位显赫、伴君左右的“左徒”降为只掌管三姓之事的闲官“三闾大夫”，诗人们皆觉痛失英才、逢时不详。许浑“清湘吊屈原，垂泪撷蒴蘩”(《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卷531)，“门外长溪水，怜君又濯缨”。(《赠迁客》卷532)在被贬途中，路过郴江，诗人顿生“归时有诗赋，一为吊沉湘”(《郴江迁客》卷659)之感。郑谷“凄凉怀古意，湘浦吊灵均”(《南游》卷674)，而黄滔的《灵均》(卷706)一诗则更加悲情肆起，诗云：莫问灵均昔日游，江篱春尽岸枫秋。至今此事何人雪，月照楚山湘水流。悲悼中含有伤感，哀婉中见着愤怒，屈原被诬沉湘，直到死后也没能一雪前冤，只有无尽的湘水伴随着他的忠魂，勾起作者无限的哀愁。此外，唐代文人都较为熟捻屈原的作品，或摹其骚韵，或承其风格。其所作《离骚》等二十五篇辞赋，几乎全是忠悃君王、念国怀乡、寄寓悲愁、标榜高洁之作，所以唐人在赞赏屈原作品之余，亦生悲悯之感。张说“一闻怀沙事，千载尽悲凉"(《过怀王墓》卷86)，崔珏“．环沙有恨骚人往，鼓瑟无声帝子闲’’(《岳阳楼晚望》卷591)。《怀沙》是屈原的绝命诗，司马迁云：“于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1对于这样的文章，怎能不挑起唐代诗人的怜情呢?皮日休“无限湘中悼骚恨，凭君此去谢江蓠”(《送羊振文先辈往桂阳归觐》卷614)，薛能“天涯望不极，谁识咏离骚"(《平盖观》卷560)，齐己“离骚传永恨，鼓瑟奏遗魂。”(《潇湘二十韵》卷840)，这些诗歌从屈原作品的角度来凭吊屈原，更显深沉。屈原被放逐，九年不被招回，又“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泪渊自沉而死。’’2对于一代英杰葬身之地，唐代诗人亦是有着无限的感慨与惆怅，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贬逐荆湘一带的逐臣来说，凭吊泪罗，似乎看到了那个“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3的楚大夫，如同此时自己的命运一样，苍苍的发鬓，衰惫的容颜，孱弱的身影，想到这些，又怎能不惹得诗人们悲凉的吟唱呢?1[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39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3月，2页。3[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章·涉江》，中华书局，1983年3月，128页。14 顾况“首阳及汨罗，无乃褊其衷”(《从江西至彭蠡入浙西淮南界道中寄齐相公》卷264)，刘复“遥知布惠苏民后，应向祠堂吊泪罗"(《送黄哗明府岳州湘阴赴任》卷305)，孟郊“秋入楚江水，独照泪罗魂”(《楚怨》卷372)，王鲁复“万古泪罗深，骚人道不沉。明明唐日月，应见楚臣心。”(《吊灵均》卷470)，言屈原虽遭逢昏世身沉泪罗，而志却永在，而自己生于明朝盛世，何时又能见用于君主。李德裕“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泪罗人"(《泪罗》卷475)，韦庄“千重烟树万重波，因便何妨吊泪罗”(《湘中作》卷698)，李洞“行傍长江影，愁深泪水魂’’。(《赋得送贾岛谪长江》卷721)，亦是对屈原沉渊泪罗的惋惜。而李白“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一，卷179)，顾况“何处吊灵均，江边一老人”(《酬唐起居前后见寄二首》其二，卷266)，则更显悲凉与哀伤，屈原遭流放沉江后却魂不得归，激起诗人的悲愤与伤情。刘长卿的《南楚怀古》(卷149)更是悲怨肆起、叹声甚哀。诗云：南国久芜没，我来空郁陶。君看章华宫，处处生蓬蒿。但见陵与谷，岂知贤与豪。精魂托古木，宝剑捐江皋。倚棹下晴景，回舟随晚涛。碧云暮寥落，湖上秋天高。往事那堪问，此心徒自劳。独馀湘水上，千载闻离骚。“南楚"按《史记·货殖传》载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代1。又《汉书·高帝纪》孟康注日：“旧名江陵为南楚。”2诗中当指江陵一带。刘长卿一生中曾两次被贬，在贬谪途中，诗人来到南楚，看到一片荒凉景象，想起昔日繁华富丽的章华宫，如今已是荆棘丛生，“往事那堪问，此心自徒劳”，屈原遭馋被贬，楚国灭亡，而屈原曾经“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3的别愁，“精魂托古木”的人格精神魅力却遗芳百代、千古不朽。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经世事的沧桑、时代的变迁，悲屈原之不遇，悯己身之别愁，语语真切、字字传情。三、“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探其沉渊原因屈原的人生悲剧于各代文人骚客中都有着不同的感发，于其悲剧产生的原因1[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2471页。2[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4年11月，28页。3[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中华书局，1983年3月，20页。15 亦因时代变迁、文人自身际遇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诠释。汉魏时人对屈原悲剧命运的阐释大多认为因“世遭罔极”、“时运不济”而造成，并用“用行舍藏”的儒家修身之态悯屈原“何必湛身哉”。唐人于屈原悲剧原因的探寻既对前人有继承，又有所创新，他们更直接、更细致、多维度地透视了屈原悲剧产生的原因。(一)、“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谗佞当道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王逸《楚辞章句》记载，在屈原深得怀王重用时，上官大夫靳尚妒其能，谗屈原于怀王，“王怒而疏屈平"；到顷襄王时，令尹子兰与靳尚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由此可见，屈原被排挤，遭流放是因为谗言所害。汉贾谊《吊屈原赋》中也说到：“遭世罔极兮，及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1在另一篇署名为他的《惜誓》中，他道：“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2司马迁也怒：“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3东方朔作《七谏》云：“江蓠弃于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贤者蔽而不见兮，谗谀进而相朋。"4都说到了是因为谗佞当道，才使屈原的命运发生这样的转变。唐代咏屈原诗中亦是肯定这种原因。杜牧怒道：“贤者须丧亡，谗人尚堆堵”(《李甘诗》卷520)，刘禹锡言：“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卷365)，极度突出了世道的艰险，忧患之沉重，于否定中透出对谗佞当道，忠臣被逐的悲愤。孟郊：“灵均入回流，靳尚为良谟。”(《湘弦怨》卷372)作者以反讽的手法道出屈原被逐的原因。徐凝“传闻废淫祀，万里静山陂。欲慰灵均恨，先烧靳尚祠。”(《浙西李尚书奏毁因昏庙》卷474)表现出对靳尚的愤恨。“孤怀吐明月，众毁铄黄金。愿君保玄曜，壮志无自沉。”(《连州吟》卷377)告诫志士不要因谗言而自毁。贯休：“烟浪漾秋色，高吟似有邻。一轮湘渚月，万古独醒人。岸湿穿花远，风香祷庙频。只应谀佞者，到此不伤神。’’(《晚泊湘江作》卷829)，陆龟蒙：“天问复招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离骚》卷627)。而李德裕的《泪罗》(卷475)诗更是直指靳尚，言辞激烈。诗云：1[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41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借誓》，中华书局，1983年3月，230页。3[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33页。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七谏·怨思》，中华书局，1983年3月，247页。16 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万里碧潭秋景静，四时愁色野花新。不劳渔父重相问，自有招魂拭泪巾。诗人被迁谪，途经泪罗，想起了这位曾经和自己一样受到君王重用的贤臣，只因靳尚等人嫉妒，君王又误听信谗言，才造成了屈原的悲剧。同是天涯罹难人，作者感同身受，谗佞的“尖牙俐齿"能够啃噬忠贞正直之臣，要不是这些人的谗问，君王又怎会厌弃“直臣”呢?(二)、“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君王昏庸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君主有着生杀予夺权。臣子们或因犯颜直谏、或因权奸秉斥而被贬，都与君王脱不了干系。唐朝时期，贬谪现象极为严重，在被贬的文人士子中必定有的把矛头直指统治者，他们嗟咏前代之人事，或为谏君，或为怨君，或为针砭时弊，或为发泄不平。戴叔伦《湘川野望》云：“怀王独与佞人谋，闻道忠臣入乱流。今日登高望不见，楚云湘水各悠悠。”(卷274)言君王昏庸，致使忠臣冤死。李白“汉帝不忆飞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悲歌行》卷166)，直指楚怀王的昏庸，使得一代贤臣只能“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赠别郑判官》卷174)的悲鸣。胡曾“襄王不用直臣筹，放逐南来泽国秋。自向波间葬鱼腹，楚人徒倚济川舟。"(《咏史诗·泪罗》卷647)亦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这些诗歌均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当然，君王昏庸、谗佞当道、忠臣屈死，国家也就免不了灭亡的命运。所以，屈原放流，楚国也逐步走向衰败，杜牧言：“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题武关》卷523)留下的只有无奈与叹息。胡曾：“战国相持竟不休，武关才掩楚王忧。出门若取灵均语，岂作咸阳一死囚。”(《咏史诗·武关》卷647)不惧权威，直指统治者的昏昧。(三)、“长笑灵均不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不知时命屈原的人生悲剧除了权奸跻世、逢时不祥外，不可否认的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屈原正道直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傲岸人格，去国离乡又不愿转仕他君的忠贞，17 忧国悯时的执着信念，是其自身悲剧的主观原因。唐代以前的学者在论及屈原自身悲剧原因时，大多抱着儒家“用行舍藏’’的哲学观悯屈原的离世。贾谊说到：“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璃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1他认为屈原应“远浊世而自藏"不必随之而殒命，“璃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应离开楚都，择善主而忠，何须留恋旧都而不肯离去。太史公日：“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2他也认为屈原应择善主而仕，不必悬命于楚王。杨雄又道：“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3认为屈原应抱着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态度，“何必湛身"而殁。除了班固将屈原贬为“狂狷景行”之士外，其他人虽有微词，但主要还是表达对屈原没世的痛惜。唐人除了对屈原的自沉表示惋惜外，更是辛辣的指出屈原自身的弱点导致自己命运的悲剧，言辞尖峭、语语愤激。李咸用“多负悬弧礼，危时隐薜萝。有心明俎豆，无力执干戈。壮士难移节，贞松不改柯。缨尘徒自满，欲濯待清波。”(《自愧》卷645)，“蟾影硅圆湖始波，楚人相别恨偏多。知君有路升霄汉，独我无由出薜萝。虽道危时难进取，到逢清世又如何。"(《秋日送严湘侍御归京》卷646)。周昙“满朝皆醉不容醒，众浊如何拟独清。江上流人真浪死，谁知浸润误深诚。”(《春秋战国门·屈原》卷728)作者认为清世浊世又如何，既然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世道，就应随波逐流，弃世修身。杜甫“中间屈贾辈，谗悔竞自取”(《上水遣怀》卷223)诗人将屈原与贾谊同论，认为谗佞当道之世，他们居然还秉持操守，实为不该。孙邰“屈子生楚国，七雄知其材。介洁世不容，迹合藏蒿莱。道废固命也，瓢饮亦贤哉。何事葬江水，空使后人哀。’’则是从宿命论的角度，认为遇与不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自沉。陈陶“好向昌时荐遗逸，莫教千古吊灵均。”(《寄兵部任畹郎中》卷746)，齐己“曾笑楚臣迷，苍黄泪罗水。’’(《渔父》卷847)，窦常<谒三闾庙》则一针见血地斥责屈原是愚忠，“君非三谏寤，礼许一身逃。自树终天戚，何裨事主劳。众鱼应饵骨，多士尽铺糟。有客椒浆奠，文衰不继骚。”(卷271)他认为屈原不应愚忠。《礼记·曲礼下》说N-“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1[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42页。2[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49页。3[汉]班固：《汉书·杨雄传赞》，中华书局，1965年，3515页。18 而不听则逃之。”1微子日：“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三谏”不悟之君则应去之，又“何裨事主劳”。自居易《咏怀》(卷439)诗则以慵懒自适的笔调调侃屈原的悲剧，诗云：自从委顺任浮沈，渐觉年多功用深。面上减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妻儿不问唯耽酒，冠盖皆慵只抱琴。长笑灵均不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上疏论武元衡被盗杀事，为宰相和权贵所恶，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四年又远移忠少lieu史。他之所以一贬再贬，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与屈原一样有着执着的理想、刚健不挠的性格特征和勇于除弊、直言强谏的参政愿望。在长达六年的谪居生涯中，诗人饱尝了忧患磨难，世道艰辛，他渴望从人生苦难、生命沉沦中超越出来，所以他“面上减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借酒消愁，告诫世人应知时乐命，何必学灵均这样执着的“苦悲吟”。看似是对屈原的嘲弄和不屑，但从其自身来看，诗人也并未真正萧适洒脱，之所以把浮沉看作是“委顺"，而“耽酒”、“抱琴’’，无异于强作达观，用以慰藉自我的心理补偿手段而已。诗作从萧适中见出悯怀，于怀疑中透着执着，读来别有一番风味。对于屈原不忍去国离乡，自沉泪罗之举，唐人在痛惜之余把原因归咎于屈原自己，之所以责怪屈原，亦是因为爱之深吧?晚唐诗人皮日休则是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评价屈原，他道：“(贾谊)辞日：‘睛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噫!余释生之意矣。当战国时，屈平不用于荆，则有齐、赵、秦、魏矣，何不舍荆而相他国乎?余谓平虽遭靳尚、子兰之谗，不忍舍同姓之邦，为他国之相，宜矣。’’3在肯定屈原爱国精神的同时，对屈原不忍离开楚国的原因又分析得颇为合理。对于屈原的悲剧，唐代诗人们见仁见智，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着太多的争议，有着太多曲解屈原的成分。但扪心自问，对于唐代诗人的人生，毕竟我们无法体验其过程，又如何晓尽其中的辛酸，只能从其作品中追寻他们昔日的足迹，揣摩当时的心情，多少有点隔岸观火的悠然。但是，这样多面的透视屈原，无疑为屈原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价值。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2月，147页。2[汉]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2005年3月，1335页。3[唐]皮日休：《皮子文薮·吊贾》卷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6月，19页。19 第二节对屈原的文才关注屈原是划时代的文学巨匠，汉文帝时他的作品就广为流传，受到了不少文士学子的喜爱与钦赞。关于屈原的作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提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等。《汉书·艺文志》说“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亦是持二十五篇之说。现在学者多数认为《大招》、《卜居》、《渔父》、《远游》非屈原作，屈作只有二十三篇。无论如何，这些作品都是中国赋史上的先驱，是古代浪漫文学的高峰，它们激昂澎湃的浪漫之情、驰骋江河的豪壮之感、比兴意象的挥洒自如、褒贬善恶的惩戒功能，惹得后世无数的文人才子钦叹备至，或为模拟，或为引用，或为延续。淮南王刘安奉武帝之命为《离骚》作“传”，他说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次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将《离骚》齐比日月。