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传记百部-屈原 142页

中华名人传记屈原传XXX编著 屈原传·1·目录大变革的时代⋯⋯⋯⋯⋯⋯⋯⋯⋯⋯⋯⋯⋯⋯⋯⋯002无忧的青春⋯⋯⋯⋯⋯⋯⋯⋯⋯⋯⋯⋯⋯⋯⋯⋯⋯010从入仕到被疏⋯⋯⋯⋯⋯⋯⋯⋯⋯⋯⋯⋯⋯⋯⋯⋯016祭祀之曲《九歌》⋯⋯⋯⋯⋯⋯⋯⋯⋯⋯⋯⋯⋯⋯030避地汉北作天问⋯⋯⋯⋯⋯⋯⋯⋯⋯⋯⋯⋯⋯⋯⋯047谏武关之会⋯⋯⋯⋯⋯⋯⋯⋯⋯⋯⋯⋯⋯⋯⋯⋯⋯063忧愁幽思作《离骚》⋯⋯⋯⋯⋯⋯⋯⋯⋯⋯⋯⋯⋯069魂兮归来⋯⋯⋯⋯⋯⋯⋯⋯⋯⋯⋯⋯⋯⋯⋯⋯⋯⋯079流浪湘江到自沉⋯⋯⋯⋯⋯⋯⋯⋯⋯⋯⋯⋯⋯⋯⋯088屈原的思想⋯⋯⋯⋯⋯⋯⋯⋯⋯⋯⋯⋯⋯⋯⋯⋯⋯097划时代的典范⋯⋯⋯⋯⋯⋯⋯⋯⋯⋯⋯⋯⋯⋯⋯⋯115与日月齐光⋯⋯⋯⋯⋯⋯⋯⋯⋯⋯⋯⋯⋯⋯⋯⋯⋯132 屈原传·2·大变革的时代按照屈原生于公元前３５３年、卒于公元前２７８年的说法，屈原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在战国的中后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等诸侯国由七雄并峙的割据到开始走向统一的时代。自春秋以来，封建制在奴隶制机体内部已逐渐酝酿成熟，从此开始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由奴隶主所有制向地主所有制过渡，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这种转化在春秋时期还比较缓和，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便十分激烈了。屈原恰好生活在这种激烈变化的转折关头。在这个时期，农业经济已经迅速发展。春秋末年，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牛耕；战国中叶，铁制农具又被广泛使用，灌溉业也日益受到重视而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这就有利地促进了大规模的垦荒和深耕细耨，农业生产首先发展了起来。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迅速兴起；官营手工作坊和个体经营的“工肆”不仅遍布各地，而且分工设部已非常细致。社会的大分工为商人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契机。商人们走南闯北，出入于各诸侯国的大城市。齐国的临淄，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周之洛阳都成为天下有名 屈原传·3·的都市、繁华的商业中心。如临淄就有居民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如雨”（《战国策·齐策》）。楚国的郢都也是如此。“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桓谭《新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也必然导致旧观念、旧制度的动摇。世袭的诸侯、卿大夫占有土地的奴隶主所有制已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奴隶主统治者们穷奢极欲，追求声色享受，置平民百姓的死活于不顾，使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达到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兽恶其网，民恶其上”的两极分化的对立程度。在诸侯各国中，不断出现反抗奴隶主统治的奴隶暴动。较为有名的有鲁国的柳下跖起义、楚国的庄□起义，有力地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尤其是楚威王、楚怀王年间的庄□起义，“吏不能禁”，致使楚“分为三、四”。由下层奴隶主、奴隶社会的自由民、工商业主和以军功得到封地的功臣构成的地主阶层，不满于奴隶主世袭制度，也不满于割据局面以及各国间无休止的战争，特别是不满于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残暴、昏庸、 屈原传·4·腐败和荒淫。他们要求参与政权并掌握政权、控制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并促进封建制的发展。于是，在各诸侯国中不同程度地展开了变法运动。变法运动的实质就是削弱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以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如郑国的子产，魏国的李悝，韩国的申不害，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以及燕国、赵国等都制定过革新法令，推行过改革的措施。在这些变法中，尤以李悝、吴起、商鞅的变法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李悝于公元前４２２年（周威烈王，四年）在魏国进行变法，颁布“平籴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使魏国首先在诸侯七国中强大起来，曾经越过赵国，灭掉了中山国，还与韩、赵联合打败了齐、楚的军队，并占领了秦国的河西之地。李悝之后是楚国的吴起变法。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被任命为令尹（相当于相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之初就遭到了楚国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顽固派的大贵族屈宜臼指责吴起变法是“变其故而易其常”，吴起好用兵是“逆之至也”，楚悼王注重改革是“逆天道”，任用吴起将助逆成祸，甚至当面辱骂吴起为“祸人”。吴起面对楚旧贵族的攻击，毫不动摇，并向楚悼王一针见血地指出：楚国地广人众，军队有一百多万，过去曾经称霸于诸侯。现在国家又贫又弱，主要原因是大臣权势太重，受封 屈原传·5·食禄的贵族太多，耗尽了国家的钱财，上逼国王，下欺百姓，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就是变法。变法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实行了不少新法，使楚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变法内容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现状，将旧贵族迁徙到边远的“广虚之地”，让他们从事生产，自食其力；他们原有的土地由国家收回。这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给旧贵族以沉重打击，削弱了他们的势力；第二，收爵禄。规定被分封的楚国旧贵族经过三代，将其子孙的爵禄收回；公族（王室家族）出了五辈，便一律取消特权和俸禄；第三，“损不急之枝官”，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把节省的经费用于训练军队；第四，“塞私门”，不允许旧贵族招引食客，不准私门请托、互相勾结以危害国家，提倡为国家尽忠尽力；第五，加强军事力量，建立一支由国家统一指挥的军队，以便用来统一中国。吴起的变法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加强了王室的力量，也加快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楚国空前地强盛了起来，不仅南收杨越，北并陈、蔡，而且在救赵攻魏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引起了各诸侯国的震惊。然而，吴起的变法因触犯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早已怀恨在心，并伺机反扑；另外，吴起的变法注重在中央集权和强兵方面，缺少改革社会经济制度 屈原传·6·方面的内容，更未对土地所有制问题有所改革，没有得到新兴地主阶层的广泛支持，所以，楚悼王一死，吴起就被反对者们乱箭射死，变法也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楚国又恢复了旧的制度。秦国的商鞅变法持续的时间最长，效果也比较显著。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于公元前３５９年和前３５２年先后两次变法，不仅改变了秦国的旧习俗和戎翟（狄）少数民族落后遗风，又适应了封建的上层建筑，确立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废井田”、“开阡陌”、“平赋税”在政治体制上废除了旧贵族赖以统治的分封制，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实现，首先在地方组织上奠定了基础。经过商鞅的改革，秦国的经济、政治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大大提高了军事力量。从公元前３５４年到公元前３５１年，商鞅率大军三次伐魏，均大获全胜，压倒了魏国的嚣张气焰，使秦国声威大震。前３４０年，商鞅伐魏，俘获魏将公子□，收复河西之地，从而一跃成为七国中的强国，扭转了被动挨打、无力插手中原的局面。尽管秦孝公死后，商鞅惨遭车裂之祸，但“商鞅亡后，秦法未改”，推行二十一年之久的“商鞅之法”妇孺皆知，已深入人心，不能动摇了。秦国刑政修明，百姓善战，居高临下俯视中原的地理形势，已有足够的势力与原来的强国齐、楚抗衡，并与之争夺天下了。社会的大变革自然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 屈原传·7·首先是民的地位的提高。在此之前，民的地位与六畜相同。周代以前的典籍中往往将民与六畜并举。如《周官》有云：朝士“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又“质人掌城市之货贿人民牛马珍异”，甚至“民”干脆还比不上六畜,孝公时代的《□鼎铭》载明□曾以一匹马、一束丝换回五个人。自春秋到战国时期敬德保民的思想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儒家倡导仁爱，墨家提倡兼爱，道家主张齐物平等，甚至于法家也要用制定法律的形式为平民百姓争得一席生存的地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与《左传》中普遍宣扬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明显地反映了人的地位的极大提高。这种思想对屈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泛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民的地位的提高，相应的便是神的地位的下降，而作为神之子的地上的君主的地位也便发生了动摇，对君主的要求也严格了起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商汤弑其君，孟子义正辞严地说：“闻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说明更多地是以德来衡量君主。儒家在遵守等级制度的前提下，也有为民请命的要求，甚至也有对国君的限制，对暴虐之主，孔子与孟子当然也是坚决反对的。割据战争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屈原传·8·于是，要求罢战，要求统一便成为人心所向，成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虽然各家思想体系不同，如儒家主张以礼义文治德教感化而达到使各国归服的目的，法家则主张强兵利刃以武力兼并，道家主张回归自然，墨家主张兼爱，其目的都有要求统一的倾向。从战国后期来看，仁义不及感化，兼爱不能救拔，武力兼并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战国七雄的对垒中，楚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合纵，还是连横，直接关系到楚国的危亡。“连关中之谓横，合关东之谓从”（《战国策》高诱注）。关东六国联合叫合纵，秦国联合六国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叫连横。苏秦主张合纵，张仪则坚持连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在战国七雄中，地处西北部的秦国兵力最强，地处长江流域的楚国版图最大，处在山东半岛的齐国，因有海滨的鱼盐之利，故最富。秦、齐势均力敌，秦、楚又势不两立，苏秦游说楚威王时说：“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张仪游说楚怀王时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因此，除韩、赵、魏、燕四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外，几乎形成了秦、齐、楚鼎足三分之势。在合纵连横的斗争中，秦、齐、楚战和关系十分复杂。在秦、齐的争雄中，“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楚国向背起着 屈原传·9·举足轻重的作用。秦为了牵制齐国，必须与楚联合，又必须结成稳固的联盟，然后求得发展。楚国能否改革朝政，能否坚持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是关系到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屈原就是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的。 屈原传·10·无忧的青春屈原的生年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根据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中的两句话“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叙生辰，王逸《楚辞章句》注释说：“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正月为陬”。也就是说屈原出生的日期应是寅年的正月庚寅日。我们已知庚寅日为二十三日，那么寅年是哪一年？因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古代历法，清代以来的学者们做了巨大努力，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就有十种推断。结合《史记·屈原列传》、《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史料来考察，我们认为今人胡念贻先生的说法更为妥当，即定于公元前３５３年（楚宣王十七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正好是寅年的寅月庚寅日，与《离骚》中屈原的自叙相吻合。屈原的诞生地是楚国秭归（今湖北秭归）乐平里。秭归原名丹阳，是楚之祖先熊绎的始封之地。屈原的父亲伯庸因为儿子这个不平常的生日——寅年寅月庚寅日而兴奋不已，这个得天地之正中的良辰吉日也许是个好兆头，说不定他将来能成大器呢！伯庸久久凝视着襁褓中的婴儿，按照出生时的天文星象，给他起 屈原传·11·名叫平、字原。《离骚》中有两句说伯庸“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即公正的法则，隐寓“平”字之义；灵均指高而平的沃土，隐寓“原”字之义。屈原是上古高阳帝顼的后裔，《离骚》中的头两句诗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我是高阳帝顼的后代，我的父亲叫伯庸。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高阳帝顼的六代孙子名叫季连，是楚国的创业祖，姓芈。季连的后代鬻熊在周文王时被封为子等爵位，鬻熊的曾孙熊绎因祖上有功，在周成王时被封于楚地，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可见楚本姓芈，从鬻熊之后又姓熊。到春秋初年，熊绎的后代熊通自立为武王，武王的儿子屈瑕因功受封于屈邑，便以封地为姓，这便是屈姓之始。在楚国芈姓贵族中，屈氏受封最早、家族最盛，自春秋以来都是楚国统治集团的显贵。如屈重、屈完、屈御寇、屈采、屈荡、屈到、屈建、屈生、屈巫、屈狐庸、屈申、屈罢、屈春、屈庐、屈阎、屈子荡、屈弗忌、屈匈等均任过高等官职。尤其是屈瑕担任过莫敖之后，屈重、屈建、屈荡、屈生、屈大心、屈子华都做过这个官。屈原和春申君还做过左徒。屈原的家乡濒临长江、靠近三峡，是一个嶂叠山青、绿水萦回、风景秀丽的灵异之地。地灵人杰，神秘而旖旎的三峡风光陶冶着他的情操，赋予他以丰富 屈原传·12·的想象力，也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有一段话描写三峡：江水历峡，东径新崩滩⋯⋯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日。至于夏水襄陵，沿□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奇特的风景以及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奇特的楚文化，孕育了屈原宏伟的气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铸成了他后来创作中雄浑特异而清丽的风格。屈原从小喜爱洁净，每天早晨都要到井边打一桶水，用这清澈的井水洗去脸上的尘垢、洗净自己的帽缨，然后对着明亮的井水照照衣帽是否整齐、洁净。小屈原长大了，他渐渐懂得，人不仅要讲究外表整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心地纯洁、正直。因此屈原每天对着井梳洗完毕，就对着明亮的井水察看自己有没有私心邪念？行为上有什么不够检点？省察自己对国家忠不忠？对百姓爱不爱？这面明心透腑的“镜子” 屈原传·13·映照着屈原幼小的心，也把他的心灵照得透亮鲜明。这口井就是人们传说的“照面井”。屈原出生于王室宗族家庭，使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遍览古籍，并留意历代兴亡盛衰的踪迹，积极探求治国安邦之道。在屈原的心目中早已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像商代伊尹那样辅佐商汤、像周代吕望那样辅佐周武王，自己将来也要辅佐楚王振兴楚国，统一天下。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刻苦读书，即便是酷热的夏天，屈原也不放弃攻读，为避酷暑，他就到伏虎山脚下凉爽的山洞里去读。后来人们把这个山洞称做“读书洞”。一年年过去了，屈原在发愤攻读中已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这已经到了公元前３３３年，正当楚国最强盛的时期。这一年，楚军讨伐齐国，在徐州大败齐军，楚国声威大振。隆隆的时代春雷震撼着伏虎山，也在召唤着屈原。伏虎山一年一度的橘树又开花了，屈原漫步山下，抬头仰望山坡，只见漫山遍野的小白花比往年更为繁茂、素洁，这就是南国的橘树，它一来到南国，便矢志不移地爱上了这片国土。他深切的恋国之情亦顿然而生：后皇嘉树，橘来服兮。 屈原传·14·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樂宜修，姱而不丑兮。天地间最美的橘树，习惯于南国的水土，天生不能移植，只肯生长在南方的楚园。绿叶映衬白花，繁荣茂盛令人心旷神怡，层层枝条长着尖尖的刺儿，树上挂满丰硕的果实。橘子皮色鲜亮、内瓤纯洁，就像一位志士仁人，气味芬芳、品德美好，她只给人以美的感受而不给人以丑的感觉。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射，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屈原传·15·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诗人赋予橘树以理想的人格而进行高度礼赞：赞叹你从小有志气，具有高洁、超群的品质。你坚定不移的本性是多么可贵可喜。扎根南国矢志不移，胸怀坦荡而没有私心杂念。你头脑清醒卓然独立于人间，挺拔坚强而不迎合世俗，也不随波逐流。你一直谨慎自守，从来没有过失。你秉持美德而摒弃私欲，这种崇高的品质将同天地一样长存不朽。我愿意同你生死与共，希望永远与你做朋友。你品德出众、风度优雅；你性格耿直、合于正道；你年岁虽少，但可以为人师表；你高尚的品行可与伯夷相比。我将以你为榜样永远向你学习。诗人歌咏橘树，是用拟人的手法将橘树理想化、人格化。诗中的橘树不只是一种植物，而是一个理想化的人，在这个理想化的形象中，集中了诗人心目中理想的品格、高尚的道德、坚定的意志和不变的节操。诗人着重强调了“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美德，这实际上是诗人爱国思想的真切体现。诗人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用爱国思想要求自己、培育自己，这正是他后来成为伟大爱国诗人的思想基础。 屈原传·16·从入仕到被疏大约在公元前３３２年（楚威王八年），屈原离开了养育他的家乡，带着父母的深切期待进入兰陵兰台宫，做了朝廷的文学侍臣。在兰台宫这个人才荟萃的文苑中，他进一步陶冶了文学情操，接触了各种新的学说，也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在这里他与楚太子熊槐结识，屈原广博的学问、超人的见识和峻洁的人格以及潇洒的仪表深深吸引了熊槐的注意，两人同出同入，共同探求强国之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私下约定，将来要同心协力振兴楚国、统一天下。公元前３２９年，楚威王病死，楚太子熊槐即位，是为怀王。怀王即位后即宣诏屈原入郢做三闾大夫。三闾即三姓聚居之地，也就是三户，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公族大夫，是教导贵族子弟的教官。那么屈原三闾大夫的职责是掌管屈、景、昭三姓贵族子弟的教育，担当着为楚国培养人才的重任。屈原上任后，忠于职守、不遗余力。他明白楚国是否兴盛的关键是人才，楚国能否修明法度、革除旧制也主要取决于有没有贤能之士来辅佐怀王。在《离骚》中，他用象征性的手法描写了他任职三闾大夫的情况，“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 屈原传·17·杂杜蘅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种植香草比喻培养人才。屈原在任三闾大夫的十年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诗人也期望他们以后能为祖国效力，能与民分忧，辅佐怀王去实现振兴楚国、统一天下的理想。此时的怀王正雄心勃勃，也想干一番大事业，要与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比个高低。由于屈原在三闾大夫任上的出色的工作成就和超人的见识，楚怀王大约于公元前３１８年（楚怀王十一年）任命屈原为左徒。据姜亮夫先生说左徒是春秋时期的莫敖，是参议国事的三巨头（即军事长官、行政长官和宗教长官），地位仅次于令尹。屈原上任后，深得怀王信任，在怀王的支持下力图刷新朝政、革除弊端。