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十四年间的屈原研究出版状况 5页

论抗战十四年间的屈原研究出版状况张晓林山东大学出版社摘要:抗战时期，出版人以屈原的爱国精神来感发国人，激励民气，掀起了屈原研究出版的热潮。从内容上来看，与屈原有关的出版分为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性著作和对屈原作品的现代注释、翻译。现代学人的屈原研究体现出古为今用，以古为新的特色。关键词：屈原研究;出版;抗战吋期;作者简介：张晓林（1965-）,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出版社助理研究员。收稿日期：2017-04-20OnthePublicationConditionofStudiesonQuYuanduringthe14YearsofAnti-JapaneseWarZHANGXiao-linShandongUniversityPress;Abstract：DuringtheAnti-JapaneseWar,publishersinspiredthepeopleandboostedthemoraleofthecountrymenwiththepatrioticspiritofQuYuan,startingatrendofpublishingstudiesonQuYuan.Intermsofcontent,publicationconcerningQuYuanfellintoresearch-basedbooksonQuYuanandhisworksaswellasmodernannotationandtranslationofQuYuan"sworks.Modernscholars"studiesonQuYuanarecharacteristicofmakingthepastservethepresentandmakinginnovativeuseofthepast. Keyword：studiesonQuYuan;publication;Anti—JapaneseWar;Received：2017-04-201引言抗战十四年，指的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期间中国人民从事的抗FI战争。在抗战期间，爱国学人学古敏求，自觉运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来为艰苦卓绝的的抗战服务。在承继五四发轲的“整理国故”的思潮之下，整个抗战吋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岀现了持续的屈原研究热潮。发轲于五四时期的“国故整理”潮流当屮，有两位古代作家特别引人关注，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一位是屈原，另一位是东晋的陶渊明。在19世纪20年代的视域中，屈原其人其文具有源头的意义，而陶渊明的白话文意义尤其明显。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陶渊明的出园牧歌式的牛活方式、自然率真的写作风格不适应危急的国家民族形势之需，因此陶渊明及其作品研究不复有20年代的研究热度，与Z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屈原其人其文的研究在整个抗战十四年间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将屈原的人品、作品多方位的持续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期用爱国诗人的忠贞情感启发、感愤国人，不仅传承文脉，亦有深切的现实意义。2屈原作品的出版热潮概述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对后世的影响绵绵不绝，风流余韵，至今仍盛。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魅力，九死未悔的爱国精神，浪漫炽烈的楚骚诗篇，给了后人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不仅鼓励了后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个人境遇条件下战胜困境，而且使屈原其人其文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中厚重的一笔。抗战吋期的屈原研究岀版热，显得尤为突岀。1931年口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庇1932年1月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于国事的关心。全民抗战的时代行景下，出版人通过出版关于诗人屈原研究的古今著作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与屈原和其作品有关的研究著作岀版活跃，19世纪30年代的上海独领风骚，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的重庆紧随其后，并且随着抗日时局的变化，出版人在长沙、南宁等地，以出版印行为手段，努力宣传屈原其人其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尤其引入注目。从1929年到1937年，商务印书馆先后策划出版了两集“万有文库”，共出书1721种，4000册丄］丄，第一集中关于屈原的作品有游国恩的《楚辞概论》，茅盾选注的《舱辞》，清人戴震的《屈原赋注》。其中《屈原赋注》列入“国学基本从书”，在1933年、1935年再版;茅盾的《楚辞》选注列为“学生国学丛书”于1932年、1934年再版；1930 年10月，游国恩的《楚辞概论》列为“国学小丛书”岀版，1934年12月乂推出了简编版。