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民革命历史故事丛书》编委会 107页

《广州人民革命历史故事丛书》编委会主任:黄永镇副主任：叶创昌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叶创昌黄明吴永强吴卓斌何招娣胡家梁徐邵陵郭可芬黄永镇黄穗生黄灶群《赤炽童心早许国》主编：叶创昌副主编：徐邵陵吴永强陆传光何招娣 赤炽童心早许国—记抗日战争时期的广州儿童剧团花城出版社吕坪著 赤炽童心早许国吕坪著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850X1168毫米32开本3.25印张66,000字1998年1月第1版1998年1月第1次印刷印数1一3,000册ISBN7—5360—2685—41.2292定价：6.00元 1941年9月18日，剧团在南宁举行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图为全体团员合影）1992年9月18日，当年的剧团成员，聚会广州纪念剧团成立55周年。（图为会议人员合影留念） 目录序邬梦兆（1)在烈火中永生（1)一颗闪耀的流星（4)初露锋芒（6)撤退与长征（11)转战桂东南（15)攀山涉水赴桂林（20)小文艺兵上前线（30)自己开辟新战场（48)"小学生"办小学...................................（54)回师故乡（63)特殊的战斗（72)冲出虎口（85)尾声（93)附录：广州儿童剧团成员（部分）名录（95)后记（96) 序邬梦兆孔夫子在《论语〉中有一句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本意是对学习知识而言。其实，思想修养、道德建设也是一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有4个著名的儿童剧团，其中3个先后被迫解散，只有广州儿童剧团坚持到最后，团员全部被捕入狱。这个剧团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队伍，成立于1937年9月18日，正是日寇铁蹄所至，华北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之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小演员们尚未长大成人，还算不上真正的"夫"，已将救国的责任勇敢地承当起来。他们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被顽固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强令解散、威胁恐吓、逮捕关禁，把重重灾难降临在儿童剧团的头上。小演员们小小的年纪便饱经苦难，备受折磨。但他们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干出一番可歌可泣的事业，表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而培养人必须从娃娃抓起。广州儿童剧团的事迹，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很好的教材。一直以来，曾是儿童剧团1 成员的几位离休老干部，经常被中小学校邀请去讲述儿童剧团的事迹，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我们希望儿童剧团的事迹，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宣传，使他们的革命精神在青少年中发扬光大。值得高兴的是，吕坪同志以广州儿童剧团的事迹为题材，写成了这本纪实文学《赤炽童心早许国〉。这是献给青少年朋友的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粮。儿童剧团当年那些小艺术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将伴随着他们的动人故事流传下去，直至久远。我相信，这对小读者、大读者，乃至老读者都是十分有益的。因此，我乐意将这本书推荐给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温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故；一起来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是为序。1997年6月 在烈火中诞生芦沟桥畔的枪声，撼震了中华大地，沉睡的雄狮苏醒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拥护，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展起来了。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兴起。地处祖国南大门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广州，更沸腾起来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武装保卫华南"的歌声，响彻云山珠海，全市城乡呈现出一派激越昂扬的动人景象：各机关、团体、学校、各行各业都动员起来，青年人动员起来了！老人家动员起来了！连十一、二岁的孩子也动员起来了！1937年7、8月间，在黄沙、逢源、陈塘等区陆续出现了少年儿童抗日团体。到了9月18日的那一天，正是日本强盗侵占东北的六周年，沉浸在抗日救亡高潮中的广州群众，以更加激奋的心情来纪念这个日子。这时，一个代表着千百万少年儿童的新的抗日团体诞生了。1937年9月18日，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天气非常晴朗。在市立五十四小学（现在的梯云路小学）的大操场里，用学校的课桌搭成了一个临时舞台，台前正中挂着用红布白 字写着"广州儿童剧团成立大会"的大横额和五彩缤纷的彩旗迎风飘扬，整个会场，显得那么隆重热烈，来参加大会的孩子们进进出出，匆匆忙忙，到会的还有陈塘、逢源、黄沙等区的代表，有各学校来的老师，还有文化艺术界的老前辈和"艺协"、"锋社"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开会前，孩子们都很兴奋。他们吵着、闹着，争论着，都为即将成立的自己的抗日团体而兴高采烈。你看！这帮孩子，三个一群，五个一队在争论开了：这个说，"我要上前线打日本鬼子！"那个说："枪比你还高，拿得起吗？"这个说："我要一把手枪，叭、叭、叭，就这样打！"那个说："我扔手榴弹，轰！轰！孩子们正在吵得不可开交，一个稳重、文静、身材削瘦、但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的青年人走上临时搭起的讲台宣布开会了。这是他们的老师谈星。霎时间，整个操场都安静下来了。气氛很庄严，孩子们个个神情肃穆起来。谈星这次讲话不是用老师的口吻，而俨然是一个鼓动家。他在台上稍稍站了一会，然后大声问："同学们！我们愿不愿意当奴隶！？当亡国奴！？"孩子们齐声回答："我们不当奴隶！不当亡国奴！"谈星接着高声说："不当亡国奴就要组织起来打日本鬼！"跟着他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东北沦陷后群众的悲惨生活和抗日联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讲打日本不单是大人的事，而且少年儿童也都有责任的道理。再讲到为什么要成立广州儿童剧团。最后问大家赞成不赞成？经他这么一讲，孩子们都很清楚了。一百多双手都举起来"赞成！""赞成！""好！"谈星说："现在宣2 布：广州儿童剧团正式成立！"全场热烈鼓掌。大家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会在高昂、激越的气氛中结束了。从此，在燃烧着的祖国大地上，又出现一支不怕酷暑严寒，不怕艰难险阻，高举抗日救亡旗帜，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坚强队伍。可是，他们竟是一些小孩子。广州儿童剧团成立时共有130多个团员，他们年纪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才八、九岁。这些孩子有的上街还要妈妈拉着呢！可以想象，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团里年纪最大的算是团长谈星了，这时也不过刚到21岁。按现在的标准，还不过是个小青年呢！可是他当时不仅已经是个优秀的教师，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艺战士，同时也是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了。 一颗闪耀的流星谈星原名何承蔚，广西合浦人（当时属广东省），生于1916年，他从小就死了母亲，父亲何锦昌开了一间打金银首饰的店铺，自己也做工人，生活相当清苦。谈星于1935年毕业于廉州高中师范科。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文章也写得很好，还写得一手好字，深得校长教师的喜爱，经常受到学校的表扬和奖励。当时廉中的校长比较开明，还有一批进步教师，在这个良好的气氛中，他的思想受到薰陶，谈星和他的两个最好的同学杜渐蓬、何世权（李英敏）都接受了进步思想，奠定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1935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广州也掀起了抗日风暴，他们三人想迅速投入抗日洪流中去，便先后来到广州。1936年9月，谈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中青），同时还参加由地下党领导的"艺协"，进行抗日文艺活动。1937年夏天，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安排他去市五十四小学当教员，从此，他既同文艺也同少年儿童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为他后来组织和领导广州儿童剧团作了思想上和事业上的准备。"七七"全面抗战开始后，谈星全心全意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中去，他写了不少抗战歌曲、儿童歌曲。组成广州儿童剧团后，还写过话剧《忠义之家》，歌剧《松江之4 恋》等，他还自编、自导、自演呢！在文化战线上，他不仅成为一个活跃分子，而且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广州儿童剧团了。谈星的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他为广州儿童剧团历尽艰辛，心力交瘁，带着一群热情可爱的孩子，转战华南许多城市、圩镇与农村，在曲江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牢房，遭受过难以忍受的酷刑折磨，以致积劳成疾，于1946年，当他年仅30岁，正是青春焕发，精力旺盛的时候，就过早地走完了人生的旅程，离开了世界。但是，他的名字，同他手创的广州儿童剧团一样，已经载入了抗战文化史册里。他宛如晴空里灿烂群星中一颗闪烁的流星，虽然瞬息而逝，但那一道划破夜空的弧光，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初露锋芒广州儿童剧团成立以后，这一群孩子就有了一个"家"了，家长就是谈星。孩子们一集中"，总是围着谈星问长问短。起初还叫他谈老师，成立了剧团，把师生的关系拉近了，不知是谁，觉得叫大哥更亲切些，就改口叫起谈大哥来。于是谈大哥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逝世，一直叫到现在。为了领导好这一百多个小娃娃，谈星找了几个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做骨干，分成几个组，工作就很顺利了。但是所谓大一点的孩子，也不过是十三、四岁，许多事还是谈星手把手地教他们。唱歌的，教他们看歌谱；演戏的教他们做表情，做动作。伊宁（阿香）在第一次排练《放下你的鞭子〉时，手不知放在哪里，而且总要发抖，感到很不自在。谈星告诉她，"你不要管周围有些什么人，有多少人，是一个人还是几千人，你只想着戏里的角色，把你当成是她，去想、去做就行了。"伊宁照谈星讲的试了试，真行。排练起来自在得多了，以后演出时，也就象个样子了。这些小演员、小歌唱家、小美术家就这样给谈星带出来了。广州儿童剧团不仪演街头剧，还陆续演出了舞台剧《孩子们〉、《古庙钟声〉等，而且可以自己搞舞台美术和舞台装置了。唱歌方面，不仅是独唱、齐唱，也可以唱小组唱、表演唱和合唱了。在后6 来的一段日子里，他们还跟广州艺协、锋社、蓝白剧社，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联合演出，这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怀着"要掀起珠江怒涛，埋葬日本强盗"的决心，在广州巿区、郊区、城镇、农村、工厂、学校,用他们的歌声、戏剧、宣传画、墙报、标语等，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轰炸广州时，学校被迫停课，广州儿童剧团稍为大一点的团员，及时开办了平民夜校和儿童识字班，组织失学儿童就地学习。他们从当前群众最迫切的需要着手，通过唱歌、教识字、学文化、宣传抗日的道理，例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全国总动员〉等最为群众传唱的歌曲，他们采取边教唱、边认字、边讲解的办法："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什么叫做奴隶？做奴隶会成怎么样子？为什么要打日本等等，使那些识字班的孩子们既学会了唱歌，又认识了字，还懂得抗日的道理，很受孩子们和家长的欢迎。广州的抗日宣传又多了一支生气蓬勃的队伍。别看他们年纪小，劲头却很大，而且不怕苦、不怕累。他们不仅经常和一些救亡团体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联合演出，而且还到广播电台播唱抗战歌曲。12岁的路琪用天赋给她的那副金嗓子，以清脆的声音演唱《归不得故乡〉是那么凄婉感人，最受听众欢迎，还在电台多次重播呢。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10月攻陷了南京，1938年5月攻陷了江苏徐州，武汉形势紧张起来。“8.13”前后，广州各界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声势浩大的献金运动。在市区各处如太平路（今人民路）长堤、河南大基头等地纷纷7 搭起了"献金台"。当时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下，爱国同胞都行动起来。不论是老年人、青年人、妇女、儿童都争先恐后地把银元、钞票、铜板乃至金银首饰都投入献金箱去。剧团的孩子们除了把父母给自己的糖果钱尽量节省下来投到献金箱外，还到台上唱歌、演戏，喊口号。他们时而这里，时而那里，有时集中起来，有时分成几个小组。特别是黄沙区，几乎所有献金台都有他们的身影，使献金活动更加活跃起来，献金台前增添了生气。有一次剧团被安排到十八甫的献金台进行募捐，孩子们分成几个小队背上募捐筒在献金台附近活动，这时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向着他们开来，海风、钢波、夏扬他们一组，正想截住坐在车里的人捐钱，谁料到小汽车置之不理，继续往前驶去，把路边的沟渠污水溅起来，弄得他们一身一脸都是污水，海风他们气极了，指着汽车大骂："混账东西，你还算是个中国人吗？"自从上海、南京、厦门等地相继沦陷以后，一些救亡团体纷纷撒到广州来。当时，有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有上海的"八一三歌咏队"，有广州市的"蟻社"，还有"厦门儿童剧团"。广州一时集中了这么几个很活跃的救亡团体，抗日救亡的气氛就更加浓烈了。广州、厦门两个儿童剧团，自然特别亲近，广州儿童剧团的孩子们得知厦门儿童剧团到广州后生活发生困难，立即发动捐款捐物帮助他们，表现了孩子们纯朴崇高的友爱精神。对广州儿童剧团来说，1938年9月18日剧团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是他们撤出广州前的最后一次的重大活动。在那一天，他们真是活泼紧张，情绪高涨。纪念大会在太平戏8 院（今天的广州日报社）举行。为了准备好这次纪念大会，孩子们赶排了许幸之写的三幕儿童话剧《古庙钟声》。演出那天下午，孩子们弄来了几辆大板车，先把道具、服装等运往后台，这些比较吃力的工作，当然是几个年纪比较大的钢波、夏扬、海风、夏浪等男孩子的事了。可是身体一向比较瘦弱的女孩子谭明一定要参加拉车，这时团长谈星出来"干涉"了，他说："你是女孩子，管好服装就行了。"平时很文静的谭明竞和团长"顶撞"起来，"服装一定管好，车我也要拉"。谈星拿她没办法，只好"屈服"了。道具车拉到太平戏院，大家马上又紧张起来，先期到达戏院的孩子搬的搬，抬的抬，把服装道具搬上了后台。这时锋社、蓝白剧社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赶来了，他们都是来帮忙的。于是，大家一齐动手，挂幕、装台、叮叮口当口当，爬上爬下，一会儿就完成了舞台的布置工作。谈星负责前后台总监，进进出出，更是忙个不停。当晚负责在戏院门口接待来宾和家长的工作，分配给叶里、杨红、朱荣辉、杨宝珠、朱燕卿等几个小朋友和冯德君、叶瑞意老师，他们很负责任，未够时间就上岗了。这个晚会，是广州儿童剧团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晚会，开得很隆重热烈，整个太平戏院都挤满了人。大幕拉开了，戏开始演出了。当时舞台设备是很简单的，演员在台前演出，还要有人在幕后提词，叶明年纪小，个子也小，提词的任务就落在她的身上。戏一开场，她就上岗，机灵地躲在神台里，手里拿着手电筒照亮着，细心地看着剧本，绝不耽误演员做戏，此后，提词这个"角色"，就成了她的"专业"9 了。那天晚上，广州儿童剧团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台，演出进行时，演员在台上表演，幕间换景，就得后台人员动手了。挂天幕、换背景、摆道具，不仅要靠后台工作人员，有时连演员也要用上。那时因为没有什么先进设备，换景是需要时间的，换景时间一长，避免冷场，就要歌咏队上场补台，他们排成两行，小指挥路琪从幕后走出来，向观众鞠一个躬，然后背过身来，指挥歌咏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全国总动员"、"武装保卫华南"。路琪指挥唱歌也是谈大哥教出来的。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开始时她也不知道手臂应该怎样动，怎样摆，是打交叉呢？还是划三角？也得由谈大哥做老师。她现在不仅能唱歌，而且俨然成了全剧团的歌唱指挥了。1938年“9.18”广州儿童剧团成立一周年的庆祝大会，是广州儿童剧团在广州活动的一个高潮，也是在广州的最后一次活动。那天晚上，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了，孩子们的家长来了，观众席里坐满了人，有老公公、老婆婆，有叔叔、阿姨，还有许多小弟弟、小妹妹。当时在广州的文化界老前辈们也都到场祝贺。那天晚上的演出，使得剧团的孩子们十分兴奋。演出结束后，他们卸了装，在回家的路上，不顾劳累，三三两两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谈大哥吩咐就近的几个人为一组，先把女孩子送回家，然后男的才走。