司马迁赞《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2班固在《离骚赞序》中道：“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3王逸高度赞誉：“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着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4对屈原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辞宗地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论屈赋道：“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气，其离骚哉!⋯⋯赞日：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精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绝益称豪。”5沈约更是对屈骚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为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6充分肯定了屈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唐人更是盛赞这位辞赋巨匠，于诗歌中对他的才学赞誉备至，对他的作品褒扬甚高，更有承其意象、借其体式(楚辞体)对他吟咏悼念。[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叙》，中华书局，1983年3月，49页。[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34页。[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叙》，中华书局，1983年3月，50页。[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叙》，中华书局，1983年3月，49页。[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13—17页。[南朝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10月，1778页。20 一、“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誉其才学屈原作品有着浓郁的浪漫情怀，夸张想象的艺术手法，包罗万象的庞大内容，比兴象征的阐发，惩恶扬善的评价；历代文人才子莫不赞其丰腴，摹其文风。可以说，唐诗受了屈赋很大的影响，不管是飞廉奔蜀的浪漫主义诗歌，还是寄情山水的咏物、山水田园诗，以古讽今、借古抒情的咏史、咏怀诗都受到了屈赋的影响。包估“章甫经殊俗，离骚继雅风’’(《酬于侍郎湖南见寄十四韵》卷205)，卢纶“侍郎文章宗，杰出淮楚灵。掌赋若吹籁，司言如建瓴"(《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侯仓曹钊》卷277)，权德舆“工为楚辞赋，更著鲁衣冠”(《送山人归旧隐》卷324)，孟郊“骚文街贞亮，体物情崎岖”(《旅次湘沅有怀灵均》卷377)，赞扬了屈赋的文采。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步后尘。”楚辞虽词彩华丽，却能“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1，它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所以能“气往砾古，词来切今，精彩绝艳，难与并能”。2所以，杜甫标榜自己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更要继承其丰富的内容，并将友人的才华媲比屈原“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卷216)。刘长卿“稚子能吴语，新文怨楚辞”(《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j；占江亭》卷149)，杜甫“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送高三十五书记》卷216)，则阐发了楚辞抒愤、讽谏的功能。韩愈“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铺啜糟与醣”(《感春四首》卷338)肯定屈赋正是屈原高洁人格的表现。李贺《赠陈商》：“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枷》堆案前，《楚辞》系肘后。”(卷392)学习并推崇《楚辞》。此外，他在评《九章》时说：“其意凄怆，其词瑕瑰，其气激烈”，“《天问》向称难读，李氏独偏好，用“奇崛"来概括其特点，推许为《楚辞》第一。”3李白的《江上吟》(卷166)更是极誉屈原的才华，诗云：木兰之槌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1[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17页。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lO月，16页。3[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678页。21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诗为作者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游江夏所作。江夏——即今湖北武昌，时值诗人淡泊于功名而留心词赋。“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将承接千载、齐比日月的屈赋与楚王的章华台、阳云台等只为戏玩之乐的台榭相比，盛赞屈原的才华与高洁人格。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则见出诗人豪迈旷达的傲岸不羁，挥洒才情的卓尔不群。的确，李白是唐人中受屈赋影响极深的一位诗人，屈赋、李诗像璀璨的两颗明星，永远闪烁在古典浪漫文学的上空。宋人曾季狸说：“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1清人屈大均将屈、李同赞：“才人自古蛟龙得，太白、三闾二水仙。辞赋已同双日月，精灵还作一山川。”2他们有着横溢的才华和高尚的理想，却不为世所容；他们热爱祖国、关心民瘼，有着孤傲的人格，不愿随波逐流，宁愿持着“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3的不甘屈节的执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卷174)的不辱高尚的人生态度。正是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才使得两位诗人如此神似，李白对屈原也极为崇敬与敬仰，他的诗歌中处处透着与屈原一脉相承的诗风。二、。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诮余持杯以淹留"——援引屈骚在唐代诗歌繁裕的国度里，各种诗体都被唐人发挥得淋漓尽致，屈原及其《楚辞》便成为了唐人的挚爱。唐人凭着自身的禀赋，加之华靡的雕饰，将屈骚揉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在对屈原的钦赞与继承中，结合时代特色谱出了一曲曲动人绚烂的乐章。唐代诗人在继承屈骚的诗歌形式中既沿袭了其特点与呈现方式，又于此有超越，青出蓝而胜于蓝，继承中见出创新。唐人在吟咏屈原的同时常将屈原的诗句化用到自己的诗歌中，并借着屈原开创的楚辞体范式吟咏屈原，这是唐人咏屈原诗的一大特色。1[宋]曾季狸：《艇斋诗话》，自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658页。2[清]屈大均：《采石题太白祠》其一，自马鞍山市文联编《采石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220页。3[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中华书局，1983年3月，15页。 (一)、化用楚骚诗句唐代文人一般较为熟悉《楚辞》，因此在摹骚的过程中常将《楚辞》诗句化用到诗歌中。李白《代寄情，楚词体》(卷184)：君不来兮，徒蓄怨积思而孤吟。云阳一去已远，隔巫山绿水之沉沉。留馀香兮染绣被，夜欲寝兮愁人心。朝驰余马于青楼，倪若空而夷犹。浮云深兮不得语，却惆怅而怀忧。使青乌兮衔书，恨独宿兮伤离居。何无情而雨绝，梦虽往而交疏。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华。送飞鸟以极目，怨夕阳之西斜。愿为连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飞空之落花。诗中“徒蓄”句出自《楚辞·九辩》：“蓄怨兮积思，心烦儋兮忘食事。”“云阳"，王琦《李太白集注》注出《子虚赋》，孟康注出《高堂赋》。“夷犹”、“横流”、“芳洲’’则出自《楚辞·九歌·湘君》。这是太白拟骚之作，用楚辞体写一位男子追求所爱的诚挚、执着与痛苦，缠绵细腻，曲尽其愫。整首诗全用骚体，并大多化用楚骚诗句，可见诗人对楚骚的喜爱。王维《送友人归山歌二首》(卷125)：山寂寂兮无人，叉苍苍兮多木。群龙兮满朝，君何为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难知兮行独。悦石上兮流泉，与松间兮草屋。入云中兮养鸡，上山头兮抱犊。神与枣兮如瓜，虎卖杏兮收谷。愧不才兮妨贤，嫌既老兮贪禄。誓解印兮相从，何詹尹兮何卜。山中人兮欲归，云冥冥兮雨霏霏。水惊波兮翠菅蘼，白鹭忽兮翻飞，君不可兮褰衣。山万重兮一云，混天地兮不分。树喳暧兮氛氲，猿不见兮空闻。忽山西兮夕阳，见东皋兮远村。平芜绿兮千里，眇阙怅兮思君。这两首诗中其一是王维与友人的问答，渊源于《楚辞·b居》，《b居》里屈原通过与太b郑詹尹的问答，决定用自己的意志对抗社会的腐败。王维目睹了唐王朝的腐败与凋敝，在听到“友人”归隐决心后，决定追随；其二以朋友走时的风景来描写送别的心情，源于《楚辞·九章·涉江》，《涉江》是屈原放逐时看到的风景，在对国家的绝望后屈原选择自沉。王维送别“友人”，“友人”已归隐山林，而自己仍然万分悲痛、惆怅不已。这两首诗既含有作者对现实的抨击与讽刺，又包含了诗人的心理矛盾和悲哀。诗中的“友人"即自己，是作者矛盾、焦虑的23 心情写照，于悲情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无奈的味道。(二)、用楚辞体追悼屈原楚辞体本是由屈原开创的诗歌体式，唐人在摹写、继承的同时也用楚辞体写了许多悲悼、纪念屈原的诗歌，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屈原的哀悯与思念。如署名水神的《雪溪夜宴诗(屈大夫歌)》(卷864)：凤鬻蔫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硪硖之争辉。当侯门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孑孑于空江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蓠秋。日畹畹兮川云收，棹四起兮悲风幽。羁魂汩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盛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之死乎无得与吾俦。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霹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诮余持杯以淹留。诗中道出了作者对屈原的同情与悼念，“向使甘言盛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作者对屈原才干的钦赞，恶言肆起使得这位绝世英才“羁魂汩没”，而今泪罗畔只有西风萧萧，只留湘水悠悠。语言真切，发人深省。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曾说道：“‘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谖’，唐人绝句千万，不能出此范围，亦不能入此阃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形容秋景入画。‘悲哉秋之为气也，僚栗兮若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模写秋意入神，皆千古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诗赋，靡不自出者。’’1这些评价，应该说并不过分，从唐人拟骚吟咏屈原的作品中可看出唐人对《楚辞》的钟爱，从而模骚悲悼屈原。第三节民俗视角屈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不仅出现在诗歌、赋作中，更为一些传奇小说家所爱慕，不断将他的人生遭遇改编成传奇小说，甚至搬上戏剧舞台。’他不仅在1[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中华书局，1958年10月，5页。24 文人才士中被普遍颂扬，他更深入民间，成为了人民纪念、敬仰的对象。苏轼在《屈原塔》中写道“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在，父老空哽咽。至今苍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1唐代诗人在关注屈原悲剧命运、风骚余韵时，对屈原的传奇故事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样一来，也为从民俗视域来研究屈原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最早出现在《楚辞》的《卜居》与《渔父》中，《卜居》以屈原第一次谪居汉北为背景，卜问自己对现实应采取的态度。作品把屈原放在“心烦意乱，不知所从’’的处境中，设置了一段问卜之词，突出了屈原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意志。楚人以此为据，创作了这篇传说故事，表达了人民对于屈原的崇敬。《渔父》以屈原第二次流放江南为背景，在渔父与屈原的对话中，凸显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的精神，以及“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哀。关于这两篇故事的作者，历来存在较大争议。王逸署名屈原所作，这一说法得到清王夫之、顾炎武、林云铭等学者及近代汤炳正、朱季海、姜亮夫、赵逵夫先生的认同；明陈继儒、张京元，近代学者陆侃如、郭沫若皆对此抱有怀疑态度。抛开作者署名问题，这两篇作品描写的与屈原相关的情节，带有一定的故事性，姑且可算作屈原的传说。此后，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唐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都保留了部分有关屈原的传说。唐诗中有关屈原民问信仰的传说诗作大致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来创作的。一、“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端午节的传说在有关屈原的故事中，历来被讴歌、被认同的就是屈原与端午节的传说。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指出：端午节俗的初始之意，当是驱瘟、除邪、止恶气，到了汉末魏晋之时，便增加了纪念历史人物内涵，山西一带为纪念介子推；吴越传说为纪念伍子胥；会稽以此纪念曹娥；南方楚地为纪念屈原。由于屈原的爱国精神和高尚人品为人所共仰，所以此说很快取代了其他诸说，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端午是唐代重要的节日，规模宏大、参者众多，有关端午节俗的诗篇不胜枚‘温广义辑注：‘历代诗人咏屈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48页。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142页。25 举，纪念屈原的诗文也比比皆是。李隆基就有《端午》一诗，“端午临中夏，时清夏且长。盐梅已佐鼎，曲蘖且传觞。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积长。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亿兆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卷3)，文秀在《端午》诗中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是直臣冤。”(卷823)，这些诗歌都写出了人们对屈原的纪念。关于端午节那天纪念屈原的活动，唐人也有着深切的体验。首先，香粽与屈原。周处《风土记》1与吴筠的《续齐谐记》2皆记载了此项风俗。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3此乃宫中包粽欢愉的情景。元稹《酬乐天南行诗一百韵》：“杂莼多剖鳝，和黍半蒸菰。绿粽新菱实，金丸小木奴。”(卷407)，姚合《夏夜宿江驿》：“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卷500)。在包粽的同时又要以五色丝系之，这也与屈原有关。应劭《风俗通》4和沈亚之《屈原外传》5中都将五色丝与屈原相联。元稹在《表夏十首》中道：“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卷402)，李商隐《楚宫》言：“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卷540)，褚朝阳《五丝》：“越人传楚俗，截竹竞萦丝。