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策划“万有文库”的王云五在后方主持商务岀版事宜，鉴于抗战吋期岀版艰难和读者购买力下降的状况，从“万有文库”的两集屮选出500种、1200册，以文库简编的名义发行，茅盾的《楚辞》选注本1937年改为《楚辞选读》出版、并于19世纪40年代列入商务印书馆的新中学文库，作为中学国文补充读本。第二集“万有文库”推出了300种国学基木丛书，其中关于屈原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性古代著作《楚辞》赫然在列，《楚辞》系西汉刘向编集，东汉王逸注释，此书的出现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诗体的传播流布居功至伟。两集“万有文库”前后衔接，伴随着从书的畅销，与屈原有关的研究资料得到了普及，以屈原为代表的诗歌在现代获得了传播。对屈原研究来说，同样起到了“相同者原以竟未竟之功，相异者自以祢以往之阙”図的作用。除了“丛书”性质的屈原研究著作之外，商务印书馆1933年国难之后及时再版了谢无量在1923年的著作《楚辞新论»,1936年出版了卫喻章的《楚辞集释》，1937年1月推出了游国恩的楚辞研究论集《读骚论微初集》，其中卫喻章的著作列入了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商务印书馆是当时图书出版业界的翘楚，除了商务馆之外，沪上其它出版单位的同类书刊还有:开明书店1935年初版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屈原》，同年乂再版；上海北新书局推出了郭镂冰编的《屈原集》；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印行了新式标点《楚辞》，由陆连碧标点，朱太忙校阅，1934年至1935年半年Z内两次再版；上海新文化书社的新式标点《楚辞》于1933年、1934年间接连推出3版、4版；上海启智书局也推出了由张蓝霄标点的《楚辞》；1936年，卫聚贤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以研究吴越地区的早期文化为宗旨，1938年6月出版了卫聚贤等人的研究论文集《处辞研究》，列入吴越史地特种丛书;泰东书局在19世纪30年代多次出版支伟成的《楚辞Z研究》；国学整理社1936年出版了仿古字版《楚辞四种》；19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成为楚辞出版重镇。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渐发展，19世纪40年代上海的屈原研究出版甚为寥落，仅有的成果是1943年5刀，位于上海的中西文化印书馆出版的周仁济著译的《离骚今唱》。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来到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仍然坚守出版阵地，1940年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后方长沙出版了陈适的著作《离骚研究》，并列入“国学小丛书”Z内。1941年，远在大西南的华胥社在南宁出版了梁宗岱的批评性著作《屈原》，全书共74页，被列为华胥社丛书。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在抗战后期亦推出了与楚辞相关的四种著作：1942年，重庆国民图书岀版社推出了闻一多的《楚辞校补》；1943年，重庆中华国学研究所出版了沈颜闵的著作《屈原赋讲疏》（上册）；同一时间，重庆群益出版社推出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1944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了郭银H1著的《屈原Z思想及其艺术》。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辑录，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二十多年间屈原的相关著作共有31种，其中上海一地达24种之多，成为楚辞出版的重镇。整个19世纪30年代只有南京钟山书局和安徽大学出版组两家出版过徐英的《楚辞札记》,岀版时间分别为1934年、1935年。31种著作中有五种出版于20年代，其余26种均在抗战期间产生、出版，可见抗战时期的屈原研究出版热潮。 3抗战期间出版屈原作品的主要内容从抗战十四年间屈原研究图书的内容来看，主要分为研究性著作和对屈原作品的现代标点、注释两大类。谢无量、游国恩、支伟成、郭沫若、梁宗岱、郭银田、陈适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诗人屈原诗歌的来源、思想、诗人的身世等几个关键性问题。谢无量的《处辞新论》对屈原的思想及其影响，屈原的研究历史、屈原的主要作品篇FI进行了论述，并对代表作《离骚》进行了解释。支伟成的《楚辞之研究》将屈原作品的注释和对楚辞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研究论著，下篇是对作品的解释。游国恩的《楚辞新论》收入6篇论文，论述了《楚辞》的来源和发展，主要作者屈原和宋玉的生平事迹，以及后人对楚辞的研究；1937年初版的《读骚论微初集》收入9篇楚辞研究论文，其中《屈赋考源》论述屈原作品的思想来源，《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用长达5万余字的篇幅，正面阐述了屈原流放中的地理和路线，并论述屈原身世和思想，《论九歌山川之神》从地理学、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屈原的作品《九歌》《天问古史证》《离骚后辛范醯解》从考据学、训诂学的角度，对屈原的作品《离骚》《天问》中的细节进行微观的考证，有助于现代人疏通屈子诗歌文句。