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研究 50页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人日期:昇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南京师范大学。学校有权保存本学位论文的电子和纸质文档，可以借阅或上网公布本学位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可以采用影印、复印等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学校可以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和纸质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保密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規定）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属I・7^期限为年。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日 儿童在个体成长发展中，与社会、成人的道德伦理和教育管制以及生存境遇常常会构成矛盾冲突，以至于让儿童处于个体不自由的状态，从而给儿童造成灵魂扭曲、焦虑、压抑、反叛、流浪、犯罪等问题，这类儿童也因此被成人社会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対“问题儿童”给了了新的关注，考察对这类特殊群体的书写直接反映作家对儿童生存与生命状态的理解，也显示了新时期儿童文学思想和艺术深度的掘迸。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前言部分，主耍是对文中概念进行界定，阐述问题的由来，以及介绍冃前相关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一章论述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问题”类型及成因。归纳出“扭曲与失足”、“个性反叛”、“"差"与"坏三种主要类型的“问题儿童”；同时阐述造成“问题儿童”的主要原因分别是“文革”的历史创伤、主体苏醒与裂变以及主流“专制”教育。第二章论述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艺术表现。从文本叙事视角、強化矛盾冲突、突出心理描写三个方面來阐述。作家在“问题儿童”叙事视角上的采用往往和儿童观、教育观以及叙事美学相关；为了凸显“问题儿童”的“问题”，作品在人物角色关系设置上通常都采用对立、对比模式来強化矛盾冲突;在対“问题儿章”人物塑造中更突出心理体验，展示“问题儿童”意识反应、心理变化的复杂内心情感。第三章论述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叙事的意义与问题。通过阐述成人文学以及中外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童”不同的书写，在比较视野下观照新时期儿童小说屮“问题儿童”叙事的意义与问题。指出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有着独特的现实关怀意义和文学审美价值，同时也探讨了这一书写存在的局限和缺失。结语部分通过对本文论述的回顾和总结，探讨“问题儿童”书写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指出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是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烛照下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儿童文学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关键词：新时期，儿童小说，“问题儿童”，类型，成因 AbstractAbstractChildren"sgrowingmayconflictwithmanyaspectssuchassocialandadult"smoralityandethics,educationalregulatoryandlivingcircumstances,whichmakeschildrenfeelrestraintandcauseslotsofproblemssuchaschildren"stwistedsoul,anxiety,depression,rebellion,stray,crimesandsoon.Thesekindsofchildrenhavebeenlabledas^problematicchildren”intheadlut9ssociety.Awholynewattentionhasbeenpaidtoallthesehappeningsinchildren"sfictionofthenewperiodWriters,studyinganddescriptionofthisspeiealgroupdirectlyreflectstheirunderstandingofchildrenAlivingslates.Anditalsoreflectsthefurtherforwardofthedq)thofthoughtandartofchildrenAliteratureofthenewera.Thethesiscontainsfiveparts:Theprefacepartmailydealswiththedefinitionofconcepts,elaborationofresearchquestionsandintroductiontorelativepresentresearch.Chapteronefocusesonthecategoriesandreasonsof"problematicchildren”inchildren"sfictionofthenewera.Threemaincategorieshavebeenclassifiedas44twistedsoulandyoungoffenders99,"rebelliouspersonality99,Ustudentswithbadacademicrecord”andl4badchildren1^1andadetaiedanalysisofthereasonshasbeengiveninthefollowingaspectsashistoricalwoundof"CulturalrcvolutionH,individualrealizationandchange,andeducationalregulatory・Theartisticexpressionof"problematicchildren”inchildren"sfictionofthenewperiodisdiscussedinchaptertwofromthreeaspects:textnarrativepespective,intensificationofconflictsandhighlightpychologicaldescription.WritersusuallychoosethekindofnarrativepcspcctivcrelatedtochildrcnAview,cducaitonalviewandnarrativeaesthetics・InohJcttomake"problems”prominent,therelationsbetweemcharactersinthefictionareusuallyestalishedasoppositeandcontrarytointensifyconflicts.Psychologicaldescriptionishighlightedinportrayingimagesof"problematicchildren”toexposetheircomplicatedinneremotionssuchasconsciousreactionandpychologicalchanges・ChapterthreeelaboratesthesignifcanccandquestionsofthenarrationofAproblcmaticchildren11inchildrenAfictionofthenewperiod.Acomparisonofnarrationsof"problematicchildren”hasbeenmadebetweenthoseinadultliteratureandinforeignchildren"sfiction,whichaimstoshowthesignificanceandquestionsofthenarrationof"problematicchildren”inchildren^fictionofthenewperiod.Auniquemeaningofrealisticcareandliteraryaestheticsvaluehavebeenpointedoutastheprominentsignificanceofthe Abstractnarrationof"problematicchildren”inchildren"sfictionofthenewperiodandthelimitsanddeficiencyofthiskindofnarrationhavealsobeendiscussed・Theconclusionistherevisionandsummaryofthewholethesis,whichdiscussesthedifferencesbetweenliteraryimagesof"problematicchildremnandrealisticimages,andreflectsonthecruxofreasonsorsolutionsto"problematicchildren”ofadultsociety.Keywords:Newperio山Children^fictionA"ProblematicChildren”,Categories,Reasons AbstractIIWB1第一章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类型及成因8第一节扭曲与失足：“文革”的历史创伤9第二节个性反叛：主体苏醒与裂变15第三节“差”与“坏主流“专制”教育20第二章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艺术表现23第一节成人叙事视角的显与隐23第二节矛盾冲突的強化26第三节心理描写的掘进29第三章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叙事的意义与问题32第一节现实关怀相文学审美价值32第二节局限与期待35雜39料嫌42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47.JsiB48 冃前在中国，关于“问题儿章""的研究大都是从生理保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出发，这些学科领域对“问题儿童”的研究首先取决于对“问题儿章”的界定。不同学科的评估诊断体系和视角决定了対“问题儿童”的界定和划分。从生理医学角度，有肢体发展障碍儿章，即残障儿童；从儿童心理学角度，根据儿童的认知、行为、情绪、人格、道德发展，统称为品行障碍儿童；在特殊教育学中，把在心智特质、感觉能力、神经动作或生理特质、社会行为和沟通能力方面偏离一般或常态儿童或具有多重障碍的儿童，称之为特殊儿童；从社会学角度，在儿童生命成长过程中，与生存境遇、社会文化构成矛盾冲突，以此造成儿童个体生命与人格发展障碍的儿童，也被大众列为“问题儿童”。尽管从不同的学科対“问题儿童”有不同的界定和分类，但这一类儿章都是在其个体生命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某种的障碍，使得他们不能像其他儿童一祥健康、快乐、自由地成长。在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中，当儿童的发展达到他能够独立行动，且形成独立意识的时候，儿章和成人（主要是父母和老师）的冲突就开始了。英国“自山主义教育”代表人物A.S・尼尔认为：儿童天生是好的，是现实的、明智的和真诚的，儿童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存在，有自我独立的思考和智慧的选择气心理学家阿徳勒认为，造成“问题儿童”的最主要原因是阻碍了儿童的自我主体建构气玛丽业•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一书中指出：“成人把自己看作是儿童的创造者，并从他们自己跟儿童的关系的角度来判断儿童好坏与否。成人使自己成为儿童善良和邪恶的试金石。他是一贯正确的模式，儿童必须根据它來塑造。儿童在任何方面偏离了成人的方式就被当做一种罪恶，成人要迅速加以纠正。”@这一冲突和矛盾突出表现在儿童在情绪、情感、行为等方面出现异常。从而出现所谓的“问题儿童”。事实上，儿童本身没有问题，是问题成人、问题社会对这类儿童的片面误解，同时也是他们造就了“问题儿童”。往往，成人会以各种身份（教育、训导、规范）对这类儿童进行界定和划分，当儿童没有符合既定的范式，没有遵守既定的规律，如此构成了冲突和矛盾，这类儿童通常也被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从而引起儿童变本加厉的冲撞和反叛。在以儿童为阅读主体的儿童小说中，有着数以万计的儿童形象和类别，这其中也不乏“问题儿童”。之所以选择“问题儿童”作为研究论题，是因为作家对这类特殊群体的关注和书写直接反映作家对儿童生存与生命状态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这个角®这一观点来源于英国A.S.尼尔的《夏山学校》一书，王克难译，南海出版公可，2010年5月第2版。®这一观点来源于阿徳勒的《儿帝的人格教育》一书，彭正梅、彭莉莉译，上海人民岀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玛册亚•蒙台梭利苦，马荣根译，《倉年的秘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3|页.度考察作家的儿章观及此种儿章观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将时间范围定在新时期，是因为」个明显的事实：“新时期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章文学发展厳快、变化最大、成绩锻显著，而所需探讨、研究的课题也是最多的时期。”°本文以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作为考察的重点,就是因为在新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儿童文学观念在整个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变迁中也有着自我的革新，儿童小说中关于“问题儿童”的叙事，无论从内容还是 形式上，都呈现出与之前较为不同的风貌。本文将从大量的文本例证中，梳理出新时期中国儿童小说屮关子“问题儿童”的类型，对其根因及其艺术表现的发展进行具体阐释和深入挖掘。以此来考察在不同时代，儿童文学中书写的儿童在生存和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哪些问题，是何种原因造成了他们身心发展的障碍？作为儿童的保护者和引领者，成人作家该以何种姿态和方式面对种种“问题儿童”？如此，从文学层面上，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新时期以来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以及儿童小说创作在题材、形式和中美方面的发展变化C此外，本课题的研究还具有一种现实关怀的意义，因为“问题儿童”的存在，与造成或解决“问题儿童”的成人社会密切相关，“问题儿童”本身也是对成人状态的一种投射。因此，这种考察可以作为一种警示和向导，指引成人避免或解决各种“问题儿童”，更好地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目前，国内关于“问题儿童”的研究整体来说较少且处于零散状态，并没有被系统地研究。研究现状主耍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儿童文学史的概述屮，在列举每一吋段关于创作的现象、特点以及对作家作品的简要梳理时，涉及到“问题儿童”的作品偶被提及。王泉根著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一书中，从思潮发展的角度，在对上世纪80年代儿章文学的特征和走向等问题进行评述时，总结出了“儿童文学在少儿系列形象的塑造上，则经历了"扭曲型"一"迷途型"一"自立型"一"断乳型"的嬉变”而在个案研究论中特地对儿童文学作家李凤杰关于残疾儿童和失足少年的作品进行个案评述。王泉根的这一人物形象概括重在掲示变革发展屮的成人社会与儿童生存状态的关系。这与本文对“问题儿童”的梳理其类型的变迁发展有某些契合之处，不同的是，本文是贯穿在整个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发展中的，掲示出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从描写儿童与成人文化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儿童与儿童文化自身关系的演变。第二，关于“问题儿童”的研究零散在对儿童文学单个作家作品分析中，主耍是在对儿童小说的題材、主题、人物形象分析时被提到。其屮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顾丽芬的硕士论文《儿童文学中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立”表现》对整个世界儿童文学⑻王泉根上编：《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1月笫丨版，第1页。⑧王泉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詆庆出版社，2000年12月笫1版，笫225页。作站中表现的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立、冲突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发现社会规范的冲击、成人本位的观念导致了冲突的上演。这一角度的切入，涉及到关于成人对孩子的权威压制，孩子对成人的反叛，这一“対立”恰是造成“问题儿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刘雅萍的硕士论文《论儿童文学中的单亲家庭及父母离异》中，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单亲家庭及父母离异在儿童文学中的叙事,从而考察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事实上，单亲家庭及父母离异也是导致“问题儿童”产生的其中因素。在这一研究中，尽管没有明确界定家庭变故导致了“问题儿童""的产生，但其内在的核心是一致的。另外，这一研究是以整个世界儿童文学文本为基础，更多的是以西方儿童文学为主，对中国儿童文学涉及的较少。