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包括“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及前王之踵武”和“国富强而法立”的目标。政治清明、君臣协作，使楚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气象。对于这段日子，在三十年后屈原沉江前的绝笔诗《惜往日》中还有真切的回忆：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屈原传·18·这是屈原深受怀王信用时国势强盛的真实写照。屈原在外交上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识，娴于辞令，明于治乱，应对诸侯”，作为一个外交家在各诸侯国之间也享有盛誉。他果断地改变楚国的亲秦的外交政策，而与东方的大国齐国结成巩固的联盟。这在当时形势下对楚国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秦国已成为七国中最强的国家，而楚国由于旧贵族势力极其顽固，改革的步伐极为缓慢。早些时候的吴起变法仅实行一年便告夭折，因此楚国迫切需要较为稳定的和平环境来改革内政，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然后富强起来，才有统一中国的可能。如果齐楚断交，就只会被强大的秦国各个击破，达到它灭掉六国的目的。而且秦与楚结盟是有着它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对楚国只是暂时利用和控制。据《韩非子·内储说》，秦王曾派出许多侏儒到楚国宫廷内部，与楚国贵族私相交结，刺探楚国机密，长期如此下去，楚国只会越来越陷入被动的局面进而被秦国吃掉。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得到令尹昭阳、大工尹昭睢及大将屈□的赞同。但大多数贵族却激烈反对。怀王的叔父很可能就是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和贵族保守派们纠集起来向怀王施加压力，急欲除去屈原。但怀王支持屈原的改革，他对反对派的意见置 屈原传·19·之不顾，甚至还镇压了一批激烈反对的顽固保守者，如怀王叔父就被打入了“冥室椟棺”之中。楚国的改革在怀王的支持下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屈原作为楚国重臣，代表楚国“东使于齐”，与齐国签定了联合抗秦的盟约。不久在魏相公孙衍的倡导下，由苏秦奔走联合楚、齐、魏、韩、赵结成合纵联盟攻打秦国，这就是历史著名的“五国伐秦”，以怀王为纵长，浩浩荡荡西出函谷关，虽并没有真正交战，五国无功而还，但已显示出东方合纵尤其是齐楚联盟的巨大威力，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屈原的改革步步深入，贵族派的反对者们也加紧活动，对触犯了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恨得咬牙切齿，伺机剪除屈原。一天屈原正在起草改革的具体措施，准备扩大改革，进一步选贤任能、斥逐佞臣，以推行其美政理想。上官大夫听说之后，便以拜访屈原为名想要探知这些改革条文的具体内容。他要求屈原给他看看草稿，屈原拒绝了，上官大夫便上来抢夺，屈原将竹简收在一边说：“还未经大王过目，其他人不能随便翻看。”上官大夫恼羞成怒，对屈原说：“屈左徒，你起草诏令我原也可与闻、有权过问，不要以为大王这几天瞧得起你，你就不正眼看人了。我跟你说句透亮的话吧，这官你要当就好好当，你要是总跟我们过不去，可怪不得我们给你穿小鞋。”屈原根本不 屈原传·20·怕他的威胁，说“悉听尊便”。上官大夫见威吓不起作用，便恨恨地说：“那好吧，屈左徒，咱走着瞧，看究竟谁高谁低。”便怏怏地走了。几天之后，上官大夫朝见怀王，谗毁屈原，说：“大王，楚国日见强盛，秦国不敢东侵，诸侯望风而伏，谁不知道这是因为大王英明。可屈左徒到处扬言‘楚之兴旺全靠我屈原出谋划策，每项法令都是我屈原一手制定的，朝中大臣连看也没有看过，大王也不过是过过目而已，楚国能有今日，是我屈原的功劳。’”怀王素来好大喜功、轻信易怒，听了这话，勃然大怒，当即传令，罢免屈原左徒之职，不许上朝参议政事。因为失去了怀王的支持，屈原的改革流产了。屈原对怀王的中道改志十分震惊，他知道肯定是自己的政治对手上官大夫等人在怀王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他很气愤，愤恨小人们壅塞君王而断送了楚国发展的大好时机。他曾多次请求怀王接见他，向怀王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白自己对国家的忠心，试图让怀王驱逐小人而继续改革朝政。但是怀王拒不接纳。在这段时间里,他作了《九章》中的一篇作品《惜诵》。“惜诵”解释颇多，我们同意游国恩先生的看法。他在《楚辞研究论文集》中说“惜诵就是喜欢谏诤的意思”。诗中极力表白自己对国家及君王的耿耿忠心：“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 屈原传·21·迷不知宠之门。”（我思念君王，是群臣中最忠于他的人，不顾自己贫贱的身份，竭力为他效劳。侍奉君王专心不贰，不知道哪里是取得宠幸的大门。）然而楚怀王只可思念而不能倚仗，上官大夫等卑鄙小人们左右楚怀王，已布下了蒙蔽君王的天罗地网：“□弋机而在上兮，□罗张而在下。设张辟以娱君兮，愿侧身而无所。”（带绳的短箭射向天空，捕鸟的罗网张设在地面。小人们设下种种陷阱坑害君王，我想效忠也没有了进身之路。）屈原与怀王的联系被隔断了。这次被免职的打击是比较沉重的，屈原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小人的真实嘴脸和楚国保守贵族的强大势力。他为自己没谨慎地把握好这次改革的机会而懊悔：“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我听说对君王尽忠会引起别人怨恨，过去我一直认为是偏激之言。毕竟要多次得病才能成为医生，我今天才知道的确如此。）诗人虽也想过“惩热羹而吹□”，但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志向。因此诗人在怀王终不接纳自己的进谏时，有离开楚都到他处躲避的打算。屈原被黜后不久，楚国就吃了秦国的大亏。公元前３１２年，秦惠王见反秦派的主要人物屈原下台了，大喜过望，从楚国捞取好处的机会来了，便立即派张仪到楚国活动。张仪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屈原传·22·他本是魏国人，熟悉各国情况，能言善辩。从公元前３２８年（秦惠王十年、楚怀王元年）起，他在秦国当丞相，他一贯主张以连横方式瓦解六国，使秦国称霸天下。入秦之前，他曾经到过楚国，受到过郑袖的贿赂，在怀王面前吹捧她的姿色，使楚怀王在即位后对她非常宠爱。张仪和楚国大臣靳尚也是老朋友，张仪到楚国之后，先给靳尚、令尹子椒等各送上一份厚礼，又通过他们送给郑袖许多珍贵的物品，把楚怀王周围的人全部买通，这时屈原因没有资格参议朝政，所以张仪的活动极为顺当。怀王本来对秦国没有好感，对张仪此次来楚的目的也很怀疑，但经不住朝臣靳尚、南后郑袖三番五次到他面前说张仪的好话，怀王这才接见了张仪。张仪对怀王说：“现在秦国与楚国，边境相接，是亲邻的关系。大王如果相信我的话，就把秦国太子送到楚国做人质，把楚国太子送到秦国做人质，并送秦女来伺侯你，再送一块地牌做食邑，使两国永远保持兄弟关系，不要再互相攻讨。”张仪从国力、与各诸侯国的关系、甚至地形等对比，指出楚国远不如秦国，如果秦国发兵攻楚，不到三个月就会灭掉楚国。他还对楚怀王说，如果楚与齐断绝盟交和约，他就奏请秦王将商於之地六百还给楚国（商於原来属于楚国，是楚国北部国防要地，在楚宣王当政期间，公元前３６９－公元前３４０年,被秦国的商鞅夺去）。 屈原传·23·这样一来，“楚既得到大片土地，又与秦国联盟,对齐国形成威胁，齐王不得不服从大王、为大王效力，对楚来说，真可谓一举三得”。昏愦贪婪的怀王信以为真，立即在朝廷上宣布，群臣齐声道贺。只有客卿陈轸进谏说：“秦国之所以看重大王，是因为大王有齐国的支持。现在秦国还没有还给我们土地而先与齐国绝交，这样楚国就孤立了，秦国又怎么会看重孤立无援的国家呢？你如果先让秦国割地然后与齐国绝交，秦国的诡计就不能得逞；而先与齐国绝交，再向秦国要地，秦国肯定不会割地，这是一个骗局，大王三思啊！”但怀王一心想要回商於六百里的土地，根本听不进陈轸的劝告，将楚国相印交给张仪并封为令尹，天天与张仪宴饮高会，同时派遣使者到齐国去与齐绝交，没等第一个绝交的使者返回，就又派出第二个使者。几个月后，怀王派一个将军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割地。一到咸阳，张仪就假装醉酒从车上摔下来，然后推说伤得太重，把将军扔在旅舍，不再露面了。又几个月过去了，割地的事迟迟没有兑现，怀王非常着急，便派人到秦国打听消息，听说是张仪怀疑楚与齐并没有真正绝交，就立即采取行动：派勇士宋遗到齐国去辱骂齐王。齐王对楚怀王这种无礼的做法十分气愤，他折断了符节（使者凭证），发誓说永远与楚国断绝联盟关系。张仪得知齐楚关系彻底破裂，便召见楚将 屈原传·24·军，拿出一张地图，指点着说：“你快来接受割地吧，从这儿到那儿，共有六里。”将军以为听错了，问他说：“怀王与你约定的是六百里，怎么这会儿成了六里。”张仪说：“我与怀王明明约定的是六里，根本没听说有什么六百里。”将军愤然回到楚国，回复怀王，怀王气得怔怔地说不出话来，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上了秦国的当，他恨透了张仪，大骂张仪不守信用。公元前３１２年，为报张仪的欺骗之仇，并夺回楚国的商於之地，楚怀王派大军攻打秦国，秦惠王早已做好准备，而楚国则是草率出兵，自然不是秦国的对手，两国军队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浙川县附近）。结果楚军大败，八万士兵捐躯，大将军屈□、副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楚国不但没有夺回商於之地，而且又失掉了汉中地（今湖北西北、陕西东南一带）,战败的消息传到郢都，举国上下都万分悲痛。楚怀王在郢都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隆重悼念在丹阳之战中死难的将士，在悼念活动中也同时祭祀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屈原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创作了英雄主义的赞歌《国殇》，同时也根据自己目睹楚人为抗拒秦国的军队而举行的歌舞娱神活动创作了《九歌》中的其他十篇。对丹阳之败，楚怀王非常不服气，不久又动员全国军队，派将率领进入武关，在蓝田（今陕西蓝田附 屈原传·25·近）与秦军大战。这时韩、魏两国因怨恨楚国单方面撕毁六国合纵盟约，又受秦国的挑唆，悄悄派兵从背后偷袭楚军，楚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而齐国痛恨楚国的背盟弃约，不肯出兵援救，楚军又败，狼狈地退回楚国。丹阳、蓝田两次大战失败，惨重的代价使怀王清醒了些，他后悔没有采纳屈原的建议，如果用屈原联齐抗秦的策略，决不会被张仪所骗，也不会有丹阳、蓝田之战的巨大损失。楚怀王考虑到要扭转这极其被动的局面，当务之急是要恢复与齐国的联盟关系，但两次派使者与齐绝交，又派勇士辱骂齐王于朝廷，绝之太甚，现在吃了大亏才想到与齐和好，齐国会同意吗？又能派谁去与齐和好呢？怀王又想到屈原曾多次出使齐国，在齐国也有极高的声誉，如派屈原前去，还有可能恢复同盟关系。于是怀王不顾朝臣的激烈反对，召见屈原。对屈原说：“寡人一时糊涂，听信张仪的欺骗之言，使楚国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看来我们只有和齐国联盟，才能确保国家。可我们上次绝齐太甚，还能与齐国再次订盟吗？”屈原虽遭免职、被疏的痛苦，对怀王的做法也很不满，但怀王既然悔悟，他也就没有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为了楚国整个国家的利益，屈原是赴汤蹈火再所不辞的。他说：“大王，臣多次出使齐国，与齐王也有交谊，和齐重任非我莫 屈原传·26·属，我愿出使齐国，说服齐王与楚订盟。”屈原以楚国使臣的身份到了齐国，齐威王并不因为齐楚关系破裂而怠慢他，齐王知道屈原为人正直、坦荡、守信用，是个有德君子，也非常欣赏屈原的才能。但一听屈原说此次来齐是要与齐重订盟约，就不高兴了。他对屈原说：“楚王绝齐太甚，使我们齐国难以忍受，况且怀王没有定见、朝夕变化，我们不敢再与楚国订盟了。”屈原将怀王被欺骗的事原原本本告诉齐王，并将怀王的歉意转达给齐王。说：“臣此次出使齐国，一为齐楚重订盟约；二代怀王致歉。齐楚联合，对齐楚两国都有好处。如齐楚不联合，互相攻打、彼此削弱，最终会使秦国坐享渔人之利。楚国与齐国可谓唇齿相依啊！”齐王点头称是，齐国虽然与秦国相距遥远，暂时还殃及不到齐国，但秦灭掉楚国，齐国还不是刀俎之肉吗？齐王接受了屈原的意见，与楚重新订立盟约，恢复了两国间友好同盟关系。秦国见齐楚结成联盟，无机可乘，便又生出新花样，派遣一个使者到楚国，要求楚国用黔中地与秦国武关以外的商於之地交换。怀王此时对张仪的仇恨没有削减，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大王，我不愿换地，如果你们把张仪送来,我把黔中地白送给秦国。”秦惠王想交出张仪，但顾及到张仪对秦国一直忠心耿耿，为秦国出了不少力，如今要用他换地，不好意 屈原传·27·思开口。张仪主动向秦王请求愿意到楚国去，并对秦惠王说：“秦国强大，楚国弱小，我是奉您的命令出使楚国，楚国惧怕秦国，不敢杀我。而且我与楚国朝臣靳尚私交很深，靳尚又是郑袖的宠信，到楚国后我多送些钱财给他们，他们定会为我周旋，我不会有生命危险。即使他们杀了我，以我区区张仪的生命能为秦国换回黔中地，我死而无憾！”张仪到楚国后，立即被怀王囚禁起来，并决意杀掉，靳尚已预先接受了张仪的贿赂，便为他周旋活动，他向怀王进谏说：“拘禁张仪，秦王必怒，秦楚大动干戈对楚国不利，而诸侯各国见楚国没有秦国的支持，必定轻视楚国，楚国的处境就极其危险了。”靳尚又向郑袖进言：“张仪是秦国的功臣，秦王派他来是要通过他说服楚王纳秦王爱女为王后。楚怀王必定喜欢秦女，也愿意与强秦结为联盟，这样秦女日益受宠，你的地位就不稳固了。”郑袖听信此言，极力向怀王撒娇使宠，劝怀王让张仪离开楚国。这时，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回来，听说怀王要放走张仪，立即进谏怀王：“您被张仪欺骗的奇耻大辱难道忘了不成？就是因为他耍弄手段才使齐楚绝交，以至有丹阳、蓝田大败啊！”楚怀王说：“答应张仪与秦和好，又能保住黔中地，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不听屈原的劝告,放走张仪而与秦和好。张仪回秦国后不久，秦惠王死了，武王即位，秦 屈原传·28·武王对张仪没有好感，张仪只得又回到魏国，公元前３１０年死于魏。张仪死后，使形势又有了变化，六国合纵又有了可能。这时齐威王死去，齐宣王即位。齐宣王想要当六国纵长，准备联合六国抵抗秦国，他不满意楚与秦友好的关系，写信给怀王，建议楚国与齐国和盟。怀王见信后，犹豫不决，不绝秦吧，恐怕得罪齐国，绝秦吧，又恐怕秦国来攻。于是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议论，群臣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听从齐国，有的主张还是保持与秦的友好。令尹昭睢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听齐，他说：“楚国虽然攻取了越国，但在与秦国的交战中屡屡割地丧兵，必须从秦国手中夺回失地，才能洗刷耻辱，在诸侯中树立威信，今之上策不如深交齐、韩，迫使秦国归还侵占的楚国的地牌。”怀王认为有理，便采纳昭睢的建议，绝秦合齐。屈原因谏杀张仪事得罪怀王，没有被允许参加廷议，只能通过昭睢等敦促怀王与齐、韩和好。秦武王在位只四年，公元前３０６年死去，由他的异母弟秦昭王接位，昭王的母亲是楚国人，他本人又是以异母弟的身份即位大统的，因此登基之初地位并不十分稳固，朝廷内部有内乱的危机。秦昭王为稳定地位，改变外交政策，联合楚国，派人送给怀王丰厚的礼品，又送秦女给怀王。怀王也想利用秦昭王母党的关系拉拢秦国，力图在秦国树立亲楚派，几番活 屈原传·29·动之后，使秦国的母党贵戚、楚国人向寿当上了秦国的丞相。在这种情况下，秦、楚两国于公元前３０４年（楚怀王二十五年），在黄棘（河南新野东北）正式订盟，秦国将上庸（治所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割地给楚国。屈原等竭力坚持的齐楚联盟又被毁掉了，楚又投入了秦的怀抱。 屈原传·30·祭祀之曲《九歌》《九歌》名称来源很古，它是夏代的乐章。相传是夏禹的儿子夏启从天上偷下来的。《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夏后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九歌”在屈原的作品中三次出现，一是在《离骚》中出现了两次，“奏九歌而舞韶兮”，“启九辩与九歌兮”。一是在《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之语。屈原的《九歌》是袭用古代旧名。前人多拘泥于“九”的数目，认为《九歌》是指九篇作品，以求符合“九”而作任意解释。实际上“九”在古代是代表多数。如《素问》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因此，《九歌》乃指多数乐章组成的乐曲。屈原的《九歌》共有十一篇，除《国殇》、《礼魂》之外，其他九篇都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礼魂》是乐曲的尾声,也就是《九歌》的乱辞。《国殇》是追悼阵亡将士的诗歌，内容上与其他篇章不同。其他各篇以祭歌的形式各写一神。如《东皇太一》写天神，《云中君》写云神，《湘君》与《湘夫人》写水神，《大司命》写主寿命之神，《少司命》写主子嗣之神，《东君》写太阳神。有人认为，《九歌》是“屈原对民间祭歌的加工 屈原传·31·和改造”，“可能是职业的巫祝们所编造，经过屈原在艺术上修饰、润色、加工而成的”。如王逸的《楚辞章句》、朱熹的《楚辞集注》均持此说。但我们认为，《九歌》应为屈原所作。屈原创作《九歌》与楚地风俗有关。楚国的民俗崇敬鬼神，喜欢祭祀，且在祭祀时必奏乐、唱歌、跳舞，并由巫觋装扮成鬼神的形象，表演一些鬼神的故事，以求得鬼神福佑。屈原利用民间祭歌的形式，吸取楚地民间的神话故事，创作了这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对于《九歌》的创作时间，王夫之认为是遭谗被疏在汉北时所作（《楚辞通释》），郭沫若认为是青年得意时的作品（见《屈原研究》），游国恩认为是楚怀王十七、八年所作（见《屈原》），聂石樵认为“从《九歌》的内容来看，所描写的方面很广，既有南方沆、湘，也有北方的黄河，又有西方的巫山，并且包括各种神话，要描写加工的素材这样广阔，必须经过一个搜集，整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因此它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但最后写定应在顷襄王时被放逐到江南以后。”（《屈原论稿》）我们基本上同意游国恩先生的说法。但我们将《九歌》的具体创作时间放在丹阳战败之后、蓝田之战以前。丹阳之战，楚国大败，楚军将士八万余人捐躯。楚王为此非常痛心，就在郢都举行大规模的祭奠活动，并祭祀鬼神、祈求 屈原传·32·神灵保佑楚国打败秦国。屈原此时虽被疏远，免去了左徒职位，但仍任三闾大夫，所以有资格参加了这些悼念活动和宗教仪式。他的《九歌》就是这些活动的记录，由于当时屈原仍被疏远，所以在《九歌》中仍流露出不得志的情怀。《东皇太一》是《九歌》的第一篇。《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都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可知“太一”即“上帝”的别称，为天下所共祀，并非楚国专祀之神。《文选·九歌》五臣注：“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东皇”又称“太一”，乃是名词的重叠，犹言“皇天上帝”。这首诗从祭祀开始写起，而后写怎样祭奠、怎样歌舞，一直写到收尾，把带有原始气息的一次郊祀过程生动地再现了出头。天神是自然万物的本源，是福善祸因的主宰，他的威力至大无边。从诗中来看，在祭祀时由男巫扮东皇太一，由女巫扮主祭者，女巫独唱独舞，或群巫合唱，祭祀者东皇太一并没有降临。这与其他各篇不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太一最贵，故作歌者但致其庄敬，而不敢存慕恋怨忆之心，盖颂体也。”祭者以布置肴馔之精，陈设之盛，歌舞之美，来表达敬神之心、娱神之意，表示对神的虔诚，并烘托神的圣 屈原传·33·洁。最后是群巫姣服偃蹇，曼舞缓歌，五音交会中一同歌唱，全诗贯穿着虔敬肃穆之情。《云中君》写祭祀云神。云中君即云中之神，名丰隆，又名屏翳。《离骚》有“吾令丰隆乘云兮”之语。云中君本为晋国所祀之神，后移植楚国。这首诗祭云神，云与雨密切相关，云神雨师有时名字也相同。《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云：“雨师，谓屏翳也。”祭云故含有求雨之意。诗中描写祭云神的场面和祭者的感受，以云彩表现神的品格，写神将降未降，有许多连蜷曲折；既降之后，一瞬间又□举远去。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此篇皆貌云之辞。”高清美丽的云神是自然界云的化身，洁白明丽，霞光灿烂，在天空中周流往返，无所不到。古人对于祭云，有祈雨的一面；也有赞美其美丽的一面。云神降临后不久就离开，来往急速。因此祭祀者们劳心忧思，惟恐祈祷不灵，得不到雨露滋养，所以依恋叹息。湘君、湘夫人是湘水之神，一般认为湘君与湘夫人是一对配偶神。湘是指古代湘水，即今之湘江。湘江发源于广西境内、流经湖南，注入洞庭湖。它是楚国南部最大的河流。湘江两岸风景秀丽，有许多美丽的神话，湘水的主宰者湘君、湘夫人就是这神话中最 屈原传·34·动人的一对神灵。湘君、湘夫人神话的出现源于原始人对山川自然的一种崇拜。原始人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想象神的生活，人间有夫妻，神灵也应当有配偶。这样就产生了湘水配偶神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人们又把它同舜与妃的传说合在一起，舜成了湘水男神的化身，娥皇、女英便成了湘水女神的化身，神的形象变得更为具体。据古籍记载，帝舜南巡，起初二妃并未相从，后来二妃追至洞庭，闻舜死于苍梧（今湖北宁远九嶷山），悲痛哀悼而死。当地人将他们葬于洞庭湖中的君山，立祠祭祀。舜葬苍梧，当地人也立祠祭祀。帝、妃死不同穴，两地立庙，一南一北，所以相思相恋。《湘君》写湘水女神恋湘君。诗一开头写湘夫人已等了很久，见湘君久不来赴约，心里就责备他为什么迟迟不来，肯定是因为什么原因耽搁在路上了。于是她穿戴整齐、打扮得时髦漂亮，驾起桂舟前去迎接他。她命令江水不起波浪，好让她的船平稳行驶。可辽阔的水面上还是不见湘君的的影子。她吹起排箫以排遣她强烈的思念之情。她想也许此时湘君正驾船飞驰而来，他从苍梧出发，顺湘水北上，中途转道向洞庭湖，他的船上装饰着各种香草，湘君站在船头向遥远的涔水北岸眺望，从洞庭湖北面渡过大江，开始显示他的灵异。然而这毕竟只是幻想，湘君并没有来， 屈原传·35·在极度痛苦之中，湘夫人伤心得流下泪来。相思至极便产生了疑心：桂棹兮兰枻，□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未，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她担心自己对湘君的苦思苦恋徒劳无益，就如同到水中去采薜荔，到树梢去采荷花一样劳而无功。湘君如不与自己同心，媒人白白忙碌，感情不深，就会轻易抛弃。不以忠诚相交长相怨恨，约好相会而不守信用，还欺骗我说不得空闲。失望至极，她将湘君赠给她的爱情信物玉佩抛入江中，表示永远断绝关系。但是这相思之情又无法割断，她徘徊江边、不忍离去，到芳草洲上采摘杜若，准备送给心爱的人。《湘夫人》是写湘君对湘夫人的思恋。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诗一开始就渲染了一种怅惘、悲凉的气氛。