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心境与抒情心境-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doc 6页

悲悯心境与抒情心境——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　　常有人，尤其是外国人问我，如何解释我国对诗歌热爱之深：为何对于诗歌，我们不只是爱好，甚至已然成为需求。或许这意味着较之其他国家民众，我的同胞对诗歌的理解力也更胜一筹。　　依我看，这源自捷克人过去四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十九世纪初我们的民族重生。三十年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也随之失去了许多宗教领袖和政治精英。其中的杰出人物——没有被处死的话——或者被迫噤声，或者被迫去国。结果不但导致我们文化发展中断，还造成我们语言衰退。不仅民众被迫改信天主教，而且日耳曼化也强加推进。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给我们以鼓舞，让我们对民主理想，对我们自己的语言，对民族文化萌生新的志趣。我们的语言成为我们表达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方式。　　诗歌是我们最早诞生的一大文学类型。它成为我们文化复苏和政治觉醒的关键因素。即便尚在初期，创建捷克纯文学传统的种种努力已经备受广大民众的感激。失去政治上的代表、缺少政治代言人的捷克人民，开始从残存的精神力量中选择，找到了新的代表作为补偿。　　由此，诗歌在我们文化生活中的分量相对加重了。我们对诗歌的膜拜，以及诗歌在上个世纪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然而，诗歌并不只在那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世纪初，诗坛百花齐放，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那些年也一片繁荣，随后诗歌成为二战期间——这一民族受苦受难、国家生死攸关的时期——表达我们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方式。尽管面临外部种种限制和审查，诗歌仍然成功地创造出宝贵的价值观念，给人希望和力量。战后也是如此——过去四十年来——诗歌已在我们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似乎诗歌、抒情诗不仅注定要亲近大众，感染人民，同时还是我们最深切最安全的避风港。在我们甚至不敢名状的逆境中，我们向诗歌寻求援助。　　这一庇护任务在一些国家主要由宗教和僧侣来完成；另一些国家的民众，通过戏剧的宣泄作用或者政治领袖的言说，来看清或者听懂自身和命运；还有些国家和民族，由睿智又富于洞察的思想家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时记者和大众传媒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而到了我们，民族精神仿佛竭力寻找化身一样，选择了诗人作为代言人。在过去的岁月，诗人、抒情诗人塑造我们的民族意识，表达我们的民族抱负，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我们的同胞已经习惯于按诗人表现的方式来认识事物。　　站在诗人的角度看，这着实让人高兴。但是，这样的现象难道就没有弊端么？诗歌过度兴盛难道不意味着文化可能失衡？我承认，人类历史上有那样一些时期，或者会有那样一些情境，诗歌成为最恰当、最简单，或许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因为诗歌能够点到即止，运用典故和隐喻含蓄地表达胸臆，逃脱虎视眈眈的眼线。我承认，诗歌的语言历来常是，甚至至今仍是——特别在政治高压时期——一种代理的语言，一种退而求之的语言，一种必需的语言，因为其它任何方式都无法言说，诗歌就成了最佳方式。但即便如此，诗歌在我国占据主流的情况一直让我忧心——我生来就是诗人，并且终生不曾改变，因而担忧更甚。　　我被一种疑虑困扰，怀疑如此倾向诗歌，热爱诗歌，不过体现了人所谓的某种“心境”而已。不管抒情诗能够多么深刻地洞察现实，多么丰富而全方位地看清事物，多么有力地揭示并且创造人性的内在维度，它依然只涉及感觉和情绪；感觉和情绪滋养了诗歌想象，反之，诗歌想象也激发了感觉和情绪。　　让侧重感觉和情绪的抒情占据主导地位，难道不意味着强调分析、主张怀疑和批判的理性这一面已经被抛之脑后？再者，难道不也意味着带着活力与悲悯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表达？ 　　