第三，融合在屮国现当代文学关于“成长小说”的研究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并没有针对“问题儿童”进行专题的研究，但涉及到“问题儿童”的研究有很多，大都是融 合在围绕儿童“成长”研究当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刘广涛的专著《百年青春档案——20世紀中国小说中的青春主题研究》，围绕“成长”的主题分别对青春的理想、崇拜、反叛、流浪、情爱、病态这些主题进行了研究；李学武的专苦《蝶与蛹一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从成长小说的角度考察了当代小说屮的少年儿童题材；樊国宾的博士论文《主体之生成一一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研究》分别对1949一1976年、1977-1999年两个时段的成长小说进行考察。在这类以“成长”为主题的研究中，其中关于儿童的反叛、流浪、病态等类型，与本文中对“问题儿童”的阐述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写作具有重耍的借鉴意义。另外，本文关于“问题儿童”的理解和界定很大程度上是建构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上，因而，关于这些领域的对本文具有参考意义的研究值得一堤。在教育学、心理学领域，关于“问题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殊教育学，从“特殊儿童”的概念出发，针对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智力、心理、精神等方面的问题，对儿童进行教育康复训练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随着特殊教育学科的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系统。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依托英国教育家尼尔“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对“问题儿童”的教育及其康复研究。尼尔认为“问题儿童”是问题父母的产物，他提出要赋予“问题儿童”足够的自山和爱，并经常和他们进行情感交流。他开办的夏山学校最初是以招收“问题儿童”为主，最后发展成为誉满全球的自由教育示范学校，他的“问题儿童”教育理念以及在夏山学校的成功教育实践对于“问题儿童”的教育提供了诸多借鉴，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主耍有硕士论文以及一些单篇论文。张宛的硕上论文《“问题儿童”的山來及其康复一尼尔自山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从“问题儿童""成因及康复研究的角度解读尼尔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在尼尔的教育思想中，肯定“爱”、“民主”、“自由”在人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吴艳的《从尼尔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看问题儿童的教育》、高伟的《论尼尔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等单篇论文中，都是在深层剖析尼尔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赞同尼尔对“问题儿棄”的教育理念。本课题中关于“问题儿童”的概念界定，借鉴了尼尔的自山主义教育思想，并与尼尔的“世界上并不存在问题儿章”观点相同。但，此研究是从教育学领t或对个案进行教育康复的探讨，与本课题在文本叙事中考察有着现实存在和文学煤构的差别。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关子“问题儿童”是一直被关注着的，但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层面，决定了対“问题儿童”的关注整体上呈零散状态。在前人的研究中，没有系统地对“问题儿童”进行归纳和阐释，更没有对“问题儿童”进行概念界定和反思批评。而从儿童小说中关注“问题儿童”的研究更是处于空白。本文选取的角度是从新时期儿童小说中考察“问题儿童”的类型，梳理新时期儿童小说的书写中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儿童”以及对这类“问题儿童”的叙事是采用何种视角，从中探寻作家对“问题儿童”的叙事策略，考察历史性的发展变化，把握其发展轨迹，且评判不同时期的优缺。这一角度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有很大的空间可拓展。由子“问题儿童”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学科领咸存在一定的区别，因而有必要对本文论述中“问题儿童”进行概念界定。首先是对“儿童”概念的界定。关于儿童的年龄范畴，历来说法不一。围绕儿童分期最为激烈的争论在于，少年期也就是青春期，是否属于儿童期的范畴？少年是处于儿童和成人 之间的一个形态，纵观各个学科关于儿童的分期研究，尽管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并未绝对性地否定了少年的“儿童”身份，而是采用了儿童期广义和狭义的不同定义来规避这一棘手的命题。大多数意见还是倾向于把少年期纳入到儿童期的范畴中来。如发展心理学指出，“发展心理学上的儿童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M8岁的发展中的人，即新生儿到青年初期的人类个体”。⑧从法律的角度，国际社会也是普泛性地采用了广义的儿童概念，把少年期纳入儿童范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从国际最高律法的角度对儿童和童年的年龄范畴作了規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而我国也把成年人与非成年人的界定标准定在了18周岁。因而，在本文中对“儿童”设定的范围为十八岁以卜•的孩子，也就是说，卜•至两三岁的婴幼儿，上至十八岁的青少年，都包含在内；“童年”也指0岁到18岁这个时间范畴，分别代表了几个阶段：婴儿期、幼儿期、儿童期和少年期。其次，什么是“问题儿童”。在特殊教育学中，问题儿童是与残疾儿童、超常儿童并称为特殊儿童，即特殊教育的対象。“持殊教育的対象包括三类儿童：第一类是残疾儿童（disabledchildren）,其中包括盲、聋等感官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病残和多重残疾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残疾的儿童；第二类是问题儿童（problem⑧张莉：《儿玳发展心理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children）,包括学习问题（学习困难、阅读困难、计算困难）、行为问题（打架、斗殴、吸毒、偷窃、反社会等）、情绪问题（悲观厌世、过于冲动）等不同类型问题的儿童；第三类是超常儿童（giftedandtalentedchildren）,包JS有超常智力、能力和资赋优异的天才儿童。”®这样的定义和分类是因为“学术界一般都是从概念性和操作性标准两个方面着手，根据统计、医学和社会常模等三个不同的维度来区分特殊儿章与正常儿童。”®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儿童，通常是指打架、斗殴、吸毒、偷窃、反社会、悲观厌世、过于冲动等这类儿童，即在儿童生命成长过程中，与生存境遇、社会文化构成才盾冲突，以此造成儿童个体生命与人格发展障碍的儿童，也就是特殊教育学中所指的“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但有所不同的是，特殊教育学中的定义，是基于统计、医学和社会常模的维度来区分的，而社会学意义上更多是从社会伦理道徳、大众行为规范的尺度来衡量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儿章小说中的“问题儿童”，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参照特殊教育学意义上的问题儿童标准，同时结合文本中的具体书写进行界定。主要是指儿童在个体成长发展中，与社会、成人的道徳伦理和教育管制以及生存境遇构成了矛盾冲突，以至于让儿童处于个体不自由和相対弱势状态，从而给儿童造成灵魂扭曲、焦虑、压抑、反叛、流浪、犯罪等问题，这类儿童也因此被成人社会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因为本文是基于文学创作中的形象研究，是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虚构形象，不同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实证研究以及生活概念中的“问题儿童”，因而对本文屮出现的“问题儿童”加以引号标注，同时，本研究的立足观点认为并没有真止意义上的问题儿童。四“五四”时期，“幼者本位”的儿童观直接促成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在“童心崇拜”的热潮中，“五四”时期的儿童小说一方面在狂热地赞美童心，出现了一系列纯美的儿童形象;另一方面也将童心作为反对封建的突破口，出现了“流浪儿”“孤几”“低能儿”“童养媳”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问题儿童”形象。二十年代以后，受到战争和政治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儿童神话被消解，新的“红色接班人”的小英雄神话被缔造，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个体遭遇的血腫、残暴、死亡等问题被革命英雄理想主义遮蔽。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政治体制影响下，“红色儿童”“革命接班人”成了儿童文学主流，五 六十年代的“教育儿童的文学”使得儿童都成了迷途的羔羊，儿童集体成了“问题儿童”，似乎都在等待着作家来超度和点化。以“罗文应”为代表的顽童，成了满是缺点亟需改造的“问题儿童”，作家仿佛成了君临儿童之上进行滔滔不绝的道德训诫和政治说教者。®方俊明主編：《特殊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5血®方俊明主編：《特殊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4页，进入新时期，“以儿童为主体”的儿童文学观念得以冋归，这将儿章文学从以成人意志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儿童文学更加贴近儿童，走向儿童。因而，在新时期儿童小说中，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历史中的错误，“问题儿童""某种程度上承载了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同时，新时期冋归儿童生命本体的创作理念使得作家对“问题儿童”的关注有了更大的深度和广度。综观新时期以前儿童小说中关子“问题儿童”的书写会发现，“问题儿童”的类型、根源和书写策略究其缘由大都归结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上。因而，考察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対“问题儿童”的书写，也可以从中发现新时期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发展变化的真实图景，以及儿童文学创作在题材拓展、形式探索和艺术审美层面的掘迸。正文主耍分三个部分对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书写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耍论述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问题”类型及成因。归纳出“扭曲与失足”、“个性反叛”、“"差"与"坏三种主耍类型的“问题儿童”；同时阐述造成“问题儿童”的主耍原因分別是“文革”的历史创伤、主体苏醒与裂变以及主流“专制”教育。第二章论述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艺术表现。从成人叙事视角的显与隐、矛盾冲突的強化、心理描写的掘进三个方面来阐述。作家在“问题儿童”叙事视角上的采用往往和儿童观、教育观以及叙事美学相关；为了凸显“问题儿童”的“问题”，作品在人物角色关系设置上通常都采用对立、对比模式来強化矛盾冲突；在对“问题儿童”人物塑造中更突出心理体验，展示“问题儿童”意识反应、心理变化的复杂内心情感。第三辛论述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叙事的意义与问题。通过阐述成人文学以及中外儿童小说中対“问题儿童”不同的书写，在比较视野下观照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叙事的意义与问题。指出新时期儿童小说屮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有着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和现实关怀意义，在比较的视野下探讨这一书写存在的局限和缺失。结语部分通过对本文论述的回顾和总结，探讨“问题儿童”书写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指岀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是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烛照下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儿童文学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本论文拟采取多种研究方法：一、整体观照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作历史性梳理，先勾勒岀纵向发展的轨迹。采用文本结合文学史阅读的手段（不囿于文学史的记载），同时參考一些史料记载和目前的研究新成果。二、文本例证的方法。本课题的研究主要是依托大量的文本作为基础对象，在文本阅读上，采用全面阅读、重点分析的策略，同时也不拘囿于个案分析，坚持全面而深刻。三、借鉴并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在本课题的研究中，要涉及到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相关学科，需借鉴这些学科中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法。山于本课题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对其剖析过程屮，大都要借助这些学科的理论来支接。四、比较研究的方法。由于中国儿童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浸染，且中国儿章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成人文学的影响，因而，在本课题的研究屮，要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并尽量查阅相关的一手资料，在比较屮发现其特点和优劣。 第一章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类型及成因在中国，儿童引起重视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人”的启蒙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对儿童纯美心灵的体悟和掲示，引发的是一场空前的童心崇拜之热潮。""@在这种儿章崇拜心态下，五四时期的儿童小说中构建了一系列纯洁、天真的儿童形象，以冰心笔下清新、纯朴、活泼、可爱为代表的儿童书写成为主流。当然，也有很多书写童年的悲惨经历的，出现了“流浪儿”、“畸形儿”、“孤几”、“低能几”、“童养媳”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难儿童”形象。女U：《是谁断送了你》讲述了少女怡萱被封建伦理道德扼杀的不幸故事；《三儿》诉说了一个捡破烂的苦孩子被贫困、野蛮杀戮的不幸事件；叶绍钧的《低能儿》中，穷孩子阿菊有一个对他不闻不问的母亲和一个终日喝得烂醉的父亲，終日在啼哭中度过，直到上学时，他己经成为一个低能儿:不会数数，不会唱儿歌，其至打不开教室里带把手的门。以及朱自清的《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叶圣陶的《阿凤》，徐玉诺的〈〈在摇篮里》、《到何处去》，赵景深的《阿美》，冰心的《最后的安息》等。这些小说中儿童的“问题”多成了“苦难”的代名词，作品控诉的对象直指社会和他人，用“问题”把儿童与社会対立起来，以社会的黑暗来反衬出儿童的无辜和无助，从而唤起人们对儿童的怜爱。而作为儿章的性格、欲望，包括童年的噩梦、阴影和恐惧等主体性的负面书写被忽视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苦难符号的意义，对孩子羊富而独特的内心世界的探究，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书写上的一个空缺。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战争带来的动乱，无论是政治话语还是文化关注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文学政治化、革命化成为时代选择的趋势。儿童文学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也随之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儿童小说中的儿童往往成了某种象征，寓意着革命的前途和未来。而战争带來的社会动乱、家庭破碎、个体流浪，使得童年充满了残暴和血腥，童年生命过早的面临“死亡”。这些生存境遇给儿童带来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在成人的话语体系下，童年被政治化和模式化，儿童的个体性和天性被残酷的现实淹没，儿童的精神世界被注入了“革命范式”的英雄理想主义激情。因而，这一时期的“问题儿童”集体被遮蔽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政权和话语体制下，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统筹下，儿童小说在以追忆革命历史题材和描绘新中国儿童的新生活为主流题材下，塑造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儿童小说的创作中，无不渗透着政治话语和成人话语的权威。