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高考 阅读与作文素材_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科技奖获得者,屠呦呦解读 11页

最新阅读与写作素材（一）引言：没有思想碰撞的阅读，是没有灵魂的阅读；没有思想碰撞的写作，是没有灵魂的写作。让我们在思想的交锋中得到洗礼和升华。一、概述和运用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从1955年进入中医研究院来，她几十年如一日，埋首于深爱的事业中，将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回馈给党和人民。屠呦呦入职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的屠呦呦身体很快受到损害，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做出贡献；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炙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屠呦呦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发现青蒿素，作为防治疟疾的一线药物，“它每年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并且在与疟疾这种致命疾病的持续战斗中产生了长远的医疗福利”。拉斯克基金会如是说。  为什么屠呦呦可以在平凡岗位上大有作为？或许我们可以从她说过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一个科技工作者，是不该满足于现状的，要对党、对人民不断有新的奉献。”颁奖词：  寄生虫病千百年来始终困扰着人类，并一直是全球重大医疗健康问题之一。寄生虫疾病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尤其严重。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药学奖获奖者在最具破坏性的寄生虫疾病防治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  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这两项发现为全人类找到了对抗疾病的新武器。  疟疾的传统疗法是氯喹或奎宁，但其疗效正在减低。上世纪60年代，消除疟疾的努力遭遇挫折，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再次升高。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胜疟疾的新疗法。她通过大量实验锁定了青蒿这种植物，但效果并不理想。屠呦呦因此再次翻阅大量医书，最终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之后命名为青蒿素。屠呦呦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科学家。青蒿素能在疟原虫生长初期迅速将其杀死，在未来的疟疾防治领域，它的作用不可限量。  【素材分析】假如没有屠呦呦百折不挠的毅力，假如没有屠呦呦默默奉献的信念，假如没有屠呦呦不断创新的精神，便不会出现拯救了成千上万生命的防治疟疾的一线药物，也便不会获得华人十年未获拉斯克奖的空白。  【素材运用】适用于顽强毅力、心灵宁静、传统与现实、创新、信念、遗产、奉献等作文。二、基本事实：屠呦呦与抗疟新药青蒿素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当时家乡肆虐的疟疾给儿时的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小时候就对中药有了深刻印象，这促使她后来去探索其中的奥秘。1948年，进入宁波效实中学学习；1950年，进入宁波中学就读高三；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学习，所选专业正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从此和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觉得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在大学4年期间，屠呦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在专业课程中，她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疟疾是危害严重的世界性流行病，全球百余国家年约三亿多人感染疟疾。特别是自本20世纪世纪六十年代起，氯喹等原有抗疟药因疟原虫对此产生抗药性而失效。时值美国侵越战争，促使国际上迫切寻找新结构类型抗疟药。1961年——1973年，爆发了越南战争。美国先后投入兵力达到65万人。而中国为了支援越南投入了兵力达17万人。越南丛林疟疾泛滥。美国政府曾公开，1967至1970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数十万人。为此美国军方不惜代价，投入巨资，结合侵越战争需要，筛选化合物达三十多万种，大量工作未获成功，与此同时北越则选择了向其北方邻国中国求助。美国和中国共同面对这一医学难题！1967年5月23日，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精心部署下，启动了一项代号523的绝密项目，该项目和新中国的两弹一星、火箭航天、铁路建设、运十大型飞机等均属国家重大项目，该项目组织全国七大省市的力量，动用了超过60家科研机构及大约500名科学家，筛选中草药3200多种，旨在研发一种新的抗疟疾药物。在北京以屠呦呦为组长的科研组，以现代科学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基础上，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200多方药，组织筛选。经研制380多个样品，特别结合古代用药经验，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绞汁”服用截疟记载中，考虑到温度、酶解等因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历经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终于在1971年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发现的有效部位和有效单体—青蒿素，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经大量提取药物，安全性实验及自身试服后于1972年，1973年分别就有效部位和青蒿素单体，在海南昌江疟区作首次临床研究，证实具有胜于氯喹的满意疗效，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157℃的活性成份，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以证实其羟（基）氢氧基族的化学结构，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强得多。1977年3月，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1977年第3期)。屠呦呦等自1972年分离得到青蒿素单体后即着手进行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研究，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有机所和生物物理所协作，最终用X—衍射方法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青蒿素是一个具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也是一个与过去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的新抗疟药，打破了过去认为“抗疟药必须含氮杂环”的断言。为此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找到了一个能解决抗性疟疾的新药，而且为寻找新的抗疟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经全国协作，验证病例达二千多，确证为“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新药，特别对抗氯喹恶性疟有特效。青蒿素类抗疟药物为全中国人民消灭疟疾带来了福音。但是在周恩来、毛泽东逝世后，1981年523项目被中止，项目组被解散。此后，造原子弹的，不如倒茶鸡蛋的，研究青蒿素的，不如调配苏丹红素的，但中国科学家没有停止他们对有效抗疟药物的探索的脚步。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发明出双氢青蒿素（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2001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出版。