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20页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创立111年后，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个中国国籍主流作家摘取的享誉世界的文学桂冠。由此曾在华人世界掀起了一股莫言旋风。人们争相阅读莫言，追捧莫言，消费莫言，评说莫言，终止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缺席的集体失语，释放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化焦虑，辩论了一阵由作家莫言和莫言小说引发的新旧文学批评的课题。当沸沸扬扬的莫言旋风沉寂下来以后，呈现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之际，我们倒认为，该是仔细梳理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百年纠结的史实、冷静思考近代中国文学如何与世界融合的时候了。总结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复杂的历史纠结，探讨如何以平常心对待获奖，从而造就一流作家、创作一流作品，提高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一、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可怀疑的权威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创立111年后，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个中国国籍主流作家摘取的享誉世界的文学桂冠。由此曾在华人世界掀起了一股莫言旋风。人们争相阅读莫言，追捧莫言，消费莫言，评说莫言，终止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缺席的集体失语，释放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化焦虑，辩论了一阵由作家莫言和莫言小说引发的新旧文学批评的课题。当沸沸扬扬的莫言旋风沉寂下来以后，呈现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之际，我们倒认为，该是仔细梳理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百年纠结的史实、冷静思考近代中国文学如何与世界融合的时候了。总结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复杂的历史纠结，探讨如何以平常心对待获奖，从而造就一流作家、创作一流作品，提高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一、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可怀疑的权威 　　提起文学奖，人们大都怀疑它的公信力。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和喜好，差别实在太大了。况且每个文学艺术家总以文学艺术上的颠覆自居。所以法朗士说文学批评乃是灵魂的冒险。瑞典文学院要从事一项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文学评论事业，当然也是国际上最大的灵魂冒险。难怪在几项诺贝尔奖金中，只有文学奖以它的富于悬念、难以预测而进入博彩行业。但是，无论如何，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是对文学的一种钟爱，是对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鼓舞。有它的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显得更加丰富活泼。　　瑞典发明家，被称为炸药大王的企业家诺贝尔（18331896），在逝世前一年立遗嘱，用他的财产设立了诺贝尔基金。以这个基金每年的利息授予一年来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和平5个方面对人类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原来只有这5项，1968年后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那5个领域象征这位终身未婚也没有孩子的科学家的5个孩子。物理和化学是诺贝尔的专业，他在医学方面也作过一些研究工作。同时，他还具有文学天赋。有人说他年轻时期的诗，有英国诗人雪莱诗歌的色彩。他晚年还写过剧本。他的友人之中好一些是出名的作家，法国的雨果就是其中之一。　　诺贝尔先生的遗嘱中关于文学奖的指示非常简略：一个奖项，赠予在文学界写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作家。这个指示很不清晰，特别是其中的关键词理想倾向的定义。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理想倾向各不相同。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18421927）认为诺贝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理想倾向是对宗教、君主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种批判性的态度。按照这种诠释，现任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说，大部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都不够资格。诺贝尔的愿望是善良的，然而要瑞典学院评选出与全人类的总体理解和期待合拍的作品，把这一理想原则审美化，却是难上加难。 　　从1901年第一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到2012年莫言获奖之前，共有108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涉及45个国家，以欧美作家为主。他们的确评选出了一批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评选出了一批体现了人类之爱的优秀作品，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大家熟知的波兰的显克维支（1905），印度的泰戈尔（1913），法国的罗曼-罗兰（1915）、法郎士（1921），英国的萧伯纳（1925）、罗素（1953），德国的托马斯曼（1929），美国的奥尼尔（1936）、福克纳（1949）、海明威（1954）、索尔拜娄（1976），苏联的肖洛霍夫（1965），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大江健三郎（1994）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大体展示了诺贝尔理想主义的评价标准。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种精神的另一极则是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正如美国作家福克纳1949年获奖演说中所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唯有他才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诗人和作家能恩赐予人类的，就是借着提升人的心灵来鼓舞和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的精神，这些人类昔日曾经拥有的荣耀，以帮助人类永垂不朽。 　　