这些孩子们回到家里，巳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 撒退与出征1938年9月前后，日军对广州实行大轰炸，随即在大亚湾登陆了，广州形势已很危急。这时，广州各界进步人士在永汉路（今北京路）哥伦布餐厅举行欢迎会，欢迎北方来穗的几个著名救亡团体。八路军后方办事处主任瘳承志风度翩翩地来了。他在会上作了《当前抗日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全场热烈鼓掌。谈星领着广州儿童剧团的几个骨干参加了会议，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明确了抗击侵略者是打持久战的方针。不久，日军越来越迫近广州。广州市民人心惶惶，有的举家迁往内地，有的拖男带女奔向四乡，没有地方去的也纷纷屯积一些米、面、咸菜之类应付事变。广州儿童剧团怎么办呢？作为一个地下党员，谈星请示了领导，得到当时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杨康华同志的明确指示：广州儿童剧团已经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儿童救亡团体，这面旗帜要尽可能设法保持下去。广州看来是保不住的了，带着这群孩子，又没有经费，离开广州到那里去呢？生活又怎样维持呢？这是使团长谈星很伤脑筋的问题。他把这付重担承担了下来，多方奔走，由于地下党的安排，终于争取到把广州儿童剧团编入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辖下的战时工作队，准备撒离广州。当时动员委员会由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钟天心任主任委员，我党的区梦觉、石辟澜、叶肇南（孙大光）等11 同志都参加了动委会的工作。撤离广州的准备工作是十分艰巨的。首先要孩子们下决心，同时还要得到家长的同意。有些孩子实在太小，离不开家庭；有些孩子很愿意随团撤离，家长又怕自己的儿女四处奔波，很不放心。谈星本着"自己愿意，家庭同意"的原则，逐家逐户登门访问，征求意见，最后决定随团撒离的共有19人。1938年10月中旬，日寇在大亚湾登陆，迅速向广州推进。到21日，日军已逼近广州郊区。剧团的十多个孩子也在谈星的领导下紧急撒退，大家约定在梯云东路小学集中(当时叫巿立第五十四小学）。快要出发了，却不见路琪来。本来她随团撤退家长也是同意的，可是后来她母亲听说剧团只有谈星算是个大人，其他都是乳毛未干的小孩子，打仗时期，路上是乱哄哄的，这时一走，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见面，更不知道还会出什么问题，临时又变卦了。路琪又哭又闹，坚决要走，跟母亲争得面红耳赤，她母亲一气之下，把她倒锁在家里，跑了。路琪看看钟，集中的时间快到了，急得团团转，不能再等了。她急急写了个字条，穿着木屐从窗口爬出来，连衣服也没带，就赶到团部了。大家等她也等得很焦急，一眼看到她拖着木屐气喘喘地跑来，起先是一阵愕然，后来都感动得哭了。大家看到她身上只穿着一套单衣，临时你一件我一件凑起来送给她。谭明、白桦、叶明等几个女孩子，随即把路琪藏起来，怕她家人来找她回去。广州是10月21日沦陷的。20日晚上是个漆黑的夜晚，谈星带着孩子们，各自背着行李，跟着蓝白剧社和八一三歌12 咏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挤进了乱七八糟的黄沙码头，改乘小艇，抡渡白鹅潭，到达石围塘火车站。那时车站站台上已经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吵吵嚷嚷，争先恐后地爬上火车。孩子们个子小，没法从车门挤进去，幸好有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帮忙，把他们一个一个举起来，硬把他们从窗口"扔了"进去。杨红、叶里的个子特别小，是陈新生（即陈锡麟）硬是把他们两个人从车窗口塞进去的。沦陷前夕的广州，城里乱作一团，滚滚的人流由市区向郊区四面八方地疏散。火车走得好像打摆子，走一阵，停一阵。开到佛山后，干脆不走了。这一群从来未离开过父母、未出过家门的孩子，只好靠自己的两条腿了。他们背着剧团的简单道具和自己的行李，沿着铁路向西走去，这群孩子走在铁路上可热闹了：他们个子小，迈出的步子不大，可是铁轨下面的枕木间隔很宽，只能跳着走，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前面的孩子一摔跤，后面的孩子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又赶紧把他扶起来。孩子们本来是一个跟一个排着队走的，有时前面的一摔，后面就一连倒几个，这就可乐不起来了。有的皮擦破了，膝盖碰青了，爬起来擦点红药水，揉一揉，又得向前走。到底还是小孩子，一连几个钟头走下来，有的实在走不动了，谈大哥只好让他们歇一阵，又来动员说："孩子们，还是咬咬牙起来走吧，不然就要当俘虏了。"果然，后面巳经隐隐地传来炮声，孩子们只好忍痛赶路，尽管脚板底起了泡，也不敢停下来，水泡磨破了就用脚跟走。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天要走上十几个钟头，实在很不简单，麻烦的是有的走得快些，有的走得慢些赶不上队伍的，只好走在后面。13 谈大哥指挥着队伍，要海风、夏扬等几个稍为大一点的，一个在前，一个殿后，女孩子走在中间，他自己则前前后后跑着照顾队伍。这一段路可忙坏谈大哥了。即使这样艰苦，沿途他们还坚持抗日宣传，经过村庄，遇到伤兵、难民，他们还是放下背包，拿出道具，敲起锣鼓就地演出。由于这些孩子刚从广州撤出来现身说法，演戏唱歌都特别亲切感人，吸引了许多观众。有些乡亲、学校师生还主动协助剧团演出，并表示要组织起来，保卫家乡。在撒退的路上，广州儿童剧团都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这群忍饥挨饿，浑身腰酸腿痛还坚持工作的孩子，走到三水西南镇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他们一个个已经精疲力竭，累得不行，倒在公路边就睡着了。最辛苦的还有一个炊事员，其他人休息他却要去做饭，当他把饭送来，叫醒孩子们起来吃饭时孩子们还在懵懵懂懂，他们一个个坐起来昏昏沉沉地，囫囵吞枣地把饭塞到嘴里去，狼吞虎咽一阵，究竟是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倒下去又立即睡着了。 转战桂东南从1938年11月至1942年1月的四年里，广州儿童剧团都是在流浪中度过的。他们的足迹，不仅先后经过梧州、柳州、桂林等城市，而且遍及桂东南、桂西南和桂北的融县、长安、桂平、蒙圩大小城镇、乡村，还深入到红河岸畔的迂江、宾阳、上林、武鸣以及镇南关（现改称友谊关）一带前线。他们除了行军、转点、在路途中行进外，一到驻地便放下道具、行李开展工作。如果是步行，沿途经过的城镇、乡村他们也都停留下来演街头剧、演讲、唱歌，张贴标语，大大鼓舞了乡民、学生和士兵的抗战情绪。由于广州儿童剧团这些孩子来自沦陷区的广州，他们以切身的感受宣传抗日，使群众都有一种亲切感，引起共鸣。因而也能深深打动群众的心扉。广州儿童剧团撤离广州后，经三水、四会、肇庆，在1938年11月抵达广西梧州。立即与当地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抗日救亡宣传周"。并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热情接待和经济援助。随后就出发到柳州，剧团除在河南、河北两岸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之外，还演唱《流亡三部曲》，张贴标语漫画，推销进步书籍和抗战歌选。这期间还举行过三次大型活动，其中两次是和先行抵达柳州的上海八一三歌咏队、蓝白剧社联合演出的。这三个救亡团体15 共同演出了多幕话剧《扬子江暴风雨〉和〈塞上风云〉。广州儿童剧团还专为柳州社会各界人士演出《古庙钟声〉。并与广西大学的学生救亡宣传队到长塘乡为农民演出。这些活动，都得到当时的《柳州日报〉和群众的热烈赞扬。到1939年初，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通知停止经济接济。战工第五大队不得不在〈柳州日报〉发表声明宣告解散，此后，广州儿童剧团就完全要"自力更生"了。广西融县的"四一"兵工厂知道广州儿童剧团到了柳州，特别派专人来邀请他们到厂里为工人演出。"四一"兵工厂前身是广州石井兵工厂，是个很有名的老兵工厂，广州沦陷搬到这里。工人们知道从广州来了一群孩子，十分高兴，纷纷要求见见这些亲人。1939年4月16日，孩子们到了融县，剧团一到工厂，工人们就像久不见面的亲戚，围着孩子拉起家常来，当孩子们了解到这个厂的工人从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搬到这里以后，生活不习愤，又不服水土，情绪不大安定，加上有些工人的家属还留在广州，也听了敌人的欺骗宣传，很想回到沦陷区。针对工人们的现实思想，谈星连夜执笔赶写了活报剧《爸爸不要做汉奸〉，加紧排练。这个戏的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少工人，一边看，一边擦眼泪，非常感动，演出结束之后，工人们纷纷邀请孩子们到他们家里去玩。于是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就谈开了。有个老工人问谈星："你是个大学生，不怕找不到工作，何苦带着这帮孩子东游西荡呢？"谈星眨眨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微笑着说："老师傅，你是读过"博博斋"(私塾）的，你知道从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16 吗？现在日本仔占了我们的广州，孩子们都没有家了，他们这么小小年纪都要打日本，我能不管吗？"那个老工人听了，不禁点点头。另外有几个老工人拉着年纪最小的叶里、杨红、梁海几个孩子聊起天来，他们问："你们这么小小年纪就出来跑江湖，不想家吗？"别看杨红个子小，脑筋倒很机灵，他答得挺有道理："当然想，可是日本鬼把广州占了，有家也回不去。打走了日本鬼，才能回家。"那几个老工人一齐翘起大姆指称赞他们："你们这些孩子有志气，真好嘢,顶呱呱。"剧团在厂里演出期间，同工人们厮混熟了，当孩子们完成任务要离开工厂时，工人们说甚么也要再挽留几天，并要求同儿童剧团一起开个联欢会。联欢会开得很融洽、热烈。老工人把搁置了多时的锣鼓、行头、服装等都搬了出来。原来他们在广州石井时就有一个业余剧团，还有一个小乐队，经常拉拉二胡，弹弹扬琴，演唱粤曲、粤剧。工厂迁到融县后，因为工人们情绪不稳定，也没有心思再演出。这一天工人们非常高兴，放开嗓子，同小朋友们一起高声歌唱，直到深夜，才尽情而散。第二天厂里的工程师还带着孩子们去参观他们制造的各种武器，当然，那时我们的兵工厂也只能制造一些"土式"手榴弹、机关枪，就已经使孩子们大开眼界了。有个叫王政辅的工程师原是东北义勇军的一个团长，他知道这群孩子是从战火中搏斗出来的，很爱护和关心他们，一有空就来看他们，并讲述东北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给孩子们听，他深知孩子们演出任务完成了要离去时，给剧团造了一根不锈钢的指挥棒。以后，广州儿童剧团遇到齐唱、合17 唱都拿着这根指挥棒指挥。厂里同时还给每个孩子送一架铜制的飞机模型作为纪念。孩子们很珍惜这些很有意义的纪念品，以后都把它揣在自己的背包里。直到1943年广州儿童剧团在广东曲江上窑村全体被逮捕，特务搜查行李时，这些珍贵的物品全被掠走了。工人们知道剧团的经费完全是自筹的，生活很困难。最后一天当剧团告别工厂，跑了三四十里以后，几个工人代表挑着衣服、棉被、草帽、现款赶了上来，要把这些东西送给剧团。谈星知道战时工厂经费也是不多的，起初婉言谢绝，但那几个工人说什么也执意要谈星收下，并且恳切地说这是全厂工人的心意，如不收下，回去就不好交代了。看到这几个工人代表的深深的诚意，谈星和所有的孩子被打动了。最后，谈星只好带着全体团员向几个工人代表行了礼，表示感谢。他们转身回厂时，所有的孩子都向他们挥手，直到他们转过了山湾。1939年4月，广州儿童剧团在融县组建了战时儿童工作团，深深地播下了抗日的种子。5月，他们来到了融县长安镇，长安镇是个处在崇山峻岭的山村，平时除了集市的日子，很少有外面的人来。这下子来了一帮孩子，而且是从广州来的，这个沉寂的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了。这天刚好是圩日，孩子们在圩场上敲锣打鼓，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把剧团的孩子们团团围住。趁这热闹的场面，谈星抓住时机讲话了。他说："乡亲们！我们来到贵乡，不是跑江湖卖武的，而是宣传打日本鬼的……、他作了简单的开场白之后，剧团的孩子们就唱起抗日歌曲来：《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18 行曲〉的歌声飞越山乡，在群山中回荡，广州儿童剧团就这样开始了在长安镇的抗日宣传活动。在短短的十多天里，他们除了一般的宣传之外，还注意深入发动群众，同时通过学校的老师，把学生也动员起来，建立了长安镇战时儿童工作团。 攀山涉水赴桂林有一天，外出联系工作的团长谈星回到长安镇来，马上召开全团大会，他告诉孩子们，剧团准备到桂林去。他刚讲完，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他们早知道，当时的桂林，来了很多知名的文化艺术界的老前辈，还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们，恨不得马上就走。大家都问："什么时候动身？"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又是世界知名的文化城。1939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当时在桂林的李济琛比较开明，于是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沈钧儒、夏衍、田汉、范长江、欧阳予倩、周钢鸣、金仲华等都集中到桂林来了。同时儿童抗日活动也开展得很好，著名的"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剧团"、"育英儿童工作团"等都先后到了桂林，能够跟这么多的叔叔、伯伯、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见面，有多高兴啊！孩子们人还在长安，心早已飞往桂林了。从融县长安镇到桂林有六百多里路，本来走一段路就可以坐上火车的，不过坐火车得要钱买车票，那有这么多的钱呢？这可难着孩子们，也更是难为这个带着一群孩子的谈大哥了。谈星召开海风、夏扬等几个骨干参加的团务会议，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出找钱的办法。在这个山沟沟里，连吃饭都成问题，那里有多余的钱坐火车呢？演出募捐吧，这里的20 农民都很穷，也很难筹集到旅费。那么，让大家讨论讨论，想个办法。谈大哥召开了全团会议，大家劲头很大："没有钱坐火车，我们有两条腿！"小叶里拍拍自己的胸膛说。他这句话确实代表了全体团员的心声，大家不禁鼓起掌来。可是从长安走到桂林，不是几百里平地，而是要翻山越岭，要爬上桂北有名的"苦马岭"和"三大炮"。不容易呵！听乡亲们说，为什么叫"苦马岭"呢？因为山很高，山路又陡又窄，连马走起来也要喘大气，很吃力，也要叫苦。为什么又叫"三大炮"呢？原来这座高山上有三个山峰，一座比一座高，到处是悬崖峭壁，而且时常有土匪出没，抢劫行人客商，连续爬过山峰，才算安全。可是这些问题难不倒雄心勃勃的孩子，他们决定闯过去。不过走这一条路既难走，又危险，必须尽量减少行装。本来这些孩子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背着行李一天走三四十里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但是要连续走几百里的山路，可不会像过去那样轻松了。于是他们做好了充分准备：除了公家的服装、道具和必要的文件、书箱换上新绳索尽量扎紧外，个人的行装尽量精简，并多带两双草鞋，多购置一些沿途必需用的药品如十滴水、保济丸、奎宁丸和松节油等，同时行军也有一个大体上的分工：年纪大一点的如海风、夏玲、金风、丁文等就轮流抬着公家的东西，年纪小一点的和身体比较弱的女孩子，只管背自己的行李。可是这些毕竟都是十多岁的小孩子，走的又是要爬上爬下、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走不多远，就一个个已经是大汗淋漓，气喘如牛了。谈星怕累坏了孩子们，咬咬牙，花点钱请了两个乡民把一些比较笨重的东西挑着。走山路总是转来转21 去，走着走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又得请个向导。那个向导左手拿着一条白面巾做标志，右手还拿着一根小石竹沿途开路。广西山区毒蛇很多，那根竹子，还可以用作打蛇棍呢！谈星考虑问题是很周到的，走这么长的山路要前后照应好，不致有人掉队，他临时把全体团员分成几个组：由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好一点的担任组长。先锋组跟着向导开路；碰到转弯时在路边做个方向标记；生活组负责了解行军时同志们的身体情况，后卫组负责收容掉队的人员，同时还规定行军途中不要距离太远，休息时间不要太长。孩子们早就锻炼出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了，行进间果然井井有条。这一天，因为要爬高山，大家精神很紧张，天未亮就把行装收拾好了。行前，谈大哥还作了简单的动员，讲了要注意的事项，所以这次行军是组织得很好的。可是过苦马岭，还是碰到不少困难。队伍爬山，走着走着就把队伍拉长了，高山的天气变化无常，一会是烟雨迷蒙，一会是阳光灿烂；走一阵躜进野草丛里，走一阵又躜入了灌木丛中；一段路是岩山凹凸遍地石子，一段路又坑洼湿滑踩得一脚黄泥。那天从大清早直到中午，还是在苦马岭上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转来转去。中午时分，天气本来还是好好的，忽然一下子就暗了下来，乌天黑地，还刮起大风，沙尘滚滚，更糟糕的是，老天爷像发了大脾气，一阵闪电鸣雷，下起大雨来了，孩子们从头到脚都淋得湿透。可是大家又不敢往树底下躲，怕被雷打着，只好硬着头皮冒着倾盆大雨向前走。这时更显出广州儿童剧团团结友爱的精神，大的照顾小的，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差的。这段路，最辛苦的算是谈大哥了，他背着最22 重的行李，还要来回照顾大家。好不容易走过了山坳，雨停了，大家坐下来歇歇脚。刚刚坐下来，白桦把行李和作拐杖用的木棒摔到一边，直喘气，苦起脸叫着不想再走了。他说：两条腿好像不是自己的，想提老是提不起来。看到白桦和大家累成这个样子，叶里就发起议论来了："我的妈呀！什么苦马岭？简直是哭妈岭！"他这么一说倒把大家逗乐了，正在愁眉苦脸的白桦也给逗得笑了起来。大家的疲劳也消了一大半，这时谈大哥来"加油"了。"来，大家起来唱首《大路歌》"！他带头唱起来："我们是开路先锋，轰！轰！轰！哈！哈！哈！轰！不怕你关山千万重，不怕你……"，大家一鼓劲终于翻过了苦马岭。从此，孩子们就把苦马岭叫作哭妈岭。孩子缓过气来，要下山了，本来下山应该是比较轻松一些的，可是也有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全身重畺都压在两条腿上，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幸好大家拉近了距离，互相扶搀帮助，走得还算顺利，差不多到了傍晚，穿过一片松林，早就看不见太阳了，暗沉沉的，一阵晚风吹来，松涛一阵呼啸，已经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了，这时忽然又闻到一阵腥臭味，大家向路边望去，原来有两具尸体，已经被野兽啃去一半了。同志们看到这个情景，心里着实不好受。感到祖国正在危难之中，人民生命到处没有保障，抗日救亡工作的责任实在重大。天快黑了，先锋组的同志才走到"哭妈岭"脚下，他们找到一个村庄，当地群众知道从山岭那边走过来了一群要打日本鬼的孩子，十分热情，马上腾出两间柴屋，抱来几大捆23 禾杆草，孩子们把行李铺在禾草上，躺下来就简直是"弹簧床"，很舒服。