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屈原接受——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审视 115页

万方数据《郭沫若的屈原接受一一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审视》⑧论文作者签名：指导教师签名：论文评阅人1：评阅人2：评阅人3：评阅人4．评阅人5：答辩委员会主席：委员1：委员2：委员3：委员4．委员5：塑亘左教援逝堑太堂厶塞堂院莶塞麴数援逝堑太堂厶塞堂院王德堡教援浙堑太堂厶塞堂院黄态副教攮逝江太堂厶塞堂院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逝婆盘堂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兹硬孕签字日期：加膨年∥月r日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逝姿盘鲎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逝姿盘堂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和传播，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学位论文作者躲饥耳签字日期：沙／午年‘月上珏≯移“、，／．VF矾眺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致谢桃花落了又开，开了又落。求是两载，匆匆而过。惜韶华之易逝兮，“恐修名之不立”——前人的恐慌提前叩打着我的门扉。人生转折的关键期，我与我彻夜深谈，企盼认识更真实的自己。手中这本并不厚实的册子，却是我飞翔的痕迹。它见证着我两年来的辛勤付出，也见证着两年来众人的关怀。我在这里生活过，学>-5过，为之奋斗过，为之惆怅过。喜乐得失间，青春理想默默绽放。我无怨无悔。遇到王德华老师这样一位睿智、严谨、负责的学者，实是我的一大幸事。入学之初，王老师便要我读郭沫若的著作《屈原研究》，并查看郭沫若年谱。研一寒假前，就和老师商量，将此课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确定题目之后，王老师为我介绍参考书目，时刻关注我的学>--j动态。她在百忙之中为我指点迷津，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论文初稿完成后，她更是不厌其烦，三改论文。回复之及时、效率之高，观点之独到，令人肃然起敬。我一度立志以．吾师为榜样，潜心学术，但无奈生性驽钝，难成气候。每念及此，自惭形秽。高山仰止，唯学是道。感谢林家骊老师、胡可先老师、陶然老师、李越深老师、黄杰老师、孙敏强老师、叶烨老师、周明初老师、沈松勤老师、朱则杰老师、汪超红老师等对我的教育培养，感谢他们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各位老师的谆谆教导，是我前行的方向；父母在远方的殷殷期盼，是我前进的动力；同学、室友的相交流探讨，默默支持，使我在浓厚的学>-7氛围中倍感温暖；男友的包容理解，使我在多次低落挫折中重新站起，努力奋进。以上诸位的帮助支持，我必心怀感恩，铭记于心。愿岁月静好。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摘要摘要：郭沫若在近现代屈原研究史上自成一家、成绩斐然。郭氏屈原研究以爱国主义为内核，以发展屈原精神、扩大屈原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为途径，以服务现实为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广博、各要素相互关联的庞大系统。此系统在近现代楚辞研究史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宣传中国文化、维护世界和平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郭氏屈原研究以1935年、1949年为界可分为三期。在此三个时期之内，理论与创作的互动促使屈原形象登峰造极，屈原被誉为创造诗人、青年导师、爱国主义诗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革命诗人：郭沫若的学者、文学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相互作用，共同扩大了屈原在国内、国际影响力，屈原地位空前提高一一屈原最终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文化的名片。郭沫若在屈原接受过程中虽融入较多非学术因素，但其在屈原接受史链条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学者关注深思。关键词：郭氏屈原系统；接受；理论；创作II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AbstractGuoMoruodevelopedanewstyleofhimselfandachievedmarvellousachievementsinthehistoryoftheSongsofChuinmodemandcontemporaryhistory．Mr．Guo’SstudyofQuYuanregardedpatriotismastheCOre．ItregardeddevelopingthespiritofQuYuanandboardingtheinfluenceofQuYuanathomeandabroaasthemethod．Itregardedservingtherealityasthegoal．Ithadformedanextensiveandinterconnectedsystemafterseveraldecades．ThissystemhadplayedaimportantroleinthehistoryoftheSongsofChuinmodemandcontemporaryhistory．Italsohadplayedaimportantrole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andtheWarofLiberation．What’Smore，ithadplayedaimportantroleinpropagandingChinesecultureandmaintainingworldpeace．Mr．Guo’SstudyofQuYuancandividedinthreeperiedsbytheyearof1935and1949．Intheseperieds，theinteractionoftheoriesandliterarycreationsleadQuYuan’Simagetoreachingthepeakofperfection．QuYuanwasknownasthecreativepoet，theyoung’Stutor，thepatrioticpoet，people’Spoet，nationalpoet，andrevolutionarypoet．GuoMomo’SidentityasScholars，writersandpoliticiansinterworkedexpandedtheQuYuan’Sinfluenceathomeandabroad．QuYuan’SstateimprovedunprecedentedandhehadbecomethesymbolofnationalspiritandthebusinesscardofChineseculture．AlthougtGuoMoruohadmixedmanyaspectshadnothingtodowiththeacademic，hisgreatcontributiontothehistoryoftheSongsofChuisWorthpayingattentiontoandthinkingdeeplybyscholars．Keywords：thesystemaboutQuYuanofGuoMomo；acceptance；theories；creatiosIII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目次目次il蕾论⋯⋯⋯⋯⋯⋯⋯⋯⋯⋯⋯⋯⋯⋯⋯⋯⋯⋯⋯⋯⋯⋯⋯⋯⋯⋯⋯⋯⋯⋯⋯⋯⋯⋯⋯⋯⋯⋯⋯⋯⋯⋯．1第一章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4第一节奠基期(1935年之前)⋯⋯⋯⋯⋯⋯⋯⋯⋯⋯⋯⋯⋯⋯⋯⋯⋯⋯．．5第二节繁盛期(1935一1949)⋯⋯⋯⋯⋯⋯⋯⋯⋯⋯⋯⋯⋯⋯⋯⋯⋯⋯⋯7第三节沉淀期(1949年之后)⋯⋯⋯⋯⋯⋯⋯⋯⋯⋯⋯⋯⋯⋯⋯⋯⋯⋯一9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11第一节感性认识⋯⋯⋯⋯⋯⋯⋯⋯⋯⋯⋯⋯⋯⋯⋯⋯⋯⋯⋯⋯⋯⋯⋯⋯．11第二节“破”与“立”⋯⋯⋯⋯⋯⋯⋯⋯⋯⋯⋯⋯⋯⋯⋯⋯⋯⋯⋯⋯⋯⋯⋯．11第三节关注屈赋，注重国际交流⋯⋯⋯⋯⋯⋯⋯⋯⋯⋯⋯⋯⋯⋯⋯⋯⋯．23第四节屈原新形象⋯⋯⋯⋯⋯⋯⋯⋯⋯⋯⋯⋯⋯⋯⋯⋯⋯⋯⋯⋯⋯⋯⋯．28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35第一节诗剧《湘累》⋯⋯⋯⋯⋯⋯⋯⋯⋯⋯⋯⋯⋯⋯⋯⋯⋯⋯⋯⋯⋯⋯．35第二节史剧《屈原》⋯⋯⋯⋯⋯⋯⋯⋯⋯⋯⋯⋯⋯⋯⋯⋯⋯⋯⋯⋯⋯⋯．45第三节旧体诗⋯⋯⋯⋯⋯⋯⋯⋯⋯⋯⋯⋯⋯⋯⋯⋯⋯⋯⋯⋯⋯⋯⋯⋯⋯．56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63第一节郭氏屈原系统的爱国主义的内核⋯⋯⋯⋯⋯⋯⋯⋯⋯⋯⋯⋯⋯⋯．63第二节郭氏屈原系统屈原爱国形象的强化：理论与创作互动⋯⋯⋯⋯⋯．63第三节郭氏屈原系统与郭氏的多重身份⋯⋯⋯⋯⋯⋯⋯⋯⋯⋯⋯⋯⋯⋯．67第四节郭氏屈原系统与郭氏发展屈原精神、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标．71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77第一节屈原“箭垛式”形象的登峰造极⋯⋯⋯⋯⋯⋯⋯⋯⋯⋯⋯⋯⋯⋯⋯．77第二节郭氏屈原接受的影响⋯⋯⋯⋯⋯⋯⋯⋯⋯⋯⋯⋯⋯⋯⋯⋯⋯⋯⋯．83li}语⋯⋯⋯⋯⋯⋯⋯⋯⋯⋯⋯⋯⋯⋯⋯⋯⋯⋯⋯⋯⋯⋯⋯⋯⋯⋯⋯⋯⋯⋯⋯⋯⋯⋯⋯⋯⋯⋯⋯⋯⋯．．90参考文献⋯⋯⋯⋯⋯⋯⋯⋯⋯⋯⋯⋯⋯⋯⋯⋯⋯⋯⋯⋯⋯⋯⋯⋯⋯⋯⋯⋯⋯．91附录⋯⋯⋯⋯⋯⋯⋯⋯⋯⋯⋯⋯⋯⋯⋯⋯⋯⋯⋯⋯⋯⋯⋯⋯⋯⋯⋯⋯⋯⋯⋯⋯⋯⋯⋯⋯⋯⋯⋯⋯⋯。95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95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绪论《楚辞》研究自汉来层出迭见，至二十世纪更是大放异彩。郭沫若在近现代屈原研究史上自成一家、成绩斐然。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㈨，郭沫若在文学、历史、考古、书法等方面皆造诣非凡，这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学界对其屈原研究的注意力。时至今日，还未出现内容广博、论述系统、观点成熟的学术专著。《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仅少量论文涉及此课题，因篇幅所限，在深广度上都未能展开。谷辅林《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及其剧作中的屈原形象》，石云《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夏太生、陈建光《郭沫若与屈原研究》，吴定宇、1、庆华《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仅是总结概括郭沫若不同时期的屈原研究，类似于郭沫若屈原研究成果综述。谭家斌《郭沫若与屈原的不解之缘》从郭沫若倾心其作品、捍卫其形象两方面，论述郭氏屈原研究的贡献。吴定宇《追慕与疏离一论郭沫若与屈原》，从“追步屈原”、“释疑存真”、“解读屈原”，全是论述对屈原的追慕，丝毫未体现出“疏离”，不得不说有文不对题之嫌。罗成琰《郭沫若与屈原人格》从个性意识、儒家思想、爱国情操讨论了屈原人格对郭沫若的影响。在篇末也指出屈原的孤独感、“宗教般的迷狂”未被郭沫若所继承，故一定程度上为后人“诟病”，道出了郭沫若对屈原的“疏离”原因。贵州大学周晓波的优秀硕士论文《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论述了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屈原研究的主要贡献、郭沫若屈原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具有一定意义，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太大突破。总之，郭沫若屈原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与首肯，但这一课题研究局限依旧明显，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多为论文，因字数限制，尚显单薄。仅将郭沫若屈原研究孤立地视为一“点”，没能将此“点”置于屈原接受链条这一“线”上作研究。大篇幅、分阶段论述郭沫若屈原研究成果，未对其他方面展开。研究不够全面，重视理论而忽视创作。未注意到郭沫若不同时期屈原形象的区别，一概而论。只注意到屈原对郭沫若的影响，忽视郭沫若对屈原形象的影响与改造。根据前人研究成果、鉴于前人研究局限，本文具有以下几个创新之处：1、“郭氏屈原系统”的首次提出。郭氏屈原研究以爱国主义为内核，以发展①王锦厚、秦川等选编：《百家论郭沫若·序》，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绪论屈原精神、扩大屈原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为途径，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庞大、各要素相互关联的系统。在近现代楚辞研究史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宣传中国文化、维护世界和平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我们且称之为郭氏屈原系统。理论与创作互动，多重身份相互推动是郭氏屈原系统的两大主要特点。郭沫若兼有学者、文学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作为学者，他在史学、考古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将屈原置于一个特定时代，甚至可以重塑屈原的时代。作为文学家，他则可通过想象、夸张等文学手段，将遥远而抽象的历史场景化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使屈原接受者从知识分子下移到一般民众。作为政治家，他掌握了话语权，对整个意识形态起到控制作用；他可以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将屈原推出国门，扩大屈原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郭氏屈原系统曾在某一时期在群众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可以说，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群众心中的屈原，并不是真正的屈原，而是郭沫若所改造后的屈原。群众对屈原的接受与认识，即是郭氏屈原的接受与认识。2、接受史链条中的审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现当代屈原接受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胡适以为屈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接下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个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否定屈原存在固然犯了文化虚无主义之过，但与此同时，胡适看到了屈原形象在接受过程中不断丰富演变的特点。由“文学的箭垛”到“伦理的箭垛”，屈原己远非原本纯粹的屈原，而是人们阐释下的屈原，甚至是过度阐释下的屈原。郭氏屈原研究如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郭氏如何阐释屈原，这些却很少有人回答。国内学者仅从郭氏屈原研究这一个“点”来论述其贡献，未谈及先前的屈原研究，也未涉及郭氏屈原研究的影响，割裂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故有必要论述自西汉至今屈原接受史的概况，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放在屈原接受史这一长线上，将其视为整体中的一个环节，通过屈原接受史的论述，看屈原形象是如何日益丰满，看郭氏屈原在屈原接受史上的地位。3、对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的重新划分。根据时代背景及郭沫若的研究状况、研究目的，以1935年与1949年为界，将郭氏屈原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4、全面讨论。通过郭沫若的理论研究、文学创作两大重要领域，全面细致①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绪论分析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大致提拎出屈原接受史的全貌。做到整体与部分结合，在整体中把握部分，从部分中窥探整体。除此之外，还根据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性格特点、文艺思想、传统学术思维等方面分析郭沫若在不同时期屈原研究的差异。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与建国之后郭沫若将屈原推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尤其是后者，前人并未详细论述。笔者以为郭沫若将屈原推向世界，对屈原世界影响力的提升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一章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郭沫若(1892-1978)是现代文化史“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所涉足领域宽泛且皆成就不凡。楚辞研究作为其学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引人注目。自年少至终老，郭氏的屈原情结表现出鲜明的长久性、连续性、全面性等特点，且其屈原形象不断丰富、演变。他将学术理论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屈原，冠其为“革命诗人”、“民族诗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郭沫若少时便对《楚辞》有着浓厚兴趣，追求一种浪漫四溢、气势磅礴的文风。抗日战争期间，史剧《屈原》的成功创作，让屈原形象再次深入人心，鼓舞万千仁人志士。其中“雷电颂”一段，将对黑暗的控诉、对自由光明的向往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洋溢着昂扬斗志、奋进激情。解放之后，郭沫若更着力塑造屈原这一典型，其所蕴含的爱国、爱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更加理论化；其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更为系统化。1953年在郭沫若的奔走号召下，屈原成功入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作为民族精神符号、中国文化符号在国内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郭氏的屈原研究，是现当代屈原接受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毋庸置疑，屈原形象的丰满、精神内涵的丰富、影响力的国际化，郭沫若功不可没。现阶段学界对郭沫若屈原研究阶段的划分通常有两种：一是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郭沫若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流浪海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点，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这种观点以卜庆华《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周晓波《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为代表。此说简单以郭氏生平两大历事件为点，未明辨出郭氏政治生命与文学生命的间隙与缓冲期，忽视了各阶段中郭氏的实际研究动向及研究目的。如将1927—1949视为屈原研究的辉煌期，但郭沫若自被蒋介石通缉开始，特别是流亡曰本十年(1928u1937)间，主要从事于中国古史、古文字的研究。1935年1月15日，郭沫若以今文译《离骚》迄，并作《附注》开始，郭氏屈原研究才开始走向辉煌，1927—1935年间，郭氏屈原研究几乎为零，故这一阶段还是处于酝酿奠基阶段，不可归为辉煌期。另外，此说尚未对划分理由给予充分说明，简单以时代背景划分，较难使人信服。另一种分法是石云在《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中所提出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可分初期(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和后期(解放后)三个阶段”。石云以史家眼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一章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光，较为精准地概括出郭氏屈原研究历程，且理由充分：“初期的屈原研究，主要是为了反击胡适之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中期阶段的屈原研究，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族优秀精神，即以屈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抗击强暴、反抗投降的优秀精神，来激励广大人民抗战爱国的志气和反杭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郭沫若研究屈原的第三个阶段是解放初期。为了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屈原的活动，也为了向全国人民介绍祖国的优秀文化”①。但此说仅从狭义的“研究”而谈，并未涉及三十年代之前的郭氏屈原研究，因而显得不够全面。对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的划分，不仅要关注时代背景，更要看到郭氏的屈原研究的动向及目的；不仅要看到郭氏屈原研究的高峰期，也要看到其研究的萌芽发展期，将郭氏屈原研究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做到整体观照，全面审视，准确、客观地探讨郭氏屈原研究的全部历程。笔者以为，以1935年与1949年为界，可将郭氏屈原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奠基期(1935年之前)、繁盛期(1935—1949)、沉淀期(1949后)。第一节奠基期(1935年之前)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其父为地主，其长兄郭橙坞曾担任四川省交通部长一一在这样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郭沫若却走了一条与自己家庭相背的路。母亲怀中听到的动人小诗是郭沫若最早的诗歌启蒙，随后他又接受了旧式私塾教育，诗歌才华渐渐显现。家中丰富的藏书使郭沫若较早地接触了《楚辞》等大批优秀古代文学作品，他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g也曾感叹道：“关于屈原的东西写得大概过多了一点”@。1906年寒假期间，郭沫若将《史记》读了一遍：“《史记》中的⋯⋯《屈原列传》⋯⋯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钱潮在《回忆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谈到郭沫若1914年9月的情形：“紧张的日语学习，并①石云《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②郭沫若《屈原·序》，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l页。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深幸有一，不望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我的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5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一章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未影响其国学嗜好，有时他自言自语，原来是背诵《离骚》章节，对司马迁《史记》的主要人物，能栩栩如生的绘述，其中对屈原行径，寄以无限钦仰，常以此自喻。”①郭沫若自小便深受屈原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的影响，故其行为及作品都刻下了这一烙印。这一时期通过零散的写作，在心有所感的情况下表现出对屈原作品的推崇，经历的同情、品格的肯定。这一时期的屈原研究主要是“吟咏情性”之作。田汉在1920年评价郭沫若诗歌：“我对你的诗的批评，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②郭氏对屈原的认识与摹写，也恰合这一评价。正是郭沫若感情迸发后付诸于文字后的沉寂，是相知相通后相看两不厌后的意味深长，抑或像是纯真赤子的肆意歌哭。但无可否认，此时的屈原形象在郭沫若脑海中尚且模糊，仅处于对传统认识的被动接受阶段，未形成具有郭氏特色的系统理论框架。l、对屈原作品的推崇对屈原作品，郭沫若认为是《离骚》是：“第一首可以感动人的长诗。”，认为《离骚》是诗人积蓄情感的爆发、是平静之后的惊涛骇浪，并将其与《神曲》、《浮士德》等世界巨著并列。历史剧《王昭君》第一幕，郭沫若便借毛延寿之女毛淑姬朗诵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毛延寿称屈原的作品为“神说鬼话”、“疯子的梦话”，毛淑姬据理论争，突出屈原作品的影响。1921年所出版的诗集《女神》，其中《女神之再生》模仿借鉴了屈原的艺术手法。2、对屈原经历的同情《湘累》塑造了一个忧愁苦闷的屈原形象，他郁郁不得志，痛苦不堪，近乎疯癫。1923年2月作历史剧《卓文君》。卓文君对红箫说道：“我们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样一位天才。他将来是要同屈灵均、贾太傅们在文学史上争光的⋯⋯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像屈原、贾谊一样，不得终其天年⋯⋯有许多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在世间上偏偏能够富贵寿考；凡是稍有天赋的人，总要为贫病忧患所苦。”@借文君之口，表现了对屈原经历的同情，对命运不公的慨叹。3、对屈原品格的肯定及效仿①转引自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②宗白华《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卓文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6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一章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1911年，郭沫若好友吴耦逖不幸溺水而亡，满怀深哀巨痛，郭沫若写下五言律诗《舟中闻雁哭吴君耦逖》①并写挽联悼念，对屈原远世独醒、洁身自爱的情操进行肯定与赞扬。郭沫若于1926年7月，投笔从戎，参加北伐，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奇迹，是郭沫若政治生命的一个新起点，也是郭沫若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北伐途中过泪罗江，郭沫若自然想到怀沙而亡的屈原，作《过泪罗江感怀》，首次将屈原与“爱国”联系，虽然此种联系为特定心境下的偶然结果，但也说明郭沫若潜在存有此种意识，只是尚未完全挖掘。一旦遇着合适时机，这种潜在意识与客观形势内外相交，喷薄而涌，必将化为燎原之势。1932年5月《金文丛考》集成，该书标题背面写道“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恶，娩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罾流亡日本十年，是郭沫若人生旅程的转折与生命的炼狱，他由“戎马书生”的慨当以慷，逐渐进入到痴迷于金文甲骨的学者的心平气静，最终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其历史和古文字学生涯的辉煌。他以屈原“去楚”象征自己离开祖国流亡日本，以屈原所作《离骚》象征自己所作《今文丛考》，以屈原意志之“坚贞”象征自己从未“玩物丧志”。此处“坚贞”非太史公的“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更多包含着对党国的忠诚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矢志不渝。这一时期郭沫若屈原接受，以文学创作为主，尚未形成理论研究。在对屈原的解读中受前人影响较大，以发现屈原精神为主而很少进行发展。对屈个人价值的关注大于社会价值。郭沫若以个人主义的眼光去观照屈原，还未以集体主义思想观去审视。此时的郭氏屈原，还比较贴近历史上上屈原的真实面目。第二节繁盛期(1935—1949)1935年以今文译《离骚》并附注，标志着郭沫若屈原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前期无意识地学习借鉴，变为有意识地研究创作。此后，郭沫若屈原研究与创作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一时期郭氏屈原接受以文学创作史剧《屈原》，理论研究《屈原研究》为两大巅峰，对郭氏屈原的完善起着重要作用。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再度面临新的威胁。1938年夏，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①郭沫若《郭沫若少年诗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②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一章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命文化界的领袖。在“国土今成待剖瓜”的严峻形势下，郭沫若充分行使自己的文化领袖职责，提出“文艺的本质就是宣传”①“文艺的本质是斗争”②。在内容上认为“在中国而言，则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凡是足以支持抗战而争取胜利的事项，都是无上的文学题材⋯⋯”④在形式上则是提倡通俗、大众，鼓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戏剧，尤其是话剧，应该是最民众的东西。它是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于是，郭沫若以话剧为武器，在抗战期间创作了大量史剧。1941年史剧《屈原》标志着郭氏屈原创作的顶峰。创作之外，郭沫若还潜心于学术理论的研究，先后完成《屈原》、《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时代》、《屈原思想》，并于1942年将上述作品整理成一本学术论著《屈原研究》——标志着郭氏屈原研究的高峰。除此之外，郭沫若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以《屈原》唱和诗、题画诗为主)、散文、杂文、学术论文等作品，不惜笔墨对屈原形象反复描摹。郭沫若将屈原置身于由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大的时代背景下，借屈原身上所含有的炽热的爱国情感、强烈的抗争精神、鲜明的爱憎情怀，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理想，改革现实社会的抱负，将屈原塑造为爱国爱人民之“偶像”，以屈原时代象征当今时代，借屈子之口言己之欲言，表达出反对分裂、团结抗日之主张。理论到创作的结合，使得屈原接受主体空前扩大，学界到普通民众对屈原的接受与认识都深受郭沫若影响。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人们脑海中的屈原实际上是郭氏屈原——非历史的客观的屈原。屈原在国内蔓延着，乃至溢出国外。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屈原身上的社会价值被放大，而个人价值则被忽视。屈原身上所含的失意孤独、正直独醒、洁身自爱等个人品性被弱化，屈原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敢于反抗黑暗势力的革命斗士；屈原的忠君被舍弃，爱国爱民则被有意识地放大：屈原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由个人的审视到集体的观照，屈原形象登峰造极，屈原在国内地位空前提高。①《郭沫若全集》第十八卷《羽书集·文艺与宣传——为庆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②《郭沫若全集》第十九卷《沸羹集·文艺的本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③《郭沫若全集》第十九卷《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戏剧与民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页。8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一章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第三节沉淀期(1949年之后)经过前一时期的反复描摹与宣传，郭氏屈原形象已定型且深入人心，成为彼时治骚界之统治话语。1949年之后郭式屈原与中期相比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屈原依旧是以爱国爱人民的诗人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屈原在抗战期间所扮演的志士、斗士角色已完成其历史任务，郭沫若屈原研究之心态也由雷霆万钧之势渐为心平气和，但郭沫若对屈原的眷恋与颂扬却并未因此消减。这一时期，郭沫若更鲜明地称屈原为革命诗人、人民诗人，且对屈原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仅与朱东润论争屈原著作权，而且积极翻译并注解屈赋，为将屈原推向世界作出了很大贡献。1953年屈原的成功入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将屈原提升到了一个空前崇高的地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于1949年10月成立，郭沫若担任主席。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德国的柏林召开会议，郭沫若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多次出席重大国际会议，与苏联、朝鲜、德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联系密切，为维护中国乃至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郭沫若还担任中国文联主席这一要职。郭沫若于1952年5月4日出席中国人民保护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七个团体举行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并作了《为了和平民主与进步的事业》(收入全集时改为《人类前途有无限的光明》)的报告，指出四人身上的共同品格：“第一、用巨大的努力探索和追求客观的真理。”第二、“深切地关怀最广大人民的疾苦”，第三“对对于人类的前途抱着强烈的希望”。①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我们也可以在郭氏屈原身上找到痕迹。此后，郭沫若积极着手将屈原推为四大名人。自1950年开始，郭沫若先后作《人民诗人屈原》(1950年6月)，《评《<离骚”底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1951年5月)，《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补充”补充。说到俄译本屈原》(1952年5月)，同年12月，《屈原》俄译者费德林与导演柯米沙日夫斯基来访，谈苏联上演《屈原》事情，并谈了对剧本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均被写进1953年1月4日所作的《屈原》《新版后记一》之中。1953年1月作《屈原·新版后记·二》，2月作《屈原简述》，赞屈原是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正义的诗人”又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雄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8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一章郭沫若屈原研究历程译屈原《九章》、《九歌》为白话，并作《解题》。3月译屈原《天问》并作《解题》，作《屈原赋今译》的后记，为《离骚》译文作《解题》。5月郭沫若五幕历史剧《屈原》经修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二版，其中增加了本年一月写的“新版后记”。6月15日为端午节，按照郭沫若推论屈原去世于公元前278年计算，正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纪念曰。