然而，近百年诺贝尔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根本找不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就连1974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琼森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也遭到了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据说瑞典人还因此捐款设立了一个反诺贝尔奖。被非议最多的是195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获奖。有人说丘吉尔的二战演讲录蕴涵着深广的诗意，真正表达了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但更多的批评家则是抨击、嘲讽，认为丘吉尔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家，给他评奖只是一种政治评判。丘吉尔自己也在获奖演说中说但愿你们没有出错。我感到你们和我双方都冒着一定的风险。1960年中国作家叶灵风在一篇文章中就写道：1953年文学奖金授给英国的丘吉尔，却令人有点啼笑皆非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本文由.L.收集整理文学大奖，近百年的评奖中，遗漏了20世纪许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像托尔斯泰、易卜生、乔伊斯（《尤利西斯》）、米兰昆德拉（捷克流亡作家）等等。仅《纽约时报》文学批评列出的20世纪100部杰出的英文小说中，前25部小说的作者除福克纳、海明威和索尔拜娄以外，乔伊斯、康拉德、劳伦斯、赫胥黎、福斯特、菲斯杰拉德尔等等，均不在诺贝尔获奖名单之中。其他非英文国家的小说更不用说了。而获奖的作家作品，则爆出了太多的冷门。就连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中，也有一些人拒绝领奖。一位是英国的萧伯纳，1925年他得知自己获奖之后，写了一张明信片给评选委员会，说他还不至于穷到等这笔钱用，请他们发给其他等用的作家。他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但颁奖仪式照常举行了。另一位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文学大师萨特。1964年萨特得知被评为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后，当即通过《世界报》发表声明，说明他拒绝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文化荣誉，一旦接受就会被机构化，即被机构的性质所同化。他声明说：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的自由，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在我看来，接受该奖，是比谢绝它更危险。 　　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和尴尬是明显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诺贝尔文学奖企图覆盖全世界的文学，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大奖，但其涉猎范围并不是全球的，其评奖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解读。相当一段时期奉行欧洲中心主义；有时强调人文倾向，强调道德价值参照系；有时又强调排斥自然主义（如佐拉）、唯美主义；有时又特别强调艺术标准第一；所以只能涉及部分优秀作品。　　其二，诺奖并不能顾及世界各民族语言的文字。虽说英、法文作品获奖较多，其实大都是被翻译成小小的瑞典文才进入了候选之列。　　其三，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要成为全球文学评选权威，其实只是十几个瑞典老头们对文学作品的看法而已（葛浩文）。他们的阅读视野是非常有限的。　　其四，各国对诺奖推荐程度差别甚大。真正伟大的作家生前一般不会钟情获奖，而且其作品亦未经历史的沉淀。许多伟大作家是死后被认识的，而诺贝尔奖只颁发给活着的人。另外，政治的因素也会对之产生丝丝影响。　　所以我们只能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文学评奖之一，而不能称作最高权威。其获奖作家作品，只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文学创作之一，而绝不是文学冠军，应该以平常心去看待它。过分地批判或过分地炒作只是过分地抬高的心理折射。 　　二、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作家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颁发给了一位中国本土作家。这不禁使人们问起，为什么此前111年中那么多优秀的中国作家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即使在亚洲，20世纪前半叶有印度的泰戈尔获奖，后来又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获奖。难道中国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富于创造性的伟大作家都没有被诺贝尔文学奖所顾及？不是的。没有获奖，实在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一是中国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大都未能及时翻成外文，或者翻译质量不佳；二是中国现代社会长期的封闭、战乱、动荡，没有可能向世界推介。其偶然性就更多了。　　其实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早就注视中国的新文学了。过去一些鲁迅研究的著作或传记，大多叙述过这样一个传闻：二三十年代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瑞典探险家，也是瑞典学院的院士斯文赫丁（Sven Hedin），有一次问鲁迅，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遭到了鲁迅的拒绝。事出有因，但是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据瑞典学院教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解释说，瑞典学院评奖时，从来不征询任何候选人的意见。事实是，1924年斯文赫丁曾经从北京给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写过一封信，请他推荐一位合适的候选人。在回信中，高本汉提及中国前些年发生的社会与政治变动，讨论了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和胡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谈及这些学者在中国本土背景的重要性的时候，高本汉非常怀疑西方人会欣赏他们的著作，在他看来，中国还没有产生任何卓越的作家。