2011年9月，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拉斯克奖和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她让中国百年诺贝尔科技奖之梦变成现实，本该举国同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各怀目的，纷争四起,怪论迭出。三、纷争之——中医是伪科学，还是中华瑰宝反：我为什么说中医是伪科学方舟子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些揭露伪科学的工作，经常有人问我，你凭什么说它是伪科学呢？简单地说，是因为它不是科学，却要冒充科学。你又凭什么说它不是科学呢？因为它不符合科学的特征。那么，科学又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没有必要纠缠怎么给科学下一个恰当的定义。我们更关心的是判断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科学界对判断什么是科学，是有公认的标准的，被广大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应用着。这个标准主要有四套：逻辑的标准、经验的标准、社会学的标准、历史的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逻辑的标准和经验的标准。这里说的经验，不是生活经验、历史经验的经验，而是哲学说的经验，其实就是指观察、实验，因此也可以简单地把科学说成是逻辑加实证。　　从逻辑上看，第一，科学理论必须是自恰的，即本身能做到逻辑上的一致性，至少要能自圆其说，不能前后自相矛盾。第二，科学理论必须是简明的，不能包含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为以后的失败留好了退路，也就是说，要符合下面要谈到的“奥卡姆剃刀”的原则。第三，科学理论必须是能够被证伪的，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永远正确、不能有任何的修正。科学必须能够被证伪，这个说法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有的人以为搞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地去证伪、推翻，还有的人发现自己提出的理论被证伪了，反而高兴地说这说明我的理论是科学的！其实你的理论被证伪了，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了。可证伪性是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充分条件。可证伪性只是说做为一个科学理论，必须清楚地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被推翻，但是并不是非得要去推翻它才叫搞科学研究。其实人们搞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去证实某个理论的。第四，科学理论必须是有清楚界定的应用范畴的，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领域中能够适用，而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　　从经验上看，第一，科学理论必须有可以用实验或观察加以检验的预测，而不是只是空想。第二，在实际上已有了被证实的预测，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不能只被证伪，却从未被证实过，否则这样的理论是无效的。第三，检验的结果必须是可以被别人独立重复出来的，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或者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你一个人做得出那个结果，别的研究者重复不出来，还要怪别人功夫不如你。第四，对于辨别数据的真实与否要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是正常现象，什么是异常现象，什么是系统误差，什么是偶然误差，都要划分得清清楚楚，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结果随意解释。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因此一个理论即使符合了逻辑和实证的标准，也未必会被科学界接受，还要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否有效、有用。从社会学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决已知的问题，如果连这也办不到，这种理论就毫无存在的必要；必须提出可以让科学家做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还必须能够做出可检验的预测，否则也没有用处；对新提出的概念必须做出切实可行的定义，而不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的伪概念，像“气功场”、“天人感应”之类。从历史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数据，也就是说，  不能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做解释，而无视不利的数据，否则的话就还不如旧理论；必须能够跟其他有效的平行理论相互兼容，而不能无视其他理论的存在，自成一统，甚至惟我独尊，要把一切科学理论全部推倒从来。比如，“科学神创论”如果要取代进化论这种“旧”理论，就不仅要解释已被进化论很好地解释了的所有的数据，而且不能不理睬与进化论相容得非常好的现代生物学的其它学科以及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的成果。同样，有人声称“人体科学”是最尖端的科。青蒿素和中药有多大关系作者：方舟子　　　屠呦呦的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有的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把青蒿 素称为中药，并说它让人们重新燃起中药创新的希望。其实青蒿素不是中药，而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有很多化学药最初都是以植物为原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达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中药。　　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统上使用的、用来治疗相同疾病的药物。中医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又名香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蒿）提取的。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用的话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从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花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让人误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即便黄花蒿被用来代替青蒿使用，里面的青蒿素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中医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疟疾的（最著名的是以青蒿、知母、桑叶、鳖甲、丹皮、花粉煎成的青蒿鳖甲汤），而一旦加热到60摄氏度，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虐原虫了。　　青蒿素的发现是许多人分工合作、相互竞争的结果，究竟谁的功劳大，至今争论不休。不过，大家都公认屠呦呦起到的关键作用就是发现青蒿素受热就失去活性，想到了要用乙醚提取。屠呦呦称，她是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才恍然大悟不能加热青蒿。由于这个故事，人们会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到了中医的启发，葛洪也因此成了“东晋名医”。其实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肘后备急方》则是收集民间的偏方，并没有用到阴阳五行、辨证配伍，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　　事实上，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808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直到1950年，全中国还有疟疾病人3000万，每年病死数十万人。有人以青蒿素的发现来说明“西医西药没进入中国时，中国人也活得好好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最受热捧的、最著名的药物之一。在京剧《沙家浜》里，新四军赖以治疗疟疾的药物是奎宁，而不是青蒿或别的中草药。