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及其主要研究领域 5页

从1969年至今32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及其主要研究领域一、一般均衡理论在诺奖中，给一般均衡领域的奖项很多，最明显的例子有：1970年获奖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他获奖的领域是“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1972年获奖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和约翰·希克斯（JohnHicks），他们的获奖领域是“一般均衡经济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1983年获奖的热若尔·德布鲁（GerardDebreu），他获奖的领域是“他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模型化方面的突出贡献”；1988年获奖的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Allais），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市场理论和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杰出贡献”。经济学家们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贡献大大地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经济模型的结构，使得这些模型之间有了比较正式的区分，也使得决定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效率、均衡以及协调性的不同条件方面有了区别。通常，这些贡献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比较静态的试验，比如，均衡位置如何对外生因素（参数）的变化作出反应。同时，经济学家们杰出工作也使得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性方法，比如，希克斯将市场的多重稳定性的条件模型化，将静态分析的方法扩展到多个时期。还有，他也开创了资本积累动态分析的先河。因为该方法奠定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行为等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希克斯所发展的模型提供了研究参数变化影响经济绩效的好办法，该办法大大优于以前的一般的经济均衡模型。最后，希克斯还提出了著名的四市场，即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也就是所谓的IS-LM模型。从分析方法来看，萨缪尔森不仅是继承了希克斯的工作，同时也是对希克斯研究工作的总结，比如，萨缪尔森在分析一般均衡系统的复杂性方面就是对希克斯工作的一个突破。这一点在诺贝尔委员会给萨缪尔森的获奖致词中有所反映，“萨缪尔森的工作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的分析水平”。如果说萨缪尔森一个人的工作就改写了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微观经济理论、静态和动态理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这简直有点夸张。但是，通过分析简单的数学模型，通过有效地利用最大化程序的次要条件，说萨缪尔森得出结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理论却一点也不过分。阿罗和德布鲁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们运用更有效的数学方法，比如凸性理论使一般均衡理论的适用性更加广泛。一般均衡理论的广泛性使得他们大大扩展了对商品内涵的认识，这样一般均衡理论不仅可以应用于静态均衡理论的分析方面，而且也可以用于分析生产和消费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以及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暂时的分析和决策。阿罗也认识到了从个人偏好推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难度和不可能性，实际上这就是阿罗所谓的“不可能性定理”。莫里斯·阿莱斯的贡献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做出的，阿莱斯的贡献与萨缪尔森同期的工作，以及后来阿罗和德布鲁的贡献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阿莱斯工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将经济趋同于均衡的路径描述为厂商之间竞争超过利润的过程。阿莱斯的分析涵盖了生产的规模经济性所导致的自然垄断的可能性。因此，阿莱斯的贡献为战后法国经济学派分析公共领域大型垄断企业（比如法国电力公司和法国铁路公司）资源的有效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阿莱斯也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二、宏观经济学从1969年至今32届诺奖中，有很多是授予宏观经济领域的。宏观经济学就是首先将国民的经济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用专门的术语来分析和考察总量产出、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开支等。另一些在宏观领域的贡献主要涉及国民经济的若干分支。在宏观领域所授的奖项中，有一个奖项既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又涉及到国民经济某一领域，它就是1976年授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诺奖。当时的授奖致辞称弗里德曼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消费的分析、货币历史及其理论方面的研究”。米尔顿·弗里德曼1957的《消费函数理论》一书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因为该书集正统理论研究与某一领域的应用和经验研究于一身。他与安娜·施瓦茨（AnnaSchwartz）对美国货币历史的广泛的经验研究可能被看作是纯粹经验研究的典范，尽管该研究是建立在一个纯理论的框架之上，尽管它强调了从货币因素的角度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解释。弗朗哥·莫迪格里亚尼（FrancoModigliani）是1985年的诺奖得主，他发展了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模型，即私人消费模型和金融模型。在他的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中，他研究了人口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对家庭储蓄的影响。他与莫顿·米勒德工作奠定了现代公司金融理论。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MMtheorem）给出了如下条件：公司在股市上的价值受公司的红利政策影响（或不受其影响）的条件，以及公司通过股权资本或者借贷方式为其投资活动进行融资的条件。