郭沫若的论著《屈原》论述了屈原的生平、作品、艺术、思想，并在书末附有《离骚》的现代文翻译，后来这篇论文又加入了郭沫若的另一论著《屈原研究》中，《屈原研究》乂收录《屈原时代》《屈原思想》2篇论文，对屈原身世、所处的时代、所蕴含的思想进行系统性的论述。梁宗岱的《屈原》通过对《九歌》《天问》《九章》《离骚》等屈原主要诗作的分析，揭示屈原思想的演变和艺术的发展，指出其对后人的启示和意义。郭银［□的《屈原之思想及其艺术》概况全篇主旨，论述屈原的生平、时代背景、作品、思想和艺术。陈适的著作取名为《离骚研究》专力论述离骚的渊源、内容、外形、注家及影响等问题，通过对屈原生平、主要作品、对后世的影响等各方面的研究，塑造了一个充满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诗人形象。在这些研究性著作屮，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楚辞现代研究大家游国恩先生。游国恩先生是现代楚辞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两部论著《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以文学史家的眼光，运用传统的考据训诂和现代研究方法，对楚辞的渊源、发展、主要篇目、屈原的身世等问题从文学、哲学、地理、民俗等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而精湛的论断，这些论文旁征博引，眼界高远，立论铿锵，体现了文学史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开启了后学的现代楚辞研究。其中的《楚辞讲疏长编序》尤为后学看重。据游国恩之女游宝谅编写的《游国恩先生年谱》记载，早在1933年7月，游先生写就《楚辞讲疏长编序》一文，文中自述治楚辞的时代原因和宏伟计划:在日木加紧对我侵略，华北局势危急之时,先生欲通过讲注《雉辞》唤起民心，奋起救国，因为“屈子之文，最易激发人情，……国难深矣，世Z人倘亦有读屈子Z文而兴起者乎，则庶乎三闾Z孤愤为不虚，而区区之志亦可与忠义之士相见于天下矣。”回_游国恩先生在对楚辞文本特别是屈原之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阐发屈原及楚辞的精神价值，既肯定了屈原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乂超越其上，对屈原积极进取的人牛价值追求予以肯定，以激发读者的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除了对屈原作品及身世思想进行学术研究Z外，当时学者同样注重对屈原作品进行现代注释、疏证和今古文翻译，以便于读者具体感受屈原作品的魅力，不但使现代读者能够理解屈原的精神，而且有的注本注意采撷众家之说，于注释中显示自己的 学术功力。这一时期对屈原作品的编集、注释，多注重选择表现屈原爱国怀乡，忠君不贰的作品。郭镂冰的《屈原集》收入屈原的《离骚》《惜诵》《抽思》《天问》《哀郢》《涉江》《怀沙》等7篇作品，均有注释，基木涵盖了能反映屈原生平的主要篇目。著名作家茅盾在此吋期着力于楚辞的普及工作，他选注的楚辞分别以《楚辞》、《楚辞选读》为题，作为学生国学从书和屮学国文补充读本，这两种注本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兼及宋玉等屈原后学者的作品，包括《离骚经》《九歌》《九章》《远游》《卜居》《九辩》《招魂》《大招》等8篇，有注释，还有茅盾的绪言，很好的体现了屈原忠贞爱国的思想。周仁济著译的《离骚今唱》收录了屈原的代表长诗《离骚》原文，将其翻译成现代书面语，并有注释，对离骚的古今翻译进行了一次可贵的尝试。沈颜闵的《屈原赋讲疏》对《离骚》进行讲解、注释，并以《史记•屈原列传》为序言之一，可见著者的良苦用心。除了注释、翻译之外，还有学者用现代集释的方法对屈原作品进行阐述。有代表性的是卫喻章的《离骚集释》和闻一多的《起辞校补》两部。前者集释《离骚》上起东汉王逸，包括南宋朱熹、吴仁杰、明人陈第、清人姚鼐下及现代人闻一多,将诸家的注解以夹注的形式注于一句或数句之后，并附有《史记•屈原列传疏记》。闻一多的《楚辞校补》以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本为底本，并参考朱熹、王夫之、王念孙、王引之、王国维、陆侃如、郭沫若等27家校勘材料，对楚辞进行校补、诠释词义，其校补内容涉及广泛，许多意见颇能发人深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新式标点本的楚辞出版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3个版本:陆连碧标点，朱太忙校阅的《楚辞》分“离骚”和“续离骚”两部分,前者收《九歌》《天问》《九章》等7题25篇，后者收《九辩》《招魂》2题10篇，共35篇诗作，其中除《九辩》为宋玉所做外，其余多认定为屈原所做；分别由新文化书社校点和张蓝霄标点的《楚辞》均收录了屈原、宋玉的35篇作品。新式标点的《楚辞》将众多的屈原作品以现代面目展示在当时读者面前，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感受屈原的窗口。参考文献[1]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91・⑵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M]•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7:114.[3]游宝谅•游国恩年谱[M].上海:三联书店，2007.[4]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学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5]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