郭沫若发表论文《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同日晚，《屈原简述》的讲话录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郭沫若为屈原逝世题辞时道“屈原其人极及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不难看出，在这几年内，郭沫若除了参加一些国内外政治、文化上的活动，也积极进行文学、学术创作，尤以屈原为重。郭沫若在沉淀期对屈原的研究及推崇于1953年达到一个顶峰，毋庸置疑，这与屈原即将入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密切相关。9月27日晚，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大会在赫尔辛基召开。是年是屈原(前3397一前2787)、哥白尼(1473—1543)、拉伯雷(1494-1553)、何塞·马蒂(1853-1895)逝世或诞辰的大年。郭沫若在此会上作了《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与人民文化的繁荣》的报告，叙述了四位文化名人在文化上、思想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赞扬了他们向腐朽的社会力量挑战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现在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文化繁荣所起的先导作用。此报告题目中，“和平”、“文化”两个关键词至关重要。联系到郭沫若当时的两个要职：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这正是郭沫若成功行使职能的表现。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也以1935年与1949年为段，分为三个时期。本文将按此三个阶段，梳理郭氏屈原理论研究，探讨在不同阶段屈原的形象与意义。第一节感性认识1935年前郭沫若对屈原的探索与关注主要集中于文学创作，而理论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创作，我们仅可在只言片语中窥探出其对屈原及其作品理解和论述。1921年，在与宗白华的论诗信笺中，涉及了《离骚》等“雄浑的诗歌”的创作缘起：“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有如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想象。这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形体兼备。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了雄浑的诗，便成了屈子的《离骚》⋯⋯”q少年时代的郭沫若充溢着诗歌的激情，他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上对屈原作品进行审视，认为《离骚》是直觉、灵感、高涨着的情调、想象共同作用的产物。强调灵感的巨大作用，强调艺术构思中的心理现象与感性认识，可谓无功利的纯文学思维的再现。但是《离骚》中所酝酿的深沉的情感与理性的思维却未曾提及，郭沫若仅关注艺术手法而未能从精神内蕴上进行观照。这与中后期的屈原研究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第二节“破”与“立”1935年后，郭沫若相继完成《屈原》、《屈原时代》、《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并于1941年将上述作品整理成一本学术论著《屈原研究》并出版——标志着郭氏屈原研究巅峰。除此之外，郭沫若还另有《屈原考》、《屈原思想》、《<屈原>与<厘亚王>》、《深幸有一，不望有二》、《屈原不会是弄臣》、《由诗人节①宗白华《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说到屈原是否弄臣》、《屈原的幸与不幸》、《屈原假使生在今天》等学术作品。郭沫若首先通过三次“反驳”，确定了屈原的存在，确定屈原世界观的进步性，确定并非文学弄臣。反驳之外，郭沫若更是重新树立了一个与古有异、别具一格的屈原形象，屈原作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革命诗人的典型而存在。在抗曰与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屈原作为民族之魂激励着万千民众一致抗敌，奋进不止。这一时期是郭氏屈原理论研究的繁盛期，更是郭氏屈原形象丰满的关键期。屈原的存在向来毫无疑义。西汉贾谊《吊屈原赋》、刘安《离骚传》、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仅提到屈原其人，更对其事迹、精神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贾谊出生(约前200年)距屈原去世(约前278年)不过百年，屈原之事虽未曾目睹，却必定耳闻，其《吊屈原赋》必是在耳闻之后有感而发。以“实录”著称的司马迁，更不可能编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历史人物。关于屈原的存在，其源也正，其流也长，本应毫无疑问。但近代以来，国内外曾掀起一场否定屈原的浪潮。在疑古思潮盛行的二十世纪初，经学大师廖季平在《楚辞讲义》首先发难：“屈原并没有这个人”，“旧说以《楚辞》为屈原作，予则以为秦博士作。”Ⅲ对屈原的存在、屈原的著作权皆予以否定。二十年代胡适在《读楚辞》中对屈原存在提出质疑，“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判定屈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㈤，主张推翻屈原。三十年代，何天行《楚辞新考》认为屈原这个人物实际不存在，贾谊《惜誓》、《吊屈原赋》，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等，均系前汉末之伪托或实际与屈原毫不相关，《离骚》的真正作者为淮南王刘安为。七八十年代，当国内屈原否定论逐渐销声匿迹之时，曰本的“屈原否定论”却如火如荼。铃木修次、三泽玲尔、冈村繁、白川静、稻烟耕一郎等汉学家试图瓦解屈原在中国的地位，皆作文否定屈原及其作品。自从1935年郭沫若作《屈原》迄，郭氏屈原渐渐为民众所熟知，屈原身上爱国爱民的品质渐渐为人所接受，屈原渐渐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此时任何否定屈原的言论，都必然削弱屈原的影响力。“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①转引自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②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12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屈原是否存在及其作品的真伪，不仅关系到两千多年的楚辞研究的意义，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扶倒。屈原一旦倒下，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陷入危机。故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屈原都不可以被推翻。谢无量、闻一多、陆侃如、郭沫若等人都对“屈原否定论”进行了批判。其中，郭沫若依靠着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其批判最有分量。郭沫若不仅批判了“屈原否定论”，更是将屈原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屈原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存在。他在《屈原研究》中，以驳论的方式，即否定廖季平、胡适的否定观点进来肯定屈原的存在及著作权。通过“破”达到“立”的目的。一、“破”(一)驳廖季平、胡适，确定屈原的存在廖季平在其《楚辞新解》，认为《史记》不可靠，从而否定屈原存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意不连属，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证明屈原出处，也不能证明屈原作品。”②汉代贾谊、刘安甚至汉代之前的楚人都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屈原存在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史记》被后人篡改也是极正常的。“有了贾谊和刘安以及做卜居、渔父的作者楚人在前，屈原传在细节上纵有疏失为后人所篡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倒的。”④最后，郭沫若以巧妙而严谨的逻辑分析，直接破了廖季平的观点：“更何况屈原之存在与否和屈原传的可靠不可靠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廖季平以为，《楚辞》是始皇使博士写的“仙真人诗”：“楚辞是《诗经》旁支。诗经本是天学，讲的都是天上的事，楚辞也一样，所以有远游出世、天神魂鬼的文辞。”《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皆是秦博士所做。郭沫若首先确定“楚人的传说也是以颛项为祖先的，不限于秦。”，《离骚》不一定是秦始皇自序。接着，又从民族气质说明，《离骚》不是秦之作品。“《离骚》的文辞主于以六字句为句⋯⋯秦始皇时所作的一些有名的韵文⋯⋯都是以四字为句”秦人所作的文字都是很质实的，“和楚辞的气韵格调完全不同，那是和民族的气质与地理的风土有关，无论怎么是不能扯在一道的。”“《大招》可能为秦博士所作。”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关于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②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③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6页。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胡适在《读楚辞》中继承了廖季平观点，认为屈原不存在之外另提出新的观点：屈原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其主要理由也《屈原传》不可靠。《贾生传》末记载：“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胡适对此句提出两点疑问：(1)司马迁何能知孝昭的谥法?(2)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接着郭沫若进行了解疑：“早就有人说过是‘后人所增’，而那增窜过的文字也还有传讹。‘孝文崩’应该是‘孝景崩’的错误。”’针对胡适所言《屈原传》叙事不明的五大可疑之点，郭沫若也一一进行解疑。(1)胡适以为“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郭沫若以当时现象比较，“我们如想到现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发抒伟论的近事，便可以不费笔墨的得到了解。”解释了这一问题。(2)胡适以为“‘虽放流’，忽说‘迁之’，二大可疑。”郭沫若通过训诂研究，认为“放流”就等于“放浪”，并不是说屈原在楚怀王时便遭过流刑，而是屈原的自我放浪，任意漂泊。(3)胡适以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zkq20160323“‘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i=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郭沫若认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的那两句话，本来是很平常的话，昭睢可以说，屈原也可以说，就如现在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三尺童子都可以喊叫的一样，那是毫不足怪的。”∞接着，他又证明了昭睢不是屈原。推测“大约是同志”、“出使时作了屈原的副使或随从”。(4)胡适以为“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还是黔中呢?”对这一问题提出疑义。郭沫若通过研究认为“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上是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王年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三篇文章并没有冲突。”(5)胡适以为《屈原列传》中，“前半称‘屈平’，而后半称‘屈原’，五大可疑。”针对这一问题，郭沫若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因为‘屈原者名平’，司马迁在开首一句就交代清楚了，称平称原本是两可”，而且“高平目原’见《尔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5页。14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雅》，上平曰原’见《公羊》昭元年传，名平字原也是很合乎古训的，不能够说司马迁是误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Ⅲ郭沫若综合运用考古学、考据学、训话学等手段，深入了解对方观点，找出其纰漏之处，最终成功驳斥了其错误观点。除此之外，郭沫若又通过“贾谊和刘安以及做卜居、渔父的作者”等例子，正面证明了屈原的存在。驳论与正论结合，有力地批驳了屈原否定论，为屈原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他下了不容置疑的结论：“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的人物。”(二)驳侯外庐，确定屈原思想的进步性1941年12月21日，郭沫若在中华职业学校作《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的演讲，主要谈的是屈原的诗歌，即屈原的艺术上的成就，“对于思想这一部分，却未能展开”。@此篇文章主要强调屈原作品，即“骚体”在文学史变革上的伟大意义：“他在文字史上，成就了一大革命。他在文学史上，对诗歌有最大的成就，是一个文学革命、诗歌革命者。他把民间文字扩大起来，成为与生活配合的新文学，以活鲜鲜的新文学来代替了古板的贵族文学。”@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型的一个时代，社会的变革引起文学上的变革——由文言向白话过渡。zkq20160323郭沫若对屈原艺术的评价与近代“五四运动”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很大的文学革命，与近代“五四运动”一个样子的文学革命。”④。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文学改革的目的在接近生活，文学与生活配合。侯外庐同意郭沫若对屈原所生活的时代的探讨，同时也看到了在时代大转折时期屈原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的矛盾。在《屈原思想的秘密》中提出：“我们要了解屈原思想的第一个秘密，在我看来，在于明白他的矛盾的思维。这一秘密，是归结到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屈原作品反映民生疾苦，代表群众呼声，其方法论是先进的。但是“他的诗歌的愤怒，掩盖不住他的诗歌的另一面，即历史的回忆与安慰，在这里，托尔斯泰求助于宗教，屈原则求助于‘前王’!(及前王之踵武)招呼前王魂。”@侯外庐将屈原与王国维、巴尔扎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953年版，第7页。②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105页。③《郭沫若全集》，第十九卷《蒲剑集·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④《郭沫若全集》，第十九卷《蒲剑集·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⑤《新华日报》，1942年2月17B。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克、托尔斯泰对比，认为屈原世界观是落后的，“本质上是反动的。”郭沫若在《屈原思想》一文中，对屈原思想中“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存有矛盾表示肯定，但却明确否认屈原方法论先进、世界观落后这一观点，提出完全与之相反的结论：“屈原的世界观是前进的，革命的，而他的方法——作为诗人在构想与遣词上的技术——却不免有些保守的倾向。”①郭沫若再次论述了殷周是奴隶制社会。通过训诂、考据、推理等方法认为中国古代是有奴隶的。“中国古代社会在春秋战国时代确实是进行着一个很大的变革，即便是由奴隶制逐渐移型于封建制，而这个变革的完成是在赢秦兼并天下以后。秦以前和秦以后的中国社会，完全是两个面貌。”㈤殷周为奴隶社会，秦统一以后为封建社会，而此间的春秋战国，正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是一个荡漾着新旧、生死的激情岁月。社会变革引起意识形态的变化。首先是“人民价值的提高”；其次是“政治思想发生了变革”：德政思想成为普遍潮流，民族大统一思想成为基点。更其次是“天上唯一的神——地上王的影子，也就发生动摇而模糊起来了。”最后是“知识的下移”@，文字逐渐语体化、大众化。zkq20160323侯外庐与郭沫若在屈原评价上有三点共识：肯定屈原是奴隶制蜕变时期的诗人；肯定屈原为儒家学者；肯定屈原人格的伟大、诗作的不朽。其中对儒家思想的评价的差异，是两人论争的焦点。侯外庐认为：“作为儒者的屈原，他《天问》、《招魂》所寓之理想，究竟是社会进步的理想，还是倒退的奴隶制残余的梦想。”留认为屈原儒家思想是“倒退的奴隶制残余的梦想”。而郭沫若认为儒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它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前进的思想，并不是迷恋‘旧时代的魂’，屈原完全承继了这一体系的思想，也正充分地表现着他的革命的、前进的精神，他主张德政，主张选贤任能，主张大一统，他根本没有拘泥于楚国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传统，那是更不能说他是迷恋‘旧时代的魂’的。”@屈原念念不忘民生、不忘君国。是因为“屈原所抱的是德政思想，他是想以德政来让楚国统一中国，而反对秦国的力争经营。故而他的眷爱楚国，并不纯全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76页。②郭洙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119页。③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88页。④《新华日报》，1942年2月17日。⑤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95页。16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以为是父母之邦，并不是因为自己也是楚国的公族在那儿迷离‘旧时代的魂’”。屈原对于奴隶制时代的神权束缚是怀疑的，但他却不遗余力来描写天堂和地狱，描写鬼怪神魔。与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这并不矛盾，因为“屈原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这两者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格中，老师说是相合无间，并显不出怎么的矛盾的。”㈨屈原思想是先进的，其世界观是先进的；但是他的生活习惯稍微落后，故其方法论是落后的。郭沫若对屈原的儒家思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屈原的忠君爱国、关注民生、否定奴隶社会的神权，是屈原思想中进步的方面。屈原是一位先进的学者，是站在时代前列摇旗n内喊的革命家。(三)驳孙次舟，确定屈原并非弄臣1941年，郭沫若联合田汉、老舍、茅盾等文化名人，在重庆发出倡议，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专门纪念屈原。此举在文艺界、史学界、教育界等各行各业得到响应，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郭氏屈原身上所含有的抗战到底、zkq20160323绝不妥协的政治寓意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尽量想把屈原抹杀或贬值，甚至于定端午节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都遭到忌刻。”罾一些“文运大元”㈢竭力反对与阻挠：“节日很多，为什么要把端午节定成诗人节?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他们拾汉人之牙慧，刻意贬低污蔑屈原，“屈原那样的人根本值不得得纪念的。恃才扬己，诽谤当道，而终于独善其身，消极自杀，这样狂诞偏激的人，在我们目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㈤导致“诗人节”只公开纪念了一年，就改由少数人静悄悄来举行纪念。与国民党的极力“破坏偶像”形成鲜明对比，郭沫若极力“扶正偶像”，高度赞扬了屈原热爱祖国与人民、不畏强暴、永不妥协的伟大民族精神。通过弘扬屈原精神，扩大了抗日宣传——这是国民党所始料未及的。“无可否认，屈原是成为了一个偶像，他是人民意识的形象化，人民文艺的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99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今昔蒲剑总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③案：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张道藩等人于1940年十一月拼凑的文化工作运动委员会的人员。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17万方数据 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形象化。”①孙次舟是一位学者、他是以史学家身份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之说，本身并没有政治意义。但此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偶像破坏，且提出于抗战期间政治逆流激荡时刻，故遭到了文艺界的大围攻。孙次舟教授于1941年在成都举行的屈原纪念会上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之说，“立时当地文艺界为之大哗，接着就向他发动围攻。”孙次舟先后作《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为己说立论，其证有四：l、《史记》不可靠。2、战国末年纯文艺家没有地位。3、以宋玉的职业来证屈原的身份。4、《离骚》内证。孙教授论证战国时代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姿态服饰以模拟女性为美的风气：“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即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等句，“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闻一多曾将屈原以梅兰芳相比。1941年他在《屈原问题一一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肯定屈原是“文学弄臣”这一事实。但认为孙并未说明意义。“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以发生吧!”zkq20160323②闻一多认为屈原属于“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是最后被解放的奴隶。“他们是被时代牺牲了。然而也是被时代玉成了”，屈原的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被剥削，说不定会更加稳固。郭沫若于1946年5月7日作《屈原不会是弄臣》，否定屈原是弄臣，以扶正屈原在历史、文学上的地位。孙次舟认为屈原是弄臣，唯一的内证就是屈原男子的身份而以女饰。“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为例，认为在屈原时代，无论男女皆可以用“娥眉”称。古代以花草饰身不分男女，接着郭沫若又以时风气比较：“好在，这种习气又摩登起来了，穿西装的男朋友们不是也每每在领襟上插朵鲜花吗?”故摘香草香花以以装饰自己，根本不能证明屈原就是“弄臣”。“众女”很很可能是郑袖之徒爱慕屈原不成，恼羞成怒而反噬。况且屈原做过三闾大夫，为屈景昭三族之显耀者；他也曾担任过左徒，皆非一般职位。屈原身份高贵、地位显赫，不同于宋玉、淳于髡之流，与“弄臣”职守不相符。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②《闻一多全集》第五卷《楚辞编·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18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5月24曰作《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再次对孙次舟“屈原是弄臣”观点的进行否定之否定，除此之外，郭沫若又一次次强调了屈原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7。孙次舟以为屈原是“弄臣”，纯属大胆推测、附会，证据不足。郭沫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论述，再次维护了屈原的形象，巩固了屈原的偶像地位。但是二人在研究过程中所用论据皆过于质实。没有看到文学作品中艺术手法的运用。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第一》“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②男女为君臣之喻，不必过于落到实处。二、“立”郭沫若目的不止是“破”“屈原否定论”，而是“破”外有所“立”。“破”仅仅是第一步，他的最终目的是“立”。(一)确定屈原作品zkq20160323在确定了屈原的存在以后，郭沫若又以王逸《楚辞章句》所注二十五篇屈赋为序，探讨了屈原的真正作品及各篇作品的时代。他利用自己坚实深厚的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基础，运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考据学等手段以及严密的逻辑思维、较为大胆的猜测，排除《远游》《卜居》《渔父》三篇，加上《招魂》一篇，最终确定屈原共23篇作品，并将这些作品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橘颂》、《九歌》、《招魂》。第二期《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第三期《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郭沫若根据《离骚》中的整体气韵及个别字句推测出其作期。因为《离骚》和《怀沙》、《惜往日》的“词意气韵多属相同”。又从“吾将从彭成之所居”推测其为绝命词。“《离骚》是襄王时真正被放逐后的东西，是屈原的最晚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最成熟的作品。”郭沫若又根据“济沅湘以南征，就重华而陈词”句得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②洪兴祖：《楚辞补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19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出《离骚》作于流放江南以后，“大约是在《怀沙》之前，在长沙时作的。”“《九歌》应该还是屈原的作品，当作于他的早年得志的时候”，“因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能说在晚年失意的时候突然产生出了一批长篇大作的悲哀诗，而在早年得志的时候却不曾有些愉快的小品。”∞“《天问》作于襄王时候被放逐于汉北以后，是在《悲回风》之后，《哀郢》之前。”《九章》“并不是一时所作”，“不是屈原自行赋予的名字”。郭沫若同意朱熹所言：“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以为是刘向父子辑录而成《九章》。郭沫若根据《九章》中情感悲愤程度、诗句中所涉及到的时令、地点，推测出九章次第为：《橘颂》、《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远游》《卜居》《渔父》，这三篇不是屈原作品。疑心《远游》为《大人赋》初稿。《招魂》为屈原招怀王之魂，是屈作。最后，郭沫若总结了各篇作品的作期：“《橘颂》《九歌》最早⋯⋯大抵作于怀王时，是四十岁以前的东西。《招魂》作于楚怀王死时，是襄王三年，屈原四十六岁时作的。第二期的全部作于五十岁以后至六十二岁，长久被放逐在汉北的十一二年中。第三期的全部是作于六十二岁二三四五的几个月间，是诗人精神的最后一次强烈燃烧。”②(二)确定屈原生卒年《屈原研究》中，郭沫若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证，确定了屈原的存在及屈原作品的。随即他又确定了屈原生卒年，如此一来，屈原的存在感更为强烈。他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限兮，惟庚寅吾以降”一句，依照天文历法推算出屈原诞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又根据《九章·哀郢》的内容，推算出屈原自投泊罗江的时间是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5月5日。关于屈原生年，郭沫若推定于公元前340年，浦江清推定于公元前339年，陈久金推定于前341年，汤炳正推定于公元前342年，邹汉勋、陈场、刘师培等推定于公元前343年，胡念贻推定于公元前353年。除胡念贻一家以为屈原生于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2页。②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38页。20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公元前353年外，其余各家所推算屈原生年均在公元前342到公元前339年之间，所差不过三年。而关于屈原卒年，分歧却是很大。游国恩以为屈原卒于前277年，郭沫若推定为前278年。林庚推定为前298年。浦江清、钱穆推定为前299年。郭沫若《屈原研究》云：“《哀郢》一篇，应该从王船山说，是襄王二十一年楚为秦兵所败，郢都为白起所据，‘东北保于陈’时做的。”㈨《屈原赋今译·后记》亦言：“《哀郢》一篇作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那可毫无疑问”②实际上，“白起破郢”说为明代汪瑗所首创，但并未引起太大注意。郭沫若此说再一提出，影响巨大，但也有众多学者撰文否定“白起破郢”之说。张叶芦《屈原见到郢都沦陷辨惑——兼辨屈原之方、之死》8，潘啸龙《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再论<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从汉人的论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钱贵成《<哀郢>非为“白起拔郢”、“庄蹯暴郢”而作》@、张培恒《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等，皆否定屈原因白起破郢而自杀之说。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78年间的这二十年，是楚秦力量消长的重要阶段。公元前298年，楚国力量尚能与秦对抗。然而到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攻破楚国郢都，楚几乎全被秦国占领：“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伏于陈。”@楚国地位一落千丈，岌岌可危。郭沫若将屈原置于即将亡国灭种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屈原的忠君情怀便可引申为爱国思想，屈原理所当然地成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对屈原卒年的确定，是郭氏屈原系统的极重要的部分，是屈原作为“殉国难”者的时代基础。(三)屈原的时代郭沫若遵循传统“知入论世”的理论观点，认为确定屈原的时代是是研究屈原的关键。“这个关键如不决定，则屈原时代的精神和屈原思想的属性也就无从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9页。②《郭沫若全集》，第五卷《屈原赋今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③《浙江师院学报》，1979年第l期。④《江淮论坛》，1981年第l期。⑤《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⑥《成都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⑦《安徽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③《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⑨《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⑩王先慎撰，锺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决定。”①其利用深厚的历史学、考古学基础，最终确定屈原所生活的时代，精神问题迎刃而解。首先，郭沫若确定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庶人”、“众人”即是从事农耕的生产奴隶。“周人把殷灭了，同时是把殷之遗民化为了奴隶”。奴隶与农奴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自己的家产和土田。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初税亩”从律法的角度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是我国历史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故西周还不能有租税制，或地主农奴之分，西周依旧是出于奴隶制社会。“知道西周乃至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对于自春秋末年以来至赢秦混一天下(西纪前二二一)为止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那个粲然的黄金年代，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便可以迎刃而解。那个黄金时代的意义不外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移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屈原是生于这个时代的后半期的人(西纪前三四0——二七八)，他和他的作品之社会史上的意义也就和浮雕一样呈现了出来。”㈤郭沫若将屈原置身于这一历史转型期，意在强调屈原在文学、思想上的双重革命性。“中国的真实的文化期起源于殷代”，“周人是没有文化的民族，他把殷灭了，把殷的文化继承着”。“文化的主体由后进的君子转到了先进的野人，由统治阶级转到了被统治阶级。孔子、墨子皆为‘宋人而居于鲁者’，在周人看来，皆为奴隶子孙。其作品会体现出反贵族的革命思想”。屈原作为楚国的贵族，生活在孔墨之后的百余年中。“北方的奴隶解放运动和其意识上的新锐的革命思潮是已经荡到了南方。”屈原受到此种解放运动的影响，作品中表现出“仁”、“兼爱”“尚贤”等思想，强调仁政与爱民。这种反贵族的儒家哲人政治理想，对作为贵族阶级的屈原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除了思想上的革命外，“他把那种革命扩展进了诗域里去，他彻底的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来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地采用了方言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他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这种文体上的变革与近代由文言改为白话的文学革命，在形式与内蕴上都是类似的。郭沫若肯定了屈原在这场转变中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但同时看到了屈原在现实斗争中却一味沉浸在自我忧伤之中，将希望寄于上层统治者，而没有意识页页页”的鹋第第第版版版年年年3鳄鳄鳄i社社社版版版出出出艺艺艺文文文新新新海海海上上上》》》究究究研研研原原原屈屈屈《《《若若若沫沫沫郭郭郭①②③控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到群众的力量，更没有领导群众奋起反抗。“他在诗域以外的现实世界里却没有力量来领导时代。”“但他既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作殊死战呢?”而这种斗争是可行的。郭沫若推测楚国民众一定做过坚决的抗争。“这儿正足以见到民众的力量!屈原虽然爱怜民族，但他却没有本领来领导民众，他似乎始终是成为了忧郁底囚人”“他念念不忘的是君⋯⋯他只认识在上的力量，而不认识在下的力量。”①郭沫若深刻地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救国必须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而不能单靠统治者。实际上，郭沫若的群众观点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变。曰本留学期间，生活困顿的他经常进行日常生活采买，接触了大批的城市平民。1924年他负责江浙战祸调查，与农村人民又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彼时他只看到了中国群众的的劣根性，对群众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骂“你们真是猪之猪，猪之猪哟!滚，滚，滚，滚罢，滚罢!⋯⋯”。