在延续着战争年代的政治话语下，儿童的个体性被遮蔽，儿童小说中岀现的“孤儿”、“流浪儿”等儿童并没有被当作“问题谈风憊：《20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的审茨进程(1903-1927)»,南京师范大学硕七论文，2002年6月・儿童”书写，而是变异成“复仇者”和“寻党者”。如，《小兵张嘎》、《闪闪红星》、《找红军》、《小矿工》等，对于他们来说，亲人离世带来的恐慌、孤独等心理创伤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取而代之的是一颗坚定的复仇之心。“流浪儿”的身份更是经过作家的精心设定， 他们不再是漫无目的地流浪，而是有了一个具体而崇高的目标，那就是“寻党”，流浪己经是一种目标明确的行为，且这些儿童在“红色”书写下，他们常被塑成“小英雄型”的形象。把本应该关注的“问题”弱化，而孩子的天性反而被问题化，在“十七年”儿章小说中，孩子的天性，女口：恋家、胆怯、贪玩、调皮，以及孩子特有的“游戏精神”等，往往被当作“错误”和“问题”，因而，顽劣的儿童便成了“问题儿童”需要被教导。“把好奇、好玩的儿童夭性作为一种"缺点"加以批评，正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忽视儿童精神肚界与人格个性的反映”®如，《罗文应的故事》中的“罗文应”便是典型代表。在这里，儿童游戏的天性被刻画成儿童成长中的不足，最终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批评的対象。成人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甚至刻意夸张孩子的天性，以作为错误的典型來训导。因而，小说中用“解放军”这一符号性的成人形象，他以战斗英雄的权威姿态出现，也是以“训导者”的身份出现，扮演成儿童的“精神导师”，让“罗文应们”改正缺点，从而融入群体的价值导向。进入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大規模引进，中国儿童小说的发展也进入了重要时段，回归儿童生命本体开始成为作家创作的新走向。对儿童主体性的关注使得作家开始重新思考儿童个体成长过程中与社会、成人、环境的关系。因而，“问题儿童”的书写呈现出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类型和原因。本章将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出现的“问题儿童”归纳为“扭曲与失足”、“个性反叛”、“"差"与"坏三种类型进行论述；同时探讨造成“问题儿童”的主要原因分别是“文革”的历史创伤、主体苏醒与裂变、主流“专制”教育。事实上，这三种类型的“问题儿童”塑造背后也贯穿着新时期儿童小说整体发展的脉络走向。诚然，我们无法详尽而明确地对个体生命的种种行为和体验进行分门别类，且文中划分的这三种类型，也存在交叉和渗透的现象。因而，在本文対“问题儿童”进行分类时，也只能是根据文本叙事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和傾向对其进行粗略的类型概況。第一节扭曲与失足：“文革”的历史创伤“文革”的I•年浩劫对儿童精神的摧残是无法估量的，因而，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率先把书写“伤痕”的対象指向了儿童。刘心武《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小说的头条，它和卢新华的《伤痕》等作品，写出了一代人在特殊时代的创伤，也开始了新时期文学“伤痕小说”的写作潮流。在那几年，“文学主题可壬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丨67页。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而在这一文学潮流的冲击下，儿童文学也进入了描写“伤痕”和“反思”中，控诉“文革”对儿童清纯心灵的严重扭曲和污染，十年浩劫的斗争哲学给儿童留下的心理创伤，这一阶段的“问题儿童”已然是渗入了病态因素的“扭曲型”形象。一、灵魂扭曲真正引起儿童文学新时期骚动的应该是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这篇当时被称 之为“问题小说”在儿童读者以及家长、教师中激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王泉根称这篇小说是“将儿童文学由描写"伤痕"直接拉入了"反思"。”®《谁是未来的中队长》通过被当时革命话语所异化的中队长和一个热心助人却未被“规训”的同学的对比，从而达到对时代人性扭曲的反思。小说中的张莎莎，是老师眼中乖巧、伶俐的学生，在同学眼中她是个动辄报告老师的同学，老师很喜欢她；而另一个学生李铁锚热情果敢，受到同学的拥护，却被老师视为“有点鲁莽”。到底应该选谁当中队长，小说用选举中队长这一事件展开。很显然，张莎莎乖巧、循规蹈矩，组织性、紀律性强，正是老师心目中理想的中队长角色，如同""谢惠敏式”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任。张莎莎同样延续了“红色接班人”的传统，具备听话、忠诚、有原则等优点。•然而在王安忆笔下，张莎莎的优秀品质开始受到质疑。作者安排一个“我”作为叙述者，作为和张莎莎同龄人的“我”，用“我”在听爸爸讲述他们厂里“文革”时期靠“打报告”当上车间主任这个人的故事，从而引出对张莎莎“问题”的指认：“这个人像我们学校里的张沙沙，像死了，太像了！”张莎莎的“乖巧”正是被异化的体现，而李铁锚的“鲁莽”才是孩子本有的天性。小说中，作为成人、教育者的角色“王老师”始終是隐约在叙述中的，作者安排了张莎莎每次去报告老师这样隐含的角色存在，老师的态度和立场始终没有被正面回答，而是通过老师找“我”和季小苏谈话，以及张莎莎来打报告老师几次“皱皱眉头”这样的细节来表明对张莎莎某种程度上的质疑。小说结尾用“我”的疑问“究竟谁是我们未来的中队长”更加凸显了“反思”的姿态。小说巧妙地运用一直隐形存在的“问题”人物一爸爸厂里的车间主任，用这样一个显性的“文革”人物来映照张莎莎“爱打小报告”的“问题”，也以此来暗含“文革”对儿童的伤害。这篇小说的一大贡献，就是对“听话”的好孩子提出了质疑，王安忆対抗的，其实是整个革命叙事中的儿童成长伦理，这种质疑战直接的因素便是“文革”事件的发生。同样因为“文革”而造成灵魂扭曲的精神内伤的“问题儿童”还有：黃蓿佳《阿®沈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岀版初:，1999年版，第240页。®±泉根：《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王泉根主编，《中国儿童文学60年》，湖北少年儿童岀版社，2009年9刀版，笫120页。免》中不自觉当了“帮凶”、伤害同龄人人格尊严的“鎔姐”；汪黔初《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中以父母官职高低来组合小伙伴关系的“精通世故”的干部子女“杜大学”；刘岩的小说〈〈被扭曲了的树秧》中被社会和家长的庸俗关系影响而白以为乖巧的“金莹莹”等等。这些儿童都丧失了儿童本真的生命状态，本属于他们的纯真、朴实、可爱都荡然无存，相反儿童身上出现了成人社会庸俗哲学中的世故、老练、教条，而造成这一“问题”都归因于那个畸形的年代。二、失足犯罪少年的犯罪一直是社会和家庭痛心之处，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走上偏执和歧路，我们该如何去面对他们的过失，追问这些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和家庭的重要责任。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对这一类群体的书写并不多，这与儿童文学长期以来坚守“正面教育”原则是分不开的。因而儿童小说创作大都以正面人物为主人公，对存在“问题”尤其是极具反面典型的失足儿童并没有广泛关注。尽管没有大量的作品涌出，但也有少数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其屮又以80年代初出现的“工读生”®题材小说为代表，女口，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刘厚明的短篇小说《緑色钱包》、《黑箭》等。这些作品之所以出现在新时期伊始，思想根源上还是顺应当时“伤痕”“反思”的潮流。把工读生作为“问题儿童”进行剖析，作家们在作品中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归因指向，即"文革”的迫害。然，这里对“文革”的指认与灵魂扭曲型的“问题儿童”中対“文革”指认又不相同。“张莎莎式”的“问题儿童”在 “文革”中遭受的是精神上的浸染，从而灵魂被扭曲；而“工读生”更多的只是在“文革”的狂热亢奋的社会环境中放纵了行为，进而演变成了失足犯罪。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这类工读生题材小说的代表之作。小说创作在新时期初，描写的是“文革”后复办的工读学校错综复杂的生活情景。1985年改編成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关注和接受，与其中塑造了一批个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诸如：大公无私、鞠躬尽痒的徐问，机警果敢的黄树林，温柔善良、朴实单纯的于倩倩，阴谋不断、搬弄是非的薛副校长；“三剑客”之首、外号“伯爵”的谢悦，“吃生肉”的打手郭喜相，“钢铁小佛爷”小偷小建国，一“浪”一“疯”的宋小丽和向秀儿等等。小说中，作家不只是囿于描写工读生们的世界，确切的说，柯岩在小说屮构筑了三个“世界”：即，由失足犯罪的工读生们组成的“疯狂世界”，以徐问、黄树林、于倩倩为代表的“光明世界”，以沙局长、迟副处长、薛副校长为代表的“阴谋世界”。作家把这三个“世界”置于矛盾斗争的焦点，“疯狂世界”中的打杀偷抢、外逃闹事，耍流氓、恶作剧，⑥工读生，是指「读学校里的学生。工读学校妊国家为行违法或轻微犯卯•行为的未成年人而办的待殊学校。这些儿童从常规的学校退学、被开除，或被学校认为不宜留校学习，但彳空足以送少年管教所，故进入T读学校学习。 作乱层出不穷；“光明世界”中正气凛然、乐观向上、天真活泼，他们试图用爱和美去唤醒和改变“疯狂世界”中的冷漠、仇恨和无知；而“阴谋世界”屮的暗算、诬告、陷害、拉帮结派，时时让斗争激化和复杂。三个“世界”対峙，彼此关联，互相牵制，随着情节的进展、形势的变化以及对主题的深化，分合不断转化，最終达到对立的统一。而这种対立的统一，就是“寻找回来的世界”即“光明世界”战胜了“阴谋世界”，“疯狂世界”最终寻找到失去己久的充满爱和美的青春世界C作家把成人社会中的世俗明暗置于其中，不只是凸显了那几个典型的正面人物形象，更有意义的是，作为工读学校教师的成人世界竟然存在如此阴暗的尔虞我诈，相比之下，学生的失足行为反而更显简单和纯粹。柯岩原本只是想关注“工读生”这一持殊群体的状态，在她深入工读学校中体验生活的时候,“文革”爆发了。因而，当文革结束后，她重新对这部小说的创作加入了很多対“文革”的思考和批评。小说之所以命名为《寻找冋來的世界》，不仅仅是“工读生”需耍寻找曾经丢失的世界，也是作者在寻找自己在“文革”时丢掉的一个世界，更深一点讲也是全国人民曾经丢掉了一个世界。因而，在小说屮，可以看出作家有着非常清晰的“问题”指向，即造成失足少年的最根本原因是“文革”。同样以工读生为题材的小说还有刘厚明的《緑色钱包》、《黑箭》。这两篇短篇小说在80年代初先后发表，塑造了“韩小元”、“邢玉柱”两个文革后的工读学生形象。《緑色钱包》中的韩小元，十三岁的小少年，有烟瘾、爱尿床，因为偷窃，屡教不改，当他不情愿地进入工读学校以后，发现校长就是自己前些天“吃汽车”时被偷钱包的人。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设法蔵匿这个绿色钱包，一方面又“随时准备着校长把他叫去"捋"一顿”，然而老校长决口不提钱包的事反而对他更加细致入微的关怀，这让韩小元惶恐之余开始感动。在老校长润物细无声燉的关怀教育下，韩小元重新走入“正道”。小说中，韩小元是个典型的“问题少年”，偷窃、抽烟，通过在工读学校的教育而走上正途。简单的故事情节，毫无悬念的圆满结局，这样叙事结构完全符合“止面教育”的原则。作者对韩小元始终采用的是宽容的态度，对其偷窃、抽烟等行为的描写也是用嬉皮的口吻，对韩小元的教育模式尽管是传统的说服感化，但城终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韩小元内心一系列的矛盾挣扎锻终达到自我救赎。以此可以看出，作者己然是想摆脱传统的成人说教模式，通过老校长的行为感化，改变成人的角色，同时把主体还给儿童自身，尽管如此，老校长式的人物依旧扮演着精神领袖式的长者，指引着儿童进步的方向。《黑箭》是刘厚明继《緑色钱包》之后发表的又一个以工读学校为题材、塑造失足少年形象的短篇。小说中邢玉柱和韩小元一祥，也是因为偷窃被送到工读学校。比起韩小元，邢玉柱的身世更为可怜，他的“问题”也更为突出。他没有亲妈，后妈被他称之为是“长舌头娘们儿”除了告状就是责骂，父亲是火车司机，长年在外，无暇顾及儿子的成长。邢玉柱在这样的家庭里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反而因偷窃被父亲剁掉一个半手指，这样的家庭给他带来了身心的双重伤害。失去爱的邢玉柱心里充满了反叛和仇恨。因而，当他用偷来钱买烤12白薯时，心中没有因偷窃产生恐慌和不安，反而充满了复仇的快感。“人们给我的是冷眼和拳头，他们恨我，讨厌我，我也恨他们！"呸，臭小偸!""呸，我就偸"！”作为一个本身就处于叛逆期的少年，非但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流落社会又遭受他人的冷眼和拳头，在邢玉柱的世界，他一无所有。他极其渴望爱，因而当他遇到“没娘又没主儿”的一条小狗时，爱在他心中复燃。邢玉柱每天从学校教师食堂偷窃食品去喂养这条小狗，从卫生室私拿硫磺软膏为它治癣°邢圭柱在喂养这条和自己有着相同境遇的小狗，同时也是自我疗伤的过程°然 而，对小狗胡发的善良并没有彻底改变他的“问题”，他依然坚持他的哲学：“他认为世界上坏人多，并且举出许多事实來证明：当老师的爱整人，当警察的爱熊人，有的还打人；当父母的对孩子，也有不疼不爱，像狼那么狠的……”最终促使邢玉柱改邪归正的还是通过校长的关爱达到他白我良心发现。如同《緑色钱包》中设计的结构一祥，以邢玉柱自我觉醒达到“问题”的解决。这两篇小说都是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初，因而作品带着“伤痕”“反思”的印记，《緑色钱包》中作者通过校长这个代表成人社会的角色直接道岀韩小元失足的根源：“我们工读的核子也是"祖国的花朵"，只不过受了"四人帮"的"病虫害"，他们想变好，也一定能变好!”与《寻找回来的世界》一祥，作者把韩小元和邢玉柱等失足儿童的“问题”直接UI因为“文革”迫害。随后出现的任大霖的儿童小说《喀戎在挣扎》，也是讲述工读学校的学生梁一星逐步转变的过程。另外，同样控诉“文革”给儿童带来失足犯罪的还有土路遥的短篇小说《一个刀枪不入的孩子》，塑造了一个被誉为“刀枪不入”的唐不知，“文革”造成了他家庭破碎从而沦落成失足儿童，在老师“我”的教育感化下最终得以转变。另外，在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除了“工读生”系列小说，关于失足少年的描写值得一提的还有邱勋发表在1980年《儿童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三色圆珠笔》，这是一篇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荣获了“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说通过一支三色圆珠笔引发的“冤案”，塑造了一个立体鲜活的“问题儿童”形象，同时也抛出了一个作为教育者的成人亟待反思和警醒的问题。小说中的“徐小冬”是一个曾经失足的“问题儿童”，刚从外地转学过来，转来不久就被同学挖岀r底细，同学们因此给他取个外号叫“二级钳工”。因为他有过“前科”，所以当同桌齐娟娟的三色圆珠笔找不到时，全班同学立刻把目标锁定在他身上，并且进行“民主投票，选举小偸!”徐小冬在集体一致的指认下，委屈和个人反驳显得更加弱小和无助。他反抗，却带来同学们对他进一步的防范：“他没有注意到，同学们书包上的拉锁都拉得很紧，书包带子也都在扣鼻上扣严了。”而真正把徐小冬逼至绝境的是有着话语权威的秦老师。秦老师俨然是一副良师益友的姿态对徐小冬进行“善意”诱导。“秦老师缓缓地说”、“秦13 老师态度仍然十分和蔼”、“秦老师含有深意地微笑了一下”、“秦老师高兴地吁了一口气”、“秦老师转过脸来，焦急、期待而又和善地说”，作家巧妙地通过秦老师说话的一系列表情和方式彰显她的姿态，秦老师亦步亦趋地用自以为是的“和蔼”和“亲切”对徐小冬先是诱导，进而审问，战终逼供：“我们在挽救你，希望你不要在错误的路上滑得太远，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我们不愿意现在就告诉你的家长，或是报告派出所……”面对这战后一道防线，徐小冬坚守不住了，他害怕自己成为曾经的失足少年，然而又被现实逼到不得不再次失足。当遗失的三色圆珠笔又重新出现时，事情的真实得以显现。与此同时，秦老师的权威轰然倒地。显然，秦老师和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是带着“有色眼镜”审视这个曾经的失足少年，核子的无知无畏固然悲哀，令人痛心的是，作为权威的代表者秦老师，也同样丧失了理智，竟然是用挽救的方式把徐小冬逼到真正去偷窃的境地。徐小冬再次失足是秦老师僵化、教条、固执的教育思想导致。表面上看，小说直指成人教育者的痛处，然而，同样是在儿童文学“伤痕”“反思”潮流中诞生的这篇小说，实际上，更是在反思造成秦老师问题的根源，秦老师的僵化、教条等问题更像是“文革”遗风。小说瑕后用“副校长兼副支书工作很忙，正在召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儿童的重要会议”作为结尾，更彰显了其反思之意。“文革”历史不仅给儿童带来了精神、灵魂扭曲的创你同时一个错课时代的污浊的社会坏境也对儿童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了严重的坏影响。新时期儿童小说对这类“问题儿童”的书写不仅仅是关注儿童主体的健康成长，也借助対“文革”历史的反思达到对历史偏执儿童文学观的反思。同时，对“文革”历史造就的“红色接班人”、世故、教条、老练等“问题儿童”的反思书写，也体现了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开始关注和肯定儿童本体生命存在的特质和天性。然而不足的是，新时期儿童小说对“文革”历史中的“问题儿童”进行书写时也存在片面性和单一性。如，一个宣扬“造反”的暴力时代对儿童的影响，儿童面对时代蛊惑的不堪处境，一些巫要的内在体验诸如饥饿、性、暴力的诱惑以及死亡事件所帯来的无意识触碰等等，这些是否也造成了“问题儿童”的存在，作家并没有触及到。但是一个错误的时代对于孩子心灵的荼毒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毕竟已经开始浮出了水面，对传统的质疑和否定也使得作家开始新的探索。第二节个性反叛：主体苏醒与裂变"在儿章的生命成长过程中，主体性确立是一直贯穿始終的。“主体性是个体拥有的私人身份，它使个体的白我区别于其他白我，在与其他白我并存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使个体能够深思熟虑且行为谨慎。”