为爱 屈原传·36·情的波折定下了一个基调。帝尧之女湘夫人已降临在北洲，湘君极目远望，可不见她的踪影，心里十分愁闷，只见秋风吹拂，洞庭湖面掀起水波，树叶纷纷飘落。湘君担心自己对湘夫人的思念是枉费心机，向湘夫人求爱也会自寻烦恼，但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心中人。他想象湘夫人将他召去，两人共同建造美丽的居室：荷叶屋顶，荪草为墙；紫贝庭院，香椒满堂；薜荔做帘，蕙草编帐；群神云集，环绕四旁。然而这只是湘君的幻想，现实的情况是湘夫人根本没来。湘君认为是湘夫人抛弃了自己，就把对方赠给自己的佩囊抛向江心，但转念又想这只是自己的推测，自己思念着对方，对方肯定也在思念着自己。想到这里湘君便到沙洲上面拔取杜若，准备送给远方的恋人。《湘君》、《湘夫人》虽然各自成篇，但文章的结构相似，语气上互相呼应，合起来则浑然一体，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两人相约见面，互候不至，便由相互思恋爱慕转而互相猜疑、怨望，各把对方所赠信物，抛于水中以示决绝。然而真挚的情爱无法割断，于是又各自采摘香花准备赠送对方，乞盼再续情缘。这两首诗写得缠绵悱恻、低徊往复。虽没有正面写到湘君、湘夫人的形象，但通过对他们心理活动的细腻描绘，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有力地突现了他们高洁的情操、真挚的情感，充分展示了具有浓烈悲 屈原传·37·剧意味的生死离别的主题。《大司命》和《少司命》描写祭祀司命之神的活动。大司命和少司命本是两颗星宿，据说他们是主宰人们的寿命的。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引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辅天行化，诛恶护善也。”《庄子·至乐》篇云：“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司命乃是执掌寿夭之神，在楚地流传很广。大司命主管人类的生死，所以称为大；少司命专管儿童的命运，所以称为少。《大司命》祭祀开始，大司命神大开天门，乘云而降，女巫立即逾空桑相迎。然而，大司命瞬降即逝，要去请天帝到人间来，因为自己虽主人之寿命，不敢擅自作主。主祭女巫对他的离去无限怅惘，设法挽留，终无效验。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一种解脱办法：“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之可为？”人的寿命既然有一定的限数，那么，与神的聚散又有何关系呢？大司命神的出现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人们对生命问题的看法，人生无常，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而人的寿夭不齐，这个不可理解的问题，就是寿夭之神产生的原因。人们为了长寿延年，怀着虔诚的心情向大司命神祈求福寿。但寿命总要完结。因此本篇中大司命的形象严肃、神秘而又冷酷。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寿命问题上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 屈原传·38·人们祭祀大司命神，向他献上鲜花，表达敬慕之情，希望能感动他，这反映的是人们热爱生活、祈求长寿的强烈愿望。《少司命》祭少司命神，一般认为少司命是掌管儿童命运和保护儿童的神。也有人认为少司命是管恋爱的处女神（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少司命》似乎有一段美丽的神话传说为背景，但因年久失传，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已不得而知，所以对这首诗的理解也就不同。就诗的内容来看，应是由迎神女巫与男巫少司命对唱，少司命有可能是掌管儿童命运和保护儿童的神。洪光祖《楚辞补注》认为本篇中的“与女沐兮咸池，ﳚ女发兮阳之阿”是《河伯》篇中的两句。有现代学者认为连这两句之下的另外两句：“望美人兮未来，临风□兮浩歌”共四句都是因错简由《河伯》窜入本篇。从《少司命》前后文看，这四句显得突兀，而放在《河伯》中更为顺畅。祭少司命时，女巫感到少司命之神即将降临，试图告诉他人间自有好儿女，何必为他们的安康愁苦；当少司命降临时，见满堂美人齐舞，唯女巫与他眉目传情。少司命不言不语，一刹时即飞离而去。主祭女巫十分悲哀，从云际候望那已回归天界的少司命。他正乘坐着装饰华美的车子登上天空去除掉慧星，他右 屈原传·39·手握长剑，左臂抱儿童。尽心尽职，只有他最适宜做百姓之主。大司命总管人类的寿夭，是个严肃的神；少司命专管儿童的命运,是一个温柔的神。所以,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说：“《大司命》之辞肃，《少司命》之辞昵。”在内容上《大司命》描写人们为了祈求永寿延年，对掌管寿命之神表现出热切而虔诚的心情，而寿命之神却对之冷酷无情，使人们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愁思。《少司命》描写神在人们的祈求之下，时刻为人们的子嗣而愁苦，他严守自己的职责，“抚慧星”、“竦长剑”来保护儿童，取得人们对他的崇敬和赞扬。《河伯》描写祭祀河伯的活动。河伯是黄河神，黄河本不在楚境,黄河神也非楚国所祀之神。《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有疾，卜者劝他祭祀河神，他认为河神不是楚地神祗，拒绝祭祀，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楚国的疆域已扩展到黄河流域南侧，开始祭祀河神。楚怀王曾建沉马祠，每年用一匹白马沉入黄河以享河神，乞求河神保佑楚国能打败秦国。但黄河毕竟只是楚国的边缘，河伯也不是楚国土生土长的神，楚人虽在当时“淫祀”的风气下以抵抗秦国的直接目的祭祀河神，但对河神却没有更多的了解，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所以《河伯》中所写的也就只是河神恋爱的片断故事。 屈原传·40·《河伯》中河伯恋爱的对象是谁？也有不同的说法。游国恩先生《楚辞论文集·论九歌山川之神》中认为与当时民间为河伯娶妇的迷信风俗有关，说河伯恋爱的女性就是为防止黄河泛滥而投到河里的民间少女。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赞同。郭沫若《屈原赋今译》认为本篇是“男性的河神与女性的洛神讲恋爱”。联系先秦各种典籍中片断的记载来看，大概是这样一段神话：宓羲氏之女溺死在洛水中成为洛水神，做了河伯的妻子，称为“洛嫔”，又称“宓妃”。《离骚》中说她是一位美丽而放荡的女神：“夕归次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与后羿有暧昧的关系。后来后羿射河伯而娶洛嫔。《河伯》这首诗中只取河伯与洛嫔恋爱的片断，叙述的是一个美丽的相思相恋的爱情故事。《河伯》开始写河伯与洛嫔约会，与她在自己的领地黄河游览、嬉戏，然后他们来到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登高四望，心旷神怡。虽然太阳快下山了，但他们还不愿归去。他们又回到黄河，在小洲上追逐游乐。然而这愉快的时光不能长久，洛嫔该回到她的居住地去了，河伯将她送到南浦，握手言别。孤独的河伯只有层层波涛和群群鱼儿相伴，忍受着“生别离”的痛苦。《山鬼》写的是山中女神的恋爱故事。清代顾天 屈原传·41·成认为诗中的女神就是传说中顷襄王游云梦时遇见的巫山神女瑶姬。郭沫若进一步证实此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於古音读做“巫”，是同音假借。山鬼即宋玉《高唐赋》中所写的巫山神女。因为文献不足，只能略备一说。《山鬼》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多情女子追求爱情时的一往情深和遭遇挫折后的苦恼，形象真实感人，尤其是对山鬼心里活动的刻画，细腻深婉，极为成功。山鬼精心地打扮自己，以薜荔为衣、女萝为带，她两目含情，喜笑盈盈，体态窈窕，充满了自信，相信恋人会喜欢自己的打扮。她以山兽为驾、山木为车急急忙忙前来赴约，并采了一把野花准备送给自己的心上人。她来到约会的地点，却没看见恋人，于是她登上山顶，居高远望，急切盼望恋人到来。联想到自己韶华将逝，决心以后要十分珍惜这段姻缘。山鬼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开始猜想是不是对方把自己忘掉了，不由地产生出一种怨恨的情绪，但又想到恋人是非常喜欢自己的，可能是没有时间前来约会吧。她在自我安慰中苦苦等待，结果恋人还是没有来，她对恋人是否真心爱她产生了怀疑。女神的真心相思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她陷入了极度哀伤的忧愤之中。《山鬼》抒写女神从兴冲冲地赴约到久等恋人不 屈原传·42·来的失望过程的感情活动，缠绵曲折，真切感人，诗中穿插的环境描写，也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这位多情女神的寂寞与凄凉。《东君》歌颂的是太阳神，太阳神即日神，在古代称“朱明”、“耀灵”。因日出东方，祭祀日神的活动又在东门之外举行，故称东君。太阳神是人世间光明的象征，它每天都降临人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人们对日神的祭祀就更为热烈。太阳神雄伟壮丽，每天从东方启程：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輈兮乘雷，载云旗兮逶迤。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日神的出现，宛如自然界中的东方日出：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黑夜慢慢退去，大地一片光明，这壮丽热闹的场面，连旁观者都为之神往而忘记回家。在隆重热闹的祭祀典礼中，太阳神并不降临人间，他在高空中俯瞰人间，表示愉悦之意后就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从东到西不停地运行着，放射出光和热，造福于人类。不仅如此，太阳神还是一位人世间的英雄，具有 屈原传·43·除暴安良的正义感，他“举长矢兮射天狼”（天狼星是传说中主掠夺的恶星），以其巨大的威力，帮助人民除去灾异。太阳神被赋予射箭的本能，与他的原型——太阳有关，正如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中所说的，“把太阳神想象为一个善射者，或者想象他的武器是弓箭，也是常有的事；因为太阳的光线射来便容易使原始人起了弓箭的想象。”《东君》在对太阳神的颂扬中，也渗透了诗人对光明、正义以及英雄性格的礼赞之情。《国殇》是追悼为国捐躯将士的挽歌。国殇是指为国作战而死的人。本篇祭祀的对象是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３１２年）丹阳大战时阵亡的八万死难将士。全诗十八句，分两大部分，前十句直赋其事，把古战场描绘得非常具体：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屈原传·44·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战士们手握吴戈、身穿犀甲，两军战车撞在一起，只好用短刀相拼。战旗遮蔽了太阳，敌人如黑云般涌来，敌箭射来急如雨下，但战士们仍奋力冲杀。阵地已被冲垮，行列也被践踏。战车左马倒地死去，右马也受了重伤，好像车轮被埋住，又好像绊住了四匹马。将军挥动鼓槌，用力敲击进军的战鼓。天昏地暗仿佛星辰坠落、鬼神发怒。战士们全部阵亡，尸体抛在战场。诗人从白热化的战斗开始写起，先写两军对峙，楚军战士奋勇杀敌，士气十足。但终因寡不敌众，渐渐处于劣势，在这种形势下，战士们仍不后退，将军还在击鼓进军。直杀得昏天黑地，楚军战士全部战死，将军被俘。战斗结束了，楚军失败了。诗人描写的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不低沉、哀婉，突出表现了楚军战士为保卫家国誓死如归的高大形象。后八句是对楚军将士献身祖国的英雄主义精神的礼赞：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 屈原传·45·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楚军战士奔赴沙场、义无反顾，如今血染边疆却无法回乡。他们依然佩带着宝剑、手握着秦弓，首身虽然分离，但心里仍不屈服。他们确实英勇善战，刚强不屈，不可侵犯。肉体虽死，浩气长存，英魂不灭，犹为鬼雄。诗人从楚军将士“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雄心壮志和至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等几个方面热情歌颂勇武刚强、为国捐躯的英雄，树立了爱国者的英雄群像。慷慨激昂，鼓舞人心。这首诗篇幅不大，内涵十分丰富，风格质朴刚健，句式整齐凝炼，与《九歌》其他各篇婉转缠绵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礼魂》一章，王夫之在《楚辞通释》说：“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颂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它不是独立的祭祀歌曲，只有五句二十七字，写祭祀的收束场面： 屈原传·46·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祭礼完成，鼓声齐作。众女手持鲜花，相互传递，轮番起舞，歌声婉转悠扬。热烈的场面如在目前。春兰、秋菊寓意美好的生活，这是祈求神灵永远保佑人们生活美好。总的看来，《九歌》是一组祭诗，也是一组优美的抒情诗。屈原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素材，保存了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同时也渗透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爱好。 屈原传·47·避地汉北作《天问》秦楚订盟使屈原等人的联齐抗秦政策受到严重打击，在这个订盟的过程中，屈原肯定竭力反对过，但怀王认定此次结盟是以昭王母亲和任秦国丞相的向寿做后盾，对楚国有益无害。因此对屈原的反对根本不顾。屈原知道秦国是因为暂时有内乱危机，所以联合楚国以自保，等秦昭王羽翼丰满、内乱平息，还会反过来坑害楚国。但楚国君臣上下没有一个人听信屈原的分析和建议。此后屈原离开郢都，在汉北度过了五六年时间，屈原到汉北是被流放去的还是自己流浪去的,是屈原研究中的一大公案,有些学者根据《史记·屈原列传》中有“虽放流，□顾楚国，系心怀王”这段话，认为屈原在楚怀王时曾将屈原放逐到汉北；有些学者认为是“放浪”（郭沫若《屈原研究》）。我们认为屈原此次到汉北只是放浪即自己流浪去的，仍可回到朝廷，有要事还可以面见君王陈述己见。屈原在汉北一带徘徊，苦心等待着怀王的觉悟，到汉北后不久，屈原作了《抽思》，抽，通“紬”，理出头绪的意思。抽思就是缕述思绪，通俗点儿说就是抒情的意思。诗人到汉北后，内心非常复杂、痛苦：心郁郁之忧思兮， 屈原传·48·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内心的忧思郁结回转，独自长叹更增伤感。解不开的愁思越缠越乱，沉沉的黑夜又如此漫漫。屈原一想到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败，一想到对自己的无端排斥，禁不住愤怒至极，甚至有过离开楚国的念头：“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有时候我真想远走他乡，看到人民的苦难又压下了这个想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屈原不忍心离开楚国。他回顾了自受怀王重用，图谋改革但终因怀王信用谗佞而疏远自己的过程：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诗人以男女婚约比喻君臣结合：过去你曾诚恳地告诉我，说要以黄昏作为我俩的婚期。谁知你半路上反悔，反而又有了别的打算。诗人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向楚怀王表白衷肠，但怀王装聋作哑听也不听，他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喜 屈原传·49·欢忠言直谏，是希望君王的美德能发扬光大。诗人虽然流浪汉北，但也是迫不得已。对国君、对故国始终充满着眷恋之情。屈原在汉北的生活是极其孤独的，甚至常有流落异乡的感觉，他举目无亲，独往独来，也没有人能够将自己的衷肠上达君王，自己想表白苦衷又没人来听。他几乎天天远望南山，思念故国而泪水横流，但一想到楚国的现实，又低头对着河水叹息哀伤。初夏之夜已经很短，但屈原却夜夜不寐、度日如年。即便有时睡着了，回郢都的梦一个接着一个，尽管郢都的回路那么遥远，可痴情的梦魂一夜之间就回去九次。《抽思》所写的内容与《离骚》的前半部分大体相同，但与《离骚》相比又有不同之处：①《抽思》批评怀王不能明辨是非、反复无常。《离骚》对怀王是全面批评。诗人列举大量历史事实借古讽今，指出荒淫的君主没有一个有好下场。②《抽思》中所谈的一些事比起《离骚》所言更迫近、更有所实指。如“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指的是张仪诈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怀王被骗的事实。大概在作完《抽思》后不久，屈原又完成了《思美人》的创作。美人，喻指楚怀王，“思美人”即是追述往事、思念楚怀王的意思。《思美人》所表现的 屈原传·50·眷眷恋国、恋君之情与《抽思》同调。本篇有“开春发岁”之语，当作于流浪汉北的某年正月。诗人重申他思念君王、不能自达的哀怨和他不肯从俗变节的志向。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凭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想从俗变、改变本心、委曲意志，内心里又感到惭愧，不愿这样做。因此多年来遭难受罪，心中的忧愤无法消除。宁可隐忍痛苦直到老死，哪能去做哪些变节从俗之事呢？诗人内心里存在着坚持修洁与降身辱志两种不同思想之间的矛盾，要么降身辱志，攀援群小；要么坚持修洁，依从前贤。斗争的结果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且追求到底：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 屈原传·51·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末暮也。还是要坚持自己以前的政治理想，这种态度决不改变。命运使我处在这幽暗、僻远之地而使我身心交瘁。我愿趁自己还年轻的时候有所作为。屈原流浪、徘徊汉北期间最重要的作品是《天问》。《天问》是屈原的作品，汉代学者确信无疑，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汉代其他学者如刘向、扬雄、王逸等也无异词。但因《天问》形式奇特、文字深奥，加上流传过程中有错简和异文，因而也有人认为不是屈原的作品。自宋代罗□提疑问之后，清人王邦采以及近世学者纷纷追随，从不同角度证实《天问》非屈原所作。如胡适《读楚辞》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以断定为后人杂凑起来的”。此外，著名学者郑振铎、谭戒甫等也认为《天问》的作者不是屈原。但因为这些否定论者持论根据不足，且多臆测之词，所以不被学术界所接受。学者们绝大多数认为《天问》系屈原所作。关于《天问》的写作年代也有不同的说法，汉代王逸认为是放逐于江南时所作，即为顷襄王时的作品；唐代柳宗元《天对》认为作于楚怀王朝。近现代的学 屈原传·52·者们也有不同意见，游国思《楚辞概论》认为是屈原遭谗被疏时所作；陈子展《天问题解》认为作于放逐汉北之时,约怀王二十五年左右；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作于顷襄王七年；陆侃如《屈原评传》则说《天问》是屈原流放江南时，用六年时间写成的，写定之时已到沉江前夕，“《天问》可能是绝笔，不久便自沉了”。由于本篇并没有具体写到屈原的经历，更没有有关的时间线索，确定它的写作时间较为困难，但也并非完全无线索可寻。王逸《楚辞章句》的题解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我们不同意王逸放逐江南时作《天问》的说法，也不能相信其墙壁能盛下１５５３字、３８３行的一篇长诗。但是屈原受壁画启发然后多方联想撰成此诗是极有可能的。屈原放浪汉北时到过汉水上的宜都，宜都就是楚昭王的鄀都。宜都还保存着宏伟的楚先王庙和公卿祠堂，里面的墙壁上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图画。这种壁画到西汉初期还是相当发达的。如汉西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曾做过详细的描绘：“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屈原传·53·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壁画的内容则从天地开辟到忠臣孝子、烈士贞女无所不包。这些壁画肯定有许多是汉代以前就存在的。另外，从本篇抒发的情感来看，虽然充满愤懑和愁思，但没有绝望，篇末有“悟过改更，我又何言”，是盼望楚怀王能够痛改前非、重新振作起来。因此我们断定《天问》是流浪汉北时的作品。本篇的题旨，自王逸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王逸《楚辞章句》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就是说“天问”就是“问天”的意思。唐柳宗元《天对》认为是借天而问。清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是屈原替天发问，问的对象是那些平庸君王、谗佞之臣。清李陈玉《楚辞笺注》认为是在天的面前的疑问，天即上帝。清戴震《屈原赋注》认为：“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以问之。”意思是说天地之间凡是常情不能理解的问题都在所问之列。“天”字在这里差不多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世界，包括一切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屈原一生遭遇不幸，他一心为国，反而被谗受谤，王道直行，竭忠尽智，反而被排挤打击，他怀疑“天道”是否公平。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 屈原传·54·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概括了屈原创作《天问》的动机。由此看来，戴震的说法更切题意。《天问》虽涉及神话传说、怪物行事和历史人事等极为广博的内容，但其主旨仍可以归结为探求国家废兴存亡的根本道路。有道则兴，无道而亡，穷兵黩武，拒不纳谏，沉溺淫乐，斥逐贤臣，任用奸佞，是国家败亡的根本。这种思想与司马迁“反天道、重人事”的观点正相一致，因为在这一点上的共鸣，司马迁才“悲其志”。《天问》大体上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到“羿焉彃日，乌焉解羽”，问天地的形成，是关于大自然的传说；第二部分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到“易之以百两，卒无禄”，问人事兴衰，是关于社会历史的传说；第三部分自“薄暮雷电，归何忧”到“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就楚国历史和时事发问。