水底深休也，日中还贺之。章施文胜质，列匹美于姬。锦绣侔新段，羔羊寝旧诗。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泪罗空远而。”(卷254)完整的描绘了端午节悼念屈原的习俗。其次，竞渡与屈原。龙舟竞渡，是在端午节那天举行的一种赛会，亦为纪念屈原的活动。宗懔《荆楚岁时记》6以及《隋书·地理志》7都记载了这一习俗，将端午节竞渡活动解释为因屈原而起。张说《岳少I"1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1[晋]周处：《风土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自《太平御览》卷八五一，中华书局，1960年2月。2[梁]吴筠：《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泪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中华书局，民国85年，5页。3[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射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83页。4[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与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自《太平御览》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60年2月。5[唐]沈亚之：《屈原外传》载“为避免人们祭奠屈原的粽子被蛟龙抢去，要用楝树包住并用五色丝系之，这是泪罗的遗风旧俗”。自[清]将骥《山带阁注楚辞》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9月，2l页。6[南朝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泪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48页。7[唐]魏征等撰：《隋书·地理志》卷三十一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泪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因而鼓棹争归，竟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竟渡之戏。”中华书局，1973年8月，897页。 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问俗，江传二女游。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鼓发南湖灌，标争西驿楼。并驱常诧速，非畏目光道。”(卷88)，储光羲“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习棹江流长，迎神雨雾开。”(《观竞渡》卷139)，刘禹锡：“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卷356)，白居易的《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竞渡》：“竞渡相传为泪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卷441)，而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所记的彩舟竞赛，则颇具湖湘特色：“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楫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灵均昔日投湘死，千古沉魂在湘水。绿草斜烟日暮时，笛声幽远愁江鬼。”(卷568)，徐夤《岳州端午日送人游郴连》：“兰汤备浴传荆俗，水马浮江吊屈魂。"(卷709)，都将竞渡时的热闹场面与屈原紧密相联，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怀念与悲悼。二、“汨罗有翻浪，恐是嫌屈原’’——水仙传说屈原死后便流传着屈原化为水仙、水神的传说。晋王嘉《拾遗记》1和唐沈亚之的《屈原外传》都记载了这样的传说。2蒋冽《经埋轮地》云：“正直死犹忌，况乃未死前。泪罗有翻浪，恐是嫌屈原。”(卷258)，许浑“朱弦一奏沉湘怨，风起寒波日欲曛。”(《经李给事旧居》卷536)，王初“年来若有乘槎客，为吊波灵是楚臣。"(《银河》卷491)，李群玉“凉风西海来，直渡洞庭水。俺俪木叶下，白浪连天起。"，“昔我睹云梦，穷秋经泪罗。灵均竞不返，怨气成微波。”(《湖中古愁三首》卷568)，贾岛“梦泽吞楚大，闽山厄海丛。此时樯底水，涛起屈原通。”(《寄朱锡硅》卷573)，清江“潇湘连汨罗，复对九嶷河。浪势屈原冢，竹声渔父歌。”(《相传怀古》卷812)，这些诗中将屈原与泪罗江涛联系起来。屈原的忠贞正直，上感天神，下受民敬，遗流千古。其中李绅《涉沅萧》(卷480)更是活现了这一画面：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俪俪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馀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1[晋]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洞庭山》卷十中载：“屈平以忠见斥，隐于沅湘。⋯⋯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中华书局，1981年6月，235页。2[唐]沈亚之：《屈原外传》载：“晋咸安中，有吴人颜珏者，泊泪罗，夜深月明，闻有人行吟日‘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自[清]将骥《山带阁注楚辞》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9月，21页。27 扬波涛，鼋鼍动荡风骚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魅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沈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混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咚咚远山响。潮满江津猿乌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这首诗是诗人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诗中“蛟龙’’、“水灵’’、“鲛鱼”这一切似乎都具有了灵性，且均为水中之物，“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则传达了屈原死后化为水神的信息。诗人用神奇幻化的笔法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哀伤。因为有了历史上屈原悲愤忠烈、傲岸独醒的精神参与，才使得唐代诗人在歌咏屈原的时候投入了强烈的悲悯情调。在这一份民间文化的参与下，咏屈原诗于人文关怀的同时又多了一种神秘的色调。第四节合咏屈原及其他才子悲士的模式唐代咏屈原诗常将屈原与其他人一起合咏，如对贤士的讴歌：陈子昂“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感遇诗三十八首》卷30)，顾况“首阳及泪罗，无乃褊其衷”(《从江西至彭蠡入浙西淮南界道中寄齐相公》卷264)，王迥“屈宋英声今止已，江山继嗣多才子"(《同孟浩然宴赋(一作题壁歌)》卷215)，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卷227)，“不必伊周地，皆知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三十》卷232)，白居易“展禽任三黜，灵均长独醒’’(《和答诗十首·和思归乐》卷425)，李商隐“朝争屈原草，庙馁莫敖魂。’’(《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卷541)；如对同命人的悲叹：李白“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古风》其五十一，卷161)，“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行路难三首》卷162)，“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悲歌行》卷166)，王维“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送杨少府贬郴州》卷128)，白居易“屈原收泪夜，苏武断肠时”(《听芦管》卷462)，李昌符“楚客抱离思，蜀琴留恨声”(《送琴客》卷601)；并于对比反省中见出屈原的悲剧：吴筠“屈原沈湘流，厥戚咸自贻。何不若范蠡，扁舟无还期"(《览古十四首》卷852)。唐人常将屈原与贾谊、宋玉、伍子胥、司马相如等悲士才子一起合咏，或为2R 单纯咏史咏怀，或为借古泄愤，都巧妙地传达出唐人对屈原等悲士才子的关注。其中，唐人将大量的笔墨挥洒于屈原与贾谊的合咏，抛开其合咏模式，唐代诗歌中能与咏屈原诗在数量上比肩的也是咏贾谊诗，形成了影响后代的屈贾模式传统。此外，唐人在将屈原与古代先贤合咏的同时，也将屈原与当代诗人合咏，可见唐人吟咏视角的多面性、独特性。屈贾模式贾谊是西汉文帝时的文学博士，“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1他与屈原一样有着极高的禀赋与政治才华，曾一度受到天子的重用，这一点也得到唐人的一致肯定。李群玉有“卑湿长沙地，空抛出世才"(《读贾谊传》卷570)，刘禹锡“贾生明王道，卫绾共车戏”(《咏史二首》其二，卷364)，孟浩然“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晚春卧病寄张八》卷148)皆对其政才表示肯定。其赋作亦多文采，为后人所仰慕，“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序。’’2所谓“诗学康成礼，文章贾谊才"(《郑倍《哭郎著作》卷95)，“代揖孙通礼，朝称贾谊才’’(李义《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卷81)亦是对其文才的钦赞。可是这样一位兼具政才与文才的志士，却因朝中元老嫉之，“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时年三十三矣。”3惹得后世无数士子的哀怜。骆宾王咏“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帝京篇》卷77)，崔橹云：“万里王孙应有恨，三年贾傅惜无才。”(《山路木芙蓉》卷884)，李端怒“贾生十八称才子，空得门前一断肠"(《相和歌辞·襄阳曲》卷284)，诗人们皆不禁潸然泪下，悲痛欲绝。从以上咏贾谊诗可看出唐人对贾谊亦有着同样的悲悼与惋惜，与前文所论述的咏屈原诗相比，屈原与贾谊既有相似的才华禀赋，亦有相类的迁谪命运，贾谊本身也作《吊屈原赋》哀悼这位同命先贤。自司马迁将二人合传以来，屈原、贾谊便成了怀才不遇、悲士迁客的典范，引发了古代的哀怨文学传统。后世文人亦常将二人同列入诗赋创作中。如陶渊明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1[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40页。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28页。3[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48页。29 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瞻写志，感鹏献辞。”1刘勰说：“夫屈、贾之忠贞，⋯⋯岂日名士，必其玷钦。”2何之元认为：“屈子投江，宁论其痛；贾生恸哭，岂喻斯悲。”3梁代张缵有感于个人的坎坷遭际，于《南征赋》中合咏屈、贾：“寻太傅之故宅，今筑室以安禅；邑无改于旧井，尚开流而冽泉。怀伊、管之政术，遇庸臣而见迁；终被知于时主，叹汉宗之得贤。受齐君之远托，岂理谢而生全；哀怀王之不秀，遂抱恨而伤年。修定祠于北郭，对林野而幽蔼；庶无吐于馨香，祀琼茅而沃酹。”4悲悼二贤的怀才不遇。唐代文人在继承前代屈贾模式的基础上热忱的吟咏屈贾。对于屈原、贾谊的命运，唐人大都沿袭了前代悲士不遇的传统。屈原怀才献忠，终投于湘水；贾谊才高见嫉，终流于长沙。宋之问“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送杜审言诗》卷52)，储光羲“贾生方吊屈，岂敢比南昌”(《奉酬张五丈垂赠》卷139)，李白“应念投沙客，空馀吊屈平”(《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其一卷170)，写出了贾谊吊屈亦是吊己的悲剧；孟郊有“劳收贾生泪，强起屈平身”(《罗氏花下奉招陈侍御》卷376)，唐扶有“稍揖皇英颓浓泪，试与屈贾招清魂”(《使南海道长沙，题道林岳麓寺》卷488)，陆龟蒙有“灵均精魄如能问，又得千年贾傅词”(《送羊振文先辈往桂阳归觐》卷626)，杜光庭有“君不见屈大夫纫兰而发谏，君不见贾太傅忌鹏而愁吟”(《怀古今》卷854)，均是对屈贾悲命的嗟叹。由于屈原、贾谊都流放于荆湘一带，对于唐代遭贬的诗人，尤其是那些流贬于荆湘一带的诗人来说，他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5，有着浓郁的屈贾情节。王维送友人贬彬州，以“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劝说友人；刘长卿贬谪荆湘，发出“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送李侍御贬郴州》卷147)，“游吴经万里，吊屈向三湘’’(《送从弟贬袁州》卷149)，“屈平君莫吊，肠断洞庭波”(《同姜溶题裴式微馀干东斋》卷149)的哀嚎；韩愈“静思屈原沈，远忆贾谊贬”(《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卷337)，赵冬曦“常钦才子意，忌鹏伤躇蹋。雅尚骚人文，怀沙何迫促。未知二贤意，去矣从所欲”(《奉和张燕1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读史述九章(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中华书局，1979年5月，183页。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嚣》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207页。3[南朝陈]何之元：《梁典总论》，见[宋]李防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中华书局，1966年5月，3980页。4[唐]姚思廉：《梁书·张缅列传》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3月，501页。5[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lO月，115页。30 公早霁南楼》卷98)，湘籍诗人齐己“迁来贾谊愁无限，谪过灵均恨不堪”(《潇湘》卷845)，旧楚地缘、异代同悲，唯有“共泛潇湘一叶舟”的无奈与感伤。潇湘诗人汇聚了悲叹生命、悯身怀乡的主旋律，与同命之人进行时空对话，思接千载，呈现出浓郁的悲愁哀歌。然而，唐代也有一部分诗人对于屈贾命运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评说。白居易《偶然二首》(其一)(卷439)和《读史五首》(卷425)中道：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犹差忒。月离于毕合滂沱，有时不雨何能测。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屈原生于战国，是鼎失中原、群雄逐鹿的时代，加之楚怀王、襄王本是昏君庸主，因此屈原被逐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贾谊生逢治世，社会安定、统一，汉文帝又是明君圣主，却依旧难免贬谪的命运，于是“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泪罗恨，未抵长沙深”，于时代因素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宿命无奈的感伤。刘长卿也言“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长沙过贾谊宅》卷151)，刘禹锡则道“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咏史二首》其二卷364)表现了对贾谊遇明主却不得重用的惋惜。唐人对屈原、贾谊的吟咏可谓见仁见智。由于时代与人生际遇的不同，他们对于屈原、贾谊的关注与选择亦不一样。单就贬谪悲情来说，屈原更偏向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而贾谊则“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更多地表现为消极的哀吟。正如尚永亮先生所说：“贾谊与屈原的显著不同处，就在于他将人生关怀的主要目标由社会政治转向了自我生命，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内向的悲情聚敛，将忠奸斗争的悲壮主题转向了一己的、文人普遍具有的怀才不遇。”1这种区别正是唐人分咏屈贾或屈贾并咏时情感偏向的不同处。但就整体而论，“屈原更鲜明地显示出了他人格结构的单一性和处世态度的坚定性。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诗人，屈原所面对的阻力比孔子、庄子、贾1尚永亮：‘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论屈原贾谊的意识倾向及其在贬谪文化史上的模式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95页。