可是后卫组还未到，乡亲们又点燃了几把山坑竹，带着海风等几个男孩子，一齐回头上山去找，他们高举火把，大声唱歌，好让后面的人辨清方向，果然，后卫组夏扬等收容了掉队的几个女孩子谭明、白桦、伊宁等几个人都赶上来了。这时金风讲着半咸不淡的柳州官话念一句台词：^滚开、滚开、大家让开一点"我们后卫组到齐人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六月天时那阵子是够热的。还有"三大炮"这座大山的最高峰很奇特，周围都是岩石，既没有草，也没有树，太阳一晒，更是热气迫人。到了山坳，风特别大，稍不留心就会把人吹倒。孩子们只有手拉着手往上爬，要不然，掉下山谷可不是玩的。这时，又饿又渴，杨红、叶里等几个年纪小，使尽气力还是爬不上去。全靠哥哥姐姐们前面拉后面推，这时谈大哥又来"加油"了："同志们，我们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比我们困难多了，连野菜都找不到，有的人只好吃皮带，他们还要走几天几夜呢！我们只要咬咬牙，翻过山就是胜利。加一把劲吧！"谈大哥以红军精神鼓励着大家，大家一齐鼓劲，一直没有停下来，终于过了"三大炮"。黄昏时刻，孩子们到了一个小村落，乡亲们知道这些孩子是爬过了苦马岭，翻过了"三大炮"过来，而且还是老远从广州来的，跑这么远的路，挨这么多的苦，都是为了打日本，都夸他们"人小志气大"，马上烧热水给他们洗澡，还点起油灯，安顿他们住下来，几个热情的婶婶还帮孩子们挑脚上的水泡。24 孩子们在这里只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赶到两江，过了河，再走20里路，便到桂林了。一连走了几天山路，到了两江，孩子们实在累得不行，大家只好先在路边歇息，由谈大哥带着海风、夏扬、金风等几个大孩子去找住地。两江是由西向东到桂林的通道，来往的旅客比较多，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客栈""，可是只有一间房间，谈大哥把女孩子安排在房间里，其他男孩子只好在旁边找个地方坐下来。生活组的同志赶忙找些生姜烧姜汤给大家喝，烧热水给大家洗澡。哪一边大家也忙开了，换衣服的，晾衣服的，洗澡的……忙过一阵，精神身体都松弛下来，却不想动了。挤在一块躺下就连翻身也不想翻。可是那间所谓客桟也是很简陋的，瓦面也不扎实，当晚下起大雨来，孩子们睡着睡着雨水就透过瓦面滴下来了，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尽管大家累得眼皮也睁不开来，还是没有睡好。大家急着赶去桂林，第二天天未亮都爬起来了，可是跑到河边一看，都傻了眼。原来，由于连天大雨，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河上不仅没有桥，连仅有的一座桥墩都给淹没了。眼瞪瞪望着对岸就是过不去，站在那里干着急。严重的问题在于剧团仅剩下一点钱，几经翻山越岭，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及时赶到桂林，不仅房租交不起，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急也没办法，河是飞不过去的，谈大哥更是急得团团转，他一天几次冒着雨跑去河边看水势，又向乡亲打听那里水位最浅。大雨一连下了两天，好不容易停了，洪水也渐渐消退。挨到第三天，谈大哥从河边回来告诉大家，看来明25 天可以淌过河了，叫大家明天一早起身就把行李捆好，等河水一退就马上过河。这一下好像开水开了锅，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孩子们爬起来赶紧扒了几口饭，都吵着要跟谈大哥去河边看水势。谈大哥被缠得没办法，只好留儿个人看行李，就带着大家出去了。一群孩子高高兴兴地跟着团长到了河边，一看，水虽然退了，但没有船，怎样过河呢？谈大哥想了想，有了。他找了一根竹子，卷起裤腿就走下河去。孩子们的双眼都紧张地望着他，只见他顺着河面隐约可见的桥墩，用竹子探路，一步一步向河中心淌过去，他走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又来回走了几趟，摸清楚那里的水位最浅，便回到岸边招呼大家回去取行李到河边集中。老乡们知道孩子要淌过河去，都不放心，纷纷跑来叮嘱大家千万要小心。谈大哥的心眼是很细的，他一个个地检查各人的行李，看看扎得紧不紧，然后又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指定海风、夏扬等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领头，又指定几个身体好一点的男孩子殿后，白桦和女孩子都走在中间，叫大家手拉手跟着他，宣布下河。谈大哥第一个跳下河去领着大家。那时雨虽然停了，但水流还是很急的，比较矮小的伊宁、谭明、路琪这几个女孩子，走到河中间，站也似乎有些站不大稳了，谈大哥回头叫大家千万不要松手，一个跟一个往前挪，站在河边的乡亲们很不放心。高声叫道："孩子们，水还很急，今天不要走了，明天再走吧！"可是那时孩子们大部分已经走过了河中心。真的变成"过河卒子"，不能走回头了。河水哗哗地响，走26 着走着心里还是不很踏实，但也只得向前走了。他们一齐大声喊着多谢乡亲们的关照，一面跟着谈大哥，摸着桥墩子，摇揺晃晃地走到对岸，回过头来看看河那边，老乡们还在望着他们呢！上了岸，老天爷又下起濛濛细雨来，遍地泥浆，可是比起前几天走山路，这条路总算好走多了。越走近桂林，孩子们越是兴奋，也忘记什么是疲劳了。进入市区，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这时，谈大哥提醒大家："桂林是个文化城，我们是文化兵，要注意队形。"于是，大家整整齐齐地排起队来，自从撒离广州，就没有组成这样的队列了。队伍的前面，由叶里打着团旗，谈大哥走在团旗的后面。这一队小文艺兵，头戴竹笠帽，脚穿草鞋，冒着濛濛细雨，就这样精神抖擞地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后方文化重镇。广州儿童剧团是在1939年6月19日到达桂林的。当时的桂林，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非常活跃，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茅盾、沈钧儒、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周钢鸣、范长江、金仲华等都汇集在这里。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知名的文化城。儿童抗日活动也开展得很好。全国著名的儿童团体"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剧团"、"育英儿童工作团"已经先期到达这里，现在又加上了转战广西近一年的"广州儿童剧团""，儿童工作就更加活跃了。他们到达桂林以后，就和"新旅"等几个团体共同发起组织了"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推动儿童工作。这个座谈会共有会员8000多人，还跟在重庆的"孩子剧团"以及全国各地的儿童团体取得联系。27 成为当时领导儿童工作的核心组织。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一些文化界的老前辈，如“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生活教育社"的程今吾、季平，"少年战线"主编陆洛等同志。这些老前辈都经常给他们做学习辅导，作形势报告，程今吾还到他们住地具体指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指导他们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和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等等，此外还指导他们阅读《西行漫记》、《母亲〉、《铁流》等进步文艺作品。给他们讲述国际时事。谈大哥还专门请了郭沫若、茅盾、田汉等老前辈为孩子们作专题报告。一年来，孩子们工作流动性大，成年累月到处跑，生活不安定，到了住地，又忙着宣传、演出、做群众工作。在这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有了比较系统的学习机会，大家都十分珍惜，如饥似渴地抢时间学起来。谈大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加强队伍的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还抓紧剧团的组织建设和生活纪律教育。健全了团委会，进行分工，制定了工作、生活制度，还定期召开生活检讨会（现在叫民主生活会），规定每天要写日记，读书要做笔记，还要进行小组讨论。广州儿童剧团和新安旅行团一起都住在东江镇小学二楼的教室里。这座楼坐北向南，窗门的玻璃已经破了，倒是很通风的，夏天很凉爽，可是到冬天就很难挨，只好找些旧报纸粘上，风一吹，又烂了。桂林的冬天，比较冷的，孩子们的衣着都很单薄，是太阳天还不打紧，难过的是阴雨天，一阵冷风吹来，冻得直打颤。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跳几跳， 身体也就暖和了。后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路琪喜欢吃辣椒下饭，在街上买了一些辣椒饼回来，冷的时候，吃上一点点，辣得身上发热也能暖和一阵，所以孩子们身上都揣着一些辣椒饼。问题是在晚上，被子、毯子不够，只好两三个人盖一条，白桦、谭明、路琪三个人就共同盖一条白桦从家里带来的毯子，而且安排得很有"计划"。睡在北面的人最冷，要挡住北风，睡在中间的就比较暖些，她们三个人就轮流睡中间，半个钟头换一次，就这样熬过漫漫寒夜，直到太阳升起，她们才眯上一眼。路琪从家里逃出来时，只带了一条工人裤和工装裙、裙子是夏天穿的，可是冬天又不能老是穿工人裤，洗工人裤时，还得穿裙子。孩子们从来都不穿袜子，最冷的天气也是光着脚丫穿草鞋。有一天外面下着雪，路琪下楼刚好碰上新安旅行团的张大姐。她看见路琪穿着裙子的两条腿冻得通红，问她："路琪，冷不冷？""不冷。"路琪身子虽冷但咀巴很硬。张大姐用怜惜的眼光看着这孩子说："冻得两脚通红，还不冷？"她回到新安旅行团，把储藏室里的麻袋搬出来翻出不少旧衣服和几条旧棉胎，帮孩子们度过严寒。 小文艺兵上前线在桂林活动的9个月，可以说是广州儿童剧团的休整时期。也是孩子们走向成熟的转折期。此后，这些孩子在团长谈星的领导下，逐步学会了在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政治斗争。情况在不断变化，正当孩子们过了一段比较稳定的生活，儿童抗日活动也日益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在1939年底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平江袭击了我新四军办事处。这次反共逆流使原来环境比较宽松的桂林也迅速恶化了。广西省政府宣布取缔"桂林儿童团体座谈会"，新安旅行团不得不秘密转移，"厦门儿童剧团"被迫解散。广州儿童剧团往哪里去？又成了一个大问题。谈星想起了在国民党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张发奎秘书的左洪涛同志在柳州，他去韶关联系工作时就知道左洪涛同志很关心儿童剧团。于是，就毅然带着剧团到柳州去找左洪涛。左洪涛同志还在韶关时，张文彬同志（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曾经交代过他，对广州儿童剧团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给予支持和照顾。后来四战区从韶关搬到柳州，谈星曾要求左洪涛把剧团调配到四战区司令部一起到广西来。当时设在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秘密组织中共特别支部考虑到儿童剧团有其独特性，又是广东党组织负责组建和领导的，在广30 东坚持工作更合适，作为特支书记的左洪涛就说服他们不必来柳州。现在谈星又来找他了。听了谈星的汇报和要求后，他很同情这些孩子们。但是，左洪涛同志心里也明白，柳州的形势和桂林是一样的。四战区的政治部正副主任梁华盛、侯志明是顽固派，也企图解散和迫害儿童剧团。为了保存这株幼苗，经特支商量，决定由左洪涛出面去找张发奎。他对张发奎说：广州儿童剧团到了柳州，他们很想在张长官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年纪虽小，但演戏、跳舞、唱歌还是不错的。可不可以用四战区司令部儿童剧团的名义到前线慰问演出呢？张发奎同意了，并说："为期三个月吧。"这时，郑黎亚同志正好从韶关游击训练班回到柳州来，本来要回到正在前线工作的战时工作队去，左洪涛跟特支成员朱河康商量，为了加强儿童剧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决定先派她去剧团担任政治指导员，这一点，也取得了张发奎的同意。行前，朱河康对郑黎亚说："这是临时工作，组织关系不转去。谈星是个好人，但我们和他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你去到那里，要团结好谈星，做好孩子们的工作。"于是，郑黎亚同志便走马上任，旋即随着剧团到迁江、宾阳一带前线去演出。孩子们从那时起又多了一个"郑姐姐"了。郑黎亚同志当时也只有20岁，是一个温柔、文静、和蔼而又能干的比较成熟的女青年共产党员。有比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她和谈星当时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但合作得非常好。她到剧团不久，剧团的政治思想面貌就有了一31 个新的变化。作为一个大姐姐，她很善于挤时间跟孩子们谈思想、拉家常，并且处处以身作则，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关心孩子们，孩子们都愿意亲近她。特别是路琪、谭明、伊宁、白桦和杨红、叶里几个孩子，整天都郑姐姐长、郑姐姐短地跟着她。郑黎亚同志从学习到生活都深入细致地帮助他们。剧团在前线活动期间，生活条件是很差的，到了驻地，晚上睡觉大都只能打地铺，而且是打通铺，没有房间，怎么办呢？郑姐姐出了个主意：男孩子都睡在她的左边，女孩子都睡在她的右边，这下子就解决得很好。孩子们离家已经一年多了，又不通音讯，难免有些想家。女孩子里如年纪比较小的胡纪红、谭明等有时想家想哭了。这时，郑大姐就温情地安慰她们，晚上轻声地跟她们讲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故事，讲夏明翰是怎样走上刑场的，讲周文雍和陈铁军是怎样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这些革命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大地鼓舞着她们，使她们安定了情绪，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郑黎亚同志除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外，还比较系统地给孩子们讲《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大大增强了孩子们对抗日前途的信心和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广州儿童剧团经过桂林时期的休整，又经过政治指导员的耐心教育，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有显著提高。上前线工作，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既感到很自豪，又很神秘，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一年多来，他们尽管爬山涉水，走过不少偏僻的山村和处于交通要道的城镇，32 也看见过飞机扔炸弹和高射炮打飞机，毕竟还未到过前线，究竟前线是啥样子，大家都不知道。丁文他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就逗只有11岁的梁海、叶里、杨红几个小鬼："上前线就是上战场，那边是日本鬼，这边是我们军队，打起仗来，炮声、枪声劈劈啪啪，轰轰隆隆，头上还有飞机、炸弹，你怕不怕？”梁海故意把胸膛挺得高高的，拍拍心口说："不怕，要怕就不来抗日了。"这一下可就热闹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夏扬故作正经说："打仗可不是演戏，是真枪实弹的，一颗子弹打到脑袋上，脑袋就要开花，你不怕？"叶里抢着说："就是不怕，在广州时我还跑到路边看飞机扔炸弹呢！""碰到日本鬼你也不怕？"海风跟着逗他。这一下可问住了，这个问题孩子们当真还未想过呢！他们愣了一阵，又吱吱喳喳嚷开了。还是杨红有劲，他响亮地答道："怕也没办法，只有跟鬼子拼了！"大家正在吵闹着，外面一声喊道："车子来了！"谈大哥下命令："整队出发！"这时孩子们已经把司令部发下来的每人一件黄衬衣，一条蓝色工人裤穿得整整齐齐，大家把新的草绿色军用背囊揹上，列着队威武雄壮地走出司令部大门口。广州儿童剧团从来没有这样整齐、这样光鲜的装备，他们一个跟一个走上汽车，俨然像一队小兵了。这时，他们尊敬的左洪涛同志来了，著名作家何家槐同志来了，司令部的高参、顾问也来了好几个。在司令部的大门口，左洪涛同志等首先和大家照了相，然后一一握手道别，孩子们分别爬上两部大卡车。要开车了，左洪涛同志大声向着孩子们说："孩子们，到前线好好干，要注意安全，33 注意身体！再见！"左洪涛同志的这几句话，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激励着大家，孩子们眼眶都红了。他们齐声回答说："谢谢左叔叔，谢谢叔叔们！再见！"发动机启动了，两部卡车缓缓地向公路驶去，要拐湾时，孩子们远远看见左洪涛同志他们还挥着手呢！这群苦惯了的孩子，自从撤出广州以后，大都是穿着草鞋，靠两条腿走路，从来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坐过车。汽车迅速地在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战时公路上行驶着，孩子们不顾颠颠簸簸，大声唱着歌："为了救亡赴战地，团结军民在一起，我们要在工作中努力学习，我们要在炮火下锻炼自己……！"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一时向左、一时向右，一时上坡、一时下坡跑了几个小时，经过六道、三都、石龙、北泗驶进了迁江县界，最后开到一个叫河里圩的山村，在晒谷场上停了下来。跟着车来的汽车连连长招呼大家下车，把孩子们带向一座离晒场不远的大平房走去。房东老大爷老大娘和他们的几个孩子已经站在大门口笑咪咪地迎接这群小文艺兵了。河里圩只有四十多户人家，都是僮族人，村边有一条小河，一年四季河水大都是红色的。所以也叫红水河。孩子们在村里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便进行军事训练了。每天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由政治指导员郑黎亚带领着到河边操练。立正、稍息、敬礼、跑步、卧倒……等等，完全像一队小兵。孩子们虽然进行过长途行军，翻山越岭，还真的从未试过这么严格的操练，开始时大家还觉得很新鲜，过了两三34 天都喊腰酸背痛。好在这些孩子都挨过苦，不久就能捱过去，逐渐习惯了。这期间剧团还加强了学习，早餐后有一段学习时间，学习本来是他们长期坚持不懈的习惯。除了行军演出，到了驻地总要抓紧时间学习，孩子们的背包里除简单的洗换衣服外就是政治理论启蒙书籍，文艺书籍和自己的日记、笔记本。在河里圩训练期间，就更加有规律了，每隔一天郑大姐和谈大哥轮流给孩子们上政治课和艺术课，学习时间以后就排练。教美术字就由艺术指导员黄力负责，人人都要学，以利于写宣传标语，排戏的任务就由潘競冬来负责了。