②此时的郭沫若思想尚带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弱点，脱离群众，将个人独立于集体之上，独立于民众之上。1925年5月30曰，上海两千多名学生抗议曰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被英国巡捕逮捕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郭沫若第一次见到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满含愤怒；但他也看到了中国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满怀希望。在《为五卅惨案怒吼》中，他将群众比喻为“空前的空气”、“希望的光辉”，是他的群众观点的大转变，更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端正思想、指导实践的运用。第三节关注屈赋，注重国际交流1953年，《文艺报》发表社论《屈原和我们》：“从屈原对世界文学和文化应该发生的影响来看，从现在各国人民希望知道屈原及其不朽的作品来看，我们也有把屈原及其作品对外国人民进行解释和宣传的责任。这一次，为了纪念，在郭沫若先生的倡议之下，我们做了一些把屈原介绍给外国人的民的工作，但做的还是很不够。”@可见，将屈原推向世界、介绍给世界人民，这是在郭沫若的倡议下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70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到宜兴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③《楚辞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l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实行的。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对于屈原的研究并未停滞，而是将其向更高更远的范围推进。经过中期的研究与宣传，屈原在国内的影响力已经空前广泛深远，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屈原推向世界。这时期屈原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更鲜明地提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概念在中期的郭氏屈原研究中，郭沫若就已提出了“爱国诗人”“人民诗人”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从未在题目中明确显示出来。概念需要一个积累与完善的过程，需要一个历史与实践检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显示出一种高调中的谨慎，中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论证并让实践检验这些概念。经过十余年的研究论述，郭氏屈原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起着凝聚人心、鼓舞民众、团结一致共御恶敌的作用。作为渐趋稳固的郭氏屈原系统中的一部分，爱国诗人、人民诗人这一个概念已经成熟，已经可以再标题中明确提出。1950年6月14日，郭沫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典礼，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土地改革问题。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人民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首要问题。同月19日，郭沫若便作《人民诗人屈原》，认为屈原“把明显的人民意识灌进了诗里”。直接以“人民诗人”为题目，主题鲜明，内容明确，更有利于在新环境下屈原的宣传。1953年6月作《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为屈原入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做进一步宣传。实际上中期与后期的这些概念都是一致的，赖以证明的论据论据毫无变化，结论也无变化。郭氏屈原系统成熟以后，此种观念便可鲜明提出，在新的时期，产生的新的社会作用。二、对屈原作品的极大热情郭沫若后期屈原研究的特点，除了主题鲜明之外，还显示出了对屈原作品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朱东润否定屈原著作权的反驳，确定屈赋为屈原作品；二是对屈赋的翻译与解读。1951年朱东润发表一组《楚辞探故》的文章，共四篇，其二与其四《离骚底作者》、《离骚以外的“屈赋"》，先否定屈原《离骚》的著作权，进而欲剥夺屈原的全部著作权。否定屈原作品，可谓大胆与创新。但要对两千多年来权威的否定，必定要有充分切实的证据，游国恩论证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与纰漏之处。24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郭沫若作《评“离骚”底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公开否定朱东润观点，将著作权归还屈原。在《离骚底作者》中，对于屈原有无其人，朱东润虽言“对于屈原底存在与否，我们姑置不论”，但对否定屈原存在的言论，朱东润言“这许多话都有相当的根据”、“在汉初的著作里，没有提到屈原，也是无可否认的”。虽未明确否认屈原的存在，但态度上却倾向于反对方。其次，关于《离骚》的作者，朱东润认为《离骚》所述的人物，都是中原民族的人物，“看不到一个楚国的先王先公以及名公巨卿”。《离骚》多述南方地名与南方草木。故推测“《离骚》的作者一定是一位认识中原文化而不甚了解楚文化，但是对于南方的情事，相当熟悉的人物。”①而且班固《汉书·淮南王刘安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目暮时上。”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初，安朝，上使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高诱《淮南子序》“初，安为辩达，善属文，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目早食已。”皆记载刘安作有《离骚赋》。根据以上记载推测《离骚》为淮南王刘安所作。郭沫若在《评“离骚”底作者》中，从三个方面进行反驳。首先在史实上，“楚人本是中原底民族⋯⋯离骚要称述唐虞三代的古人，何足为奇?”@而且众多史料记载，这些无可推翻。即使有人怀疑司马迁《屈原传》不可信，但关于屈原作《离骚》，司马迁不止说一次，《屈原传》、《报任安书》都有说明，而且班固也持有相同看法。刘向、刘歆、王逸、贾谊等皆认为是屈原作《离骚》。针对朱东润所言“在汉初的著作里，没有提到屈原，也是无可否认的”，郭沫若诘问“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不是可以算得‘汉初的著作’呢?”@众多史实证实屈原是《离骚》作者。其次，从文字上来说，《离骚》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可推古今独步。”《淮南洪烈》是“东拼西凑而涂脂抹粉的臃肿杂纂，完全缺乏独创性。”再次，从思想来说，离骚主要是儒家思想，《淮南洪烈》“主要是黄老思想而掺杂一些神仙方技之谈，也是臃肿不堪的。这和《离骚》完全两样。”鲫最后得出结论：“总之，无论从史实上、思想上、文艺上来说，把淮南王刘安认为是《离骚》的作①《楚辞研究论文集·“离骚”底作者》，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369页。②《楚辞研究论文集·评“离骚”底作者》，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399页。③《楚辞研究论文集·评“离骚”底作者》，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398页。④《楚辞研究论文集·评“离骚”底作者》，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399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者，是没有办法可以成立的。”∞朱东润于1951年5月12日作《离骚以外的“屈赋”》“进一步把屈原的一切著作权全部剥夺了”，针对这一问题，郭沫若两天后迅速做出回应，作《评“离骚”以外的屈赋》进行反驳。朱东润以为：《天问》“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这是一篇最初的，最原始的，同时也是最可信的‘楚辞”’。②《远游》、《卜居》、《渔父》是“三篇幼稚而浅薄的作品，其完成的时代，不会早于西汉后期。”④《九歌》“大致作于汉武帝时或其后”。《涉江》、《哀郢》两篇“很可能是淮南王安底遗臣，经过元狩五年全民大迁徙的产物。”《橘颂》作者“可能是楚人，也可能是淮南人”，其他都是“小学生描红影、答习题的产物”。郭沫若的以为朱东润的考证方法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全篇充满着“勇敢的独断”，一再以“‘大致’、‘可能’、‘似乎’的词句来模棱下去了”，其渊源是胡适所谓“大胆假设，细心求证”。“他们的假设是他们的前提，同时也是他们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得不出正确的结论。”④观照郭沫若的两次作文，我们不难看出郭沫若态度的转变。在朱东润首次否定《离骚》时，引用史实论证推测，尚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郭沫若平心静气与其商讨，指出朱文的谬误所在。但朱东润再次作《离骚以外的“屈赋”》，全文充满着独断、唯心的论证方式。郭沫若文章带着对否定屈赋的痛心，对不严谨论述方法的不满甚至嘲弄，呼唤“谦虚一点吧，更谦虚一点!”@若是研究态度、方法上的错误来否定屈原作品，那是不可以原谅的。同月，郭沫若为王亚平题词，对有人说《离骚》系淮南王刘安所作大为感慨：“二者文笔有天渊之别，如何能混为一谈，不顾事实而一味好奇，可叹”。@再次显示其对屈原的极大推崇，对屈原作品的极大肯定。除了对朱东润的文章进行反驳，再次确定屈原的著作权之外，郭沫若于1953年大量翻译屈原作品，将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屈赋以新鲜活泼的白话文形式展①《楚辞研究论文集·评“离骚”底作者》，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400页。②《楚辞研究论文集·离骚以外的“屈赋”》，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384页。③《楚辞研究论文集·离骚以外的“屈赋”》，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384页。④《楚辞研究论文集·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403页。⑤《楚辞研究论文集·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404页。⑥手迹收1980年5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版《郭沫若遗墨》，转引自转引自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26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现在民众面前。每篇译文之后皆有注释，且在《九歌》、《九章》、《天问》篇末附有“解题”，3月31曰，将之前所翻译的《离骚》译文进行修改整理，并作《解题》。2月11日，作《屈原简述》．对屈原的生平、屈原爱国爱民的精神，屈原辉煌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描述。“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正义的诗人是永远不会朽的。”①3月11日，作《<“屈原赋”今译>后记》。首先对屈原作品进行确定。《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25篇：《离骚》《九歌》(1l篇)、《九章》(9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郭沫若以为《远游》是“神仙家言，与屈原思想不合”@，且结构、语句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极其相似，推测《远游》是《大人赋》初稿。《招魂》应尊重司马迁见解，是屈原作品“巫咸下招的一段，所叙述的也完全是王者生活”@，非屈原所应有。故《招魂》应为屈原招楚王魂，非宋玉招屈原魂，也非屈原自招。“剔去《远游》，加入《招魂》，则《屈原赋》仍为二十五篇。”@然后，郭沫若对屈赋按先后进行排列：除了《哀郢》有绝对年代之外，其余以“风格情调”进行推测，最终重新编排屈赋次序为：“《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卜居》《渔父》。”最后，郭沫若讲述了翻译过程中的两个新的收获：“芳与泽其杂糅兮”，以为“泽”意为“污垢”；“土伯九约”，约意为“绳索”。一序一后记，一重点述人一重点述作品，中间是二十五首译诗及四个题解，共同建构了较为系统的《<屈原赋>今译》。这对进一步宣传屈原、扩大屈原影响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三、与国际友人的交流在郭沫若的指导帮助下，费德林于1949年完成《屈原》的俄文翻译，郭沫若1950年欣然作序——《序史剧<屈原>的俄文译本》。这篇文章讲了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及悲剧性命运：“政治上的失败形成了他的人生的悲剧。“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之后郭沫若讲了史剧《屈原》的创作背景：“我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屈原简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屈原赋今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屈原赋今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屈原赋今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只兄弟部队一一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①这一部剧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从进步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而从反动方面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弹压。”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了人民的中国，因而这样的剧本很快地失掉了它的时代的意义。删郭沫若对《屈原》能否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表示担忧：因为所写的是两千年前中国的故事，而且又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屈原》俄文译本在莫斯科的出版，话剧屈原在莫斯科的准备上演，法捷耶夫的大力支持，都证实了《屈原》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屈原精神的普适性与相通性。第四节屈原新形象一、爱国诗人历代学者颇重视屈原国家之情。司马迂云“存君兴国”；王逸云“存国”；洪兴祖云“忧国”；朱熹云“忠君爱国”，始以“爱国”评价屈原。王夫之云屈原“不忍背宗国”。其实，所谓“兴国”、“存国”、“忧国”、“不忍背宗国”，皆是出于一片深沉爱国之情，有了这种爱，才能有由爱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情感。南宋朱熹首次明确提出屈原“爱国”，近代郭沫若将其发扬光大，最终成为屈原的标签。1935年1月28日，即沪难三周年纪念曰，郭沫若应上海开明书店之约作屈原迄，“屈原又根本是一位爱国者，他的作品这样告白着，他的行为也这样告白着。”明确提出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郭沫若以后，屈原的爱国主义诗人形象就已经深入人心，难以撼动。屈原深切热爱自己的宗国，其爱国主要体现在他的“不去国”。“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桔颂》)“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故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都表现了他①《大公报·文艺》，1952年6月8日。②同上28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不忍离去的乡土情节、家国情怀。郭沫若说：“他在政治上失意了二十几年，在国内过着长久的流窜生活，但他一直没有离开他的祖国。”“天堂和地狱也一样，并不是可以使灵魂安住的地方⋯⋯只有自己的家乡好。”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一般都肯定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但理论上较少具体的分析。“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鼓吹“儒法斗争”，由于屈原站在秦国的对立面，于是他的爱国主义也就遭到怀疑至于否定。粉碎“四人帮”后，有的研究者对屈原的爱国主义作了新的探讨。屈原的爱国主义曾在80年代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这场论争由曹大中引起，历时近八年。1983年曹大中《“屈原一一爱国诗人”之我见》发表后，引起广泛探讨。其后，曹大中陆续发表《再谈“屈原一一爱国诗人”之我见》、《三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一答雷庆翼同志》、《从伍子胥事件看屈原爱国观念的有无》、《论先秦无爱国观——答吴代芳同志》、《关于屈原爱国观念问题答邝振华同志》。他在这些文章中，不断辩驳、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他的主要论据是：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只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爱国的政治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并不与整个人类历史相始终。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天下、四海是一个整体，都归天子所管辖，当时只有华夏与四夷之别，莫有中国与外国之分。爱国道德观念的产生没有前提。周建忠在其论著《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中，概括了研究屈原爱国主义所需解决的“十个问题”：屈原的爱国主义有很大的难度，如“爱国主义”概念的界定，内涵的把握：当时的历史条件与今天的伦理观念之差别：屈原主观上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与后世影响所导致的客观性鉴定之差别：“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演变与内在表现；“国家”观念的类型、变化与范畴；众多名家的充分肯定与文学史著作、教材几乎一致的定论：正常的学术研究与尖锐的政治斗争之别：历史的、辨证的态度与拘泥的、固执的态度所体现出的分寸把握；古典文学界的大致肯定与史学界的基本沉默二者矛盾的理论阐释：屈原“爱国主义概念”形成的时代因素，等等。总之，一个真正的深入研究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论文。就不应该回避、而且应该主动解决以上十个问题，作出令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人信服的、有根据的回答。①屈原爱国精神之探讨是一项艰巨又复杂的工程，但我们不能由此陷入不可知论，也不可断然否定屈原身上的爱国性。其对国君之忠诚，对人民之热爱，其至死不忍离国，都是爱国的表现。虽然时代在变化，爱国主义含义也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着变化，但爱国这一精神内质却是不变的。在研究屈骚精神之时，我们要做的不是剥离其爱国属性，也不是一味突出其爱国属性，片面化、简单化地理解屈原。而要关注其他属性，全方位、立体化地了解屈原。对其精神研究要既全面又重点突出，抓住其精神的主要矛盾，使得屈原形象既完整又鲜明。二、人民诗人如果说爱国诗人是郭沫若借宋人之说加以发扬，则人民诗人是郭沫若之首创，且意义深远。春秋战国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时代，在《屈原的思想》中郭沫若详细分析了这一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六大转变。1、人民的价值发生了莫大的变化：由“人民同六畜同科”，转变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伦理思想发生变革，人道主义思潮澎湃，于是儒家提倡“仁”，到家提倡“慈”，墨家提倡“兼爱”，认为“人要相互尊重彼此人格，在上着要尊重在下者人格。”3、政治思想发生了变革，保卫人民的德政思想成为了普遍的潮流。4、天上唯一的神一一地上王的影子，也就发生动摇而模糊起来。5、整个知识下移，文字艺术一切都发生了变革。6、文体的变革：文学更加与语体化、大众化。生产力的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迅速影响到先知先觉的屈原，北方的奴隶解放运动和其意识上的新锐革命思潮已经荡到了南方，屈原在政治理想上对人道主义、人民价值、德政思想相当重视，在文学变革上更为明显。屈原受到北方奴隶解放思潮的影响，他热爱人民、服务人民、向人民学习，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最终成为了伟大的“人民诗人”。接着，郭沫若从屈原的政治主张、文学主张、实际生活三个方面来说明屈原是伟大的人民诗人。(1)政治主张作为一个政治家，屈原始终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其政治主张正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秦虎狼之国”，一旦由其统一中国，楚国人民必然遭受灾难。整个①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30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在秦之暴政之下，也必定多受罹难。“抗秦主张正是出于对人民的深切爱恋。而对内要求选贤任能，国富民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民。”“他之所以要念念不忘君国，就是想使得民生怎样可以减少艰苦，怎样可以免掉离散。”①‘‘我喜欢他是尊重人民的人。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强权国家，要依人民的意见来处理国政，团结善邻，对于强权拒绝屈膝。”②(2)诗歌主张：作为一个文学家、诗人，屈原更是在其文学主张中灌注了民众意识，其诗歌借鉴楚国方言，语言通俗类似白话；内容上反映民生疾苦。内容：屈原作品中有很多涉及到民生的问题：“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迂。”(《哀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可见屈原心系人民，忧国忧民。形式：“他是诗的形式，那完全采取的是民歌民谣的载体，而把他扩大了，更加组织化了。”“屈原的热爱人民更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诗的形式上⋯⋯屈原的诗的形式主要是从民间歌谣体发展出来的，所使用的语汇也多是人民的语言。”屈原以白话入诗体现在两个方面：白话命题与白话入文。“‘离骚’两个字也是楚国的口语。白话命题，尤是创例。”除此之外，《楚辞》中屈原广泛使用楚国方言，即当时的白话最多。“如像‘兮’字‘些’字是人人所知道的楚辞的特征⋯⋯‘兮’宇和‘些’都是写的是当时的口音，可以说就是白话。还有一个‘也’字用来表示疑问和惊叹，是和今人的‘呀’字相当的，也是当时的口语。”此外，郭沫若还考证了“汩”、“搴”、“莽”“冯”等二十四个字均为楚国方言。如此广泛运用民间语言，是屈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结果。“彻底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来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地采用了方言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他再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龇他的诗的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90页。②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72页。③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68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3)实际生活除了政治主张与诗歌主张之外，郭沫若以为“屈原在流窜生活中曾经耕田、种地，这也解答了他能够成为人民诗人的一个根本问题。”①只有真正走下庙堂，与人民群众有过深入接触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人民，才可以使得人民将其视为同志，才能真正赢得民心。虽然屈原做到了热爱人民，向人民学习，但是他却忽视了民众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没有能够依靠民众，最终导致身亡的悲剧命运。“资质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限制：他以贵族的身份能够接受奴隶解放的潮流，能够把群众的歌声提升到清庙、生民之列，但他的诗域以外的现实世界却没有力量来领导时代。”⋯⋯“屈原虽然爱怜民众，但他却没有本领来领导民众⋯⋯他只认识到在上的力量，而不认识到在下的力量。”②但是，这不足以掩盖其爱国爱民情感。“无可否认，屈原是成为了一个偶像，他是人民意识的形象化，人民文艺的形象化。”三、民族诗人除了爱国爱人民的形象特点，郭沫若还将屈原塑造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这一形象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并没有太多论证，倾向于臆断之辞。“屈原不但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位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位民族诗人。⋯⋯差不多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特别是民族文学，都在他的影响之下。”@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屈原的悲剧，不仅是楚国的悲剧，而且是民族的悲剧”，“中国的历史上或许也可以免掉赢政和项羽那两个不学无术的狂人所演出的摧毁文化、活埋民众的万世不能磨灭的国耻了”@“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可知，郭沫若所言的”民族“不是楚民族而是中华民族。但是，在屈原时代，并没有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中华民族的概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屈原赋今译·h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②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70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屈原考》，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④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75页。⑤《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关于屈原》，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32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念，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的著作中提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这一概念才真正深入人心。屈原是”民族诗人”这一说法，有着明显的现代化倾向，与屈原形象有着明显的脱离，故此种说法现在已少有提及，且在当今学界影响力不大。但屈原在当今国内外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屈原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屈原作为民族文化符号，其深远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他对后世的伟大而长远的影响，实在可与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但丁媲美。”四、革命诗人郭沫若将屈原视为“革命诗人”，这种革命主要是文学形式的革命。郭沫若以为，中国的文学乃至一般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曾经经过两次伟大的变革：一次是“五四运动”，由文言文改变为了白话文，由之乎者也改变为了啊呀吧吗。另一次是战国时期，当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之时，由四言韵文变为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旧时以为《雅》《颂》所代表的形式，是北方所独有，而《楚辞》是南方特产。郭沫若通过考古研究发现，青铜器铭文上所发现的南方的韵文，与《诗经》雅颂的形式类似，如徐王鼎：“用腼膳腊，用饔宾客，子子孙孙，世世是若。”多为四言韵文，句式齐整。《楚辞》之所以异于南方铜器韵文，实是因为屈原《楚辞》曾进行了了一次大的文学革命，而屈原正是此次革命的中坚力量。中国的诗，在屈原手里经历了一场大革命。屈原的文学革命便是便是在采用了民间体，扩大了民间体，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形式。骚体实为古时的俗调。楚辞的特殊风格是多用“兮”字．兮郭沫若以为“兮”仅为一种“言语节奏的口音”。清代学者孔广森从古今音韵的区别进行分析，以为“兮”字古音读如“啊”，郭沫若认同此观点：“兮”与“猗”有相通用之处，“猗”字古音读如“柯”，又“亏”字应从兮得声，“亏”字古音在“歌”部。“兮”读“啊”，以为《楚辞》“简直是口语体了。”“屈原所创造的骚体和之乎也者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在二千年前前的那个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古五四运动’的健将。渺但屈原之革命家似乎只限于他在文艺工作上的表现，关于政治思想方面，他的革命性却没有这样的彻底。他在诗域方面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能领导民众共抗暴秦。他只认识到了在上的力量而忽视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革命诗人屈原》，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l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二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理论研究了在下的力量，只是爱恋民众却未能领导民众，最终选择自杀身亡之路。这是屈原革命思想的局限。五、“创造诗人”的回归值得一题的是，郭氏屈原理论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中，屈原早期的“创造诗人”形象又有所回归。郭沫若在其前期作品《湘累》(下文涉及)中，将屈原塑造成一个“自由创造”的诗人，但是之后的史剧《屈原》以及大量理论研究，屈原身上的社会价值被放大，而个性价值淡去，“创造诗人”的形象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又开始重新发掘其身上的个性价值，“他是受着强烈的创作欲所驱遣，存心作出一首奇特的诗”∞“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正义的诗人是永远不会朽的。”@这是屈原个性价值的回归，也是郭沫若个性价值的抬头。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天问·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屈原简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34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第一阶段以诗剧《湘累》为主，第二阶段以史剧《屈原》为主，而其旧体诗创作贯穿其一生。下面，本文便以体裁为纲，审视郭氏屈原系统的文学创作。第一节诗剧《湘累》《湘累》作于1920年末，最初收在诗集《女神》中。《女神》初版于1921年8月，书名下注明“剧曲诗歌集”∞。1930年上海光华书局将《湘累》《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广寒宫》《王昭君》《卓文君》《聂樊》合编为《女神及叛逆的女性》，作为“沫若小说戏曲集”之一出版。《创造十年》中把《女神之再生》等篇称为“诗剧”@。也称作“短短的戏曲。”@。从以上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湘累》经历了由“剧诗”到“诗剧”的体裁认识过程。其形式为剧，本质为诗，诗剧相融。此处尊重作者对《湘累》的盖棺定论，将其视为诗剧。“湘累”即指屈原。《汉书·扬雄传》“因江潭而往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注引李奇日：“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㈣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地主生活》中写道：“屈原是赴湘水支流而溺死的，古人称之为湘累。”@仅从题目我们就已了解到屈原沉江之地点(“湘”)及屈原心中所郁积的怨怼愤懑(不以罪死——累)，浓烈的悲剧氛围萦绕其间，挥之不去。一、《湘累》对屈赋的借鉴与改造早秋黄昏之际，屈原乘舟洞庭闻湘灵悲歌，以为乃招己魂。其时屈原已被己之遭遇、世之浑浊折磨得形销骨立，但其内心依旧如江河奔腾。屈原的满腔热血、疯癫识倒与女须的无可奈何、忧愁叹息为此剧立骨传魂。《湘累》人物、场景皆化用屈原作品。“点铁成金”手法的妙用是郭沫若对屈原素材积累的浓缩与升华，是其情感酝酿的奔突与发展。该剧以《离骚》中女须之诘问作引：“女须之蝉媛兮，申申其詈予。目，舷嫜直以亡身兮，终然妖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娉节?萤菜麓以①郭沫若《女神》，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版。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刨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④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十一册，卷八十七上，第3517页。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李白和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女须是屈原唯一的亲人，她真正爱屈原并为屈原着想。目睹屈原因正直独醒而遭受一系列生理心理的打击，她于心不忍，责问屈原，试图通过改变屈原的世界观人生观换取最终安宁。“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叹息”(《湘君》)屈原为世莫知我而痛，女须为屈原的疯癫识倒而忧。两人之症结为当世之黑暗，屈原独醒而不能。诗剧所描写的时间、地点、屈原外貌、精神状况皆依据《渔父》“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颜色憔悴，形容枯槁”㈦。而整体的情景、动作等描写，明显受到《九歌·湘君》影响。“妙龄女子二人，裸体，散发，并坐岸边岩石上，互相偎倚。一吹“参差”(洞箫)，一唱歌。”改用“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罾“此时帆船一只，自左棹出。船头饰一龙首，帆白如雪。”则化用“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此处，郭沫若将“飞龙”解释为饰龙首的船。“我把我的莲佩通同赠你，(投莲瓣花环入湖中)你请再唱下去吧!”则是“捐余块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之动作。屈原装扮为：“以荷叶为冠，玄色绢衣，玉带，颈上挂一莲瓣花环，长垂至脐”，则明显是《离骚》中诗人形象。“我不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的人?我这么正直通灵的人⋯⋯”是化用《离骚》中屈原自述生年及名字含义：“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此外，《怀沙》、《卜居》、《远游》、《悲回风》等作品对此剧皆有深远影响。“他们见了凤凰要说是鸡，见了麒麟要说是驴马，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他们见了圣人要说是疯子，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与《怀沙》“玄文处幽兮，噱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谓之不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皴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卜居》“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黑白颠倒、贤佞不分的现象描述何其相似!