®随着儿章年龄的増长，逐渐从孩章长成青少年，主体性意识开始复苏。这一时期又是儿童自我观念经历快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当儿童开始进入青春期，生理上的变化尤英是第二性征的突现，一如化蛹为蝶般剧烈。生理的剧变，诱发了心理的觉醒，对生理、心理上发生的这场必然会来临的巨变，懵懂、无知，以及难以名状的惊惧，強烈地冲击着他们敏感的心灵。作为个体存在，他们趋向成熟，自我意识逐渐明确，其个人意愿与社 会规范之间便开始出现矛盾、冲突，而各种问题也纷至沓来。在重建“人的主题”的创作理念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儿童小说创作正视作为“人”的儿童真实、复杂、立体的个性和人性，并努力探寻儿童与成人世界双向的联系。因而，更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问题。这些小说多以儿童步入青春期这段时期作为背景，书写儿童主体的苏醒、心理萌动，展示这一时期儿童生命的原生态以及这种原生态与现实的关系或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使得儿童必然会面临种种问题，突岀表现在：自我认同与受挫、对成"人世界的渴望与畏惧、自我内在的奔放与外在的制约、性意识的压迫与宣泄。这些问题造成了儿童焦虑、压抑、叛逆、出逃、流浪等。一、青春期焦虑焦虑作为一种普泛型的情緒体验不仅见于成人，同样见于儿童。“焦虑是童年期常见的一种情绪体验,它涉及轻巫程度不同但町相互过渡的一系列情绪，最轻的如不安和担心，其次是害怕和惊慌，掠重的如极端恐惧等。”®“焦虑的爆发出现在个人不能实现或被制止实现某一行为的时候。”®它可能因为感受到情境的压力，引起内心的无助；还有可能是内心隐藏的警告，对未来的某种恐惧。新时期儿章小说中对焦虑儿童的书写主要是针对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青春期焦虑，包括身份认同的焦虑、同伴关系的焦虑以及其他心理焦虑等等。身份认同的焦虑源于对自我身份无法确证的心理担忧，体现为儿童主人公在家庭环境中身份无着的焦虑体验。在秦文君的小说《少女罗薇》中，罗薇有着少女的任性、自私，常只顾着自己而忽略他人的感受。小说是从“我”的角度讲述，“我”认识罗薇的母亲，她是个画家，在美展上展出了人情味很浓的〈〈母与女》，“我”去向她祝贺而她不在，去收拾新房子了。这一天恰是罗薇的生II,但母亲而忙碌而忘剧澳］罗宾•麦考伦著，李英译：《音少年小说的身份认同观念：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安微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笫丨页。®王美芳、王玉廷：《学前儿章焦虑状况的迫踪研究》，《学前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英］安东尼•吉登斯若，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口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页。 记给她过生円，罗薇因此不高兴，把这事埋在心里，甚至不愿意跟母亲搬到新房子。“我”劝她试着理解妈妈，她说“我绝不会忘12我在需要妈妈温暖的时候，她跑开了。你知道，她连我的生F!都忘得一干二净。我一生只有一个14岁的生R......再也无法弥补了。”罗薇坚决不肯原谅母亲这样的过失。在小说最后，作家秦文君非常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儿童在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忧虑。同样，梅子涵在评论中也认为丿"他们可以把一个自己生R的纪念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然，对罗薇自我为中心的判断和忧虑仅仅是一种成人的忧虑，有着成人屈高临下的姿态。在小说中，直接采用“我”这个成人形象作为叙述主体，罗薇成了叙述客体，且对罗薇的塑造中只有外显的行为而没有内心活动，这是作为客体的悲哀命运。她被成人观察、被议论，最終连内心反抗和挣扎的描述都被省略了。尽管作家试图用一平等的姿态去交流，最后述是难以掩饰作为成人而特有的武断。事实上，罗薇的激烈反应正是她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她一切的行为只是向成人世界传达一个信息：你们不能忽视我！这是罗薇的自我确认，也是这一时期儿童（青少年）集体的自我认同。当儿童进入青春期时，最重要的心理过程就是白我意识和白我形象的形成，而白我意识和自我形象的形成前提是对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罗薇希望从母亲那看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性，然而结果让她很失望。于是，她采用偏激的对抗以此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失望，她要让母亲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同伴关系的焦虑主要是儿童在同伴关系中想要融入与被排斥的焦虑。儿童在群体生活中,一旦受到冷落与排斥，相应而生的孤独感往往会导致儿童口后成长中的心理变异。常新港的《独船》描写了一个渴望合群和友谊的少年石牙内心的痛苦及其抗争。因为父亲的自私、冷漠、狠心、孤僻造成石牙无法融入同伴群体中，他被排斥、疏远和捉弄，同伴关系的焦虑让他内心对父亲充满了怨恨，自己也时刻处于痛苦挣扎中。刘健屏的《孤独的时候》中的姜生福，因为成绩差、个子大、脑子笨而遭到同伴的拒绝，在班上他是孤独者，他渴望与群体融合，因而当同学吴小舟囚哥哥盗窃也变成班上的孤独者以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吴小舟孤独中的伙伴、逆境中的朋友。他帮助吴小舟找到哥哥的赃物上交，因此给吴小舟带来了荣誉，吴小舟因这份荣誉摆脱了孤独者的身份，却不再视他为朋友，姜生福又一次陷入孤独中。这些被同伴疏离与排斥的儿童为了巫新回到他们的群体中，往往会以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来缓释焦虑。石牙用自己的死亡换来了向群体的回归，同时也终结了他的焦虑；吴小舟用牺牲帮助过自己的同伴达到回归群体的目的；而朱效文的小说《月牙岛之夜》中总是被大家忽视的阿宁战终选择了离群独行。另外，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青春期焦虎有很多是源于对目前生存状态的不满而希望有所改变带来的心理焦虑，这一焦虑多体现在青春期的女孩身上，作为个体心理成长⑧梅「涵：《那时的秦文君一甫读笔记之一》，《儿童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 的青春见证，女孩因敏感的天性而更容易被触发。如秦文君、陈丹燕等作家的作品中，岀现了一系列因青春萌动与现实生活发生矛盾冲突造成的焦虑少女，通常表现为母女关系的不和谐从而对“长大”产生恐慌和惧怕。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对少女的情形做了专门讨论，她认为少女们有属于白己的烦恼，与男孩不同，那种来白性别的障碍使她们跨越青春的道路显得更为坎坷艰辛9在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中，宁歌是一个被母亲的理想、被沉重的功课压抑了梦想，表面宁静但内心波涛汹涌的女孩。她无法逃避自己是“私生子”的宿命，这一宿命使母亲沦为卑贱的人，也因此促使母亲对宁歌有更为严格的規矩和标准，其至是责罚和羞辱。母亲希翼她沿着自己“笔直得像裤线样的理想”前进，却因此让宁歌陷入了无尽的焦虑当中。在竞争激烈的校园里，她的梦想与现实的成绩分数格格不入；在沉闷冷漠的家里，她纯真的天性与母亲的规矩格格不入。她触摸青春期最初的情感，却被现实的流言和师长的教导惊吓。她没有能力对抗来自家庭和学校坚如磐石的阻隔，也无法停止自己对美丽白日梦的渴望，在进退的冲突间，她感到梦想和自我的撕裂。最終只能选择死亡，从七层楼上飘然而下“以一时的痛苦换来永恒的白由”。在宁歌青春美丽的生命中承受r太多的压抑，她渴望自山的生命状态。而在秦文君《十六岁少女》中，“我”与母亲关系的不和谐更是到了极致。作为女儿的“我”对母亲整天与针线做伴，在幽暗而今人窒息的空气里老去的生活方式感到惶恐。“人们都说女儿会仿效母亲，又说从母亲的品行中能看到女儿的将来，所以母亲的微妙变化都会引起我一番惊恐。”母亲对于女儿来说既是她未来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当她打暈母亲时，就像观察另一个自己。一旦母亲让她失望，她的情緒也就激越起来：“我菲薄的自尊心被撕得粉碎，是母亲亲手撕的，像平素撕一块碎布。”“我”无法认同母亲的品行，又无法去改变和摧毁，无法逃避的血缘关系裹挟着畸形的爱，这种矛盾和痛苦成了“我”焦虑至疯狂的根源。陈丹燕在《青春的谜底》中也塑造了这样一个与母亲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女孩庄庆，在庄庆心里充满了对母亲厌烦和怜惜的复杂情感。陈丹燕写道：“也许，女儿对母亲的向往是瑕强烈战具有完美意味，对母亲的怨恨和内心的反叛也是战冷酷无情的，犹如对一种生活方式和成长过程的否定和遗弃。”对于儿童来说，他战重要的活动场所就是家庭，家庭是孩子从出生就面临的场域，是其成年以前最主要的活动中心。良好的家庭氛围能带给儿童样和健康的成长环境，一个变异的家庭伦理却能带给孩子巨大的伤害。个体人际关系的失调，尤其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是儿童产生基本焦虑的直接原因。新时期儿童小说关于儿童的焦虑的书写还有很多，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儿童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各种焦虑。在刘东的“采访小说”中，他以青少年作专访对象，记录他们“轰然作响的记忆”，即在他们成长史上“最刻骨铭心最振聋发戰的记忆”，由于作家采用人生采访的形式，遂使小说更贴近人生底里，得到迥异于人的独到生活 感悟。《祸事》中的小静，在无端遭遇车祸后，由于自怜而变得软弱、焦虑，直到骄纵，她用享受来弥补自己的不幸，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要挟手段，瑕终伤了父母的心，也毁了自己。另外，儿童文学作家于立极的系列小说，主要剖析当代少年在各种社会生活压力下出现的焦虑甚至是病态的心理。小说《生命之痛》描写了因一时冲动犯了错误又隐瞒了错误的少女李莉，极度的焦虑导致她只有以自戕的方式才能感觉到满足和快乐。在他另一篇小说《画意》中，中考落榜给小敏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她在难以承受的焦虑中选择吃安眠药结束生命来达到解脱。《画意》像是一幅优美的水墨画，整个基调的沉静、优美，无论是其中的景致，还是薇薇、小敏、新来的老师碧云姐，美被描述到了极至，阅读起来却让人心疼。在朱效文《傍晚的天池山》中，阿龙为了保护女同学的安全赶跑了小流氓，却无意中看到了“正在洗澡的女孩子”，他因此而“臊得不敢抬头”，当那些原来说服阿龙接受老师表扬的女生知道阿龙“偷看了”之后，又一致认为他是个“下流的人，到哪脏哪”。“刚才人们还把他当作英雄，可现在却把他看成了一堆尿”。瞬间的反差，让阿龙从高大的英雄跌落成卑微下流的流氓，这让阿龙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焦虑当中。“他觉得自己的品徳并不高尚，而且还做了不尊重女生的羞耻事，不应该受到表扬。”焦虑的阿龙，自己也接受了自己是流氓的事实。在朱效文的另一篇小说《青春的螺旋》中，描写了商吊经济潮流让校园中的少男少女置身于尴尬、迷乱、焦虑的境遇中，小说直面生活的斑驳和残酷，少年的焦虑显得如此沉重。二、岀逃与流浪关于流浪儿童，在新时期以前的儿童小说的叙述中，大都因为家庭在社会动荡中遭遇破碎，迫使成了孤儿的儿童不得不去流浪。旧社会乱世里的流浪，多是儿童进行自我救助，这类儿童往往以悲惨的局面收场；革命战争年代里的流浪，则是在不断地找寻的模式中，“寻党”、寻求外部力量的救赎成了主流。而新时期的“流浪”则是儿童主体生成导致，出逃是流浪的幵始。当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在学校、家庭这一空间发生尖锐冲突而无法调和时，出逃便开始了。外出流浪与其说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不得已的无奈。然，不管是无奈出逃还是自我流浪，都是对标准化、格式化社会规范的质疑和反抗。这个行为一经产生并形成了对秩序和规范的脱离，远离了监护，开始了自我主体的放逐“班马的儿童小说《六年级大逃亡》塑造了李小乔，一位辍学在外的流浪儿童形象。他在六年级时离家出逃，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外闯荡，过着名副其实的流浪生活。作者打破传统的惯用手法，以主人公李小乔的内心独口来叙述他与一个叫安丽的14岁少女的旅途邂逅，从而展示了一个出逃流浪儿童其实的精神世界。他是个逃学在外漂泊的差生，有着強烈的自尊心；他恨学校，觉得学校难受、没劲，像个监狱，在学校里，他没有自信和自由，所以他选择了出逃，用逃脱达到解放。可流浪的自由并没有完仝排解他心中的惶恐，学校成了李小乔无法摆脱的内心归宿。正是这种矛盾心态，使他在萍水相逢的安丽面前，会觉得没带书好像是丢脸似的，故而要掩饰年龄，慌称自己在读初三，极力显示自己的能耐和老练來寻求心理的平衡。在李小乔身上，稚气与早熟、自卑与自尊、敏感脆弱、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和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求，种种矛盾的因素既相互冲突又彼此交错的融合在一起，使得李小乔这一少年流浪者形象立体而鲜明突出。李小乔的出逃不仅是在寻求一个自由宽容的生存空间，他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自我肯定，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造成李小乔出逃成为流浪儿童的，无疑是成人教育者对“好孩子” “好学生”的评价体系和衡量标准。而在胡毅刚的《出逃个亡灵的自述》中，整个感觉被一种阴森、绝望的氛围重重包住：“我的故事从铁路上开始，冥冥之中一种神秘、无形的力量也让这个故事从铁路上结束。”“我说不清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路基的1＜面是一片草地，你会看见一个孩子在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间游走着。”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充满了存在主义文学的熄幻色彩。而我们能在文本的其他片段感悟到一个分裂家庭里长大的核子几乎病态的伤感以及弥漫着非凡幻想力的奇异的低迷的内心世界，人群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和安全感，失去了温暖气息和原有意义的父母和家庭，造成孩子对世界的莫大的不信和疏离，与人沟通的乏味和冷漠。在周佩红的《离家出走未遂事件》中，主人公蒙蒙在父母強大的学习期待中不堪巫负，成绩不好让他陷入了強烈的挫败感中，同时与父母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而一次严重的争吵激化了他与父母之间的対峙，也激发了他离家出走的冲动。只是这样的一次出逃并未能如愿，在家长的权威和掌控之他的“离家出走”的出逃方式沦为了“未遂”。尽管如此，蒙蒙用离家出走的姿态喊出了长久压抑在内心的痛苦：“我没错！我们玩一会都不可以？一天到晚功课功课，我不想毕业了，我不想上学了！”从以上的文本分析中町以看出，新时期儿童小说的“流浪儿”并非是基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有着苦难生存困境的流浪，儿童对家庭的远离更多的是完成自我主体性的放逐，“出逃”和“流浪”成了儿童对学校和家庭管制的战直接反抗。尽管焦虑、恐惧与压抑都是普泛型情绪的一种，但由于它们均属于与主流社会儿童文化情緒所背离的负面情緒，如果过于頻繁，超过了意志控制的能力与心理忍受力，将会给儿童的成长带来一定的障碍。事实上，焦虑、压抑、叛逆、出逃，这些词汇本不该出现在儿童生命的成长过程中。然，当儿童个体生命的觉醒遭遇到传统社会伦理道徳和体制下的教育模式时，当儿童无法颠覆成人制定的规范和准则时，个体便出现了不自由的生命状态，儿童的自我主体建构被阻碍了，从而使得他们处于与成人不断的冲突之中，随之“问题儿童""便逐一被呈现，“个性反叛”成了这些儿童的同一性特征。新时期儿童小说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青春期阶段所遭逢的各种传统、规约、匡正和约束，用及其细腻的书写方式探究青春期“个性反叛” 儿童复杂而隐秘的内心世界，这也正是新时期强调“以儿章为主体”，尊重儿童发展和儿童生存权利的儿童观的体现。第三节“差”与“坏主流“专制”教育來自成人社会的学校、家庭对儿童都有一套评价体系，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儿童难以达到学校和家庭评价体系屮的同一标准。因而，在老师的字典屮，“差生”就是那个身上无一是处，永远拖班级后退的家伙；在家长和同伴的视野里，总是有那么几个不听话、不懂规矩的“坏孩子”。成绩好坏是衡量一个学生是“优等生”还是“差生”的标准，而“听话”与“不听话”却是判断一个孩子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主要依据。作家毕飞宇曾经这样回忆他的童年：“回想起來，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既不是语言的教育，也不是文学的审美教育，而是意识形态教育。说得准确一点，是专制意识形态教育。我的语文教育的屮心词只有一个：听话。孩子一旦被贴上“差生”的标签，就将意味着他在学校和家屮丧失了平等和尊严，他将受到來自老师、同学、家长三方的指责和冷落。“标签”身份使得他们的努力也变成了徒劳的挣扎，他们开始被排异在主流和集体之外。长此以往，当孩子发现努力变成徒劳时，他们只好放弃，直到他们对自己“标签”身份的认同。新时期的儿童小说创作中，“学生”身份的儿童已是儿童小说中的主流対象，在成人世界里，儿童始终是和教育相連。异形的教育扼杀孩子的天性，不仅会摧毁孩子快乐的童年，更为严重的还可能毁灭孩子的一生。作家把目光聚焦在学校屮的孩子，通过对“差生”与“坏孩子”的书写反思來自成人社会的教育究竟赋予了核子什么，又剥夺了孩子什么，我们究竟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在黄蓿佳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儿童短篇小说《心声》屮，塑造了李京京一个老师眼里不乖、上课不集屮注意力的学生。小说采取了学校中最为常见的一件小事來叙述：老师在准备关系到全校荣誉的一堂公开课，需要先安排好上课吋朗读、发言的人选。作为一个老师眼里的“差生”，李京京显然不符合在这样的场合亮相，甚至是隐藏的越隐蔽越好。但李京京渴求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他向老师提出请求，老师却以“嗓音沙哑”的理由拒绝了他。同学们嘲笑他，他只能躲在小树林里自我展现和自我欣赏，而公开课当天，安排好的同学因为怯场使得老师不得不让李京京朗读，李京京最終用独特的自我体验情感征服了同学和老师。