31 谊要大得多，但屈原比他们表现得更倔强，更矢志不移，⋯⋯在其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投水自尽，以身殉国的道路。这或许就是贾谊所不能完全理解他的原因。”1这也就是为什么唐人在吟咏屈原、贾谊悲不遇的同时，又多了对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的人格关注，这是贾谊永远也具备不了的人格魅力。二、与唐代诗人合咏将屈原与当代诗人合咏的现象集中出现在晚唐。由于社会的动荡、国家的衰颓，晚唐诗人在对屈原进行吟咏时，往往关注于屈原那忧国伤亡的忠贞、被谗放流的怨愤、孤高不俗的执着。如杜牧的《题武关》、胡曾的《武关》等诗均表现出对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极度焦虑，汪遵《三闾大夫》，刘威《三闾庙》，周昙《屈原》于痛惜屈原白沉中又含着对现实的无奈。或许正是由于对现实的担忧，所以晚唐诗人常将屈原与同代诗人联系起来。许浑“清湘吊屈原，垂泪撷蒴蘩。谤起乘轩鹤，机沉在槛猿。乾坤三事贵，华夏一夫冤。宁有唐虞世，心知不为言。”(《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卷531)将宋申锡比作忠愍为国而被谗沉江的屈原。杜牧《李甘诗》在描述了李甘忠贞遭贬的悲剧后，将之与屈原比肩高吭，“倪倪三阊魂，悠悠一千古”。李洞“敲驴吟雪月，谪出国西门。行傍长江影，愁深泪水魂。’’(《赋得送贾岛谪长江》卷721)将贾岛的被谪比做屈原的迁流。齐己“君不见楚灵均，千古沉冤湘水滨。又不见李太白，一朝却作江南客。”(《行路难》卷847)将两位才子合咏，表达出异代同悲的感伤。对盛世的祈盼、对忠臣的呼吁，使晚唐诗人热衷于屈、杜合咏。徐介“手接汨罗水，天心知所存。固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消凝伤往事，斜日隐颓垣。”(《耒阳杜工部祠堂》卷775)，裴说“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省。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快寒江上，谁人知此情?”(《经杜工部坟》卷720)时代环境的类似、人格道德的高尚，使得屈原与杜甫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着忠贞爱国、坚强不屈的操守，都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九死不悔的坚持，亦都有着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际遇。而且杜甫又是袭得屈骚精华的大家，其“沉郁顿挫”的诗风与屈原“离忧郁结”的骚怨精神一脉相承。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云：“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文化研究》第三编《盛唐荆湘逐臣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215页。32 骚人嗟不见，汉选盛于斯。’则知杜之所得在骚”1。何汶也言：“山谷云‘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己至，非广之以《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得咀嚼其味，阒然入其门邪?"2大历五年(770)的冬天，杜甫在从长沙到岳阳的路上永远离开了人间，其所葬的耒阳距屈原自沉的泪罗江相去不远。唐代中后期的文人常将杜甫作为诗歌创作的典范加以因袭，在追根溯源、借古鉴今的同时，将之与屈原紧紧相连，赋予屈原鲜明的时代特色。1[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19页。2[宋]何汶撰，常振国、绛云点校：《竹庄诗话·杜子美上》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5月，92页。33 第四章唐代咏屈原诗繁盛的原因咏屈原诗发生于汉代，发展于魏晋，到了唐代才如雨后春笋般繁盛滋长，究其原因，除了唐朝诗作众多外，还有其社会政治因素、文化的繁荣昌盛以及唐朝诗人自身的原因。第一节政治因素统治者对历史的重视，对忠臣的祈盼；臣子对治世的呼吁，对效忠朝廷的热望，促使唐代诗人去历史中寻找那些扶忠济世的仁人志士。但由于唐朝贬谪现象的严重，许多文人才子又多有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遭遇，因此，历史上忠而见斥、生不逢时的悲士便成了诗人们寄怀的对象。一、崇史、重史之风、，叮写．，‘-、正．X-·●‘一，^～唐朝的统治者非常注重历史，无论是在修史的关注上，还是在科举和教育上，都把历史当作前鉴。唐高祖曾接纳令狐德菜之“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如更十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1的建议，诏修史书。告诫史官应“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2，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3的作用。唐太宗也十分重视修史工作，他言：“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导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4建立了完整的官修史书的制度。此后高宗、玄宗、宪宗都秉承着前期统治者修史的传统，目的就是以古鉴今，从历史中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以求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到了晚唐，统治者受制于宦官，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已失去了往昔的盛唐气象。统治者更是一再讨论史馆的设制、人员的选拔、国史及实录的编纂以及史官制度等问题，企图借鉴历史来挽回残败的局面。史载：“上(文宗)每视事后，即阅群书，至乱世之君，则必扼腕嗟叹。1[宋]王溥：《唐会要·修前代史》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55年6月，1090页。2[宋]王溥：《唐会要·修史官》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55年6月，1100页。3[后晋]刘晌：《旧唐书-令狐德菜传》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5月，2597页。‘[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校：《唐大诏令集·修晋书诏》，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10月，422页。34 读尧、舜、禹、汤事，则灌手敛枉，谓左右日：“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即何以为君?’’1“宣宗嗜书，尝构一殿，每退朝，必独坐内观书，或至夜中烛她委，禁中谓上为老儒生。”2这些都表明，晚唐君主十分重视历史。尤其宣宗，他是唐后期较有作为的一个君主，史家称他统治时期，“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3由此可见，文宗、宣宗的确是很注重从历史学习中吸取治理经验。唐代帝王如此重视学史，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崇史重史之风，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必然对忠直烈士予以讴歌与赞扬，屈原作为中国古代忠烈大夫的典范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太宗在《金镜》一文中就说：“孔子日：‘子从令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如斯之类，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怀安国，周公是也；⋯⋯孑身而执节，孤直而自毁，屈原是也；外显和睦之端，内怀汤火之意，宰豁是也。忠谄之道，以此观之，足以永鉴。”4太宗视屈原为“执节”、“孤直"之臣，告诫臣子要以史为鉴，区别忠谄。《隋书·经籍志四》记载：“《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襄乱，诗人寝息，谗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抒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闲不能逮。"5高度赞誉了《离骚》为首的楚辞作品，誉之“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刘知己《史通》言：“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其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6亦是强调屈赋的讽谏作用，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这样的风气就为唐代多出咏屈原诗提供了客观条件。二、贬谪现象的普遍“贬谪”一词，《说文》日：“贬，损也，’’“谪，罚也。”是对负罪官吏的一种1[宋]王谠：‘唐语林·文学》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月，56页。2[宋]王谠：‘唐语林·文学》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月，59页。3[后晋]刘晌：‘旧唐书·宣宗本纪》卷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5月，648页。‘[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50页。5[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四》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8月，1055-1056页。‘[唐]刘知己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文》卷五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114页。35 行政处罚，“大凡政有乖枉、怀奸挟情、贪黩乱法、心怀不轨而又不够五刑之量刑标准者，皆在贬谪之列”。它又是一种强制性措施，通过对负罪者减秩降职、出之外地等手段，使其“思过自效”。1(一)、统观唐代贬谪现象唐代，是盛世与乱世交替、激情与幻灭同存的时代；是可将人推向巅峰，又可将其拽下深渊的朝代。尤其是文人贬谪现象的普遍，屈原、宋玉、贾谊更成了文人们苦郁困顿时所念怀的对象。据尚永亮先生统计，从贬谪数量来看，唐代21朝289年间各类贬官约为3067人次，文士贬官约为1138人次。2其中文人贬官在初唐为220人次，盛唐为186人次，中唐升至289人次，晚唐为305人次。而唐玄宗、唐文宗、唐宪宗时期是文人贬谪最为频繁的时期，均超过100人次。3从贬谪地域来看，贬谪南方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北方。唐五代贬谪北方人次约为822人次，贬谪南方人次约为1995人。其中，南方地域中又以岭南道(436人)、江南西道(402人)、江南东道(277人)、山南东道(242人)贬官人数较多，而荆湘一带恰又处于这些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尚未开发而蛮荒落后，故其成为唐代贬官的首选地和中转地。睹物思人，诗人们必然念想起屈原、宋玉、贾谊等这些悲士，见景悯怀，亦不由借同命之感与古人相呼应。正如范仲淹言：“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这种心理落差为唐代咏屈原诗提供了心理条件。(二)、贬谪荆湘的文人群体初唐时期国家较为安定，统治者以史为鉴，励精图治，使国家处于积极上升阶段，国家相对太平。但安定的背后也凸显着激烈的政治危机。从玄武门之变、武后称帝到中宗复辟，短短八十年间，唐代发生了许多政治变革，每一次政治的激荡都免不了臣子、文士被贬的命运。据《旧唐书·张行成传附族孙易之昌宗传》载：“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苏味道、沈俭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4武周后期，张易之兄弟乱政，一些刚健正直的臣子、一些1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3页。2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45页。3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75—77页。4[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5月，2706页。36 声名颇斐的文人遭诬被贬。杜审言在流放岭南时，途经湖南，有《渡湘江》诗，诗日：“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卷62)诗人在流放峰州途经湘江而作，对自身被逐的伤叹，以乐景写哀情，倍增其哀。玄宗在位的四十五年是唐朝的全盛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经济异常发达、民族融合、外交频繁。玄宗任人唯贤，接受劝谏，大力整顿吏治，真正实现了“官不滥升，才无虚受”1；推行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措施，力兴科举，给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一时间，唐代许多重要的诗人出现在诗坛上，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等群星璀璨。但是，繁荣的背后，也凸显着政治上的波谲云诡，尤其是这一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使得一大批诗人文士被贬于荆湘一带，他们的到来为咏屈原诗的创作增量添彩。张说自开成三年(715)至开元六年(718)被贬荆湘，谪居岳州三年，“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2由于贬官岳州，所以他“一闻怀沙事，千载尽悲凉。”(《过怀王墓》卷86)并且亲自感受到“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岳州观竞渡》卷88)纪念屈原的习俗。贾至被贬岳州后，感慨“帝子去永久，楚词尚悲秋”(《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卷235)，“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楚山晴霭碧，湘水暮流深。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停杯试北望，还欲泪沾襟。’’(《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卷235)与屈赋同出一辙。崔成甫“流离乎沅湘，摧颓于草莽”3，以屈原自比，并将其诗集命名为《泽畔吟》，表达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愁。赵冬曦声称：“来今自昔无终始，人事回环常若是。⋯⋯盈虚用舍轮舆旋，勿学灵均远问天。”(《潍湖作》卷98)在对屈原的超越中认肯现实。作为荆湘逐臣代表的张九龄更是借咏屈原抒发自己被贬不遇的感慨。九龄“幼聪敏，善属文⋯⋯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藻之士，亲加策问，九龄对策高第，迁右拾遗。’’4被玄宗赞为“儒学之士’’、“王佐之才”，但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八年被贬谪荆州，他“日夜乡山远，秋风复此时。旧闻胡马思，今听楚猿悲。”(《初发道中寄远》卷48)，觉得“千载一遭遇，往贤所至1[宋]王溥：《唐会要·勋》卷八十一，中华书局，1955年6月，1495页。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张说传》卷一二五，中华书局，1975年2月，4410页。3[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泽畔吟序》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9月，1288页。‘[后晋]刘啕：《旧唐书·张九龄传》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5月，2097页。37 难”(《荆州作二首》其二，卷47)，显出了其悲凉心境。中唐时期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卷435)，安史之乱一剑挥来，斩断了“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明分”(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三，卷521)的琴音，继之而来的是不断的藩镇割据，加之统治者的姑息纵容，使“朝廷愈弱，而方镇愈强”1，宦官专权、君愎臣奸，“肃、代庸弱，倚为捍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掾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2国家处于岌岌可危的边缘。