1981年诺奖授予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这是诺奖授予国民经济某一领域的另一个例子，诺奖致辞这样称赞他“对金融市场及其与消费决策、就业、生产和价格方面的关系的研究”。托宾将金融市场与真实经济活动的关系模型化，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很快成为分析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托宾的资产组合 模型在添加了土地、建筑、存货和对原材料的索取权等真实资产以后，成为分析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产品价格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Klein），1980诺奖得主，他也对宏观经济研究做出了贡献。诺奖致辞中强调说：克莱因“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并将它应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克莱因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通过统计模型模拟的方法分析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另外，他也在经济预测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的分析方法源自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但是，他的模型并不限于此，随着时间的延续，他还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后来，这些模型越来越详尽，最终克莱因的模型成为囊括了一百多个方程式的大系统。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1995年诺奖得主，他采用一种更为基本的方法，构建和发展了宏观经济模型了，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了预期的作用，同时他因在经济代理人之间定义了理性预期的概念而著称于世。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人们可以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信息，而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同时，卢卡斯还分析了宏观经济的变化对经济政策体制的影响作用，比如，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政策如何对经济变化作出反映。特别的是，他证明了传统的统计学理论是怎样对宏观经济行为函数作出反映，因为在政策体制发生变化后私人领域的变量常常变得不可靠，这就是卢卡斯对传统宏观经济预测所谓的“卢卡斯批判”（LucasCritique），与此同时，他还建议避免使用产生这种问题的经济分析方法。1977年，詹姆斯·米德（JamesMeada）和伯蒂尔·俄林（BertilOhlin）分享了这一年度的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在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资本流动”，这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再次涉及国民经济某一领域的另一个例子。对俄林来说，诺奖授予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发展了国际贸易和区域贸易理论，该理论可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及贸易产生的后果，即所谓的赫克希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model）。俄林的研究表明：某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取决于它在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中所占的份额，国际贸易的结果将导致生产要素收益在国际间的平均化。詹姆斯·米德还分析了全球贸易政策与不同市场之间关系的扭曲，从而他提出了他所谓的资源分配“次优”理论，同时米德还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理论的倡导者。最为重要的是，米德分析了内部与外部平衡的关系，以及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然而，真正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基础的经济学家却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他是1999年度的诺奖得主，他以他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而著称于世。特别是他发展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比如，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实行稳定性的政策。具体而言，蒙代尔将外贸、资本流动引进了希克斯的IS-LM模型中，他的研究表明：政府稳定性政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这无疑是强调了汇率制度的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有力，然而，在固定汇率体制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有力。同时，蒙代尔也是分析最优货币区的先驱，该理论指出一国放弃货币主权，追求共同货币的优点和缺点所在。以上所讨论的获奖的宏观经济问题，基本上是讨论短期的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而1987年获奖的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则是考察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他所关注的是长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索洛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建立了简单的但却与众不同的数学模型用以分析资本积累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即每个工人所占用的资本量是由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决定的。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该模型中的经济从长期看将趋向于这一点：生产率的增长将惟一取决于技术进步。另外，索洛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其中，新技术潜藏于新生的资本货物中，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的“最优模型”。在他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索洛还进行了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之经验研究方面的先驱性工作，即所谓的“增长核算”（growthaccounting）。