一天，剧团接到通知，要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地点就在河里圩，因为这是到前线后的第一次演出，又经过一段的学习和操练，孩子们特别高兴。联欢会的地点就是他们刚到河里圩时下车的晒谷场，当天他们老早就到晒场去装台了，晚饭也搬到舞台上吃。这次联欢会，对前线的将士们也是很新鲜的。有哪些剧团能够到前线来为他们演出呢？这时桂南前线虽然还未跟日本人交火，但是挖战壕、筑工事也是很辛苦劳累的事，很难得有一场戏看。所以，附近的驻军，以连为单位，排成队伍，很早就进场了。老乡们知道这里要演戏，也带着未点燃的火把和小板凳从附近的村庄，从偏辟的山村陆陆续续地来了。那时的农村既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就是当时的"过山班"（下乡的剧团）也极少到这边远的山区来。他们一年到头，也难得看上一两场戏。现在听说从桂林、柳州来了一队演戏的，一传十，十传百都纷纷跑来看戏了。孩子们可35 更紧张，他们本来在舞台上吃晚饭，看到来得早的观众已经进场，连忙扔下饭碗跑下台来招呼客人。夜幕降临，天渐渐黑下来了。几盏大光灯（汽灯）高高挂在台前。把整个晒场照得通明透亮，这时还有不少乡亲络绎不绝地涌来，坐着看不到舞台，只好在两旁和后边站着。宣布联欢会开始，还不到14岁的路琪庄重大方地走到台前。她从广州撤出来时才12岁，还不大懂得唱歌，谈大哥教她：唱进行曲，要像行军一样，雄伟昂扬，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有些抗战歌曲，如《长城谣〉、《松花江上》，就要唱得悲壮抒情一些。这个孩子很小就有钻研精神，学得很快，现在她不仅成为独唱演员，还是很熟练的指挥了。联欢会以全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开始。你看她镇定地站在台上，面向观众，拿起在融县兵工厂时黄工程师送给剧团那根指挥棒，把手一举。台上台下就一起唱起来了。《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就已经传遍了祖国大地。士兵们也都会唱。一时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几千人的歌声撼震着山谷，在夜空中回荡。到前线的第一场演出很成功，广州儿童剧团演唱了《军民合作〉、《保家乡》等抗战歌曲；演出了《反攻〉、《捉汉奸〉等话剧；以及从新安旅行团那里学来的《抗敌舞〉、《农民舞〉等舞蹈。因为很有针对性，很适应前线附近军民的心态，引起了演员和观众思想感情上的共呜。台上台下融成了一片，几千观众受到心灵的感染。一时点头称赞，一时又摇头叹息。特别是那些激越高昂的抗战歌曲，大大鼓舞着观众36 的抗敌激情。每首歌一结束，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当最后一首《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结束时，小指挥路琪连接谢幕几次还下不了台。晚会结束时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士兵们有秩序地一队一队地离场，老乡们也点起火把散向四面八方，像一股一股的人流向远方流淌，小诗人杨红诗兴大发，朗诵起诗来了："听呵！抗敌的歌声响遍了前线！看呵！救亡的火种燃遍山乡！"孩子们听了不禁起劲地鼓起掌来。连连称赞："好诗呵！好诗。"郑大姐也微笑着说："杨红真成了小诗人了！"在河里圩首场演出后，剧团又继续到迁江石陵、宾阳、上林、武鸣等地巡回演出了几十场。一天，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来了。第五军军部派了专人来，邀请剧团到军部作慰向演出。行前，政治指导员郑黎亚作了专门动员，她说："第五军参加过昆仑关会战，打得很英勇。他们对我们儿童剧团到前线来慰问演出，非常高兴，非常欢迎，现在专门邀请我们到军部去演出，这是一项光荣任务，一定要完成。"团长谈星接着补充说："河里圩只箅是前线的后方，明天我们真正是上前线了。那一带的公路已经被破坏，不能坐车，只能靠两条腿，所以大家一定要轻装，把不必要的东西尽量留下。"于是大家立即紧张地收拾行装，只带一些简易道具。第二天中午就出发了。就此结束了孩子们在红水河畔的练兵生活。这个小队伍开赴前线，越走越近了。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剧团由胖墩墩的年纪最小的叶里拿着团旗开路，排成小纵队，一个跟一个，不像平时行军那样吱吱喳喳了，谁也不37 吭声，神情严肃。护送剧团的士兵也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后左右。当队伍经过一个小山岗的丛林时，带队的军官告诉大家紧跟着队伍，不要掉队，士兵们也把挂在肩上的步枪卸下来上了膛，警惕地盯着丛林。孩子们此刻也深感到穿过这一地带的严重性，大气也不敢出，小心地、默默地快步前进。队伍走过了这个丛林带以后，士兵们才一边走着一边自豪地告诉孩子们。前几天他们就在这里跟鬼子兵打了一仗，消灭了不少敌人。这时，孩子们才松了一口气。那天走了几个小时，到太阳快下山了。才到达第五军军部。十多岁的孩子，虽然经过"哭妈岭"的锻炼，可是由于是急行军，走的都是穹弯曲曲的山路，而且情绪也比较紧张，所以也是很累的。他们到军部后，副官把孩子们带进了一间大会议室。由于是第四战区长官部派来的队伍，第五军的首长们很重视，军长杜聿明，偕同副军长，参谋长，以及几个部队首长来看他们了，和大家握手后就跟孩子们交谈起来，问他们离开广州、离开家庭，想不想家？到前线来，累不累？孩子们以前只跟文化界的前辈有过接触，也很随便，现在见到的是戎装严整军容焕发的一些将军，开始时有些拘束，谈着谈着，觉得这些军人是那样和蔼可亲，也就轻松下来，谈笑自若了。这天晚上，军部为广州儿童剧团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孩子们跑了大半天，肚子早已叽哩咕噜响了，谈大哥代表剧团讲了几句感谢的话，大家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孩子们还在吃饭，观慰问演出的部队就已经陆续进场了。幸好军部事先已经把舞台准备好，只要挂上大幕，摆好 道具，就可以演出。孩子们匆匆扒了几口饭，便赶往舞台，他们往台下一看，好家伙！起码有三千人。而且都是全副武装。因为这是前线，军队行动是人不离枪的，第五军的将士们很有军威，坐得齐齐整整，舞台上方，挂着一条醒目的红布白字大横额：《欢迎第四战区长官部广州儿童剧团莅临我军演出）。这样高档次的待遇，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碰到。他们感到很光荣，也很兴奋。这一晚演出，也特别起劲，能够到前线来为同日本鬼子拼命的将士演戏，在孩子们赤炽的心灵里是多么激动呵！这一晚的节目，《孩子军〉、《捉汉奸〉、《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等节目特别受到观众欢迎，当（捉汉奸》这个戏演到那个汉奸还在抵赖的时候，观众席上竟然有人大叫"捉住他！打死他！"可见当地群众激昂的情绪。在军部演出之后，广州儿童剧团就在前线地区巡回演出了十多天，还特地去了武鸣、上林一带偏僻、边远的小山村。这些小山村，甚至连地图上也是找不着的。前线的官兵和附近的乡亲，知道孩子们白天赶三四十里路，也不休息一下，晚上就演出，都很感动，对他们十分热情。演出一结束，就围着孩子们，这个说："你们这些孩子真了不起，跑这么远来到我们这些穷地方，还不怕打仗。"那个说："这么小的年纪，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做戏，顶呱呱！"士兵们说："我们大人拿起枪打日本，你们才十二三岁就不怕辛苦跑到前线来帮助我们打日本，真是有志气。"他们还把缴获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和钢盔送给孩子们作纪念。在前线巡回演出两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跑四、五十里39 路，一天一个地方，前线附近的部队驻地也都跑遍了。有时到达目的地，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忙开了。演出时，前台、后台都是靠这些孩子们跑出跑进，驻军虽然热情帮忙，也只能是搬动台椅板凳这些粗重的东西，舞台技术性的工作别人是插不上手的，演出时，孩子们唱完歌就马上换衣服演戏，戏一落幕，又立即换衣服跳舞，忙得不亦乐乎。可是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越忙越起劲，当然，有时也会闹一些小别扭，有一次，金风演汉奸，夏杨、丁文演群众，当他们捉到汉奸时，汉奸还在抵赖，台下观众大喊："就是他，就是他！"丁文急起来，一拳把"汉奸"金风打重了。在台上，金风不敢吱声，一进后台就裂开咀苦着脸，说什么也不再当"汉奸"了。海风看到他那付狼狈相，故意逗一下他，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你这可是因公"受伤"，明天给你加个鸡蛋，补养补养。"惹得金风又哭又笑，这时，白桦又加上几句："你知道三十年代有个演员叫王献斋的吗？他演坏蛋演得象极了。有一晚散场后，观众围着他不让走，要揍他，说明演得真象个坏蛋。今晚观众对汉奸很气愤，也说明你演得好。下次还该你来演。"这时，大家一齐鼓起掌来，金风也给逗乐了。可是"汉奸"他却当定了，总脱不了身。孩子们到了前线，除慰问演出之外，还尽量利用时间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初到河里圩练兵时，夜里没有演出活动，晚饭后便挨家挨户访问群众。那里是前线，又是山区，群众住得很分散，谈大哥、郑大姐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把团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活动。因为准备打仗，这一带学校都停课了，乡下的孩子还是很想读书的，剧团便把愿40 意读书的孩子组织起来，分成七、八个小组，派出白桦、路琪、谭明、伊宁几个女孩子去辅导。后来，她们还开办了妇女识字班，总共有七、八十人。大孩子教小孩子，哪里去找那么多的纸和笔呢？大家正在发愁。谭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要小孩子每人找一根树枝，就在地上写字，小老师一笔一划地教，小学生就一笔一划地跟着写。教些什么呢？原来学校也有课本，当然是有系统性，但是剧团到前线来，总共只有三个月，而且要到处跑，在河里圩练兵，时间是不会太长的，怎样能够把抗日宣传和识字结合起来呢？他们在广州时办儿童识字班总算有一些经验。还是由路琪先教唱歌，再教识字，唱（军民合作〉，就教"军和民，一家亲"，"前方打仗，后方生产"。唱《救亡进行曲〉，就教"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这个办法是很灵的，小学生们既学会了唱歌，又懂得了抗日的道理，又认识了宇。真是一举三得。小学生们兴趣来了，一传十，十传百，要求参加识字班的人越来越多，剧团忙不过来，干脆合成一个大识字班。郑大姐派路琪和谭明两人去辅导他们，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迁江战时儿童歌咏团"，增强了当地抗日宣传的声势，活跃了儿童运动。在迁江，广州儿童剧团还出版了一个大型墙报《军民合作》专号。团委会要求每人写一篇文章，给郑大姐修改后，交丁文、谭明、路琪等几个写字写得比较好的抄正，由艺术指导黄力设计刊头。他是搞舞台美术的，干这些事是驾轻就熟了。壁报的标题、插图和漫画，是丁文和杨红的任务。这个墙报，全体同志动手，花了三四天，赶着趁圩的日子贴到41 迁江县城最热闹的街道上。趁圩的老乡们看到这么大的墙报，也觉得很新鲜，纷纷围着观看，海风抓住这个机会向周围的老乡讲抗日的道理。跟着，从桂林参加剧团的小歌唱家乔飞领头，剧团全体同志高唱（军民合作〉并即席教老乡们唱，并打手掌作拍子，老乡们一句一句跟着唱，唱得挺起劲。广州儿童剧团所到之处，一有时间，他们都抓紧时间去做群众宣传工作。宾阳县城曾经被日军占领过，县城一光复，孩子们便赶到那里去了。六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他们从早起跑了四十多里路，揹着背包，汗流浃背地赶到宾阳，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被侵略军蹂躏过的宾阳县城，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砖堆，有些地方还残留着斑斑血渍。孩子们那幼稚、纯洁的心灵，看到这些惨状，更增加了对敌人的愤恨。他们一到驻地放下行李，也不想休息便开始工作，一部分团员如海风、夏扬、白桦、路琪、谭明等由郑大姐带着去访问群众。另外，就由艺术指导黄力带着金风、丁文、杨红、叶里等几个男孩子去刷大标语，他们提着白灰桶、拿着帚子穿街过巷，凡是能刷标语的墙壁上都刷上标语。后来，在一条大街上找到一栋两层的砖木结构的房子，一幅墙有七、八米高，黄力很高兴，说："等我们来写一条全宾阳最大的标语。"这么高的墙，两个人"骑驳马"也够不上去，怎样写呢？首先要找梯子，于是大家都分头去找梯子，好不容易由金风借来了一把，一度量，仍然不够高，杨红是搞舞台装置的，在这方面他的脑筋转得快，他一眨眼，有了，再借一把来，并多借两根木棒，两捆粗麻绳。在两把梯子连接42 的地方，加一根木棒，用麻绳扎得结结实实，这样，两把梯子就暂时变成一把了。这么高的大美术字，孩子是写不来的，还得请艺术指导黄力亲自动手。黄力虽然是艺术指导，也不过是个大孩子，他爬上两把驳起来的梯子，摇摇晃晃的，爬上爬下，左量右度，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赶敌下海"四个一米左右的大美术字写好，然后轮到杨红、金风、丁文几个孩子了，他们一个递灰桶，一个拿着用稻草扎成的大笔，用红泥灰在大字上加上一条边，这样几个大字就更加醒目了。等到太阳快要下山，孩子们由黄力带领着返回驻地时，街上的群众还凑在离高墙几米远的地方抬头看那几个字，心里特别痛快。他们觉得：把赶走日本鬼子这条空前的大标语写在宾阳县城最大的一堵墙上，激励着宾阳群众的爱国精神和同仇敌忾的气概，是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大事，长久地嵌在他们的心坎里。6月底，当儿童剧团的孩子们正在紧张工作的时候，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突然发来一个电报，通知全团立即返回柳州。原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挺进敌后，到1940年已经建立了十六个抗日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共达一亿人口（当时全国只有四亿多人口）。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叫大后方）也吸引、团结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国民党反动派也越来越怕共产党了。早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决定了所谓"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在敌后，极力限制、削弱共产党的武装力量；43 在国统区，一个削弱、消灭共产党影响的阴谋也正在酝酿、形成。广州儿童剧团在广西以及前线的活动，也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下令要解散剧团。当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还是主张团结抗日的，由于左洪涛同志领导的特别支部对张发奎采取了团结、支持、促进他抗日的方针，取得了张发奎的信任。对于要解散儿童剧团的问题，经过左洪涛、何家槐等同志做工作，张发奎准备把这一群坚持抗日、不辞劳苦，积极热情的孩子保存下来，同意以长官部的名义把他们召回去，另外安排他们去工作或读书。对这些情况，孩子们当时是不大清楚的，只是在前线火热的斗争中紧张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到要他们提前返回柳州，毕竟感到意外和依恋，当他们怀着怅惘的心情把队伍拉回河里圩准备行装的时候，当地老乡们知道孩子们要走了，可真是有点舍不得，一天几次到驻地来慰问。特别是识字班、歌咏队的孩子们整天缠着剧团的哥哥姐姐们不放。临走前的一天，儿童剧团由路琪领头教孩子们唱《少年军歌〉："我们少年兵，我们少年兵，你看军容多么整齐……，"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几个歌咏队的孩子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们一边哭一边说："你们要走了，真舍不得呀！不走行不行？"这样一来，惹得剧团的同志们眼睚也红了。沉默了好一阵，还是路琪安定下来，含着眼泪把这首歌教完了。第二天，长官部派了两辆大卡车来接孩子们，当他们集队准备上车离开河里圩时，几乎全村的老乡，包括老大爷、老大娘，大人、小孩子都涌到晒场上送行来了，剧团是在到达河里圩下车的地方离开河里圩的，河里圩的孩子们一个个44 拉着剧团孩子们的手，说个没完，要上车了，老乡们把一面绣着"为民前锋"几个大字的锦旗送到谈大哥、郑姐姐手里。广州儿童剧团在前线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儿童剧团回到柳州，郑黎亚同志就回到她的战时工作队去了。战队也是从前线被召回来，面临着被第二次解散的厄运。第二天的早上，司令部来了通知说，张发奎要在当天下午接见他们，谈大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接见，事先就做好思想工作，他们怕孩子们见了"大官"会显得紧张，要孩子们沉着、镇静一些，可是孩子们虽然还未见过张发奎，但经过两年多的"摸、爬、滚、打"，也算见过不少世面、练就一身功夫了，当副官把他们领进一幢两层的小洋房二楼的一间会议室时，他们很有秩序的分成两排坐下来，静静地等着，一会见张发奎穿着上将的戎装偕同顾问张文、参谋长陈宝仓走进来了，孩子们刷地一声一齐起立，行了个军礼，张发奎微微点了点头，用手示意说："孩子们，坐下吧""，孩子们都坐下了，这时团长谈星和艺术指导员黄力，潘競冬坐在另一边，张发奎也坐了下来。他开始讲话了，他说："听左秘书说，你们在前线慰问演出，表现很好，也很辛苦。"谈大哥接着说："宣传抗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张发奎继续说："抗战是很艰苦的，看来还要打下去，你们年纪还小，我看还是应该多读点书，将来为国家多尽一些力，这次把你们从前线接回来，就是准备送你们去学校读书，根据你们的年纪，分别送你们去读小学，中学，大学，将来还可以留洋，年纪大一点的留在长官部工作。你们看怎么样？"孩子45 们高高兴兴地回到柳州来，一听全都愣了。这不是要解散剧团吗？不干！这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吭声。谈大哥面对着战区司令长官，也不便说什么，最后只好说："很多谢张长官的好意。可是，这是关系到我们全团的大事，是不是让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张发奎稍微顿了一下，然后说："那么好，你们商量以后，把意见告诉左秘书。"谈星还清楚记得，当批准他组建广州儿童剧团时，杨康华同志亲自指示他："这群孩子交给了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好。"这时，厦门儿童剧团"，重庆的"孩子剧团"已先后被解散，新安旅行团也被迫转去办新安小学，广州儿童剧团现在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儿童救亡团体，作为共产党员，他有责任保护这个团体，这面旗帜可不能让它倒了，再说，他辛辛苦苦把孩子们从广州带出来，为了抗战，和孩子们爬山涉水，顶风冒雨奋力拼搏，共同生活了两年多，感情上实在舍不得离开孩子们。他的思想陷于极度的苦恼和矛盾之中。回到驻地，全团开始了一个星期的大讨论，他们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的矛盾；一个是学习与工作的矛盾。