随后屈原所歌：“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吾将虬思心以为壤兮，编愁苦以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随飘风之所仍!⋯⋯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僚忽而无见兮，听惝帆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则是集《远游》与《悲回风》之句。“你为什么要叫我‘昵訾栗斯，喔咿儒儿，如脂如韦，突梯滑稽’以偷生全躯呢?”则是化用《卜居》中“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呢訾栗斯，喔咿嚅睨以事妇人乎?①洪兴祖《楚辞补注·渔父》，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②按：王逸《楚辞章句》注：“参差，洞箫也”。36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絮楹乎?”《湘累》胎生于屈赋，其舞台背景、人物形象、性格、台词，戏剧动作、场面、情境等皆以屈赋为蓝本，虽然有新的组合变异，且灌注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但总体来说屈原其人其事较为接近屈赋中所塑造的形象，变动不大，尚为客观。《湘累》为我们描述了屈原沉江之前的一幕，虽为诗剧，但并不以戏剧冲突胜，而以情感胜。郭沫若以诗的语言精心刻画出屈原心境，在爆发的情感中，我们读出了屈子的不平遭遇，读出了屈子的怨怼愤恨，读出了屈子渴望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不能的痛苦绝望!《湘累》如一个巨大的梦境：萧瑟秋风，蒙蒙黄昏，单是这时令就足以使人黯然。整幅画面充斥着浩淼湘水，只在一角荡着孤舟，在孤舟中屹立着一位倔强而孤独的诗人，他既不肯向时代妥协，也不能改变这个时代。这个梦境自孤舟来而始，自孤舟去而终，四周总是氤氲着切切悲歌，似远还近，似虚还实，可听不可见，虚无缥缈，如在云端。屈原的情感炽热不喷不可，跳跃的思维、爆发的情感以语言表现出来，却显得疯癫识倒。我们可以说，郭沫若在做一个梦——自己是屈原，屈原的话便是自己的梦呓。《湘累》是郭沫若的记梦之作，梦中的屈原映射了现实中的郭沫若。所以郭沫若曾说“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二、屈原形象的传统化与现代化《湘累》中的屈原，既是对传统屈原的发现，又有着新的发展，是旧与新相混合的产物。其传统形象体现在两方面：1、精神高洁，于世难容屈原始终不愿向世俗妥协，为尘滓粘垢，以独清独醒之精神，保持着精神的高度洁净。“我知道你要叫我把这莲佩扯坏，你要叫我把这荷冠折毁，这我可能忍耐吗?”①莲与荷皆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物，“莲佩”“荷冠”也正是屈原精神的象征，他绝不允许有人将其破坏。“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宝贵的生命，拿来自行蹂躏，任人蹂躏吗?”②诗歌是屈原生命的象征，他用诗歌描绘自我生命，但绝不以诗娱人。屈原有一种精神洁癖，而举世的不洁，使屈原难以生存，便以莲佩投湘，象征自我的死亡。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湘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19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湘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18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2、寂寥孤独，难觅知音“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中，屈原何以容身?他终日所感受到的是“无限的孤独之苦”、“不可言喻的寥寂”、“海一样的哀愁”。漫漫长昼他看到的是世之浑浊，“慈悲”的黑夜也会带来梦靥来苦他。他虽然有个深爱自己的姐姐，但却一点都不了解自己。通篇《湘累》，女须几乎声声皆言屈原怎样有病，自己怎样痛苦。“嗳!你总是爱说这样疯癫识倒的话，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样痛苦!你的病，嗳!难道便莫有好的希望了吗?”、“你总是爱说你那样疯癫识倒的话，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么地痛苦!”、“你究竟何苦呢?你这么任性，这么激烈，对于你的病体真是不好呀!”、“你精神太错乱了，你总要自行保重才行。只要留得你健康，什么冤枉都会有表白的一天，你何以定要自苦呢?”①⋯⋯他关心的只是屈原生理上的疾病，对屈原精神上的困境却极少涉及，即使涉及也是劝说屈原放弃自己的意志，隐忍不发。这与屈原所思所想却是截然相反，屈原在世上无一知己，他的痛苦愈加深刻。他叹道“连你也不能了解我，啊!我真不幸!我想不到才有这样一位姐子!”“我真好苦呀!苦呀!⋯⋯”现实世界中无人知己，故当听到娥皇女英在水里唱着哀婉的歌，便觉着是遇到知音：“我知道你们望得我苦，我快要回来了”。他所以他要跳水、要离开现世，正是过去寻找知音、寻找归宿去了。郭氏屈原系统善于发展屈原精神，在《湘累》中的表现如下：1、理智脱缰——屈原形象的疯癫化觉湘灵悲歌乃为招己魂，自己乃大舜皇帝“哦，我到底是什么人?三闾大夫吗?哦，我记起来了。我本是大舜皇帝呀!⋯⋯他，他为什么反转又把我逐放了呢?我曾杀过一个无辜的百姓吗?我有什么罪过?啊，我流落在这异乡，我真好苦呀!苦呀!”∞屈原自称舜帝，是因为两人经历有相似之处：无错被逐、流落异乡、冤苦难诉。“姐姐，你却怪不得我，你只怪得我们所处的这个混浊的世界!我并不曾疯，他们偏要说我是疯子。⋯⋯他们见了圣人要说是疯子，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他们既不是疯子，我又不是圣人，我也只好疯了，疯了，哈哈哈哈哈，疯了!疯了!”@句句言疯，处处可见其清醒，可见屈原的意识是清醒的。举世浑页页8版版版年年年2钙孵卵i社社社版版版出出出学学学文文文民民民人人人》》》累累累湘湘湘《《《卷卷卷一一一第第第》》》编编编学学学文文文●集集集全全全若若若沫沫沫郭郭郭《《《①②③弛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浊圣人难容，将圣人被逼作疯子。屈原被逼无奈，带着对黑暗势力的嘲弄，对自己的嘲弄而自言其疯。这种“疯”，实际上是众人皆醒我独疯，是反抗传统所受到的敌视，是先知先觉者的孤独。在《湘累》中，屈原已经显示出非理性的特质，形象似疯非疯。他的言语带有太多臆想，他的感受极为敏感，思维跳跃性极大，已经显示出疾病之下的非常态。此时的理性早已被抛掷，泛滥的感性意识如汪洋四溢，毫无阻拦。众人称屈原为“疯子”，女须也多次称屈原所言话乃是“疯癫识倒”，“你精神太错乱了”。屈原在歇斯底里中，也说自己已经疯了。2、渴望自由，崇尚创造——诗歌主张的融入女须劝诫屈原“隐忍相让”但是屈原心中的苦与痛、屈原心中的万丈激情如何止住?他心中无限的涌泉自由倾泻，不愿有任何阻隔：“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这种自由与驰骋是内心情感的肆意抒发，不吐不快，是屈原“真”的表现，体现在作品中便是屈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而屈原口中所言“创造”，于屈原精神似乎有些牵强，明显是借屈原之口说出自己的话：“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曰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郭沫若屈原形象是在传统解读上的继承发展，也是自我情感的真实抒发。屈原的寂寥愁闷是郭沫若的，但郭沫若的自由、创造却未必是屈原的。这里的屈原由双重身份的构成：原本真实的屈原、郭沫若化身的屈原。第二种屈原为内核，第一种屈原为躯壳，两种屈原共同作用，形成了《湘累》中的屈原形象。3、坚贞不屈，不事妇人——与郑袖关系的恋情化《卜居》中有“喔咿嚅吭以事妇人”句。五臣云“以事妇人，谄君之所宠者”㈨，郭沫若将“妇人”理解为郑袖，并且以诗人的敏感与浪漫认为郑袖恋慕屈原不成，进而陷害他。屈原对郑袖厌恶至极，大骂其为“娼妇”。“娼妇——唔，她!她，郑袖!是她一人害了我!但是，我，我知道她的心中却是在恋慕我，她并且很爱诵我的诗歌。唔，那倒怕是个好办法。我如做首诗去赞美她，我想她必定会叫楚王来把我召回去。不错，我想回去呀!但是，啊!但是，那个是我所能忍耐①《楚辞补注》，洪兴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的吗?”。“是她一人害了我”，将屈原的惨遭流放完全归结到郑袖身上。又认为“我如做首诗去赞美她，我想她必定会叫楚王来把我召回去。”①又把屈原被召回的机遇放在郑袖身上。如此一来，屈原的命运竟然由一妇人完全掌控!这种爱情与政治相联的方式虽增加了趣味，但不免肤浅。这种思路为1942年的话剧《屈原》类似情节奠定了基础。三、影响《湘累》的因素(一)自我的融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将自我融入文本。在《湘累》中，读者很容易在屈原身上看到郭沫若的影子，对此郭沫若也承认“⋯⋯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哪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郭沫若有意自比屈原，这种作者形象的融入是有意识的，他就是要借屈原的口说自己的话，就是要将当时自己的心境表现出来。l、自我情感的融入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象一些烟囱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啸，灶下挂肴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要乾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但我当时实在是有些燥性狂的征侯，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偏要自比屈原，就好象自己是遭了流放一样，就好象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的地点一样。罾所谓“自比屈原”，指的是感情上的某些相通。他再当时也写过几首绝诗“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壶中未有神仙药，赢得妻儿作挂牵。”，“寄身天地太朦胧，回收中原叹路穷。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这两首绝诗可以看出郭沫若当时的忧愁忧思之心态，他也说“当时的心境一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土，但又被人认为是‘汉奸’。@郭沫若求学日本，远离故土，类似于屈原的流放；郭沫若眷恋祖国，但却因为娶了日本老婆被人误解为“汉奸”，这种有苦难诉，有冤难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湘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40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申类似于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而不自觉产生“怨”的成分。郭沫若怀着孤独、怨愤，乃至怀才不遇，生活困顿的痛苦，使他立刻想到了挚爱着的屈原，借屈原之口写出自己彼时心境。2、诗歌主张的融入。在《论诗三札》中，郭沫若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在与陈建雷的《论诗》通信里，他用春蚕一诗表现了他当时的理论主张：“蚕儿呀!／我且问你：／你可是出于有心?／你还是出于无意?／你可是出于造作矫揉?／你还是出于自然流泻?／⋯⋯蚕儿呀，／我想你的诗，／终怕出于无心，／终怕出于自然流泻⋯⋯”此处“丝”即是“诗”之谐音双关，郭沫若认为自然流露的诗才是“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强调诗歌的“真”。故他认为“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q’。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认为“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在描述1919年与1920年的几个月中，郭沫若作诗情形：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㈢郭沫若将其诗歌主张巧妙融入《湘累》之中，并通过屈原之口传达出来。首先，郭沫若肯定了诗歌的重要地位：“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宝贵的生命，拿来自行蹂躏，任人蹂躏吗?”将诗歌与生命相提并论，这样的文学主张前所未有、振聋发聩。比起“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深刻，更有生命张力。其次，郭沫若强调诗歌的自由创造。他力排因袭模仿，以宇宙开天辟时候的混沌苍茫，一切皆无为喻，这种“无”致使无从效仿、无法因袭，一切皆凭主观所想自由创造。“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最后，他强调诗歌的“真”，即“情动于中而语言”，即自然倾泻，不事雕琢。“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浓缩了内心真情实感，凝聚了眼泪与哀愁的诗歌，必定是好的诗歌，必定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必定能打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我的作诗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动人心。“真”赋予诗歌以生命和灵魂，当诗之魂与人读者之魂产生共鸣，读者才能认识到“诗歌底真价了。”(二)时代背景的渗透，爱国精神的弘扬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息息相关，五四运动引起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爆发。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势如火如荼，如狂飙突起、惊雷贯耳。中国知识青年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显示出惊人的力量。郭沫若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了此次民族自卫运动所蕴含的文化上的本质：“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依赖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将五四运动看做是新旧文化之间的斗争，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他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现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自幼深爱文学的郭沫若，迫于生计选择医学，但学医所导致的身心上的折磨，最终使他弃医从文，选择了最初的文学梦想。在深刻认识到五四运动在民族与文化的双重意义后，郭沫若心中的爱国激情与文学激情迅速点燃。五四运动一个月后，他便与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一一“夏社”，目的在于抗日，“专门把日本各种报刊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递。”①他是如此虔诚地眷恋着自己的祖国，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超越功利的。他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吼⋯一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去投进我爱人的怀抱里。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就像泰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在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诗歌创作欲望迅速爆发：他作《女神之再生》象征南北混战，渴望重新建立一个美的新的中国；《凤凰涅架》象征中国的再生：《炉中煤》是对祖国深沉的恋歌；《晨安》《匪徒颂》是对祖国的颂歌。这些作品代表了时代和大众的呼声，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大力拥护和支持。到了1920年下半年，五四运动盛火渐熄，郭沫若起初的激进思想、昂扬斗志、膨胀信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忧虑和哀伤，《湘累》便是这一阶段的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42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代表。他感到建设一个新的美好的中国，是那样遥远，纯粹感性的情感抒发陷入了理性的思考，在思考无结果之后，他便如陷入屈原般的忧愁了。如果说《女神》是一团烈火，意欲烧掉整个旧世界。《湘累》则是受外部混沌所压抑，烈火渐熄，失望渐起，以喷发式的语言所写的深哀剧痛。(三)中外文学的吸收借鉴较为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己的兴趣爱好、旁人难以企及的天然才气、敏锐的文学眼光，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成功之处。他自小便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学的继承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因素。《湘累》源于《楚辞》、《史记》，其外壳与内蕴都是中国式的。郭沫若在日本学医之际，第一外语是德语，教书先生也多是些文学之士，当时用的书也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1919年夏天，郭沫若开始零星翻译((-y-士德》，1920年7月应张东荪之邀，开始从事《浮士德》的全译，花了一个暑假完成了上部的翻译。《湘累》的创作便是在翻译完《浮士德》之后写作的，无疑受到了歌德的影响。郭沫若将自己的诗歌创作过程分为三段：我的短短的作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秦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哥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段的热情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这个影响下写成的。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①外国文学对其影响可谓举足轻重。郭沫若作诗的阶段性变化多是风格上的差异，这与当时他所接触到的外国作家作品密切相关。《湘累》所采用的诗剧的形式，便是受到歌德《浮士德》影n向。新罗曼派是二十世纪流行与德、英等国的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流派。是象征主义、颓废主义、唯美主义与消极主义在新条件下的混合与发展。表现派强调表现自我感受，否定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反对艺术的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目的性。《湘累》中屈原形象的强调自我、超越现实、疯癫识倒、悲观消极是受了上述两个外国流派的影响。故《湘累》的体裁与艺术表现形式，是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借鉴。郭沫若学兼文史，文通中西，他亦可将这些融汇贯通，为我所用。这样的优势无疑使得其文学创作很容易达到旁人难以攀援的高峰。(四)泛神论思想泛神论是反宗教、反神学斗争中出现的一种理学说。认为宇宙本体即是神，“自然界是万物之神”。神的范围被扩大了，神的权威性也就被否定了。这其实是在神学外衣的掩护下的一种无神论思想，或者是有神论向无神论过渡的一个桥梁。郭沫若在1925年写的《王阳明社赞》中谈到，1915年9月正当他为神经衰弱症所苦恼时，他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里偶然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每天坚持读它十页，早晚坚持静坐，收到了身心同时受用的效果。在我的精神上更使我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从前在我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画，到这时候才活了起来，才成了立休，我能看得它如象水晶石一样彻底玲珑。我素来喜欢读《庄子》，但我只是玩赏他的文辞，我闲却了他的意义，我也不能了解他的意义。到这时候，我看透他了。我知道“道”是甚么，“化”是甚么了。我从此便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宾诺莎(Spinoza)。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Ⅲ1932年他在《创造十年》中又回忆说：因为喜欢太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我由太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泛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象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我在中学的时候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王阳明礼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44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悠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叫泛神论在郭沫若作品中便体现出一种崇尚精神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创新精神。体现出一种蔑视传统，勇于抗争的叛逆性格。表现出一种敢于怀疑，善于思考的独立人格。周扬评析过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作者曾醉心过泛神论，他的诗句中闪烁了鲜耀的思想火花。⋯⋯这个神在他就是自我。⋯⋯那是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个性主义的夸张”@。郭沫若在作品中强调自我，强调创新，泛神论起着重要作用。《湘累》中对黑暗社会的否定，强烈的自我情感的抒发，正显示了泛神论的影响。《湘累》既有对屈赋的借鉴改造，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既有对传统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现，又根据社会与自我需求，进行了新的改造与发展。总体上，郭沫若这时期的屈原创作，继承大于发展，个性主义大于集体主义，郭氏屈原虽有所发展，但尚未从传统屈原中独立出来。第二节史剧《屈原》五幕史剧《屈原》是郭氏屈原创作的高峰，亦是郭氏屈原系统的最大结晶。至此屈原以新的面貌、新的意义出现在舞台上、深入到群众内心。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三年)暮春，张仪使楚，劝楚王绝齐联秦。本剧即写屈原这一天一一由清早到夜半过后所发生之事。第一幕：清晨橘园，屈原为宋玉作《橘颂》，并与之探讨青年应有的美好品性，对宋玉寄予殷切希望。此时，楚王接受屈原政治主张，不愿与齐绝交。张仪劝说失败，言无颜回秦，欲返故乡魏国为楚王献美人。郑袖听罢着急，送张仪一千五百个大钱，并请屈原进宫。第二幕：南后借排练《九歌》之际，佯病倒入屈原怀中，诬陷屈原失礼于她。楚王大怒，撤去屈原左徒之职，永远不准屈原进入宫中。并接受秦国条件，与齐绝交。第三幕：屈原愤怒异常，蕲尚与子椒向众人说屈原失礼行为，众人以为屈原发疯，为其招魂。宋玉背弃屈原教诲，求子兰将其带入楚王宫。唯婵娟坚信屈原被诬。第四幕：婵娟寻找失踪的屈原，遇见《九歌》演河伯的钓者，得知屈原确为被陷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创造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②《解放日报》《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41年11月16日。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害。屈原也知道这是南后和张仪的诡计。恰遇到怀王、南后、张仪等人，南后调笑屈原，屈原不恨南后，而是大骂张仪，被怀王关进东皇太一庙。婵娟向怀王说明事件原委，怀王不明不听，将婵娟抓入城去，第五幕：子兰看望婵娟，若婵娟肯服侍他，他便可以救屈原和婵娟。婵娟不从，训斥子兰与宋玉。卫士甲将婵娟救出。蕲尚命郑詹尹毒死屈原，婵娟与卫士甲前来搭救屈原，却误饮毒酒身亡，屈原便将《橘颂》当作婵娟的哀辞。与卫士甲一同前往汉北。一、屈原形象的传统化与现代化屈原有着“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政治远见，主张合纵六国共抗强秦，坚决反对张仪的“绝齐联秦”政策。他深知这一政策的重要意义，深知此乃楚或王或寇之肯綮。然满朝上下皆为小利而绝大义之人，他被南后陷害，百口莫辩；被群党隔离，孤立无援；被群奸逼“疯”，胸中江河万顷、豪情万丈迅速被阻隔。在暴风雨之夜，对着太一庙的群像呼喊出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雷电颂。1942年4月3曰，《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公演，由于其将斗争矛头指向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与不安，公演前后，遭到了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的阻拦与攻击。史剧《屈原》中，屈原形象既有忠君爱国、正直不阿，高洁独醒等传统特征，又被郭沫若赋予了新的现代化的特征。这里的屈原已摆脱《湘累》时代的消极悲观，呈现出一种斗志昂扬，不屈不挠之特征。《屈原》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是客观与主观的融合。它依史而写，同时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目的。故屈原形象在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体现出郭氏屈原的风格。屈原成为青年的导师、人民的诗人，他深沉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与人民，不忍见祖国丧失主权、人民沦为奴隶。在传统化与现代化的融合之中，屈原形象有了新的发展。(一)青年导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①屈原与宋玉并非生活在同一年代，二人并无交集。但该剧中二人却为师生，关系密切。在第一幕中，他对宋玉及所有的青年人寄寓厚望。他不仅仅是青年人文章上的导师，更是思想、精神的导师。屈原赞美橘子的“不骄矜、不怯懦、不懈怠、不迁就”、“大公无私”、“独①《史记》，司马迁著，裴驷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46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立不倚，凛冽难犯”的精神，希望宋玉及广大青年都能够拥有此种美好的品质。可如何能够做到这些呢，屈原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断学习、不断努力”。首先要树立模范，向古人学习。“学习古人是要学习古人的精神，是要学习那种不断努力的精神。始终要鞭策着自己，总要存心成为一个好人。”①其次要向老百姓学习，向小孩子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向有着优秀品质的人们学习。而他自己也向青年学习其次要向年轻入学习。他夸赞年轻人的新鲜活力，天真纯粹，向年轻入学习：“凡是你们年轻一代的都是我的老师。人在年轻的时候，好胜的心强，贪婪的心还没有固定，因此年轻人总是天真活泼、慷慨有为。没有多么大的私心。”②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提高自己，做到比别人强，不反对争强斗狠“争强斗狠也并不就坏，认真说着倒是是学好的动机。”@拼命努力，做到比别人更强。不可以不通过努力，而是取巧去陷害别人。“这就是虚伪，这就是罪恶，这就是堕落。”他也看到了年轻人若干美好品质，但也知道年轻人容易被外界诱惑。故他特别强调气节。“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也是大波大澜的时代，所以我特别把伯夷提了出来，希望你，也希望我自己，拿来作榜样。我们生要生的光明，死要死的磊落。”“要把你的志向拿定，而且抱着一个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心怀。⋯⋯不过也不要过分的矜持，总要耿直而通情理。但遇到大节临头的时候，你却要丝毫也不苟且，不迁就。你要学习那位古时候的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就饿死也不要失节。”@抗战相持阶段，在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之下的国民党，由于各种威逼利诱，最终丧失气节沦为汉奸、沦为敌人帮凶。屈原所处的“大波大澜的时代”正是郭沫若所处时代的映射，这里屈原要说的话，正是郭沫若要说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拥有者巨大能量的一代人，而话剧的主要受众也是青年。故此剧以年轻人为主要对象，花了一幕的篇幅重墨描写屈原的谆谆教诲。甚至不惜以减少故事性、矛盾冲突为代价。前人从未以此角度来描写屈原，“青年导师”是郭沫若赋予屈原的一个新形象，彰显出郭氏屈原特色。(二)人民诗人47页页页页4653四凹凹凹第第第第版版版版年年年年兜兜兜兜9}l社社社社版版版版出出出出学学学学文文文文民民民民人人人人》》》》原原原原屈屈屈屈《《《《卷卷卷卷，l八一1八上八上八第第第第》》》》编编编编学学学学文文文文●集集集集全全全全若若若若沫沫沫沫郭郭郭郭《《《《①②③④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屈原作为人民诗人，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诗人，他热爱人民，不忍民众受苦。其次，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长期积累蕴含的宝贵经验，所以他向人民群众学习，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俗”的面貌。所以我尽力地想向你们年轻的人学，尽力地在想向那纯真、朴素的老百姓学⋯⋯所以有些人说我的诗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颂”的正声，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我在尽量地学老百姓，学小孩子，当然会俗。我在尽量地打破那种“雅颂”之音，当然会放肆。那种“雅颂”之音，古古板板的，让老百姓和小孩子们听起来，就好像在听天书。那不是真正把人性都失掉了吗?①屈原将“典谟训诰”、“雅颂”之音比作“奴隶们头上的烙印”，失掉雅颂，即是屈原希望解放奴隶，众人平等。人民也认识到了屈原替百姓利益着想。渔夫和钓者的话正是侧面突出屈原的人民性。“你在替你老师太患，你的老师却在替我们老百姓太息啦。他有两句诗多好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能够为我们老百姓所受的灾难，太息而至于流眼泪的人，古来究竟有好几个呢?”“一向的诗人就只晓得用诗歌来歌颂朝廷的功德；用诗歌来申诉人民疾苦的，就只有三间大夫一人啦”。圆在该剧结尾屈原被救之后，他为自己选择了出路：“我决心去和汉北人民一道，就做一个耕地的农夫吧。”@如此一来，屈原也成了农民，他便脱离了统治阶级，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屈原与人民的距离近了，人民也就会更加热爱他。这样一来，屈原的“偶像”身份更加彻底，《屈原》的教育意义更加深刻。(三)爱国诗人在《屈原》中，多有古语不通于今的现象，带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第二幕当屈原被南后诬陷后，屈原“沉着而沉痛地”对楚怀王说：“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中国的大一统是会在你的手里完成的。”④而后他愤恨亢斥南后：“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48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呵!”⋯⋯“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张仪收了南后“一千五百个大钱”后，曾当怀王之面赞南后曰：“真的，客臣走过了不少的地方，凡是南国北国，关东关西，我们中国的地方差不多都走遍了。⋯⋯我在实在没有看见过，南后，你这样美貌的人呵!”②“中国”一词，最早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中国以外称为四夷。“赤县神州”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齐国人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一词，其义同于中国。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中说道：“大概历史剧的用语，特别是其中的语汇，以古今能够共通的最为理想。古语不通于今的非万不得已不能用，用时还许在口头或形象是加以解释。今语为古所无的则断断乎不能用，用了只是成为文明戏或滑稽戏而已”@“中国”“赤县神州”“中华”显非“古今共通”之词，应属“古语不通于今”。对于这类词，郭老以为“非万不得已不能用”，如是用之则为不得不用。”《屈原》中，郭沫若故意背离历史真实，重造另一个艺术世界，这里楚为中国，张仪亦自称为”中国人“。张仪的身份由一个游说诸国的政治家，转而为卖国求荣的叛徒——卖国贼。王锺陵在《屈原形象的一种现代塑造——郭沫若<屈原>剧作分析》，认为：“此剧同于《棠棣之花》，‘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的，所以郭沫若在此剧中才反外贼，不反权奸”。@余以为此观点不完全正确。在屈原被诬陷，南后戏弄屈原时，屈原怒叱张仪：“你这卖国求荣的无赖，你这巧言令色的小人”“你生为魏国之人，而且是魏国的公族余子，你跑到秦国去便怂恿秦国征伐魏国，你跑到魏国去又劝诱魏国去投降秦国，你简直是不知羞耻的卖国贼!你是最阴险的秦国的奸细!”@屈原所深恶痛疾的并非是张仪的“外贼”面目，而是“卖国求荣”、“卖国贼”的形象，《屈原》是以反对“卖国”为主题的爱国英雄史诗。郭沫若通过此剧将当时的时代背景反映出来，既有对外国侵略者的痛恨，更有对卖国贼的咒骂。正因如此，蒋介石才会心虚，出动大量御用文人诋毁此剧。而此剧除了揭露罪恶，更是唤醒正义，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对背离国家统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③《史记》，司马迁著，裴驷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4页。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⑤《2013年西峡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第373页。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49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一民族团结的人群起而攻之，最终赢得最后的胜利。二、《屈原》的自我化与非自我化及其成因分析《屈原》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夫子自道”的内容，比如屈原在说自己的性情时候，“我的性情太激烈了，我自己的也觉得有点偏，要想矫正却不能够”显然是郭沫若在做自我检讨。屈原与宋玉探讨诗歌的过程中，郭沫若也说出了自己的实感：“就拿作诗来讲吧，我们年纪大了，阅历一多了，诗便老了。在某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词上，是堂皇了起来；但在着想的新鲜、纯粹、素朴上，便把少年时分情趣失掉了。这是使我时时感觉着发慌的事。在这一点上，仿佛年纪愈老愈见糟糕。⋯⋯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轻时代的新鲜、纯粹、素朴。”∞郭沫若的屈原自我化倾向极容易察觉。我们在屈原身上，很容易就看到郭沫若的影子，仿佛作者在叙说自己的故事，即所谓“夫子自道”。二十年代郭沫若作诗剧《湘累》曾言“自比屈原”，但到了四十年代作史剧《屈原》时，却直言“说我自比屈原固然是一种误会”罾，他否认自比屈原，原因在于：“因为我并不像屈原⋯⋯不过不像屈原，恐怕是千真万确。我不是早就骂过自比屈原的人，比现在骂我自比屈原的人还早得多吗”@如此一来，《屈原》的作者与话剧主人公实在是有着一些隔阂——屈原为失意流落的文士，但郭沫若却地位荣耀，雄心勃勃，事业蒸蒸日上，国家领导人器重赏识。这种际遇、心态的差距，使得二人相惜相通之感不复存在。在《屈原》中所灌注的“自我”因素减少，“非自我”因素增加。他没有自比屈原，他只是“借屈原的嘴，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④除了二人遭遇的区别，郭沫若《屈原》的非自我化倾向还有什么原因呢?(一)时代的“愤怒”郭沫若曾直言“说我自比屈原固然是一种误会”，他没有自比屈原，只是“借屈原的嘴，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可见，《屈原》已经少了《湘累》时代的惺惺相惜的“夫子自道”，感性的相依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的利用。屈原是郭沫若精心选择的躯壳，若冠以合适的精神与灵魂，死去的屈原便会复活。