高本汉的信写于1924年4月12日。他那时候还没有读过1923年鲁迅发表的《呐喊》或闻一多同年发表的《红烛》一类作品。高本汉的信中还说他要给正在法国的一位年轻的北京大学教授写一封信，问他能不能推荐一位优秀的中国作家。那位年轻的教授就是刘半农。高本汉的信现在还在，马悦然看了。刘半农给高本汉的回信遗失了。但是刘半农确实回了信，而且推荐了鲁迅和梁启超。这从鲁迅给台静农的一封中可以知道。这封信是这样的：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1927年9月25日的这封信，表现了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理性态度，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他只是清醒地看到自己不配，还欠努力。当时文坛上除信中所提的梁启超外，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等，但他也清醒地觉得一个也不配，希望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此后三四十年代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的希望。但是当他们的创作生命最成熟的年月，进入了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在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风雨之中，很少写出优秀的作品。有的甚至将原来的作品作了适合阶级斗争需要的修改。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的儿子舒乙曾经提到，1966年瑞典文学院已经决定将文学奖颁发给他的父亲老舍，但在获知老舍去世的消息以后，把奖颁给了日本的川瑞康成，批评瑞典学院跟中国人开玩笑。但据马悦然回忆，他19561958年一家人住在北京，与老舍过从甚密。当时老舍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推荐，这几位法国汉学家也寻求过马悦然的支持。那时马悦然心中已有其他人选，且认为当时仅有的老舍作品的译本《骆驼祥子》和《离婚》不能代表老舍小说实际水平，改动过的英译本《骆驼祥子》的大团圆结局，也损害了小说的本意。所以，老舍并没有进入候选人终审名单。可能获奖的倒是另一位中国作家沈从文。他的《边城》曾被翻译成瑞典文，他的名字曾经进入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的最前列，并预计1988年秋天可以第一次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悄然撒手人寰。按诺贝尔文学奖章程规定，死者不可以成为获奖者。据马悦然说，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他和其他评奖委员都很焦急，便打电话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回答是不认识这个人。沈从文前期作品的人性美，以及后期作为作家的人格美、沉默美，是世界文坛的精神财富，未能获奖也是中国文坛的遗憾。 　　巴金是我们热爱的作家，也是西方汉学家热爱的作家，是当时健在的中国唯一的20世纪上半叶的优秀作家。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巴金，中国和世界华文文学界比较服气，中国政府也比较欢迎。事实上，海外的汉学家一直在尽力推荐巴金入选，特别是法国。在美国还有冰凌等人发起的签名运动。但是半个世纪前巴金的名作《家》《春》《秋》虽有外文译本，却早已被欧洲的老读者忘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巴金有价值的作品只有外国不能理解的回忆性散文《真话集》。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我也译过他的一本小说，但要算国际一流作家，还有一点问题。主要指语言上、艺术上有不足之处。所以得奖的希望甚微。　　上世纪90年代海外呼声甚高的是王蒙和北岛。王蒙这些年一直活跃地创作，加之1989年辞去文化部长后潜心创作的态度，广泛复杂的社会经历和影响，又有多种外文译本在欧洲出版。致使海外汉学界多次签名推荐，特别是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还有董鼎山等一批旅美实力作家鼎力支持。其次是长期流亡瑞典的朦胧诗人北岛，他的诗被欧洲翻译很多，马悦然曾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十几年来多次被提名的作家除北岛、王蒙外，日本、美国的作家学者也推荐过莫言、郑义、李锐等。此外，台湾的李敖，香港的金庸也有一些推荐者。　　中国百年来的战乱和政治运动，致使文学界难以参与世界文学的各种推广和评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权威的作家协会也未能积极推荐新锐作家。据巴金说他每年都收到推荐信，但从未推荐过任何人。总之，华人华文文学一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之中，而中国文学界却没有向诺贝尔文学奖热情推荐自己的作家，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三、《大地》和《灵山》上生长的诺贝尔文学奖 　　探讨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关系，还有两位作家不容忽略也毋庸讳言。一位是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裔作家赛珍珠，她在中国写作出版的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中国农民题材的小说《大地》，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位是上世纪80年代移民法国的作家高行健，他以中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无论如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可对此集体失语。这两位作家作品的获奖，都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都给世界文学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的窗口，其原委始末，价值得失，需要真实面对和研究，从而获得客观的学术评析。　　赛珍珠（Peal S.Buck，18921973）在美国出生三个月即被她的传教士父亲带到中国镇江，一直在中国生活了40年。1932年，她从自己在淮安、镇江、宿州农村生活的体验和对中国农民社会的感知出发，写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地》。《大地》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小说，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被美国百老汇改编成了话剧，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先后获得美国普利策奖（Pulitzer）和豪威尔勋章（Hodash;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赋予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精神，使我们认识和感受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情感，而正是这样的思想情感，才把我们大家作为人类在地球上连接在一起。