虽然德宗时期曾励精图治，“故建中初政声蔼然，海内想望贞观之理。"3但德宗后期性情猜忌，刻薄少恩，信用奸邪，斥黜正人，使朝廷浑浊不堪。后来宪宗以史为鉴，任用贤相，带来了“元和中兴”，但已无力挽回衰败的局面。社会的动乱、世风的衰颓、人情的淡漠，使文人们在被贬的同时更陷入了彷徨、苦闷与忧伤之中。在贬谪荆湘之地时，他们借咏屈原来慰己，借咏屈原来呼唤盛世的重现，其诗中透露着对朝政的眷念，但他们又退回内心，关注自我，于仕与隐的矛盾中徘徊困顿。元和五年，元稹无罪被贬，途径商山阳城驿，触景伤情，作《阳城驿》一诗，“问公何能尔，忠信先自修。发言当道理，不顾党与雠。⋯⋯今来过此驿，若吊泪罗洲。”(卷397)将阳城的节行与屈原的正道直行相媲，颂扬了屈原与阳城的品行节操。韩愈“嗟我亦拙谋，致身落荆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其二卷341)，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云：“屯难果见凌，剥丧宜所遭。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叨叨。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卷352)诗人虽投迹于边远荒僻之地，但志不为所屈，以坚韧之心追踪屈骚，显其执着高岸的人格魅力。《新唐书》本传云：“宗元‘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测。"4他的《吊屈原文》与贾谊的《吊屈原赋》同为千古绝唱。地域情缘的牵引，使屈贾精神在作者身上得到发扬。刘禹锡曾在《刘氏集略说》中自述：“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5在贬所期间，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咏史、怀古诗，而同作为逐臣的屈原、贾谊亦成了诗人咏叹的对象。“直[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七，中华书局，1975年2月，219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宦者上》卷--0七，中华书局，1975年2月，5856页。[后晋]刘啕：《旧唐书·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5月，3714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柳宗元传》卷一百六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2月，5132页。[唐]刘禹锡：《刘禹锡集·刘氏集略说》，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265页。38 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三湘与百越，雨散又云谣。”(《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卷363)，“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往二首》其二，卷355)诗人在贬所登高远望，但“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1贬地卑湿，故乡渺渺，直透凄凉。晚唐，是唐代最为动乱的时期，亦是唐帝国走向衰亡的时期。中唐时期遗留的矛盾尚未解决，又滋生了新的矛盾。宦官专权，使得统治者失去了昔日权威，受制于宦官；藩镇割据，使得晚唐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朋党之争，使得朝政萎靡，人才流失；崇佛佞佛，使得社风败坏，朝政日下。懿宗时的翰林学士刘允章有一篇《直谏书》，概述了当时“国有九破"、“天下苍生，凡有八苦’’2的社会现实。面对江河日下的情景，诗人的儒者情怀，爱国之心似泉涌而发，他们借诗歌来提点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借诗歌来追忆往昔社会的繁盛，借诗歌来为人民哀嚎，因此这～时期大量的咏史诗出现在唐文学的上空。中唐后期，随着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逐渐南移，越来越多的文人在南方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吴融于乾宁中“坐累去官，流浪荆南”。3贬途中他作：“应嗟独上涔阳客，排比椒奠祭楚魂。”(《南迁途中作七首·溪翁》卷686)借屈子魂不反以抒悲情。“若待清湘葬鱼了，纵然招得不堪招。"(《南迁途中作七首·寄友人》卷686)同异代之逐臣，又有谁来替自己招魂。“天南不可去，君去吊灵均。⋯⋯满目尽胡越，平生何处陈。”(《旅中送迁客》卷685)满纸肃杀，一简无奈。可见，无论是玄宗盛世还是宣懿之衰，文人都逃脱不了迁谪贬逐的命运，或因遭谗被妒而见疏，或因犯言直谏而被斥，这些诗人流寓于荆湘一带，楚地风物以及荆湘文化氛围时常提醒着诗人漂泊的命运，其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在一定程度上能慰藉作家的心灵，但被废弃荒原，失去了乘时而起、报效社稷的机会，心中亦不免失落与伤感。以屈宋贾为代表的逐臣命运必定影响着荆湘逐臣，他们的诗歌既有着萦绕胸中挥之不去的屈贾情结，又在人生逆境中展示出一定的超越，在悲愤哀怨中透着渴望与坚贞，“同是多情怀古客，不妨为赋吊灵均”(徐铉《送杨郎中唐员外奉使湖南》卷753)，“千重烟树万重波，因便何妨吊泪罗”(韦庄《湘1[梁]沈约：‘临高台》，自禄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六，中华书局，1988年9月，1620页。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3745页。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文艺传下》卷二百三，中华书局，1975年2月，5795页。39 中作》卷698)，他们将别情挥洒于浑融的诗境中，借眼前景、同命人，微妙而深婉地表现了迁谪的孤苦和怨望，与屈原进行时空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群体文人的湘楚流贬不自觉催生了咏屈原诗的繁荣昌盛，从而掀起了咏屈原诗的高潮。第二节文化因素在唐朝大一统的国力驱动下，文化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状态。在唐代“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1的背景下，各种文学艺术也竞相繁荣，书画艺术高度发展，乐舞艺术的流行，加之唐代又善于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开放的文化氛围促成了整个社会重文的风尚，也使得咏屈原诗空前发展。楚文化的影响和感召楚文化，作为楚地人民社会生活的反应，它诠释着楚人独特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承载着悠久灿烂的文学传统，蕴含着精湛神秘的艺术气息。它吸收糅合了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同为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奇葩。张正明先生曾说：“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而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遥相辉映。”2作者给予了楚文化极高的地位与评价，甚至把它作为中国文化的发端之一。楚文化历来体现着崇尚自然、好巫多神的特点，往往放任心灵、张扬个性、驰骋想象、富于创造性和开拓性的进取精神。唐代是文化大一统的时代，它善于糅合与吸收外来文化，作为南宗的楚文化必定感召与影响着唐代诗人。(一)、<楚辞》的影响楚辞，是由屈原开创的一种诗歌样式，又因楚人宋玉、景差等师法屈原继作而发展壮大。楚辞体即骚体，它是指带有一种荆楚地方色彩的文学形式，他渊源于《诗经》，又受到南方楚地民歌的影响。东汉王逸在论及“楚词”时说：“宋玉1[唐]杜佑：《通典·选举典》卷十五，中华书局，1984年2月，84页。2张正明：《楚文化史》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3页。 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1宋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2强调了“楚词”渊源于“楚”。皆肯定“楚辞’’由屈原开创，并传承下来。谢无量也肯定地说：“《离骚》流传以后，许多文人拟作，楚辞也就成为一种特别文体。”3<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对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唐代文人竞相模仿楚辞体诗歌创作，大量运用语气词“兮”及楚地方言词汇。唐贯休《相和歌辞·善哉行》中“有美一人兮婉如清扬，识曲别音兮令姿煌煌。绣袂捧琴兮登君子堂，如彼萱草兮使我忧忘。欲赠之以紫玉尺，白银踏，久不见之兮湘水茫茫。”(卷20)便是对这一节奏的巧妙运用，与屈骚同出一辙，是无可非议的楚辞体诗歌。唐代诗歌中出现了大量楚地的方言词汇，诗人们或是漫游，或是漂泊，或是流贬到楚地，抑或是本身比较熟稔楚地风物，其诗歌中均出现了大量的楚地意象。如卢鸿一《嵩山十志十首》等诗中出现的“白芷、江蓠、薜荔、兰’’等楚国的植物；王维《登楼歌》，皇甫冉《江草歌送卢判官》，李节《赠释疏言还道林寺》等诗中的“湘川、澧、极浦、洞箫’’等楚国山水地名；王维《鱼山神女祠歌》、《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李白《远别离》，元结《引极三首》等诗中的“女巫、阊阖、娥皇女英、太灵’’等神话传说；水神《雪溪夜宴诗》等诗中的“虬螭、蛟螭、鹜、鸠”等楚国动物。李商隐在大中元年(847)至二年(848)间途径襄阳、江陵、岳州、潭州，其间留下了大量诗作，“湘波如泪色渗渗，楚厉迷魂如恨遥"(《楚宫》卷560)，“帘垂幕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为相忆，魂梦过潇湘’’(《夜意》卷540)。受楚地文化的影响，“荆门"、“梦泽”、“潇湘”、“泪罗”等词语也出现在他的诗歌中。这些带有楚国地方特色的意象被融入诗人的楚辞体诗歌中，见出唐代诗人对楚国的文化认同，对楚辞的喜爱。其次，《楚辞》中大量的意象堆叠，尤其是屈原“香草美人”的意象开拓，对唐人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通读屈原的作品，尤其是《离骚》，仿佛使人进入一花圃，里面摆设着木兰、如蕙、杜衡、芳芷、芙蓉等等，芳香四溢；如入一动物乐园，骐骥、鸷鸟、玉虬、鸠鸟、鹈觖等等，欢心跳跃。屈原诗歌的象征手法开辟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辨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3月，182页。2[宋]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校订楚词序》，中华书局，1988年8月，344页。3谢无量：《楚词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年，20页。41 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文学传统。东汉张衡《四愁诗序》说：“效屈原以美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表明其诗是采用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写成的。对于屈原开创香草美人这一比喻象征意象阐述最为详细的是，王逸《楚辞章句》中说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1表明屈原作品中出现的这些意象都是有寄托、有深意的。唐人对于香草、美人更是爱不释手，尤其是初唐，在齐梁诗风的余风中，宫廷御制诗大张旗鼓，游宴、唱和诗中往往借景铺排。太宗诗有：“飞盖去芳园，兰桡游翠渚。”(《帝京篇十首》卷1)，“砌冷兰凋佩，闺寒树陨桐”(《秋日即目》卷1)。武则天道：“兰俎既升，蔟羞可荐。”(《唐大飨拜洛乐章·敬和》卷5)，魏征有：“霜剪凉阶蕙，风捎幽渚荷。岁芳坐沦歇，感此式微歌。”(《暮秋言怀》卷33)，许敬宗：“风花萦少女，虹梁聚美人。"(《安德山池宴集》卷35)，上官仪咏：“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唏。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八咏应制二首》卷40)如果说这些诗歌只是单纯吟咏兰蕙、美人，只为咏景而未言情，那么由于诗人自身遭遇的不同，唐代也出现了许多借“美人香草”来寓己、寓君，讽刺现实的作品，是真正继承了屈原所开创的“香草美人”象征传统。如王绩《春桂问答二首》(卷37)：问春桂，桃李正芬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不。诗人用问答的形式，以春桂寓自己高洁品格、忠贞之心却不被明君重用，发自己生不逢时的哀鸣。他的《北山》：“幽兰独夜清琴曲，桂树凌云浊酒杯。槁项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卷37)亦是借兰咏怀，透出对人生的失望，对自身遭遇的悲悯。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则以《芳树》白比：“芳树本多奇，年华复在斯。结翠成新幄，开红满故枝。风归花历乱，日度影参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卷17)将其视为自己人格精神的体现，并且也渴望建功立业，得到君王重用。[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3月，2页。42 张九龄《感遇》诗十二首和《杂诗》五首是其贬谪荆湘时期的代表作，他借兰、桂、橘、竹等为喻，表明自己高洁人格和直傲的操守，发扬屈原借物比兴的传统。《感遇》诗其一云：“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其十“紫兰秀空蹊，皓露夺幽色”(卷47)借兰喻己，“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其一)直言兰、桂的高洁是他们本性所致，并非为博得美人的折取。《林亭寓言》中“更怜篱下菊，无如松上萝。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阳和。"(卷48)，“蔟藻生南涧，蕙兰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气无幽深。”(《郢城西北有大古冢数十观其封域多是楚时诸王⋯尽知之》卷47)诗人借助兰桂、美人意象，展现了自我身处逆境不为所屈的高洁品质和傲岸形象，是对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1那种高尚情操，那种餐芳、佩兰、思美人之骚人遗意的承传。难怪刘禹锡说他：“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2晚唐诗人李商隐则是学骚尊屈的大家，在《谢河东公和诗启》诗序中他说：“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阳，聊裁短什。盖以徘徊胜境，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3直接标明自己诗作承接屈原以来的比兴传统。他的许多诗作，在比兴寄托方面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如《赋得桃李无言》中“夭桃花正发，裱李蕊方繁。应候非争艳，成蹊不在言。”(卷541)赞扬桃花“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高尚品格；《锦瑟》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卷539)用一串华美精致的意象展现自己迷惘、落寞的内心世界。“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梅花(《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卷539)，“巧啭岂能无本意’’的流莺(《流莺》卷540)等等，这与屈原《橘颂》中以嘉树自比的手法如出一辙。朱鹤龄云：“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者，屈宋之遗响。"4最后，《楚辞》中大胆的夸张想象、浓烈的浪漫抒情色彩、敢于评击现实的笔法均对唐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离骚》情绪激昂，一唱三叹，反复致意；《九章》诸篇，朗丽哀志，《天问》也是“何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5即使像《九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中华书局，1983年3月，14页。2吴在庆编选：‘刘禹锡集·读张曲江集作并引》，凤凰出版社，2007年10月，6l页。3周振甫选注：‘李商隐选集·谢河东公和诗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415页。‘[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2页5[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天问》，中华书局，1983年3月，85页。43 歌》这样根据民间祭祀乐曲而改作的作品，也是“上陈事鬼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1宋玉的《九辩》亦是一篇悲怆悱恻的愤歌。唐代天才级的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的诗歌中均表现出了对《楚辞》艺术风格的继承。