要把这两个矛盾都解决好，怎么办？谈星和孩子们这时的心态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讨论还未开始，刚回到驻地，孩子们就叫开了。这个说："国民党消极抗日，我们更要积极宣传抗日，不去读书！"那个说："一边抗日、一边学习，一样行。何必专门去读书？"别看他们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经过两年多的战斗生活，在缺吃少穿，挨饥抵饿的条件下，孩子们已锻炼成一名小战士了，说46 什么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阵地，讨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致意见："去读书等于解散剧团，不去读书，也不解散剧团。"可是战区司令部特约演出三个月已经期满，不去读书就要取消特约关系，又得到处流浪了。这个有关剧团的前途问题，还得谈大哥拿注意，于是谈星又去找左洪涛。关于孩子们的去向问题，左洪涛同志是完全清楚的，但他是只有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做统战工作的特殊任务的共产党员，绝不能暴露身份。同时跟谈星又没有组织关系，不能以组织名义下达决定。只好以十分同情的口吻劝说谈星让孩子们去读书，谈星当然也不知道左洪涛同志利用公开合法身份保护他们，为剧团做了许多事，只认为左洪涛同志是个进步的民主人士，同情、爱护孩子们，他感谢左洪涛对孩子们的关心和帮助，但也没有听从左洪涛的劝告。他认为，两年来东奔西跑，也是靠自己去筹措经费的，特约取消就取消吧，还是自己干下去。 自己开辟新战场广州儿童剧团离开了柳州，自己去开辟新战场了。这时，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郑姐姐的郑黎亚同志，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调回她原来工作的单位一战时工作队了，谈星带着这班孩子先行到了桂平。桂平是剧团到过的老地方。1938年他们从广州撤出，就曾经到过桂平。孩子们与当地群众算是"老朋友"了。镇公所非常欢迎孩子们的再度来临。特地安排他们住入风光秀丽、景色优美的"水心亭"。"水心亭"有一座弯弯曲曲的小桥连着岸边，周围是碧澄翠绿的荷叶托着鲜艳的荷花，漂亮极了。孩子们几个月来在前线日间行军，晚上演出，经常是打地铺睡觉，到了这里，简直是两个天地。感到非常舒服。这一晚，大家都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这个镇的镇长对儿童剧团的小朋友很热情，孩子们刚放下行装，他就带着镇中心小学的谭校长专门来看望大家，并商量怎样开展工作了。大家感到好象回到了家乡，很温暖。第二天，谈大哥带着几个团委回拜了镇长和镇中心小学。谭校长还请了几间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一起来研究剧团活动的安排问题。交谈得非常融洽。在讨论中，谈大哥提出工作要搞得扎实一些，首先要打好基础。他建议首先组织起"儿童歌咏队"，然后再逐步扩展为"桂平儿童抗日工作团"。校长48 们十分赞成这个建议。人员呢？由各个学校推荐一些品学俱佳的优秀学生参加。有了校长们的支持，群众基础又很好。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桂平儿童抗日工作团除了配合广州儿童剧团定期演出之外，儿童剧团又专门为他们排练了独幕剧《帮助咱们游击队〉和多幕儿童剧《两年来〉，受到当地群众欢迎。广州儿童剧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桂平附近是颇有名气了。〈浔州日报〉知道了从广州沦陷区来了一群孩子宣传抗日，搞得有声有色，专门派了一个姓鲁的记者来采访，并发了专稿。还决定每周一期出版儿童运动专刊《桂平儿童〉，由剧团供稿。这件事，使得孩子们又是高兴又是担心。孩子们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心里实在捺不住有多么兴奋。可是，他们过去只会写一些墙报、壁报。文章公然上报纸，行吗？事情一定下来，都纷纷围着谈大哥发问。谈大哥哈哈地笑起来了："你们这些小家伙，还怕什么？起初上舞台，伊宁演戏，手直发抖，谭明跳舞，站也站不稳，路琪指挥唱歌，脚都打颤，何况这写文章，编报纸，你们还有两年多写壁报的基础呢！"完了他还补充说："不用怕，你们放胆写，我来帮你们改。"经谈大哥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倒也踏实了。〈桂平儿童》如期出版，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字，登在报纸上，那种心情，跟发表在壁报上大不一样。写文章的积极性更加大了。由于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剧团才20多人，应付不了。经过团委会讨论，决定吸收一些新团员。于是谈大哥带着夏扬到剧团活动过而且基础比较好的梧州去物色新团员。 1938年广州儿童剧团从广州撒出经过梧州时，逗留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已经播下了种子，生了根。由他们组建起来的"梧州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团"，在他们离开以后，还在积极活动。做群众工作谈大哥是有办法的，何况梧州还是儿童剧团活动过的地方呢！到了梧州，谈大哥和夏扬首先拜访了"梧州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团"团长卢才甫说明来意。他们是老相识，卢才甫当即表示大力支持。他发动了当地的一些知名人士共同推荐人选。谈大哥有了在广州组建儿童剧团时动员孩子和家长的经验，还是按"孩子自愿、家长同意"的原则逐家逐户访问、动员、征求意见。经过这样一动员，要求参加剧团的孩子倒有不少。但是这些孩子和他们家长的心态，跟组建广州儿童剧团时孩子们参加剧团和他们家长的心态并不完全相同。这个时候，梧州并未直接受到敌人的攻击，而且，由于梧州当时还是从华南沦陷区到大后方的交通要道，经济上一度有畸形的繁荣。孩子们虽然也知道要打日本鬼子，但更多的是凭想像参加剧团能够跟哥哥姐姐们蹦蹦跳跳，一起生活；而家长们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不像处在广州沦陷前夕的家长们那样，认为自己离不开广州，让孩子有一条出路也好，比较容易说服。而梧州的家长们总觉得让孩子四处奔波，受苦受累，舍不得他们离开家庭。可是也有例外的。有些孩子，要求参加剧团很坚决。其中12岁的谭艺就是一个。谈星找她谈话。对她说："我们剧团很辛苦，不光是在台上唱歌、演戏。有时，大热天要爬50 山，大冷天要捲起裤脚过河，整天到外跑，常常要挨饿。你不怕吗？"谭艺眨眨她的大眼睛，回答得很干脆：大哥哥大姐姐们挨得，我也挨得！"谈星对这个机灵的孩子望了一眼，不想再问，夏扬就接开腔了："你妈妈同意吗？"这一下可把谭艺问住了。她确实还未问过妈妈呢！别看她才12岁，脑筋还是很好使的，大眼睛一溜转，又有答案了："妈妈虽然只有我一个女儿，但她很疼我。我一定要跟你们走，跟她讲清楚了，她是会同意的。"谭艺的妈妈可不简单。她是个俭朴、勤劳的妇女，也是一个慈祥、和蔼的母亲。丈夫去世以后，就靠她一双手辛辛苦苦地抚养着谭艺。谈大哥和夏扬去访问她时，谭艺已跟她母亲说过了。她知道这个独生女参团的态度很坚决，一定要离开家庭跟剧团走时，伤心地哭了。她痛恨日本鬼，但她确实担心孩子太小。谈大哥安慰她说："阿婶，你不必担心，我们剧团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象兄弟姐妹一样，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事大家帮助，生活互相照顾，你放心好了。"善良的母亲被谈大哥诚恳的态度打动了。眼眶里含着泪水拉着谈大哥的手说："谈团长，我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就把她交给你了，请你们好好教导她、帮助她。记得叫她常常写信回家。"末了，她亲自带上行李，把谭艺送到谈星的住地。一个普通妇女亲自把自己的才12岁的独生女儿送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这个情景，使到谈大哥、夏扬久久不能忘怀。在梧州半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访问动员工作，从一些51 积极要求参团的孩子中，谈大哥挑选了谭艺、覃莹、李路、杨洋、覃强、林坚等6个孩子，那时，李路年纪最小，只有11岁。广州儿童剧团的队伍扩大了。任务也多起来，对桂平县附近的影响越来越大。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可看到剧团刷下的抗日标语。街市和公共场所，贴满了剧团出版的定期墙报，附近农村的晒谷场，圩镇的街头，县城的剧院，经常有剧团的演出。抗日宣传的声势大，本来应该是大好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年代，谁认真抗日，就会被认为是共产党。国民党县党部开始注意了。起初是派人监视，随即是借故捣乱，后来竟然连县党部书记长也出台了。有一天，谈大哥在主持团务会议，大家感到形势严峻，必须提高警惕。正说着，书记长突然闯了进来，连招呼也不打，径直就去检查大家的书籍、学习资料和笔记本。这个来势汹汹的家伙，仗着自己是县里的"大官"，毫不掩饰他的狰狞面目，谁知他一开头就碰了个钉子，他走到夏扬面前，要翻他的笔记本，夏扬是个性子刚强、倔犟的大孩子，一点也不让步，冲着"书记长"说，这是我的笔记本，没有什么好看的。""书记长"直翻白眼，一时下不了台，只好硬着头皮喝起来："我就是要看！"伸手就过来抢。夏扬很机灵，一屁股把笔记本塞在下面。那家伙在县里作威作福惯了，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抢白，简直气得全身发抖，又放不下架子把这个大孩子拉开，只好装模作样骂了声"都是一班红小鬼!"跑了。过了两三天。一个早上，在莲藕塘旁边练舞的孩子们由谭明领头忽然唱起歌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52 这是团里的暗号，凡是出现突然情况就唱"大刀进行曲。"谈大哥立即站起来，从容地向大门口走去，学习委员海风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把学习纪录和一些进步书籍藏好，在桂林参加剧团的小歌唱家乔飞马上领着大家唱〈救亡进行曲》。接着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就闯了进来，他们东看看西翻翻，却什么都没有翻着。只好站在一边，装着看孩子们唱歌。此后，三头两天就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混进来东张西望，谈大哥外出经常有人跟踪、盯梢，孩子们上街也常常被一些彪形大汉拉着恐吓。同时，国民党桂平县党部一连几个通知，要广州儿童剧团定期汇报活动情况，演出剧目要经县党部审查批准，风声越来越紧了。团部连续开会研究对策。这时传来了桂南大捷的消息，日本鬼子被赶出南宁了。谈大哥召开了团委会，决定转移到南宁去。为了巩固桂平的工作，团里留下夏扬、白桦、路琪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暂留桂平。 "小学生"办小学劫后的南宁，到处是颓垣残瓦，群众的正常生活还未恢复。孩子们进入市区，看见到处是敌人的标语，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提携》、《支持大东亚圣战》等等；听到满街乱跑的当地小孩"伊呀，伊呀……，"地唱着日本歌，这使得同样是孩子的广州儿童剧团的同志们非常心痛。满腔爱国热情禁不住猛然在胸中激荡起来，眼泪簌簌地流下来了。他们下决心马上要消灭这些奴役人们心灵的肮脏标语。放下包袱就立即找石灰，铁桶，还找些稻草扎成刷子，把敌人的标语刷掉。他们这一带动，群众也自觉行动起来，纷纷把自家附近敌人的标语刷去。这样，在两三天内，就把市内所有残存的敌人标语消灭了。这是广州儿童剧团进入光复后的南宁第一个战役的胜利。看到南宁被敌人蹂躏过后的种种残迹，孩子们非常心焦。恨不得马上开展抗日宣传。他们在刷掉了敌人标语的墙上，重新写上抗日标语："大拳头，小拳头，一齐对准日本鬼子的头"。同时开展了街头唱歌、演剧活动，使南宁群众耳目焕然一新，大大振奋了南宁群众的爱国精神。广州儿童剧团在南宁活动的情况，反映到当时指挥南宁辖区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夏威那里去了，他正需要在收复后的南宁开展54 抗日宣传，对孩子们的工作很赞赏，下令给广州儿童剧团调拨一些军米。这样，孩子们吃饭的问题暂时解决了。过了几天，在一次团委会议上，谈大哥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他对孩子们说："当前急需的是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宣传。但是要克服清除敌人的奴化教育所强加给群众的奴化思想，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平日思想比较细致的谭明，眨眨她那双机灵的大眼睛说："这里的孩子们被敌人奴化了一段时间，又没有书读，不懂得爱国的道理，我看还是要求政府把学校办起来。"她这么一说，许多孩子都同声赞呼，认为是个好主意。可是，当时虽然还只不过16岁，但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学习委员海风插话了，他说："真是傻瓜，你的主意好是好，可是行不通。你没有看见国民党的官僚白天拉人封屋，晚上关起门来打麻将、跳舞吗？我们的罗活师长（当时南宁是师管区）成天和大官们赌线，那有心思去办学校？"一向不大吭声的徐力听了很着急，紧接着问："那怎么办呢？"海风回答得很干脆："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这时谈大哥说话了："要清除奴化教育的影响，光靠一些标语，那也是不够的。要向他们进行系统教育，多讲道理，同时，也不能靠政府，我们自己动手干。"谈大哥毕竟是个领导人，他想得更周到一些。他接着说："我们先办识字班，这个我们已经有经验。可是，我们初来乍到，群众会相信我们吗？"因为叶里经常跟着谈大哥外出活动，谈起做群众工作，他最有体会，谈大哥一提起，他就反应过来了："对，就像在迁江一样，先进行家庭访问，跟他拉家常，帮他们干活，55 群众愿意接近我们，工作就好做了。"这一招果然很灵。在敌人占领期间，群众怕招惹是非，谁也不敢串门，不敢接近。现在知道从沦陷区广州来了一群孩子，对他们这么亲切，十分感动，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他们交朋友。孩子们厮混熟了，剧团的孩子就教当地孩子唱歌认字，启发他们对唱歌和认字的兴趣，等到孩子们有了参加识字班的要求，儿童识字班就办起来了。过了不久，在一次团委会议上，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而又早有一定思路的谈大哥又提出了一个新点子，他说："要对孩子们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识字班已经是不够了，要办一间学校！"孩子们乍听时很高兴，可是回头一想，大家都楞了，会场骤然静了下来，没有人吭声。原来他们在想："拿什么办学校呢？一没有房子，二没有椅桌，三没有课本。"谈大哥似乎钻到孩子们的心里，他马上接着说："现在南宁刚刚光复，不愁没有空房子。至于桌子板凳，可以动员学生自己带小板凳嘛！,"这时刚从桂平留守小组前来归队的白桦开腔了，她一向是比较沉静，很少讲话的："那么，老师呢？"她说。这个问题，谈大哥早就想到了。他笑了笑说："那好办。"接着用手指指在座的孩子们："这些不就是老师吗？"这么一来，同志们都乐了。心想："我们这些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哪能当小学老师？"大家伸伸舌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谈大哥看见大家这个样子，已经知道孩子脑袋瓜里想些什么了，故意逗着说："怎么啦，不敢干了？"这时，白桦又起身讲话了，她的态度很严肃，老老实实说："谈大56 哥，论学历，我箅是最高的，也只不过读到五年级。小学生来教小学生，我实在不敢。"谈大哥看到她那正正经经的样子，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倒使孩子们懵了一阵。然后，谈大哥慢条斯理地对他们说："你们虽然小学还未毕业。可是两年多来，你们读了不少书，也办过壁报，甚至报纸上也发表过文章，还教过识字班，按现在的文化水平你们应当是高中学生了，《母亲》这本小说你们都读过了，你们知道吗？高尔基连小学也没读过，却成了大文豪"。经谈大哥这么一说，大家再一想，也是道理，脑袋正在转弯子时，谈大哥干脆下命令了："这样吧，我来当校长，负责编教材，你们当小老师，我当小老师的大老师，干吧！"经过团务会议，办小学的问题就定下来了。这个小学叫什么名字呢？这时杨洋、林坚、殷虹、徐力同时提议说："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了南宁，将来我们还要把鬼子赶出国土，就干脆叫作抗战建国小学吧！"谈大哥说："这个名字倒不错。可是现在我们连教材都没有，怎么个教法，还在摸索。不如加上实验两个字，比较妥当。"这样一来，大家都举手赞成了。学校筹备工作紧张地进行，谈大哥出马借来一栋空房子，大家动员一些已经报了名的学生和一部份家长来帮忙，一起清扫瓦砾、垃圾、粉刷墙壁。找些砖头来，木板往上面一架，就是书桌。黑板呢，借几付大床板，总还算是个教室了。课本呢，还是谈大哥有办法，他根据解放区的课本和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动手编写。学校开学了，这所"简易"学校，可真是不"简单"。57 学生总共有300多人。桌子不够，临时又忙上一番，搬的搬，抬的抬。教室挤不下这么多人。校长要讲话，只好把全体学生集中到外面空地上。你别看这所学校很简陋，课程倒是很齐备的呢！除了语文、算术，还有音乐、美术、体育和手工劳动、时事等课程。这些小老师，教音乐、美术是很在行的，他们在舞台上锻炼了两三年，也算是个"小专家"了。可是教语文，算术就很吃力。小学生当小老师去教小学生，当然是困难的。幸好他们有教识字班的经验，又有谈大哥撑腰、壮胆。也蛮可以应付了。他们分成算术、语文几个小组集体备课。弄不懂的，就问谈大哥，准备好了，再上讲台。别看他们年纪小，往讲台一站，倒还很象个样子呢！加上谈大哥每周都向学生讲时事。一群小学生，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懂得救国、抗日的道理，提高得很快，附近居民知道有这么一间不要钱的学校，孩子能学到很多新鲜事，纷纷都来报名。不到两个月，学生从300多人猛增到400多人。这时，南宁的其他小学还未开学呢！南宁"抗战建国实验小学"这可出了名了，不仅在南宁，而且对附近几个县都有很大影响，有些师范学校的师生，还专门组织参观团来"取经。"学校不收学费，经费哪里来呢？广州儿童剧团还是用演出筹款或募捐的办法。到了暑假，学校留下一个工作组，组织学生读书会，教学生唱歌、跳舞，大部分的人跟谈大哥到各地巡回演出筹款。58 那个时候，在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有个奇怪的现象，谁最积极抗日，谁就是共产党，好像抗日就是共产党的标志。广州儿童剧团不仅唱歌、演戏，还办起学校来，对抗日这么积极，很可能是共产党了。果然，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十六集团军政训处带了一个叫郭明的人来，说是来看看孩子们，交个朋友。孩子们跟反动派打过几次交道，一看那个家伙脸上似笑非笑，蛇眉鼠眼的样子，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故意不理他，问一句，答一句，从不多说一句话，姓郭的来过几次都自讨没趣，交不上一个朋友，自己便搭讪着开口了："你们工作这样忙，既要教书，文化又不高，我来教你们语文好不好？"