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儒家_屈原和孟子有没有联系 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屈原与儒家_屈原和孟子有没有联系　　屈原思想归届哪一流派在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把屈原归入儒家、墨家、法家者皆有，但更多的是将之归人儒家。《史记・屈原列传》说：“《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王逸说：“《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离骚序》)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清戴东原也说：“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屈原赋注・序》)陈澧《东塾读书记》更明确指出：“届子之文虽为辞赋家，其学则为儒家。”他说：“屈子有天资，有学力，而又能准时勉学，实无愧为儒家。”郭沫若也说：“屈原的思想是前进的，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屈原讨论》)笔者认为，屈原深受儒家影响，对儒家又有所超越。他注意修身，以参天地；乐观用世，推行美政；喜爱祖国，忧国忧民；固持操守，眷恋祖国；忠君不贰，以死殉国；怀疑天道，对天发问。现就屈原的作品来作具体的论证。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屈原在《离骚》一开头便自述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日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的家族本是楚国贵族三大姓昭、屈、景之一，不仅是高阳帝的苗裔，且与国君同姓，这符合了儒家的家国同体。屈原有此内美，又重视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他把公正高洁的品德比作香花芳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他也很注意外在服饰容态的修饰：“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他效法先圣修炼德性：“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离骚》)。屈原获得了“中正”之道，从而能“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九章・橘颂》)，达到了《中庸》里“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的境界。这意味着屈原要走的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人生道路。　　儒家看重的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为家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充分实现其人生价值。认为“君子疾没世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主见以“往者不行谏，来者犹可追”(《卫灵公》)的精神乐观进取，建功立业。屈原正是这样，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来宾，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的政治抱负就是向怀王推行其“美政”：(《离骚》最终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成之所居!”《荀子・儒效》篇也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效法先王，实行仁政，尊贤崇能，以德治实现楚国统一天下的目标。他盼望怀王能像尧舜等先王那样，自己仿效皋陶、伊尹等辅佐楚王一统天下：“彼尧舜之耿介兮，既导道而得路。忽奔跑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　　屈原效法先王的思想深受儒家影响。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明确提出“法先王”，他“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下》)。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公孙丑下》)，“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孟子・离娄上》)。屈原也屡屡称道尧舜禹汤周：“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离骚》)。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儒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主见推行仁政，以德治统一天下。屈原也主见“有德者必在位”。他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离骚》)。实行仁政的关键在于任用贤德之士，贬斥谗佞小人。对此，屈原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他反复称颂三代的圣君明主虚心求贤：“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这些贤人在寒微中得以提拔，辅佐国君成就德政，这正是屈原心憧憬之的抱负。可他遭楚王疏贬，群小嫉害，“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离骚》)，不能实现自己的“美政”。　　屈原特别关注人民的生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为百姓的苦痛生活而叹息：“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离骚》)他怜悯人民，对人民患病苦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屈原这种重民的思想与儒家是相同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可见屈原和儒家一样都有民本思想。　　屈原之所以如此乐观地推行其政治抱负，又如此关注民生，是出于一种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是植根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使之然也。忧国忧民是儒家的传统。早在《周易》、《尚书》、《诗经》中就布满忧患意识。《易传・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说：“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屈原出于高度的爱国热忱，呼吁怀王应趁壮年有为之时扬弃污秽，改弦更张：“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离骚》)他愿在变法中作先导：“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他揭露朝廷群小“众皆竞进以贪欲兮，凭不厌乎求索”(《离骚》)。他不畏谗害，只怕祖国遭到危急：“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面对楚国江河日下，他忧心如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离骚》)。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屈原的爱国与忠君是统一的。他反复表白自己“事君而不贰”，“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肮”(《惜诵》)。屈原始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楚王紧紧连在一起：“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屈原在这点上和儒家并不完全相同。孔子是主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论语・八佾》)。屈原是孔子的信徒。而孟子则主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公孙丑下》)。另外，儒家的忠君并不是忠于一个君主，他们主见“从道不从君”。屈原所处的时代，仁人贤士遇上“壅主”许多都是“良禽择木而栖，俊杰择主而仕”的。儒者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学说主见，孔孟之徒周游列国，荀子朝秦暮楚。可屈原却超越了这一点。他出身于楚国王室，与君主同姓，国事即是家事，家国一体，他必定要与楚国共存亡。他对君主竭尽忠贞，对楚王的疏远也表示过生气，也曾产生过“去国”的想法：“欲高飞而远集”(《惜诵》)。但他并没有走，他执著于自己的抱负，誓与祖国共存亡。当抱负破灭后，他仿效彭咸投江自沉，以死殉国。正如司马迁所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睹顾楚国，系心怀王，.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列传》)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在对待昏君“壅主”的态度上，屈原和儒家的人生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儒者“志于道”(《论语・述而》)，修好己身，待时而动，依据环境的变化打算自己的进退出处。孔子主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儒家注意在坚持原则的状况下，因地制宜，特殊注意“权”：“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以道事君，不行则止”(《先进》)。孟子主见：“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上》)在遇到无道昏君时，儒者往往独善其身。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论语・述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朱熹说“孔颜乐处在于安贫乐道”即是指此。儒家的独善其身并非如道家那样避世，而是避乱世昏君，蓄势待发，等待治世明君。可是屈原却不能接受儒家这一人生才智，他执著于自己的抱负，决不改易操守：“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他没有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而是以死去抗争：“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不周于今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第6页共6页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　　屈原的天道观也深受儒家的影响。儒家重人事，轻天命，重理性，关注现实政治和伦理道德。孔子罕言性与天命，“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求知天”，“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将鬼神生死置于不论之列。孔子也常呼“天”：“噫!天丧予!天丧予”，“知我者其天乎”(《宪问》)。这说明孔子敬“天”，更重视人事，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孟子表面上也承认天的存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但他更重视主观精神：“尽其心而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荀子则认为应当“明天人之分”，“天行有常”，与人世.没有什么必定的联系，并进一步提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主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但荀子也说过“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等信“天”的话。屈原“本质上对于神的存在是怀疑的”(郭沫若《屈原讨论》)。《天问》一整篇一百七十多问，涉及自然界的天体演化，人类.的风风雨雨，民族的存亡兴衰，诗人以“问难”的方式提出。正如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中所说：屈原“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他问“天极焉加?”“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表示了对自然的“天”的怀疑。他又从历史的深切反思中，表示了对“天命”的怀疑：“授殷天下，其位安始?”“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但“他在另一方面却仍保留着天的信奉”(郭沫若《屈原讨论》)。他从自己诞生时日的巧合(“寅年寅月寅日”)感觉自己禀受了“天”所给予的内美。他还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大招》)。“他反对‘怪力乱神’，但也讴歌‘怪力乱神”’(郭沫若《屈原讨论》)，像《九歌》里他讴歌鬼神。这一点应当从艺术上来论证，从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上来说，屈原的作品是楚地巫文化融会人北方中原文化的产物。他标榜的尧舜禹汤，主见的“仁政”。对“天”的怀疑，都是中原儒文化的精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洒不废，沈湎日夜，举以为欢，荒.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这说明屈原作品的精神实质是儒家的经典，是楚民族的风俗、习性、语言和北方儒文化的精神构成了其宏大的诗篇。　　　　编校　郑艳第6页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