小说屮，可以明显的看出作家有意识地反思儿童在教育和管制下遭遇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尽管如此，"好孩子”“好学生”依然成为社会、家庭、学校、孩子所共同的追求目标。黄蓿佳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另一部儿童小说《我要做好孩子》屮，采用孩子的口吻真接宣告世界“我要做好孩子”，这一宣告的另一种表达⑧毕飞宇：《沿途的秘密》，昆仑岀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也可以是“我不要做坏孩子”或“我要告别做坏孩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肚紀初，随着儿童文学主体的变化，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通俗”和“艺术”的分化。这一时期岀现了巫新审视“坏孩子”的杨红樱校园系列小说，其《男生円记》、《五三班的坏小子》、《漂亮老师与坏小子》等小说都围绕儿个顽皮的“坏”孩子展开。这些故事的叙事资源来自于校园故事里不变的人物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等。作家采用校园故事里常见的二元対立的“好核子——坏孩子”的叙事模式来叙述。杨红樱以欣赏的眼光和肯定的态度来叙述这些校园中的恶作剧和小幽默，同时也是对教育体制的反思和追问：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否平等？杨红樱的这一写作姿态使得她“坏小子”系列小说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洋溢着儿童天真活泼的自然天性，每个“坏小子”的故事都是接近生活常态的自然描写，那些零散琐碎的章年故事因此变得精彩，这些作品也因此成为儿童小说的畅销之作。然，也因格外畅销引起众多讨论和争议，有的学者批评其作品文学味淡，文学表达不够深刻、细腻，作品缺乏审美高度和永恒性，缺乏文学阅读应有的深度和难度。当然，这是关乎儿童文学价值评判的标准等问题，在此不展开讨论。杨红樱对一向让老师家长头疼的“坏孩子”进行宽容、理解的书写，足以证明作家是在有意识地更正和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然而，在这类书写中，也有个别作品把儿童的“问题”当作幽默的调料，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丛书”中，李建树的《校园明星孙天达》中便塑造了一个外号“缺徳斜眼”的儿童孙天达，这是个一心想当个好孩子却总不能如愿的孩子。他不断地去努力，却总是给人家留下坏卬象。小说中，作者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无限地放大孩子身上的缺陷，用“洋相百出""来达到幽默的效果。这种刻意的幽默、过于强调幽默的意图，缺少了应有的真诚和人文关怀，使得作品陷入浅薄的境地。受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长时间以来，“尊敬师长、勤奋好学、知书达理的好孩子”已然成了我们整个社会对儿童的期待和衡量标准。作为承载着教化功能的儿童文学，曾一度对“好孩子”进行榜样式的推崇，与之相反的“坏孩子”则成了负面的焦点。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对所谓的“差生”与“坏孩子”进行关注，也体现了作家开始关注儿童生命主体的自觉意识。另外，在对作品的梳理中会发现，儿童小说中对“坏孩子""的重新书写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儿童文学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对游戏精神、娱乐功能也开始认可和弘扬。因而，作家不再把“罗文应”式的“好奇、好玩”的儿章天性视为一种“缺点”加以批评，而是重新审视儿童的天性特点，充分显示了作家对儿童天性中游戏精神的包容和肯定。以杨红樱为代表的系列创作也是在世纪之交时儿童文学主体发生位移的重要体现，即原来以作家创作主体为中心的创作姿态，向以作殆的接受主体为中心转移。 综观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章”的书写，从“问题儿章”的类型特征中可以隐约地看到其内在发展存在着时间变迁和从外到内的特点。在这一书写中，首先关注的是“文革”特殊时代对儿童造成的身心创伤，一方面是受整个文学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扭曲与失足”儿童的塑造也是新时期儿童文学进行自我审视的体现。这些小说中塑造的“张莎莎”式以及“工读生”等人物形象不仅在现实意义上树立了一个警示标识，同时特定历史时期造就的儿章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中也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对历史的反思过程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不断寻找自我的进程，因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本位观念的复归，促使作家开始思考和探讨关于儿童内在的主体世界，“个性反叛”的“问题儿童”得以被关注便体现了作家开始自觉地对儿童进行主体建构和人格关怀。而关子“"差"与"坏的“问题儿童”不仅是反思成人世界对儿童实施的专制意识形态教育，同时也体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儿童文学创作语境的发展变化。另外，新时期対“问题儿童”的书写，从造成“问题儿童”的原因中看，还存在从关注社会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到儿童和成人世界的矛盾冲矣，瑕終到儿童生命主体内在的矛盾冲突的演变，这也正是儿童文学不断回归儿童生命本体的体现。 第二章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艺术表现在成人文学中，通常把涉及“问题儿童”等诸如此类特殊群体的书写作为文学叙事的一种“策略”；而在儿童小说中并非有意为之，儿童小说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更关注教育学层面意义，关注“问题儿童”的“问题”所在，以为了更好地解决和规避。因而，如何対“问题儿童”进行艺术塑造和表现值得关注。本章分为三个小节，梳理出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的艺术表现主要体现在成人叙事视角的显与隐、矛盾冲突的强化和心理描写的掘进三个方面。第一节成人叙事视角的显与隐作为文本故事的叙事者，作家为了实现预期的效果，往往会选择特定的立场、语气、语言、结构等进行叙事，这就是叙事视角。“视角是第一或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者注视人物和人物互视的角度。”®“在文字构成的小说世界，"视角"一词只能是理解力的人格化隐喻。它不仅包含了"看"这一视觉行为，也延伸出"听"、"想"等理解行为。”®在小说叙事中，叔事视角的采用往往是在宏观的文化潮流、文学潮流的演变中生成。在儿童小说的叙事中，作家采用何种叙事视角，往往和作家认同的儿童观、教育观有关.瑞典著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玛丽业•尼古拉耶娃认为：“儿童小说中，叙述的主体是成年人，而主人公则是小孩。要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几种策略：让成年叙述者模仿小孩，装扮成小孩的声音，但这样的结果往徉是语气非常不自然；叙述者可能凌驾于儿童人物之上，直接与隐含的成年读者交流，利用其优势地位，对孩了进行评判；最后，叙述者还可以同时与小孩和成年人交流，即，他可以在不失去成人的权威和经验的同吋，认同儿童的视角。”®玛丽业•尼古拉耶娃的这一儿童文学叙事理论，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成人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是用“模仿者”、“驾驭者”、“认同者”的三种姿态进行叙事.在新时期儿童小说关于“问题儿童”的叙事，不同视角的运用彰显了作家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同时，从文本的结构叙事中看，作家的叙述过程，就是对“问题儿童”进行身份甄别的过程。因而，作家的叙述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理论，综观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童”的叙事，我们会发现，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尽管三种类型均有呈现，但采用较多的还是“驾驭者”姿态，即成人叙事视角。这是因为“问题儿童”叙事対象的特殊性，対"问题儿童”的判定、教育、养护等问®［法I保尔利科著，王文融译：《虚构叙爭中的时间的塑性》，三联书店（北京），2003年版，第165页，®何下•青:《小说儿章h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月版,第69页。“玛亚•尼占拉耶娃着，刘消波译：《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安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年丨月版，第3、4页 题最终指向是回归到成人身上，这决定了“问题儿童”的叙事无法摆脱成人视角。毕竟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以成人为主导，因而，在儿童小说中，采用成人视角的叙事并不奇怪。王泉根认为：“成人视角的特点是：叙事者站在成人经验世界的立场，以成人的眼光來看待和描写现实世界，叙述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想象与建构少年儿童的经验世界，重在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体现成年人的人生感悟与生命经验，并以此来引导、影响乃至规范小读者。”®这一叙事视角在以现实主义创作思潮为主导的屮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突出表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崛起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群在“为人生”的旗帜下，坚持告诉儿童真的世界和真的生活，同时也表现出成人社会现实尘世的沉重和丰富驳杂。成人视角独特的高度和话语权利，更适合作家（成人）站在教育主义的立场，从而在文本叙事中极力张扬文学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因为成人视角有着強烈的主导和掌控权，使其在关乎儿童问题的叙事中不自觉地帯有训诫和教导的姿态，如此的话语模式对于儿童读者而言充满了陌生和敬艮。因而，新时期儿童小说对“问题儿童”的成人视角的叙事大都指向対“问题儿童”“问题”的指认、评判和教育，同时也实现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这也是“问题儿章”叙事中采用较为普遍的叙事视角。在这类叙事屮，通常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或是设置一个次要的成人形象“我”作为旁观者叙述。第三人称在“问题儿章”中的叙事典型代表是对失足少年的叙事中。无论是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还是刘号明的两个短篇小说《緑色钱包》、《黑箭》，以及王路遥的《一个刀枪不入的孩子》，作家在叙事人称上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第三人称，无论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的成人“我”，作为成人的叙事者，都是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了一个故事空间，因而，作为这个空间掌控者的成人便能够无所不知，具有了上帝一般的能力，可以洞察儿童的每一处角落。叙述者可以从所有的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并且可以任意地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作家可以将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描绘得十分精确。如，黄蓿佳在《我耍做好核子》中，叙述者首先就将主人公金铃，以及她的父母、老师、学校、学习情况交代的清清楚楚，故事的叙述者俨然就是凌驾在金铃之上的一双上帝之眼，时刻关注着主人公的状态。在秦文君的《少年罗薇》中，用作为罗薇母亲朋友的“我”来叙述，“我”在代表着罗薇母亲成人世界的同时，也处于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作家试图通过“我”来客观地评判罗薇在与母亲矛盾冲突中凸显的问题。另外，在黄蓿佳的《阿免》、汪黔初的《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刘岩的《被扭1111了的树秧》等这些対“文革”历史的“伤痕”的描述和“反思”的小说中，都采用了成人视角进行叙事。他们塑造的这些扭曲了灵魂的“问题儿童”，在文本叙述中，或明星或潜在的都指向了一个原因，那就是“文革”，作家把所有的症结都归结于“四人帮”的荼毒，“文革”取代了家庭与社会，成了孩泉根：《谈谈儿帝文学的叙爭视角》，语文建设，2010年第5期24 子们“问题”的几乎唯一来源。因而，这个由成人“导演”出的“文革”闹剧给儿童造成的伤害，自然是需要成人来反思和总结。而在“模仿者”和“认同者”的叙事屮，也有隐藏的成人权威出现，因为，在儿童叙述者的身后总是站立着隐含作者，表达着成人创作者的一种努力，即帮助和“代表”儿童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代替”儿章建构理想的章年成长方式。“模仿者”，即文学叙事中的儿童视角，这是儿章文学的核心叙事视角。选择儿童视角的叙事者——成人作家，由于身心的变化与人生经历的复朵，己不可能复!到纯真的儿童状态，因而，只能用模仿来完成。如此，成人必须让自己来一番角色转换，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状态，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去重新诠释和表现对象世界。即“用孩童的眼光、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作为创作主体挑选素材、组织情节的过滤器、摄像机其或监视孔，并表现与儿童感知发生联系的那部分现实生活景观。事实上，纯粹意义上的儿童视角并不存在，所谓的儿童视角也就是“模仿者”的姿态，在“问题儿童”的叙事屮，在儿童视角背后都有一个内置的成人视角存在，这也是“问题儿童”叙事中一个特有的叙事方式。女U,在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中，尽管作者安排了主人公“我”作为叙述者，通过故事中的“我”来聚焦问题，即通过“我”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事件。用“我”在听爸爸讲述一个同事的故事引岀对张莎莎“问题”的指认。作为王安忆初涉文坛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在结构、布局、叙事等方面并没有过多雕琢巧设，更谈不上策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隐藏在“模仿者”背后的成人视角。小说中，对于故事本身而言，叙述者“我”并没有过多的參与，与共说是故事发生者，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讲述。作为成人作家的王安忆安排这个“我”仅仅是一个借助儿童的语气，作家把自己的评判内置在“我”身上，通过“我”去指认张莎莎的“问题”，尤其是结尾用“我”的困惑来达到反思和追问。在这类叙事小，还存在另一种内置成人视角的方式，即通过故事中的成人。“儿童小说的隐含作者是成年人，而主人公则是小孩。如果叙事不采用虚假的强调，作者的观点就无法通过小主人公表达出来。解决这个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利用一个次要的成年人物来说明想要阐述的观点，纠正儿童人物"错误的"观点和认识。”@这在“问题儿童”的叙事似乎更为恰切，更符合成人的权威対“问题儿童”进行评判和界定。其次是“认同者”中内置的成人叙事视角。尽管儿童视角的叙事无法完全摆脱成人的想象，但在这种权利话语框架内，成人己有意识地在试图避免自己的强势表达，更多的让儿童发出自己的声音。班马在《六年级大逃亡》中，文本中的叙事者就是主人公“我”，作者把话语权交给了“我”，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李小乔拥有了话语权来⑧壬宜青：《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及心理文化内涵》，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咗玛瓶亚•尼占拉耶娃菩，刘消波译：《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安徴少年儿童出版社，20|0年|月，第3页。讲述白己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作者用一小节“作者附言”进一步彰显red的写作姿态。“小乔，我的朋友，我当然会在这里尽力向读者们写下你那时的真实心情。可我也确实担心，在他们还没有把关于你全部经历的小说读完之前，我的笔是否可以将它传达岀来。”叙事者在这里以在场的方式将聚焦角度从“我”变换成“你”，作为成人的叙事者“我”将“你”称呼为“朋友”，并表现出完全尊重主人公故事的隐私性和讲述的客观性的叙事态度。这与正文中完全由李小乔自己叙述故事的方式是一致的。叙事者“我”甚至述担心读者会因为自己叙述得不完整而不能全面了解主人公，因而又加了一段叙述。在这段叙述中，隐含了叙事者和儿童之间是以对话的方式进行的。虽然主人公不一定在场，但叙事者的视角严格遵守白己的位置，客观地观察故事，真实地叙述儿童，或猜测或反省，始终不做无端的越界、转移或强行进入主人公内心，这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而且，叙事者的语气相当低调和诚恳，显示出作者既是和主人公在对话，也是在与隐含读者交流，成人放弃r以往的权威心态，而真正走向儿童的精神世界。班马试图在摆脱门或人话语的强势地位，而代表儿童言说白己的心 灵世界，其后期的叙事试验也是其寻求与儿童真正达成对话的进一歩努力。