孩子们说："我们的团长就是大学生，他会教我们。"姓郭的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眼珠子一转，又来了另一套："那我教你们英语，英语在世界上最流行，走到那里都有用。"孩子们明知他在耍手段，便跟他磨蹭起来。这个说，英文很难学，一时学不好，那个说，我们现在也不教英文，学了也没有用。谈大哥觉得反动派既然用软的一手，也不妨用软的方法来对付，就决定让那个姓郭的来教英文，见机行事，争取时间，并商定每天上午10时半到11时半共一个钟头。那个姓郭的倒很满意。第一天他挟着书本来了。到了上课时间，课室里零零落落只来了几个人，等到学生到齐，已经过去半小时了。第一天只学了几个字母便下了课。第二天那个家伙准时到课室，开始逐个教字母。孩子们跟着读，装着很用心的样子，教到一半提问题了，这个说这个字母很难读，那个说，那个字母怎样写；争先恐后，搅得59 那"老师"应接不暇。接着又东拉西扯地问起来。叶里问："老师，你说英文到处都有用，法国讲英文吗？"姓郭的回答说："法国讲法文，不讲英文。"李路跟着又问："苏联讲英文吗？"姓郭的答："苏联讲的是俄文。"这时大家争着说："这么说，英文也不是到处都有用了，不学，不学！"姓郭的跟着说："美国是我们的盟国，美国全是讲英文的。"殷红故意翘起咀巴说："我们又不去美国，学了也没用。"正说着，值日生吹起哨子下课了。第三天，姓郭的厚着脸皮又来了，这节课.他先要复习前两天学过的字母。孩子们说，很难读，很难记，还未学会，他说："看看你们谁学会了，认得字母的，请举手。"孩子们静静地坐着，谁也不举手。过了一阵，"老师"沉不住气了："那我来指名。"他叫路琪站起来，从A、B、C、D起，他一个一个字母指着叫路琪逐个字读出来，路琪都说记不住，指到W时，路琪说："这不是"大比"肉（大腿肉的广州语音）？又难读，又难听！"引得整个课室哄堂大笑。"老师"明知孩子们捣蛋，又不好发作，只好连声说："静一静！"接下来便点到杨红。杨红也逐个字摇头，当姓郭的家伙指到Z这个字母时，扬红却大声说了："唔识!"（Z广州话谐音），课堂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坐在旁边的李路站起来故作正经地说："你既然"唔识"，还读什么，算了吧！"这时孩子们却不笑了，齐声说："唔识、唔识"，读来读去都"唔识"，不读了。那姓郭的气得两手发抖："好好好！你们没有心思学，我也不教了，找你们团长讲清楚。"夹着书包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60 国民党反动派看这一计不成，义生一计，软的不行，干脆来硬的了。他们唆使流氓、打手故意捣乱。有一次有个坏家伙骑单车故意把金风撞倒后，不料一个跟斗倒摔伤了自己，他借口被撞伤，叫来了十多个人来围攻团部，向里面乱扔石头。广州儿童剧团办了一所不要钱的学校，附近群众都是很感谢的，一听说有坏人捣乱团部，跑来了几十个家长，保护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大骂那帮坏蛋欺负小孩子。那帮家伙看到犯了众怒，怕不可收恰，只好抱头鼠窜地走了。随后，孩子们还受到家长们的慰问。广州儿童剧团不仅在平日得到学生家长的支持，而且在危难中更得到家长们的爱护，信心更足了。谈大哥决定把剧团这面旗帜举得更高，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压制。1941年9月，广州儿童剧团在南宁举行了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谈大哥还特地为剧团写了团歌："我们要掀起珠江的怒涛，淹埋日本强盗，我们要高举胜利的旗帜，高插在白云山头……"，广州儿童剧团全体同志高唱着团歌。豪壮的歌声在纪念大会的会场上回荡着，表达了孩子们坚持抗战到底的意志。此后，每逢集会、演出，他们都要唱团歌。剧团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是在南宁活动的一个高潮。影响越来越大了。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如果要压制广州儿童剧团的活动，不得不出最后一招了。他们通过教育局下发一个通知，办学校要办理注册手续，注册有三个条件：一要有教育基金，最少要四条金条；二要有合格的师资，做小学老师，最低学历是师范学校毕业生；三要有审定的课本。这三条，抗战建国实验学校没有一条合格。于是，市教育局来了61 最后通牒："勒令停办。"消息传到学生家长那里，他们都跑到学校来了。自愿捐款，凑足教学基金。可是师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结果，不得不停办。"还是干我们的本行吧！"海风建议说。谈大哥认为只好这样了。可是国民党市党部下令不准租借剧场给广州儿童剧团，不批准他们演出，看来，再在南宁确实是坚待不下去了。否则，连吃饭都成问题。经过几年战斗生活的小文艺兵，并没有气馁，他们决定离开南宁，返回广东。谈星当时也有一个想法。要保持自己亲手创建的广州儿童剧团，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是不容易办到的。只有把团体带回游击区。于是，当孩子们提出要回广东活动时，他同意了："好！我们回广东。"从1941年1月到1942年1月，广州儿童剧团在南宁整整活动了一年。现在要离开南宁了。抗战建国实验小学的许多学生和家长都来送行，小学生和小老师紧紧地握手，眼圈都红了，没有多少话说，可是大家心里都彼此祝福着：返广东的一路顺风，工作顺利，留在南宁的，好好学习，练好本领打日本。广州儿童剧团的同志们都很有信心。他们已经在光复后的南宁播下的抗日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可不是吗？有几个实验小学的优秀学生，不怕剧团会遇到更大的风险，不怕流浪的艰苦生活，决心参加剧团，从此剧团又增加了方凌、凌燕和白萍几个新团员了。 回师故乡广州儿童剧团20多人从南宁返回广东，除了吃饭之外，还要旅费，他们办的抗战建国实验小学被迫停办以后，经费已经相当困难了。旅费哪里来呢？只好一站一站地走，沿途演出筹款，先到贵县，演出几场筹足了旅费，再到梧州。这次回到梧州逗留的时间比较长。这是因为：一，他们撤出广州途经梧州开展抗日宣传时，给当地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群众基础；二，谈星想在这里多演出几场，争取多筹集一些旅费，以便回到广东后迅速转入游击区。因此，他们在梧州除了演出街头剧外，也到过梧州火柴厂为工人演出，还在北山中山纪念堂演出《中国的怒吼〉《忠义之家〉等话剧。后来，他们还在梧州戏剧、音乐界的大力支持下，演了由谈星编剧和导演的《松花江之恋》。这些演出，群众反映热烈，西昌酒厂等几个工厂还联合特制了一幅枣红色的大绒幕送给他们。可是这样一来，又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有一次演出，海报贴满了梧州市。售出的门票三天前就已经被抢购一空。这时国民党苍梧县党部书记长叶达仁亲自出马，要亲自审查广州儿童剧团所有演出的节目，并决定不准唱《流亡三部曲〉，而且一定要按他们修改的台词演出。这样一来《松花江之恋》这个歌剧就弄得面目全非。剧团对这种倒行逆施的63 无理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全市各界人士也对剧团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在反动派的高压下，剧团的全体同志不得不怀着满腔悲愤停止了演出。由于反动派的迫害有加无己，不能正常演出，经济来源就成了问题。虽然梧州工商界的一些开明人士很同情这一群失去了家乡的孩子，这个捐赠一些钱，哪个送一些米，接济他们。但是要长久维持这20多人的生活，仍然是很困难的。到后来，连团长谈星也把从广州带出来的手表卖掉了。这时，全体团员的生活，也从两餐饭改为吃两餐稀饭。广州儿童剧团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刚从南宁参团的方凌看到这个情况，想了一个穷办法，她悄悄地跟谭明说："现在剧团这么困难，我们是不是主动交点团费，也可以减轻剧团一点负担。"谭明又同几个女孩子商量，大家都同意，于是联合向谈大哥提出建议，谈星认为，这样虽然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也是孩子们关心集体、爱护集体的表现，于是通过团委会作出一项决定：儿童剧团的团员可以向剧团交团费。孩子们知道剧团目前经济很困难，纷纷把自己家里寄来的、亲友接济的零用钱都交了出来。这件事后来被谈大哥知道了，在一次全团大会上，带着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批评"了一顿："交团费，只是表示自己对剧团的心意，只能尽力而为，不能把自己的钱全都交了出来。"考虑到可能会增加孩子们的思想压力，自此以后，也不要再交团费了。因为团里的生活太苦了，团委会后来又作了一个决定：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能够投亲靠友的去投亲靠友，可以离64 团。老团员没有一个愿意走。有几个中途参团的孩子，因为家长老写信来催他们回家，于是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去了。但有的却忘不了剧团的兄弟姐妹朝夕相处的情谊，又跑了回来。只有12岁的凌燕，在南宁参团时家里本来就不很同意，现在知道团里生活艰难，怕孩子受不了苦，一连两三封信要她回家。凌燕怀着很矛盾的心情，含着一睚眼泪，和谈大哥以及哥哥姐姐们道别，谈大哥和几个孩子送她下了船，等到快要开船的时候，她却坚决不走了。三步两脚奔上岸，跑回团里，孩子们正在围住谈大哥问凌燕下船的情况，突然看到她乂回来了，以为她漏带了什么东西，一阵愕然。这时凌燕大声叫道："谈大哥，同志们，我不回家了，我要同兄弟姐妹们战斗到底；剧团就是我的家！"说罢便鸣鸣咽咽地大哭起来。弄得白桦、谭明、路琪几个"大姐姐"，也都感动得哭了，纷纷跟她握手，拥抱。当晚，团里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座谈会，名叫"燕归来。"1943年2月，广州儿童剧团终于离开了梧州，回到广东肇庆。从此，他们告别了战斗了四个春秋，洒遍了抗日种子的广西。他们原以为，回到自己的家乡，情况可能会好一点，谁知迎接他们的，是经济上更大的困难和政治上更严重的迫害。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地下党广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到处是白色恐怖。广州儿童剧团一到肇庆，便受到国民党肇庆县党部和西江专员公署的严密注意了。他们想尽办法，运用一切手段卡剧团，限制他们的65 活动。在演出节目上，剧团的歌舞、话剧都是宣传抗日的，他们还不敢正面压制，只下达通知，演节目一定要送审。还用尽了一切行政和经济手段来阻挠剧团的演出。广州儿童剧团这时只是靠演出售票来维持生活，不能演出，就断绝了经济来源。有一次，剧团已经签了租约，租肇庆剧场演出，戏票已经卖出了，突然，肇庆三青团出面高价收买剧场老板改变租约，使广州儿童剧团不得不临时停演。但是票已卖出，而且卖票得来的钱已经买了杂粮了，怎么办呢？给观众退票的钱又从哪里来呢？孩子们非常自觉，为了广州儿童剧团的声誉，他们主动把自己身上穿的比较好的毛线衣，以及离家时父母给的纪念品拿去卖了，凑足了退票的钱，孩子们这种爱护集体的精神，大大感动了谈星，怎样维持住这个自己亲自组建起来，并且带领他们共同战斗了几年的队伍呢？他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与矛盾之中。他想加快筹措旅费，把队伍拉到游击区去。这时，广州儿童剧团的经济几乎已陷入绝境，维持生活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肇庆县城不准他们活动，他们计划深入到圩镇演出。起初还可以，后来国民党县党部又下了命令，所有圩镇不得给他们提供场所。他们活动的余地被堵死了。当时孩子们生活困难的情况是很难想象的。首先，穿的问题，已经几乎"全面崩溃"。他们在广西各地流浪了几年，带出来的衣服只有那么三两件。虽然过去一些单位也捐赠过一些衣服。几年来换来换去，洗来洗去，新的穿旧了，旧的穿破了。像样一点的是团里的制服：工人装、恤衫，这是演出用的，平时不能穿也不敢穿。穿坏了演出时就没有服装穿66 了。孩子们那时吃饭也吃不饱，长期吃粥，吃红薯，那有多余的钱来买衣服呢？他们想了一个穷办法：改造服装。女同志的衣服比较起来稍为好一些，先改来试试看，白桦带头把自己的衬衣剪去上半截，把下半截翻过来。长袖的把霉烂的袖口剪去，改为短袖。这样一改，倒像一件半新旧的衣服，看起来还像个样子了。男同志的衣服比女同志的短得多，徐力的办法更"先进"，干脆把杨红的两件烂衬衣并成一件，穿起来也不亚于女同志的衬衣呢。比起穿的问题来，吃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已经陪伴了几年的行军锅，就是广州儿童剧团生活状况的度量器。生活过得好一些，锅里煮的是饭；差一些，煮的是粥；再差一些，煮的是稀粥；到煮红薯的时候，就说明剧团将近揭不开锅了。红薯比米便宜，又不用吃菜，这时干脆吃红薯。但是每天只能吃两顿，用行军锅煮熟了，用秤来分，每顿一斤。一天吃两斤红薯，没肉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发育时期，十天半个月还能勉强撑持，时间一长，由于营养不良，抗病能力差了，一个接着一个地病起来，感冒的，咳嗽的，打摆子（疟疾）的，胃病发作的都来了。有一天，路琪和几个同志轮流打摆子，盖上两张破棉絮都还觉得冷。猛然听到行军锅里的水快开了，却没有买米下锅，谈星出去筹钱还未回来，值日生金风急得团团转，找海风商量。海风一时也没有办法，想了想说："这样吧，我还有一枝钢笔，从广州一直带到这里，还值得几个钱，先拿去卖了买米下锅。"金风说："你是学习委员，没有钢笔怎么行呢？我还有一件旧毛线衣，67 先拿去，回到广东来，天气比较暖，穿几件夹衣也就够了"。正谈话间，白桦、谭明、殷红、夏扬、叶里、杨红几个人来了。大家都嚷着拿自己的东西去卖钱。吵着吵着，把正在打摆子的路琪吵醒了，她要把自己身上穿的卫生衣脱下来，大家那里肯，殷红说："你还在发高烧呢！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不行。"但路琪还是坚决脱了下来。这些旧衣服卖了钱，只够全团人员吃几天红薯。中秋节前夕，剧团正在快要断炊的时候，路琪的舅舅从曲江来看她。他原是广州南海中学的教导主任，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她想向舅舅要些钱给同志们打打"牙祭"（加点菜），又不好开腔，咀里却不断在叨念着："明天是中秋节，明天是中秋节。"舅舅很疼爱这个不怕艰难，坚持抗日宣传的外甥女，领会外甥女的心思，马上给她五个银元，说："明天是中秋节，你不能跟家里团圆，给你买点东西吃吧。"可是他会错意了，当路琪满心欢喜对他说："谢谢舅舅，我们全团明天可以过个中秋节了。"他才明白过来，路琪是想着全团人员的事呢！第二天，广州儿童剧团的全体团员，不仅饱饱地吃上了一顿干饭，还饱飨一顿一个多月来"不知肉味"的猪肉焖芋头，外加每人四分之一块月饼。团长谈星考虑剧团的处境，想早日把队伍拉到游击区去。于是，1943年5月，广州儿童剧团到了鹤山沙坪，当时鹤山沙坪和已经沦陷的南海九江只隔着一条西江。这里成了从沦陷区到梧州、桂林等地的交通要道，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前沿。是转去游击区的一条捷径，因而，也是国民党反动68 派很敏感的地区。但是，沙坪也有便于剧团活动的有利条件。这里是走私商人来往香港、广州贩运物资的转运点。作为一个城镇，商业畸形繁荣。管辖这个地区的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三十五集团军司令邓龙光，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对许多问题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谈星通过一个关系找到邓龙光，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沙坪的地头蛇，第五游击挺进纵队司令袁带，在这个关系的掩护下，谈星抓紧时间筹措转入游击区的经费，并设法跟游击队取得联系，同时抓住机会进行合法演出，维持生活。这时，演剧七队也到了沙坪，演剧七队的大哥哥大姐姐知道广州儿童剧团当时处境十分困难，便利用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演剧第七队的合法番号公演话剧《沙坪之夜》，为他们筹款，并和广州儿童剧团联合演出。这样就解救了他们燃眉之急。剧团生活虽然暂时有了着落，还是实行紧缩开支、积攒经费的方针，尽量节省，平时还是喝稀粥，吃咸菜度日。有一天，演剧七队导演范莱到剧团为孩子们讲表演艺术，讲着讲着口渴了，想喝开水，一杯开水喝完了他还要喝，值日生殷红只好去行军锅里舀粥水，喝了两三杯，粥水越来越浑濁，范莱看出问题来。故意说："今晚我就在你们这里吃饭了。"这真是一道难题，临时煮饭又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吃粥，露了馅。范莱边吃边笑着说："你们这班孩子太苦了，不能老是吃粥啊！"谈星见是自己人只好老实回答说："为了节约，我们平时多吃粥，有时也吃一两顿饭"。广州儿童剧团长期吃粥、吃红薯，对外是"保密"的，厨房门贴着一张"闲人免进"的纸条，这倒不是为了撑门69 面，而是不让反动派知道他们穷得这么利害："你到处卡我们，迫我们自动解散，我们就是要挺下去，看你怎么办？"演剧七队知道广州儿童剧团天天吃粥，他们在沙坪演出期间，特地邀请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是孩子们自从离开南宁以来生活上最安定的日子。谈星知道演剧七队有他们自己的任务，总不能老是和他们在一起，以后广州儿童剧团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他决定派海风、叶里两人化装成商人潜回沦陷了的广州，向团员家属汇报剧团几年来坚持抗日救亡工作的情况，并争取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援。他们两人到了广州，挨家挨户地看望了孩子们的家庭。家长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几年来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抗日工作，而且身体也很健康，感到十分欣慰。可桌在沦陷了的广州，大家生活都很困难，经济支援就确实无能为力了。结果海风和叶里回来，只带回一些旧衣服和一套《鲁迅全集》，同时，还带回了许志坚、夏云两个不愿做"顺民"的十一、二岁的孩子。海风的姐姐不放心两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孩子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执意要把他们送回剧团。这时演剧七队已经离开沙坪，为了节约开支，广州儿童剧团又恢复吃粥度日了。海风的姐姐来了，总算是个亲戚，能让亲戚也吃粥吗？无论如何也要吃几顿干饭。可是细心的姐姐第二天就看出破绽来了。为什么总是让团长和海风、叶里加上许志坚、夏云两个刚来的孩子先吃呢？她吃完饭悄悄地瞄了一下厨房，有的孩子们还未吃完粥。第二天她临走时，把她手上戴着留作防身用的、唯一值钱的金戒指交给了海风，深情地说："交给谈团长，让孩子70 们多吃几顿千饭吧。"海风接过金戒指，感动得手都在发抖。广州儿童剧团在沙坪的活动早就被国民党特务察觉了。他们严密地监视着剧团。谈大哥正在准备化整为零，分别转移到游击区时，国民党广东省省长李汉魂和十二集团军司令余汉谋先后发来三封电报，要剧团在10月"双十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庆"）前到当时的抗战省会曲江汇报演出。孩子们正在演出"风波亭"，知道"十二道金牌"来了。就这样全团被逼拉回肇庆。谈大哥意识到剧团处境越来越险恶。耐心动员一些孩子离团。