这样一边倒的文化，难道不怕无法彻底完成其使命？社会如果主要或者首要地倾向于抒情，那它会一直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并确保其持续存在吗？　　我并不太担心由于忽视文化中基于理性力量的因素而可能带来的危险。理性力量源自反思，尽可能最客观地描述观察到的事物本质和相互关系。理性因素的特点在于与事物保持距离、不带偏见，因为它的生成不取决于抒情心境下的情绪和感觉，也不取决于悲悯的激情；理性因素不会听任自己平静沉睡，但也不轻易急躁地投向道德目标：在我们理性至上的实用文明中，它已牢牢植根于我们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的需求。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因素已经不断自发进化。诚然，有时候它也被人漠然对待，也不时遭遇外部阻挠，但即便如此，它在现代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无庸置疑——尽管它也面临重重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前科技时代那样的理性，而必须找到新出路，将概念思考重新纳入我们的文化，赋予理性以新的形式。我很清楚，理性因素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其余两个因素一样重要，然而我无意在此加以同等阐发，因为理性思维方式——概念思考——对艺术或文学来说并非根本的。我希望把话题限制在作家的两种极端的心境，由此他们得以开始创作。这两种心境在读者、观众的态度中找到相应的体现，并由此影响我们整体民族文化的性格。　　我担忧的是缺少悲悯，不管是潜在的还是真正的缺少。我们近来不常见到这个词了，即便偶尔用用，也不够理直气壮。这个让我们觉得老掉牙的词儿，像浪漫主义时期剧院的旧布景一样过时，仿佛只代表了贫乏、肤浅而漠然的高谈阔论。我们似乎早就忘记了，悲悯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戏剧性的紧张状态，一种坚定有力的意志，一种渴望——不为占有财产，不为生活资料，而是为了正义，为了真理。悲悯是英雄品质的一个特征，而英雄品质是愿意承受痛苦折磨，需要的话准备随时牺牲自己。假如我用“英雄品质”这个词，当然不是指历史书和学生读物里的老式英雄品质，那种战争中的英勇，而指它的当代新面貌：不挥舞武器、不夸饰、谨言慎行、常常是沉默不语的英雄品质，一种平凡的、文明的平民英雄品质。　　我相信，唯当悲悯在文化中有一席之地，唯当我们懂得并欣赏悲悯，特别是如果我们有悲悯的能力，这样的文化才成熟完整，才能持久发展。　　是什么让我产生这些想法呢？首先，若没有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没有一种批判性的全面的理解、一种迥异于哪怕是最敏感的诗歌所能及的理解，带有英雄品质的悲悯是不可想象也不可能成其所是的；况且，诗歌，或者说抒情诗，必然是不作批判的，因为它缺乏距离，它事实上只是在谈论自己的主体，这主体随自身占据的时间而流动，主体客体合而为一。若非源自对本然和应然之间冲突的洞察，那悲悯便不成其为悲悯了。社会要有悲悯的能力，要使其文化完整，就必须在抒情之外，从别的角度来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如果它无法悲悯，它就无法去抗争或牺牲。　　只有文学——它在概念思考的文化、理性文化之外，还有抒情诗，有悲悯，有戏剧，还有生存悲剧——才能提供足够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来克服社会不断面临的问题。只有从悲剧艺术当中，社会才能创造出、寻求到对待关键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模式；它学会如何持久地应对，而非半途而废。只有悲剧艺术，通过其中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剧烈冲突，才能在我们的内心唤醒、发展和建立我们的社会本质；它使我们成为群体中的成员，让我们有机会摆脱孤独。只有悲剧艺术，不同于抒情诗这样的“孤独的艺术”，才能完善我们从社会视角区分何为必要，何为不必要的能力——只有悲剧艺术才能教会我们败中见胜，胜中见败。　　因此，当我环视周遭，在诗歌爱好者的好意中获得温暖的时候，我也要见证——并非悲剧的消亡，而是来自悲悯心境，来自强烈情绪状态的悲剧的重生，因为我们内心已经起了波澜，我们已经开始追求那公正的，反对那不应存在的。　　