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对儿童个体存在的重新审视，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的关注也开始内化，対“问题儿童""的关注也指向对儿童心理的探寻，因而，作家更多采用的是内视角，是非判断的抉择、性别意识的觉醒、成长的焦虑与生命的困惑等等都是这种视角所及的主题。从直接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到“模仿者”“认同者”中隐藏的成人权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成人叙事视角在新时期“问题儿童”书写中“显”与“隐”的存在。且,从“显”与“隐”的转换中也可看岀作家在对儿童采取的姿态上的演变，即从注重权高位重的伦理教化姿态，渐变成与儿章成平等姿态，到真止走进儿章个体生命屮。•第二节矛盾冲突的強化在任何文学作品中，矛盾冲突都是凸显人物性格和构成故事情节的关键。作为表现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和人白身内心矛盾的持殊艺术形式，矛盾冲突在作品中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在“问题儿童”的叙事中，因为造成“问题儿童”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儿童主体和成人社会之间的各种矛盾上，所以，作家在叙事中更加突出和強化矛盾冲突，这样更能凸显“问题儿章”的“问题”所在。这些矛盾冲突在叙事中主要表现为“问题儿童”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冲突，与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冲突，以及“问题儿童”白身的内心冲突。其中，“问题儿童”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也转化为与周围人之间的冲突。首先是“问题儿童”与社会环境的冲突。这里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学校、家庭等。社会环境中伦理道德评判、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养方式与“问题儿童”都构成了不同程度上的矛盾冲突。如，《寻找回来的世界》、《黒箭》等小说中的工读生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当这些失足少年被社会以“工读生”的身份进行再教育时，冲突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曾经是失足少年，故而社会对其进行“隔离式”的教育，尽管工读学校不是少管所，但社会群体依旧视他们为异类。于是，他们和整个社会环境、社会群体构成了矛盾冲突。“人们给我的是冷眼和拳头，他们恨我，讨厌我，我也恨他们！"胚，臭小偸!""®,我就偸"！”〈〈黑箭》中，在邢玉柱遭遇他人的冷眼时，喊出了如此心声。冷漠的社会环境给这些处于改过中的“问题儿童”造成了二次伤害，也促使了他们更加的叛离。共次是“问题儿童”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冲突。为了使“问题儿童”的“问题”突出化，作品在人物设置上通常都是采用対立、对比模式，即“问题儿童”与成人（家长、老师）的对立关系、“问题儿童”与同伴的对比关系。在与成人的对立关系中，一方面是为了突出“问题儿童”的“问题”，成人与之对立的关系是为了达到纠正和教育的效果。如，柯岩《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工读生”们和老师之间的矛盾；《黑箭》、《緑色钱包》中“邢玉柱”、“韩小元”和“老校长”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更为纯粹和单一，作为曾经是失足少年的工读生们，进入工读学校以后首要面临的是自由散漫的习气和学校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另外便是个体与教师之间因改变而产生的矛盾。在这个系列的小说中，这一矛盾从发生到化解通常都有一相対固定的模式。在“问题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关系中，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问题成人”的存在。如，邱勋的《三色圆珠笔》中的徐小冬和秦老师的矛盾。秦老师对徐 小冬的不信任和误解最终把他逼到了不得不用“偸”去解決，因而，与英说徐小冬是“问题儿童”，不如说秦老师是“问题成人”更为准确。值得欣慰的是，小说在结尾处，安排秦老师已然认识到白己的错误，但对是否対“问题”有深层次的认识还是丢给了读者进行反思和追问。在《独船》中，渴望合群和友谊的少年石牙和同伴之间有着他无法排解的隔阂，于此造成与同伴关系的僵持又导致了他和父亲之间的对立。父亲与石牙的矛盾是造成石牙“问题”的根本所在，最终以石牙的生命为代价化解了矛盾和隔阂。“问题儿童""与同伴的对比爻系主要是用来参照和比对。如：《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中的张莎莎和李铁锚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以及张莎莎和其他所有同学的比対，再通过“我”的叙述和间接指认，张莎莎的“问题”显而易见。用同伴作为对比和参照的更多是在表现“差生”和“坏孩子”类型当中，作为教师和家长的成人，“听话”、“乖”是衡量好学生、好孩子的主要标准。在“个性反叛”类型的“问题儿童”中，因为是儿童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问题儿童”的反叛主要来自以父母和老师为代表的成人社会。英中，尤以父母与儿童之间的矛盾关系为代表，更为突出的是，在关于青春期焦虑的书写中，更多的是关于女孩与母亲之间的冲突矛盾。比如，《少女罗薇》中，罗薇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十六岁少女》作为女儿的“我”对母亲之间的矛盾，《青春的谜底》中的庄庆心里充满了对母亲厌烦和怜惜的复杂情感；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中宁歌，与母亲之间的主耍矛盾是自我的梦想与母亲的理想相悖，导致她在母亲的期待和沉重的功课中选择死亡。再次是“问题儿童”自身的内心矛盾冲突。人物自我内心的矛盾挣扎也是与外在环境以及人物之间冲突的最終走向，因而，在“问题儿童”的叙事中，“问题儿童”自我内心的矛盾挣扎是更能展示其真实的存在，尤其是涉及到“问题儿童”对自身“问题”进行内省时，内心矛盾冲突会在瞬间极速膨胀。女【I,《緑色钱包》中的韩小元，工读学校老校长的行动感化一次乂一次地让他陷入内心矛盾挣扎中，“小元摸摸兜里那两块钱，向下一站走去。一路走一路想：野猫已经进了少管所，我要不上工读，说不定也跟着他进去了！不能再偷，不能再偸！……可是，我就这么走到学校，还不得累趴下？算了，反正我就偷这一冋，最后一冋了!”“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只要一上车，就得花这偷來的两块钱，后悔也晚了！说什么"就偷这最后一回"，靠不住啊!”韩小元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是他试图摒弃过去以此获得重生的真实写照，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让他前进一步，直到最后的彻底醒悟。在对失足少年的叙事中，其中的主人公都如同韩小元一祥，从认识自己到改变自己直到最后的彻底改变，整个过程充满了自我内心的矛盾挣扎，这样的自我内心矛盾冲突使得人物更加的丰满和立体，同时也具备了叙事者试图达到的“问题儿童”叙事的教化功能C另外，在个性反叛类型的"问题儿童”叙事中，儿童内心的矛盾冲突主要是源于自我“内宇宙”的情感变化，因而，这一矛盾冲突更加的内化和隐秘。如，《独船》中的石牙，对同伴关系的渴望和父亲的自私冷漠让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挣扎；《十六岁少女》中的“我”对于母亲的品行无法认同又无法改变：“我躲在家里，老觉得谁在抽我的脸，抽的肿起来，疼得眦牙咧嘴，不住要呻吟，要昏厥。我常常产生幻觉，仿佛那个可怜又可恨的女人就是我白已。痛苦化成了深刻的怨恨，它教会我斜着眼瞧她，眼光很邪恶；有时我想死，用之来报 复母亲。可是那股恨里却很复杂地裹着一种特別的爱，简直畸形。我越是在心里遗弃她，就越发想维护她，弥补对她的遗弃。”“我”对母亲的厌恶和血缘关系的爱纠缠在一起，成了“我”极度矛盾和痛苦的根源。又如，《女中学生之死》中的宁歌，“私生子”的身份成了她难以逃脱的宿命，母亲的理想和自我的梦想，沉重的学习和青春的情感，这一系列矛盾冲突充斥了她的内心，尖刻和沉重也最終将她的生命推到终点。“问题儿童”与成人社会之间从与环境的冲突到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冲突，直到“问题儿童”自身的内心矛盾冲突，从这一系列矛盾冲樂的变化发展中可以看到，随着文本创作时间上的演变，其内在的矛盾焦点也存在着从外到内的演变轨迹，这也是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对儿童的关注从边缘书写渐走进主体内在的体現。第三节心理描写的掘进心理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对人物进行深入的心理表现往往能使人物更具立体感和丰富性。在儿童小说创作中，向来认为比较抽象、静止、沉闷的心理描写是不适宜的，因为它不易为儿童接受和喜爱，因而，心理描写在很多的儿童小说创作中并没有被当作舉造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在大多数的儿童小说创作中，针对儿童读者的接受心理，作家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作品的故事上，岀现的心理描写也是讲求简洁、生动。在“问题儿童”小说中，为了凸显“问题儿童""的独特性，在进行人物形象塑造时心理描写成了不可或缺的叙事手法。在文学叙事中，进行心理描写还可以运用不同的形式，通过内心独白、动作暗示、景物烘托、心理概述等表现形式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心理概述，又称心理剖析，是作者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直接描述。这种形式通常出现在第三人称叙事中。由于作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评介，因此，这种形式的心理描写便于较为细腻地表现人物当时当地的思想活动；同时，还可以有进展地概述人物在i段时间内的感情变化、内心斗争，这在叙事行文中比较灵活方便。因而，在新时期儿童小说对“问题儿童”的叙事中，更多地是采用心理概述的形式，这种表现方式更适合成人叙事中対“问题儿童”心理的刻画。在対“问题儿童”的叙述中，尤其是针对“失足少年”的塑造，作家更倾向了用“精神顿悟”的模式来展示儿童意识反应、心理变化的复杂内心情感，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经历了从困惑、绝望到被感化和顿悟这一系列心理变化历程，这一蜕变的过程中，都是在大量的心理活动中完成的。如，《緑色钱包》、《黑箭》中的“失足少年”韩小元和邢玉柱。当韩小元被老校长这个“好老头儿”逐步感化下，他内心开始了挣扎和反省：“老校长替自己洗裤衩、晾被子；吴老师天天叫自己起夜；月光晚会、白梨事件、集体道歉、劳动竞赛、严燕生、李四毛……这一切在他的脑海里旋转，是那么亲热，那么亮堂，那么活跃！回想和野猫他们胡混的日子，那是在人们冷眼下的阴冷日子，那是像在耗子洞里的灰暗日子，想一想就叫人腻烦、恶心！……小元望着橱窗里那个绿色钱包，觉得衣兜里那张偷来的两元钞票，像刺猬一样扎得他难受。不能坐牢！不能花这两块钱！再走老路别说对不起工读，就连自己也对不起了••…”作家 通过表现韩小元内心一系列的矛盾挣扎最终让他完成了自我救赎。采用第三人称对韩小元的心理进行概述，让其内在的矛盾纠结、情感变化完全被把握在叙事者手屮，作家用如此高处旁观者的姿态对“问题儿童”进行内心剖析评判也正代表了成人世界对“问题儿童”以及儿童的常控和影响。同样是刘厚明的作品，在对邢玉柱的形象塑造上依然是遵循着“韩小元式”内心自我反省模式，并没有过多的突破。而在邱勋的《三色圆珠笔》中，对徐小东的心理描写则少了一些成人寧控的痕迹。从徐小东被怀疑到最后秦老师的权威认定，在这一系列关于“小偷”的指认过程中，徐小东有着极英复杂的心理体验，“如果我们用一只锋利的刀片切开徐小冬毛茸茸皮肤下面的血管，就会看到，那里面也有鮮血唾！而且，现在这鲜血是汹涌的、野性的，充满着疯狂的报复力量!”作家通过对徐小东这一心理状态的描写，把徐小东被指认成“小偷”时的委屈、堵塞、愤怒的心理鲜活地展现出来。在黄蒋佳的小说《心声》中，整篇小说就是在围绕李京京的心理活动展开的，作家用“心声”作为小说的题目直接表明了共中的叙事内容和方式。当李京京要求朗读课文的要求被老师拒绝后他心理充满了沮丧和懊恼：“他多么喜欢这个故事啊！他真想念一段，哪怕是几行字的那么一小段呢！他准能念好。朗读课文难道一定要唱歌的好嗓子吗？”当他自己悄悄练习朗读对自己声音不满意吋：“声音是不太好听，有点沙哑，有点毛毛刺刺的。可是公开教学课难道是上台表演吗?嗓子不好的人，就只能躲在树林子里读他喜欢的课文吗?”直到最后是否要主动的心理斗争：“京京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他真想站起来。可是，如果举了手，程老师会喊他吗？课后赵小祯会不会嘲笑他？他真想念。不是要出风头，是心里有种憋了很久的感情，想痛痛快快的念出来，吐出来。”这一系列的心理描写串起了整篇小说的情节发展，对李京京的心理描写不但鲜活地表现了他的个性特征，同时他内心的变化也清晰地反衬出小说中老师的“问题”和整个教育的症結。另外，在对儿童成长个性反叛的“问题”书写中，关于对儿童的心理描写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焦虑、压抑、叛逆等更基人的内置情感体验，具体表现在人物身上多’靠心理活动去体现。小说中，很多是通过主人公自我内心体验的描写来达到对人物个性特征的塑造，有的其至是采用类似“意识流”的手法来描绘飘忽不定的思绪和弈流不息的意识，章红的小说〈〈白杨树成片地飞过》便是典型的代表作品。尽管对“问题儿童”心、理多以成人姿态对其进行透视和掌控，但随着作家对儿童生命理解程度的拓展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探索性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班马的小说《六年级大逃亡》，整篇小说完全采用主人公李小乔内心独白的方式来完成叙事。内心独白作为心理描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从人物内心里即兴产生的无声的内部语言，这种自我内部的语言具有比外在语言更強大的真实感，更能展示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通常内心独白式的心理描写在叙事人称上都采用第一人称。班马倡导张扬童年的自我创造和领悟能力，因而他试图把小说的叙事完全交给主人公，让李小乔在自我内心独白中完成对童年、成长、生命的理解和感悟。在对针对人的文学创作中，对人的灵魂、性格、命运的重视必然会表现为对人物内心活动的重视，从而表现为在文本屮心理描写的加强。在対“问题儿童”的塑造屮，作家采用大量的心理描写试图通过文本语言将人物的心理状态传达给读者，既有用传统手段表现人物的心理，也有通过现代手法掲示儿童的无意识；既有纵向表现儿童的 心理流程，又有通过対照的手法横向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这种采用大量心理描写的表现方式在以往的儿童文学中较为罕见。共意义在于：丰富了儿章小说中人物塑造的手法，透视出儿章在成长过程屮在各种冲撞和矛盾面前所背负的沉重精神负荷；作家借助心理描写，也使“问题儿童”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深化和丰富了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不过，在作为成人叙事的儿章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也有可能存在作家片面地为儿童代言的误区，即，成人作家是否能真正意义上透视到儿童的内心活动。因为，生活经历和语言技能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成人叙事声音和被书写的儿童人物以及儿童读者水平之间的差异。 第三章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问题儿童”叙事的意义与问题屮国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发现的。“五四”时期，儿童和妇女作为最容易被“损害和侮辱”的形象被发现，这种发现也在口后成为中国作家表达人文关怀的一种精神传统。而作为儿童群体中相対的弱势群体“问题儿童”的存在，理应成为儿童文学关注和书写的対象。在以往的儿童小说中，关于“问题儿童”的叙事并没有引起作家系统的关注。进入新时期，在新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理念影响下，“问题儿章”的叙事开始了积极地探索和拓展，其叙事的意义和价值也更为凸显。本章将在比较的视野2探讨新时期儿章小说中“问题儿童”叙事的现实关怀和文学审美价值意义，同时也分析出其中存在的局限以及对未来的期待。第一节现实关怀和文学审美价值.在儿童的生命成长中，需耍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方位的关怀。而儿童文学便承担着对童年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的重任，在儿童小说中対“问题儿童”的叙事便是儿童文学现实关怀的体现。将“问题儿童”的问题进行文学书写，是成人对儿童更全面和深入的阅读，通过对童年世界中“问题”角落的探寻，使得成人对儿童和童年生命更多一份理解和敬畏°这也是为了现实世界里，成人在儿童的教育、养护屮能更为及吋地发现、科学地干预和解决，从而规避儿童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同吋，“问题儿童”的书写，也打破了儿童文学墨守的强调“正面教育”的公式，对“问题儿童”独特个性的塑造也极大丰富了儿童文学艺术审美价值。一、现实关怀意义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危机的生存世界中，童年在成人化的模式和想象中消逝，儿童在以成人价值为主流的文化中渐失去原初的自我童真。多元的文化和价值取向正在侵蚀着童年净上,儿童的成长之路布满了凶险和阻碍。童年消逝，也就意味着儿童和成人之间角色的模糊和身份的相似。当下社会的现实可以表明，儿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风格上越来越融合一气，童年和成人之间的区別越来越模糊，这导致了原来只专属成人的酗酒、吸毒、性活动、犯罪等问题越來越多地发生在儿童身上。因而，“问题儿童”和儿童的“问题”越來越清晰和复杂的被呈现岀来。这不仅仅是儿童和童年的伤痛，更是整个成人社会的悲哀和伤痛。近些年，出现几部儿童报告文学用其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展示了一些“问题儿童”的真实状况。