如李白诗歌中的奇谲壮美、宏雅博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仙境“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卷174)，惊心炫目、光耀夺人；《秋浦歌》中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卷167)，借有行的发，突出无形的愁；《北风行》中“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黄河捧土尚可塞，被封雨雪恨难裁”(卷162)，也夸张至极、雄伟壮阔。《楚辞》对唐诗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从其写作手法、风格特色，以及从其结构范式方面来说都是极其深远的。屈原，作为《楚辞》的开创者以及核心人物，必定感召与吸引着唐人对其模仿与讴歌，甚至可以说对《楚辞》的喜爱与继承就是对屈原的喜爱与继承。在大唐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中，在唐人学习继承《楚辞》的风气下，对屈原的讴歌与吟咏也便成了必然。(二)、大批楚湘诗人的传播除了漂泊、流放、贬谪到湘楚一带的诗人热衷于歌咏屈原外，土生土长的湘籍诗人更是给予了这位同脉先贤极大的关注。相比其他诗人而言，他们沾染楚地遗韵，熟谙楚俗，与屈原更能有一种地域认同感。在走上诗坛后，他们常于酬唱赠答中传播湘沅楚音，宣扬湘楚文化。湘籍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孟浩然、胡曾、李群玉与齐己。刘勰就曾言：“若乃山林泉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闭，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察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江山之助’’在这些诗人身上更能真切地体会到。据《唐才子传》中记载：群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旷选，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诗笔道丽，文体丰妍。⋯⋯今有诗三卷、后集五卷行世。夫澧浦，古骚人之国。屈平仁遭谮毁，不知所诉，心烦意乱，赋为《离骚》。骚，愁也。已矣哉。国无人知我兮，又何怀乎故都委身鱼腹，魂招兮不来。芳草萎莆，萧艾参天，奚独一时而然也。群玉继禀修能，翱翔大化，人不知而不恤，禄不及而不言。望涔阳之亡极，挹杜兰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歌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3月，55页。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194页。 之绪馨，款君门以披怀，沾一命而潜退，风景满目，宁无愧于古人。1齐己，长沙人。姓胡氏，早失怙恃。七岁颖悟，为大沩山寺司牧，往往抒思，取竹枝画牛背为小诗。耆夙异之，遂共推挽入戒。风度日改，声价益隆。游江海名山，登岳阳，望洞庭，时秋高水落，君山如黛，唯湘川一条而已。欲吟杳不可得，徘徊久之。⋯⋯性放逸，不滞土木形骸，颇任琴樽之好。2曾，长沙人也。⋯⋯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视人间富贵亦悠悠。遨历四方，马迹穷岁月，所在必公卿馆谷。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奇士也。⋯⋯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至于近体律绝等，哀怨清楚，曲尽幽情，擢居中品，不过也。3这些湖湘诗人的共同特点是雅好风骚，恃才傲物，不乐仕进，视富贵如浮云，彰显了其独特的个性。对于湘楚风物，他们钟情挚爱，李群玉《湖阔》云：“楚色笼青草，秋风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月尽云汀。棹响来空阔，渔歌发杳冥。欲浮阑下艇，-N斗牛星。"(卷569)，胡曾《咏史诗·湘川》感：“虞舜南捐万乘君，灵妃挥涕竹成纹。不知精魄游何处，落日潇湘空白云。’’(卷647)，深感流传的二妃传说。对于屈原，他们热情讴歌。孟浩然云：“五岳追尚子，三湘趋屈平。”(《经七里滩》卷159)，“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卷159)，是对这位家乡先哲的追慕与同情。齐己言：“渔父真贤唱，灵均是谩愁。”(《怀洞庭》，卷842)，“范蠡东北阔，灵均北泛长。”(《看水》卷843)是感灵均之事；“闻著括囊新集了，拟教谁与序离骚。”(《喜得自牧上人书》卷844)“吟把离骚忆前事，泪罗春浪撼残阳。’’(《湘中寓居春日感怀》卷845)是叹离骚之悲；其《过湘江唐弘书斋》、《吊泪罗》更把缅怀之心，吟悼之悲彰显得淋漓尽致。李群玉在《进诗表》中更是自谓：“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浦，荡思摇情。”4《大云池泛舟》云：“渔父一曲歌，沧浪遂知名。未知斯水上，可以濯吾缨。"(卷568)“灵均昔日投湘死，千古沉魂在湘水。”(《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卷568)以及《湘中古愁》二首，都标明其诗作是宗师屈宋，是楚天风物“枫江兰浦，荡思摇情"的具体体现。1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李群玉》第三册卷七，中华书局，1990年9月，388—392页。2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齐己》第四册卷九，中华书局，1990年9月，173-183页。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胡曾》第三册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9月，478-482页。4[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3686页。45 这些诗人与贬谪到荆湘一带的文人们追怀着屈原的千古遗响，承袭着楚骚的余韵，形成了唐代的荆湘文化。屈原的精神、人格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各代的知识分子，其楚地的风物人情、文化氛围又感召着与屈原相似命运的悲士，他们推动了荆湘文化的发展，给予屈原等人极大的关注，正如陆游所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1这些诗人们在觥筹交错之际仍不忘湘山楚水，于文人墨客的酬唱赠答间流播湘沅楚音，在抒怀自我的同时，也在感召他人“心甘情愿”为它的地域文学描摹奉献的笔墨，从而催生了咏屈原诗的大量创作。二、骚怨文学传统屈原既是迁客悲士的代表，又是骚怨文学的开山之祖。他扶忠济世的使命感与谪荒漂泊的落魄感交织在一起，于是行吟泽畔，放声《离骚》。《九章·惜诵》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2白居易说：“泽畔之吟，归于怨思。”3之后的宋玉、刘安、王逸等亦承其骚怨，开创了后代文学献愁感伤、异代同悲的骚怨传统。贾谊遭嫉迁谪长沙，“又以道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因感于自己的境遇与屈原相类，故作赋以吊之。史公有感于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4对屈原遭馋被疏的遭遇表示愤怒，自己身下蚕室，满心怨望，唯有“发愤著书”以白于世。李白《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听江枫之袅袅，闻岭狄之啾啾。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5所谓“哀怨起骚人"(《古风》卷161)亦是强调古代哀怨传统。韩愈官至吏部侍郎，柳宗元一度做到礼部员外郎，刘禹锡曾任监察御史，白居易高居刑部尚书，元稹竟做到宰相，由于权奸当道、吏治腐败，使得他们一贬再贬。“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1[宋]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1457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章·惜诵》，中华书局，1983年3月，121页。3[唐]自居易：《与元九书》，自[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七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3052页。4[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3月，1933页。5[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拟恨赋》卷一，中华书局，1977年9月，15页。 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卷344)道出了这一群忠贞报国、豪迈进取的政治家的失望与怨愤。韩、柳在屈骚“发愤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平则鸣”说，韩愈言：“大凡物不得其平而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1柳宗元也言：“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余既困辱，不得预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间，故合文士以伸其致，将俟乎木铎以间于金石。大凡编辞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2将幽怨情感视为屈骚之特征而教人作文要“参之《离骚》以致其幽”。3“不平之鸣”、“愁思之深"、“哀幽共奏"阐发了古代士人的哀怨传统，抒发苦闷，宣泄郁闷。吴融《楚事》诗直言：“悲秋应亦抵伤春，屈宋当年并楚臣。何事从来好时节，只将惆怅付词人。"(卷685)以屈宋之悲伤抒写封建知识分子的哀怨与不平。长期贬谪的压抑和痛苦激发了王昌龄“何以为诗?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气来不适，心事不达，或以刺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以序事，皆为心中不快，众不我知。"4的强调诗歌发愤抒情的理论。屈原立身处世的态度成了他们追求人生价值的目标，屈原的骚怨精神成了他们跌宕生涯的精神支柱，所以他们毫不吝惜自己那富于个性与时代性的审美情趣，予以骚怨传统和悲情文学热情的解读，予以屈原永久的艺术魅力。第三节诗人自身的原因纵观有唐一代，对明君盛世的印记是深烙于唐代每一个士子心中的。无论是处于盛世的李白、杜甫，还是遭遇动乱的韩愈、柳宗元、孟郊、白居易，抑或是身处衰世的胡曾、周昙、汪遵、齐己等都对明君盛世有所缅怀。在奸佞充朝之际，他们借咏历史上的忠贞高洁之士警世谏君；当自身遭贬被黜时，他们吟叹历史上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哀怨之士慰己悯身。他们的经历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自己所钦慕、所借怀的对象——屈原。‘[唐]韩愈《送孟冬野序》，自[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2485页。2[唐]柳宗元：《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自肖占鹏《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918页。3[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肖占鹏《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896页。‘[唐]王昌龄：《诗格》，自屈兴国等选注《古典诗论集要》，齐鲁书社，1991年5月，42页。47 一、积极张扬的进取精神唐代结束了前朝长期分裂动荡的政治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本身就彰显着一种豪壮气势与阔大胸襟，加之统治者的开明、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科举的发达、积极的对外政策，更使得唐代士人们有着积极的入仕心态与进取之心。曾子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荀悦言：“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2先贤们明确定位了君子、忠臣的角色。秉承这种近乎信仰般的精神，几乎历代士人都曾产生过诸如此类的报国之心、用世之念，大都有着坚韧执着、以身殉道的献身精神。他们明道救世，以天下为己任，“拂心逆耳，而有犯无隐；触法靡悔，守死不二”，“面折廷诤以救其非，露章封事以明其道”，3“以安国之危’’。4杜甫“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卷216)的信念；韩愈“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送陆畅归江南》卷340)，“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卷344)的忠君愿望；王昌龄一生遭际坎坷，虽身逢盛世，但其命运多舛，在跌宕落魄中，他高唱着“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送崔参军往龙溪》卷143)，“桃花遗古岸，金涧春流水。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留别武陵袁丞》卷140)的执着；元稹“忆年十五学构厦，有意盖覆天下穷”(《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旧韵》卷421)的心怀天下的胸襟；刘禹锡“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学阮公体三首》其二，卷354)以古人勉励自己、许国不复谋身的报国愿望。这些千载之下读来犹激情未消的言辞，确实表现了一种报国之心、用世之念，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韩愈在《后二十九日复上书》中说：“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宋]朱熹注：《论语集注·泰伯》，齐鲁书社，1992年4月，77页。2[汉]苟悦：《申鉴·杂言上》，中华书局，1954年12月，22页。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谏诤部·直谏一》卷五三四，中华书局，1960年6月，6383页。‘[清]王先谦：《苟子集解·臣道》卷九第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9月，250页。 自进而不知愧焉。’’1屈原“竭忠尽志以事其君”，但却不被信任反遭放逐，若能放弃理想化解人生的苦痛，或许其心中的忧虑也会少一些，但屈原始终“虽九死其犹未悔”。唐人亦是秉持着这样积极的参政热情与人生信念，荣不曲求，难不苟免，进退得失，一无挂怀。当李白抱着“辅弼天下”的愿望，“与倡优同蓄”时，仍高傲的吟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卷174)，这是李白的傲岸与坚持；当李商隐对政治倾注极大热情，却被卷入党争，结果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崔珏《哭李商隐》其二，卷591)，却依然有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卷539)的深沉执着。对从政的热望、对理想的坚持使得这些诗人有着心灵上的共鸣，所以屈原成了他们的榜样，成了他们追慕的对象。二、异常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中国文人热衷参政的济世情怀和以身殉道的执着精神，千百年来流淌在一代代士人的血液中，他们当中有的曾经位高权重、炙热一时，深得君主信任，但因犯颜直谏、革除弊政或权奸作祟等原因而被迫离开朝廷；有的满腹经纶、才情横溢却遭遇乱世昏君而才不显世、能不见用。无论是正道直行的忠臣义士，还是生不逢时的才子骚客，抑或是品行有诬的贪赃枉法罪臣，当见弃于君主、遭诬放流时，都会产生贬非其罪或罪不至此的屈辱、怨望。作为掀开中国怀才不遇帷幕的人物——屈原，便成了古代文人士子热情歌咏的对象。李建国先生说：“可以说，后世的知识分子在仕途蹭踏之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屈原，所谓《骚》的传统如果没有现实的政治境遇的刺激是不可想象的。”2汉代的贾谊作《吊屈原赋》悯自己才不显世；司马迁钦屈原不容于世，发愤以抒情赋《离骚》而千载垂光，以勉自己虽身下蚕室，而犹不弃著书修史的决心；阮籍仿《离骚》作《咏怀诗》叹自身的悲怨。许浑“无机还得罪，直道不伤情。微雨昏山色，疏笼闭鹤声。闲居多野客，高枕见江城。门外长溪水，怜君又濯缨"(《赠迁客》卷532)；诗仙李白虽傲然独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2473页。2李建国：<屈原的孤独及其诗史意义》[J]．三峡文化研究丛刊，2003年第00期，280页。49 世、任性洒脱，但当自己被放逐、被流放之时却也“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赠崔秋浦三首》其三，卷169)；诗圣杜甫忠悃君王、至公天下，当遭贬被逐时却也“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天末怀李白》卷225)；徐铉“江边微雨柳条新，握节含香二使臣。两绶对悬云梦日，方舟齐泛洞庭春。今朝草木逢新律，昨日山川满战尘。