抒情心境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心境，忠实于最内在的自己，适应于客体，和客体形成统一，而悲悯心境并不感受这种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它产生于现实和自我之间的张力，产生于“我” 认为现实应该如何的设想——因此形成了权力和理性、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张力。抒情心境并不区分现状和理想状态。对抒情主体来说这无关紧要，不管想象是由现实还是虚构点燃，由事实还是幻想驱使，幻象可以栩栩如生，现实亦可以虚幻飘渺。抒情心境无意着眼于这些区别，不使这二者相对抗，也不把自己视作和这二者对抗。而悲悯的自我不仅看出了这些区别，还感到自己面对着这些区别；它看到两种选项，看到两种可能性如何狭路相逢，而自己被其中的张力所裹挟。这样源自忧愤苦恼的张力，让自我行动起来，旨在实现或者引入一种合理、自然、愉悦的状态，由权利、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形式体现出来。　　出于悲悯而行动起来，固然有其道德上的伟大和重要性，却完全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目标常会越发遥不可及，由悲悯所热烈拨动的琴弦无一能最终定音。悲悯的行动对应着我们欣赏艺术品时审美情绪的意图。这情绪也总是徒劳地努力，想要获得对艺术品丰富价值的广泛详尽的理解，欣赏其思路结构和创作形式；它试图获得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个人对艺术品的满足、欣赏艺术品时的快乐同时都能充分而持久。　　悲悯总是先行一步；它并不立足于今天的土壤，它依靠别的滋养，而不是当下的甜蜜：当下的甜蜜它可以抛弃。它可以自我控制，规规矩矩，恰当地说是禁欲苦行——绝非因为它别无选择，而恰恰是建立在它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它知道它为何这样做。这一切对它而言都不难。它就是无法冷眼旁观，坐视不管：这点要感谢上帝，否则社会就陷入僵局，堵在死胡同，而真理就只能侍奉权力，权利成为蛮力的工具，更有甚者会变成不公不义。真理尚未获胜，无法获胜，永不能获胜——如果没有悲悯的话。有时即便有了悲悯也未必获胜。不过在那样的情况下，悲悯确实能让失败——否则失败就像是天灾，像是致命事件，像是世界末日了——发生点变化。它将挫败变成一种牺牲，将失败提升为从属于更大的整体事业的一个事件，这事件有它自己的意义，完成了朝着目标前进的阶段性任务。而这目标应该实现，或许总有一天会实现。只要我们还有悲悯，我们就还有希望。悲悯不会被最终征服，它会在挫折中立足生存。悲悯，不管是个体的还是民族的，因为它的严肃、骄傲、尊严，都会挺过挫折。它是高于失败的。因此，它既是崇高的，也使他物变得崇高。即使在那些没有了它就只能有沮丧和悲伤的地方，它也是高于失败的，是崇高的，也使他物变得崇高。　　这些话在我的脑海里存在已久，说出来以后心里轻松不少，于是我觉得我不仅必须，更应该回到抒情和抒情心境的话题上来。　　我这么做，有几点理由：我生来是抒情诗人，并且终生不曾改变。我一生得益于抒情的心态，不承认这一点就有失风度了。我需要为这一基本态度辩护，捍卫这一态度，尽管我也知道，我的诗歌听起来常饱含悲悯滋味。毕竟，即便温柔也可能带着悲悯，我的哀伤也带有悲悯，我的焦虑、我的恐惧都是如此。　　但我要做的不止这些，我还想探讨抒情心境。既然我已经表达了对悲悯的敬意，那我也要为抒情这一生活态度辩护，也要强调其种种优点。这么做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十分有必要。我不单单是指对理性的过分强调：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就过度强调概念思考，这（连同我们意志的发展一起）形成了如今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状，主要表现在主观意志的滥用，表现在分歧加剧演变为严重冲突的趋势，让我们觉得有必要改变现状，有必要寻找看清问题的新出路。之所以说必要，依据是社会人际关系中日渐增多的富于攻击性的行为——不管这攻击性是出于悲悯，还是全然只是破坏性的而根本不具有悲悯的能力。我想阐明，抒情在我们时代的这些非常情境下有何特殊益处。　　心处悲悯状态之时，因为焦躁热切而翻滚沸腾，拼命要掌控眼下令人不满的状况，而且往往出于要行善而带有一种片面的直率；而抒情心境不刻意为之也不志在必得，是一种不疾不徐的平静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安静地体验着一些最根本最深刻的价值观，它们奠定了他的平衡稳定以及他栖居于世上的能力，而在这个世界唯一可能的栖居方式，借用荷尔德林的话，就是诗意地栖居。 　　悲悯激发我们，也侵蚀我们；它能够——因为我们的焦虑和对实现理想的渴求——迫使我们做出牺牲，走向自我毁灭。抒情则把我们留在它充满温情的怀抱。