但是，这个复活的屈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屈原了，他是在新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题画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深幸有一，不望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④《人民日报》，1952年5月28日。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意义的郭氏屈原。郭沫若为什么用屈原的时代来象征自己的时代?他所言的“时代的愤怒”是什么呢?他为什么选择屈原来发泄自己的这种愤怒?《屈原》产生于1942年1月，彼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五个年头，正值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也发生相应变化：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顽固派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目的政策，欲以中日联合剿共。试图以内战代替抗战，以投降代替独立，以分裂代替团结，以黑暗代替光明。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投敌卖国，1940年建立南京汉奸政权。1941年初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政治上，国民党加紧镇压爱国民主运动，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军事与民主不相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等口号。文化上，成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颁发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一系列法令法规，旨在实行文化专制，封锁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及思想。郭沫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被迫改组后，虽然郭沫若名义上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但郭沫若清晰认出这不过是国民党民主的“花瓶”，仅作摆设而已。郭老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积极反共投降的背景下，国统区无数革命战士被杀害，许多文艺工作者被投进监狱。郭沫若深切体会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认识到其弃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徒“阋于墙”而不知“外御其侮”，标榜民主实则反共投降的本质。这对于从小就怀有“富国强兵”志向、拥有深沉爱国思想的郭沫若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怎样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呢?无数历史教训表明，仅依靠个人乃至一个党的力量是不够的。最大限度的唤醒群众，建立最广泛最稳固的群众战线呢才是打退国民党进攻、赢得抗战胜利的关键。于是郭沫若发挥自我特长，利用职务之便，高举文艺大旗，极尽文艺的宣传、斗争作用，将对时代的愤怒、对于国民党的愤怒，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全部倾泻在《屈原》上。屈原与郭沫若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屈原生活在秦楚争霸的战国末期，这一时期正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关键期——不仅关系到楚的生死存亡，并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大统一由谁实现。对于屈原来说，这个时代意义非凡，足以使其才华驰骋、叱咤风云。然而国王昏庸、国内权奸当道，国外恶敌使诈，内外勾结，严重破坏了楚国利益，国家统一最终没能在楚国完成。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大际，在需要英雄并呼唤英雄之大时代，种种恶势力却极尽阻碍之行。国内有奸佞，国外有恶敌，且内外勾结，共伤忠良人士，共害国家利益。这便是《屈原》的时代背景，也是屈原的时代背景。郭沫若与屈原亦有相似之处：皆为文人，皆为国家之肱骨之臣，皆为爱国之志士，皆为嫉恶如仇之愤怒者，皆为大时代之清醒者。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情感，使得郭沫若“借屈原的嘴，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细玩味这句话，我们不难发现此句话隐藏了主语，将其补充完整即是：“(我)借屈原的嘴，把(民众对)这个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了”。郭沫若写的不单纯是屈原时代，而是民众对时代的愤怒，主体是“民众”，而非屈原。换句话说，“民众的愤怒”是主体，“屈原的愤怒”是客体，而“我”仅仅是一个媒介。我写的不是“我”，是“民众对时代的愤怒”。所以郭沫若才会三番五次说否认自比屈原。正因为如此，《屈原》中有很多东西写的并不是“我”，因而才出现了很多非自我化倾向。(二)朋友的鼓励，党的领导人的关注《屈原》并非郭沫若“私生子”，实乃”众人之子”，仅借郭之腹诞生下来。若无众人之力，《屈原》将迟生甚至难产。《屈原》出生之后，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演员、知识分子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才使得《屈原》茁壮成长。1941年底，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候，就有朋友怂恿郭沫若写《屈原》，当时他也有写的念头，但“怎么写法，怎样才可以写得好，却苦恼着我”㈨。在朋友的怂恿之下，郭沫若开始用心筹划屈原怎么写这一难题，并构思了一些细节，1941年12月9曰，郭沫若作《我怎样写<棠棣之花>》末尾处谈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假如我们要把屈原搬上舞台的时候，是把女须写成爱人的好，还是写成姐姐的好呢?我目前正为这事情考虑。”@这时还仅处于构思阶段。到了1942年元旦，黄芝冈在《新蜀报》预言：“今年中国剧坛真会有哈孟雷特、奥赛罗之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我怎样<棠棣之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52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类的形象出现(但我愿以此期待未完成的《屈原》”。@郭沫若感觉这“这种鼓励无宁是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于是二号郭沫若便开始写《屈原》，到十一号夜半完毕。1942年3月，郭沫若在回答徐迟先生的回信中曾说道：“那剧本，实在是spontaneous地写出的，产生得相当快，自己也颇觉得就好像卸下了久远肩负着的一付担子一样，实在轻松了好几天。”㈤此处郭沫若将《屈原》比作是“担子”，是因为《屈原》被寄寓了太多厚望。它已不是作家想怎样写就怎样写，随心所欲，无所牵绊的纯文学作品，而是众人愿望之满足。写作之际必定要考虑怎样写才可既言己之所欲言又言众之所欲言，怎样写才能不负众望。如此一来，郭沫若就很难写“个人之我”，而不得不写“众人之我”，作品中也就会出现众多非自我化倾向。郭沫若自动笔之日起，他都会在繁忙公务之外抽出时间写《屈原》，并且以日记记录了每日进程。周恩来闻声而至，并与郭沫若讨论此题材：“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周恩来已认识到话剧的优点：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多是青年人，影响较大。基于此种原因，《屈原》自酝酿期到生长期，得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以及文艺界的广大革命同志的极大支持。他们挑选和配备了最好的演员来演出《屈原》。当时人们称赞这此剧演出“达到了陪都这两年来剧坛上理想的阵容。”4而且周恩来亲自到排练场看过几次排练，并且向演员讲解出演《屈原》的政治意义。《屈原》的演出，更是轰动山城，无数群众前来观看，将其推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白杨在回忆《屈原》上演状况时说道：“我有幸参加《屈原》的演出，这个戏不仅教育了观众，自己也深受教育。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走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溶成一片。”@该历史剧是演给群众看的，目的在于吸引群众，教育群众，赢得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三)无一定的步骤，多凭才气的涌动①1942年1月1日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新年谈历史剧》。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与<嫠雅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③黄忠模《雷电的光辉》，《红岩》1979年第l期。④《新民报》1942年4月9日，《<屈原>观后》。⑤黄忠模《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附录一：《白杨同志的一封信》，第118页。53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屈原》的创作既是才气灵感的涌动，更有自小的积累。少时对屈原的追慕效仿、二十年代所作的诗剧《湘累》、三四十年代陆续创作的《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等作品，都为史剧《屈原》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及材料基础。“《屈原》五幕剧执笔的时间是十天，可是构思的时间却远在十多年前了，不过郭先生那时论屈原写屈原不是用的戏剧的形式而已“‘到目前为止，我以为他是最适宜于写屈原的人。”①《屈原》在写作过程中，并没有按照预先设定的步骤行笔，构思经常被突如其来的灵感所否定。“夜将《屈原》完成，全体颇为满意，全出意想之外。此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法，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留。“实在也奇怪，自己的脑识就象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拥到了平静为止。”㈢这种灵感的突袭类似于其年轻时候写诗主张一一“自然倾泻”。但作为一位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故其所倾泻的并不是诗情，而是志向。(四)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借鉴与发展1、“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郭氏屈原研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古人注释经典，往往包含着作者本人当下的与自我的体悟，陆九渊所提出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著名论说便说明了这点。这种方式表达自我思想于隐形，且利用了六经的权威性，既容易使人接受，又易扩大其主张的影响力。“六经注我”是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更深入的思考研究。郭沫若借用对屈原、《楚辞》的解读，将自己的思想、观点灌注于屈原之中，“借屈原的嘴，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正是“六经注我”的一种现代表达方式。2、不同文体的不同社会功用1944年郭沫若在《序我的诗》中说道：“自从《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④郭沫若以为真正的诗歌是内心情感的爆发，是真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他曾感慨诗①《时事新报》1942年4月3日，“《屈原演出》特刊”，《最适宣写屈原的剧作者》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序<我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54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歌适合年轻人来作。抗战期间，他的诗作很少，而历史剧极其繁荣，由诗转到史剧，这是郭氏写作体裁的一大重要转变。这使人联想到杨雄的辞赋理论一一“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郭沫若亦有此“不为”倾向，但郭沫若的“不为”非“不愿为”乃“不能为”。他希望自由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洋溢青春的新鲜与活力，他是推崇这些诗的。故在《屈原》中，郭老借屈原之口谈作诗“就拿作诗来讲吧，我们年纪大了，阅历一多了，诗便老了。在某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词上，是堂皇了起来；但在着想的新鲜、纯粹、素朴上，便把少年时分情趣失掉了。这是使我时时感觉着发慌的事。在这一点上，仿佛年纪愈老愈见糟糕。⋯⋯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轻时代的新鲜、纯粹、素朴。”∞他实在是留恋青年时候的纯粹素朴。但在国难当头，他却不得不抛弃个性主义，他的作品要有内涵，要有思想，要去教育民众、鼓舞民众。他的作品是武器，是旗帜，为了宣传，为了斗争。他身上所肩负的重担比年轻人要重得多，他必须以“青年导师”的姿态，指引青年前行。这便是他难以写的“纯粹”的重要原因。受到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影响，郭沫若通过创作实践，提出了诗歌与戏剧不同的文艺观点“我的信念：觉得诗总当由灵感迸出，而戏剧小说则可以由努力做出的。”②诗歌为“迸出”，为“自然流泻”，戏剧则是“做出”。这种做出，必然使得文章内容失去其自然纯真之本性，带有过多主观的见解。’除此之外，郭沫若更是强调了历史与历史剧之间的差别，提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的观点，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解释了史剧创作过程中不全合史实的问题。历史剧不可能也不需要绝对写实：“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技术的发明了。”因为不需要“绝对的写实”故在写实之余就可在刻意贯穿一些非历史的因素，加入作者的主观情感与社会意识形态，注入一些现代化的、非个人化的东西。他也说明了历史与史剧之间的区别联系：“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①《郭沫若全集》第六卷《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②《郭沫若全集》第六卷《<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代。”进而推及“史学家是发觉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沸羹集·历史·史剧·现实》。“发展”是一种上升的“变化”，发展“历史的精神”就是要将历史的精神根据自我需要、社会需要、时代学院进行变化，以为我所用，为时代所用。达到“发展”的目的。因为戏剧有“发展历史的精神”这一特质，《屈原》中，郭沫若便利用前人(包括历史学家)所“发掘”出来的屈原的精神，将其变化发展，屈原精神便得到发展，最终起到了振奋民众、赢取民心的作用。郭沫若认识到了戏剧的特点及作用：“戏剧，尤其是话剧，应该是最民众的东西。它是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①“话剧在十年来的中国有着惊人的发展，尤其是在最近两年。由于抗战的需要促进了话剧的演出，又由于话剧演出的频度促进了戏剧文学的发展。”固这种实用主义戏剧观，必然导致其戏剧有实用倾向。3、知人论世郭沫若在研究屈原的过程中，运用了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的手法。细心研究了屈原所处的时代，将屈原置身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使得屈原精神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更加光芒四射。郭沫若扎实的考古、历史基础，是促使其“论世”的两把利剑，直指中心。其所著《奴隶制时代》考定西周为奴隶制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屈原生活于这样一个风起云涌、时代转型的关键期，其存在的意义不单是简单的“爱国”，更是关系到中国由谁来统治，关系到楚国乃至中国未来的命运。对屈原时代的考察与确定，是郭氏屈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受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一大表现。第三节旧体诗一、前期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除上述诗剧、史剧以外，最多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上。在诗歌形式的选择上，他摒弃了形式自由、用韵灵活的新诗，而多选用言简意赅、隽永含蓄的旧体诗，其中又以近体诗为最盛。1911年，郭沫若挚友吴耦逖溺水而亡，他写下8首五言律诗《舟中闻雁哭吴君耦逖》以为悼念，其中有三首与屈原有关。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戏剧与民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戏剧与民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页。56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其一)“衡阳归雁至，江头吊故人。英魂游泽国，壮志投江滨。鹤唳悲风夕，猿号泣雨晨。长沙无限恨，痛哭屈灵均”，∞(其二)智者多夭折，从来已若斯。颜回天丧早，贾谊夕虚迟。莫唱公无渡，未伸渔父词。招魂归不得，挥涕诵君诗。(其八)“呕心吟楚些。悠悠生死别，栩栩梦魂萦。诗尽愁无语，潮流恨有声。投诸江水去，好旬可能庚。”吴耦逖是郭沫若的同学、挚友、本家亲戚，二人少年志投，友情甚笃。1911年吴君在湖南避乱，因父亲病危，回川探望。不料回川途中，因船失事，命丧江中。吴耦逖在楚地沉江而死的不幸命运，与屈原何等相似!而其横溢才华、报国壮志、高洁品德更是追步屈原11912年春节，因怀念耦逖，郭沫若又创作挽联以哀悼。“砥柱中流谁得似，屈原沉江，鲁连蹈海，察察洁行还自爱，艰难到口，舍身终是学前人”②。其中“察察洁行还自爱”句，便是对屈原远世独醒、洁身自爱情操之肯定赞扬。少年的郭沫若虽看到了屈原的“壮志”，但其所关注更多是屈原精神之高洁。认为其沉江原因是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以死保持自我的洁净。1926年8月25日，北伐途中，郭沫若经过泪罗江，作《过泪罗江感怀》：“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泪罗。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在那?”@处于革命上升期的郭沫若，满怀报国壮志。这里有两句值得我们注意：“揽辔忧天下”。“天下”既包含“国”又包含“民”，屈原从“忠君爱国”变为q比国忧民”，“君”角色谈去，“民”重量增加，可以说是屈原“爱国诗人”、“人民诗人”光辉形象的先声。“怀石理在那”，则是对屈原沉江的不解与质问。初期是认识期，也是怀疑期，更是郭氏屈原系统的奠基期。逐渐成熟的郭沫若逐渐抛弃少年认知与传统认识，结合时代背景、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自己的系统。遵循着“否定之否定”规律，他开始怀疑前人的看法，在怀疑之后，就要提出问题答案。郭氏屈原的的高峰期即将到来。二、中期①郭沫若《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②郭沫若《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过泪罗江感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424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郭沫若中期的诗歌创作集中于1937年到1942年。此时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屈原的个性价值在这一阶段有所淡化，其爱国忧民的精神有所强化。话剧《屈原》成功上演之后，新华日报开辟“屈原唱和诗”专栏，共有百余首唱和诗发表，郭沫若亦作大量屈原唱和诗。除此之外，郭沫若也作有题画诗与部分即情之作。从大量的旧体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郭氏屈原。1937午7月，日本友人小原荣次郎作《兰华谱》，向郭沫若索题，郭赋七绝以应：“蒹麓盈室艾盈腰，谁为金漳谱寂寥。九畹既滋百亩树，羡君风格独瞧蛲。”∞此诗多化《离骚》句：“葵蒹苑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②“户服艾以盈要，谓幽兰其不可佩。”@“余既滋兰之九婉兮，又树蕙之百亩。”固“萤蒹麓艾”皆为恶草，两个“盈”表现了中国所处的恶劣环境：国外法西斯、军国主义盛行，伺机侵略；国内奸人当道，妨碍团结和平。“金漳”代指兰花，兰花是高洁、和平、美好的象征，这是对小原爱好和平、反对邪恶品质的赞扬。化用屈原诗句，继承屈原手法，描写与屈原相似的社会背景，赞美与屈原相似的情感。这是郭沫若对屈原艺术手法的借鉴与学习。1937中目战争爆发，郭沫若由曰返国，在上海目睹所见，作《归国杂吟·其四》“十年退伍一残兵，今曰归来入阵营。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金台寂寞思廉颇，故国苍茫走屈平。携眷辇家何处往?蚩蚩叹尔众编氓”@郭沫若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3月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蒋介石大怒。8月1日，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这更使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即下令通缉郭沫若，并派军统特务对他暗中跟踪、追杀。为防不测，在中国共产党的掩护下，郭沫若暂居日本。流亡日本的十年，郭沫若满怀赤诚忠心却报国无门，心生“被逐”之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联合，一致对外。此时国民党解除了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投笔请缨”，“别妇抛雏”弃自身与家庭利益于不顾，义无反顾回国参加抗日。回国之后，他看到的中国是这样的情形：“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北地”指沦陷区，“南街”指国统区。沦陷区的人民在日本统治者的蹂躏下，①陈梦熊《鲁迅和郭沫若赠日本友人的题兰绝句》，载1979年一月山东曲阜《破与立》双月刊一期。②洪兴祖《楚辞补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③同上，第31页。④同上，第9页。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归国杂吟·(其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58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处于水深火热中。而国统区的上层统治者依然过着奢靡的生活，这不能不使郭沫若产生一种愤慨之情。他联想到自己十年间的不遇经历，犹如廉颇不被任用，屈原被驱逐。看到“携眷辇家”的迂移的民众，对于这些忠厚老实之民，他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郭沫若以为，人民应当承担起保家卫国之重任，共同抵御外侮。这首诗有被压抑的爱国之情的爆发，有对国统区上层统治者不务正业的愤慨，有对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屈原在这里，是一种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被驱逐之臣的形象。其悲剧在于看到国势衰微、民不聊生却不被重用，无法施展抱负。可以说，郭沫若流亡日本的十年，与屈原情感有着共通之处。193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第三厅厅长之职，郭沫若来到长沙，作《长沙有感二首》：“汉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悴做诗人。”“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郭沫若满腔热忱回国，希冀大展宏图，却并未受到重视，屡遭国民党的排挤。所谓“第三厅厅长”，也仅是挂名，而不让其掌握实权。“长沙，这个屈原流浪过的地方，贾谊哭泣过的地方，我在北伐时曾经短期间工作过的地方，隔了十二年我又来了。”②此情此地，郭沫若感慨万千。屈原是无罪而死的“湘累”、是被国君所驱逐的臣子，是满怀壮志却无处伸展的苦闷诗人。这首诗借古讽今，自嘲自解，怀有深沉的不遇之叹，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昏庸腐朽，妒能嫉贤。第二首中亦用屈原典故，“国土今成待剖瓜”的政治现实，和屈原作《怀沙》之际，秦军大举进攻、郢都破灭的历史情形何其相似。前两句显得低沉，但诗人认为没有必要投书湘水去祭吊屈死的屈原，而是觉得应当南下去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怀才不遇、却依旧带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郭沫若。1941年1月蒋介发起“皖南事变”，并污蔑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其“番号”。郭沫若闻此消息之后作七律《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伤心已见兰成艾，馋口竟教矩化圆”@化用《离骚》诗句来反应当时的社会背景：“兰芷变而不芳兮，荃慈化而为茅。何昔曰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固时俗之工巧兮，俪规矩而改错。”通过典故的运用，揭露与控诉了国民党的罪行以及诬陷嫁祸与人的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长沙有感二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四卷《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59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丑恶行径。1942年4月3日，话剧《屈原》在重庆市中心区的“国泰”大戏院上演，轰动了整个国统区。郭沫若在本年四月创作了大量的《屈原》唱和诗。这些唱和诗中的屈原形象，多是话剧《屈原》中的形象，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特点：1、孤独寂寥。《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二首》：“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在《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其二中，“孤臣”、“寂寥心”之旬。在《和李仙根观<屈原>演出一首》中，“举目人皆醉，攫心天亦伤。”②2、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二首》：“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3、坚强的性格。屈原不屈不挠，不悲观，相信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赞美了屈原的“呵天有问不悲秋，众醉何心载手仇。荃蕙纵教时化艾，莸经万古仍为莸。”《三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后》塑造了屈原“登天抚彗”、“御气乘雷”的叱咤风云形象，“宁赴常流终不悔，卒成雄鬼亦堪奇。”描写了屈原与恶势力作斗争、矢志不渝的壮志。“风雷任先马，狂狷掩中行”写屈原叱咤风雷，一马当先，狂放狷介，不屈不挠地同恶势力作斗争。4、为国培养人才的决心。《次韵赠答真如二首》(其一)“卜居无计问苍天，树蕙滋兰为美荃。一命纵教逾九死，寸心终古月婵娟。”@屈原培养人才是为了忠心爱国，在屈原的培养之下，才出现婵娟这样“存心终古”的人才。除了唱和诗所反映的屈原形象之外，郭沫若也对屈原思想展开了探讨。《中国有诗人》，为傅抱石题陶渊明画像，以陶渊明与屈原比较，云“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譬之如目月，不论鹏与雕。⋯⋯自弃故堪悲，保身未可骄。忧先天下人，为牺何惮劳?康济宏吾愿，巍巍大哉尧”㈤。1944所作五言古诗《拟屈原答渔父辞》：平生契稷志，无意学庄老。⋯⋯出世君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二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和李仙根<屈原>演出一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中国有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中国有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60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如尘，飞扬随风袅。入世我生根，化为泥与草。”∞两诗都以儒道对比，从而突出屈原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在另外一首《屈子是吾师》中，郭沫若表达了对屈原之死的惋惜，认为“向使王者明，屈子不馋悔。致民尧舜民，仁义为范轨。中国安有秦，遑论魏晋氏。呜呼一人亡，暴政留污史。⋯⋯华夏今再生，屈子芳无比。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②将屈原置身于民族发展长河中，认为屈原有改变历史方向的作用。当今中国的再生，屈原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对屈原最高的评价，虽然这种评价有失偏颇。在中期的屈原旧体诗歌创作，郭沫若也经历过“不遇”到“遇”的阶段。在“不遇”期间，屈原是以“逐臣”为主要形象出现在郭沫若诗中，但诗中的屈原并不悲观，而是带有深沉的信仰。在“遇”之后，尤其是在史剧《屈原》上演之后，郭氏屈原已逐渐深入人心之时，郭沫若关于屈原的诗作主要是赠答酬唱之类，此时期所吟咏的对象已非原始的屈原，而是史剧《屈原》中的屈原，或者说是郭氏屈原。这些诗作与史剧《屈原》、郭沫若屈原理论研究中的屈原，相辅相成，相互弥补不足之处，促使屈原形象的丰满、影响的扩大，共同构成郭氏屈原系统。三、后期郭沫若后期关于屈原的旧体诗创作多为游记、题赠之作。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是中期诗歌创作的余绪，诗中已无尖锐的斗争、鲜明的目的。1961年10月《再出夔门·过西陵峡》：“秭归生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忙。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留香。”@1961年11月10日，作五律《游凤院果树园》，看着桔树茂盛枝叶，累累果实，便想起屈原，对桔树高吟“颂君怀正则，奴汝笑荒伧。”@桔树的茂盛，正代表着屈原的胜利。作者满怀喜悦咱们桔树与屈原，也对那些陷害屈原、阻止历史前进的党人表示了极大的嘲弄。1971年12月】1日，为纪念<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郭沫若赠诗于日本河原崎长十郎，云“滋兰九畹成萧艾，桔树亭亭发浩歌。长剑陆离天可倚，劈开玉宇创银河”。@赞美桔树的高洁不污与浩然品质。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拟屈原答渔父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题屈原画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264页。③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再出夔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游风院果树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纪念<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61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三章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文学创作1977年11月9日，为程十发所作《橘颂图》题四言诗一首：“桔生南国，布满江潭。秉德无私，与天地参”。当时因病重无法执笔，由于立群代题。(收《东风第一枝》。郭沫若病笃期间，还铭记屈原《橘颂》，赞美其伟大美好的品质。这是郭老对屈原的深沉的热爱与推崇，是对郭老的景慕与追步。这种深沉的情感一直延续了一生，从未改变。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经过奠基期、繁盛期、沉淀期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以及各个阶段理论与创作的互动，郭氏屈原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郭氏屈原形象也不断丰富发展，最终确定。正如绪论中所指出的，经过数十年的研究，郭氏屈原由不稳定到稳定，由偶然到必然，渐成为一个完善的系统。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以爱国主义为内核，以发展屈原精神、扩大屈原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服务现实政治为目标，不断演进完善。郭沫若将理论与创作结合，利用研究的跨学科性与身份的多样性，不断扩大此系统的影响力，最终使郭氏屈原独领风骚，在近现代楚辞研究史中，在抗曰战争、解放战争中，在宣传中国文化、维护世界和平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我们可称之为郭氏屈原系统。第一节郭氏屈原系统的爱国主义的内核郭氏屈原系统以爱国主义为内核。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是以爱国为中心。中期两大代表作品——学术论著《屈原研究》、史剧《屈原》，都将屈原塑造为爱国爱人民的诗人。这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时期，有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引发对敌人的憎恨，利于团结民众一致抗外。在解放战争时期，郭沫若所作《屈原的幸与不幸》，将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在比赛”。㈨有着屈原这种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一切反动派必将垮台，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解放战争以后，郭沫若作《人民诗人屈原》、《爱国诗人屈原》，翻译屈原作品，也是为了将屈原身上所蕴含的爱国爱民，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第二节郭氏屈原系统屈原爱国形象的强化：理论与创作互动郭氏屈原系统中，理论推进创作，创作也反过来推动理论，两者互相作用，共同促进郭氏屈原系统的完善，共同扩大郭氏屈原系统的影响力。郭沫若1942年1月开始创作《屈原》，在之前已经写过《屈原》、《屈原时代》、①载1948年6月15日香港《中国诗坛》二期《黑奴船》，转引自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页。63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考》等学术作品，对屈原时代、作品、经历、精神都已作了深入研究，其爱国主义诗人、人民诗人、革命诗人的旗号已经打出，并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屈原》五幕剧执笔的时间是十天，可是构思的时间却远在十多年前了，不过郭先生那时论屈原写屈原不是用的戏剧的形式而已”“到目前为止，我以为他是最适宜于写屈原的人。”①郭沫若之所以称得上“最适宜写屈原的人”，就在于其对屈原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很容易将此种理论转化为文学创作。故在创作《屈原》的过程中，屈原的形象塑造完全是依照先前的理论研究而来。将文学创作搬上舞台，使得屈原身上所蕴含的爱国爱民，嫉恶如仇、正直不屈、主张团结共抗外侮等内容更加鲜活、生动，更有利于宣扬屈原形象。除了话剧之外，郭沫若还参与了《屈原》唱和诗的创作队伍之中，众多文人相继唱和，扩的《屈原》此剧的影响，也扩大了屈原的影响。在理论影响创作的同时，郭沫若诗剧、史剧以及中期的旧体诗等创作，也扩大、深化了其理论观点的影响，屈原形象的更加鲜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其后期的理论创作。后期郭沫若将屈原作品翻译成白话文并作题解注释，且附有《屈原简述》、《<“屈原赋”今译>后记》，共同构成《<屈原赋>今译》，生僻难解的屈原赋以平易近人的外貌出现普通民众与国际学者面前。除此之外，他帮助费德林将《屈原》翻译成俄文，促进《屈原》在世界多国的演出。理论与创作上扩大屈原在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从宏观角度来看，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是为了突出强化屈原精神特质，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从微观上来说，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有利于强化其在楚辞研究过程中的某些观点，奠定其在楚辞学界的地位。