痛悼楚王弃贤、信谗、多忌，希望楚王改过自新。全篇条理清楚，先问天地形成，次问人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顺理成章。《天问》共１７２问，开头用一个“曰”字领起，对事用“何”、“胡”，对地用“安”、“焉”，对人用“谁”进行诘问和责难。诗人首先抨击了迷信的宇宙 屈原传·55·观：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所何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诗人对宇宙混沌开辟、天体、地形构造、日月星辰的运行等传统见解，表示怀疑：远古开始的情况， 屈原传·56·是谁把它传说下来的，天地还没有形成，根据什么来考察？白天黑夜未分、一片朦胧晦暗，谁能把它弄清楚？宇宙间充满混沌之气，这种无形之像，凭什么来辨认它？阴阳参合、化育万物，可是阴阳的本源是什么，它们为什么会变化。天有九重，是谁营造、又是谁计算的？这工程多么巨大，最初设计它的又是何人？斗柄和维星是怎样系结的？天极又支撑在哪里？八柱是怎样支撑着天，东南的地势为什么偏低？天体的九野之间，是怎样衔接相连？天域广大，隅隈众多，谁能知道它们的数目呢？天在什么地方与地相合？十二辰又如何划分？日月系在哪里，星星又陈列在何处？太阳从汤谷升起，晚上住在蒙汜，从天亮到天黑，它到底走了多少路？月亮有什么神术，为什么总是死而复生？顾菟在月亮的肚子里，它对月亮有什么好处？诗人对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盖天说”提出了责难。“盖天说”主张天是圆的，像一把张开的伞，地像方形的棋盘，天斜罩在地上，以北极星（北辰）为轴心旋转。四周有八根柱子支撑。屈原怀疑“盖天说”，既有他对现实社会忧愤的情感因素，也表现了他探索真理的精神。１９５３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与波兰创造“天体运行”学说的科学家哥白尼并列。当然屈原在科学上的成就远不如哥白尼，他被推为世界名人也不是因为 屈原传·57·他天文学的成就。但是“屈原在他所生长的时代里，他的敢于怀疑传统学说而企求真理的精神，在古代可算是首举义旗的。《天问》这篇大诗，早在公元前３世纪末已经打下了哥白尼思想的基石。恩格斯曾经把哥白尼看作是把科学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战士。而我们伟大诗人屈原，则可以说是“冲破原始误解的黑夜中的举火者”（胡小石《屈原与古神话》）。在第一部分中，诗人还对昼、夜、晦、明、山、川、州、谷等都发出疑问，对洪水传说，对女神“女岐无合”而“感生”的离奇说法，对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对昆仑、悬圃、石林、黑水的传闻等也都怀疑。从屈原的怀疑和否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进步的宇宙观。第二部分所问的是古代史实，从人类始祖到治水的鲧、禹；从后羿的英雄事迹到夏、商、周三代的兴衰成败，几乎都一一做了质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饱？启代益作后，卒然离□。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 屈原传·58·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禹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治水的功业，下去视察天下，怎么会与涂山氏之女在台桑通婚？禹怜爱涂山氏女而和她婚配，使自身后继有人；为什么他与别人的兴趣不同，而不贪图一朝的欢乐就离开了她。夏启想取代伯益，终于遭到囚禁的忧患。为什么启当初落难，又能够从监狱中逃离？禹和益都以恭敬、谨慎为依归，他们本身都没有什么恶德？为什么伯益失败，而禹却繁盛昌隆。启屡次送美女给天帝，得到了天乐《九歌》、《九辩》，为什么偏爱儿子却杀害了他母亲，使她身体裂开而委弃于地呢？天帝派夷羿下来，是为了革除夏民的忧患，他为什么射瞎了河伯的眼睛，又娶洛嫔为妻？羿用装饰着贝壳的大弓，射杀了大野猪，为什么他把最肥美的祭肉恭恭敬敬地献上去，天帝还不领 屈原传·59·情赏光？寒浞娶了纯狐氏女，就与后羿这个迷惑人的老婆一道来谋害羿。羿有射穿七层皮革的力量，寒浞与纯狐女又怎么能够合伙吞并他？这里涉及的四个主要人物是禹、羿、益、启。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禹与羿是两位伟大的人物。上帝赐给禹息壤，赐给羿彤弓、素□。禹重建了大地，羿射下九日，他们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但两个人的遭遇却有天壤之别。虽然他们的个人品德也相似，后羿强娶了河伯之妻洛嫔，禹则与涂山女相通，但两人所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禹的儿孙繁衍昌隆，而羿却被人吞灭。诗人不仅对传说非常怀疑，而且对天帝是否公平，也持怀疑态度。益是受天命到人间辅佐大禹的，可却被人间的启略施小技——送给天帝美女而取代了。由此也可看出天命很不可靠。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士何逆，而抑沈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屈原传·60·天命是反复无常的，它到底惩罚什么？保佑什么？齐桓公曾经九次召集诸侯会盟，可是到头来还是被困身死！殷纣王这个独夫，是谁使他昏乱迷惑的？纣王什么憎恶忠直辅佐之臣，而信用谗谀小人？比士有什不顺从纣王的事情，而遭到压制沉没？雷开如何逢迎拍马，而被殷纣王赐金封爵？为什么圣人的品德相同，而最终他们的表现方式却不一样：梅伯被剁成了肉酱，箕子却装疯卖傻？这一连串的问题在诗人的心目中早就有明确的答案了：“后辛（指纣王）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殷纣王残害忠良、滥杀无辜，使殷朝的天下不能长久。哪一个不正义的人能够任用，哪一件不善的事能够施行于天下呢？诗人之所以这样问，乃是由于对黑暗现实的愤激：时世浑浊，统治者进谗弃贤、是非不分，赏罚不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涨，贤士无名。诗人借历史影射现实，表现了诗人尖锐的批判精神和进步的历史观、政治观。《天问》的最后一部分归结到楚国的社会现实：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 屈原传·61·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爱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楚国好似处在风雨如晦的时刻，结局令人担忧！它的威严既不能保持，祈求上天又有什么用？我身居草莽、隐伏山洞，对国事还有什么可说？楚国动辄兴兵打仗，国势衰微，国运哪能长久？昔年吴王阖庐和楚国相争，攻入郢都，战胜了我们；假如君王能够悔悟，吸取教训，进行改革，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斗伯比环闾穿社，越过小山，和郧女私通，怎么会生出一个有令尹才能的子文？我来说说堵敖（即楚文王子熊□）统治不长的事，为什么他的弟弟熊恽将他杀死，自己继任王位，他的忠名反而更加昭著？诗人对楚国的政治形势极其担忧，深怕楚怀王荒淫误国，重蹈楚昭王时被吴攻破郢都的故辙，所以急切期望怀王觉悟、改过自新、刷新朝政，扭转楚国在割据战争中被动的局面。《天问》保存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屈原的精神。郭沫若《屈原赋今 屈原传·62·译》中说：“通过这篇，可以看出屈原思想的博大和它的性质。屈原毫无疑问是一位唯物的理智主义者，现实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代表他所处的时代的进步一面。”《天问》中渗透着诗人的政治见解，也反映了他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态度，是极富于现实性的奇文。《天问》在艺术上的特点极其显明，它通篇用问句组成，全诗共１７２问。虽全是问句，但基本是有问无答，实际上是诗人借用问句的形式抒发自己内心愤懑的情感，用的都是反问句。并且《天问》基本以四字为一行但杂以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四行为一小节。由于《天问》有错简、也可能有散佚，节、韵已不能完全划一，但总的来看还是极有规律的。正如郭沫若《屈原研究》所说：“《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以那种主于以四字为句、四句为节的板滞的格调，而问得参差历落，奇矫活突，毫无板滞的神气，简直可以惊为神工。”《天问》已经完全摆脱了《诗经》四字句的束缚而创制了新的体式，从艺术形式上说是对《诗经》的突破性发展。 屈原传·63·谏武关之会公元前３０３年，屈原此时仍在汉北流浪。齐、魏、韩三国因楚国破坏合纵联盟、与秦和好，共同兴兵伐楚。怀王赶忙将太子熊横送到秦国当人质，以求得秦国的救援，秦昭王发兵救楚，三国见秦楚联合，知道抵抗不住,便退回军马。但第二年(公元前３０２年,怀王二十七年)为质于秦的楚太子与秦国大夫私斗太子杀死秦大夫，逃回楚国，秦楚盟约破裂。公元前３０１年，秦国联合齐、韩、魏三国一起攻楚，楚将唐昧被杀，重丘失守。公元前３００年(怀王二十九年)，秦军又大举进攻楚国，楚军大败,二万士卒遇难，大将景缺殉职，新城失守。楚国局势再度陷入危机。这时楚怀王也害怕起来，考虑到只有与齐再度联合，才可阻止秦国攻楚。于是派人将正避地汉北的屈原召回郢都，让他带着太子横作人质到齐国恢复邦交。但此时齐宣王已死，齐□王当政，在屈原多方面的努力下，齐□王勉强答应重订盟交，但不愿在军事上提供有力的援助。秦昭王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明白，于公元前２９９年给云集楚国西北边境的军队下令，向楚国发动进攻，夺取楚国八城，之后秦昭王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对楚国采取怀柔政策，进行政治攻势，与楚和 屈原传·64·好。秦昭王娶楚国王室女儿为后，熊横娶秦国女儿为妻。郑袖的儿子子兰也娶了一个秦国女儿，在这种情况下秦昭王派人给怀王送来了一封通牒性的书信，信中说：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凌杀寡人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盛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攘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史记·楚世家》)楚怀王接到信后十分为难，如到武关赴会，惟恐秦国再次耍弄手段欺骗他；如不去，秦国定然再发兵攻楚，楚国将有灭国的危险。屈原不顾自己地位微贱，强行进谏楚怀王：“秦国是虎狼之国，秦昭王凶狠狡诈，武关之会肯定是个骗局，千万不要相信，不能去。”但怀王的小儿子子兰是个亲秦派，力劝怀王入秦赴约：“父王，以前秦楚交兵，罪在张仪。张仪死后，两国在黄棘盟约，永结兄弟之好，而且两国联姻，世为婚姻之国。虽黄棘盟约后又闹了些误会，我看也主要是楚国的责任，何况屈大夫联齐抗秦，使秦国受到危胁，秦国怎能不反抗呢？如今屈大夫还要危言耸听、固执己见，父王拿定主意，千万不能听信他的话。现在是 屈原传·65·秦国最为强大，如果楚国能与秦国结为联盟，其他诸侯国不敢入侵，可保楚国江山稳固；如您不去，则秦国大军进犯楚国,后果不堪设想，万请父王三思啊！”怀王反复考虑，终于惧怕秦王兴师问罪,不顾屈原等人的反对，决定赴武关相会。临行那天，令尹昭睢和屈原又进行劝谏。屈原说：“大王，为了楚国的前途和命运，您千万不能赴约，此行若有差错，将危及社稷安危。”怀王虽又有些犹豫，经不住子兰等在旁边再三催促。终于还是挥挥手，让扈从们起驾，朝着武关而去了。一进武关，秦昭王就命令伏兵封住关门，胁迫怀王到秦都咸阳，要楚怀王割让黔中郡。楚怀王无可奈何，要求先订立盟约然后割地，但秦昭王坚持先割地而后订盟。怀王这时才彻底明白自己又上了秦国的当，他十分气愤，说：“秦国愿与楚国盟约友好，我楚国诚心诚意希望两国永不交兵，故此不远千里而来，没想到秦王又耍花招欺骗我们，这哪里是要结盟，分明是坑害楚国，我悔不听屈大夫之言，以致又上了你们的当。你们欺骗我又强迫我割地，我死也不答应”。秦国要挟割地的目的达不到，就将怀王扣留在秦国，想以此造成楚国内乱，再寻找机会攻打楚国。楚国为了摆脱困境，对付秦国，打算令立新君，郑袖想让他小儿子子兰当楚王，让上官大夫等人到处 屈原传·66·活动,散布什么“要立怀王在楚国境内的儿子为王”。当时太子熊横还在齐国做人质，没在楚国。令尹昭睢等坚决反对，认为熊横早年已确立为太子，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如今废长立幼，必定造成人心不稳、国家内乱。因昭睢身为令尹，他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话也言之成理。因此郑袖、上官大夫等虽竭力反对也无可奈何。昭睢亲自到了齐国，和齐国进行了谈判，终于将太子熊横迎回楚国，立为楚王，是为顷襄王。顷襄王是个花花公子，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比他的父亲怀王还要平庸无能。他上台后更是贤愚不分、忠奸不辨。听信子兰、上官大夫等人的谗言，免了非常具有治国才能的令尹昭睢，而让他的弟弟、卑鄙无耻的小人子兰继任。兄弟两个：一个昏君、一个佞臣，把持朝政，楚国政治更加黑暗。正直的屈原更无出头之日了。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在改革朝政与亲齐抗秦的政策上反复变化，再加上小人的嫉贤妒能，已使楚国日益走向衰落，而如今怀王又被秦国骗去软禁在咸阳，顷襄王和令尹子兰不仅平庸无能，而且专横跋扈。屈原感叹原本强盛的楚国如今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悲愤不已，“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列传》)。在这个时期，屈原创作了他 屈原传·67·的代表作、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这时(顷襄王二年)被软禁在秦国的怀王从秦国逃了出来，可是很快被秦国发觉，立即派兵封锁了回楚的必经之路。怀王从小道跑到赵国，求其收纳，但赵国害怕秦国兴兵问罪，不敢答应。怀王想再转到魏国，但不幸的是秦国的追兵赶到了。怀王又被逮捕，带回秦国，怀王忧惧成疾，第二年死在秦国。秦国在诸侯各国的指责声中将怀王灵柩归还给楚国，在楚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广大民众对怀王当政时的所作所为不满，但他被骗入秦以后，毕竟拒绝了秦国割地的要挟，表现了楚民族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他在秦国忍辱而死，激起了人们对他的同情和哀思，也唤起了他们对楚国命运的担忧，并燃起了人们强烈的复仇火焰。因此人们对怀王之死，“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人们在哀伤、痛悼怀王之死的同时,自然怨恨硬劝怀王入秦盟约的子兰等人，纷纷指责子兰用心不良，误国害民，同时对极力拦阻怀王入秦的屈原、昭睢等备加称赞，纷纷称赞他们忠肝义胆、有政治远见，为他们被疏、被黜鸣不平，也期待着新上任的顷襄王明察是非，重用屈原，励精图志，振兴楚国。顷襄王虽迫于公愤，也由于父仇，断绝了与秦国的关系，但他并没有发愤图强，报仇雪耻；而更加忠奸不分、是非不明，根本不打算任用忠诚正直的屈原。子兰遭到 屈原传·68·国人反对，而屈原却深受民众爱戴，这本身就使子兰十分嫉恨。屈原又当众指责他的所作所为，他甚至怀疑广大民众怨恨、指责他是屈原鼓动的结果，因此非常讨厌屈原。他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竭力诋毁屈原。顷襄王听信谗言，免去屈原三闾大夫的职位，将他驱逐出郢都，流放到江南湘西一带寂寥的荒野。 屈原传·69·忧愁幽思作《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全篇共３７０句、２４７７字(宋洪光祖认为“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两句乃为后人所增，没有计算在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长的一篇政治抒情诗，也是世界文学中辉映千古的杰作。《离骚》篇名的解释很多。最早的解释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的话：“离骚者,犹离忧也。”但这话说得比较含糊，很容易让人将“离”与“骚”分开来理解，如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这是将“离”训为“罹”，“罹”就是遭受的意思，“离忧”便成了“遭受忧愁”。而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直接地将“离”解释成离别，“离骚”也就是“别愁”。今人游国思先生认为《离骚》这一名称具有双重含义。从音乐方面说是当时楚国的一种曲名，从古音韵学的角度考察，“离骚”就是“劳商”,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从意义方面来说，“离骚”二字又有牢骚不平的意思。牢愁、牢骚与离骚，古并以双声叠韵通转。以上三种说法中，我们认为游国恩先生的说法是 屈原传·70·比较妥当的。屈原的作品与民间文学有不解之缘，“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恩《翼骚序》)，那么作品的名称用民间歌曲的问题，自然是极有可能的。如《九歌》就是如此。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旧说多以为作于怀王朝屈原被疏(或被放)以后，但未说明具体时间。洪光祖《楚辞补注》定为怀王十六年左右。近现代学者们根据《史记·屈原列传》等资料，又提出了种种解释：陆侃如《屈原评传》以为作于怀王十三四年遭谗去职之后。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始作于怀王十六年，成于顷襄王初年。游国恩《楚辞概论》推为顷襄王三年或三年后。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即自沉之年。我们认为《离骚》应作于怀王三十年前后。理由是：一、这一年屈原五十五岁，与作品中反复申述的“老冉冉其将至”、“及余饰之方壮”将老而未老的年纪相符。二、从《离骚》抒发的忧愤的深广和创作上表现的宏伟的气魄来看，不像是在老年，最适合的年龄是在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三、结合史实看，怀王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间楚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在《离骚》中都有所反映。“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味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只有在党人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充分暴露时,诗人才会作如此论断。而这种危险到怀王三十年时已 屈原传·71·经非常清楚了。“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说明怀王反复无常已不只一两次了。据此推断，《离骚》当作于怀王三十年前后，怀王入武关之后、被囚死于秦之前。《离骚》中没有透露出怀王囚死秦的消息，估计不可能作于怀王死于秦国之后。《离骚》是一篇令人回肠荡气的长诗，它全面地反映了屈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全篇可分若干自然段，但根据整篇诗的思想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诗人回顾了自己殚思竭虑、变法图强、改革朝政的历程，后一部分则写诗人遭谗被疏后内心产生的种种矛盾，以及誓死殉于理想、殉于祖国的决心。诗中对楚国腐朽贵族颠倒是非、嫉贤害能的黑暗统治和误国行为做了尖锐抨击，也倾吐了诗人赤诚的爱国信念和救国无门的极端痛苦和忧伤。全诗情感起伏强烈，震撼人心。从开篇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是前半部分。首先自叙世系、祖考、诞生和命名。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诗人以极其庄重的口吻，叙述自己的家世，说自 屈原传·72·己高贵的出身：是高阳帝颛顼的后代，与楚王本属同宗之亲。自己的生辰也与人不同，恰好是生在寅年寅日庚寅日。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辰，加上父亲赐给他的美名使他充满了自信。作为楚国王室的宗室之亲，他对楚国的存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他父亲伯庸给他的命名正是屈原一生坚持遵守的信条：“正则”是公正而有原则；“灵均”是灵善而能均一。接下去诗人表白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以及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这一段大意是说：时光过得飞快，我总好像是赶不上似的，怕是年岁不等人。我早晨到山上拔木兰，黄昏还在水边采集宿莽。时光匆匆而过，毫不停留；春去秋来，季节不断更替。想黄叶在西风里片片飘零，恐怕美人也将逐渐衰老。趁着壮盛之年赶紧摈弃恶德，去改变那不好的作法，如果你打算骑上骏马驰骋，那 屈原传·73·么来吧，我来给你引路！这里的“拔木兰”、“揽宿莽”不过是修养品德的形象化说法。木兰去皮不死，宿莽经冬不枯，都是坚实而有耐性的植物，用来隐喻自己勤勉进修，培养坚贞不屈的高贵品德。而惟恐“草木零落”、“美人迟暮”都是指怕时光白白流走，应趁年轻盛壮之时有所作为。屈原忧虑的是楚国的前途，他的理想是使楚国富强，帮助楚王做一个中兴之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并不害怕自身遭到灾祸，他担心的是君王之车的倾覆(喻国家灭亡)。诗人在皇舆前后奔走效力，希望辅佐楚王，把楚国治理好，能够赶上先王的功绩。这里的前王是指楚国开国时期对楚国有巨大贡献而英明的君主：熊绎、若敖、蚡冒。屈原的理想是使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但是诗人的理想以及报国的忠贞之心，不但得不到理解，反而因触犯了守旧派贵族的利益而遭到打击、排挤，而怀王昏愦糊涂，一味听信谗言，更使自己伤心、难过。 屈原传·74·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诗人责怪怀王对事情茫然不加思索，最终也不了解他的良苦用心。围绕在怀王周围的那群小人嫉妒他的美德，造谣污蔑说他是淫荡的人。更使诗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为实现美政理想而苦心培养的人才也纷纷变质，成为保守派贵族阵营中的人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本来诗人希望他们能长成峻茂之才，以便任用他们来治理国家的，可现在他们都变节从俗了。