我们在这种平衡中感到愉悦，而非察觉到几股力量间的冲突；愉悦从我们的天地中驱走了冲突，所以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压力。我们不是在和周遭世界发生碰撞，而是随之流动，达到和谐统一。　　悲悯总是要找对手：它积极进取。在抒情状态下，人别无所求，而且，假如他身处孤独中，寻求他者并对其倾诉，这个他者也不是敌人。在这些情境下，似乎他的对应者——不管是自然，社会还是其他人——都是他的一部分，是他的抒情独白的又一个参与者。那些要同我们对立的，我们让它浸染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浸染它。我们全心倾听着周围的事物，也正由此途径，我们找到了自我。正是这样，我们达到了最真切的个性和最极致的完满。正由这种归顺，我们找到了安全感。　　悲悯是积极的：它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我们在抒情状态下，并不想达成什么目标，只是体验已经拥有的，将自己投身于当下和现有，即便现有的也包含着对过去的再现。这不是道德漠然的产物。我们只是在向前——或者说，暂时占据了另一个层面；相对于思考、感觉、盼望，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不同的位置，这里不动用意志力量。这可不是心不在焉：你只是没有了达成目标的心思。　　悲悯必须把力量注入它的姿态中，必须有强烈狂暴的能力，而与它相对应的诗歌、抒情诗则并不使用力量。它是非暴力的，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它完全不设防地张开怀抱，这是一种充满爱的姿态。它不为才智苦恼，也不为激情困扰；它不和时间对抗。但它能够对抗时间的流逝，在它最好的时刻，能够在一种静止中无形地融入时间，而这时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使之永恒。　　抒情的态度并不希图说服别人，它只是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参与到它所感受和经历的一切中来。所求唯此。它甚至连立场都没有。它无距离，毕竟，它与生命的流动是融为一体的。既然没有立场，也就不会卷入纷争。　　但或许有人敢于更进一步追问抒情心境可能对诸如经济、生态或者政治领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可能有人会问，抒情心境是如何参与了人类集体意识的剧变，如何参与了人类看待和感知事物的方式可能有的变化（一般都认为变化是必要的）；可能有人会问，传统的行为模式（考虑到它们已经无法应对现今的问题）是否该由其它方式来替代。有人会提出疑问，在一种可能的由概念思考到理性认知的转化过程中，抒情能起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C.F.魏扎克（《危境中的路》，第258页）描述的一种状态：“我们已经使我们的社会形成这样一种风格，它既不对应于情绪的感知，也不对应于理性的运用。其后果是情绪的分裂和理智的沉寂。”　　不管听上去有多矛盾，抒情心境是一种能帮助智慧回到我们的文明中来的力量——例如，它有助于重新让理性引导科技：当然，这种理性通过不同于推理抽象的方式，与生命，与自然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是有别于我们当下这种理智的、实用的理性及其概念思考的。　　它也体现为一种调适性的因素，调节我们的咄咄逼人和过分活跃的精神，调节我们过于理直气壮、独断专行的意志。诚然，在概念思考的文化背景下，我们的活力和意志是科技和经济发展、工业革命乃至我们在世界上的强力和影响力的源泉，但它们也带来当今时代的问题和其他消极影响，随着活力和进取精神推动产生更大的成就，这些问题和消极影响就越发凸显出来。这是征服获胜的精神，是渴望驾驭自然，渴望统治人类、民族乃至整体文明的精神，是要统领自然和人类的、理性化了的强力意志的精神。这种心态下，我们的意志力图主宰一切，赢得财产，而非允许我们不支配其他事物就能从中得到快乐。这样过于强大的意志，可以经由抒情心境——不调用意志的抒情心境——来中和，勒马悬崖，导引至别的态度，而非咄咄逼人的强取豪夺。正如E.F.舒马赫（在他所著的《小即是美》第27页）所写的：“贪欲或者嫉妒驱使下的人无法看到事物本来面目，也无法全面完整地看待事物，因此他的成功即变成失败。如果整个社会都沾染了这种恶习，或许确实能创造惊人的成就，却越发无力解决日常生存中最基本的问题。” 　　多位作家谈到新价值观，除了需要新价值观之外，扎根于对自然和周围世界的认同的抒情心境，不也是人类内在转变的可能的源泉之一么？人类自封为统治者，将自己置于自然之外、凌驾于自然之上并与之对立，抒情心境不也是这样一条道路，能引领人类走出这种难以为继的境地？抒情心境不是克服那种荒谬观念的可能的工具吗，那种认为自然是被给予人类的，是对其力量和能力的赠予，人类是自然之主，可以视其为猎物，用以满足其永不餍足的占有本能的荒谬观念？