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集中全国力量用人海战术研发出来的。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没有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就并不奇怪了。屠呦呦扇了方舟子一记响亮的耳光文/赵健伟 近日，中国科学家（确切的说是中医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被称为美国医学诺贝尔奖项的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屠教授本次获奖，是因为她发现了“青蒿素”，由此所研制成功的抗疟疾药“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评审委员会认为：“屠教授的工作为世界提供了过去半个世纪里最重要的药物干预方案。”  我不知道一向反对中医的方舟子对此如何感想？这个满脑子被所谓的科学规律猥亵得体无完肤的痴呆是不是又要把矛头指向了屠教授和美国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了？  其实方舟子反对中医的理由很简单，用他的话来说“首先，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彻底地否定、抛弃。”  有记者问方舟子：“您说您98年的时候就发表过批判中医的文章，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起中医这个问题的？第一次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开始质疑这样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理论？”  方舟子答道：“我在高中时在阅读了一些生物学、医学的科普著作之后，就不信中医了。以后上了生物系，成了生物化学博士，当然更不可能相信中医，否则对不起我所受的科学教育和生物医学专业训练。”  看来，能够使人变痴、变傻、变僵化的不仅只是巫术，还有所谓的“科学”。它可以仅凭自身理论而不顾事实就可以判断孰是孰非。众所周知，在所谓的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中医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并已积累了大量的治病救人的医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治疗方式，她积淀了这个民族无数珍贵的医学经验和道术。  坦率地说，屠教授此项发现并获此殊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明。其来源于屠教授在看中国晋代医学经典文献时的如下一段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也就是这段话，使屠教授深受启发，后经过几百次实验，最终研制成了“青蒿素”。  换句话说，在所谓的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中国古人早就有了多种治疗疟疾的药方。而如此道术在中医里面可谓是数不胜数。而“成了生物化学博士”的方舟子，居然如此狂妄自大，视博大精深的中医为“伪科学”，当然还有那个“资深”院士何祚庥，也是对中医大加鞭挞。  今天，屠教授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医学大奖，无疑是给这些小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属于瑰宝的遗产根本就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是我们老祖宗的自然观和崇尚虚“无”中真“有”的理念，这其中就包括中医的治疗理念和道术。  但是这些真正的瑰宝却在一批不学无术之徒的扯淡下成为了“伪科学”！  感谢屠教授，也感谢美国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他们各自伸出了一只手，共同扇了方舟子之流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屠呦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新华网北京10月5日电（记者王思北吴晶）“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5日晚间，刚刚摘取２０１５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２０１５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当晚，受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委托，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前往屠呦呦家中表示祝贺。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对屠呦呦获奖的贺辞中表示，屠呦呦的获奖，表明了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研究的深切关注，表明了中医药对维护人类健康的深刻意义，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是中国医药卫生界的骄傲。　　据介绍，屠呦呦1930年出生于宁波，多年来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目前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2011年时，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曾将其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个旨在表彰医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的大奖，是生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项大奖。记者了解到，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目前，一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案。“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中医不仅是科学，更是成熟的科学》1、科学不仅可以重复，更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现代医学冲击中医以来，反中医的人士一直都以现代医学的规范和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医，当他们发现中医并不符合现代医学规范和标准的时候，就认为中医不科学，或者就是伪科学。但是人们忘记了从常识上去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发展出来的医学体系其标准也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囿于这个问题不能有结果，那么我们应该用更为简单的科学常识来检验这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医是科学的，那么中医的模式就应该是可以重复的。　　几千年以来的临床实践实际上就是在重复运用中医的学说救死扶伤。至今为止，中医看病依然有“经方”一说，这“经方”是什么方子呢?就是《伤寒论》中张仲景总结出来的方子，这些方子在对症的情况下，总是让病人很快见效，所以临床上“经方”的运用还是比较多的，这也就形成了中医领域的“经方”派。　　“经方”的使用实际上就在告诉我们，中医也是可以重复的，只是和西医重复的模式不完全相同。　　按照现代医学的标准，所有的人同样的病那就应该用同样的药，但是中医则不是。中医不是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医不科学，而是因为中医太科学了。因为中医考虑到了不同的病人体质的不同，或者虽然是同样的症状但是中医却可以发现不同的发病原因。比如同样是上火，但是西医认为上火就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炎症，于是就给予消炎，但是随后可能就发现，又上火了，也就是西医并不能发现上火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中医对于上火却有实火和虚火之说，实火就要清凉解毒泻火，虚火就是阴分亏损，则要滋阴降火;同时这个火还有肝火、胃火、心火、肺火等多种说法，因此对症论治，总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简单的问题就告诉我们，人们群众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说法是怎么来的了。　　由于现代医学是建立在对生命的细胞、分子层面的认识，所以现代医学既不能从整体的系统论来认识疾病产生的根源，又不能具体地认识到同样的病症产生的不同原因。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所以要“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医学体系不能从根本上发现头疼和脚疼产生的根源在那里。