如，江苏女作家韩青辰的未成年人成长危机报告文学集《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和儿童文学作家肖存玉的报告文学《别放弃我一一16个失足少年的流浪经历和内心迷茫》，这两部作品都是作家亲临少年教养所进行面対面采访完成的。作家用报告文学这种直面人生、直击社会世相的文学样 式，通过走进监狱、刑场、戒毒所、收容所等场所采访，刻绘了当f屮国社会未成年人生存状态的另一面：犯罪、吸毒、流浪。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家庭、社会等复杂因素走上了人生歧途，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充斥着矛盾、冲突、困惑、苦恼、挣扎、沉沦、尖叫，承载着常人无可想象的绝望与无奈。在作家看来，写下他们的故事不是最重耍的，能够对这些孩子伸出援手并阻止更多的孩子陷入同样的悲剧才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当我们如此真切和鲜活地看到他们的扭曲人生、不幸遭遇与坎坷命运时，叹息和痛心之余更是需耍我们去反思和追问，究竟是谁造成了他们如此疼痛的人生际遇？1当我们直面儿童生命成长中遭遇的各种问题时，作为以成人为主体的社会，有义务和责任去关注每个儿童的每个“问题”，更是要为儿童去营造和守护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童年生命乐园。但守护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展示美好，当“问题，，來临时，更需要成人去疏导和排解。文学是最能搅动人灵魂的，从文学角度來观照“问题儿童，，是文学应具有的深层的终极关怀。儿童小说是展示儿童生命状态的重要领地，尽管儿童小说是以儿童为主体受众，但同样需耍给儿童展示自我生命中已经存在、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遭遇。向儿童展示和剖析“问題，，并不是暴露丑恶阴暗，而是给儿童全角度的展示生命中的是非黒白、善恶美丑。因而，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童，，的书写具有现实关恤义。从“问题儿童”的麵可看出作家关注儿童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在这个更加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面对社会屮的文化冲击，儿童与成人世界的矛盾以及儿童自身面对的教育和道徳伦理的压力，如何防范儿童产生各种“问題，，，必须成为整个社会和成人需耍深思和追问的课题。二、文学审美价值中国儿童文学从“五四”时期倡导的自然美、情感美、游戏美的审美特质开始，就-直倡导着以真善美为主要审美方向。郭沐若1921年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就曾指出：“儿童文学其重感情与想像二者，大抵与诗的性质相同，，；“儿童文学当具有秋空雾月-样的澄明，然而决不像-张白纸。儿童文学当具有晶球宝玉一样的莹澈，然而决不像一片玻璃”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儿童文学创作要“主题积极鲜明而有针对性”，甚至会对儿童文学创作者提出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主题、把握主题，不能含糊不清、犹豫不决。原因很简单，因为儿童止处r成长发育阶段，他们对外界事物的感知、理解和刈断处在山简单到复杂、由表象到本质的渐变时期，雌正好由单-遞觸过程中。伽的思想水平、麵能力糊读水平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儿童小说的主题不能过于含蓄、隐晦、模糊。同时还因为儿童文学担负着对下一代的思想、知识、审美等方面的教育责任。强调儿童小说的正面主題，试图给儿童引导积极、健康、向上的生命状态固然没念啷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三叶杲、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紐，腦版，第如页。 错，但儿童文学创作中，不仅需耍纯真、稚拙的审美情趣，不只需耍乖巧可人、聪明优秀的儿童形象；同时也需要展示儿童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伤害，需要去关注被各种原因导致的“问题儿童”。这些在儿章小说中书写的灵魂扭曲、失足犯罪、焦虑、欲望等种种问题，并不等同于成人文学中表现的恶俗、暴力、犯罪、性欲等。在成人文学屮，也有对同样“问题儿童”的书写，尽管都是成人作为“创作者""在书写，但读者对象的差异决定了成人文学和儿章文学在叙事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成人小说中，其笔触深邃而尖锐。他们更为直白和暴露地去揭示儿童生命中出现的焦虑、欲望、暴力、犯罪、性等问题，这些“问题”更具有“创伤”的性质，英中尤以苏童、余华、莫言、方方、王塑等作家为代表。苏童以南方小城为背景场地的小说大都是在叙述关于少年的记忆，他《少年血》中的三辑故事大体说的都是少年间突发的暴力事件，试图记录少年世界中的暴力冲动的尝试，从《城北地帯》再到后来的《西瓜船》、《河岸》，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成为他小说场景屮生存的常态，而他的小说《刺青时代》更是彰显了少年的暴力狂欢。关于“性”,一直是儿章文学的敏感地帯。儿童文学对“性”是否涉入还在无休的讨论与争议当中，成人文学对儿童“性”的描写已颇具规模。成人文学中对儿童“性”的书写更多是“性”给儿童带來的压抑、焦灼和无助，在性的压制下，他们有自我的反抗，最終也变异成了赤裸的性欲甚至是犯罪。土朔的《动物凶猛》中，通过一个无所事事的少年马小军也就是叙述者"我”，表达了对异性米兰的迷恋以及情感变化，从最初的偷窥、迷恋到后来的疏离、反目，甚至强奸。王朔写出了性的萌动和吸引，性所受到的压制与反抗。与此相关的小说还有苏章的〈〈舒家兄弟》、《城北地带》，余华的《在细雨呼喊》、《兄弟》等小说，他们无一例外地写岀“性”给儿童带来的伤害。另外，在一时间出现的引起文学界广泛讨论的“成长小说”中,一大批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开始兴起一股“言说个人”的风潮,他们彰显个人面对时代的生命姿态，用“回忆”的写作来表达对逝去""成长”的追忆和想象。“70后作家”的成长主题小说中，几乎为清一色的“问题男孩”和“问题女孩”。对性成长残酷真相的原生态展示，已然成为“70后作家”的一种流行的写作策略。儿童文学独特的受众和审美特质决定了儿童小说在题材和艺术表现中要有所顾忌。“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寄了着成人社会（创作主体是成年人）对未来一代（接受主体是未成年人）文化期待与殷殷希禦的专门性文学，其美学取向自然有其不同于成人文学之处。”®通过与成人文学的比较会发现，新吋期儿童小说屮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既没有刻意回避现实社会人生的明暗角落，对“问题”的艺术表现也没有成人文学中暴露和直白，最重要的是，对这类群体的关注拓宽了儿童小说乃至儿童文学的⑧王泉根：《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王泉根主编，《中国儿童文学60年》，湖北少年儿童岀版社，第425页.艺术表现领域，尤其是儿童的内心世界、精神领域的呈现，标志着一种深度的掘迸。第二节局限与期待在对“问题儿童”的节写中我们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和成人有关。因而，“问题儿童”成因不仅仅是儿童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存在F和成人、成人主宰的社会之间。当 我们成人在书写这些“问题”时，有的是己意识到“问题成人”带来的危札而有的并没有反观到。没有意识到，便不会去关注和节写。“在以成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人们关于儿童问题的种种讨论的焦点，不仅在于指出一个区别于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的群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关注儿童和成年人的社会关系，是儿童对成年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亟需我们去反思和追问的一个问题。综观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我们会发现，其“问题”类型呈现过于单一和狭隘。这说明关于“问题儿童”并没有受到儿童小说创作的特别“青睐”，出现这一现象绝非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问题儿童”的鲜有导致作家创作原型缺失，而是与中国儿童文学一直以来追求传统的教化、伦理以及过于强调“群体代言人”作用有夫。这一现象在与西方儿童文学的対照下，其局限性更为了然。一、教化与归真中国儿童文学整体上比较注重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常通过一些有关道德评价的主题来传递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理想。这是因为：“屮国的儿童文学更多地自觉负有初级教育的使命，这是它最初产生于小学校对片话文新教材的需求的时候就已注定，又为最初以小学教员身份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人们所强化了。”®就是这份初级的教育使命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有了很强的教育冃的，加之再与中国传统的“树人”观念融合，便对中国儿童文学构成了长久而深刻的制约力。因而，我们儿童小说中会出现“差生""“坏孩子”类型的“问题儿童”。长久以来，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仿佛是抽掉了儿童生命世界的复杂和曲折，只关注儿章性格成长过程中的道德和伦理层面的内容，目.这样的关注也往往是凝固的。作家把自己定位在苫口婆心的教育者角色上，迫切地想要告诉儿童（小读者）什么是止确的、可行的，什么是错误的、不町行的，把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当作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延伸。西方的儿童文学在发展之初更多地是接受了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因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屮，更加重视儿童对文学的内在需要。作家对儿童的尊重和强调让儿童快乐的创作理念，使得作家的创作充满了想象、童真和游戏精神。女II,瑞典的林格伦"‘淘气包”系列是典型代表，她所张扬的“儿童视角”与①何”R青：《小说儿童——I卯o~2000：中国小说的儿录视野》,中国海洋大学岀版社，2005年1月版，第4页。®汤锐：《中西儿蛍文学的比较》，朱自强：《儿童文学新视野》，中国海洋大学岀版社，2004年］2月第I版，第228页.“游戏精神”正体现了归真的理念。因而，同样是对于孩子的缺点、过错，并不以“问题”论之，而是冋归到儿童木真的生命状态中去观照。二、伦理与哲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伦理至上的意识-•直被传承至今。“树人”意味着树立理想人格,而伦理道德教导便成了"树人”的具体内容。"我们的儿童文学在半个多世纪中也始终在犁造集各种美德（热爱集体、助人为乐、尊长爱幼、谦虚谨慎、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等）于一身的小英雄或正朝上述方向努力的好孩了的形象，尤其是后者，往往体现出某种自我克制的精神一一克制不符合道德理想的欲望、克制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人物总是在个人欲須与利他助人之间徘徊和选择，总是在灵魂深处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批评），以实现道德的净化35 当儿童没有达成这种理想人格，或是触犯了某一点“美徳”，便产生了“问题儿童”。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空间中，道德评价与伦理道德并不重要，他们更关注人的本体和人生命运的问题。这种意识让西方儿童文学具备了人文性和哲理性的精神特质。因而，当代西方儿童小说大多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儿童精神生命的成长和个性发展上，并将成长的过程置于广阔的现实社会背晟之中，着力描写儿童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沟通与理解、与成人之间的关系、青春期的困惑与烦恼等主题。很多作品萸是直面青少年的酗酒、吸毒、暴力、谋杀、同性恋、未婚先孕、色情、家庭破碎、种族歧视等问题。围绕这些儿童生命中现实而残酷的问题，小说视野中的“问题儿童”也逐一被呈现出来。如: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01里的守缩者》;女作家s壬孝顿塑造的虽犯有过失却从烈火中救出几个孩了的现实少年英雄小说《世外顽童》；汤姆・E•克拉克关于一个“问题儿童”在荒凉的阿拉斯加接受挑战，®終冋归正途的•《阿拉斯加的挑战》；美国著名家庭小说和少女小说作家凯瑟琳•佩特森的《吉莉的选择》飞桥》s《李生姐妹》；犹太作家赫尔曼•沃克的《纽约少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的《山—羊兹拉特》等。这些儿童小说同样是对儿童的焦虑、孤独、忧郁等“问題”进行书写，这种从儿章生存现状中透视整个人类生活本质的方式，因此而产生的超越章年的哲学生命力，常渗透着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哲学象征，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哲学的龟彩。••三、群体与个体•教化和树人的内在动机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因自然走向重视“教导者”即创作主体的群体代言人作用。因而，在儿童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更加重视群体意识和规范意识的制约作用。所以，儿童文学的创作成为以表达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群体的理想为最高原则，作品在题材范围、主题性质、人物塑造、情节构思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范，®汤锐：《屮西儿童文学的比较》，朱自强编：《儿童文学新视野》，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230页。要合乎伦理道德的范围。因而，我们会看到在新时期以来的大量儿辛小说中，对“问题儿童”的书写量并不多，且现有的对“问题儿童”的塑造，叙述者还是以站在成人、教育者的姿态为主，更有是把“问题儿童""当作是负面典型来书写，以期达到教化目的。而西方儿章文学更加重视审美愉悦功能和侣导人文精神，因而，个体性原则是首位的。重视个体原则带来了深入开掘创作主题内心世界，儿童小说对“问题儿章”的书写更多的是基于儿童个体的生存现状，展示并试图解决其生存的困惑和孤独感，同时帮助儿童学会适应复杂的环境和保持生存的勇气。比较是为了更好地审视和提升自我，进入新世紀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以及儿童小说都在不断努力地探索和尝试，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我们也有着更多的期待。从“问题儿童”的类型分析中可以看出，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対“问题儿童”的关注面还有一定的局限。对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儿童”，女口：失足犯罪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以及特殊教育学意义上的“问题儿童”即特殊儿童。关注较少。据统计，我国共有残疾儿章大约817万人（指0至14岁儿童），其中视力残疾儿童18万，听力残疾儿童116万，肢体残疾儿童539万，智力残疾儿童62万，精神残疾儿童1.4万，多重残疾儿童80 万。占仝国残疾人总数的15.8%,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66%0残疾儿童主要是指在心理、生理和人体结构方面有残疾的儿童。残疾包括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精神和综合残疾6类。残疾儿童作为有特殊困难的群体，在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都会遇到比健全儿童更多的困难和障碍。《残疾人保障法》第十三条屮规定，国家和社会应“采取康复措施，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増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事实上，对于这些有残障的人群，不仅仅是帮助其生理功能的康复和补偿，其精神、心理问题才是最为脆弱和需要呵护的地方。另外，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育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在中国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农村少年儿童群体一一“留守儿童”，其人数已达5800多万，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Eo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普遍存在的学业失教、生活矢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同时也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其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这一群体已引起了中国各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面对如此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将遭遇比正常儿童更多、更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们是亟待儿童文学领域予以关注和书写，同样是需要守护和呵护的~在眾文的论述中，待殊教育学意义上的待殊儿童并没有纳入“问题儿童”之中，作者通过检索发现，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关于此类特殊儿童的作品非常少。