诚然，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渴望通过文学了解陌生而神秘的中国的时候，《大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口。美国卡昂教授评论：赛珍珠是西方作家中，第一个把中国人的生活描写成普通正常生活的人，而不是描写成什么东方奇观或天方夜谈。她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生活故事和面临的种种问题。美国历史学家吉姆汤姆森更认为，赛珍珠是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最能让西方了解中国的西方作家。这么看，赛珍珠的《大地》应该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深入接触。是中国大地，让诺贝尔文学注视了赛珍珠的《大地》；是赛珍珠《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大地。 　　赛珍珠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有她文学上独到创造。首先，赛珍珠中西跨文化的美学观念和写作手法，使她的作品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赛珍珠从小就浸淫于中国民俗文化之中，喜欢读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在写作《大地》之前她就开始把《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并从中学习了中国小说的写法。《大地》的创作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西方中心论的单一模式，让西方文学界获得陌生感和新鲜感。其次，《大地》三部曲（包括《大地》《儿子》《分家》）所描绘的一个三代同堂的中国传统家庭的兴盛与崩溃的图景，所塑造的王龙、阿兰两个依恋土地、艰难挣扎、麻木迷惘的中国农民形象，以及所展现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下层的农夫、乞丐、车夫、妓女、大兵等各色人物的众生相，第一次给诺贝尔文学的艺术画廊、给西方读者提供了一幅神秘而陌生的中国世俗社会的画卷，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再次，赛珍珠的基督教背景和西方文学素养，使她又能够针对西方人的欣赏习惯，继承西方古典主义文学传统，注重自然写实、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法，加之地道的英语表述，征服了西方读者。最后，小说《大地》在美国的连年畅销，改编话剧和电影的广泛传播，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原因。有人说赛珍珠的外国人视野，终不如中国人能够看出真相，其实正是作家的这种特殊眼光，使她看到了常常被我们中国人忽略的见怪不怪的有趣有味的人生图景；有人说，她写了中国乡间那么多麻木丑陋的中国人，其实那些人物和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一样，正是那个时代没有文化、没有觉悟的国民的代表。今天我们重读赛珍珠的《大地》，还会更清晰地看到，以王龙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经过勤苦奋斗或者艰难革命，发财致富、有钱有势以后，多么容易滑向贪污腐化、骄奢淫逸的陷阱，真是一声声振聋发聩的警钟。她80多年前所描绘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沦丧之后，农民的精神堕落、困惑迷惘的悲惨情景，到上世纪末才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再一次深刻地表现出来。我们应该感谢赛珍珠，感谢1938年的诺贝尔奖。2000年，当诺贝尔文学奖活动举办100周年之际，法裔华文作家高行健以他的中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语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阔了新的道路。这条消息也使华文世界为之震动。连高行健自己也一时难以置信，以致在向瑞典国王的答谢辞中说：国王陛下，这是真的吗？这是个童话？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和世界文学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作家和这两部小说。这个获奖者不啻是一匹黑马。　　高行健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出身，1981年因出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初露锋芒，并且引起过争论。接着是他的几个现代主义剧作《车站》《野人》等引起关注。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是仅有的两部文学创作作品。 　　《灵山》以他在80年初在中国西南漫游的经历为基础，描写一段经历了死亡考验后的内心旅程。没有情节，没有故事，主要人物连姓名也没有。中国人觉得颇不好读。有人说它像《老残游记》的老残式的江湖历程。其实细读就会发现有一个奥德赛式精神漫游的内在历程。主人公我你和他在寻找一个永远难以企及的未被现代社会所侵蚀、污染的精神本体灵岩。这是南方楚文化的图腾，是禅文化的图腾，亦是主人公精神彼岸的图腾。《灵山》笼罩着一种原始的、神秘的气氛，主人公漫游中遇到各种的特异人物，从引诱男人的朱花婆，到喜欢巴哈的《安魂曲》的女研究员，到身心新鲜而敏感的文化馆姑娘，以至雕刻天罗女神的老人，全部是通向灵岩的中介，这些人物所负载的不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没有封建文化的陈腐气，而是民间文化、边缘文化的清新气息。主人公越走越远，内心的目标也越走越深。最后竟分不清此岸和彼岸，分不清现实世界和超验世界。　　《一个人的圣经》较《灵山》好读一些，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夕的1999年才完成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从香港回归之际，主人公与他的情人、一个德国的犹太女子在香港一个酒店里倾诉谈起，连串引发起对中国大陆一系列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绵绵回忆。其中有文革及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个人际遇，更多的则是与6位先后邂逅的女子的感情纠葛。有些故事片断毫不掩饰，把人的脆弱写得真切、残酷。刘再复称之为极端现实主义。书中有太多的男女情爱性爱描写，但是那不是玩，也不是色。如万之先生所说：他写的其实是男女之战（Sexergesfolktales，historyandthe contemporary（他是用理想、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现实融合起来的人）。