1979年的诺奖由阿瑟·刘易斯（ArthurLewis）和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Schultz）分享，他们关注的仍然是经济增长，尽管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抽象性低于索洛，但是，诺奖委员会的授奖致辞中这样称赞：他们在“经济发展及其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的特别关注”。该奖授予刘易斯的原因在于：他发展了欠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刘易斯强调劳动供给的弹性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以及影响那些出口亚热带产品的国家的贸易条件的因素。而舒尔茨之所以获奖的原因则在于他对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农业领域中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的阐述。尽管刘易斯和舒尔茨都只运用了对经济史的传统文字论述的研究方法，而没有运用官方的统计数字以及计量经济学的检验技术，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都将理论渊源与经验数据相结合。舒尔茨强调指出：在考虑这些国家面临的资源约束以及知识的可获得性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的农业领域存在明显的效率。刘易斯着力研究了两个处于不同情况的经济领域之间的矛盾：一个是规模巨大但其发展却处于静止状态的农业领域，其劳动的边际产出低；另一个是动态的有活力的工业（资本主义）领域，其主要是由于在一国范围内可能存在经济飞地（economicenclave）的原因。三、微观经济学在诺奖中 ，为数不少的是授予微观经济领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人家庭、厂商的决策行为，以及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配置。比如，1982年的诺奖授予乔治·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他的贡献在于“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原因和效果”，同时他还分析了经济管制的途径。事实上，这种管制是由政治家们和公共领域的管理者所进行的。比如，施蒂格勒的研究发现，管制者常常要受到被管制者行为的影响，即所谓的“管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和弗里德曼一样，施蒂格勒也是一个有名的实证哲学思想家，他强调在分析方面的简洁性，以及经验研究的重要性。施蒂格勒也是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在他的分析中明确提出了信息成本的概念。诺奖中，也有其他的奖项是授予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比如，1996年的诺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威廉·维克里（WilliamVickrey）,他们就在个人信息可获得性方面作出了先驱性的工作。他们还在经济代理人之间引进了“信息不对称”的概念，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不对称信息的解决措施。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功能的发挥作用至关重要。比如保险和信贷就是这样。米尔利斯在政府和私人代理人之间有关税收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后果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研究。维克里澄清了不同种类拍卖财产之间的区别，他的创见在于有效地推广了拍卖权、机场许可权，以及广播电视传播权和政府资产的销售（“私有化”）。尽管金融经济学要依靠类似于传统微观经济学那样的分析性技巧，但是在长期来看，金融经济学已经发展并拥有了它自己的分析性技巧。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分析方法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展。上面提到的托宾和莫迪格里亚尼就是在构建宏观经济理论的素材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现代金融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哈里·马克维茨（HarryMarkowitz）、莫顿·米勒（MertonMiller）以及威廉·夏普（WilliamSharpe）（他们共享了1990年诺奖）而奠定基础的。马克维茨的贡献在于他为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资产组合提供了微观基础，莫顿和夏普的贡献在于发展了金融市场的均衡分析。特别的是，夏普提出了金融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米勒的重要贡献是在公司金融方面（该工作是由米勒和弗朗哥·莫迪格里亚尼共同完成的），米勒还特别指出了影响股票价格和公司资本成本的决定性因素。其后，1997年罗伯特·默顿（Robert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Scholes）获得诺奖，他们的贡献在于分析了所谓的衍生工具—期权的价格形成，期权代表了对包括股票、外汇等金融工具的索取权（后来，费希尔·布莱克也为此作出了贡献）。这些贡献对后来大市场（hugemarkets）条件下不同种类的衍生工具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市场促进了单个代理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选择合适的风险水平的可能性，而不管他们的风险程度是低还是高。四、交叉学科研究在诺奖中，有不少是授予那些将经济分析拓展到新领域的经济学家，1980年的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贡献在于“他为经济和政治决策提供了契约和制度基础”，他的贡献使得他成为公共选择领域学派的奠基者。公共选择学派分析了政治决策背后的经济驱动力，企图在国民经济模型中将政治行为内生化。公共选择学派并不是将政治家看作是只为了大众利益的个人，而是假定将政治家看作“经济人”，他们不仅考虑个人的得益，而且也有把握权利的欲望，他们和其他代理人有着相似的行为。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Becher）的贡献在于经济和社会学交叉领域，特别是他对家庭的经济研究，他不仅分析了家庭的经济行为—劳动供给、消费、家庭生产、家庭储蓄等，而且他还分析了其他经济学家从未分析过的领域—教育、婚姻、养儿养女、离婚等行为。他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经济上的考虑如何影响这些行为，他的分析还表明市场体系之外个人之间的“相互性的社会影响”。正如诺奖授奖致辞中所说的那样，贝克尔“奖微观经济分析拓展到了人类行为以及人们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非市场行为的领域”。今天，贝克尔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经济学的领域，特别是他在社会学领域已形成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学派。1991年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的贡献在于经济学、法学和组织学交叉领域，特别是他的研究表明厂商边界的决定性因素，他的研究还表明单个代理人之间的自愿性契约是如何解决生产的外部性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污染。