1921年郭沫若作《湘累》时，女须是以屈原姊的身份出现。1935年屈原翻译《离骚》时，对女须解释如下l“女须旧以为人名，或说为屈原秭，或说为屈原妹，均不确。今姑译为屈原‘女伴’，疑是屈原之侍女”学史剧《屈原》中，婵娟的纯洁、美好、追随先生至死不渝的品性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其身份便是屈原之侍女，这一观点几乎可谓尽人皆知。在写《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时，关于女须之解释郭沫若尚言：“我别立了一种解释，便是把《离骚》上的’女须之婵媛’解释为陪嫁姑娘，名叫婵娟。⋯⋯虽然没有其它的根据，但和把‘女须’解释为姐或妹之没有其他根①《时事新报》1942年4月3日，“《屈原演出》特刊”，《最适宜写屈原的剧作者》。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离骚·注解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64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据是一样的。”①即使理论上没有依据，但女须为屈原侍女这一观点却是很多人都了解的。从微观角度来说，创作也会反过来推动理论。在史剧《屈原》中，郭沫若将宋玉塑造成一个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毫无骨气的文人，并《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作了说明：“我把宋玉写成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这也不是任意污蔑”。“所表现的的面貌，实在只是一个帮闲文人”②郑振铎等人并不同意此观点，五十年代，郭沫若作《关于宋玉》对宋玉的品行再次进行了说明：“很有才华的诗人”，“但说道骨气上来，那是有问题的”@。宋玉“无骨气”的品行，最先是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继而郭沫若将其系统化发展成理论，再次对宋玉品行进行否定。在诗剧《湘累》、史剧《屈原》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一一郑袖。她精明而妖艳，爱慕屈原不成，心生怨恨而陷害屈原。这一形象最初是在《湘累》中诞生出来的。郭沫若在《屈原不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道屈原是否是弄臣》中，对郑袖心态进行了猜测。从“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句中，屈原认为众女，特别是郑袖。“她对于屈原这位美男子起过野心，惟因野心不遂，后来才加以反噬”@。而“喔咿嚅睨以事妇人”，“这位妇人，不应该是泛无所指。”笆郭沫若在《九歌题解》说道：“《九歌》十一篇全是祭神的歌词⋯⋯古时候祭祀神祗时正是男和女发展爱情的机会”@在《屈原》中，便是在排练《九歌》时，郑袖上演了一场“偷情”的假戏，这一观点亦是先有创作，再形成理论。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互动是郭氏屈原接受的一大特点，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共同构建了郭氏屈原形象。不可回避的是，我们依旧可以发现郭沫若在屈原研究过程中，理论与创作有矛盾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招魂》的著作权。郭沫若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以为是屈原所作，乃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招魂》这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所作以招屈原之魂。但根据《史记·屈原列传》，则作于屈原。以后说为是，细读原文，盖屈原作此以招楚怀王之魂。前人或以为屈原自招亦不可信。屈原生活断无文中所叙述那样奢华。”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③《楚辞研究论文集·关于宋玉》，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第341页。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从诗人节说道屈原是否是弄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⑤《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从诗人节说道屈原是否是再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九歌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65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但在历史剧《屈原》中则描写成宋玉招屈原生魂而作，与理论研究相悖。二、郭沫若看待屈原自杀的态度上，更是显得矛盾重重。1926年8月25日北伐途中作五律《过泪罗江感怀》：“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泪罗。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在那?”认为楚国有“楚虽三户能亡秦”的实力，他们同仇敌忾，愿意共抗暴秦，收复失地。屈原为何不领导民众抗击秦兵，反而怀石自杀?郭沫若看待屈原自杀的态度上，明显是在不解与质问。经过近十年的研究考证，郭沫若改变了最初感性的思考方式，将屈原置身于“白起破郢”、楚国将亡的大时代背景之中，至1935年1月，他已理解屈原的自杀。屈原的自杀是殉国，并非殉一己之情。他所心怀的依旧是祖国，而不是自己的不遇经历。我当时还不知道屈原何以一定要死的理由。我觉得仅仅是被放逐，仅仅是政治上的失意，一位有为的男子应该还有很多可做的事情，何至于一纳头便去憔悴死!但我现在经过了一番研究，知道了他的死在楚寰王二十一年。那时秦将白起把楚国的郢都破了，取了洞庭、五渚、江南，楚国的君臣逃到了陈城去，几几乎演出了国破家亡的惨状。屈原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才迫不得已而自杀了的。所以屈原的自杀是殉国．不是殉情”①“屈原是一位理智很强的人，而有热爱祖国，从这些来推测，他的自杀必然有更严肃的动机。顷襄王二十一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那时，不仅郢都被破灭了，还失掉了洞庭、五渚、江南。顷襄王君臣朝东北逃难，在陈城勉强维持了下来。故在当年，楚国几乎遭了灭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连受着压迫，一定看到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㈢关于屈原的自杀，郭沫若由不解到理解，可谓是其屈原认识的一大飞跃。但此飞跃并未完全跨越郭沫若心中的那道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使郭沫若论证了屈原“殉国”而死，虽然郭沫若理解屈原的自杀，但他始终是不完全赞同。对于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欢，而独于不喜欢他的自杀。④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深幸有一，不望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184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屈原简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象屈子的自杀，我实在不能赞成，但如陶潜的旷达，我也不敢一味恭维。我觉得他们两位都是把我’看重了一点。把自我看得太重，象屈子则临于自暴自弃，象陶潜则临于自私自利。众人独醒固然有问题，和光同尘叉何尝没有问题?∞屈原是一位儒家思想者，平生一康济为怀，以民生为重，但为什么一定要自沉汨罗，实在是使我不十分理解。大约在这儿还是思想和实践没有十分统一的原故。④关于屈原之死，郭沫若极其重视，但又却是无能为力。他虽然在理论上将屈原置身在白起破郢的时代背景中，将其塑造成一位殉国者，以美化屈原的死，维护屈原形象，赞其为“行己有耻”、“人格过人”，但却又说其“自暴自弃”，这种矛盾态度着实让人费解，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欲自圆其说却不能的印象。他能够自沉是他的“行己有耻”，是他人格过人，不像后世好些文人一遇着威逼便腆颜事仇而歌功颂德。@郭沫若关于屈原卒年的考证已遭致潘啸龙等人的质疑，屈原是否死于白起破郢之时，是否死于殉国难，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总之，郭沫若理论与创作的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郭沫若所认为的“创作和考据不是一条路子”。在不违背屈原整体形象、意义的前提下，在有利于创作的情况下，允许理论与创作上有些许细节的出入。二是郭沫若在屈原研究过程中，出于实用主义需要，为了维护屈原形象，所作出论定或许有违史实，难以自圆其说。第三节郭氏屈原系统与郭氏的多重身份郭沫若集学者、文学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是郭氏屈原系统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一、学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郭沫若证明了屈原所生活的时代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关键期。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屈原所处的时代进行剖析，更是凭借史家的精准眼光，考古学家的坚实根基，使得屈原这一特定历史人物在此特定时代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假使⋯⋯中国由楚人来统一，由屈原思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题画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题画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③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69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的空气一定更浓厚。”秦始皇“创造出了一个短时间的大奴隶制的中心集权社会。⋯⋯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整个又化为了奴隶。”，“秦始皇时代是在是奴隶制的大逆转，他形成了那样一个短时期的中央集权的奴隶社会，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由此可见，楚国争霸是是为了解放人民，是为了将中国带向一条康庄大道之上，它遵循了历史发展规律，因此是进步的、正义的。而秦国则为了压迫人民、壮大奴隶主势力，巩固奴隶制度。这在奴隶制度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关键期，明显是倒退的、非正义的，“中国的历史上或许也可以免掉赢政和项羽那两个不学无术的狂人所演出的摧毁文化、活埋民众的万世不能磨灭的国耻了”①，“使中国两千多年沿着另一条路线走去了”。郭沫若将秦楚争霸实质看成作为正义、前进代表的楚国与作为非正义、落后代表的秦国之间的较量，即正邪之战。作为正义方的屈原，更是本着对时局的清醒的认识，作为伟大的革命领袖而摇旗呐喊。实际上，郭沫若对于秦楚征战实质的定性是有缺陷的。“春秋无义战”，秦楚争霸本为奴隶主之间的掠夺战争，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再者，秦统一中国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不能说是退步的。郭沫若过于感性地去定性秦楚争霸，周假设的论证方法来说明楚统一中国后中国会朝着光明道路前行，有失偏颇，是不可取的的。古往今来，很多学者在研究屈原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时代背景，或缺乏系统论证。作为历史学家，郭沫若对时代背景的关注远超一般学者。他通过对屈原时代的定位与对秦楚争霸的定性，为屈原精神及意义的研究打了根基。又凭借在史学界的权威，使得屈原时代就此蒂固。在郭沫若所创造的大的舞台背景之下，屈原依据郭沫若的意志扮演者重要角色。作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学者，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历史方面，实际上，历史研究是作为文学研究的根基而存在，仅为方法而非目标。从屈子生平到作品，再到精神内蕴，郭沫若都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研究，给予其极高评价。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屈原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革命家，他也是作为最早的一批先知感受到这种趋势。他提倡爱民，提倡“仁政”，希望在文化、政治上皆出于优势的楚国能最终统一中国。作为一名学者，郭沫若将屈原塑造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此种观点是在一定的时代①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75页。68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背景下的产物，曾在学界上引起长期、广泛讨论，产生影响深远。二、文学家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研究屈原历时最为长久。自1911年12月作《舟中闻雁哭吴君耦逖》到1977年11月9日，为程十发所作《橘颂图》题四言诗一首，郭沫若的文学家身份贯穿始终。近体诗(其中唱和诗、题画诗占很大比例)、现代诗、诗剧、史剧、对联、乃至历史小说，都渗有屈原形象，歌颂屈原情操。其中以诗剧《湘累》、史剧《屈原》最为著名。前期作品是抒己情怀、自娱自乐，但中后期的文学作品，却不得不说是为了宣传屈原需要。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所写屈原作品与作为学者的郭沫若所写屈原作品相比，最大不同便是受众。由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受众的下移扩大了屈原的接受面与影响力。与略显枯燥的学术论文相比，普通民众更倾向于喜闻乐见的话剧形式。话剧以其易于和现实斗争相结合、能直接与群众交流、寓教于乐的优点，成为了宣传屈原的最有利的艺术形式，《屈原》演出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盛大场面。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在屈原研究过程中所做贡献最大、最为引人注目。屈原的精神，就是在《雷电颂》的动人心魄之伟力中流传，得到了国内民众之颂扬，激起其义愦。三、政治家与近代其他学者不同，郭沫若深受国家领导人赏识，多次担任重要的政治职务。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曰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在对内、对外事务中皆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谓荣耀之至。郭沫若的政治身份使人联想到屈原任怀王左徒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亦是对内对外两种职责。郭沫若与屈原政治经历的相似与政治身份的认同，使得郭对屈的政治心理研究胜其他学者一筹。他认为：“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不可否认，郭沫若与屈原经历存有错差，这种经历的错差必定导致认识的错差。郭沫若早期漂泊日本，去国远家的经历与屈原后期流亡经历相似；郭沫若后期的政治得志与屈原早期的“曾信”相似。对于处在政治上升期的后期的郭沫若来说，他已无法体会后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期屈原的情感，只是以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审视。他满怀热忱亢奋，从政治视角观照屈原的斗争与反抗，而忽视了屈原内心的忧愤怨怼。作为政治家的郭沫若，与屈原产生了隔阂。作为政治家的郭沫若，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政治是第一位的，文学是第二位的；政治是目的，文学是手段，于是他宣扬“文学的本质是斗争”、“文学的本质是宣传”。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更是不惜改变屈原本来面目，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将屈原塑造成“典型”、塑造成“偶像”，凭借屈原身上的爱国情感、抗争精神、望统理想，借助文化的力量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郭氏屈原是政治家郭沫若之子，或者说郭氏屈原是政治的产物，必定带有政治因素。作为政治家的郭沫若，更是凭借着其在政治上的影u向力，有机会接触国家领导人，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周恩来对《屈原》创作、演出人员的选择、演出动态的关注可见一斑。郭沫若凭其政治身份及国家领导人的帮助，最终扩大了郭氏屈原在全国的影响力。通过反复的宣传，郭氏屈原最终在一段时期内在学界直至民间，都掌握了话语权。郭氏屈原深入人心。外交家身份则促使了郭氏屈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郭沫若在与国内学者交流之际，也保持者同国外学者的密切联系，其中以苏联学者费德林最为突出。话剧《屈原》在中国的成功上演，促使费德林对屈原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激励其将这部史剧翻译成俄文，传到苏联。为帮助费德林解决译述上的问题，1946年6月，屈原把《橘颂》、《礼魂》翻译成白话。《屈原》的俄文翻译直到1949年才完成，郭沫若于1950年作《序史剧<屈原>的俄文译本》。其后，屈原在苏联上演。在郭沫若的帮助下，费德林陆续将屈原作品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屈原为广大的苏联人民所熟知。费德林回忆在重庆的学习中言到：“困难时期的重庆有大批中国学者，如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侯外庐、剪伯赞以及许多其他人。正是他们成了我的老师和被咨询的专家。杰出学者、作家郭沫若，见解精辟、学识渊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当时，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方面还没有谁比郭沫若更权威。”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于1949年10月成立，郭沫若担任主席。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德国的柏林召开会议，郭沫若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①转引自《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4期《费德林谈他与郭沫若的屈原研究》。70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副主席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多次出席重大国际会议，与苏联、朝鲜、德国、曰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联系密切，为维护中国乃至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郭沫若还担任中国文联主席这一要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郭沫若他集中于屈子作品的整理与翻译，意在将其人及其作品推出国门，走向世界。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会议中的历史上的该年“当年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因为那一年正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也是其他三位文人逝世的“大年”。)毋庸置疑，屈原成功当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郭沫若乃第一功臣。若无他潜心的创作研究、积极的奔走呼号，屈原绝对不可能入选。自此以后，国际上掀起了上演《屈原》的高潮，屈原精神已被世界人民所熟知、接纳。总之，郭沫若正是凭借着对多个领域的涉足、多重身份的协调转换，一步步补充完善郭氏屈原系统，最终创造出一个历时半个多世纪、贯通学者民众、勾连中外的宏大系统。这一系统一度牢不可摧，控制了屈原研究的话语权。近代屈原研究自郭沫若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四节郭氏屈原系统与郭氏发展屈原精神、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标郭氏屈原系统以发现、发展屈原精神，扩大屈原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力为目标。早在1911年郭沫若就发现屈原“察察洁行还自爱”的精神品质。到《湘累》创作时，他将屈原发展为一个渴望自由、崇尚创造的诗人。1932在《金文从考》以屈子身上所蕴涵的“坚贞”自励。到了抗战期间，他将屈原的忠君爱国发展为爱国爱民，将屈原发展为爱国主义诗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革命诗人。抗战期间，屈原是坚贞不屈，勇于与恶势力斗士；是反对分裂、团结对外的战士，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渴望民富国强的志士；是对青年谆谆教导的革命导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人民诗人。解放战争期间，郭沫若以为屈原假使生活中今天，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郭沫若以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美帝国主71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义、蒋介石集团必定会覆灭。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将屈原推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肯定屈原在人类文化与和平事业中所做的巨大贡献。郭沫若根据时代需求，在理论与创作上都不断发展屈原精神，扩大屈原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最终实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标。“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作多为表达自我、抒发个性、强调创造之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思想发生了急剧转变，由宣扬个性发展为牺牲个性：“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和自由!”㈤此种思想上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其文艺思想及文学创作上，而文艺思想则更直白地将这种变化表现出来。一、“艺术无所谓目的”1921年，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说道，好的诗应该是“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是“生的颤动，灵的喊叫”，是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这种情感不应带有任何杂质，强调诗歌的“真”。当内心澎湃的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自然流露”不吐不快。因此，他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在强调诗歌的“真”之外，郭沫若还强调了诗歌的超功利性。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在某个阶段表现出一种矛盾性。1924年5在上海大学所作的演讲《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中，他认为艺术的精神是“无我”。“艺术的精神，都以无私无我为一切生活的基本”。“文艺也如春曰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所以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但是之后他又说明艺术有两大使命：“艺术有此两种伟大的使命一一统一人类的感情和提高个人的精神，使生活美化。”∞⋯⋯“我们知道艺术有统一群众的感情使趋向于同一目标能力⋯⋯我觉得要挽救我们中国，艺术运动是不可少的事情。”郭沫若一方面认为艺术是无功利的，一方面又强调艺术有着自己的使命，这明显是前后矛盾的说法。超功利性的文学观，是少不经事的郭沫若在学生阶段所提出的观念，一定程①茅盾《关于创作》，北斗，1931年9月创刊号。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艺术家的觉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④同上，第204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度上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所以当郭沫若渐渐接触社会，目睹中国所遭受的种种磨难，特别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向来拥有深沉爱国理想的郭沫若，其思想也必定会发生转变，那么此种不成熟的文艺观点也会发生变化。可以说，这篇文章是郭沫若文学观的过渡期，是其从无功利向社会功利性转变的重要时期。二、“艺术的功利性”1924年9月《艺术家与革命家》中，郭沫若认为艺术家与革命家可以兼并“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①这是郭沫若革命文艺的起点。“艺术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是真正的艺术必然发挥艺术的功能0但假使作家纯全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所发挥的功利性恐有限。”“我不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但我对艺术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有所抵触的。”@这也是郭沫若自艺术无所谓目的之后，所提出的“艺术是具有功利性的”。仅仅几个月，郭沫若的文艺理论观点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我们可以想出郭沫若在此阶段，其思想、经历的复杂性。1958年郭沫若在回忆早期文艺思想时道：“三十多、四十多年前的我，是在半觉醒状态，马克思、列宁的存在是知道了，对于共产主义是有憧憬的，但只感觉着一点气息。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因而，有些话说得好像不错，而有些话却又十分糊涂。”固说的便是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这一段比较“糊涂”的过程，是郭沫若文艺观点渐渐成熟的过程，是其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的过程。三、革命的文艺1924年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第一次系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其思想发生了巨大革命“成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开始萌生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憧憬与追求。而这一阶段，郭沫若开始深入社会，与水平线下的人民接触。“我从前是个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问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艺术家与革命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226——227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文艺论集·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73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共同作用之下，郭沫若的文艺观点渐趋成熟，有了明显的改变。“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入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和自由!”①郭沫若开始走牺牲个性与自由，为大众请命的文学道路。在《孤鸿——成仿吾的一封信》他将文艺分为今日文艺与明日文艺两种：“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这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圆明日的文艺是“超脱时代性和局部性的文艺”“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郭沫若将之前的文艺观归为“明目的文艺”，是暂时不可能实现的。其要做的，就是实现今日文艺。1926年三四月间的《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作品，已经高举“革命文艺”大旗开始摇旗呐喊。文艺成了革命的先驱，在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抗战期间，郭沫若的革命文艺观点越来越突出，根据时代要求，他一步步远离最初的文艺观息I--，甚至强调文艺的政治性为第一位，文艺的本质是斗争、是宣传。1943年，他在《文艺的本质》提出“文艺的本质是斗争”1946年在《文艺工作展望》中，他说：“文艺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郭沫若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性，而忽视了艺术性。这是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特定的文艺思想。四、人民的文艺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到解放战争初期，独立、和平、民主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在解放战争初期，民心的向背决定了战争的成败。郭沫若此时的文艺观更加强调人民的地位，注重民权与民主。在《文艺与民主》中他认为，“文艺生命是植根在民众里面；文艺脱离了民众，它便要失掉它的生命。”他以屈原赋予宋玉赋对比，认为“屈原的辞赋高于宋玉之流，而宋玉直流复高于汉以后的一切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文艺论集·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孤鸿——成仿吾的一封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革命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文艺工作展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74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所谓“骚体”文字。这不单是个人才气的问题，而主要原因仍在人民大众的距离的远近上。屈原凭着他对人民艰苦的无限同情与对上层丑恶的极端愤怒，而采用了民间歌谣体，以尽诅咒丑恶的能事。这是他之所以能够振动万千心灵，凌轹百代作者的地方”①除此之外，郭沫若还作有《沸羹集·序不朽的人民》、《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向人民大众学习》、《人民的文艺》等作品，认为只有以人民利益为本位的文艺，才能永远不朽。解放战争期间，郭沫若作《文艺工作展望》、《走向人民文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等作品，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就内容上说来，总的目标是在争取民主。”这实际上解放战争期间民主、独立在文艺界上的呼声。通过对郭沫若文艺思想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自1924年9月郭沫若强调文艺的功利性之后，这种“功利性”特点愈演愈烈，郭沫若紧随时代脚步，顺应时代需求，站在政治的角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同的文艺观点。个人主义渐渐消失，甚至成为批评的对象。集体主义、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观点最终占先。总之，其文艺观点的立足点是政治时代的需求，文艺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郭沫若的作品中，“我”的成分已然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党的要求、群众的呼声。郭沫若是位天才型作家，对知识的接受能力非常强。诸多优秀著作一旦与接受能力强、善于思考借鉴的郭沫若相接触，便会在他思想上留下或明或暗的迹象。郭沫若文艺思想构成复杂，既有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又受西方文艺理论家影响。古今中外诸多文艺思想在郭沫若脑中回荡。郭沫若首先是为政治家，然后才是文人。他有着坚定的爱国信念、有着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观念，有着儒家“明哲保身”、“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有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晚年他所作的一些歌功颂德之诗，正是服务政治、领袖崇拜、明哲保身观念的产物。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作为一名政治家、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对自己的信仰充满着热忱与执着。他自觉地将政治与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联系起来，以至于其诗歌、戏剧、文艺论著等作品都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政治色彩。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灌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强调了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他称屈原为作“南国的圣人”、“楚国的柱石”、将其塑造为“革命诗人”“民族诗人”、①《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文艺与民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四章郭氏屈原系统与屈原形象的奠定“人民诗人”、“爱国诗人”。其屈原有明确的现实目的，而且呈现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若在文学创作上如此塑造屈原无可厚非，因为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可以带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但是学术研究需要做到理性客观求是，不能掺杂功利性目的刻意去迎合时代需求。陈寅恪说过：“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为此是大事。”①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可以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作为，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或多或少沾染上政治主张。在探讨郭氏对屈子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到这一点。综上所述，屈原怀才不遇，郁郁而终的经历与郭沫若存在着错差，中后期的郭沫若早与屈原产生了精神隔阂。郭沫若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认为文艺应当为政治服务，提倡为了集体而牺牲个人利益与自由。故其屈原研究，已经脱离了诗人本心，代表了大众的呼声。郭沫若身份的多样性既有利于创造完整的郭氏屈原系统，但其“不专”的学者身份又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原本的屈原。郭沫若晚年“雄鸡”、“党喇叭”形象看似与郭氏屈原形象背离，实际上又都是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产物。