根据这一评语，很多人在热心探讨莫言如何接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形成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也有人在争议，重点到底是魔幻还是在现实？我们认为那是一个有意无意的误导。诚然，莫言学习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海阔天空的想象、诡异神怪的描写是莫言小说的特征之一。但是应该看到，莫言的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更多的影响是来自中国的民间传说、神怪故事、志怪小说、演义传奇、佛教轮回之类。更重要的是，莫言小说的成功，不在于它的魔幻性，而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散发着浓厚乡土气息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莫言小说大多描写山东高密东北乡下层农民为生存和公正而挣扎的痛苦与无奈，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倾注对时代、对社会阴暗面的省视和批判。这些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实批判精神的故事，说明莫言其实很敢言，说明他是一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　　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1988）讲了一起天堂县农民因为政府干部失职造成蒜苔滞销，群体冲击县政府的事件。在法庭上，被告的农民抗议官官相护，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寄生虫。更借一名青年军官之口表示，干部和官员如果从人民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人民就有权力打倒他们。体现了作家着力表现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良知和抗争的勇气。 　　长篇小说《生死疲劳》（2006）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叙述从1950年到2000年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小说讲述了土改时期一个被处决的地主西门闹，在阴间仍心中不服，不断请求阎王爷放他到人间证其清白的故事。西门闹几度轮回，先变成驴子，再变成牛，然后变成猪、狗、猴子，最后才变成人。而每次轮回都和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像合作化、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其中的细节充满了对迭起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政策的讽刺，映射借着革命大业不断折腾的疲劳。故事主人公贫农蓝脸，更逆潮流而动，坚持不加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成为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要给全国留下这个黑点。在以红色为神圣的革命浪潮中，莫言歌颂蓝色；在对太阳顶礼膜拜的狂热中，莫言歌颂月亮；在社会公有化的变革中，众人都陶醉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歌声中，莫言则写其中的人面兽心，兽面人心，七情六欲，狗苟蝇营。在西门闹和蓝脸的人物描写背后，我们看到了作家莫言社会批判的智慧和勇气。　　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重点评介的长篇小说《蛙》（2011），描写了一个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医生姑姑的残忍、疯狂以及矛盾、忏悔。她行医50年，把差不多把上万名婴儿接生到人间，也把数千名违规怀孕的胎儿扼杀在母腹之中，接生无数，也杀生无数。小说揭示了人性和国策、传统与制度的矛盾，揭示了中国农村开展计划生育活动中的种种尴尬和问题，表现了莫言为生命呐喊、为人性呐喊的批判精神。 　　莫言是讲故事的能手，他的小说常常只讲故事，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不作结论。然而他的故事绝不回避生活中的丑恶和阴暗面，他的文学其实也是揭疮疤的文学，揭人性的疮疤，揭社会不平的疮疤，揭官场腐败的疮疤。瑞典文学院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词就明确指出：莫言用讥讽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揭露生活的黑暗面。这一颁奖词常常被一些评论家和媒体忽略。这个评介，一方面概括了莫言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突出特征，同时也显示出这一阶段诺贝尔文学奖比较注重视社会批判精神。无可讳言，他们是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取向的。同年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现代派作家春上村树和莫言相比，其主要作品所表现的茶杯风波、咖啡馆文化和摩登青年的浪漫迷惘，在这一届瑞典学院评委的厚重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就显得轻飘了。　　和以往任何一个获奖者一样，莫言是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比如，莫言有幸获得了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鼎力推荐；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有幸被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陈安娜翻译成了瑞典文；另外，2012年正值习近平新政，中国的文化影响和综合国力空前增强，致使诺贝尔文学奖极力要在中国大陆本土找一位主流作家获奖，以提升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性，以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 　　总之，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大奖，中国作家的参与及获奖对于融入世界文学、推广中华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获奖作家的光荣，我们热切地期待、关注、支持更多的中国作家获奖。然而，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文学的奥林匹克，不可能评出一个真正的文学冠军，个体的创作和个人的获奖又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应当以平常心去看待。盲目迷信、捧杀炒作或者泼水抹黑、文人相轻之类浮躁之举，均不足为训。当中国作家饱有历史的责任、国际的视野、家国的情怀、生活的积淀，文学的创意、语言的敬畏，就可能创作出世界一流的作品、成就世界一流的作家；至于何时何人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完全没有必要去随风起舞、刻意追求甚至赌博预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