诗人被疏远、黜落，尽管他遭受了这么严酷的打击，但是诗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妥协，相反他对自己的理想的追求更为坚定、执着：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出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鹞鹰不与麻雀同群，从古以来就是如此。方和圆怎么能够相合，志趣不同的人又哪能相安无事？心受委屈、志受压抑，姑且忍耐小人造谣、辱骂；保持清 屈原传·75·白的节操，为正义而死，历来都是前代圣人所嘉许的。鸷鸟实际上是指性格刚正的人，鸷鸟不群也就是不与小人们同流合污。诗人坚持自己的人格标准，始终积极探索着实现美政理想的途径。他高洁的志向不可改变。“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我就是遭受肢解的酷刑也不改变我的节操，难道我的心还能够屈服吗？这是诗人对自己政治生涯回忆结束后立下的誓言：坚持理想、绝不妥协。《离骚》的后半部分是描写诗人在遭谗被疏后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思考、探索。在这部分中，诗人充分展示了自己复杂的内心冲突，从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中，进一步表白了他坚持理想、忠于祖国的心迹。首先写诗人在极度苦闷时，女□劝说他改变态度，随俗俯仰：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女□告诫屈原说：“伯鲧刚直忘我，结果被祝融 屈原传·76·杀死在羽山郊野。你何必太正直，太注重美好节操，与众不同独有这么多美德。大家都把□、□等恶草堆满屋室，你却独自抛开它们而不肯佩带。一般人是不了解你的，又不能挨家挨户去解说，有谁了解我们的内心呢？世俗的人们结党营私、互相吹捧，你为什么喜欢孤独而不听我的话呢？”女□是虚设的人物，女□的劝诫不过代表了屈原思想矛盾中的另一方面。经过矛盾斗争，他还是不肯从俗自保。于是又幻想到古帝重华(舜)那里去陈词，向他历数历代兴亡的历史事实和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了重华的赞同。他受鼓舞，也增加了自信。于是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求女过程。求女比喻什么，古今学者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求君，有的认为求臣，还有的认为是求贤或求志同道合之人。我们认为紧承上文被重华确认的理想而展开的求女应该是指屈原要寻求一条实现自己美政理想的途径。但求宓妃而嫌其轻薄无礼；求有娀之佚女又被高辛抢先；最后想留有虞氏二姚，媒人又不得利。说明诗人求女不成，这也就意味着诗人在楚国找不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途径。但是诗人还不甘心，他求神问卜，看看究竟能否在楚国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是灵氛和巫咸都劝他离开楚国、远逝他乡。灵氛和巫咸是从不同的角度劝说屈原的，灵氛侧重于对谗佞当道、嫉贤妒能的楚国险恶环境的 屈原传·77·揭露，从此处不可留的角度劝说屈原远去；巫咸则侧重于去国后所择道路的明示，列举历史事实，证明贤臣必受知于明君。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屈原离开楚国、远逝他乡的必然性。灵氛说楚无贤臣，巫咸说外有明君，这是段落间互文见义的表现方法，楚无贤臣即楚无明君贤臣，外有明君即外有明君贤臣，在楚国显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诗人听了占辞之后，对楚国的黑暗现实又做了重新分析，决定离开楚国，“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准备到异国他乡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环境和途径。当在幻想中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当诗人飞腾在光明灿烂的天空中，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仆夫悲伤，马也恋恋不舍，踏足回头，不肯再往前行。诗人终于留了下来。诗人无比深厚的爱国感情，终于战胜了种种诱惑，明知道楚国这么黑暗，自己将永远遭受排挤、打击，但他离不开楚国。热爱楚国却不能为楚国尽力，无法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的政 屈原传·78·治理想，屈原内心这种巨大的矛盾冲突使他决心以死殉志：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贤之所居。这几句大意是说：一切就这样结束吧，楚国没有明君贤臣理解我，我何必再留恋它呢？既然我的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我只有追踪彭咸了此一生。《离骚》这首激情澎湃、规模宏伟的政治抒情诗，始终贯串着诗人无比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为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重新振兴起来，他同楚国腐朽的贵族统治集团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同时在自己身受打击、陷于困境的时候，仍然积极追求自己的人格理想，仍然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这种顽强奋斗与求索的精神具体表现在诗篇中，有力而深刻地表达了它的爱国主义主题。 屈原传·79·魂兮归来屈原整治行装，准备离开郢都。他对顷襄王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行为已经看透了，留在朝中也没有办法实施自己的理想，因此他不再对顷襄王做什么解释，也不再存什么希望。屈原登上船，又回过头望望自己祖国的首都，从此就和它告别了，这曾倾注了满腔热血而进行奋斗的地方，谁知道还能不能再度回来？船慢慢驶向江心，顺流驶去，屈原的心里随着郢都的日益遥远而愈加悲哀、沉重。正是草木萌生的初春时节，船慢慢靠近了云梦地区。云梦是屈原熟悉的地方，当年自己在朝廷任职，那时君臣信任、变法图强、国势强盛，楚怀王带着大批扈从到云梦夜猎，自己参与其中。千辆猎车一齐出动，扈从们举着火把在向导的指挥下驱赶野兽，群臣争先恐后，怀王亲自射箭，杀死野牛。可这一切都是遥远的以前的事了，如今怀王打猎的旧路已被兰草覆盖了。楚怀王与自己毕竟有过诚挚的交谊，在兰台宫共同探求治国理邦之道，发誓携手并肩振兴楚国，怀王一即位即召自己进入宫廷，担任三闾大夫。屈原最忘不了的是他被怀王任命为左徒那几年时间，怀王对他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他代怀王起草改革的宪令， 屈原传·80·力图革除弊政，使楚国一度出现过强盛的局面。但屈原一想到怀王内为上官大夫、靳尚、郑袖之流包围，外又受到秦国欺骗，就增加了对怀王的愤恨和不满。如今怀王已客死他乡了，这结果屈原是有预料的。他痛心怀王入秦不返，也抹不掉心中对怀王悲悼哀思之情。他目睹眼前云梦的茫茫原野，内心感慨万千。内心里千万次在呼唤着“大王啊！你虽身死异乡，但你的魂魄千万不要留在外地，快回到咱们楚国来吧，四面八方都充满了险恶，只有楚国是安乐的王国。大王啊！你快归来吧！”屈原按照当时的习俗创作了他的名篇《招魂》。《招魂》旧题为宋玉作。王逸说：“宋玉哀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楚辞章句》）。王逸认为是宋玉作以招屈原生魂。但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赞》却明确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认为《招魂》为屈原所作无疑。自明代末年黄文焕《楚辞听直》从各个角度证明司马迁说法为正确的观点之后，学术界一般沿用他的说法。如郭沫若、游国恩等都表示赞同。但在这一学术观点上仍有分歧，如陆侃如《屈原》、胡念贻《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 屈原传·81·代》还认为是宋玉的作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是“民间的作品”。刘永济《笺屈余义》则说：“此篇决非屈作，即以为宋玉作，亦难肯定。”但这些说法，相信的人很少。我们也相信《招魂》为屈原所作。《招魂》还涉及一个问题，即招谁的魂？对此，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屈原自招；一种认为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林云铭《楚辞灯》力主屈原自招之说，并多方进行论证。但终其观点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而不能被广泛接受，这就是在先秦两汉典籍中找不到招人生魂的材料，只有招死人之魂的记载。《礼记·礼运》说：“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礼记·丧大记》有更具体的解释，复者（招魂的人）从房屋东边设梯而上，然后站在屋顶中央的最高处，向北方长声呼喊死者的名字三遍，再卷起死者生前穿过的衣服，从屋前投给司服，复者从屋西北檐下来。这种仪式以前称“复”，到屈原时名之为“招魂”。可见，战国时的招魂,只用于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另外,《招魂》中陈述的事情多与君王有关，与屈原的身份不符，所以郭沫若《屈原研究》说：作品“所叙的宫廷居处之美，饭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够相称的”。所以屈原自招的说法值得商榷。 屈原传·82·我们认为是屈原作以招楚怀王之魂，楚怀王客死于秦，屈原按照民间风俗的形式写了这篇《招魂》词，使怀王的魂魄返回故乡郢都，借以悼念怀王。清·马其昶《屈赋微》征引张裕钊说：“招魂，招怀王也。屈原盖深痛怀王之客死，而顷襄王宴安淫乐，置君父仇耻于不问，其辞至为深痛。”这个说法是不错的。《招魂》创作的时间当在怀王囚死于秦的第二年的春天，屈原被流放途中经过云梦泽的时候。本篇由引言、正文和结尾的“乱曰”三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首叙清廉，次叙招怀王之魂的原因，最后写上帝命巫阳招魂。正文的招魂词是全文的主体，分“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两层。先概括叙述魂魄不能离开躯体去那些不祥之地，然后分别描写东、南、西、北、天堂、地府的种种险恶，使怀王的魂魄不敢行至他乡。如它描写东方：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归来归来！不可以托些。这一段大意是说：“灵魂啊！你快归来吧！千万 屈原传·83·不要到东方去栖身，因为那里有八百丈高的巨人，专门抓取人的灵魂。那里还有十个太阳轮流出现，天气热得能使金属熔化、岩石成灰。对这种酷热巨人们已经习惯，你要是去那儿，你的灵魂肯定被烧化。归来吧，归来吧！千万不要到那里去安身！诗人对西方的描写最为详细。将西方作为险恶之地的重点来叙述，很可能是暗示怀王之魂不要留在囚死之地秦国。因为秦国在当时是在楚国的西部：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灵魂啊！你快归来吧！西方可怕又怪异，那里有千里流沙，如你被卷进雷渊，就会被撕得粉碎而不可收拾。即使你侥幸脱险，可雷渊之外仍是可怕的荒野。红色蚂蚁大如象，黑胡蜂能跟葫芦比。那里的土地不 屈原传·84·生五谷，只有丛丛茅草可以充饥。沙土使人体糜烂，要找水喝也很不容易。你只得在西方游荡、无处投靠，那里又广阔辽远、没有边际。归来吧，归来吧！不然你会给自己带来灾祸。马茂元《楚辞选》注释中将对西方的描写与怀王客死于秦的历史事实相对照，发现有相似之处，如“旋入雷渊，□散不可止”影射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会盟，但怀王入秦便被扣留，以至魂魄离散、身死不归。而“幸而得脱”是影射楚怀王从秦国逃离；“其外旷宇”则是秦国威势之大，以至其他诸侯国没有敢和它抗衡，怀王逃亡又被秦兵从赵国的边境上追回。“恐自遗贼些”暗示怀王入秦，是自投虎口的。“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则暗指怀王孤身在秦、欲归不得的愁苦心情。这是很有道理的，屈原作《招魂》时肯定将怀王入秦客死的事实融入了对西方恐怖景象的设想中，因此这段对西方的描写不仅最详细，而且多与史实相一致。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屈原作《招魂》以招楚王的说法。东方、西方是这样，南方、北方也无不如此，都存在着极大的危险，甚至连天上也去不得，说虎豹把守着九重天门，有九头巨人像豺狼一样竖着眼睛，奔走往来，它把人倒悬起来以取乐，然后把人扔进深渊。人们幻想的天堂是如此可怕，地狱（幽都）就更不用 屈原传·85·提了，总而言之，“天地四方，多贼奸些”。唯一美好而可以安身的地方就是楚国了。接下去诗人以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铺陈楚国宫廷建筑之美、姬妾之众、游览之乐、酒馔之盛、歌舞之娱、博弈之欢，用幻想的手法描写楚国宫廷生活的乐趣，呼唤怀王亡灵返归故乡。如写宫室的建筑一段：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些。风光转蕙，汜崇兰些。这一段的大意是说：高大的殿堂，深深的屋宇，走廊被栏杆层层环绕。重重叠叠的台榭依傍高山修建。雕花门扇涂上红色装饰，方格图案连成一片。冬天有温暖、深邃的内室，夏季室内通风凉爽有如冬天。山间溪流回环往复，潺潺流水如歌声不断。晴光和微风在蕙草中流转，到处飘荡着扑鼻的香气，其味如兰。诗人在幻想中把楚国描绘得如此美好，除以夸大的手法吸引楚怀王灵魂返回故国的创作意图以外，还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楚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乡土的 屈原传·2·无限眷恋之情。这种感情与屈原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相一致的。全诗结尾的“乱辞”，叙述诗人在“献岁发春”的季节浪迹南征，经过绿萍齐叶、白芷茂盛的云梦沼泽地区。纵目远望，回忆起当年跟随怀王在这里狩猎的情景，如今却一片荒芜，诗人感慨万分。只盼望着“魂兮归来，哀江南”。抒发了对祖国命运的无限愁思。《招魂》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它与《离骚》、《天问》等一样，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材料，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主要体现在正文“外陈四方之恶”的上半部分。神话题材充分利用使对天地四方之恶的描写效果十分突出，把那种恐怖和危险渲染得淋漓尽致。值得说明的是，诗人描写天地四方虽然都是幻想中的景象，但却符合地理特征。表明作者虽用了夸张和想象的手法，仍然十分细致、周到。如说东方“流金铄石”，古人认为日出东方，东方必然炎热；南方“雕题黑齿”，符合传说中南方野蛮人的特殊装饰；西方“流沙千里”、“五谷不生”；北方“增冰峨峨，飞雪千城”都符合各个方位的地理情况。其次诗人采用古代民间巫祝招魂的形式，全篇除序言和“乱曰”外，正文采用楚俗中禁咒句尾都用“ 屈原传·87·些”的手法，通过改造，创制成能充分表达诗人情感的优美的形式。屈原就是这样一位天才的作家，他常常把民间带有迷信的作品和简朴的民歌作为基础进行大胆的创造和发展，使之成为划时代的典范。包括《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作品在内，而《招魂》也不例外。和屈原的其他作品相比，《招魂》铺陈、排比的手法相当突出，辞藻也异常丰富华丽，特别是对楚国之美的描写，诗人依次铺叙楚国宫廷建筑、饮食、歌舞的段落，流动而不板滞、细致而不琐碎，生动形象，使人如临其境。这些特点对汉赋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屈原传·88·流浪湘江到自沉屈原乘船进入辽阔飘渺的洞庭湖，在洞庭湖的小岛君山(鄂诸)停下了，在晚秋的劲风中，登上山顶，回头遥望楚国，感叹忧伤不已：令人伤心的是没有人理解我，我只有郁郁南行。在君山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第二年离开洞庭湖，进入湘江到达湘江沿岸的长沙。长沙是楚先祖熊绎的始封之地，在长沙屈原遍览山川形势，考察先祖遗迹，更增加了对祖国江山的无限热爱之情。而此时在郢都，顷襄王接到秦昭王的一封信，说如果楚国仍与秦国对抗，秦将率诸侯联军共同讨伐楚国。顷襄王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不服从的话，秦国将会大军压境，而楚国现在已没有什么抵抗力量，此时在楚国朝廷内部，亲秦派已经成为当权派，他们建议顷襄王与秦和好，顷襄王既无胆识，又无才能，父亲怀王囚死于秦的国耻家仇也顾不上了，赶忙派人送信给秦昭王，表示愿意与秦国讲和。也效法他父亲的故技，从秦国娶妇，做了秦昭王的女婿。屈原听见了这些丧失国格举动的消息，气愤不已。悲伤楚国祖辈的爱国忧民的民族自尊心在顷襄王手里已丧失殆尽了。这一年他作了《怀沙》，即怀念长沙之意。他重申自己的决心和理想，“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 屈原传·89·不可□兮，孰知余之从容！”——我积累仁义，谨慎忠厚，使自己的品德丰富完美，可如果遇不到圣德之君重华（舜），又有谁知道我的忠贞呢。他指斥朝廷的小人们壅塞楚王，已使楚国黑暗到是非不分、善恶无别的地步，“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兮，鸡鹜翔舞。”——当权的小人们变白为黑、倒为下，凤凰都关在笼子里，鸡鸭却倒处飞舞。从楚国现在的状况和趋势看，与秦国的势力已相差悬殊，在与秦国的关系中已处于绝对的弱势，几乎到了俯首称臣、贴耳听命的地步，屈原对顷襄王统治集团失望了，他以死殉国的志向更为明确。他在《怀沙》中写道：“人生禀受天命，成败穷通早已注定。既已明白这个道理就该安心宽怀，还有什么可担惊受怕的呢？我心中充满了哀痛，为了国家的命运我长久地叹息。世道溷浊，没有人了解我，人心真是没法说啊！我知道死神无法回避，干脆就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我要向先辈贤人们宣告：我将和你们成为同道。”屈原乘船离开长沙，回到洞庭湖，向西转入沅水方向。在沅水北岸的枉□和南岸沧浪水一带停留了一段时间。这一带地区比较荒僻，杳无人烟，但屈原毫不以为怀：“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假如我的心是正直的，即使处在僻远的荒野，又有什么妨碍呢！” 屈原传·90·一天，屈原行走在沧浪水边，沉思吟诗。这时，一条小船慢慢靠近岸边，船上一位打鱼的老人认出了屈原，说：“这不是三闾大夫吗？看您身体枯瘦，面容憔悴，几乎认不出您了。您怎么会到这荒天野地来？”屈原抬头望见慈善、和蔼的老渔夫，如实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是朝廷流放到这里来的。”老渔夫说：“贤圣之人不困辱自身，而能随俗方圆、顺时自保。世人都贪婪竞进，您也就随波逐流；世人都谗谄取巧，您就从俗食禄罢了，何必要忧国忧民、独行正直而遭受流放之苦呢？”屈原说：“我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哪能让自己洁净的身体蒙受尘垢呢？我宁可死在湘西、葬身鱼腹，也不改变我峻洁的人格，刚正的节操！”渔夫听了屈原这番话，莞尔一笑：“我劝不了您呀，屈大夫多多珍重。”说完，敲着船舷、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遥遥而去了。屈原望着渐去渐远的小船，又沉思了许久、许久。他知道这位老渔夫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打鱼人，而是一位远身避祸的隐者。他完全可以像这位隐者一样隐姓埋名、居住在深山之中修养身心，忘掉那些烦恼的国事，颐养天年。但是深深植根于屈原 屈原传·91·心中的爱国忧民的情感使他一刻也忘不掉正处于危亡时期的故国，一刻也忘不了处于危难之中的楚国人民。他不能丢下楚国去隐居、不能效法隐者荡舟湖泊自得其乐。他的心里仍关注着心爱的祖国。屈原不久乘船到辰阳，接着又到了溆浦，进入荒僻的溆浦之后，屈原心神迷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幽暗、深远的森林里，到处有□□出没，陡峻的山岭蔽天遮日，山中幽暗潮湿，菲菲细雨忽而变为无边无际的小雪粒，浓密的乌云仿佛紧贴着草篷的层檐，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屈原忧愁哀苦，一个人孤独地居住一片深山野林中，但即使如此，他也决不改变初衷“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我不能改变我的志向而顺从时俗，本来就准备愁苦一生、穷困到死。古代的贤人不都是遭受刑罚的吗？楚狂接舆先是披发佯狂，后来索性剃掉头发，表示对世俗的反抗。古代隐士桑扈裸体而行，表示对世俗的蔑视。吴国忠臣伍子胥进谏吴王夫差，不听，被逼自杀。殷代贤臣比干被纣王杀害，剁成肉酱。前世的贤人都是如此，我又何必怨恨现在的人。我毫不犹豫地严守正道，本来就会一生穷困。”在溆浦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屈原从溆浦往回走，乘船又到了枉□，在枉□居住了三年，这时大概是公 屈原传·92·元前１９０年（顷襄王九年），屈原完成了《涉江》的创作。楚国因慑于秦国的强大威力，不得不频繁地与秦国盟约，以图苟延时日。而东方六国在秦国文武兼施手段的打击下，已无力结成巩固的合纵联盟，不但对西部的强秦构不成危胁，反而六国之间互相争斗，彼此削弱势力。公元前２８７年（顷襄王十二年），苏秦与赵国奉阳君李兑发动赵、楚、魏、韩、齐五国军队攻打秦国，燕国也派兵随着齐车军队参加，本是图谋削弱强秦的大好形势，然而秦昭王在联军出发之前，已派遣使者到赵国和魏国，答应还给他们一部分地牌，让他们不要攻打秦国，而楚国因连年大败，已是非常衰弱，见赵、魏止步不前，便也不战自退。六国联盟瓦解了。屈原从枉□乘船自西向东穿过洞庭湖，进入洞庭东汊——汨罗江，居住在江北岸的南阳里。这时楚国与秦国约盟于宛，图谋攻打齐国。公元前２８５年，秦将蒙武越过韩国、魏国国境攻打齐国，侵占九个城市，设置了九个县。燕将乐毅游说赵国、楚国、魏国联合攻打齐国，第二年，韩、秦也加入联军，形成六国攻打齐国的局面。结果齐国大败，燕将乐毅率兵攻打临淄，全部掠走齐国宝物器皿，齐□王逃亡到莒城，使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几乎灭亡。虽然公元前２８３年齐襄王在莒城即位，以示齐国未亡，但已大伤 屈原传·93·元气，直到被秦所灭也没恢复到以前最强盛的程度。这种局面正是不采用屈原的联齐抗秦策略所导致的恶果，然而楚国君臣都意识不到强大的齐国削弱之后，楚国将会存在多久？其实即便是意识到此，也为时已晚，东方六国面临的前途已比较明显了：被秦国各个击破。屈原在南阳里居住了几年之后，移居到不远处的玉笥山下，玉笥山下有一条名叫玉水的小溪，小溪向南流入汨罗江，溪上有座小木桥，屈原天天到桥上浣缨濯足，依然保持着他好洁的习惯。公元前２７９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的鄢、邓。白起开渠引水灌鄢，淹死百姓几十万人，消息传来，屈原悲愤不已，他想到殷末贤人申徒狄因为多次进谏纣王而不被采纳，投水自尽，终究没有挽救殷朝灭亡，联想到自己此时投江是否对解决楚国的危机有益。因此在这一年所作的《悲回风》一诗中提出了“任重石之何益”的问题。他反复考虑，在楚国这最后的危机关头，他该如何做，也许回到郢都去，能为挽救楚国尽些努力。大概就是这一年的冬天，屈原回到郢都，但遭到统治集团的排斥，顷襄王也拒绝接见他。