由于不能发现疾病产生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会发现西医治疗很多疾病会不断地复发。　　对于同样的症状，中医可以判定出不同的病因，从而配伍出不同的药方;而同时对于不同的病症，中医却可以采用同样的药方，这在中医被称之为“通方”。比如两人患有风疹，同样都是瘙痒难耐，但是医生开的药却是寒热截然不同的药方，而最后两人同时被治愈;不同的两个症状，一个是身体虚弱、腹泻多年，一个是发热月余、总难退热，中医却开出的方子同是补中益气汤，这就是因为人体内同样的病因可以导致引发不同的症状表现。　　所以中医不讲究同样的病必须用同样的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中医用药学问无疑体现了辩证思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精神，也就是中医所谓的“辩证论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临床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医的用药之道实在是更高一筹。　　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医的科学性。　　只要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对中医进行一番调查研究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反中医的人都不会去调查研究。因此这些反中医人士连中医是什么，中医都有些什么，中医是怎么治病的都不知道的时候，只能不时地冒出一些荒唐可笑的反中医言论。　　2、德国的波克特先生：中医不仅是科学，更是成熟的科学　　只要是科学的东西，那就是具有普世性的东西，不仅中国能用中医，西方人也能用中医。　　本文的最后一节讲述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因为这位德国人对于现代科学体系和中医学说深刻的认知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性。 　　这是一位叫波克特的德国老人，在德国他是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收藏有近万册的中国古典典籍，在欧洲可是与李约瑟齐名的大汉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医学家，自然给自己开药方之类的便是不在话下了。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中国名字“满晰驳”，意思是“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这位老人深深地为中医的智慧所陶醉。他编著有众多的中医著作，如《中医临床药理学》、《中医方剂学》、《中医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中医基础理论》，其中《中医基础理论》一书更是风靡欧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出版。前不久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并作了《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的专题演讲，并在随后的《科技中国》记者的采访中，波克特先生强调在世界各地的多种场合自己都表述过“中医是成熟科学”的提法，是因为自己认为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并没有自己的药理学基础，所以现代医学甚至只是一种生物医学或者动物医学，还并没有发展到人类医学的程度，同时认为西方医学已经走进了方法论的死胡同，完全不能像中医一样对病人个体的病机作出具体、准确的辩证和论治，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论治则是中医最大的优势，也是西医不可替代的;同时也强调自己不是在说西医一无是处，而是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对两种医学体系作出的比较上来讲的。　　波克特先生认为科学应该符合三条标准：以正面经验为基础，陈述的单一性和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合理的综合就是指从收集到的经验资料中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就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依据这个理论体系，能使人们对未来事物迅速做出有把握的灵活推断，并使原有的结果再度产生。波克特先生依据这样的三个标准将二十世纪的各种科学分为精密科学、原始科学和伪科学。物理、化学、天文学这样的学科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因此属于精密科学;而多数学科只符合第一条，因此被称之为“原始科学”;而在现代医学的体系中，绝大部分只是原始资料的知识，只有一小部分是精密科学，所以现代医学只能是原始科学。但是中医则不一样，先生认为中医除了极少的一部分可能属于伪科学或者原始科学外，中医的主体应该称得上是精密科学。所以波克特先生认为“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　　但是波克特先生也强调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约也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人自己把人类的中医财富和宝贝当垃圾丢了。西医对于中医的冲击，中医的生存空间非常的狭小，整个中医师队伍只有27万人，而且一些反中医人士不时还要冒出几句可笑的反中医言论，这就是中医在中国的现状。对于这位外国老人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特别是发现一些中医师竟然都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如果中医在中国这么发展下去，那么中医“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于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这里波克特先生从解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病贵、看病难的角度来批评了中医衰落会引发的社会问题，先生也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是不能缺少中医的。　　——因此我们中国人不能不反思我们的中医现状和我们中医发展的问题。　　波克特先生强调，自己开始就是学西医的，并且有行医资格证，但是正因为对于西医的了解，才发现了西医的弊端和中医的伟大，因此先生强调，自己是有资格批评西医的。　　所以对比西医的问题，波克特先生认为中医才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并认为中医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因此中医走向世界也是必然的。中医是瑰宝——永远不要没落中医，指我国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我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五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医是一门及其博大精深的医学，是中华民族最珍贵最值得骄傲自豪的科学技术之一，堪称世界第五大发明。而中药不仅副作用小，而且价格便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应该说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伟大的祖先把这么宝贵的遗产传给我们，我想做为后人的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它，从内到外的拥有它，而不是把它变成只能在历史书面上浏览，而没有人懂得如何运用和不运用的文字。近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西药逐渐主导我国医疗市场，已薪火相传五千年的中医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国际新形势下的中医药发展趋势和中药销售年年递增的大好形势，回顾作为中医药发源地和中药大国的中国，我国的中医药现状却令人触目惊心地正在走向衰败。据资料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这说明我国中医药正陷入传承危机。时至今日，学术界竟然仍有人公然“以科学的名义”围攻中医药学。动辄贬之为“不科学”、“迷信”、“落后”而大加鞭挞，甚至不断提出“废止旧医案”、“告别中医中药”等主张，致使中华民族的瑰宝近百年来惨遭厄运，不断萎缩而竟至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要想想，在没有西医时，漫漫五千年长路上，是谁一直在庇护着中华儿女？是谁一直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健康保障？