这时，广州儿童剧团实际上只剩下19人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在1943年9月18日广州儿童剧团成立六周年那一天，谈大哥有意识地安排了一次隆重的纪念会，这项活动陆续进行了一个星期。大家回顾了六年来艰苦战斗的历程。从广州撤出来时十一二岁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为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了。从不大懂事的孩子已经成长为比较成熟的革命文化战士了。是爱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哺育了他们，他们感到很自豪。这是广州儿童剧团自己主办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10月初，西江专员公署派了一队"护送队"把这邦大、小孩子"护送"去曲江，他们说："李省长和余司令长官怕你们年纪小，路上不安全，特别命令我们用武装护送。"孩子们一看到这几个凶神恶煞一样的士兵，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特殊的战斗武装"护送""人员把广州儿童剧团的19个大大小小的孩子送到曲江，住进了近郊的上窑村。第二天，谈星就悄悄地去了桂林，面临这个关键时刻，他要亲自去桂林找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和请示对策了。这时演剧七队也回到曲江，正在上演话剧《家》。广州儿童剧团全体同志去协助他们，早出晚归。他们又和这些热情亲切的大哥哥大姐姐在一起了，多么高兴啊！11月下旬，谈星从桂林回来，正在他准备继续坚持斗争的时候，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的上午，他和两个指导员周英、李锦荣一起被省长李汉魂"请"去"谈话"。那一天，孩子们照常协助演剧七队演出，回到住地，很想听听他们的团长讲一下今后的打算，都在盼望着他，等到晚上11点多钟了，还不见谈大哥他们回来，海风等几个大孩子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大妙了。他们安排了孩子们睡觉，马上召开了团委紧急会议，研究怎样应付突然事变。根据过去在广西的经验，海风认为，首先应该立即处理好剧团的文件和全体团员笔记本，书籍。当他们正在分头行动时，外面有人大声叫嚷"查户口"。十多个身穿长衫大衣，戴着礼帽的大汉随即闯了进来，他们手里都拿着短枪，耀武扬威地在四面把守着。孩子们在睡梦中被惊醒。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在广西72 已经经历过几次，而且这次从肇庆被武装押解回来，已经早有思想准备，一点也不慌张，只是静静地瞪眼看着那些特务。那些家伙到处翻箱倒柜，连床席底墙角落都翻到了。住处外面全是宪兵、警察包围着，还架起几挺机关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他们把广州儿童剧团的来往信件，活动纪录，连同孩子们的书籍，笔记本，甚至家信都全部拿走了。从这天晚上起，孩子们就失去了自由。他们不能随便外出，外人不得进入他们的住地，他们与外界隔绝了。第二天，国民党的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亲自来训话了。他先叫秘书把孩子们集中到大厅里等着，然后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孩子们不见了谈大哥，已经很气愤，现在又公然被监视起来，更捺不住胸中的愤怒。不管是什么处长厅长，大家把头一扭，就是不理他。黄麟书无可奈何地咳了两声，然后开口了，他假惺惶地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受人骗了几年，知道吗？"孩子们起初不吭声，以沉默对抗。"谈星骗了你们！"黄麟书把声音提高了半个音阶说。这时，海风忍不住了，大声顶撞："我们十一二岁就离开了家乡，参加抗日宣传完全是自觉的，说我们是受骗，简直是污辱我们的……"，海风还未说完，夏扬就紧接着说："谈星团长带领我们一起宣传抗日，一起挨苦，你凭什么说他骗我们？"这一下子黄麟书的官架子拉不下来了，他这个官僚、党棍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抢白过，气得吹胡子瞪眼大声说："谈星是奸匪！是共产党！"他这么一说，孩子们更愤怒起来了，平时斯斯文文的谭明也忍不住了，便大声质问："共产党坚决抗日是"奸匪"？那些见了日本人就跑的又是什么？"孩子们越来越73 激愤，你一句我一句更吵得不可开交了。"谈大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凭什么说他是"奸匪"？""你身为厅长，不能随便污蔑人！"白桦、路琪、殷红、方凌、金风、叶里等争先恐后地批驳他，弄得这位厅长不可收拾。他不得不祭起他的"杀手锏"了："我要解散剧团，要你们都回家去！"孩子们齐声道："我们剧团不解散！不回家！"黄麟书实在下不了台，只好说："你们这些赤化了的红小鬼，不回家？等着瞧吧！"悻悻地走了。他一走，手下的特务便马上拔出手枪，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丁召、许志坚、凌燕、夏云几个人拉到一边，用枪口对着他们，恶狠地审问-"你们团里谁是共产党，你们吃饭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别看他们年纪小，丁召、许志坚还是刚参团不久的，但都十分坚强，一齐大声说："不知道！"事后，海风等立即召开了团委会，决定开展绝食斗争，向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提出几项要求：一，惩办凶手，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释放团长、指导员，同时恢复全团人员自由；三，立即恢复剧团进行爱国抗日工作的权利；四，接见新闻记者，把剧团当前处境公之于众；五，告诉演剧七队，孩子们不能前往协助演出的原因。绝食进行了3天，孩子们毫不动摇，国民党当局怕起来了，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把一群孩子关起来，饿坏了，消息泄漏了出去，怎么办呢？他们知道这些倔强的孩子是不吃硬的，于是改变了手法，到1943年11月26日，省政府正式通知：广州儿童剧团全体人员去桂林参加西南剧展，马上出发，团长谈星、指导员周英、李锦荣在火车站等着他们。74 几个年纪最小的纯真孩子特别是凌燕、夏云听了很高兴："这次又能够和谈大哥在一起了！"可是比较成熟的海风、叶里等几个大孩子却比较沉着，他们的脑筋在转悠："反动派两天之内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果然，当孩子们收拾好行装，跟着前来通知的那几个人步行到火车站的途中，经过曲江孝悌路励群中学大操场时，突然被路边等着的一群彪形大汉连推带拉赶进了镶着"基庐"两个字的大铁门里——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当时除杨红因患斑诊伤寒病住医院外，广州儿童剧总共18个人，都被关进了"基庐"监狱。一场更加艰苦的特殊斗争开始了！"基庐"座落在励群中学（即现在的韶关市一中），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关押政治犯的最大的秘密监狱，对外挂"十二集团军政工情报处"的招牌。抗战时期，这里先后关押过900多人，廖承志、张文彬等领导同志都曾关在这里。这座监狱，从外面看好象个阔人公馆，里面还有一个大花园。但是再往里去却要通过转弯抹角的六道铁门，然后就是"核心"地带一牢房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被关进监牢，特务们把男女、大小分别关押，不给放风，不给见面，但他们并不害怕，海风他们几个大孩子，多少有些思想准备，可是几个小的，还不太明白，夏云就悄悄地问白桦、潭明："姐姐，国民党为什么要关我们？""因为我们要打日本！"谭明回答说。"打日本也犯法吗？"夏云还是不明白。……谭明毕竟也是一个孩子，75 她也讲不清楚了。白桦这时轻轻地惋惜说"我们进来了，杨红还病在河西医院，不知道他现在怎样？是不是有人前去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孩子们当时最关心的，是想知道他们的谈大哥是否也关在这里，坐牢倒还不在乎。可是，这座"基庐"，牢房纵横交错，共有四大排，每一排又有许多个牢房。怎样才能找到谈大哥他们呢？叶里出了个好主意，叫他的弟弟许志坚去打探，许志坚年纪虽然小，脑筋倒是很灵活的。他装出急着要小便的样子，吵着放他出去。不是放风的时间，本来是不准出去的，看守看见他这个小不零丁的娃娃，也就无所谓了。这个小鬼小便完了，又装着找不着路回来，东转西转，这里望望，那里看看。糟了，给正在巡逻的那个看守碰到了，喝道："监趸仔，你乱跑到哪里去"许志坚机灵地回答他："长官，我去解小便，找不着"家"了。"看守一挥手："就在那边，赶快回去。"等看守一走过，他转过头来就往里面钻，走到通道尾端的牢房，终于发现谈大哥了。他三脚两步跑了回去，告诉了海风，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欢呼起来，忘记自己是在监狱里了，幸亏海风马上制止了大家。惊动了看守兵，可不是好玩的。知道谈大哥就在这个监狱里，怎样跟他取得联系呢？他的牢房离得老远，还要转弯抹角。看来，只好从看守兵身上打主意了。这些看守兵，从来未见这座监狱里关过小孩子，而且是一大群，也很奇怪。过了一段日子，有时一句两句聊起天来，这些士兵大都是从农村抓来的青年，一般也是20岁左右，比儿童剧团的孩子也大不了多少，怪同情孩子们，76 孩子们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看守兵，对他们很和气，决定从他身上做文章。一天晚上，刚好那个看守兵值班，到了下半夜一点时，四周静静的，叶里装作睡不着，跟他聊起来。原来这个叫陈希的士兵也是广州人，广州沦陷时他才15岁，跟着父母逃难到清远，给抓壮丁抓来的，所以特别同情从广州来的孩子们。他轻声问叶里："你们犯了什么罪呀？十几岁就抓来坐牢。"叶里耸耸肩，微微摊开双手答道："我们在沦陷前离开广州，五年多来都在宣传抗日，糊里糊涂被抓进来，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你们这些孩子也真可怜，坐了牢，爸爸妈妈还不知道。""是呀！我们很想告诉家里，告诉外面的人，大哥，我们的团长谈星也住在里面，不知我们也被抓了进来，你能不能帮我们先告诉他呢？""可以，不过你们不要作声，有东西由你交给我就行了。"于是他还问陈希要了铅笔芯和纸，给谈大哥送了个条子。谈星知道全部孩子们都被关进来了，马上给李济琛、张治中、夏衍、田汉、金仲华这些知名人士写了一封求援信，通过陈希交给叶里。孩子们连夜偷偷地再复写了几份，仍然托陈希拿到外面寄出。有了纸笔，孩子们就可以跟谈大哥互通信息了。他们也怕经常通过陈希传递容易被人发觉，就在监狱的厕所里凿开一块砖头，把纸条放在里面，用蹲厕来取得联系。监狱的管理人员，竟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通讯点。自从取得联系以后，谈星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畏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在监狱里最后一次领导了他亲自组建起来的广州儿童剧团全体团员的艰苦斗争。孩子们被关进监狱后首先碰到的是频繁的刑讯。牢房外77 面左边有一座四层的楼房，三楼是特工人员办公的地方，四楼是刑讯室，如果有人受审讯，"囚犯"们就说上"四楼"了，这个"四楼"是所有孩子都去过的地方。第一次审讯是个别进行的，但所问的问题却千篇一律。特务们首先就用恐吓的口吻恐吓他们："我们早在广西就注意你们这班红小鬼的活动了，老实供出你们的组织！谁给的经费？"孩子们几乎一样的回答："我们什么活动？抗日宣传活动，我们是在广州沦陷前就组织起来的，经费是自筹的！"特务们不得要领，再追问："共产党破坏抗战。你们谁是共产党，老实坦白！"孩子们更加理直气壮地回答："共产党抗战最坚决，谁说他破坏抗战！你说我们是共产党，拿出证据来！"特务们确实拿不出证据，也无奈何。最后，他们拿出最后一招，以为这一招就可以抓住了把柄。"你们说，既然是抗日宣传，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几个改了名的孩子直截了当地回答："正是为了抗日！我们家在广州，改名是为了对付敌人、汉奸对我们父母、家庭的迫害。"当特务问到白桦时，自以为很得意，一定会问出名堂来了。他们问白桦："你为什么改名白桦？"起初白桦也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改名白桦他们也要追问呢？她如实地告诉他们，那是因为她长得比较高，参加剧团时团长给她改的。特务们以为得到了什么宝贝，其中有一个姓郭的把桌子一拍说："这就是了。这证明你们团长和苏联有勾结，为什么别的名不叫，却偏偏改为白桦！"白桦虽然是个小学生，这几年也读过不少书。这时她才悟出来，轻蔑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家伙，只会害人，也不去读读书。白桦只是苏联才有吗？中国东北大小兴78 安岭长白山多的是。"骂得特务们面红耳赤，哑口无言。特务们审讯的所有问题，孩子们都一概答个"不知道。"他们从孩子们身上得不到半点口供，只好继续加紧审讯谈星和周英、李锦荣，特别是谈星三头两天就被押到四楼去。老虎椅、吊飞机、往手指夹里插竹签……什么都用上了，还是捞不到什么。谈星以坚定的意志战胜了敌人的酷刑。受刑后谈星回去时要走过孩子们的牢房。为了不让孩子们看到他那两只血淋淋的手，故意把手插进口袋里。脸上却带着胜利的微笑。有时他被打得厉害，被特务插着两肋拖着，他硬是挺起胸膛走，脸上依然带着胜利的微笑。他有时受刑后被拖进牢房就动弹不得，在地板上躺两三天才能勉强起来。孩子们看到谈大哥遭受这样的折磨，心里非常难过，可是也从谈大哥那种不屈的斗争中得到莫大的鼓舞，他们决心跟谈大哥战斗下去，决不屈服！敌人对谈星和孩子们的审讯毫无结果，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发出的"求援信"有反应了。民主人士，国民党的元老，当时的两广绥靖公署主任李济琛打电话给广东省政府质问这件事。国民党的民主派，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通知要到监狱视察。田汉同志在西南剧展的领导人员中宣读了"求援信"，并送了五百元给剧团，丁召的母亲黄惠贞前来探望，田汉的500元也以她的名义送给孩子们……迫于这些情况，监狱管理人员不得不放松了一些控制；把整座"基庐"清洁打扫了一番，平时给犯人的饭菜也悄悄改善了，隔几天可以见到几片肉，同时还装模作样地让孩子们到操场去放放风，做游戏……等等。管理员杨元国还故作79 关怀地问谭星，那500元要买点什么，他可以代办。谈大哥要他买了一些盐、蒜头、辣椒、咸菜等等，改善了生活。广州儿童剧团关进"基庐"第一回合的斗争胜利了。广州儿童剧团全体同志在"基庐"的消息怎么会走漏出去的呢？敌人觉得有问题了。他们把陈希这一批士兵全部撤走，换上了纯一色的宪兵。宪兵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政治警察，是比一般士兵、警察更厉害的镇压工具。他们一到"基庐"，监管又严厉起来。在监狱里的特殊斗争中积累了经验的孩子们又采取了新的办法，他们相约用唱歌来传递一般信息：特务来了唱《大刀进行曲〉；审讯过后没出问题唱(在太行山上〉；新的难友来了唱《囚徒歌》、《国际歌〉……等等。同时，还加紧用老办法抓住机会做争取宪兵的工作。宪兵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也有几个人同情这些因宣传抗日而无辜被捕的孩子，陈忠、温仲和等三个人还答应在他们当班的时候为孩子们传递信息。这时，一阵风过去，撤换了全部看守，监狱管理又故态复萌了。1944年元旦过后，天气越来越冷，生活条件越来越差，孩子们见不到太阳，饭里又掺沙子，量也少了，时常吃不到菜，只有一点盐水。放风时间也减少了。有时根本不给放风。海风几个人一商量，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要争取改善生活条件，送条子给谈大哥请示同意。孩子们就向监狱管理员提出几条要求：一，饭量要增加，不许掺沙子，要有菜吃；二，要规定放风时间；三，要有水洗脸，洗碗；四，男的可以去河边担水，儿童剧团的炊事员要参加监狱煮饭。起初，监狱当局不同意，孩子们就集体绝食。绝食斗争进行到80 第三天，孩子们仍然粒米不进，几个年纪小的孩子，已经饿得不能动弹了。这些敌人有些害怕了，监狱里关着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泄露出去已经很不好听了，万一饿死了呢，社会舆论一闹起来，更不好收拾。于是答应了部分条件，这时谈大哥的条子来了："只要敌人有让步，就可以复食，但开始时不要吃得太饱。"此后，每天放风一次，剧团还派了炊事曹炳康去监厨，孩子们的伙食有所改善了，几个较大的男孩子海风、夏扬、金风，还有身体比较好的叶里，每天去河边挑水。谈星跟孩子们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就用歌声来互报平安，互相问候。有一次，敌人审讯谈星，怕孩子们抗议，吵起来，便把孩子们调到操场去，还派警卫守着大门，不许他们接近刑讯室，他们知道谈大哥又受折磨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断唱歌问候，又得不到回应，孩子们更焦急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由趁去厨房时可以自由走动的曹炳康带回谈星的一首短诗《寒夜〉："阴风惨惨，寒风刺骨，阎王殿上，群魔发急。咆哮汪吠，词穷理屈。为了真理，战士不屈。"这是正气凛然，不畏强暴的宣言。它像火一样烧燃着孩子们的心。他们情不自禁地唱起《囚徒歌〉来。歌声在整个监狱上空回荡着，感染了全体"囚徒"。孩子们放风、挑水，行动上放宽一点了。监狱管理人员想乘机逼他们为他们家里挑水、种菜，孩子们才不干呢！那个满脸大麻子的杨管理员就碰了个大钉子，一次金风、叶里正挑完水返回牢房，被他拦住了大模大样地跑到他俩面前：81 "喂！小红鬼，给我也挑桶水"。金风瞪眼望了望他，马上唱起顺口溜来："满面花，天牌（过去推牌九的一种牌）本家，雨点打泥沙，满口仁义道德打哈哈……，"孩子们边唱边笑，唱完就跑了。可是，要走出"基庐"去河边挑水，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要有宪兵押着，还带上脚镣。不过，两三个孩子带着脚镣挑水，在大街哐啷哐啷、晃来晃去，倒是一幅奇景。广州儿童剧团莫名其妙地失了踪，人家还不知去了哪里。这样一走，附近群众就知道"基庐"里竟然关了小孩子，一传十，十传百，曲江地方不大，不久，整个县城都传遍了，这样倒反给广州儿童剧团扩大了宣传。敌人关押广州儿童剧团的阴谋本来就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害怕泄露出去，况且，把孩子们跟谈星关在一起，也很难压服孩子们。一个强行拆散剧团的阴谋正在酝酿中。斗争经验丰富而又敏感的谈星从敌人的审讯中就有所察觉了。他又一次给孩子们写条子——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一，反对分散，力争全团恢复自由；二，如果敌人强行分散，力争几个人在一起；三，谁能够先出去，尽量设法找到社会知名人士营救在押同志。"果然不出所料。不久，管理员带着全副武装的宪兵来了。气氛很紧张，他们先把最小的几个孩子：殷红的弟弟丁召、叶里的弟弟许志坚、夏扬的妹妹夏云，还有凌燕，从牢房里一个一个地叫出来，说是送他们去广东儿童教养院（院长是李汉魂的老婆吴菊芳），这几个小孩子不肯离开哥哥姐姐，死抱着牢房的柱子不放手，又哭又喊。特务用枪托大力82 打他们，硬把他们四个孩子押了出去。所有还关在牢里的大、小孩子一齐大喊："不能打孩子，不能拉走他们！"但是，孩子们都关在牢房里，尽管喊，却毫无办法。他们四人被押走了，后来才知道，夏云，得了病没有及时医治，小小年纪就死在教养院里。丁召和许志坚、凌燕，被好心的黄惠贞阿姨冒着危险救了出去。