屈原忧心如焚，秦国已大军压境，楚之郢都面临失陷的危险，而顷襄王还自以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仍不失为强国，因而不恤国政，一味贪乐享受。而朝廷中的 屈原传·94·大臣个个互相嫉妒，只图夺功封赏，以谗谄阿谀为本事，贤良之臣被排挤出朝廷。普通百姓对朝廷的黑暗统治怨声载道，离心离德。而且朝廷又不修战备，城墙塌坏，城池干涸，处于极其混乱的境地。可是屈原没法挽救，自己现在毕竟是被放逐的犯人啊！公元前２７８年（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率兵攻破郢都，烧毁了楚先王的陵墓。楚军一战即溃，顷襄王退守陈城（今河南淮阳）。秦将郢都改为南郡。屈原在这一年的仲春，随着逃难的百姓离开郢都，顺长江向东行进。离开故都心中悲痛，回首望见郢都高大的楸树而仰天叹息，眼泪流淌得像雨珠一样，过了夏首再想看郢都东门已是不可能了，怀着悲伤的心情顺着风浪、随着流水东飘西荡，成了一个流浪者。进入洞庭湖后又回到长江，顺流而下到夏浦，感叹故都日益遥远，从夏浦又返回洞庭。长江以北、夏水以西的地方是无法去了，它已属于秦国所有了。他从遭放逐、被迫离开郢都到如今已有很多年了，但他还不能回去，而且永远回不去了。他还能到哪里去呢？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又回到了玉笥山下的住所。在这里屈原度过了他最后的一段日子，这时他已是７６岁的老人了。屈原在他的绝笔诗《惜往日》中以痛惜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念念不忘他受怀王重用时改革朝政、修明法度时的美好时光：“想当年曾得到怀王宠 屈原传·95·信，接受诏命起草昭明时政的宪令。奉行先贤的典章制度而昭示下民，阐明法度中疑惑难解之处。国家富强、法令健全，怀王任用忠良大臣而事事顺心、优游自得。国家的大事都由我来掌握，即使有点过错，怀王也不予治罪。”他痛恨怀王、顷襄王的昏庸无能，不辨是非，以忠为邪，以谗为信，使他长期遭受流放之苦，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国家的命运如今已危在旦夕，诗人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决心以死殉国。“卒没身而绝名兮，惜雍君之不昭！”——我宁愿最终身死名灭，遗憾的是被小人蒙蔽的君王仍不醒悟；“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我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愤慨而把话说完，我决心投水自尽，使我痛心的是：昏愦的君王不理解我的心啊！农历五月端午（五日）屈原度过了他最后一个不眠之夜，当东方刚刚亮出曙光的时候，屈原穿上了平日舍不得穿的冠袍，佩上他一直珍爱的宝剑，走到濯缨桥上最后一次梳头、洗脸、整理衣装。他走下小桥，又望了望自己居住了几年的荒野小屋，然后转身沿着汨罗江朝下游的罗渊走去。他走了好久、好远。在罗渊，他远眺西北方的祖国首都，可是它太遥远了，而且已落入敌手了，望又望不见，归又归不得，如果怀王、顷襄王能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楚国 屈原传·96·何至于落到这种地步？自己美好的政治理想毁灭了，自己心爱的祖国也将要灭亡了。屈原一想到这些，禁不住老泪纵横，他昂首问天：“苍天，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把恶运降到楚国人民头上。苍天，楚王为什么总是被小人蒙蔽，而不理解我的忧国忠君之心。既然我的理想无法实现，郢都已陷入敌手，我还有什么必要再活下去，我以身殉国，希望能引起楚王觉悟，以挽救楚国的危亡啊！”说完他纵身跃入汨罗江中，滚滚波涛顿时将他淹没了，阵阵涛声仿佛依然在倾诉着忠魂的心声，呼唤着这千古不朽的爱国灵魂。屈原的爱国精神感动了静静的洞庭湖，洞庭湖水骤然暴涨，湖水倒灌汨罗江，将忠魂的遗体逆流托上汨罗江上游，十天以后被当地渔民发现，打捞上岸，停放在罗渊对岸的大土墩上。人们为这位爱国忠臣的壮烈之举感动不已，为他的殉国悲痛万分，为了纪念他，将停放遗体的地方改名为“晒尸墩”。之后，人们将屈原安葬在附近的汨罗山上，如今汨罗山上保留着屈原墓，而且不只一个，竟有十二个之多。这实际上同后世的人们为屈原修祠庙的做法一样，修墓是为了表达对屈原的怀念之情！是纪念屈原的一种方式。 屈原传·97·屈原的思想（一）爱国主义思想屈原的作品自始至终贯串着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他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爱国主义的内涵也不完全相同。在先秦时期，爱国主义观念主要表现为兴国强兵爱民，眷恋祖国乡土。先秦时代的诸子们自孔子以来都怀有大一统的思想，他们都希望中国统一，所以许多人为实现这个目标都不拘于自己的国家，而纷纷到其他国家做官推行自己的主张。如孔子周游列国、商鞅本卫人而仕于秦、孟子是邹国人而在齐国任职、荀子本为赵人而游学于齐、做官于楚。环渊、陈良、许行均为楚人，可环渊为齐稷下先生，陈良到北方中国求学，许行到滕国为民。但是楚国却不完全相同。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发展的楚国几千年来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楚国这个古老的南方大国，发展到周成王时，其祖先熊绎才被封为子爵，并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国家，楚与周王并没有血缘和亲戚关系，是周王朝通过 屈原传·98·封赏的办法拉拢过来使其成为自己统治的一个臣属国。到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各国还把楚国看作“蛮夷之邦”，楚国的君主也自称“蛮夷”，很少与中原各国来往，楚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此养成了他们异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君臣上下普遍如此，虽说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但是楚国最为突出，它已达到翕然成风的程度。楚国历史上爱国忠君的令人赞叹的事迹，逐渐成为楚人引以为荣的传统，并且代代相传，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楚军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君王，即使贵为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人苟且偷生。如屈原的祖先屈瑕，率兵伐罗大败，便自缢身亡。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失败，主将子玉自缢。鄢陵之战，中军统帅司马子反因醉酒而导致军败，楚共王已表示宽恕之意，但子反还是自杀了。楚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军所败，还军途中伏剑自杀。吴国军队攻陷郢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秦不答应，申包胥在秦廷哭泣七个昼夜，终于感动秦哀公出师救楚。如此例子举不胜举。楚国的国君虽有贤愚之分，但稍有作为的君主，都以国家为重，较为平庸的君王也不敢做有辱国格的事。楚文王率军与巴人交战，大败，率领残军退回楚国，大阍鬻拳不让他进宫，他只得率军攻打黄国，获 屈原传·99·胜而还，病死途中，鬻拳安葬文王后即自杀身死。楚共王有鄢陵之败，终生自愧，临死前要求大臣们给他“灵”、“厉”的谥号。暴虐的灵王在郢都之外听说宫廷政变，不知所归。令尹子革劝他“逃往他国”，他拒绝了，在走向郢都的途中自缢。昏庸的楚怀王被秦国骗去软禁，要求割地，他坚决不答应，最终死在秦国。即便是楚国被秦灭掉之后，楚国人的民族感情仍然十分强烈。《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果然如此。秦末农民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楚人陈涉、吴广的起义军。陈涉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灭秦过程中最为有力、最占头功的是楚国人项羽。项羽叔父项梁起兵时，从民间找来楚怀王孙子心，仍立为怀王，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唤起楚人对故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最后攻入咸阳、夺得秦国政权的仍是楚国人——刘邦。从中看出楚国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源远流长的传统和其巨大的影响。博闻强志的屈原在这种文化条件下出生、成长，从古代典籍中熟知祖先忠君爱国的感人事迹，从这些爱国精神的浸淫下逐渐形成了他强烈的爱国意识，这种思想从年青时代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他早年的作品《橘颂》热情歌颂橘树的品格实际上是他扎根于故 屈原传·100·国泥土之中、志向如一、永不变节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这种思想一直贯串了他的一生。即便是遭到疏远也不改变，而是更为坚定。在《离骚》中“其存君兴国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诗人用形象化的艺术手法将爱国的思想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挚的感情十分感人。面对楚国君昏臣佞的黑暗现实，诗人幻想出游国外，但一旦升上天空要离开时，俯瞰楚地，仆马俱悲，不肯前行——“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问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只得又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在他被放逐到江南的蛮荒之地时，他丝毫没有减弱对祖国的拳拳眷恋之情，在江南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苦苦地等待着顷襄王的醒悟：“□顾楚国，不忘欲反。”在楚国郢都遭到侵凌时，他的悲伤痛悼之情更为深挚。《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连我的灵魂都想着回去，何尝一日而忘记；离开夏浦我思念西方，哀叹郢都离我越来越远）。“曾不知厦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真料不到郢都的高楼大厦竟然变成废墟，两座东门前长满荒草）。诗人选择长沙附近的汨罗作为殉国之地，也是他爱国思想的有力表现，郢都已被秦军占领，归死郢都已经不可能，那么死在楚先祖熊绎的始封之地长沙附近的汨罗，也就有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意 屈原传·101·义，这是屈原誓死不离开楚国的具体表现。屈原的爱国思想与忠君观念常常联系在一起，很难加以区分。屈原明知忠言直谏不会有好处，但他热爱祖国，即便是遭受多少痛苦也要说出来。“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国君的缘故，“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在一姓为君的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中,爱国与忠君有其一致性。屈原的忠君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大前提，与那些一味地不分是非的愚忠是迥然有别的。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屈原对昏愦平庸的楚怀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指责怀王好坏不分，是非不明；“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批评怀王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怨恨怀王昏愦糊涂，不体察自己的忠心。当怀王执迷不悟、不思悔改时，他又宣称“君可思而不可恃”。对于屈原这种大胆批评的精神，鲁迅先生概括说“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屈原的爱国思想之所以可贵，还在于他将爱国思想与同情、热爱人民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我真想离开楚国而远走他乡，但一看到百姓的苦难，我又强自镇定下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衍。 屈原传·102·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皇天啊，你为什么不按正道行事，使无辜的百姓遭此灾难？在早春二月便向东逃亡，老百姓们彼此流离失散。在屈原作品的诗里行间对人民的颠沛流离生活寄予了无比的同情，为祖国的命运心碎胆裂，同时也流淌着他同情百姓苦难的眼泪，震响着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强烈呐喊。屈原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他要辅佐楚怀王建立像尧、舜、汤、禹、文王、武王这些前代圣王一样的大一统的功业。他诗篇中的前王都是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领袖，这种思想与历史的发展潮流一致，是有进步意义的。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都毫无例外地主张中国统一，为了给他们这一政治理想寻找根据，他们找出了各族的共同祖先。如“道家捧出黄帝，儒家捧出尧舜,墨家捧出夏禹”（郭沫若语）都是这个意思。他作品中神游的山川属于中国共有的疆土,如昆仑山,黄河。作品中所涉及的神话人物为南北初民文化系统中所共存。据统计，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祗有二十多位，真正属于楚国的只有山鬼一个。虽然湘君、湘夫人属楚国境内，但后来附丽于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神的地域性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屈原的思想中也融合了诸家文化思想的合理成份，从而使他的思想有某种集大成的特色。 屈原传·103·屈原的理想是用楚国统一中国。由楚统一中国与由秦国统一中国是有区别的。秦国是自商鞅变法后才崛起的军事强国，其文化、文明程度比楚国要落后得多，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文明的程度已相当进步。不仅比秦国而且比中原国家更为先进，楚地的铁器、青铜器、漆器已很多，冶炼铸造技术也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楚国乐器中已有精美的编钟时，秦国尚在击瓮、叩缶、弹筝、搏髀。割据战争的残酷性在秦国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秦楚丹阳之战，斩楚士卒八万，后来秦赵长平之战，赵将赵括阵亡后，赵国四万被俘的士兵全被白起坑埋。由于秦国这种野蛮而残忍的特性，它被称为“虎狼之国”，遭到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假如楚怀王是一位有为之主，能够采纳屈原进谏，用屈原的理想统一天下，在由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广大百姓遭受的灾难可能会少一些。“自由的空气一定更浓厚”（郭沫若语）。事实上秦国在统一中国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焚书坑儒，这种禁锢思想、摧残文化的做法，使本来蓬勃发展的百家争鸣的思潮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十几年后便又被楚人所灭，历史事实证明了屈原理想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屈原的自沉汨罗是要唤醒世人并使顷襄王觉悟， 屈原传·104·同时他也不忍心看着自己心爱的祖国就这样一步步被秦国吃掉。他的自沉是以整个生命来殉国、殉志。他的这一做法对已经没有活力的顷襄王朝未必有什么震动，但是他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却震撼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它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性格。（二）美政理想屈原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有杰出才能的政治家。他卓越的艺术才能和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有理智头脑和长远见识的政治家，这使他不同于后世许多空有政治抱负而没有切实政治思想的文人墨客。他刻苦钻研过各种典籍文献，对历代的兴亡盛衰过程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游学兰台宫，对当时各种新兴的政治思想有过广泛的接触，在他任三闾大夫的时间里，他有机会对楚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做间接的了解，这一切都为他任职左徒进行改革奠定了基础。他任职左徒期间,曾为怀王起草过改革朝政的“宪令”。这宪令的内容因文献无征，我们今天无法看到了。但是通过他的诗歌，我们还是能够勾勒出他政治理想的大致轮廓，这就是他的美政理想。“美政”一词出现在《离骚》最后的两句诗中，“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贤之所居。”既然在楚国君昏臣佞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实现美政理想的可能，只好追随彭贤做人的原则。 屈原传·105·屈原的美政理想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德治国。在屈原的时代，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反映在意识形态中便是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如儒家提倡“仁”、墨家提倡“兼爱”等，都从不同方面意识到了人的价值。在政治思想上与此相应的便是“仁政”理想的出现。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政理想成为最重要的核心主张之一。主张“有德者必在位”，“为政以德”，屈原的美政理想与儒家的德政有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治国安邦都强调以德为本，重视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因此都十分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与此相联系，他们都主张效法先王、举贤授能。刘安说屈原的《离骚》“上称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正指出了屈原美政与儒家仁政根本上相同的方面。但美政与仁政又有很大区别。儒家的仁政是以具有等级差别的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要求统治者同情人民疾苦，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这是其进步意义的所在，然旨在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以不妨碍旧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仍是保守的思想表现。而屈原的美政理想则以加强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内容，以实现国家富强为宗旨，从主导意义上说，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对比之下，屈原的美政理想具有更为积极的进步意义。《离骚》中明确指出“德” 屈原传·106·的重要性。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只有有德之君才能得到皇天辅佐，统治天下。考察民众谋事的标准，哪有不义之人能行于世呢？哪有不善的东西能用于世呢？在实际行动中，屈原“系心怀王”、“原荪美之可完”（《抽思》），希望他能够像上古帝王一样成为有德之主，也就是希望他能在楚国推行美政，然后统一中国。其次是举贤授能。屈原认识到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不仅时时备加砥砺自己，而且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从楚怀王到顷襄王任职三闾大夫的几十年中，曾孜孜不倦地为楚国培育英才，因为三闾大夫的主要职能就是掌管贵族子弟的教育。《离骚》中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东兮，杂杜衡与芳芷。”是用象征手法表现他任职三闾大夫时为楚国培养人才的情况，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使一批贤能之士管理朝政，达到他使楚国富强的目的。 屈原传·107·屈原选贤任能的基本原则是“不偏颇”，也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离骚》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基于这种主张，屈原对古代帝王任用贤能的例子十分推崇：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夏禹与商汤严格求贤，能够与贤人皋陶、伊尹相谐调。傅说在傅岩筑过土墙，商王武丁毫不犹豫地委以重任。姜太公曾在朝歌操过屠刀，碰上周文王就不再穷困潦倒。宁戚喂牛时曾引吭高歌，齐桓公听了以后，将他用为辅佐。屈原甚至赞叹秦穆公的非凡眼力，用五张羊皮将身为逃奴的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并封为大夫,屈原作品中反复提到的这些贤人：挚（伊尹）、咎繇（皋陶）、说（傅说）、吕望（吕公望）、宁戚、百里奚都出身微贱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而那些古帝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之所以备受屈原推崇，则是因为他们不拘资历、不分贵贱而任用贤才：“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尧、舜是光明正大的君主，他们顺着治理国家的正确道路前进，因 屈原传·108·而走上了康庄大道）。“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汤、禹知所戒惧、尊敬贤良，周朝的开国君主也都能讲论治道而没有差错）。