是中医！！！要是说中医是伪科学，那么请问我们的祖先怎么可以把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到今天？说中医是伪科学的人，说不定你自己的祖先都是在中医的庇护下活下来的。人类社会发展成几千年，科学只不过是近几百年才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想，人类剩余的90%以上的时间完全是没有多少科学的，中医的范畴除了治病还有养生，哲理，人文。要远远大于科学，科学只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抽象思想，科学充其量是中医之学的后辈，有什么资格说中医是伪科学？中医的祖传秘方是非常广泛的，非常多的西药里面含也必须有中药的成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当今西方世界的医学有着极为影响的力量。这足以说明中医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某人嘴里的伪科学！当然，由于民国时期有过对中医的发展非常大打击的影响，加上建国后一直不是很重视中医的研究和投入，还出现了不少打着中医旗号的庸医，中医的衰落不仅仅在外部的排挤，更是自己内部结构出了问题。许多人连《本经》都没读过就敢开药，连《伤寒》都没碰过就临床处方。虽然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是还是得要先有“道”才可以。这样的庸医，导致中医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易学难精也是导致中医衰落的原因之一，真正好的中医是很吃功夫的，中医的要求博大精深，和中国文化渊源流长。很多人，包括很多医生对中医一知半解的多，精通的少．说实话，中医并不是每个人通过一定的学习就掌握的．传统的中医学习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实践经验积累，从中医大学出来的学生基本对中医还是稍入门道而已，更谈不上发展和研究了。那些点滴的发展基本都是现在50多岁的老中医搞出来的。现在很多宝贵的中医药处方被日本人抢先注册国际专利，在国际市场大行其道，而我们自己却忽视这些财富还继续追逐西医，自家的中药却因为没有符合现在科学药理实验的数据而被大部分外国政府拒之门外，白白的把钱和名誉送给日本人，韩国人。我心里真的不是滋味。西医一般通过系统的学习就有章可循．有指标，有科室，有专攻，可量化，中医讲整体，不分科，不能量化，变化多端．一个病不同的中医开出不同的方子．西医不然，一个病的治疗办法趋同．真正的中医是可以使用传统的诊断方式来为每个人做健康体检，从小宝贝到老年人，不但可以知道疾病怎麼来 的，更可以治好它，还可以预防它再次发生的。如果所谓的中医一昧的只能按照西医的诊断如验血报告或X光片来做病情分析，这绝对不是正统中医，更谈不上对中药的运用了。可怕的是现在很多所谓的中医院其实只是打着中医旗号的西医，医生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传统中医的诊断方法来给患者诊断，就是靠把过脉之后叫患者去X光，验血之类的。导致医疗费用高，让患者对中医和西医分不清。认为中医花费一样巨大。由于中医的诊断和运用药物没有明确的界限，完全靠医生自己把握，这就需要中医们有很好的悟性和对中医之道的深切理解。中医数千年以來就一直认为“補能恋邪”,这是中医的金科玉律。此千年以上的定律似乎早已被大多数的炎黃子孙遗忘了，太多的国人以为知道一点中药就认为自己懂了,事实上连許多中药师都弄不清楚或根本不知道何谓“補能戀邪”我们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忘记了也让中医发展进步。之所以有些人把中医当做封建迷信的东西，是因为中医的文化没有和现代文化交融起来。比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有的人连看都看不懂里面的文字，何谈理解认识？比如：“大寒大热之药都是天地运行之习性也，万物都有其各自的习性以其偏性治疗人之阴阳不平，此乃中医之大道也”。那些叫嚣取缔中医的大师们，你们真正的理解这句话了吗？数据显示1996年美国的医疗费用就达到1035.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西方这样的医疗模式，以中国的人口规模能承受得了吗？别忘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多少倍？中国要解决人人有医疗保健的权利，大力发展祖先留给我们的中医才是真理。古典中医基础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阴阳两大类物质构成，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之中。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而在治疗疾病，纠正阴阳失衡时并非采取孤立静止的看问题方法，多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即强调“恒动观”。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如季节气候、地区方域、昼夜晨昏等）息息相关，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及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亦有所区别。因此在诊断、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非千篇一律。认为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因而从不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多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特别强调“整体观”。中医的观点中，人体是一体的，五脏六腑之间互相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是平衡的。同时除了解剖学所提到的硬体之外，中医更有许多概念性或功能性的系统，例如能量系统、资源管理系统等。这些系统在过去科技能力不足，没有仪器量测的年代，由于缺乏数字概念，医书中只能用各种各样的文字来描述这些系统。如能量系统就用阴、阳、虚、实、血气和火来描述；资源管理系统则用相生相克、平衡及其他的方式来描述。很多人看了这些文字会觉得这属于迷信一类的封建思想，那么我就敢说为何不是你们的肤浅学识和小思想，根本领悟不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由于这些描述和现代科学精确的数据化用语有很大的差异，使得整个中医看起来很像难以理解的玄学。有人觉得在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中医已经落伍了，其实中医从来就没有落伍！只不过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造成有些医生的医德匮乏所致，以致形成了恶性循环，另外现在已经很人懂中医了，普通高校教材不能代表国粹中医！所以好多人误认为中医落伍，其实要想学好中医必须要学古代经典医学等书籍，身为中医学者，能把黄帝内经悟透就已经是中医的极高水平了。要知道实际上《黄帝内经》整本书里面只有13个药方！！！在很多疾病里，西医是治病不治根，中医才是从根本上去除病根。在之前的非典时期，中医就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实人和病菌都作为世间万物之一，肯定在自然界里就会有消灭病菌的药物，我个人认为就算是世界大难题艾滋病，也肯定有可以治愈的中药，只不过没有被人类发现罢了。现在韩国每年在我国学习中医的留学生数以万计，他们回国后就成了韩医，而且有很高的声誉和收入，难倒说我们的中医真的需要外国人去继承发展？假如有一天，被外国的中医发现了有效治愈艾滋病的中药，那么那些叫嚣取缔中医的人，你们会怎么想？我之所以这么看重中医是因为中医不仅仅是我们的国粹，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上对抗疾病的珍贵技术和知识。在当今越来越多人耐药性增加的时期，中医的治疗和理念显得愈发重要。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是以人体为基础进行实验，有几千年的实验基础。不是说中药没有副作用，中医的先行者们很早就认识到药物的毒性，但是他们通过不同药物的配伍和炮制过程减少毒性对人体的损害。并不是说中药中某一种药物对人体有害就禁止使用。所以说用西医的标准来管理中药简直是对中医发展的扼杀。难道小白鼠得出的实验结论会比我们祖先们的更准确？况且医学身为一门探索性的学科，途中经历挫折是必定的，可是对中药导致病人死亡的医疗事故就大幅宣传，而对西药造成的医疗事故看成理所当然，我是否可以理解成飞机出事和汽车出事一样的道理呢？学好中医，一定要有“师传”。这门学问没有现代科学的通透性，特别在技术应用上并不通过技术中介来实现，而必须靠人去用功。去临床实践，所以在教育过程中确实需要精通中医的导师言传身教。遗憾的是在民间，很多医术高明的老中医是带着宝贵的医术和遗憾离开了人世，导致不少祖传的有效药物配方失传，这是中医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些说对中医说三道四，看不起中医的人，就是数典忘祖，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因为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中医的殿堂里有多少宝贵的知识。