郭氏屈原系统庞大而复杂，是个人才性与时代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研究屈原接受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肯定郭沫若在屈原接受链条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要细心剥离出屈原的原本形象，努力接近真实的屈原，把握屈骚精神之本义。①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111页。76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第一节屈原“箭垛式”形象的登峰造极意大利哲学家安伯托·艾柯在《开放的作品》中肯定本文的开放性，允许有多种解读：“一件艺术作品，其形式是完成了的，在它的完整的、经过周密考虑的组织形式上是封闭的，尽管这样，它同时又是开放的，是可能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解释的，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不可能没有替代变换。”@但同时强调，对本文的解读，不可能没有任何限制和制约：阅读原文的读者知道，每一句话，每一个形象都是开放的，都有需要读者自己去挖掘的多重意义：而且读者将会根据自己的不同心情选择他认为最简便的钥匙去挖掘，他将以他想要的意义来使用作品(使作品以某种方式再生，使作品变得与他以前阅读时所显示的样子有所不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开放性”并不意味着交流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形式，并不意味着欣赏的完全自由：这里只有一定的欣赏可能，这是预先严格确定的、严格限定的自由，以便使读者的理解反映永远不摆脱作者的控制。㈢在研究某一人或者某一文本的过程中，不可过分强调“诠释者的权利”而忽视被研究对象的本义。不难看出，郭沫若在进行原研究时，出于政治、时代需要，在对屈原形象论述时，难免刻意夸大其社会性，而忽视了屈原个人价值。若把郭氏屈原接受置入接受史链条下加以观照，郭氏的屈原形象是从汉至郭沫若时代屈原“箭垛氏”形象的登峰造极的呈现。一、郭沫若之前的屈原接受史研究作为为中国诗歌源头处的标杆性人物，屈原其人其作品皆金相玉质，广为探讨。距屈原逝世已近四十甲子，对屈骚精神的审视与解读依旧波骇云属，俨然成为治骚肯綮。对屈原的认识虽存在一定的客观标准，但由于研究主体易受诸多因素(如历史、民族、地域、阶级、个人经历等)影响，历代学者对对屈原的解读①安伯托·艾柯著，刘儒庭译《开放的作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②同上，第6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莫衷一是，甚至有霄壤之别。幸运的是，屈原之作自诞生后很快便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1977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离骚》、《涉江》残简，墓主人为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即公元前前165年)可见至晚在汉文帝时屈原作品就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喜爱推崇。《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曰食时上。”∞由此可见汉初，自统治者到地方诸侯，屈原作品都受到极大重视。刘向编辑《楚辞》十六卷，利于《离骚》的经典化。王逸《楚辞章句》则首次将《离骚》置于“经”的行列，将屈原《离骚》与儒家经典比列，以示尊崇与仰慕。上层阶级的重视与及时编纂奉为经典，极大减少了文本的流动性，避免了改动、删削、重写而导致文本面目全非的悲剧。不幸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实难以取材、验证，甚至连其确切生平、文篇多少都只能旁搜远绍、赖于考证一一但幸有文献可考。从相关史料，我们能了解屈子所处的大的时代背景，有“知人论世”的可能；从屈原作品中，我们可了解屈子性格、经历，进而了解其为人。精神的孤独者是屈原最初走进他人文学作品的形象，贾谊开此先河。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借屈原摅己“逢时不祥”、“国其莫我知兮”的不遇之叹。《楚辞》中的非屈作品，内容多与伤悯、追怀屈原有关。盖文人失意之际，情与屈子想通，极易产生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感。至淮南王刘安受诏作《离骚传》则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将屈子视为高洁人格之士，极力推崇其“志洁”、“行廉”，可“与日月争光”之志。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则不仅仅是对其孤独的哀愍，高洁的肯定，更将其视为正直忠君之臣。宋代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之国势，使宋文人产生与屈原的契合感，屈骚精神内涵进一步发展。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在理论上确定了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楚辞集注》中说：“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这是楚辞学第一次以“忠君爱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5页。78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国”来评价屈原，至此以后，屈原便与“忠君爱国”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内涵亦符合维护封建统治的题中之义，封建君主的鼓励与倡导，封建学者的反复描摹，民间艺人的传唱、普通百姓的口耳相传，屈原这一精神内涵逐渐进推广，屈原成了忠君爱国的化身，宛若一座忠君爱国的丰碑巍然屹立。直至封建社会退出中国舞台，皇权与君王不复存在，部分知识分子便舍去“忠君”而只取“爱国”之义。屈原在明清之际披上了一层“孝”的外衣。明末李陈玉在《楚辞笺注序》中，道“屈子千古奇才，加以纯忠至孝之言，出于性情者，非寻常可及。”清初刘献延在其《离骚经讲录》里说：“屈原既为楚国之宗臣，则国事即其家事，尽心于君即是尽心于父。故忠孝无二致。”如此以来，屈原俨然成了至忠至孝的代表。二、郭沫若同时代人对屈原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胡适等人都对屈骚精神、屈原形象进行了新的探讨与解读。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屈原研究》的讲演，在谈到屈原的精神时，梁启超说道：“他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探讨了屈原之高洁与社会之恶乱的关系，认为屈原悲剧发生的原因是其“精神洁癖”，对于祖国之情感，只是稍稍带过：“对于社会的同情心既如此其富，同情心刺戟最烈者，当然是祖国，所以放逐不归，是他最难过的一件事。”粱启超在此文中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屈原悲剧的成因。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中，鲁迅对屈原《离骚》给予了极其高的评价：“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①。然而鲁迅眼中的屈原，并非完美无瑕。其早年文学论著《坟·摩罗诗力说》(1907年所写)评价《离骚》道：“然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审视屈原作品，以为其中缺乏反抗与挑战旧制度的力量，未能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终致“孤伟自死，社会依然”的困境。这一观点摆脱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肯定“利益在反抗，旨归在动作”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的民主革命诗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鲁迅既看到了屈原作品中“怨”成分，“放言无诞，为前人所不敢言”的进步性，也看到其局限性，最终屈原作为是一个不改革的消极诗人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1933年，鲁迅已经完成了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改变，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屈原，将屈原视为统治阶级的奴才。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论《红楼梦》中的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时，说道：“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一九三五年，他在《从帮忙到扯谈》一文中，更明确指出：《离骚》“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对屈原思想局限性的揭示，和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及思潮有机结合，既是对国民劣根性中奴性的揭露，也是对当时“帮忙文学”、“帮闲文学”复古逆流的嘲讽。胡适在《读楚辞》中判定屈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个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①自从八十年代关于“屈原否定论”讨论以来，胡适此文受到了很大关注，但多是批其否定不当。否定屈原的存在固有失偏颇，但批评汉儒以经解骚、视屈原为世代累积的“箭垛”，确值深思。汤炳正道：“逮至‘五四运动’，清算封建文化之风大起．胡适诸人又把辩伪工作推向新高潮。如果说，廖季平否定屈原的存在，只是晚清以来经今文学派的一个发展，那么，胡适否定屈原的存在，则更带有‘五四’疑古思潮的新特征。罾“疑古”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只有经过不断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过程，学术才曲折前进、不断发展。将屈原看为“箭垛式”的人物，可谓屈原研究过程中一振聋发聩的观点，促进了新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的丛生。与郭沫若几乎同时的游国恩评价屈原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他心中，有力量的人是国君，因而他把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这①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页。②汤炳正：《现代楚辞批评史》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80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是历史限制了他的认识”①“重视法治”“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爱国热情，也充满了战斗性”“屈原虽然出身封建贵族，但他反抗强敌，始终同妥协投降的卖国分子作不断的斗争，他的政策和言论，无疑是符合于楚国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我们就有理由称赞他为爱国诗人，就有理由来表扬他。”罾1953年，屈原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国内掀起过屈原研究的高潮。但往往偏于义理而好发空论，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重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而忽略了作为文学的本体研究。1974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此其理论观点是法家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而儒家是倒退的。政治的热浪速度掀起文学的浪潮，屈原在这一运动中又被带上了“法家”的桂冠。1974年到1975年，学者撰写大量论文论争屈原的法家思想：其中代表作品有邓德佑《屈原不是儒家》@经本植《屈原诗中的尊法反儒思想》@、戴志钧《论屈原的法家革新思想》@李定凯《屈原诗歌中的法家思想》@等论文，无视屈原的儒家美政理想一味将其往法家上靠拢，屈原成了一个锐意改革、革新政治的法家诗人。在文人的解读中，屈原的形象曰益丰满起来。到了郭沫若，其解读更是达到了难以复加地步。是在“真实的屈原”之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掺杂了过多主观情感、社会意识形态的色彩。三、后郭沫若时代的屈原研究精神孤独、人格高洁、正直独醒、忠君爱国，至忠至孝，消极改革，爱国爱民、民族诗人、“箭垛”人物、文学“弄臣”、法家诗人⋯⋯屈原形象不断变化改进，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面貌。郭沫若之后，学者对屈原的解读并未终结。汤漳平《历代楚辞研究概述》对建国以来楚辞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了描述，认为其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之趋势。“中间低”指文革十年。“两头高”指1953年的高潮与80年代以后的高潮。前次高潮是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而举行隆重纪念活动掀起的，而80年代以后的高潮是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学术研究也得到良好的环境，从而由学术界自发形成的。80年代以后，①游国恩：《屈原》，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2页。②同上，第6页。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④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4年第1期。⑤文史哲．1975年第3)期。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75年第3期。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引发了一系列争鸣，人们试图打破权威、重新认识与思考屈原，对屈原思想的认识渐渐从单一性走向多元化，从平面走向立体。不难看出，对屈原精神的解读主要是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进行的。对屈原个人价值的解读看似不同实则相仿，而对屈原社会价值的解读却是千差万别，大相径庭。个人价值的解读必须牢牢栓系在屈原原型之上，在作品中为我们展现出来的屈原是清晰的，他的内质是从文本中可以看到、感受到的。屈原始终是一个精神高洁、不与世流、嫉恶如仇、正直独醒之人。纵然对其个人价值的看法有所不同，并且旗帜鲜明地分为褒屈、非屈两派，但其基础是对屈原的准确认识。为什么屈原的社会价值存在这样大的差异?我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容易被利用。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看上去是一体的密不可分的，实际上却是浮游于自我价值之上的，极有张力、极其暧昧。作为物理人的屈原一旦不复存在，其社会价值便成了无根之草，成了游魂，一旦被抓住，很容易“借尸还魂”。二是有利用的价值。屈原这样一位标杆性的伟大人物，其价值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一旦将其社会价值衍义开来为我所用，必影响巨大。若某个朝代的统治者以其为模范，其影响甚至可以超越一个时代。屈子究竟有几个?除去那个真正的血肉之躯的屈子(当然他早已不复存在)，还有一个屈原，他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参与创作的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编者、笺注者)，他极“丰满”(包含了最多主观投射、意识形态，被赋予最多概念)又极暧昧模糊。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屈原，他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普遍接受之外的一种存在，是被忽视、被压抑的屈原。这种忽视与压抑，或许是有意识的排斥，或许是无意识地遗忘。我们不可将两种屈原简单相加合二为一，以为这便是屈子的最终“定本”，是真正的屈原。实际上，这两种屈原都只是屈原的“可能”，或者称之“可能的屈原”。屈原已逝，我们无法彻底了解他(即使他还活着，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甚至他自己也不能彻底读懂自己)，但我们纵不可以此种“不可知论”的消极态度来对对待前人及前人文化，而须通过种种“可能的屈原”的析理，更近距离接触他，尽量看清“真正的屈原”。传统意义上的个“真正的屈原”，仅是屈原众多形象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他太片面，太缺乏时代性，因此就很难发生效力。就像一尊素色雕像，后人你一笔我一笔点染自己喜爱的色彩，到后来，屈子依旧是屈子，但纯粹本面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早已不复存在。那个“真正的屈原”在在浓厚的油彩下被压抑和隐藏，在一系列过度阐释中被利用。我们能做的，不是再涂上自己喜爱的颜色，而是能撇开浮沉，洗净铅华，还原一个真实的屈子。屈原形象在历史进程中从未被打倒过，甚至在文革时期孔子、陶渊明等著名文人都被批判、屈原却依旧立于不败之地。其主要原因除了屈原的爱国得到全民认同之外，还因为屈原的矛盾导致其精神内蕴的复杂难解，众口难以统一。在其根深蒂固正面形象之下，想抹去其价值是很难的。但想夸大他却是比较容易的。第二节郭氏屈原接受的影响郭沫若的理论与创作的结合，各种身份的共同作用，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庞大的郭氏屈原系统。此系统使得屈原成为全民讨论、雅俗共赏之人；使得郭沫若在特定年代将屈原身上所暗含的精神发挥地淋漓尽致，屈原作为一个诗人、一个爱国者、有一个文化符号、一张民族精神的名片，在国内外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使得屈原地位有了空前提高，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民讨论，雅俗共赏屈原“文约”、“辞微”、“志洁”、“行廉”等美好特质为后世文人所推崇，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经历，更是引起了广大失意文人的精神共鸣。故自贾谊《吊屈原赋》起，汉代掀起了愍屈、悼屈的高潮，对屈原怀才不遇的同情与自伤，对屈原愤世嫉俗、不与世流或推崇或反对的不同态度。此后屈原研究从未间断，屈原活跃于文人案台之上，但多为伤悯对象。与此同时，屈原在民间也受到推崇纪念。南朝粱时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泪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Ⅲ端午节举行与屈原有关的活动最早出现在汉代，至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明确文献记载，吃粽子、赛龙舟与屈原有关。屈原作为一名眷恋故国，忠心耿耿的贤臣，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尊重，故每逢端午，民间都会举行大规模的活动以纪念屈原。明清之际也出现了尤侗的《读离骚》，郑瑜的《泪罗江》，张坚的《怀沙记》等屈原戏，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普通民众对屈原的认识，但这些戏曲也多是失意文士对自身苦闷的抒发，未能达到真正的雅俗共赏。①转引自游修龄《龙舟·端午节和屈原》，《寻根》2001年第3期。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总之，对于屈原的认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与民间俗文化几乎是两条互相平行的线，虽同时进行，却鲜有交集。知识分子沉浸在自伤自叹之中，多作案头文学抒发己怀，脱离人民大众。较为贴近民众的戏剧也难免此弊。即使到了近代，屈原研究与讨论狂潮迭起，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研究讨论主要在学界中进行，为精英阶层特享，普通民众很难涉足。及至郭沫若，情形则有显著改变。其关于屈原的作品按通俗化程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学术研究，无一定学术素养的人较难理解。二是类学术研究，“文不甚深”，比如《“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题画记》等作品，稍微了解些文学常识的人都可以看懂。三是纯粹的民间俗文学作品，极其通俗的文字，目不识丁之人看了、听了都可以明白，这类作品以郭沫若关于屈原的几次演讲(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考》；重庆大学嘉陵文艺社的演讲《屈原的悲哀》等)及话剧《屈原》。郭沫若关于屈原的三类作品中，除了纯学术研究和近体诗一般民众难以接受之外，其他作品却极其浅显。他将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综合起来，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学者与普通民众皆可畅游其中，无拘无束。在此种模式之下，屈原的两大受众有了交流沟通的桥梁。从之前的平行发展，各不相涉到现今的共同接受、相辅相成；从之前的各怀一心到大现今的思想统一，屈原的受众前所未有地团结了起来，对屈原有了最统一最一致地认识，屈原的影响力在中华大地上瞬间扩大起来，全民共谈屈原。二、诗人身份的高度认同——“诗人节"端午节是唯一以纪念人物为主题的中国传统节日。民间以端午纪念屈原，是因为其正直坚贞、忠君爱国的美好品质得到民众认同：其惨遭迫害、自沉泪罗的不幸经历得到民众的悯惜。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是对其“诗人”身份的最大认同。1941年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诗歌晚会的负责人高兰、光未然、减云远、方殷、李嘉、陈纪澄、减克家七人倡议把民间纪念诗人屈原的农历五月初五定为“诗人节”。这一倡议得到郭沫若、老舍等人的支持和赞助，并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接受。本年农历五月初五于重庆召开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高兰在《回忆第一届诗人节》中讲述了诗人节的来历及意义：“诗人节是在一九四一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年，即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是与反动派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年代里诞生的。”。“为了更有力地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动员大家坚决抗战到底，我们认为应当倡导确定中国诗人节，而诗人节日最好定在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沉泪罗江的日子，这在当时，对倡导爱国主义、反对投降妥协有其特殊意义。”@。可以说，诗人节是抗战的产物，是为了动员发挥大家的抗战热情，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在会上，于右任说及今年诗人节和五卅同日，正应了是“诗的内容是要反抗侵略，阐明真理，诗人也就该是战士啊。”，显示出对文人的期许。郭沫若虽非最初的提倡者，但他在发扬诗人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支持诗人节，并在第一届诗人节中报告屈原生平，光未然和高兰分诵郭沫若先生的《离骚》译文。尤其是前期对屈原的研究和宣传，使得众多文人认识到屈原身上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热情、坚持抗战绝不妥协的精神。若无郭沫若的研究，这些人未必能有此认识；‘若无郭沫若的支持和赞助，诗人节未必能成立。但是诗人节只在少数文人圈中祭奠，带有文学家和上流文士的雅集的性质，在民众间影响并不大。1944年孙次舟关于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论争，更是引发了一场关于屈原及诗人节的论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已几乎销声匿迹。诗人节是少数文人在抗战期间自发产生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虽然最后无疾而终，但终究显示了在一段时期内，屈原身份之崇高，精神之伟大。屈原身份众多：他是诗人，政治家，也是一个失意者，“诗人节”最终取其“诗人”身份作为标签加以宣传。历史上诗人很多，“诗人节”最终选择了屈原来纪念。可以说，此节目淡化了屈原的其他身份，也淡化了历史长河中其他诗人的地位。屈原成了诗人的化身和代言人，在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熠熠生辉。将屈原去世之日作为“诗人节”加以纪念，是对屈原诗人身份的最大肯定与认同。一旦屈原作为标签的“诗人”身份得到全民认同，则屈原的政治身份、精神内蕴等内容会再次强化，屈原这一典型人物的地位会再次得到巩固。三、世界影响力的空前扩大——“四大文化名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将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①高兰《回忆第一届诗人节》，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在古代中国就已经流传于日本、朝鲜半岛。近现代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开始欧美流传，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作品，《楚辞》自然也在此行列中。此种交流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过程。但这种交流仅限于个别外国文人，范围比较狭窄。1953年当屈原入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后，屈原就不仅是作为文化交流沟通工具，其蕴含的热爱祖国、渴望和平统一、不屈不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在国际政治、文化交流中，屈原正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即中华民族精神的名片。1953年12月30曰，为了介绍世界四位文化名人，配合这次纪念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一套《世界文化名人》纪念邮票。以雕刻版方式印刷，一套四枚，中国诗人屈原发行量800万枚，其他均400万枚。屈原形象以纪念邮票形式在中外传播。195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送别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吟诵屈原《九歌》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表达对这位异国政治家的友好之情。1972年9月，中曰邦交正常化建立时期，毛主席把自己珍爱的仿刻宋版《楚辞集注》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1952年到1960年期间，史剧《屈原》在前苏联、罗马尼亚、芬兰、日本等世界各地公演。促进了中外各国人民的了解和交往，增加了各国间友谊。屈原入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使其身份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内、国外、国际交流中皆有重要意义。确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以“文化”为突破口，莫定了屈原的政治地位。对于中国政治地位、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皆有重要作用。不仅为国人所接受，也为世幂人民所接受。屈原身上所蕴含的不畏强暴、抗争到底，渴望统一的精神呢内涵，影响和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四、对文学史教材的影响郭沫若的屈原接受与研究，不仅在当时社会起了振聋发聩之作用，提高了屈原在国内、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在当今社会中，其理论观点也依旧深受重视。现今高校中流传较为广泛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中给屈原的定性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其屈原研究同郭沫若类似，都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注重屈原的爱国性和人民性，他认为“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开始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以他创作的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对我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上有着崇高的地位。”①这本文学史关于屈原生年采用郭说，卒年采用游国恩之说。“屈原约出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前277年。游国恩在《屈原作品介绍》“⋯⋯就篇中叙及郢都破灭的话看来(‘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所芜’)，证明《哀郢》必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纪元前278午)，据《史记·楚世家》，这年秦将白起破郢都，楚顷襄王兵散，退保于陈城。《哀郢》不但有久放之感，而且又破国之忧，故文辞特别凄怆。”罾《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中以为《哀郢》写屈子放逐之情，“东迂”非郢都“东北保于陈城”而是屈原讲述自己被放逐东迂迄于陵阳的过程。“盖顷襄之二十二年，秦复拔楚黔中，(亦见《楚世家》与《六国表》)，适当其栖息之地，故又下沅水而又入于湘潮。《怀沙》一篇，即纪此行以向长沙之路。⋯⋯是时楚日以削，屈子不忍亲见亡国之祸，又冀以死悟其君，故遂赴泪罗之渊而自沉焉。”@屈原自杀并非在白起破郢时，而是在次年秦拔楚黔中之时。游国恩以为《哀郢》作于白起破郢时，却不认同“东迁”是“迁陈”，而是屈原被放逐，东迁迄于凌阳。他未曾目睹“白起破郢”之惨状，仅是耳闻“而其作此篇时，已闻白起破郢”。@直到次年亲自经历秦拔黔中，才沉江而死。此说将“怨而望归”与“杀身殉国”两种说法进行协调，意欲“合则双美”，既解决《哀郢》“冀壹返之何时”思想，又可将屈原塑造为“殉国者”，但不免有些牵强。在《中国文学史》中，游国恩对此观点有所保留，他采用传统说法来解释屈原之死，而未提及“白起破郢”之事：“诗人在长期流放中忧心国事，没有一刻忘了回去。他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抒发忧愤的感情，并揭露、指斥群小违法乱纪、壅君误国之罪，乃自投泪罗江而死。”@章培恒在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将屈原生卒年为：约前340一约前277。生年完全是采用郭沫若说法，而卒年与郭沫若说法也类似：“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在这一年或其第二①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②转引自章培恒《关于屈原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1年第lO期。③游国恩《学术论文集·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5页。④游国恩《学术论文集·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页。⑤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年，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泪罗江。”∞章培恒并未说清底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关于屈原生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从浦江清之说“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99)正月十四日。”，在文末注释处“另有郭沫若认为屈原生目是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虽然本书未直接采用郭沫若观点，但注释中的说明，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此观点的重要性。但是关于屈原卒年却并未说明，“被顷襄王放逐。终投泪罗而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褚斌杰、谭家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先秦文学史》，在讲述屈原部分之时，也借用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成果。将屈原生年定为公元前340年，采用的便是郭沫若说。而其卒年，虽未直接谈到郭沫若观点，但却与郭沫若不谋而合：“就在屈原渡湘水到达泪罗附近，时当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率大军打进了楚国，拔郢都，烧楚王先王陵墓。这一重大事变，使诗人屈原感到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他不忍见自己祖国为秦所灭，不忍见自己的家乡父老遭亡国之难，为了殉于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至死不离祖国的决心，大约于次午，即顷襄王二十二年，投泪罗江自杀了。”㈤并且以《怀沙》为屈原绝笔，这与郭沫若观点亦相同。此外，此书在说明《招魂》为屈原所作时，为了证明此观点，在注释中引用了郭沫若的观点：“近世郭沫若、游国恩等人也同意这一说法。”“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所叙的宫延居处之美，饭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够相称的。”’综上所述，中国文学史教材接受和采用了郭沫若屈原关于生卒年、屈原思想、屈原作品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屈原生年的研究，更几乎是被奉为圭臬，难以撼动。《中国文学史》作为高校教材，其接受对象为在校的大学或大专以古代文学为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渐由业余走向专业的一群人，是学界的继承者与接班人。但由于他们刚由高中走进高校，对一些文学问题尚且模糊，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系统。教材的编写至关重要，必须要遵循基础性、发展性、权威性等原则。高校教材所持有的观点，个性色彩淡化，取之的是学界所普遍认同的观点，以防学生在刚接触文学史时知识构成、思想倾向发生偏颇。郭沫若屈原研究在高校教①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②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88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第五章接受史链条下郭氏屈原接受及影响材上有所体现，更是反映了其观点的权威性。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结语“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郭沫若的屈原情结根深蒂固，老而弥坚。少年时代他读屈原，同情屈原，追慕屈原；青年时代，他写屈原，自比屈原；中年时代，他研究屈原、歌颂屈原、宣传屈原。老年时代，他依旧念念不忘屈原。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阅历的增加，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将个人的屈原情结转化为集体话语，放弃个性主义而转向集体主义。进而一步步完善，建立了独具特色的郭氏屈原系统。郭氏屈原研究以爱国主义为内核，以发展屈原精神、扩大屈原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为途径，以服务现实为目标。内容广博、各要素相互关联。此系统在近现代楚辞研究史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宣传中国文化、维护世界和平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学者、文学家、政治家，郭沫若理论与创作互动，多重身份共同作用，塑造了极具特色的屈原形象，扩大了屈原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郭氏屈原作为创造诗人、爱国主义诗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革命诗人、青年导师形象出现在国内外民众面前。在历代屈原接受史链条中，郭氏屈原可谓登峰造极、独树一帜。郭氏屈原系统成因复杂，影响力也极为重大。屈原及其精神不再仅为学者文人独享，而是全民共讨，雅俗共赏；屈原诗人身份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同；屈原世界影响力空前扩大；郭沫若的诸多观点为高校教材所吸纳，既反映了其观点的权威性，也可引起学界新兴力量对其屈原研究的关注。郭沫若屈原接受在近现代屈原接受史上意义重大，但到现在，学界还尚未出现系统完善的学术论著。