他的这些贡献在他的获奖致辞中有所体现。科斯“因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决定制度结构和经济运行方面的作用而获诺奖”。科斯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如今成为合同理论和整个法律和经济学的广阔基础。1978年诺奖得主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Simon）的贡献也是在交叉学科领域。他得奖时的致辞中将他的研究归结为“经济组织内决策过程的研究”。特别是西蒙对一些基础的微观经济理论，如最大化原理、完全理性（不受约束的）假设形成挑战。在经验研究和心理学原理的基础之上，西蒙认为决策并不象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趋于最优，而恰恰是达到一个满意的结局，比如大家都寻求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使得赫尔伯特·西蒙成为行政（管理）科学的主要奠基者。1971年诺奖得主西蒙·库茨涅茨（SimonKuznets）的贡献在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领域，在诺奖致辞中这样提到：他“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基础的解释”。该奖是归纳分析而 不是推导分析的例子，库茨涅茨的想法是在诠释资料、数据的基础上将经验研究一般化，而少用一些正式的模型，他并没有依靠复杂的统计技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库茨涅茨曲线”（Kuznets’curve），它表明GDP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U型关系，正如他发现的长期的平均收入消费倾向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是不变的，而该收入消费倾向在交叉领域的数据中却是下降的一样。或者更一般的说，库茨涅茨利用长期内的数据来抽象出一般规律，从而描绘了经济增长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收入分配。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Fogel）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的贡献也在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领域。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这样提到，他们“通过将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分析，从而解释了经济和制度变迁”。福格尔的主要贡献是他澄清了美国历史上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奴隶制度的经济作用。通过比较经济发展的事实与伪事实的基准，福格尔得出结论：在以前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大大高估了铁路的作用，他还得出结论，奴隶制度之所以被废除，并不是由于奴隶制度带来的益处不断下降，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道格拉斯为工业革命以前（包括海运的作用以及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贸易方式的变化）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还是分析制度作用的先驱，比如，产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这些领域他发展和应用了罗纳德·科斯所提出的观点。1998年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的贡献是在经济学和哲学交叉领域，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这样评价道：他“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而获诺奖。森详查了集体决策和福利评价的哲学基础，包括收入和财富的评价与分配，他还构建了衡量收入分配与贫穷状况的影响指数。森还分析了许多欠发达国家饥饿状况的影响因素及造成的后果。他的这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经验研究表明：食物总供给的减少并不总是导致大灾荒的最重要的因素，有时大灾荒恰恰是收入再分配带给穷人的恶果。1974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希·冯·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和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也对交叉学科领域感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主要关注商业周期和货币现象，包括抽象经济理论的结构（尽管是非数学性的），但是从40年代早期开始，他们就开始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的相互影响。哈耶克之所以有名，也许就是因为他强调了价格体系中信息与激励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也给予制度框架下单个人的行为在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以特别的关注，包括用来界定合同和产权的法律规则，以及政治宪法对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在这个领域里，哈耶克的工作与布坎南和科斯的工作可谓并驾齐驱。哈耶克还强调了自发性的社会秩序比计划体制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冈纳·缪尔达尔将经济分析与广义的社会学分析相结合，他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和政治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其结果是经济呈现出恶性的或良性的经济周期。事实上，缪尔达尔描述的“互为因果”的分析方法就是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Wicksell）的货币理论中的所谓“积累过程”（cumulativeprocess）。缪尔达尔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著作《一个美国人的困境》中所述的美国“黑人现象”。他的工作不仅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而且还对讨论种族隔离以及不同国家种族集团的融合方面产生了影响，美国的最高法庭在宣布种族隔离是不合法时曾提到缪尔达尔的这本书。缪尔达尔也将类似的方法运用于他日后对南亚的贫穷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五、经济分析的新方法尽管以上讨论的奖项有不少可以被看作是因其在方法论方面的意义而获奖，但是，仍然有很多轮廓清晰的例子。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1969年拉格纳·弗里施（RagnarFrisch）和扬·廷贝亨（JanTinbergen,旧译简·丁伯根或詹恩·丁伯根）所获的奖项。他们的贡献在于他们构建了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即他们将经济理论和统计技术相结合。