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使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也能参与国家政权，这在当时来说是开明的、有进步意义的。再次是修明法度。屈原美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修明法度，包括制定并推行新的宪令、刷新朝政、废除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等。屈原的法制思想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早在春秋末期，齐、鲁、郑各国就已经开始了田制与赋制的改革，战国时期，魏文侯、秦孝公、韩昭侯、齐威王等都进行了全面变法，在当时来说，变法是各诸侯国富国强兵、进而统一天下的关键步骤，谁能首先变革政治以适应新的经济关系，谁就能在诸侯割据的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屈原出生前二十八年（公元前３８１年、楚悼王二十一年），军事家吴起曾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全面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并“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虽然变法只进行了一年，但已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诸侯都惧怕楚国之强。悼王死后，吴起之法全部废除。“博闻强志”的屈原对楚国先贤的这些事实是肯定了解的，对于变法也由衷赞 屈原传·109·同，“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指的就是奉行先贤的法律制度以昭示下民；并阐明法度中疑惑难解的地方。到屈原任左徒的时代，楚国虽还保持着大国的名声，但与秦国相比已经差得很远，而实际上楚国已经开始走着下坡路。随着封建制的逐渐完善，楚国贵族当权者的保守和落后也愈益明显，与时代发展的格格不入也更为突出。因此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屈原在任职左徒的几年时间里，曾在怀王的支持下修明法度、进行改革。他起草宪令，刷新朝政。正当改革步步深入的时候，上官大夫等人在怀王面前谗害屈原，昏愦的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并罢免了他左徒的职位。对于这段大刀阔斧改革朝政、修明法度的难忘时光，屈原直到沉江之前还耿耿于怀（见《惜往日》），说明诗人在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考虑着改革、记挂着改革。屈原修明法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宪令”并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只能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坚持修明法度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屈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绳墨”、“规矩”、“方、”“常”等，它们是法度、法制的代名词。这些概念在《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著作里出现得最多，与屈原所用的意义也完全相同。从这些情况来 屈原传·110·看，屈原的修明法度与法家的法制思想是有某些相同之处的，不仅如此，屈原明法为贤、不殊贵贱、唯贤是用的选贤授能的原则与《韩非子·说疑》中所表现的选贤授能“不羞卑贱”、首推明法的思想大致吻合。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个人对社会进步的看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说在当时来说，改革是图谋强大、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三）强烈的批判精神从美政理想出发，诗人对于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屈原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楚国的最高统治者楚怀王。楚怀王在最初即位时也曾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他任用屈原起草宪令，改革朝政，使楚国一度出现过辉煌的气象：怀王担任六国合纵联盟的总统帅，将强大的秦国遏制在函谷关以西，不敢向东进犯。但是楚怀王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君王，在上官大夫等谗佞小人的包围之下日益昏愦糊涂起来，听认小人谗言，疏远了屈原。屈原对怀王这种做法十分不满：“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张仪为破坏齐楚联盟，到楚国来欺骗怀王说如楚国与齐绝交，秦国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国。这明明是个大骗局，然而昏愦平庸的怀王贪图得地，不顾客卿陈轸的竭力反对，一意孤行，不仅立即派人与 屈原传·111·齐国绝交，而且委任张仪做楚国的令尹。当楚怀王派将军随张仪到秦受地时，张仪借故拖延，愚蠢的怀王竟然第二次派人到齐国当廷辱骂齐王。张仪的骗局得逞之后怀王不是总结教训，而是泄愤使气，恼羞成怒一错再错，两度发兵攻打秦国以报张仪欺骗之仇，两次大败，损兵折将，使楚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张仪第二次到楚国时，楚怀王将他囚禁起来，准备杀掉。然而又被郑袖、靳尚的奸诈之词所迷惑，竟然将张仪又放回秦国。足见怀王糊涂到了什么程度！对此屈原进行大胆的指责：“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诗人批评怀王、顷襄王不能识贤辨愚，忠奸不分而一味任用奸佞小人。父子二人“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造成楚国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的混乱局面。苏秦就曾当面指责怀王说：由于楚国大臣的阻挠，“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并说：怀王的大臣父兄，都以嫉贤妒能为本事，厚敛百姓、中饱私囊。屈原就是因为这些谗人包围怀王，在怀王面前进谗言而使自己遭到疏远的，所以屈原对怀王的忠奸不分的做法有更深切的感受：“贤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忠良贤臣不一定会被重用，相反倒因为他们正直忠心而被昏君迫害而死。 屈原传·112·诗人对怀王的荒淫无道也有所指斥。据《战国策·楚策》记载张仪向楚怀王说郑国一带的女子美如天仙，楚怀王立即给他珠宝做活动之资。怀王宫廷生活也极其糜烂、奢侈，《荀子·天论》：“楚王后车千乘。”楚怀王十七年间的秦《诅楚文》中秦惠文王指责楚怀王“康回无道，淫失其乱，宣侈竞从，变输盟（束勺）”、“暴虐不辜，（井刂）戮孕妇”。结合史事来看，这些指责并非故意夸大之词。对楚怀王这种荒淫的生活，诗人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引证历史上大量的例子告诫怀王贪图安逸享乐最终必然身死国灭。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夏启从天上偷来《九辩》、《九歌》大肆淫乐，全然不顾可能发生的灾难，因而他的儿子武观发动叛乱。后羿无节制地沉溺于游乐打猎，寒浞就指使家臣 屈原传·113·逢蒙把后羿射死，霸占了他的妻子。寒浞之子浇依仗自己强暴有力，放纵自己的情欲而不能节制，他的头也掉了下来。夏桀违背常理，暴虐无道，最终被商汤灭亡。商纣王残害忠良、荒淫无度，商朝的天下不能长久。屈原一再强调这些古代暴君因纵欲而亡国杀身的事实，就是要怀王以前车之覆为鉴，告诫怀王不要再一味地荒淫下去。对怀王的指责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屈原在作品中也反复地批评了怀王的没有主见、反复无常的行为。尤其是在对待齐国的外交政策上，时而与齐联合，时而又与秦联合，没有长远的眼光和计划，随意妄为，在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上优柔寡断、反复变化。结果楚三番五次被秦国利用。在割据战争中，楚国逐渐势弱地削，在抗秦的斗争中失去了与之抗衡的优势，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对此屈原十分痛心：“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结果怀王本人也被秦国骗去囚禁，死于秦国，被天下人耻笑。屈原自任左徒以后，就与朝中的保守派贵族们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矛盾。因为屈原坚持改革必定触犯贵族大臣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把屈原视为敌人，千方百计地向怀王进谗陷害、污蔑屈原，使屈原振兴楚国的理想无法实现，而且楚国在谗党小人的控制下日益衰落。具有深远政治眼光的屈原对此看得十分清楚： 屈原传·114·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那些小人竞相钻营而贪得无厌，虽然已塞满私囊，但仍不满足，还到处搜刮。他们宽恕自己、算计小人，对忠贞的人常怀有嫉妒之心。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那些世俗之辈喜欢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而改变措施。背弃正直之道，追求邪曲，苟合取容以争宠求荣。诗人还谴责他们“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卑鄙做法，指出他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欺君误国，走的是一条“幽昧以险隘”的道路。诗人对楚国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批判，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他被疏远、遭受流放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他振兴楚国的美政理想无法实现，他担心的是楚国“皇舆败绩”、国家沦亡。因此屈原同保守派党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斗争，他的批判精神无疑是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 屈原传·115·划时代的典范屈原的作品在汉文帝时已在流传，有贾谊《吊屈原赋》可以证明，汉武帝时已广泛流传。《史记·酷吏列传》说“朱买臣因读《楚辞》得幸”。“楚辞”这个名称见于此时,司马迁、刘安、汉武帝都是《楚辞》的爱好者，据《汉书·淮南王传》说，刘安曾受汉武帝之命写《离骚传》，此传原文已佚，部分章节保存在司马迁《屈原列传》中。西汉后期，刘向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西汉人的仿作，连同他本人的作品《九叹》汇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东汉王逸根据刘向此本，又收进自己写的《九思》，成《楚辞章句》传世，即今所见最早的注本。楚辞，就是楚地歌辞的意思，它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史记·屈原列传》提到屈原的作品只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等。《汉书·艺文志》说“屈原赋二十五篇。”但不具篇名。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离骚》、《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为屈 屈原传·116·原作，正合二十五篇之数，而把《招魂》定为宋玉作。现在学者多数认为《大招》、《卜居》、《渔父》、《远游》非屈原作。屈原可信的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共二十三篇。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以极富于艺术创造的杰出才能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领域，从而使他创造的楚辞成为划时代的典范。《文心雕龙·辨骚》称赞楚辞是“奇文郁起”、“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同《诗经》相比,楚辞达到了崭新的艺术境界，其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屈原作品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浪漫主义的高峰。它与《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双峰并峙，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屈原在他的作品中通过新奇而奔放的想象与幻想，灵活运用神话传说，运用夸张与比拟等手法，赋予作品以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新的生命。他的作品抨击黑暗邪恶势力，表达对美好理想的强烈追求，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高尔基在《我的文学修养》中说：“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图加强人们生活的意志，唤起他心中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性。”屈原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屈原作品浪漫主义特征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澎湃昂 屈原传·117·扬的激情。这种激情贯串在他大多数的作品中，诗人高扬善和美、揭露丑与恶，处处体现着是与非、曲与直、善与恶、美与丑的尖锐对立。屈原把黑暗的社会现象，腐败的官僚统治以及恶劣的品德比作恶草猛禽等令人厌弃的自然物，反映了诗人对丑恶的极端厌恶之情。在揭露社会的恶和丑的同时，屈原极力地颂扬善和美，这不仅表现在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九死其犹未悔”的追求精神，而且也突出表现在他对峻洁、美好人格的强烈追求。美的人格不仅仅是美的仪表、服饰，这充其量不过是外在的美，而且要求高洁的品德、杰出的才能，这是内在的美、真正的美。屈原自幼就将峻洁的人格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橘颂》可说是诗人从青年时代起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这峻洁的品格包括：正直、善良、诚实、纯朴、廉洁无私、光明正大、谨慎自守、独立特性等。《离骚》中的我对品德修养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是遭受小人排挤、被怀王疏远；还是放逐江南、独处薮泽，他坚决不改变自己的初衷：“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屡遭挫折而芳菲弥烈：“芳菲菲而难兮兮，芬至今犹未沫。”这种蹈死不悔的追求精神是屈原光辉人格的体现，是善与美的体现。善恶爱憎分明的态度、毫不妥协的斗争意志正是屈原作品浪漫主义的本质精神。 屈原传·118·屈原作品浪漫主义特色的又一表现是运用了大胆的夸张、丰富的想象与幻想。诗人将自己对长期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感受加以概括、升华，艺术化地再现于作品之中，变成活生生的性格化的艺术形象。诗人大胆地进行艺术虚构，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抒情的背景，驱使历史人物、神话精灵为他服务，成为他表达情感的有效手段。对传说中的古帝、鬼神从不表示谦卑，与先贤圣哲交际往来、平起平坐。对古代的昏君佞臣恣意指责，强烈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在《离骚》中，诗人在政治斗争中屡屡失败，却仍然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并为此而上下求索。诗人用了出人意料的幻想方式：他向古帝重华（舜）娓娓陈述之后，乘龙驭凤、飞腾驰骋，去寻求一条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在日出的扶桑拴马休息。折一枝神异的若木拂拭太阳。让月亮在前边开路，让风神奔走相随，雷师筹措行装，鸾凤作为扈从，云霓齐相迎接，前呼后拥，飘飘翱翔，直奔玉帝的天宫。他命令天宫的守门人开门，但守门人只是倚门漠然相望，闭门不纳。诗人大为懊恼，他又渡过白水，登上神丘，感叹这神仙境界同黑暗的现实世界一样，找不到称心如意的美女——实施自己理想的途径。他命令雷神驾起祥云，到下界看看有无美女。他首求宓妃，但宓妃虽美 屈原传·119·却举止轻佻；次求简狄，又被高辛占了先；最后追求二姚，因媒人言辞笨拙而没有成功。在下界（指楚国）找不到实现自己美政理想途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向灵氛、巫咸问卜，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决定趁年华未老之时远逝他国。于是在迷离恍惚中又开始了一次神游。诗人乘坐着飞龙驾驶的镶玉宝车按辔徐行，向高空飞驰而去，一路奏《九歌》、舞《韶舞》，到达阳光灿烂的天上。可是无意中间向下界一瞥，望见了自己可爱的故乡，不禁黯然神伤，无限眷恋，不忍离去。诗人通过这奇特、美妙的幻想情节，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坚决斗争和对美好理想的顽强追求。尽管他在遭受打击的极度痛苦之中有过彷徨、犹豫，但他离不开楚国，因此最后决定就是死也要死在故国的土地上。在《九歌》这种祭祀题材的诗歌中，也显示了诗人奇特的想象力。作品中出现的形象是神也是人，说他们是人，因为作者赋予神祗以人的思想、感情，人的体态面貌。说他们是神，因为他们活动的空间是神所特有的环境，如来往于天地之间的大司令和少司令、飘忽不定的云中君、光芒灿烂的太阳神、出没在深山野林的女神山鬼、浮游在水中的湘水神湘君、湘夫人和黄河之神河伯，神的特性与人的品格在他们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神与神、神与人恋爱的悲欢离合的 屈原传·120·故事，既带有原始的、朴素的民间传说的影子，又具有丰富生动的想象和幻想的成份。诗人以神拟人，也以人拟神，驰骋想象，神化了现实生活，使作品产生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招魂》中，诗人在描写天地四方之恶和铺陈楚国衣食、宫室之美时，也表现了突出的想象力。天地四方之恶与相应方位的地理状况和风俗习惯有关。如南方“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与南方荒蛮的野人生活是一致的。东方“铄石流金”的描写又与古人认为太阳升自东方，东方必定酷热的看法有关。北方“层冰蛾蛾”是北方严寒气候的反映。西方的“流沙千里”的描写指的正是西方尚未开发的荒漠野地。在此基础上诗人大胆夸张、想象，把东西南北都写成充满险恶的恐怖之地，丰富而不离奇，夸大而具有现实基础。而对楚国宫室、衣食的描写则展示了一个与天地四方截然相反的境界，这里有高大的殿堂，深邃的檐宇，层层廊轩围以栏杆，重重高台、累累台榭；这里陈列着又好又多的食品：黄米蒸糕香味宜人，精选肥牛的大蹄筋、烧得鲜嫩的甲鱼、烤得最烂的羊羔；这里还有歌女舞伎列队表演，钟鼓伴奏唱起了新制的歌曲，还有弈棋、掷骰的游戏，酒酣兴浓、日夜不辍，等等。这简直是人们幻想中美妙的天堂生活，诗人以其奇特的幻想笔力，把楚国描写得如此之美，显然反 屈原传·121·映了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奇特的想象与幻想，是屈原杰出才能的反映，屈原将自己从自然现象、社会生活、政治斗争中获得的感受概括起来，再通过新的艺术境界、艺术形象表现出来，不仅使作品的容涵量大大增加，而且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还表现在对古代神话传说的创造性运用。据统计，在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祗有二十四名，而且有不少是反复出现。屈原运用神话不是引经据典，而是灵活地、创造性地放入自己作品中，使之成为作品的有机成分。在《离骚》中，屈原运用神话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后半部分，诗人陈词重华（舜）以后，开始了求女的过程。先求之天国，一路用月神做前驱、风神做后卫，凤凰先行警戒、飘风云霓来迎接。天国求女失败，转而向下界寻找。用神话人物雷神丰隆，传说人物蹇修做媒人。可以看出诗人驱使神话人物做为构成叙事情节的手段，这样就使诗中的“我”也具有了神的特性。他不仅可以超越时间限制向远古帝王舜去陈辞，而且跨越空间离开地面、飞上高空。抒情主人公“我”活动于神祗群中，构成内涵丰富而和谐的境界，具有神话般的奇异色彩。在《天问》中,诗人在第一部分(开篇至“羿焉彃 屈原传·122·日？乌焉解羽？”)对宇宙形成的各种解释（主要是神话的解释）进行质疑，从而否定了神秘的互相矛盾的观念，否定了有意志的天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转而对历史上的人事得失提出质问，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楚国的现实政治：“厥严不奉，帝何求？”警告楚怀王统治集团，把希望寄托在上帝保佑上是非常荒唐的。《天问》中是借神话的故事和材料来发泄自己对腐败的楚国政治的极端不满，表现自己对天命的怀疑观点，最后明示楚国统治集团应该走政治革新、富国强兵的道路。《九歌》是一组祭祀诗，除《国殇》祭悼为国捐躯的英雄将士、《礼魂》不涉及具体祭祀对象以外，其他九篇都是神话诗。《大司命》、《少司命》属于星宿神话；《山鬼》祭山神；《河伯》、《湘君》、《湘夫人》是关于水神的故事,《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是天上的神灵。这九篇诗似乎并没有直接表露诗人的思想，但透过《九歌》大部分篇章所表现的幽幽绵思、忧郁愁绪，间接地反映出了屈原遭谗被疏后无限哀伤的心情。屈原作品中的神话特性与原始初民的古神话已有了本质的区别。