不久，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特务们不仅是全副武装，而且在岗楼还架起了机关枪，同时带上一捆捆的大麻绳，把叶里、丁文两个男孩子，谭明、路琪、殷红、方凌四个女孩子分别叫出牢房，然后一个个五花大绑，两人铐上一副手铐拉了出去。他们这六个大孩子，被押解到湖南"衡山青年训练团。"这是一座集中营，国民党反动派把它安上这个名堂，对外堂而皇之，好听一点。现在，"基庐"就剩下谈星、周英和海风、金风、白桦、徐力、夏扬七个人了，李锦荣已在狱中因肺结核病无法治疗而逝世，他的遗体已经骨瘦如柴，狱方人员只用一张草席把他卷着拖了出去，同志们看到这个惨状无不失声痛哭。敌人对最后的八个人放了不甘心，杀了又不好交待，只好暂拖下去，"囚徒"们生活也平稳了一阵子。谈星看到自己的团员已分别押送去几个地方，估计将来很难再会含在一起了。他想，趁着几个从广州跟他一块儿出来的老团员还在身边，抓紧机会把这几年广州儿童剧团的战斗历史整理一下，他设法通知海风等几个人，在每天放风的时候，拿几张小板凳在牢房门口空地上坐着，一段一段地回忆过去。谈星始终是不许放风的。他就靠着牢房的栏栅后面听着，对一个个情节纠83 正，核对。这是谈星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广州儿童剧团最后一次领导。以后，又陆陆续续有一些"犯人"被关进"基庐"。留下来这几个大孩子又活跃起来了，他们细心观察这些新难友，并想方设法打听他们的身份。哪些人是抗日的进步分子，哪些人不像。香港虹虹歌咏团的陆素、陆艾明两姐妹在鹤山被捕，也关进"基庐”，她们进来不久，便轻声唱歌，唱的是《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等抗日歌曲。白桦、方凌猜测她们是进步青年，很想接近她们，可是这时特务的监管又严起来，白桦他们这些"老监趸"挨过多次审讯，也不怕了，便大声唱起歌来。"心有灵犀一点通"，抗日的旋律使他们很快便沟通了，加上原来押在牢里的几个难友邓慈、赵淮生、张国强、王丽霞等，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又跟敌特展开了无数复杂的斗争。 冲出虎口1945年1月，日军企图打通粤汉线，开展了强大攻势，从湖南打下来，曲江吃紧。"基庐"的头目仓仓惶惶打算经南雄再逃往江西。到了南雄，南雄又告急了，"基庐"的大小头目已经乱作一团，自顾不暇，他们没有办法再去"照顾"这批带来的犯人了。于是放出风声说，除了谈星，广州儿童剧团的人，都可以找保释放，甚至，愿意工作也给安排工作，这显然是敌特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的阴谋，谁也没有上他们的当。日军直迫南雄，"基庐"的头目又急忙逃往江西，把几百名犯人寄押给南雄县政府。可是南雄县政府自己也要逃往山区，于是又不得不带着这些犯人撤到粤赣交界的一个小山村长潭尾（现在江头区长尾乡）。这个小山村，周围是崇山峻岭，山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树林。山村的两端各有一座炮楼，南雄县政府占用了一座，另一座就用来关押几百名犯人，其中包括谈星、海风、白桦、夏扬、徐力、金风、周英和邓池、赵淮生、张国强、王丽霞、以及陆素、陆艾明两姐妹。几百名犯人关在一座炮楼里，拥挤不堪，吵吵嚷嚷。广州儿童剧团周英、海风、金风等几个大孩子就出头跟看守争吵，周英说："我们是政治犯，政治犯要优待，不能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这样一吵吵到南雄县政府那里去了，县政府85 觉得反正是寄押的，落得做个人情。于是允许十几名政治犯搬去旁边的一间小木屋。这间小木屋是树皮搭成的，虽然到处通风，也可以勉强挤下十几个人，但是这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总不能都在屋里大小便。于是他们再乘胜追击，这一次由徐力、白桦她们几个女同志出面了，提出了要允许到屋外上厕所。看守们也在计算着自己的后路，就顾不得这许多了。终于又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可以到屋外上厕所。这样出出入入成了习惯，看守就更放松了。几百个犯人要吃饭，只好派人去磨谷，这个任务派到政治犯头上。起先派周英、金风、海风三个人。磨不过来，又加派了邓慈、赵淮生、张国强三个。他们来来去去，时间一长，管得就更松了。这样过了两个多月，几个老大哥看到南雄县政府还是这样乱哄哄的，觉得是个越狱的好机会。邓慈、谈星几个秘密商量，先要搭路子，摸情况，然后才能行动。恰巧海风的哥哥当时在南雄县政府当秘书。通过海风哥哥这个关系，允许海风到县政府当杂差，说是找餐饭吃，日间出去，晚上还是回到监房来。这样，外面的消息就灵通多了，跟着是确定越狱的具体步骤，首先，由张国强利用磨谷的空闲时间，摸清楚通往始兴的小路，同时准备好一些炒米作干粮。到了二月底，海风从县政府那里打听到，要准备处决邓慈、赵淮生、谈星三个人。这已到了关键时刻，事不宜迟，海风马上从他哥哥那里弄到十几张放行条，上面还盖上四四方方的南雄县政府的大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在1945年3月4日凌晨3时，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正是越狱的好时机。这些政治犯，他们在左臂上缠上一条白布，由张国强、海风带头86 先行，用事先准备好的剪刀把电话线剪断，悄悄地出了牢房。大家屏着气，一个跟一个地涉过山涧爬上山头，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始兴方向急急走去。走到中途金风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脚扭伤了，幸亏伤得不太重，一拐一拐的也得向前跑。终于，天亮时，他们已经走到始兴地界。这时，南雄县政府的看守人员还在睡梦中呢！而这些政治犯却冲出虎口了。他们到了始兴很快就找到了地下党联系上，地下党马上派一个交通员把他们带到英德，跟当时的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林名勋接上头。这些同志就全部参加了游击队。被强行押离"基庐"解到"衡山青年训导团"的叶里、丁文、谭明、路琪、方玲、殷红这6个孩子，虽然离开了剧团，离开了谈大哥，心情很沉重，但他们仍然时刻萦念着已被押送离去的丁召、许志坚、夏云、凌燕四个小弟弟小妹妹，惦念着仍然羁留在"基庐"的谈大哥、周英、海风、夏扬、金风、白桦和徐力几个哥哥姐姐。他们到了集中营，仍然是一个集体。到了集中营以后，一如在"基庐"那样，交结在集中营中新认识的可靠难友并肩战斗。这个集中营，同"基庐"监狱又有些区别，是完全军事化的。男的全部剃光头，女的全要剪短发，穿国民党军服，打绑带，庶务员给每一个人发军帽、军鞋、白衬衫，绑腿带、军毯、雨披等，倒很齐全，而且马上要换上。寝室里是两排大统铺，每排睡10个人，军毯、军衣都要叠得整整齐齐，一点也不能乱。对于这些，叶里他是满不在乎的。手铐脚镣都带过了，还怕这些东西吗？最头痛的是要他们填写加87 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登记表。其它如年龄、籍贯等都没有什么问题。其中有两项是带政治性的：一是参加过什么党派，担任过什么职务;二是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认识。剧团几个孩子碰头商量：第一项好办，还是个孩子，填上"没有"两个字就行了。第二项怎么填呢？殷红说："我们干脆写都没有认识。"谭明则认为，为了迷惑敌人，还可以加上："我读小学在纪念周唱"国歌"时听过"三民主义"，后来听老师讲述，"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其他就不知道了。"第一关混过去了。集中营里的生活完全是军事化的，早上要出操。上午是军事课或政治课，下午是劳动或军事训练，其它课程这几个大孩子都能应付，讨厌的是政治课。那些教官，除了大讲三民主义如何适合中国国情之外，就是信口雌黄、骂共产党，他们第一次上政治课，就听见那个姓刘的教官在大骂共产党。叶里、丁文等少年气盛，越听越不是味道，实在忍不住了，真想站起来吵一番，后来一看，其他的政治犯谁都没有听他那一套。有的低头看别的书，有的在纸上胡乱写些什么，有的在咬耳朵轻声讲着话。这几个大孩子也就不作声，把两只眼睛瞪着天花板。随那个教官胡言乱语。以后的政治课，他们也如此这般应付。有一天政治犯被派去开荒，在休息的时候，路琪轻轻地哼着《游击队歌〉，一个政治犯陈敬扬也轻轻地和着她唱，其他的政治犯也一个个地跟着唱起来，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响，这是抗日歌曲，在旁边监管的分队长郑安耀，也不敢制88 止他们，唱完以后，大家都很兴奋。以后，纷纷唱起许多首抗日歌曲来。大家都知道广州儿童剧团的几个孩子会唱歌演戏，在另一次劳动后休息时，陈敬扬的弟弟陈为东又建议，请剧团的小朋友唱《黄河大合唱》，此次由谭明先开腔了，大家一面打拍子，一面齐声唱起来。唱完一曲又一曲。陈敬扬干脆把歌词改变一下：唱道“……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他们方向永不改，不到黄河心不甘。"政治犯们都神会心领，可是那个蠢才分队长郑安跃却懵里懵懂。抗日歌曲在政治犯中引起了共鸣，也把其中一些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团结起来了，他们有共同的遭遇，都是因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的，广州儿童剧团的几个孩子特别使政治犯们同情："他们那么小小年纪就坐牢，进集中营，反动派还有什么人性？"叶里他们6个孩子逐渐和陈敬扬、陈为东、杜国宗、钟均衡等几个老政治犯接近多一些，了解得也比较深一些。1944年5月是战时青年训导团衡阳分团成立二周年，集中营的头子要广州儿童剧团排练一出由国民党国防剧团编写的剧本。叶里他们以没有演过这个剧目为理由，拒绝了他们，并立即找陈敬扬、孙峰、李国魂、金阳、张道如几个比较接近的老大哥商量怎样应付，这几个老政治犯很有经验，建议说，由你们自己选剧目就可以答应上演。结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集中营里，却演出了反映解放区农民翻身作主的《生产三部曲〉，演出时只是稍稍改动了一些内容和台词。这个戏，由叶里主持排练，除广州儿童剧89 团的几个同志外，几个老政治犯李国魂、朱克勇、赵之明、陈敬扬也都粉墨登场。演出结束，难友们和附近来看戏的群众都热烈鼓掌。难友们纷纷祝贺这些聪明、机智的少年难友。集中营的头头、特务这班孤陋寡闻的笨蛋，也跟着鼓掌，他们还不知道这是歌颂共产党的戏呢！集中营的政治犯早就有越狱的打算，正在作各种准备，创造条件，等待时机。1944年5月，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完成南进的战略，分三路进攻长沙，打算从湖南直下广西进入越南。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无力应战，纷纷南撤，湘北前线吃紧。集中营的特务却尽量封锁外界消息，防止政治犯骚动。但是这些消息是封锁不住的。6月中旬，长沙失守的消息传到了集中营。衡阳集中营的政治犯们人心动荡起来，广州儿童剧团的同志已经和老政治犯陈敬扬他们秘密商议，加紧进行越狱计划。日军占领长沙后，沿着湘江两岸迅速南下，衡山已经一片混乱。集中营的头头和特务也紧张起来准备作紧急撤退，营内开始乱起来了。难友们也分别进行串连，布署在撤退途中趁着兵慌马乱找机会越狱。集中营押着几百个政治犯，由"保安队"全副武装警戒着，向西南撤退。进入祈东县后，前方传来消息，日军已占领衡山。集中营的头头更急了，决定开始夜行军，日夜兼程。难友们又碰头商量，认为夜行军只对集中营的头头特务有利，对越狱不利，决定抵制夜行军，实行拖延战术。这时为了阻挡敌人进攻，沿途公路已被破坏，集中营的队伍在这里一个坑，那里一堆土的路上艰难地走着，一会儿这个说肚90 子痛，一会儿那个说脚被扭伤了。那些头头们，平日作威作福，现在处于这种混乱的形势，怕引起骚乱，态度也被迫改变，不敢硬来了。这样，难友们体力有所恢复，队伍拖拖拉拉地经过湘桂铁路上的冷水滩，到达西南方的东安县。东安县离冷水滩100多里路，是桂北的一个重镇。它向西沿公路可进入湘西南山区，向南可以沿铁路到广西桂林，正是越狱的最适当的地点。队伍在东安县东安中学驻扎下来以后，难友们紧急商议越狱的行动方案。他们组成几个行动小组，广州儿童剧团和来自广西的大哥哥张道如、金阳组成一个小组。队伍在东安县停留了十多天。到了8月初，前方又传来消息：日军已攻陷了衡阳。集中营又要紧急撤退了。一天深夜，东安中学忽然吹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声，政治犯在睡梦中惊醒，急急忙忙穿起军服集合。这时大队长史芬神色慌张，催促队伍赶快排齐，下命令要大家在三个小时内整理好行装，马上出发0策划越狱的老党员陈敬扬马上和越狱骨干紧急碰头，经过商议，决定以枪声为信号，枪声一响，大家分头四处越狱，跑得越快越好。政治犯们故意跟集中营的头头拖时间，紧急集合就花了半个多小时。那天，队伍走到中午才走出丘陵地带，开始爬山。广州儿童剧团叶里等几个同志在行进中始终保持着走在一起。当他们爬到山腰时，突然从山顶上传来了"砰、砰、砰"几声枪声。这时，有人大叫："前边打起来了，快跑！"所有的政治犯们跟着拼命大喊："日本鬼子追过来了，快跑呀！"一时秩序大乱。政治犯们飞快地向四91 面八方跑去,集中营的保安队已经无法控制队伍了。叶里他们几个大步奔向小山边松林中隐蔽，换上事先准备好的便服，一起向山下跑去。到了山麓，金阳、路琪、谭明三人和叶里、殷红、方凌、丁文四人失散了。最后，他们都逃出了魔窟。衡阳集中营经这么一冲，也就土崩瓦解了。广州儿童剧团作为一个集体，已经战斗到最后一刻，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但是，剧团的许多同志，还继续追求他们的理想，其中有不少已经先后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十一、二岁就参加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无数的风霜雨雪，攀过麼座陡壁，涉过条条激流，经历了六十个春秋，这些髫龄的儿童，现在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是，他们当年赤炽的童心，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中依然在燃烧着。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倒下去了。但是他们舍身为国的精神，依然永放光芒！ 尾声最先在"基庐"被强行押送去教育院的丁召、凌燕、许志坚、夏云四个最小的孩子之中，夏云患病得不到医治，小小的年纪便走完了她短促的一生。后来，凌燕、丁召、许志坚被"阿姑"黄惠贞冒着危险领了出去。押送到南雄的谈星、周英、海风、夏扬、金风、白桦、徐力等7人随同原中共广东省委北江财经特派员邓池一起越狱后，找到中共始兴县委，进入英德老根据地，全部参加了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海风很快就入了党，后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0岁。谈星后来因工作需要转到广州，创办《少年时代〉杂志，又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幸得当时在"国民党军委会广州行辕"工作的郑黎亚同志及时通知，撤退到香港。因多年来他为广州儿童剧团呕心沥血，四处奔劳，又在"基庐"中遭受酷刑摧残，身体羸弱，于1946年英年早逝。叶里、殷红、方玲、丁文、谭明、路琪6人在东安冲出集中营后失散为两路。叶里、殷红、方玲、丁文四人徒步走到广西全州，坐上火车到了桂林，正好遇上桂林大火，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湘桂大撒退。他们几个人恰巧碰上了桂林生活书店的几个同志，又一起爬上挤拥不堪的火车，火车走走停停开到两江，车头坏了，只好又步行到了柳州。方凌刚好附近有个亲戚，投亲去了。丁文也自找出路。叶里、殷红找93 到了当时还在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郑黎亚姐姐。郑立即将这情况向特支汇报。支部筹了些钱给他们。钱虽不多表示关心。后来田汉介绍他们一起参加了演剧九队，随九队到了重庆。叶里最后去了延安。谭明、路琪随同时逃出集中营的陈培志、金明等难友辗转也到了重庆，参加了由朱学范(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邮电部长）领导的劳动协会工作。1948年谭明由重庆到了香港。当她参加港九妇联时，又碰见了他们的郑姐姐。郑黎亚同志早在1947年按照华南分局的指示从广州撤退至香港，任港九妇联支部书记。她们一见面就倾诉离别之情，谭明还提出入党的愿望。郑黎亚同志认为，这批孩子久经考验，是很坚强的有觉悟的小战士，愿作谭明的入党介绍人。她也把这情况给组织写了报告，并要谭明写入党申请书，很快组织就批准她入党。谭明和陈境志后来结为伉丽。解放后调回汕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夫妇两人先后被迫害致死。广州儿童剧团在曲江时因病在院的杨红，由当时在第七战区政治大队工作的共产党员乔毅和梁劲同志及时通知撒出医院，到柳州找到郑黎亚同志，由郑黎亚安排在第四战区长官部工作。后来也随长官部迁到广州，直到解放。他是广州儿童剧团唯一未遭逮捕的孩子。 咐录：广州儿童剧团（部分）名录团指导员：郑黎亚黄力潘競冬周英长：李锦荣团员（部分）：（按笔划顺序）丁文孔繁珏叶瑞意叶明叶里冯健生冯健雄冯德君汀召伦敦朱燕卿李蓝英（朝鲜）杨宝珠杨励凌燕海风黄润基黄宁辉谢特覃强谭本基谭明张萍夏扬梁伍陈碧峰夏浪徐力冯萍朱荣辉李路周德闻陈剑峰夏乔飞陆艾明金风陈为燕梁海路琪谭艺王乃健白桦何淑之杜汝良林坚钢波梁劲殷虹彭斌蔡文彦方凌白萍伊宁李玉珍杨红张碧胡纪红梁恒覃莹许志坚(因年深日久，資料不全，尚有部分成员情况不明，无法列入） 后记我不是广州儿童剧团的成员，但在抗战期间，认识了谈星，也跟剧团一些同志有过接触。年前，郑黎亚同志嘱我为剧团写一篇反映这一群天真热情又有崇高抱负的少年儿童战斗生活全过程的历史，我虽然没有他们那种斗争实践，但在抗战期间有过做文艺，工作和地下工作的生活经历。他们那一颗颗为民族解放事业，为追求理想的赤炽的童心，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其实我这篇（赤炽童心早许国〉只是根据叶华同志、陆素同志的回忆文章，以及白桦、徐力、周英、方凌、路琪等同志所写的材料综合的。此外，我还参加了几次杨红同志组织的广州儿童剧团一些老同志的座谈会。1996年11月初，我在北京还专门访问了原在中国侨联工作，现巳离休的叶华(即叶里）同志。他们在文字上和口头上提供的资料都是很翔实生动的。但是，由于我没有他们那种实践，要全面反映当时广州儿童剧团丰富的战斗经历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实在是力不从心。我深深地感到，广州儿童剧团短短六年的历史，也许是代表着抗战期间千百万优秀少年儿童的成长史、奋斗史，他们以淳朴的理想，赤炽的童心，纯洁的感情，热烈地爱着受敌人蹂躏的祖国。在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中，他们勇敢地离96 开了温暖的家庭，贡献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我想，当前生活在昌盛繁荣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孩子们，读一读他们的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也许会得到把自己的生活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启示。我终于勉强成篇，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年是广州儿童剧团成立60周年，我谨以这本书献给当时的儿童剧团全体团员以及那些关心支持帮助过他们的同志们。作者1997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