另外，我不反对西医，因为西医也是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医学。只要是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东西，我们都不应该排斥和反对。中医注重疗养，需要调节时间长；西医是从局部下手，医疗时间短。中医西医互补，取长补短，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医学上的明珠。最后，我对那些真正的中医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为继承我国最灿烂的国粹作出的奉献和努力。同时也鼓励学习中医的人们，把中医发扬光大。我国的瑰宝也不会泯灭殆尽。四、纷争之——诺奖与中国　反：中国人何以与诺贝尔奖无缘　　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100多年。一些小国如巴基斯坦、芬兰，一些穷国如印度等都有人甚至不止一人获得该奖。遗憾的是，我国本土至今无人能够摘取这顶桂冠，以致于一些人为此长吁短叹，还有的人冒着被人讥讽“够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风险酸溜溜地说：中国人不应该有诺贝尔情结。甚至连有些外国学者也站出来劝慰可怜兮兮的中国人：中国人无须对诺贝尔奖孜孜以求。　　毋庸置疑，诺贝尔奖的评定或许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非科学因素的干扰。但是，无论如何，诺贝尔奖代表了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3亿人口、5000年绵延不断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怎么就不应该有诺贝尔情结？怎么能够放弃对诺贝尔奖的追求？ 　　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学者和作家为什么获不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华裔科学家在诺贝尔奖的殿堂里一样熠熠生辉，就连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高行健踏上法兰西的土地不过十多年的工夫，就捧上了一枚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章。一样的人，一样的文化熏陶，为什么一走出国门就能够取得大成就，在国内却黯淡无光？倡导中庸之道的中国文化传统，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科学文化传统，而每个国家的科学文化传统也都有其精华与糟粕的部分。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传统，对于本国创新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获得诺贝尔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我国历史情况看，科学文化传统有不少好的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确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之处。这也许是我国冲击诺贝尔奖中的一个不够有利的因素。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但对于我国科学文化传统上的不足和缺陷，应客观地认识并正确地对待。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有名的“贞观之治”，盛唐时期仅吸引来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就达五六百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和谐、求是等思想，对于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也有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举世公认。谈及中国科学史，不能不提到一个英国人，他就是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937年，他招来了3位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后来成为我国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的主要负责人)、鲁桂珍和沈诗章，他们的聪明才华令李约瑟惊叹不已，并开始向往有着古老文明智慧的中国。他当时已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却努力学习中文，在后半生不惜放弃自己的专业，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他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在元代以后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对科学技术不重视，多少年流传的说法都是把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置仅高于要饭的。长期的科举制度严重干扰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求。最近四五百年，特别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不仅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而且与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使得中国积贫积弱。在世界发展的洪流面前，中国明显地落后了!从世界科学发展看，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才100年左右的时间。那时，科技革命已经在欧洲蓬勃兴起，诺贝尔奖已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而我国还基本上没有现代科技，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所大学。有人统计过，那时懂得微积分的全中国不超过10名。100年间，中国饱经沧桑，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前，世界列强对中国的蹂躏，无休止的战乱动乱，带来至今难以抚平的创伤。我们往前看一看古代中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比较。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理论比较接近。中国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结为阴阳、八卦及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希腊人则认为是干、湿、冷、热和水、火、土、气“四因”，实质上都是认为世界是由某种实物演变发展而来的。但发展结果是：西方逐步形成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并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形成了自然科学理论；而我国则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系统，终究未形成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看。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精确，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有良好的求异、求新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思维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而且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不够注重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导致了科技缺少应有的地位，并且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最大。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300年来不易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我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思想的“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促成的价值观，又抑制了人们进取创新的精神。厚古薄今、顺天承命、安于现状、跟随大流等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又多是经验型的，研究自然现象往往观物比德，使之人性化、伦理化，科研又过于注重实用性，而缺乏对客观事物原理、规律的深入探索。