原始神话是初民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天真、幼稚的解释，这种解释是真诚的、不自觉的，所以马克思说：“神话是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 屈原传·123·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而屈原对于神话的运用则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屈原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将原有的神和神话归于自己驾驭的范围，或借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或在神话世界里寻找理解和支持，或陶醉于瑰丽无穷的神话境界，使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历史与神话融为一炉，使中国古代神话在长久地消歇之后又一次大放异彩。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比喻是《诗经》中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法，而且比喻的各种形式基本上都已出现，有明喻：如《邶风·柏舟》：“心之忧矣，如匪瀚衣”；有隐喻：《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反喻：《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有博喻：《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而且《诗经》中的少数隐喻，已经含有象征的因素，如《魏风·硕鼠》，它取象于物体间的整体相似，以硕鼠贪鄙害人的习性比喻剥削者的贪婪本质，以硕鼠的臃肿的躯体比喻大腹便便的剥削者的丑恶形象，已经具备了象征的味道，但因它仍是取喻于喻体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特征，所以还不能算是完整的象征手法。《诗经》中能算是完整象征手法的诗歌，就有这就是《豳风·鸱鸮*》。这首诗用鸱鸮*毁室、大 屈原传·124·鸟筑巢的故事暗示某一事件，大鸟、小鸟、鸱鸮*特有所指，只是不便于明白地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这首诗究竟指的是什么，从古代以来就争论不休，有人说是周公平定管、蔡叛乱而释成王之嫌的，有说是比喻劳动者反抗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也有说是将士不辞辛劳抵御外侮的。喻体与本体之间并不是取其自然属性的相似性，所以它是象征。从总的方面来说，《诗经》中的比喻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虽说已有了通篇的比喻，如《魏风·硕鼠》，有的也已完全具备了象征的特色，如《豳风·鸱鸮》，但只是一种初级形态，处于萌芽状态。到屈原，对《诗经》的比喻手法进行了突破性的发展，他扩大了比喻的范围，运用了新的比喻材料。正如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另一方面，屈原已将萌芽于《诗经》的象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屈原作品中的象征不仅多而普遍，而且形成了一个彼此相关的系统。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用滋兰树蕙等种植花草象征他为国家培养人才。 屈原传·125·上叩天阍，下求佚女，象征他寻求实现美政理想的具体途径。最后一段神游的描写，象征诗人在楚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远逝他国，又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菌之落英”象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品德与才能。《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象征做事徒劳无益。《惜颂》：“□弋机而在上兮，罗张而在下,”象征奸佞小人对正直贤德之人的陷害,在屈原的作品中象征形象两极分化，好与坏、美与丑、是与非、直与曲、纯洁与污秽形成强烈对比：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涉江》凤皇在□兮，鸡鹜翔舞——《怀沙》以鸾鸟凤凰象征品德高尚的人，燕雀乌鹊象征谗佞小人。从整体的意境上来说是象征品德高尚的人被排挤出朝廷、奸佞小人却日益进用。高尚、美好、正直的人或事物总是被摧残、被扭曲，卑鄙、丑恶、邪曲的东西又总是占据高位，在这种象征体系中充满了 屈原传·126·悲剧的意味。以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为轴心，屈原作品中象征形象往往对立：动物中有鸾鸟和鸡鹜的对立；植物中有兰芷和萧艾的对立；人物中有忠与奸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体现着屈原爱憎分明的情感和追求美好的高尚精神。《橘颂》是一篇完美的象征作品，橘树不仅有芳洁的外形，而且被赋予“深固难徙”、“秉德无私”等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情操，象征了诗人峻洁的品行和非凡的抱负。象征萌芽于《诗经》，到屈原的作品里已发展得比较完备。由于象征联想和想象的特性极其明显，它所包蕴的思想内容也就更为丰富。所以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说：“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是指屈原作品的象征特色而言的。抑扬起伏、参差错落的节奏特点。诗歌的节奏是指诗歌语言在音响上的抑扬、顿挫和轻重、缓急而言，是使诗歌达到优美、和谐的艺术途径。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所产生的作品又有不同的倾向。屈原的作品同《诗经》一样运用了许多锤炼节奏的艺术手法，但所产生的节奏效果却不相同，从整体说，《诗经》倾向于整齐匀称，屈原的作品则倾向于参差错落。“《诗》三百篇，要皆一义而更申，或章重而文变，较楚辞滔滔千百言，一气贯注不能强 屈原传·127·分章节者又不大侔。是故北人诗歌言短而调重，南人辞赋句读长短无恒，篇章变化非一”（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正是指《诗经》与屈原作品的语言节奏不同而言。一般说来，《诗经》中的诗以四字句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节奏。楚辞中的典型句有五字句、六字句多种，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节奏。“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调易杂”（明、胡应麟《诗薮》）。屈原的作品既非四言，也非七言，而是句式灵活多变的自由体诗，“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行文节奏自有独到的妙处。与《诗经》相比，其语言节奏总的倾向是参差错落的。如：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既而相量。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所臧！——《怀沙》由一、二句的五言句式到三、四句的四言式经五、六句的变化句式（上句四言、下句五言）的过渡，增长到最后两句的七、八言。通过句子字数的增加与减少，有意造成跌宕起伏的节奏变化。又如： 屈原传·128·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湘君》前两句都是五言，结构上是对偶，整齐匀称。后两句增加字数，并把对偶比的句子改为散文化的句子，使句子的长短和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产生缓急相间的节奏效果。屈赋还经常颠倒词序，以加强其感情色彩，也取得了加强语调与音节的艺术效果。①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②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③跪敷袵以陈词兮，耿吾既得此中正。——以上均见《离骚》④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湘君》⑤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⑥凤凰翼其乘□兮，高翱翔之翼翼。——均见《离骚》前四例形容词作状语不放在动词谓语之前而提到句首，是强调动作的状态；后两例则将本为状语的迭 屈原传·129·音词放在句尾作补语，并用“之”字连接，是着重表现动作的特征，从节奏上说前者紧凑，后者疏缓，是屈原作品多样化节奏的两种表现形式。“兮”字在屈原作品的语言成就中起着重要作用。“兮”字在《诗经》中已有广泛运用，共计有２３６例，一般用于句尾。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常用的句式，用法比较单一。到屈原，“兮”字不仅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有严格的规律性。列表如下：篇目“兮”字位置离骚哀郢悲回风上句末乱辞同惜诵思美人惜往日上句末无乱辞抽思怀沙涉江（大多数句子）上句末乱辞下句末九歌涉江(少数句子)上下句皆用且在句中橘颂下句末《招魂》一篇比较特殊，序言六句与乱辞皆用“兮”字，且用于上句末，与《离骚》等同，正文除“魂兮归来”重复出现十次以外别无“兮”字，一般用“些”。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归来反故室”与前后各段文句不一致，应为“魂兮归来”，这样，则“兮” 屈原传·130·字句为十一例，“兮”字用法也呈现着规律法。从表中来看，屈原作品“兮”字用法有几种情况：（一）两句用一“兮”字，“兮”字出现在奇句末。这类格式的句子数量最多，包括《离骚》、《哀郢》、《悲回风》、《惜诵》、《思美人》、《惜往日》和《抽思》、《怀沙》的正文部分以及《涉江》正文的绝大部分。（二）两句用一“兮”字，“兮”字出现在偶句末。这一类包括《橘颂》和《抽思》、《怀沙》、《涉江》的乱辞。（三）上、下句皆用“兮”，且出现在句中，《九歌》十一篇和《涉江》正文的少数句子如此。（四）间隔性重复用“兮”，只包括《招魂》一篇。可见，屈原作品中“兮”字的使用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在艺术表现上比《诗经》更加灵活，也更具有规律性。“兮”字的运用对调节诗歌的节奏起了很大作用。如两句用一“兮”字且出现在奇句末，便形成前缓后急的节奏形式；而两句用一“兮”且出现在偶句末,则有前急后缓的节奏特点,至于《招魂》间隔性重复用“兮”，且与“些”交错使用，也正是避免板滞、变换节奏的需要。“兮”字在屈原作品中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呵”， 屈原传·131·郭沫若、闻一多认为“呵”是“兮”字的本音。１９７３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凡今本《老子》有“兮”的一般写作“呵”，证明郭、闻二人的推断是正确的，如此，则“兮”字在屈原作品中的作用主要是延长音节、调整节奏，以增强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屈原传·132·与日月齐光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从集体创作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己创作风格和个性的伟大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他都占有崇高的地位。与屈原同时而稍后，就出现了一批学习屈原并效仿屈原作品进行创作的楚辞作家。《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关于唐勒、景差的情况，史书中绝无记载。关于宋玉，记载也很少。根据一些片断的材料来推断：宋玉出身贫寒，供职楚国朝廷，但不得志，他在政治上不像屈原那样敢于直谏，缺乏抗争精神，以写辞赋见长，继承了屈原作品某些语言体制特点。与唐勒、景差等一样活动于屈原去世之后，是直接受屈原影响的重要楚辞作家。其代表性的作品是《九辨》。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的思想的影响。他爱国爱民的思想、清廉正直的品行、为坚持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直在感 屈原传·133·召着后世的进步文人为保卫祖国、抵御侵略、反对压迫和剥削、反对黑暗和邪恶、追求光明和正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也一直鼓励人们清廉自守，重视个人的人格价值。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社会黑暗、混乱的时代，人们总是记起屈原，从他那里获得鼓舞和力量。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屈原精神如日月一样照耀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文学史上有巨大成就的作家没有不受屈原影响的。最早受屈原精神影响的是汉文帝时代的辞赋家贾谊，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被贬到长沙，在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屈原遭谗流放的相似遭遇，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以为知己，他也秉承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景仰屈原，曾亲访屈原遗迹，搜罗有关屈原史料，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不仅记载了屈原的事迹，而且对诗人“正道直行”的品德和不与黑暗现实妥协的斗争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 屈原传·134·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同情屈原的遭遇，也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的精神，在遭受宫刑之后，忍着奇耻大辱，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事迹的鼓励下，发愤著书，从而完成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辉煌巨著《史记》。《史记》虽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品中所体现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因此，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都十分敬仰屈原，李白蔑视权贵的思想和其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都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江上吟》一诗中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好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他的《梁甫吟》中说：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 屈原传·135·用攀龙游天、叩阍不开，表现自己备受冷遇的处境，明显地受了《离骚》上叩天阍、天阍“倚阊阖而望予”的影响。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继承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步后坐。声称自己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作品充实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便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绝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诗中说：“□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抱祭器是用典，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灭亡时，殷朝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投奔周朝。“不能抱祭器”也就是指不投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爱国学者顾炎武，效法屈原的《橘颂》，写了《颜神山中见桔》：黄苞绿叶似荆南，立雪凌云性自甘。 屈原传·136·但得灵均长结伴，颜神山下即江潭。表示要像屈原那样坚定民族节操，绝不向满清投降屈膝。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学者更多。鲁迅先生曾给屈原作品以极高的评价，并说“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１９１９年“五四”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１９２６年出版《彷徨》时他引《离骚》中的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积极研究屈原，表彰屈原的爱国精神，并创作了历史剧《屈原》，通过歌颂屈原宣传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提倡团结御侮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屈原是中国人民普遍敬爱的诗人，可以说没有谁 屈原传·137·能够取代他在广大平民百姓中崇高的地位。据传屈原是在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的，在他投江后不久，民间就开始以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这就是端午节包粽子和龙舟竞渡。据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这就是五月端午包粽子的由来，包粽子不仅流行古代，而且风行现代；不仅流行南方，在北方也极其普遍。又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渡湖？”因而鼓□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急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划龙舟的风俗，两千年来盛行不衰，而且已扩展到世界范围，这足以证明屈原在我们民族以及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地位和不朽的影响。其次，屈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后世也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屈原传·138·这是说屈原的作品，无论是宏伟的构思，还是华美的言辞；无论是对文学才人，还是初学童子都提供了可学习的榜样。屈原的诗歌开辟了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与《诗经》开辟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共同成为我国诗歌创作方法的优良传统。屈原所奠定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虽是用超现实的描写来表现理想和激情，但又紧密地联系现实、反映现实。所以受其影响的许多优秀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既有对时弊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具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也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以及愤世嫉俗、抨击时弊的斗争精神，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古诗十九首·西上莲花山》等都是受屈原作品影响而写成的杰作。屈原诗歌的象征手法也开辟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文学传统。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如张衡《四愁诗序》说：“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明确标明《四愁诗》是采用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写成的。唐代是继承屈原的写作方法进行创作的旺盛时期 屈原传·139·“斫取青光写楚辞”的李贺，“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李商隐，都自觉地运用和发展了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创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楚辞体也称骚体，是由屈原创造的新的文学样式，这一文体的出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仅在这一文体的本身，还在于它对后世新文体、新诗体产生的深远影响。屈原作品中铺陈排比以及人物对话的表现方式直接影响了汉赋的产生。可以说，汉赋的“宏丽巨衍”、“铺张扬厉”，从体裁到句法直接承接楚辞变化而来，是楚辞的衍生物。但它们几乎都遵守着“劝百讽一”的创作原则，没有学到屈原作品的精神。中国的古典诗歌最早成熟的是《诗经》的四言诗，而后逐渐演化出五、七言诗，并成为汉代以后诗歌普遍使用的体制，楚辞及汉代乐府民歌就处于从四言到五言、七言过渡的阶段。屈原作品中出现了较多的不带“兮”字的五言句、七言句，对后世五言诗、七言诗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后世的咏物诗、游仙诗、咏史诗、艳情诗、山水诗都能在屈原的作品中找到源头。屈原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他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１９５３年９月，他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何塞·马蒂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屈原传·140·他的作品公元７世纪传入日本，１９世纪开始传入欧洲，现已有英、法、德、意、俄等多种国家文字写成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