抒情心境最终不正是海德格尔主张的我们与生命关系的转变么？所谓转变，指的是我们允许生命是其本然，于是，最终生活会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我们诉说，向我们展现其内涵丰富的本质。　　人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抒情和对强权力量的膜拜是截然相反的，抒情以完全自然的姿态，来矫正我们以强力方式，通过权力斗争，借助科技、财政、组织、政治和肉体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力量终究无非是缺乏洞察的产物。同样，人们可以将抒情和我们一味崇拜工作和表现，我们沉迷于统治和剥削自然与大众的态度相对照，这尤其是因为强力总是意欲提高效率、意欲逐渐完善自身的权力体系，把这些抬升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从最高的客观角度看，这些权力体系根本不起作用，而且为了完成它们的任务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人类尊严的丧失，物质乃至道德上的损失，以及失去人与其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许多人注意到，对这样越来越强的占有本能，这样越来越强调征服、扩张和剥削的状况，必须加以束缚，以免其对社会产生的破坏超过了其益处。但只是注意到这样的情况、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够的。若要有根本性的改变——根本性的改变绝不是我们现在这样全方面增加和扩张我们的力量——这么做可对人类不利——那么要呼唤的是我们意识上的改变，我们心理定势的改变。正如那个美妙的表达，需要的是一场“思想和心灵的革命”。　　我无意将抒情以及抒情诗歌变成政治力量或者政治手段，无意剥夺诗歌——或者更普遍地说是艺术，就此而言——其真实、特定和无法替代的范围，也无意出于其他目的将它置于从属地位。不过，我感到——容我斗胆说出——抒情心境远远超越了抒情诗乃至诗歌的界限，或者说，超越了艺术本身。当它能够积极地表现出来，它就能够以全新而正面的方式深远地影响文化和社会组织。它有助于一种必要的、彻底的意识转变，如今许多人已经在进行这一意识转变，多数是艺术家，鲜少有那些放任自己卷入权力政治游戏的人。它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发挥类似神秘冥想的功能——巧的是，冥想总是和抒情诗很接近，但和抒情诗相比，它是一种过于排他的方式或者工具。它有益于人类获得一种新的能力，有助于人类渴望“让意志安静下来，看见那只有在意志安静时才能显现的光”。如同神秘冥想，它会成为“一个关于觉察感知的、让真实显现的学派”。（C.F.魏扎克）　　不是所有文明都能完成这项任务。仅仅寄希望于文明——从教化陶冶以及完善我们对过去的传承这一意义上的文明——只会带来失望。一切还会是老样子，还是以意志和旧式理性为本的传统文化。即便我们会忘记我们的文明可能不仅不宽容（尽管事实是人们普遍深信宽容也属于文明的一部分），忘记它也可能是压抑人的，高高在上一副救世主模样，忘记文明也会对无数重要的价值观念无动于衷，对许多价值观念缺乏了解并且还强加给人们许多毫无价值的价值观，我们还是不免要看到，这般文化所谓的传统价值的合法性早已岌岌可危。　　如今，这一任务只有一种新的文明才能完成，这种文明的出发点是从根本上经过修正的另一种意识状态，另一种心境。就在这点上，我看到一个绝好机会和伟大使命摆在抒情和抒情诗面前，摆在以与物为一、感通、同情和不动用意志而著称的抒情心境面前。像爱这样的非理性因素会在这样的文明中起到关键作用，尽管如此，这种文明的智慧丝毫不会比我们当今所面对的文明少。　　我甚至想宣称，唯有那时，它才成为快乐的文明，真正洋溢着祝福，正如它应该有的样子。　　现在，说了这么多，又有个问题进入我的脑海—— 不过这问题眼下看来无非只是修辞意义上的：难道悲悯不是展望着一种对事物的愉快理解，一种以事物相互间的同情为基础而巧妙安排起来的秩序，从而得以持续，受到激发？难道不是如C.F.魏扎克所构想的，以“爱作为观察心态，由此消除生存挣扎”的精神，悲悯才得以薪火相传？难道悲悯不是一种尝试走出自身阴影的努力，回归理性、公正和自然都与现实一致的阿耳卡狄亚？难道怜悯不是一种尝试回到田园牧歌状态的努力吗，那种没有外来强力凌驾于我们，现实和理想间的冲突消失，理性和权力、道德和政治能和平共处的状态？最后，悲悯所追寻的失去的乐园不正是抒情的世界么？诗歌、抒情诗本身，难道不正是天堂景象的最佳创造者和阐释者之一吗？　　写下这些，我不禁希望，我并非生来就是抒情诗人，而能出于信念而成为抒情诗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赖小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