前面提到的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对此，他有一些很著名的观点：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实际上，这种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社会中，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对科学和创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学术界见仁见智。关于“中国本土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代的“李约瑟难题”。两个难题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有许多相似之处，确实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李约瑟在我国抗战时期，任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他写了一本名为《科学的前哨》的书，对中国科学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很可惜，这本书还没有全文的中译本。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史中，表现出的客观态度，十分难能可贵。杨振宁在讲到中国本土为什么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庸之道对于科学发展不是最好。中国为何没有得出欧几里德的几何定律，在于它所揭示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倡导中庸、不太允许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相背离，这种文化机制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正：中国人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屠呦呦获诺奖启示周国辉这个国庆节，最大的新闻亮点，无疑是屠呦呦，一位年过八旬的中国女科学家，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每年的金秋时节，都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陆续公布当年度诺贝尔各个奖项得主的时候（和平奖除外）。这也是让国人热盼又纠结的时刻。继2012年莫言获得文学奖后，国人都在期待什么时候诺贝尔科学奖也能花落中国本土科学家，毕竟这是当今世界最高规格的奖项。有的表达出来了，有的不好意思说，说不想，那是假的。除非他（她）不是中国人。10日5日傍晚网络新闻披露，中国的屠呦呦因在发明青蒿素中作出的突出贡献，与来自日本的Satoshiōmura以及爱尔兰的WilliamC.Campbell共同分享本届的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突然而至的喜讯，立刻“炸翻”网络，各种消息、评述纷至沓来。欢欣鼓舞者有之，猜测臆断者有之，网络好像一锅煮开的五味酸辣汤。 想想也是，我们是需要诺贝尔科学奖的，特别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正值创业创新的时代，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激励。让某些人纠结的是，得奖的竟是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一位被戏为“三无”的女科学家，一位听说外语不是讲得很流畅的中药学家，得奖的原因还是40多年前－－文革期间，从传统中医药中获得灵感，发明的青蒿素。但它因为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而受到诺贝尔奖的特别青睐。可这与好多人心中的诺贝尔奖猜想所应具有的条件似乎不甚合拍。因此，媒体自然把答案集中到了得奖的屠呦呦身上。大家希望从她嘴里获得金玉良言。老太太倒是实在，惜言如金，实话实说。我听她讲的最为本实、也是最为睿智的一句话是：“中国人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的”。是的，她的获奖就是明证。国人应当保持应有的自信，中国人历来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在科研上也不要妄自菲薄。现在，大家都在谈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不乏智者、勇者。可是窃以为，从屠呦呦的获奖和不多的获奖感言中，其实是可以获得一些感悟和启示的。屠呦呦的成功靠的是什么？或者再放大一点说，成功的科研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科学研究当然需要各种必要的条件。但是，在接受创新浙江小编的电话采访中，屠呦呦告诉我们，当时的科研条件简陋环境差，盛放乙醚浸泡青蒿的大缸，时时发出刺鼻的气味，为确保用药安全大家都自己试服，为药效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后来，屠呦呦得了中毒性肝炎；她团队中的钟裕容，肺部发现肿块，切除了部分气管和肺叶；另一位研究人员崔淑莲，很早就过世了......电话里，屠呦呦声音哽咽了！看来，高楼大厦、精密仪器是需要的，但不是根本的条件。在科学研究中人是最可贵的，当然需要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但是，从屠呦呦身上，没有现在趋之若鹜的学术光环、职称头衔和海外经历，甚至只获得过一次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看来，这些东西也仅仅是衡量科研人员的一种尺度，而且是外在的尺度，并受制于许多因素。这也是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还是听屠呦呦告诉我们。至少有三条是至关重要的。其一，机遇和平台十分重要。文革年代，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科研人员打破权威，这是事实。当时年纪轻轻的屠呦呦是幸运的。她说，1967年，在“523办公室”领导下，中国启动了抗疟项目。我所在的研究院很快参加到了这个项目之中，并委任我为疟疾研究小组组长。该小组由植物化学和药理活性研究员组成。我们这群年轻人开始了研究如何从中药里提取和分离抗疟有效成分。可以肯定，没有中央高层的抗疟科研决策和项目平台，屠呦呦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是个落暮的、无用武之地的“英雄”。可见，机遇和平台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二，理想和执着十分重要。屠呦呦说，60年代，大家工资待遇都很低，都没有名利之心，那个时候只想快速推进工作，齐心合力争取更快出成果，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研究过程非常曲折，在选材、提取、临床试验等环节都困难重重。如果没有执着的精神，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研究都可能中止。1971年，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的。她说，困难和成就都未让我们止步。1972年，从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我们又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这就是一位老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素养和品质。其三，团队合作十分重要。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个体作用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从四年前获拉斯克奖这个被喻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以来，屠呦呦一再说，这样一项科研工作，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有很多研究人员共同参与。荣誉，是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这难道仅仅是一种谦虚，抑或避人口舌吗？不是，老人道出了现代科学研究成功的真谛，既要重视个体的作用，又不可贬低团队合作的意义。屠呦呦还说，从1969年1月参加“523”项目到现在，从没指望自己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大奖。“我的中西医知识都是国家培养的，一直以来只想着做研究，回报国家。”为国效力、救死扶伤、造福社会，无疑是支撑和指引她成功攀登科学高峰的最强大的内在动力。屠呦呦的获奖及其感言，除了高兴、骄傲之外，留给当下创新时代的我们可以深思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正：屠呦呦多次落选院士，曾被称为“三无”科学家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但这都阻止不了她为人类做出贡献。