_章年，我们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儿童小说应该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们的身上。因为，儿童文学不应该只守护在圆满和快乐的童年世界，更有责任去守护有着残缺、痛苦但同样也应该完美的童年。 结语结语“儿童的社会地位及相应的生存状态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当儿章的内在价值被学重并获得不同于成人的独特价值时，他们在社会中就居于主体地位，也自然充分亨有生活的权利、探究的权利。这既是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标志，也是社会文明持续发展的不渴动力。反之，当儿章的内在价值被忽视，儿童就只剩下附属价值、工具价值而被动地依附于成人，他们就在社会中屈于工具地位，没有生活的权利而只能为生活做准备，没有探究的权利而只能被动接受成人安排好的一切。这既是社会文明程度低的标志，同时也阻碍了社会文明的继续发展。”@尊重儿童的教育理念，早就被提出。然而我们对儿童的认识却经过了多少次的曲折回转，至今依然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也许，我们依旧处在“儿童内在价值被忽视”、“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工具地位”的时代。尽管现实的“问题儿童”普遍而密集的存在着，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却历经坎坷。我们不否认“童心论”和“儿童崇拜”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却痛心于儿童的欲望、焦虑、恐惧、挣扎被成人世界无情的遮蔽了。可以说，每个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只不过有的“问题”比较微弱，随着成长被冲淡；有的“问题”会被一直压抑或留存下去，也许会存在身体某个角落，随时面临“暴露”。儿童文学应该想方设法烘干那些童年阴影，必须关注孩子的苦难和困境，给他们力量和指南，辅助孩子健康成长进而优化未来的人类。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対“问题儿童”的叙事，在多重意义上具有开拓性和建设意义。从认识论上來说，它颠覆了人们对于“童年”模式化的既定认识，对于重新发现儿童、认识儿童有着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从文学表现上来说，它增加了儿童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题材，同时，其中所蕴涵的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内涵让儿童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变得丰富和凝重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儿童书写与人性关照相结合，推动了儿童文学表现走向深度化。首先，儿童小说中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是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烛照卜•的产物。童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是人类最初的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决定了以后的发展形态与方向。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独一无二的，童年的价值毋庸讳言，儿童作为童年的主体，是人类的一个特殊阶段。每个人都会是儿童，或曾经是儿童。但儿童在人的发展中只是一个特殊的阶段，长大以后，我们儿童时期的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发展。但是因为儿童文学长期以來肩负的“树人”和教化功能，使得对带有负面影响的“问题儿童”叙事处于边缘化地帯。“问题儿童”在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大量出现不仅是与现代儿童观有夫，更是新的儿童文学观的一。张华：《儿锻地位与社会文明》，《教育发展研究》,2005年第11期* 结语种表现。儿童不再被作为长者的附庸或者幼稚的无知者形象出现，而是被上升到主体本位进行观照，曾经被隐匿或者被忽略的问题一一浮现，“问题儿章”也成为儿童文学书写对象和审美对象。A其次，“问题儿童”的书写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成人文学的书写空间中，儿童和女性通常被视为弱者，但女性还有自己的话语权，有对反抗主流话语的条件和能力，而儿童的这种能力基本上是缺失的。而儿童中的“问题儿童”更是相対的弱势群体，尽管我们的儿童文学试图努力在为儿童代言，但依旧难以抹去成人的印记。但是一个文化的发达与否，就在于能否为弱势群体说话，“问题儿童”就存在我们身边，我们承担着为他们代言的义务，但是我们用话语所构建出来的，是真正的有着种种“问题”的童年和儿童吗？这是我们需要时刻反省的。关于対“问题儿童”的教育、养护，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都显示出开阔的社会视野和实用价值，然而他们无法表达出儿童个体的細微感受和内心的非理性涌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显示了它的特点。无论是时代和文化给儿童造成的心理悸动，还是少年内在心理的細微描述，都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对F“问题儿童”的复杂性的谱系书写。另外，“问题儿童”的书写也显示了儿童文学往人性深处探究的努力。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关注到“问题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也是儿童存在的另一种发现。.何卫青在〈〈小说儿童》中开篇提到：“"儿童"”这个词语，既是指某个现实的经验儿童，又是一个经过成年人探讨、形成、解释和表达的概念。经验儿童是一个个个体的存在，他们体态各异、性情各异、命运各异。在日常生活中，成年人常常称之为"孩子"。然而，无论他们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真是境遇如何，人们已对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在这些想象的过程中，尘俗气、烟火味浓厚的"孩子"称谓被学理性的"儿童"所取代，有血有肉的个体差界逐渐被淡化成社会问题、教育问题或心理（生理）问题中的一个年龄族群。”®“作为过来人，成年人往往以儿童世界的洞察者和代言人自居，然而，他们又无法完全摆脱成年人的立场；而儿童在现实世界不具备话语的制造权或者说缺乏自我表达能力，所以儿童对于成人社会，永远具有不可知性。”®因而，尽管我们在“小说儿童”中有着种种的书写和考证，对于那个真实存在的鲜活生命，永远是书写不能详尽的。当我们在书写“问题儿童”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是反观成人自己。在所谓的“问题”里，更多的是成人肚界“问题”的投射。所以，面对儿童的“不可知性”，我们应该永怀着一个敬畏之心；而面対""不可知性”中的@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岀版社，1997年版，第|7页.@何世青：《小说儿―1980-2000:中国小说的儿章视野》，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页。⑥何卫肓:《小说儿童——I卯0-2000冲国小说的儿童视野》，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1刀版，第3页。“问题儿童”，我们更是需要小心呵护。因为，儿童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更是精神存在，儿章文学中对“问题儿童”的书写是对过去、现在，甚至是未來人类生存的观照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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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谈凤霞：《20世紀初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进程(1903——1927)＞，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2年4月。[3]张宛：《“问题儿童”的由来及其康复——尼尔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6年6月。|4|王卓：《论文学研究会建构的儿童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4月。[5]佟欣：《文学研究会与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端》，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9月。[6]申景梅：《十七年儿童小说创作概况及研究综述》，语文学刊，2009年第7期。卞秋华：《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叙事模式》，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3月。[7]王艳文：《被校正的儿童——“十七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名作欣赏，2009年第10期。[8]王永洪：《朦胧的群像一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人物形象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9]彭斯远：《五四时期的我国儿童小说》，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10]谭旭东：《新时期儿童小说扫描》，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11]谭旭东：《当代儿童小说的主要创作倾向与基本主題》，当代文坛，2002年第4期。作品_[1]浦漫汀：《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希望出版社，1988年7月版。[2]严阵：《荒漠奇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9月版。⑶颜一畑：《盐丁儿》，中国少年儿童岀版社，2004年3月版。[4]柯岩：《寻找回来的世界》，群众出版社，1984年8月版。[5]萧育轩：《乱世少年》，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⑹任大霖：《喀戎在挣扎》，少年儿童岀版社，1983年7月版。[7]程玮：《来自异国的孩子》，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1月版。⑻刘厚明：《黑箭》，湖北少年儿童岀版社，2006年9月版。[9]郑春华：《紫罗兰幼儿园》，明天出版社，2003年9月版。[10]刘健屏：《我要我的雕刻刀》，载《儿童文学》1983年第1期。[12]刘心武：《今年你七岁》，中国少年儿童岀版社，2009年8月版。[13]邱勋：《雪国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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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秦文君[22]秦文君[23]丛维熙《小鬼鲁智胜》，作家岀版社,2002年6月版。《少女罗薇》，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裸雪》，华艺岀版社，2000年8月版。[24]张之路[25]金曾豪《有老鼠牌铅笔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1月版。《苍狼》，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7月版。[26]金曾豪：《青春口哨》,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27]程玮：《少女的红发卡》，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2&常新港：《青春的荒草地》，新蕾出版社，1989年5月版。[29]黄禧佳：《我要做好孩子》，江苏少年儿童岀版社，2006年3月版。[30]黄蓿佳：《阿免》•《少年文艺》,1980年第3期。[31]郁秀：《花季雨季》，海天出版社,2004年5月版。|32]杨红樱：《漂亮老师和坏小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4月版。[33]王路遥：《一个刀枪不入的孩子》，《儿童文学》，1981年第4期。[34]刘健屏：《孤独的时候》，《儿童文学》，1984年7月号。[35]薛涛：《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核》，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12月版。[36]胡毅刚：《出逃个亡灵的自述》,《儿童文学》,1995年第3期。[37]董宏猷：《十四岁的森林》，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38]韩青辰：《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少年儿童岀版社，2006年1月版。[39][美]J.D.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译林出版社，1998年9月版。[40]王泉根主編：《20世紀中国儿童文学经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41|王泉根主編：《岁月的书香（小说卷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7月版。[42]王泉根主編：《成长的味道（小说卷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7月版。儿童文学期刊类[1]《儿童文学》,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一2002 年。⑵《少年文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起由少年儿童岀版社出版，1978年——2005年。⑶《少年文艺》，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1998年。[4|《儿童文学选刊》，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1999年。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1.孙会：《开拓新题材，塑造新形象一评析黄禧佳的〈你是我的宝贝〉》，文教资料，2009年第12期。2.孙会：《女性意识的深入与潜藏一浅论娜夜的诗歌》，科技信息，2009年第12期。终于在键盘上敲出“后记”两字了，心里并没有之前想象中的敞亮和轻松，反而更加惶恐和焦虑。完成这篇论文是个极痛苦的过程，痛苦的不是集词成句地敲完这几万字，而是在于心里那份始終存在且无法摆脱的愧疚和不满。“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儿千儿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一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來，我就把他捉住一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白己是在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出里的守禦者。”从第一次读《麦田里的守禦者》时就被这一段描写深深吸引，从此，这幅画面一直存于自己的脑海，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大概就是这份最初的阅读影响，加之自己工作的原因，在准备论文选题时，我总是想把有关特殊儿童牵扯进来，直到战终确定了这个选题，自己全然没有意识到是否有能力把握好它。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那点模糊不清的小想法还停留在感性甚至是冲动的层面。无奈自己能力有限，草草完成，尽管也努力想去完善，最终还是捉襟见肘。感谢我的导师谈凤霞副教授。谈老师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敏锐的洞察力、对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的热情让人敬佩，她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也深深地感染着我。真诚地感谢谈老师认真而细致地指导我论文的每一步进展，从选题的拟定到正文写作，从篇章布局到字斟句酌，都得到了她悉心的帮助和指点。在我论文写作阶段，正逢谈老师远赴英国访学，她白己在面临大量科研任务的同时，还要时时记挂我论文的进展情况。谈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很多的帮助，在生活中也给予我很多温暖的关怀。每每想到这些，都让自己在感动之余还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因为在职读研，单位工作繁重，生活琐事缠身，使我疲于应对，论文质量不尽如人意，实在是惭愧。感谢杨洪承教授对我论文提岀的宝贵建议，感谢文学院的老师们，让我有机会接受了现代当文学专业的系统学习。感谢王胜蓝、陈洪菊两位师妹帮我分担工作、收集资料；感谢身边的所有同学，难忘我们短暂一年的相处时光，难忘每一次地相互扶持和鼓励。感谢南京特教学院谈秀菁教授对我选题给予的建议和提供的书籍资料，以及对我工作和学习上的时间冲突给予的宽容和理解。感谢我的先生陶志阔对我的默默支持和細心照顾。此外，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用最无私的爱和宽容一直守护着我的成长，让我的童年远离了很多“问题”，充满了快乐和阳光。2011年2月 于紫金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