诺奖评奖委员会的授奖致辞中这样写到：他们“发展和运用了动态经济模型，将之用于分析经济过程”。弗里施发展了动态和计量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方法，而廷贝亨则将这些主要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经验分析。廷贝亨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众多的商业周期理论的现实性进行了有力的统计检验。弗里施和廷贝亨同时又在经济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关系方面构建了正式的理论，他们两人的贡献与米德的分析相似。他们给了这些经济理论以适合于经验研究和统计检验的形式。弗里施部分地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对挪威国民帐户的体系基础之上，也就是所谓的“欧可斯科体系”（Oekosirksystem）(收入和支出流)，而廷贝亨则将他的经验性政策研究模型化为计量经济学的宏观模型，并用于分析荷兰的情况。1989年，诺奖授予给弗里施的同乡特里格维·哈威尔莫（TrygveHaavelmo），以奖励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哈威尔莫的工作深化了弗里施的工作。更确切地讲，哈威尔莫之所以获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澄清了计量经济学的概率论基础，分析了经济结构的趋同现象”。哈威尔莫的研究表明：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如何通过数学化的统计学方法从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来得出研究结论。这些方法可被用于评估经济理论所衍生出的经济关系以及检验这些理论。他的研究还表明：如果在经济研究的同时能正确地对这些经济关系进行评价，那么，就可以避免由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而导致的对经济关系的误导。另外一个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重要突破是由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hman）和丹尼尔·迈克法登（Daniel McFadden）所取得的，他们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用于分析个人的行为，即微观计量经济学。他们是2000年的诺奖得主，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大大提高了大集团中单个代理人、厂商、家庭数据的分析能力。赫克曼发展了一种分析方法，当分析的数据样本是非随机统计样本时，这种分析方法可以避免统计估计的偏差，即有名的赫克曼校正法（赫克特方法TheHeckitmethod）。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只有少数代理人的情形中，对研究者来说，这些代理人的行为特征常常难以为研究者所观察到，因为这种行为并不在样本中出现。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对工资构成的研究以及教育回报的研究，由于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并未被包括在样本中。迈克法登发展了一种分析单个代理人在有限的选择之间作出选择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分离选择（discretechoice）。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职业、择业、居住权、交通方式的选择。迈克法登的突出性贡献在于他的逻辑分析法，该方法不仅运用了一些与代理人行为相关的可观察的事实，而且也运用了与个人选择相关的信息。单个人之间和多种选择之间的不可观察的差异也常常被考虑到了，这些差异以随机错误的形式出现。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方面的发展是1973年授予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Leontief）的奖项，诺奖致辞中称他“发展了投入和产出分析法”。该分析方法将经济中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数量化，这种方法也适合于分析国民经济中一个领域的短期冲击对另一个领域所造成的影响。里昂惕夫之所以获奖是由于他将这种分析方法用于经验研究。里昂惕夫对产业内的分析与廷贝亨在宏观经济理论的经验研究方面的贡献可以相提并论。1984年诺奖得主理查德·斯通（RichardStone）的贡献在于他“为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方法论方面所获的主要奖项之一。今天，如果没有复杂的国民帐户体系，很难想象宏观经济领域要如何才能进行经验研究。由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形成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我们了解成百上千个不同市场之间上亿次经济交易关系。今天，如果没有现代的国民帐户体系，我们决不会从总量上获得这些交易活动的任何经验式的记录。国民帐户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然而，对国民帐户的理论和经验性研究却在20世纪30年代复兴，正如拉格纳·弗里施、埃里克·林达尔（ErikLindahl）、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和西蒙·库茨涅茨的著作表明的那样。然而，理查德·斯通却是现代国民帐户体系最主要的创建者，该国民帐户体系将宏观经济学的记账原理与宏观经济总量模型相结合。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同时也成为衡量国民帐户体系的一个有用的方法。这些在方法论方面所获得的奖项，要归因于人们在实证研究方面的进步。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方法论贡献也被授予了诺奖，1975年诺奖得主列昂尼德·康托洛维奇（LeonidKantorovich）和恰林·科普曼斯（TjallingKoopmans）就是一个例子。康托洛维奇早在1939年就定义了单个企业资源有效利用的概念，后来他将这一概念推广至整个国民经济，同时他还指出了资源分配与价格体系之间暂时性的和长期的理论联系。科普曼斯所谓的活动分析法（activityanalysis）也作了同样的工作，这种分析法澄清了生产效率与“核算价格”（accountingprices）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研究表明了计划经济体系下分散决策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与有效率的价格体系存在与否相关的，有效率的价格体系包括资本的统一核算价格，它是投资决策的基础。这种分析法实际上与早期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密切的联系。尽管两位诺奖得主都在线性规划这种数学分析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并不是他们获奖的主要原因，相反他们之所以获诺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运用新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丰富了人们对规范的分配理论中一些基础的经济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