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屠呦呦的获奖表明，中华传统医药是人类医药的学宝库和珍贵文化遗产，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发展中医药事业，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屠呦呦的获奖表明，新中国的科研体制具有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青蒿素科研成果与“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一样，体现了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群众性科研活动的伟大成效，新中国科学事业一度跻身世界前列。那种崇洋媚外、照搬照抄西方模式，单纯靠利益驱动的思维和做法应该反思了；那种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动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科学，中国人一到外国就成神仙”的人们应该闭嘴了。 五、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对教育和学生成长的启示我们对成功的定义，通常会跟着世俗走，而真正的热烈的成功，往往不是。希望这篇对屠呦呦获奖分析会给我们对子女成功的不同定义。　　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科学奖项——诺贝尔奖，实现了中国科技界零的突破，全体中国人普天同庆，与有荣焉。虽然莫言之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两个奖有着质的区别，诺贝尔科学奖才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所以获奖意义更加重大。　　欣喜之后，我们不禁对屠呦呦这个陌生的名字产生了好奇。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1930年底，屠呦呦出生在浙江宁波。她是家里5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源于《诗经》。据考证，诗句中的“蒿”即为青蒿。为她命名的父亲，未曾想到女儿会与青蒿结下不解之缘。　　家乡人回忆，读书时的屠呦呦“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时，她“成绩也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1951年，屠呦呦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读书。在那个年代，身为女孩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她说“很幸运”。　　1969年，她参与抗疟疾药研究任务，1969年1月开始，历经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她查阅大量文献，借鉴了古代用药的经验，设计了多种提取的方法，终于在1971年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1972年，她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青蒿素。　　多次落选院士曾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出国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据了解，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说，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通过屠呦呦的履历，对我们教育培养孩子也有很多启发。　　1、女人可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要给他们时间和平台。屠呦呦成为中国科学诺奖第一人，作为一个女性，不逞多让，取得了超越中国男人的成就，说明女人干事业一样能成功。诺奖可谓世界的状元，不是一国的，更不是一省的状元。家有女孩的父母们，你家的宝贝，不可限量！好好培养吧！　　2、上学时成绩平平，并不决定将来的成就。屠呦呦在中学时只是中上游，并不拔尖，也说明上学时的成绩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成绩的唯一重要作用就是应付那个对将来没什么用的考试。所以，家长同志们，不要再纠结于孩子成绩好与不好，如果已经尽力，就顺其自然吧。把目光放到更有价值的方面！　　3、工作重要吗？似乎也没那么重要。屠呦呦只是中药研究所的一个普通研究员，待遇不高，不为人所重视，对于医学院毕业生来讲，比不上那些当医生的，收入高、地位高、大家都求着。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作岗位，照样可以做出举世惊天的成就。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必会收获多多。　　4、执著精神、韧劲很重要。有再好的外在条件，如果缺乏毅力、朝三暮四，不能坚持，也无法取得成就。屠呦呦看好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青蒿素的研究过程十分枯燥，没有方向，如同在黑暗中摸索，无数次的失败，能够挺下来，需要的就是内在的精神力量。所以，大家在培养孩子的时候，这一点至关重要！5、出国重要吗？没那么重要；读博士重要吗？也没那么重要。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没有留学背景、没有博士、院士头衔，这些外在头衔和背景，对于取得成就来说也是然并卵的。现在的留学人员、洋博士、土博士数以十万、百万计，他们在面对屠奶奶的时候，应该感到脸上发烧。30年来，中国产生了3000多个状元，同样的，鲜有大成就者。这些不禁让我们反思，这些好听的头衔、称呼，到底是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6、好的性格真的很重要吗？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这也是近些年来，教育领域的一个误区。似乎，所有父母都在追求让孩子有个好的性格，左右逢源，乖巧可人。其实，这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千姿百态的，只有按照孩子的本性成长，他才能更加自由，更加自如，更不枉此生。　　屠呦呦的性格按照现在标准，应该是很差的，是要被改变的典型。她性格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她得罪了很多人，有人说她霸道、自私，贪天之功，几次参评院士都没成功。但又怎样？！成就就摆在那里，跟其他都无关。　　所以，不要嫌弃自己孩子的性格，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他们成为他们自己就是好，让他们顺其自然地成长，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都塑造成一个所谓理想的模子。　　7、最后八卦一下，要给孩子取个好名字，有文化的名字，千万别再去什么寺庙，请什么大师给取名了，收了很多钱不说，也未见得是个龙凤呈祥的名字。名字还是要父母取的，但是父母要有点学问，学问不够就要多学习。“屠呦呦”，学问不够的人一听就觉得，好傻的名字耶！其实傻的是自己阿。中国人，有文化的中国人取名讲究，男从《论语》，女从《诗经》，还有很多古书都是取名的圣器宝典，既有文化、又寓意深远，还能福佑子孙，得其所也。　　屠呦呦惊世骇俗的横空出世，确实引起社会，乃至教育界的巨大反响和深刻反思。我们培养孩子更要从中深入思考，你将获益良多。教育切忌花架子，要脚踏实地，不要再被各种华而不实的理论蒙蔽双眼，国外的也未必就都比中国的好，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吸取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精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更得心应手。教育更多的是要朴实而走心。书是我们时代的生命——别林斯基 　　　　书籍是巨大的力量——列宁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莎士比亚　　　　书籍是人类思想的宝库——乌申斯基　　　　书籍——举世之宝——梭罗　　　　好的书籍是最贵重的珍宝——别林斯基　　　　书是唯一不死的东西——丘特　　　　书籍使人们成为宇宙的主人——巴甫连柯　　　　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卡莱尔　　　　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普希金　　　　人离开了书，如同离开空气一样不能生活——科洛廖夫 　　　　书不仅是生活，而且是现在、过去和未来文化生活的源泉——库法耶夫　　　　书籍把我们引入最美好的社会，使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伟大智者———史美尔斯　　　　书籍便是这种改造灵魂的工具。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