对于郭氏屈原研究之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自知才力浅薄，疏漏众多。虽恐贻笑大方，但也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笔者更希望今后出现更多关于郭氏屈原研究的文章与著作，以补此缺憾。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参考文献1、古籍(一)史部《史记》，司马迂著，裴驷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汉书》班固撰，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二)子部《新序校释》，刘向著，石光瑛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王先慎撰，锺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三)集部《楚辞补注》，洪兴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楚辞集注》，朱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楚辞通释》，王夫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山带阁注楚辞》，蒋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今人论著A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C崔富章总主编：《楚辞学文库》，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楚辞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1957年。G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谷辅林：《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郭沫若：《郭沫若少年诗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参考文献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H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黄侯兴：《郭沫若一“青春型”的诗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黄忠模：《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黄忠模：《中曰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黄忠模：《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洪湛侯主编：《楚辞要籍解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3姜亮夫：《楚辞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蒋天枢《楚辞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L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39卷《屈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鲁迅：《坟》，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N聂石樵：《屈原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聂石樵《楚辞新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P潘啸龙：《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T谭家斌：《屈学问题综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汤炳正：《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汤炳正《楚辞类稿》，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W92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参考文献王德华《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王德华《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锦厚、秦川等选编：《百家论郭沫若》，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魏奕雄：《郭沫若与夫人战友朋友》，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Y阎焕东，《凤凰、女神及其他：郭沫若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游国恩：《屈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Z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周建忠：《楚辞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013年西峡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3、论文谷辅林．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及其剧作中的屈原形象．[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986年第2期．石云．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J]．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罗成琰．郭沫若与屈原人格．[J]．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2期．干树德．郭沫若《屈原研究》的爱国主义内涵．郭沫若学刊．[J]。1996年第1期．魏红珊．郭沫若与屈原研究．郭沫若学刊．[J]．1999年第2期．夏太生、陈建光．郭沫若与屈原研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吴定宇．追慕与疏离一论郭沫若与屈原．[J]．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3期．卜庆华．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中国韵文学刊．[J]．2005年第4期．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参考文献蔡觉敏．在学习中背离——浅论屈原其人其文在魏晋六朝的接受．[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1期．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社会科学战线．[J]．2007年第2期．谭家斌．郭沫若与屈原的不解之缘．[J]．郭沫若学刊．2008年第4期．刘向斌．两汉时期屈原的崇高化与《离骚》经典化历程．[J]．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刘生良．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附录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①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8月，沙俄占领我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领土。1911年，19岁。】2月作《舟中闻雁哭吴君耦逖》，以溺水而死的吴君耦逖比拟屈原：“衡阳归雁至，江头吊故人。英魂游泽国，壮志投江滨。鹤唳悲风夕，猿号泣雨晨。长沙无限恨，痛哭屈灵均”。写挽联“砥柱中流谁得似，屈原沉江，鲁连蹈海，察察洁行还自爱，艰难到死，舍身终是学前人”(收《少年诗稿》)是卑，郭沫若就读于四川省高等分设中学堂。成都学界发生过会请愿风潮，郭沫若被班级推选为出席该会代表之一。4月。广州起义。6月，四川省成立保路同志会。10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武昌起义，成立军政府。各省纷纷响应，反对清政府，宣布独立。11月，清政府被迫取消“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2月，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0岁。春，在家度假期间，自言“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是年，郭沫若考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日寸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3月，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标志着国民党的正式成立。o按：本系年参考龚继民、方仁念所编《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结合《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进行补充完善。95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1913年，21岁。8月，“那时是喜欢骈四俪六的文体的，爱读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子山的《哀江南赋》——那在《离骚》以后的第一首可以感动人的长诗。”(《初出夔门》)是年，郭沫若放弃进天津陆军军官学校的机会，赴日留学，准备考取官费学校。7月，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卖国、暗杀宋教仁，在南京发动“二次革命”，举兵讨袁。10月，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2月，郭沫若考取天津陆军军官学校而不愿就读，与长兄郭橙坞同学张次瑜启程赴日。1914年，22岁。9月，“紧张的日语学习，并未影响其国学嗜好，有时他自言自语，原来是背诵《离骚》章节，对司马迁《史记》的主要人物，能栩栩如生的绘述，其中对屈原行径，寄以无限钦仰，常以此自喻。”(钱潮《回忆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是年，郭沫若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1月，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5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6月，一战爆发。9月，日本入侵我国山东半岛。1920年，28岁。12月27日，作诗剧《湘累》。五四运动引发了郭沫若诗歌创作高潮。《三叶集》出版。1921年，29岁。1月，“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有如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了雄浑的诗，便成了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李杜的歌行，但丁的《神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曲》，弥尔敦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宗白华《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是年6月，创造社成立。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威立。1923年，3l岁。2月，作历史剧《卓文君》。卓文君对红箫说道：“我们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样一位天才。他将来是要同屈灵均、贾太傅们在文学史上争光的⋯⋯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像屈原、贾谊一样，不得终其天年⋯⋯有许多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在世间上偏偏能够富贵寿考；凡是稍有天赋的人，总要为贫病忧患所苦。”7月，作历史剧《王昭君》。第一幕便以毛延寿之女毛淑姬朗诵屈原《九歌·东皇太一》开始，接着父女俩围绕屈原极其诗歌展开讨论，毛延寿称屈原的作品为“神说鬼话”、“疯子的梦话”，毛淑姬据理论争。是年，《创造日》创刊。郭沫若被委任为“中华学艺社”总事务所编辑科干事。2月，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称“二七”惨案。1926年，34岁。8月25日，作《过泪罗江感怀》：“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泪罗。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在那?”。(录入《北伐途次》，收《潮汐集·汐集》)2月，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3月，段祺瑞政府镇压北京学生反对日本干涉我国内政的集会请愿，即“三·一八惨案”。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郭沫若随军北伐，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行营秘书长。1932年，40岁。5月，《金文从考》集成，该书标题背面写道“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恶，娩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1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即“一·二八”事变。3月．伪“满洲国”成立，9月，日本公然承认伪“满洲国”。97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6月，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不久又被红军粉碎。1935年，43岁。1月15日，以现代语译《离骚》迄，并作《附注》。1月24曰，应上海开明书店邀请，为“中学生丛书”作《屈原》讫。全书分为三部分：《屈原的存在》、《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艺术与思想》，末附《<离骚>今言译》。1月28日，沪难三周年纪念曰，作《<屈原>序》。收《文集》十二卷《今昔集》时作了修改，并改题为《“深幸有一，不望有二”》。1月，遵义会议召开，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El。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日本外相广田提出所谓“对华三原则”：实行El、中、满联盟，取缔中国的抗日活动，组织中日反共联合战线。12月，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上海、武汉学生市民纷纷响应，掀起了全国性的反目高潮．是为“一·二九”运动。1936年，44岁。2月1目，发表《屈原时代》。5月3日，作历史小说《贾长沙痛哭》，借屈原之口说出“你应该自己振作起来⋯⋯应该把他们领导起来做安内攘外的工作。”3月，蒋介石命何应钦驻守太原，调集兵力堵截东征抗日的红军。12月，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迫使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此即“西安事变”。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El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45岁。初夏，日本友人小原荣次郎作兰华谱索题，赋七绝以应：“蒹麓盈宝艾盈腰，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谁为金漳谱寂寥，九畹既滋百亩树，羡君风格独噍蛲。”8月30目，作《归国杂吟》：“十年退伍一残兵，今日归来入阵营。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衔犹听旧京声。金台寂寞思廉颇，故国苍茫走屈平。携眷辇家何处往?蚩蚩叹尔众编氓”是年，郛沫若任《救亡El报》社长，《早报》副编刊。7月，“七七事变”发生，揭开抗El战争的序幕。8月，国民党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1938年，46岁。2月作《长沙有感二首》。“汉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悴做诗人。”“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是年，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做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1940年，48岁。5月3曰，作《关于屈原》。’6月7日，作《革命诗人屈原》。楚剧二队遭敌机轰炸，为遇难名丑徐小哈赠“楚些招魂”祭轴。是年，郭沫若被选为中苏文化协会新理事、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影协监事、中国社会改进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界苏联访问团筹备委员会委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抗战期间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4月被击退。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命令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并缩减编制。12月，中共为维持国共统一战线，命令皖南新四军北移。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1941年，49岁。1月，作七律《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伤心已见兰成艾，馋口竟教矩化圆”12月21曰，往中华职业学校演讲，题为《屈原的艺术与思想》。(收《文集》十二卷《蒲剑集》)，题头自注本文为《屈原考》下篇。同年，作《屈原考》。1月，新四军向北转移，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国民党保卫袭击，大部分人遇难。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反污蔑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其番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重建新四军。5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指出对国民党的反革命行径“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1942年，50岁。1月2曰一一11曰，作历史剧《屈原》。1月20日，作《写完<屈原>以后》。(收文集三卷，改题为《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2月20日，作《屈原思想》3月21日，出席为纪念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周年举行的聚餐会，席间与朋友谈论屈原是否喜欢喝酒的问题，认为屈原“屈原不必陶醉于酒，而必陶醉于他的诗”3月28曰，作《<屈原>与<厘亚王>》4月11日，作《<屈原>弦外之音——黄炎培、郭沫若酬唱》(郭诗二首收《潮汐集·汐集》，题为《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二首》)。4月12曰，作《<蒲剑集>序》，说明本集主要收录关于屈原的文章。4月13日，作五律《和韵》。(收《潮汐集·汐集》时，改题为《和李仙根观<屈原>演出一首》)。4月16曰，作《十四绝赠演员诸友》(载二十七日重庆《新蜀根·七天文艺》五九期。收《潮汐集·汐集》时，有增删，并改为《赠<屈原>表演者二十一首》)。100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4月26日，作《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4月29日，作《三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后》。5月5日，作五绝《听唱<湘累曲>四首》、《<屈原研究>跋》。5月15日，诗人节，为纪念屈原，作《深幸有一，不望有二》(载六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文集》十二卷《今昔集》)。6月27日，下雨，见演员同志们不能为演出话剧《屈原》而焦虑，作七绝《雨》。7月8日，作散文《雨》，记叙上月随剧团往北碚演《屈原》的事。8月3日，作五言诗《中国有诗人》，为傅抱石题陶渊明画像，以陶渊明与屈原比较，云“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收《潮汐集·汐集》时，列为《题傅抱石画八首》之二)。8月4曰，作五言诗《题傅抱石屈原巨帧》(收《潮汐集·汐集》时，改题为《题傅抱石画八首》之一《题屈原画像》。)做散文《题画记》，“统观抱石所示诸画，如屈原、如陶潜⋯⋯”12月5曰，发表《屈原·招魂·天问·九歌》。12月《屈原——五幕史剧及其他》由新华书店出版。本年，应重庆大学嘉陵文艺社之邀作演讲，题为《屈原的悲哀》。(张悲鹭《悼念·回忆·学习》)1月，苏、美、英、中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国家的联合宣言。3月，延安整风运动展开。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作总结报告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6月．各解放区开展整风运动。8月，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军开始进行反攻。1944年，52岁。2月，为新版《浮士德》题词，题为《人乎，人乎，魂兮归来!》(收《文集·沸羹集》)4月10曰，作五言古诗《拟屈原答渔父辞》：平生契稷志，无意学庄老。⋯⋯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出世君如尘，飞扬随风袅。入世我生根，化为泥与草。(《潮汐集·汐集》)6月15日，作七律《叠和亚子先生四首》“方报中原人披发，倭氛已过泪罗漏。”(潮汐集·汐集)11月22日，作七绝《题湘君湘夫人二首》。“沅湘今日蕙兰焚，别有奇忧罹此君。独立怆茫谁可语?梧桐秋叶落纷纷。”“夫人矢志离湘水，叱咤风雷感屈平。莫道婵娟空太息，献身慷慨赴幽并。”，又作《补题湘君湘夫人二首》“古帝南巡不计年，苍梧遥望恨绵绵。至今犹有湘妃竹，往曰啼痕个个圆。”“水中荷盖播椒堂，桂栋兰檫月有香。多谢怀沙人意厚，免教永夜泣丛篁。”(《潮汐集·汐集)1943卑郭沫若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0月。中美英、苏美英分别开会。决定成立“联合国”。1945年，53岁。10月20日，作《今屈原》(收《天地玄黄》)是年3月，郭沫若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4月，开始主持中苏文华协会研究委员会工作。7月，被推举为群益出版社新成立的董事会董事长。1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商讨共建联合政府的步骤。国民党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坚持一党专政。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国共代表签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接受“和平建国”方针。1946年，54岁。5月7日，作《屈原不会是弄臣》(收《文集》十三卷《天地玄黄》)5月23日，作《由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1947年12月改题为《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收《文集》十三卷《天地玄黄》6月21日，帮助费德林解决译述上的问题，把《橘颂》、《礼魂》翻译成近体语。(诗见《屈原》，又收《蜩螗集》)。7月．国民党调兵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全民内战爆发。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1948年，56岁。1月3曰，作《费译屈原研究序》(载1l目香港《华商报》)。3月10日，作《屈原、苏武、阴庆》(载香港《光明报》半月刊一卷二期)5月14曰作《屈原的幸与不幸》(载6月15曰香港《中国诗坛》二期《黑奴船》。)6月10曰，发表《屈原假使生在今天》。(载本日香港《华商报》)。1月，李济琛、蔡廷锴、何香凝等人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主张联合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2月，杜鲁门在美国国会提出援蒋方案。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1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1950年，58岁。6月19目，作《人民诗人屈原》。(载《中国青年》四十二期，收《奴隶制时代》)。10月22日，作《序史剧<屈原>的俄文译本》。(载1952年5月28曰《人民日报》，收《文集》十七卷《奴隶制时代》时，改题为《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49年3月，郭沫若被选为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袁团团长，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筹委会主席团副主席。6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9月，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1月，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11月，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副主席。3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10月，人民志愿军赴朝，与朝鲜人民共抗美帝。1951年，59岁。5月5日，作《评“离骚”底作者》。(载26日《光明日报·学术》。收《奴隶制时代》)5月14曰，作《评“离骚”以外的屈赋》。(载26日《光明日报·学术》。103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收《奴隶制时代》)同月，为王亚平题词，对有人说《离骚》系淮南王刘安所作大为感慨。(手迹收1980年5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版《郭沫若遗墨》)。是年，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荻“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召开。1952年，60岁。3月22日，在莫斯科回见法捷耶夫、费德林，他们表示欣赏历史剧《屈原》，并说莫斯科戏剧界正在酝酿该剧的演出。(《序史剧<屈原>的俄文译本篇末说明》)。是年。郭沫若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团副团长。1月，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开始使用细菌武器。7月，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机侵占我国领空和杀伤我国居民的挑衅行为。1953年，6l岁。1月4月，作《<屈原>新版后记》(一)。1月29日，作《<屈原>新版后记》(二)。2月11曰，作《屈原简述》。2月16日，以今文译《九章》，并作《解题》。2月23日，以今文译《九歌》，并作《解题》。3月6日，以今文译《天问》，并作《解题》。3月11日，作《<“屈原赋”今译>后记》．3月31日，修改《离骚》译文讫，并作《解题》。6月15日，为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题词。(手迹载9月27目《光明日报》)。同目，发表《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一屈原》(载本曰《人民日报，收《雄鸡集》》)同日晚，为全国无线电听众播讲的《屈原简述》，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14目《人民日报》)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同月，《屈原赋今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1日，作《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说道：“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产生出屈原那样伟大和卓越的《楚辞》文学，绝不是偶然。”(收《文集》十七卷《集外》)9月27日，参加中国人民保护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五个团体举行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国爱国诗人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四百一十周年，法国作家拉伯雷逝世四百周年，古巴作家和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担任主席。发表题为《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与人民文化的繁荣》的演说。(演说全文载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参观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展览会预展。29曰，写信回复丁力。答其对历史剧《屈原》中的宋玉形象所作的批评，引证史料说明自己“并没有冤枉”宋玉。(载1979年《文艺报》五期)同目，出席全国文联等五个团体为欢迎来华参加四位文化名人纪念大会的舶来、法国、古巴代表举行的宴会，并致欢迎词。(10月1曰《人民日报》)。是年，郭沫若被选为文联主席团委员和主席。1月。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6月．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造。1955年，63岁。8月，为历史剧《屈原》和《虎符》的日文译者须田祯一书写长条幅，系“屈子行吟处，今余下马过”一诗。(手迹收1972年日本东京讲谈社版《郭沫若历史剧全集》。)(戈宝权《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是年，郭沫若重新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执行主席。2月，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集团的批判。1957年，65岁。3月，为张难先鉴定《清周寻画屈原九歌图册》，并题词，称赞“此图已自不寻常，能传三闾之间奥”。(手迹载1978年《武汉文艺》五期)。秋，为刘旦宅画《屈原像》题词：“回风黯淡洞庭落木问天天无语，愿吐尽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心头烈火焚却宇宙之索莫”(手迹载1980年上海《语文学习》十期)是年，郭沫若被罗马尼亚科学院选为荣誉院士。为亚非团结大会开罗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9年，67岁。1月7目，作《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认为《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后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载二十五日《光明曰报·文学遗产》245期，收七月文物出版社《蔡文姬》，又收《文史论集》)。是年，郭沫若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推为庚祝建国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1961年，69岁。10月，发表《再出夔门·过西陵峡》：“秭归生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忙。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留香。”(《全集》第四卷第314页)11月10日，作五律《游凤院果树园》，对桔树高吟“颂君怀正则，奴汝笑荒伧。”(载十七《羊城晚报》，为《诗三首》之二，收《东风集》)。是年，郭沫若被推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5月，首都文化艺术界举行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印度诗人秦戈尔诞生一百周年大会。1962年，70岁。5月，历史剧《屈原》再度由河原崎长十郎在日本冬季读卖大厅演出十日。(《郭沫若先生和<日本与中国>》，见1978年吉林师大外研所曰本文学研究室编译的《日本朋友悼念》郭沫若)。是年，郭沫若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执行主席。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对建国以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工作106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作了总结。毛主席在讲话中强调要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5月，北京文化界举行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俄罗斯思想家和作家赫尔岑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大会。1971年，79岁。lO月，《李白与杜甫》出版，李白极力赞扬李白，批判杜甫“抑屈扬宋”的态度，以为杜甫是封建意识浓厚的地主阶级，将人民诗人“杜甫”拉下神坛。1971年12月11曰，作《<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赠日本河原崎长十郎，云“滋兰九畹成萧艾，桔树亭亭发浩歌。长剑陆离天可倚，劈开玉宇创银河”。(收《全集第五卷沫若诗词选，第137页》)。9月，林彪谋害毛主席阴谋败露后，驾机叛国私逃，机毁人亡。我国代袁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热烈欢迎。1972年，80岁。春，为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特地捎信给河原崎长十郎，祝愿取得更大的成功。10月13曰，目本《屈原》上海实行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会议，决定于11至12月间在日本各地由河原崎长十郎再次公演历史剧《屈原》。(18日《人民日报》)11月21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新漏县新渴市上演。(26曰《人民日报》)。6月，基辛格来华，与我国领导人就中关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9月，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1973年，8l岁。4月24日，与于立群在家会见并宴请曰本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和夫人河原崎静江。在交谈中，说：“《屈原》的演出，有不合适的可改，可删。我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25目《人民日报》，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1977年，85岁。5月23日下午，与来医院探望的张瑞芳、赵丹、黄宗英、凤子和李准等人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郭沫若屈原研究系年交谈。当张瑞芳谈起当年在重庆排演历史剧《屈原》的情景时，即默默注视大家说：“你们为演我的戏受苦了⋯⋯。”11月9日，为程十发所作《橘颂图》题四言诗一首：“桔生南国，布满江潭。秉德无私，与天地参”。当时因病重无法执笔，由于立群代题。(收《东风第一枝》。)2月，华国锋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中央工作会议揭开拨乱反正序幕。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12月，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6月12日，86岁，郭沫若因病去世。 万方数据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作者简历黄亚军，女，1990年1月出生，安徽阜阳人。2008年9月至2012年6月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2年考入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