同是多情怀古客，不妨为赋吊灵均”(《送杨郎中唐员外奉使湖南》卷753)；钱翊“行背青山郭，吟当白露秋。风流无屈宋，空咏古荆州。憔悴异灵均，非谗作逐臣。如逢渔父问，未是独醒人。沙上独行时，高吟到楚词。难将垂岸蓼，盈把当江蓠。’’(《江行无题一百首》卷712)言自己并非为家国政事而遭贬，而因恩相得罪而连带被逐，实有惭于灵均。众多才子悲士将倾诉的对象投于屈子，借屈子之遭遇悯自身的哀伤似乎己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传承，屈原的形象亦在各代的文人才士中印上了“不遇”的标签，成为了他们缅怀与寄情的对象。三、挥之不去的恋国、念君、思亲之愁受传统儒家君父家国思想的影响，古代士人们普遍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恋国、忠君、思亲情结。对于一些背井离乡、遭诬被贬的诗人来说，与其同命相连的屈原更是他们渴慕和追悯的对象，他们有着与屈原一样渴望回归朝廷，得到君主重用的愿望。宋之问“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度大庾岭》卷52)张九龄“独叹湘江水，朝宗向北流”(《饯王司马入计同用洲字》卷48)，李白“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赠别郑判官》卷174)等人的故国之思；沈俭期“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卷96)，张说“窃羡能言乌，衔恩向九重”(《广州萧都督入朝过岳州宴饯得冬字》卷87)、“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殊”(与赵冬曦君懋子均登南楼》卷87)等人在对故乡的思念中寻找生命的温暖与庇护；刘长卿“衡阳问人远，湘水向君深”(《逢郴州使，因寄郑协律》卷147)这与屈原“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1，“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2的回归愿望遥相呼应，透着一种刚肠绕指的缠绵，一种纯绵裹铁的韧性。李昌符“此地闻犹恶，‘[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章·抽思》，中华书局，1983年3月，140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章·哀郢》，中华书局，1983年3月，135—136页。50 人言是所之。一家书绝久，孤驿梦成迟。八月三湘道，闻猿冒雨时。不须祠楚相，臣节转堪疑。”(《别谪者》卷601)对乡国的真挚怀恋，对归国的热切祈盼，进一步添补了咏屈原诗的悲剧气息。四、生命困顿的孤独感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几乎是孤独诗人的先驱。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众”与“吾”，“醉"与“醒”的强烈对比，在《离骚》中他说：“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1，在《渔父》中他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2，这是诗人孤独的豪迈宣言，是其坚守节操志向不肯同流合污的傲岸。“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由于不肯与司马氏同流合污，故以酣饮和旷达来避世，其《咏怀诗》充满了苦闷的情绪，诗中反复出现孤鸟、孤鸿等意象，其孤独感时时围绕着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逃避世俗，纵情山水，“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3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其《饮酒》二十首，是他“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欢，顾影独尽”4后写下的，是孤独者的内心独白，是不同流于世俗的坚守。唐代文人在经历了盛世不再的失落、人事变迁的徒然、自身命运的悲戚后，也常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包围着。陈子昂怀才不遇，其《感遇》诗与《登幽州台歌》便是孤独者的内心独白，是理想终归幻灭的悲鸣；天才诗人李白其性格既有洒脱不群、追求自由的一面，又有执着、深沉的一面，其“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己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春日独酌》其一，卷182)、“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卷182)，世间之大，却只有孤云、孤影相随，曾经自鸣“怀经济之才，抗曹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5的傲士，却只能以“古来圣贤皆寂寞”、“但愿长醉不复醒’’(《将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中华书局，1983年3月，11-12页。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渔父》，中华书局，1983年3月，179页。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六《归去来兮辞》，中华书局，1988年9月，987页。‘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七《饮酒诗二十首》，中华书局，1988年9月，997页。5[唐]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9月，465页。 进酒》卷162)的姿态来排遣孤愁；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内无强近，外乏因依”1的寒门家庭，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他怀着“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卷541)的经世愿望，但“孤根邈无倚，直立撑鸿蒙”(《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卷541)，尽管他“欲逐风波千万里”，但却“未知何路到龙津’’(《春日寄怀》卷541)。政治上孤立无援使他“契阔十年，流离万里⋯⋯重至门闱，空馀皮骨。方从初服，无补大钧。穿履敝衣，正同北郭；槁项黄馘，乃类曹商”。2多羁宦漂泊。只能孤独地吟着“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柳》卷539)希冀知音的出现。李建国先生所说：“屈原式的‘我孤独，我骄傲’变成‘我孤独，我悲伤’，这种变化在后世知识分子中也似乎更有市场，屈原传统中此种精神的丧失与中国知识分子主体人格的独立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不断加强而逐渐消解直接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屈原之后的众多孤独者中再也很难产生屈原那样具有震撼力的形象。’’3的确，唐代文人大多都有这种孤独感，政治上的跌宕，情感上的孤寂，到最后都不能不归结为世事无常的幻灭感、孤寂感，所以在寻伴排孤的过程中，唐代文人将目光投向了屈原，予屈原热情的讴歌。1[唐]李商隐‘祭徐氏姐文》，自[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3625页。2[唐]李商隐‘贺相公汝南公启》，自[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3597页。3李建国：《屈原的孤独及其诗史意义》[J]．三峡文化研究丛刊，2003年第00期，281页。52 第五章结语从唐代咏屈原诗的横向上来看，笔者主要按照唐人咏屈原诗的内容将其分类研究。在唐人眼中，屈原既是一位才高八斗、忠君忧国的志士，又是一位“弘丽温雅”、“百世无匹”的辞赋巨臂，也是一位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士，还是一位上接天神、下受民敬的传说人物。他的人生被唐人演绎成不同的形象定格在中国文学画卷中，唐代诗人们热情的讴歌屈原，给予屈原不同程度的关注。究其原因，唐代统治者崇史重史之举的推动，以及科举的大兴，使得唐代诗人普遍存有一种积极向上、昂扬奋发的进取之心。屈原那忠贞坚韧、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便成为唐代诗人们渴慕与追寻的对象，他们追寻着屈原的足迹为国鞠躬尽瘁，为君死而后已，为民忧悯叹息，虽偶有微词，但绝不影响屈原忠贞坚烈的人格魅力在唐人心中的定型。但是，事物总是相对的，唐王朝繁荣的背后必然伴有动乱与衰颓。国家的动荡，统治者的昏庸，导致文人被贬的现象极为普遍。有唐一代的文人大都有过贬谪、漂泊的经历，在背井离乡、去君别亲的异乡漂泊，在遭诬降职、怨愤屈辱的命运下残喘，文人们普遍生出了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作为中国历史上怀忠见斥、怀才不遇的第一人——屈原，便成了文人们感伤与寄怀的对象，“同是天涯沦落人”，“异代同悲"的感伤，使他们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屈原，尤其那些贬谪荆湘的诗人们，在旧楚地缘的文化影响、屈贾先贤的精神感召下，促发了他们深沉的屈子情结，真可谓“共泛清湘一叶舟”(《湘中酬张十一功曹》卷343)，“因便何妨吊泪罗’’(《湘中作》卷698)。这样的横向研究不难发现唐代诗人共有的对明君、忠臣的祈盼，异代同悲的怀才不遇之感，以及入仕与退隐的矛盾心态。这样一来，就从整体感知了唐代诗人对屈原的吟咏视角，关注侧重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注。但是，从纵向上来看，统观唐代咏屈原诗，首先，不同时期的诗人对屈原的选择视角并不相同。初唐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统治者励精图治，整个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在齐梁诗风的馀序中，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咏屈原诗几乎没有，他们更多的是对屈原香草美人意象的继承。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达，使得咏屈原诗在这一时期数量大增，但繁荣的背后也暗涌着政治上的波谲云诡，贬谪现象在这一时期也较为普遍。张说、张九龄、李白、杜53 甫等诗坛大家都热衷于吟咏屈原，前期的诗人主要是对屈原遭诬被逐的悲叹，借此发“异代同悲”之感，这与前期诗人被贬荆湘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期诗人虽侧重于对屈原忠臣形象的讴歌，对其才华禀赋的褒扬，但皆没有充分的肯定。安史之乱的疾风骤雨惊醒了陶醉在天朝上国的盛唐人们，中唐时期的诗人不得不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诗人们忧心忡忡，他们既有对明君忠臣的呼唤，又有对社会的怀疑。反映在屈原诗中，既有对屈原怀才不遇的感发，对屈原文才政才的肯定，又有对屈原自沉的非议，呈现出或褒或贬的吟咏态度，这在孟郊和白居易的咏屈原诗中尤为明显。晚唐时期屈原的地位逐渐上升，表现在咏屈原诗中，诗人们更关注于对屈原悲剧原因的探寻、对屈原忠臣形象的讴歌以及对昏君贼佞的怒骂。杜牧的《题武关》就在史实的对比中，讽刺楚怀王误听谗言，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其后像汪遵、齐己的咏屈原诗亦有着同样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唐哀帝将屈原封为昭灵侯，表达出对其正直事君、赤胆忠心的肯定。其次，同一时期不同的诗人对屈原的吟咏也是不一样的。拿咏屈原诗最多的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来看，两人均对屈原的文才、政才表示赞扬，对屈原的不遇深表惋惜。如对屈原文才的肯定：李白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卷166)。杜甫言：“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卷227)；对屈原政才的颂扬：李白：“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笑歌行》卷166)。杜甫：“不必伊周地，皆知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卷232)；对屈原不遇的惋惜：李白：“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古风》其五十一，卷161)，“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行路难三首》其三，卷162)，“屈原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卷175)。杜甫：“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地隅》卷228)，“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建都十二韵》卷226)但是，两人对屈原的态度与情感倾向是不一样的。李白对屈原的钦赞与悲悯常与其他人的对比中得见。李白更多的是对屈原才学的认肯与继承，如他的《江上吟》将屈作与日月争辉，与君王比美，他的诗歌也明显继承了屈骚的风神气韵。但对屈原的人生态度，李白更多持非议的态度，如他的《行路难三首》(其三)：“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才多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54 称达士，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将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等人看作“功成不退皆殒身”的例子，而称赞张翰的及早抽身，其吟咏的目的无非是传达“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洒脱萧适，劝戒时人要活在当下，不应执着于功名。其《笑歌行》又道：“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笑矣乎，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诗中用《楚辞·渔父》中的典故讽刺屈原处世太洁而被不容于世，豫让、屈原、巢由、夷齐都是“爱身后名”的奴役，而自己却只愿“饮酒眼前乐’’，不也赢得了天下的美名。作者认清现实，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笑歌行》卷166)还不如弃世修身，耽酒饮乐。甚至将屈原的放逐看作远游，“小隐慕安石，远游学屈平。天书访江海，云卧起咸京。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秋夜独坐怀故山》卷182)上天入地，何其快乐。究其原因，这与李白个人的遭遇及思想个性有很大关系。李白主要活动于开元的繁盛时期，士人普遍都有着强烈的入仕心态及进取之心，加之开放的文化氛围，使得这一时期呈现出积极豪迈、昂扬奋发的时代风气，所以他的咏屈原诗大都气势恢弘，并不多见郁郁不得志的悲鸣，更多的是对人生的释怀，诗的笔法也是浪漫的抒情。在李白的身上，他虽然表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送蔡山人诗》)那样积极进取又抗节自立的心理，但又为自己设计好“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为宋中丞自荐表》)功成身退的道路，所以当他认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他便逍遥的求仙访道，加之他内心的躁动与狂傲，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他并不执着于仕宦之途。他的咏屈原诗往往鄙夷屈原的执着，并以委顺自然，耽酒游乐劝戒世人应及时行乐。而杜甫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他活动的时代正值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过渡期，他亲历战乱、四处流亡，加之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总以“儒家”自居，“奉儒守官"，其“忠君、济世、忧民、自强不息、推己及人’’的伟大人格时时凸显。在屈原身上，也同样体现着忠君为国，忧时悯时的信念，正是这种执着的人生追求，使得杜甫对屈原尤为敬佩，因此，他将屈原视为忠臣，对其殁世极为痛惜，他选取的关注视角是对屈原人格的关注，是对现实生活的感发。方东树云：“杜55 公立志，许身稷、契，全与屈子同，读《离骚》久，自见之。"1心灵的共振，意脉的融通，真乃“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戴叔伦《湘中怀古》卷273)。在《建都十二韵》(卷226)中他道：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议在云台上，谁扶黄屋尊。建都分魏阙，下韶辟荆门。恐失东人望，其如西极存。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虽倚三阶正，终愁万国翻。牵裾恨不死，漏网荷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穷冬客江剑，随事有田园。风断青蒲节，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杜甫居成都草堂期间。诗中斥责了统治者罢成都南京之号，置南都于荆州之举，诗中诗人尽情讴歌贾谊、屈原，感愧效法贾谊苦谏而未有所成，怜惜那忧国忧民而死的屈子，“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朝廷上徒然有那么多官员，关辅地区至今仍战尘昏昏。诗人伤时悯民，希望统治者能够关心民瘼，“光辉照北原"，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心情。其他的像“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卷221)对其高洁人格的渴慕。“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卷224)感于屈原“受命不迁”的恋国之痴。“先帝弓剑远，小臣馀此生。蹉跎病江汉，不复谒承明。饯尔白头日，永怀丹风城。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送覃二判官》卷231)再度效忠于朝廷的愿望。“中间屈贾辈，谗毁竞自取。郁没二悲魂，萧条犹在否”(《上水遣怀》卷223)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此上水而动古之思”。“中间如屈贾忠魂，尚有存焉者乎?此从暮齿而伤叹及之。"2对屈原的殁世他是站在国家和人民角度悲悼忠臣的冤死，其咏屈原诗所呈现出来的是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精神实质。在这样的横向与纵向的诗歌对比中，在诗人共性与个性的探究下，笔者欲呈现出一幅完整的唐代咏屈原诗画面。唐代的咏屈原诗在题材内容上是屈原诗歌第一次真正的飞跃，通过唐人咏屈原诗来研究唐诗，窥一斑而见全豹，不仅能发现唐代诗歌的发展规律，而且能透视唐人的共性及个性心态特征。积极进取的心态，怀才不遇的感慨，辗转漂泊的经历，委屈怨恨的悲情，仕与隐的矛盾，困顿迷茫的探寻全都倾泻进了咏屈原诗中，在单纯抒发个人命运的背后却蕴藏着整个时代1[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217页2[清]仇兆警：《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lO月，1958页。55 的感慨，反映出了唐代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和感受。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研究唐代咏屈原诗，不仅对屈原的研究大有裨益，对整个唐代文学研究也有极大的价值。57 附表1：专咏屈原诗作者诗题目录作者诗题目录窦常《谒三闾庙》卷271戴叔伦《过三闾庙》卷274戴叔伦《湘川野望》卷274孟郊《湘弦怨》卷372孟郊《楚竹吟酬卢虔端公见卷372孟郊《楚怨》卷372和湘弦怨》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卷377元稹《表夏十首》其十卷402自居易《读史五首》卷425白居易《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卷441句·竞渡》白居易《偶然二首》卷462王鲁复《吊灵均》卷470李德裕《泪罗》卷475李绅《涉沅潇》卷480杜牧《题武关》卷523许浑《太和初靖恭里感卷531事》许浑《经李给事旧居》卷536刘威《三闾大夫》卷562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卷568李群玉《湘中古愁三首》其卷568章》曹邺《放歌行》卷593汪遵《三阊庙》卷602汪遵《招屈亭》卷602汪遵《屈祠》卷602邵谒《放歌行》卷605陆龟蒙《离骚》卷627崔涂《屈原庙》卷679胡曾《咏史诗·武关》卷647胡曾《咏史诗·泪罗》卷647吴融《楚事》卷685孙邰《古意二首(拟陈拾遗)》卷694韦庄《湘中做》卷698其一黄滔《灵均》卷706钱翊江行无题一百首卷712周昙《春秋战国门·屈原》卷728洪州将军《题屈原祠》卷784皎然《吊灵均词》卷821贯休《读离骚经》卷826贯休《晚泊湘江作(一作晚泊卷829文秀《端午》卷823湘江怀古》清江《湘川怀古》卷812齐己《吊泪罗》卷84758 附表2：与屈原有关的诗作者诗题目录作者诗题目录宋之问《送杜审言》卷52张说《过怀王墓》卷86张说《岳州观竞渡》卷88储光羲《观竞渡》卷139赵冬曦《奉和张燕公早霁南楼》卷98储光羲《奉酬张五丈垂赠》卷139赵冬曦《涟湖作》卷98储光羲《奉酬张五丈垂赠》卷139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卷147刘长卿《送从弟贬袁州》卷149刘长卿《同姜溶题裴式微馀干东卷149刘长卿《南楚怀古》卷149斋》刘长卿《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卷149刘长卿《送候中丞流康州》卷151嘉佑江亭》李白《古风》其一、五十九．卷161李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卷175簿华还西京》李白《江上吟》卷166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三卷162李白《笑歌行》卷166李白《春滞沅湘有怀山中》卷182李白《悲歌行》卷166李白《赠崔秋浦三首》其三卷169李白《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其卷170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卷179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一李白《代寄情·楚辞体》卷184李白《赠别郑判官》卷174李白《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卷174李白《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卷175弟沈之秦时凝弟在席》李白《秋夜独坐怀故山》卷182孟浩然《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卷159孟浩然《经七里滩》卷159孟浩然《晓入南山》卷160包佶《酬于侍郎湖南见寄十四卷205包佶《酬顾况见寄》卷205韵》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卷216杜甫《最能行》卷221杜甫《陈拾遗故宅》卷220杜甫《建都十二韵》卷226杜甫《上水遣怀》卷223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卷227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卷232杜甫《天末怀李白》卷225杜甫《壮游》卷222杜甫《地隅》卷228杜甫《归梦》卷228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卷224十隐居》杜甫《送覃二判官》卷231王迥《同孟浩然宴赋(一作卷215题壁歌)》贾至《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卷235钱起《送毕侍御谪居》卷236(一题作南州有赠)》59 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其五、卷239独孤及《答皇甫十六侍御北卷247二十、八十九归留别作》皇甫冉《途中送权三兄弟(一作卷249皇甫冉《送从弟豫贬远州(一卷249送权骅)》作刘长卿诗，题作送从弟贬袁州)》皇甫冉《酬张二仓曹扬子所居见卷249皇甫冉《酬张二仲彝》卷249寄兼呈韩郎中》顾况《从江西至彭蠡入浙西淮卷264顾况《酬唐起居前后见寄卷266南界道中寄齐相公》二首》戴叔伦《湘中怀古》卷273戴叔伦《湘南即事》卷274戴叔伦《同兖州张秀才过王侍御卷274褚朝阳《五丝》卷254参谋宅赋十韵》蒋冽《经埋轮地》卷258芦纶《纶与吉侍郎中孚司卷277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侯仓曹钊》李益《古瑟怨》卷283司空曙《迎神》卷293刘复《送黄晔明府岳州湘阴赴卷305权德舆《送山人归旧隐》卷324任(一作刘三复诗)》韩愈《送惠师(愈在连州与释卷337韩愈《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卷337景常、元惠游。惠师即元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惠也)》杨常侍》韩愈《感春四首》其二卷338韩愈《送陆畅归江南(畅娶卷340董溪女)》韩愈《湘中》卷343韩愈《潭州泊船呈诸公》卷345欧阳詹《送潭州陆户曹之任(户卷349柳宗元《界围岩水帘(元和十卷351曹自处州司仓除)》年春月，自永州召还，经岩下)》柳宗元《泪罗遇风》卷351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卷352十韵》柳宗元《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卷351刘禹锡《白舍人自杭州寄新卷360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寄浙东元相公》刘禹锡《和杨侍郎初至郴州纪事卷363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其二卷355书情题郡斋八韵》刘禹锡《竞渡曲》卷356刘禹锡《采菱行(一作采芰卷356女)》刘禹锡《酬杨侍郎凭见寄》卷365孟郊《下第东南行》卷374孟郊《答卢仝》卷378孟郊《送卢虔端公守复州》卷378孟郊《桐庐山中赠李明府》卷377孟郊《罗氏花下奉招陈侍卷376御》孟郊《商州客舍》卷374元稹《竞舟》卷398元稹《楚歌十首(江陵时作)》卷399元稹《送东川马逢侍御使卷406其一回十韵》 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和思归乐》卷425《郊陶潜体诗十六首》卷428自居易《咏怀》卷439《喜张十八博士除水卷462部员外郎》自居易《听芦管》卷462《湖上闲望》卷439自居易《咏家酝十韵》卷449熊孺登《甘子堂陪宴上韦大卷476夫》王初《银河》卷491唐扶《使南海道长沙，题道卷488林岳麓寺》殷尧潘《楚江怀古》卷492刘三复《送黄明府晔赴岳州卷507湘阴任》杜牧《李甘诗》卷520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卷521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杜牧《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卷521杜牧《兰溪(在蕲州西)》卷522杜牧《闻开江相国宋(一作宋卷526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卷520相公申锡)下世二首》诗》许浑《寄郴州李相公》卷537许浑《晨起白云楼寄龙兴卷535江准上人兼呈窦秀才》李商隐《汴上送李郢之苏州》卷540李商隐《过郑广文旧居(郑卷539虔)》李商隐《赠刘司户(黄)》卷539李商隐《楚宫》卷540李商隐《哭虔州杨侍郎(虞卿)》卷541李商隐《献寄旧府开封公》卷540李商隐《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卷541马戴《断句》卷556韵》马戴《送客南游》卷556马戴《楚江怀古三首》其三卷555薛能《平盖观》卷560薛能《下第后夷门乘舟至卷559永城驿题》薛能《春日使府寓怀二首》卷559薛能《投杜舍人》卷559刘沧《江行书事》卷586贾岛《寄朱锡硅》卷573贾岛《喜李馀自蜀至》卷573崔珏《岳阳楼晚望》卷591曹邺《文宗陵》卷593李昌符《刷谪者》卷601李昌符《送琴客》卷601皮日休《鲁望读襄阳耆旧传卷609见赠五百言过褒庸材靡有称是⋯次韵》皮日体《酬鲁望见迎绿厨次韵》卷614皮日休《送羊振文先辈往桂卷614阳归》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卷617陆龟蒙《送羊振文先辈往桂卷626五百言寄皮袭美》阳归觐》陆龟蒙《芙蓉》卷627陆龟蒙《村夜二篇》其一卷619陆龟蒙《渚宫秋思》卷658李咸用《自愧》卷647李咸用《秋日送严湘侍御归京》卷646方干《赠上虞胡少府百篇》卷652崔涂《巫山旅别》卷679崔涂《巫山庙》卷679崔涂《送道士于千龄游南岳》卷679崔涂《湘中秋怀迁客》卷67961 崔涂《巫山旅别》卷679韩俚《春尽》卷681罗隐《杜陵秋思》卷657罗隐《秋日汴河客舍酬友卷658人(一作汴州客舍有酬)》罗隐《郴江迁客》卷659罗隐《送朗州张员外》卷665罗隐《姥山》卷665罗隐《渚宫秋思》卷658罗隐《轻飙》卷661罗隐《经耒阳杜工部墓》卷662郑谷《南游》卷674郑谷《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卷675墅乱后榛芜感旧怆怀遂有追纪》郑谷《卷末偶题三首》卷675郑谷《静吟》卷676吴融《南迁途中作七首·寄友卷686吴融《自讽》卷686人》吴融《宋玉宅》卷686吴融《府试雨夜帝里闻猿卷687声》吴融《旅中送迁客》卷685黄滔《过长江》卷706李洞《赋得送贾岛谪长江》卷721徐寅《南》卷710陈陶《赠江南从事张侍郎》卷746陈陶《寄兵部任畹郎中》卷746陈陶《寄元孚道人》卷745李中《叙吟二首》卷750徐铉《送杨郎中唐员外奉使湖卷753徐铉《和萧少卿见庆新居》卷754南》徐铉《哭刑部侍郎乔公诗》卷756刘兼《对镜》卷766徐光溥《题黄居案秋山图》卷761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卷775护国《归山作》卷811无可《兰》卷813皎然《杂兴六首》卷820皎然《酬别襄阳诗僧少微卷818(诗中答上人归梦之意)》贯休《送人之岭外》卷832齐己《潇湘二十韵》卷840齐己《怀洞庭》卷842齐己《过湘江唐弘书斋》卷843齐己《喜得自牧上人书》卷844齐己《湘中寓居春日感怀》卷845齐己《渔父》卷847齐己《潇湘》卷845齐己《行路难》卷847吴筠《览古十四首》卷853杜光庭《怀古今》卷8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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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论文的尾声亦是毕业的悄然而至，三年的研究生生涯转瞬即逝，蓦然回首，三年研读教会了我为人应勤恳、坚持，治学应严谨、扎实。毕业之际，心中满满的感动，多了一份不舍，一份惆怅。我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导师张仁福先生。先生兢兢业业、勤于治学。我的论文从选题、搜集资料、开题、写作、反复修改到最后定稿都得力于先生精心的指导。先生系云大外聘教师，加之公务繁忙常年于国外出差，我们的会面与交流并不频繁，但每一次的见面先生都亲切的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并紧督我论文的进度。当我把论文的初稿交到先生手里，而自己却徜徉在假期的愉悦中时，手机里便频频响起先生的电话，对我论文的结构布局、章节选用、详略程度、语言斟酌等方面先生都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引导并督促我完善论文。这一份认真，又岂只是简单的师生情。张仁福先生宽容大度，与他的会面与交谈从未有拘束与紧张感。先生身正为范，不仅让我在学业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让我在做人、做事上都受益良多。作为先生的关门弟子，本想勤于论文为先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回报先生多年的帮助与教诲，但因本人生性驽钝，拙于治学，劣于文笔，论文的完成并非尽善尽美，深感有愧于先生的鼓励与栽培。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良工辛苦的循循善诱；宽容大度、谦谦有礼的人格魅力定将使我终身受益，在此，我衷心的向我的恩师张仁福先生送上真挚的祝福，致上真诚的感谢。三年读研期间，云大中文系的各位老师，以他们精深的专业理论，雅博的文学素养，扎实的治学态度授我做学问之道。段炳昌老师师道尊严，博古通今，论文的定题也多得力于段老师的点拨；李道和老师横跨三域，精研学理，才高知深，研究视角独特，授课精准而不失风趣；冯良方老师融会贯通，专研精深；曾莹老师治学严谨，博识多闻；孙兴义老师渔经猎史，雍容大度；刘炜老师有度有识，应对不穷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感谢您们的教诲与指引。我的论文在撰写过程中有幸得到曾莹老师和远在香港的龚敏老师提点与赐教。在论文开题之前，曾老师接受我的请求指点我的论文，看着开题报告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我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感动，这一份用心，又岂只简单的感谢 二字能回报的。当我在困惑如何选题，如何着笔论文时，龚敏老师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指引我从小的视角切入，紧抓一个人物来写，写清道明亦是一篇成功的论文，老师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让我豁然开朗。于此，特向两位老师表达我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最后，我还要感谢伴我一路走来的同学与好友。同窗三年的含辛苦读，三年的相互扶持，刻骨铭心，隽永长存。尤其是好友张晶晶，三年来，在我彷徨无助时，她总是鼓励与支持我；在我困惑烦闷时，她总是理解与帮助我。当我烦恼于论文的撰写，她总是能从不同的视角给我意见；当我愁闷于工作的寻找，她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她那坚韧、勤恳的求学态度激励了我，她那勇敢、乐观的人生态度感染了我，从她身上我读懂了坚强与自信，学会了执着与坚持。三年的同窗情，益友情难以忘怀，我将用一生来呵护。三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欲留而不止。毕业的季节，总是让人不舍与感伤。在三年求学的道路上，能遇到如此多的良师、益友，实属人生幸事，我将怀着这份感动勇往直前。明天，即将启航；明天，还要追梦。69李文江201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